居民法律意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居民法律意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新疆南疆地区 法律意识 差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其中对“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全民守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知识、思想和观点的总和。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神圣感，提高公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意识观念，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尤为重要。

新疆南疆地区通常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区域，包括巴音郭榜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即所谓“南疆五地州”，是一个维吾尔、汉、蒙、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暴恐活动”等负面影响因素严重，南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南疆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了解南疆地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我们在2014-2015年做了一份关于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对南疆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一、 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突出特点

（一）居民法律意识总体水平偏低

调查发现，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有限，法律行动能力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守法意识不高，部分群体甚至出现了法律信任危机问题。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0%的居民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这表明大多数人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进一步的考察如何应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回答正确的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法律行动力不够，用法意愿还缺乏实践能力，影响法律意识的提高。

关于“对我国法律公平性的看法”的调查，选择“法律对所有人是平等的”仅占总选项的27%，另有28.2%的居民甚至认为“法律很不公平”，居民对法律信任度偏低，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遵守。

（二）城乡居民法律意识水平有差距，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尤为严重

1.农民群体多以道德和传统文化为准绳，对法律的信任和用法习惯偏低：从调查结果看南疆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提高。在广大农民群体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等成了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私了”是农民遇到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司法”的陌生甚至是“恐惧”，通常“不愿”或“不敢”用法律，而首先想到通过关系或是民间权威来解决问题。

2.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对法律的信仰潜伏着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法律的了解相对较多，维权意识较强。但对法律的信任却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执法机关执法不够透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司法机关的活动大打折扣，由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对司法失去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认为我国目前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76.7%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大于法律。有26.7%的城市居民认为有时权大有时法大。很明显的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信任。

3.民族习惯、宗教教义等对居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尤为强烈：南疆地区是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又有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兵团的存在也是一个特殊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又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各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宗教教义对南疆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对居民法律意识也有极大影响。

在南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较低，这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特殊关系。有42.5%的维吾尔族居民表示当法律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回族居民有36%的居民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哈、蒙、柯尔克孜）等有40%的居民表示遵守传统文化。

二、影响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熟人社会的特点，使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解决问题

南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总体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很多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与经济水平发展相应，南疆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基本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谓“熟人社会”，按照先生提出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熟人社会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并非采用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熟人社会降低了诉讼率，但在此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法律意识的冲击

南疆民族地区有着强烈的“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至今仍广有影响，积淀到社会大众的意识结构中，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生活，表现为较强烈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遇到问题以后习惯找“权威”来协调，并不严格依法办理。

传统文化中还有对簿公堂是有损于名誉的观念。民众在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民间习惯，不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对簿公堂。

南疆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信教群众中间，宗教教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司法、执法腐败及法治改革的滞后，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南疆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冲突显著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情况仍有出现，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放大，司法本身具备的长耗时、较低效率以及聘请律师带来的费用负担，给民族地区群众带来障碍。同样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政的情形也影响到居民对法律的信任。

（四）法治教育滞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

政府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客观上自然经济、民间习惯和宗教教义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与之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和成长，民众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来维权。

（五）地理原因，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制信息的闭塞

交通闭塞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治信息的闭塞。新颁布的法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南疆地区付诸实施。在南疆地区普法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来进行。宣传时间短，活动形式单调，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

三、提高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弱化“熟人关系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加快向商品经济转型，这有助于居民建立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可以避免“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威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

（二）寻找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契合点，弱化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中。法律文化传统则是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种精神，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传统的文化以及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它与法律相冲突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不可能灭失。法律也会长时间的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在现实中很好的利用这两种调节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司法改革进程

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力现象，这现象对民众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要解决滥用司法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监督方面，除了自身的监督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和作用，包括媒体 个人的检举以及传统的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缩短班案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司法机关自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布其内部常务，接受社会对其内部监督。

（四）加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持续性，加快法律文化建设

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国家进行普法，普法教育要深入基层，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避免走形式。

要扩大普法的主体。普法宣传是一种范围极广 影响深远的法制宣传活动，普法不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公民都应该树立普法意识，普法宣传不能限制在法制宣传月，要适当的延长时间。宣传活动形式也应丰富多彩，不能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够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潜移默化的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信仰。在南疆地区由于辖区面积太广，进行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容易实现，应该在人口密集区设立宣传点 ，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能提高宣传的效率。

法是文化，个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氛围的增强，在一个整体不守法的社会，守法者反而会成为异类，成为弱势，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法治社会的实现会愈加困难。

（五）加快南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形式畅通法制信息渠道

加强南疆基础设施建设，使偏远地区居民更多地与外界交流融合，才能有助于其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制信息传播渠道应更多更流畅，使南疆地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最新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张金鹏.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阿依帕瑞?艾力.经济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法律意识之培养.陕西师范大学.2014.

篇2

一、目前我县农民的法律意识状态

1、传统的习惯根深蒂固。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多年的普法教育,全县农民法律知识贫乏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全县农民的法律意识依然相对淡薄，传统意识较浓，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法律素养低，害怕打官司，对法律缺乏信任，薄情优先于法。从走访的人员和媒体披露的大量案件来看，在一部分农民的脑子里的法律意识仍是空白，即使自己或家人受到了严重侵害，也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或者想寻求法律保护，确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也有一些像经济往来的行为，如借款不写借条，总以为大家是熟人、朋友，不会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又无凭无据，无法求得法律的保护；更有甚者，一些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十分淡薄，公然出面去解决本村发生的刑事案件，以私了的方式解决，使得触法刑法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2、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3、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产生的原因

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文化知识面窄，谈不上什么系统的有条理的学习法律法规，广大农民获得的法律方面的信息量非常少。所以，法律在广大农民头脑中所占的位置自然是十分淡薄，甚至是触犯刑律的行凶、抢劫、盗窃等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生命财产的犯罪，行为人也并非无知到杀人是否偿命、犯罪是否坐牢的愚昧地步，但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这纯粹就是法律意识的问题了。

三、针对以上的现象，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1、营造一个大家都积极参与的学法守法的舆论氛围。现在的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各类传媒应该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或是法制文艺演出等形式以直观的方式入手，来吸引村民的注意力。在这个方面，宣传机构、普法机构应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篇3

    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建立的必要性与建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效益。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特殊性在于,刑事被告人的同一行为既触犯了刑法,又违反了民法,同时引起了刑事、民事两种法律责任,并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对之加以解决。相对来说,解决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是主诉讼,解决民事责任的民事诉讼是从诉讼,由于引起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合并进行两种诉讼,由于刑事案件的情节对于有关民事赔偿要求是相互关联的,在主诉讼查明、确认所涉及法律事实的同时,也一并解决了从诉讼需要查明、确认的法律事实。而且,作为主诉讼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高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即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只有可以合理地排除被告人没有犯罪的可能性,被告人才能被证明是有罪的;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即看当事人双方谁举的证据可靠性更大。因此,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更接近客观真实。这样经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可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不需要再解决事实问题而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总之,由于刑事诉讼顺便解决了附带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充分体现了诉讼效益的目的性。同理,从前面所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所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也包含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需要解决的法律事实问题。这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实际上也只是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的确立,更能充分实现诉讼效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承认反诉制度,并不违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虽然必须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在形式上是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本诉也谈不上反诉。所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并不要求具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诉)的前提条件。它是附带解决的民事诉讼中诉的合并,合并的基本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审判程序解决多宗诉讼的请求,起到恰当和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各自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效益目的。其次,表面上看,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本诉与反诉的行为似乎不同,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行为,而反诉的是民事侵权行为;实质上,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具有两面性,即在刑事诉讼中为犯罪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与反诉的行为相同仍为侵权行为。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刑事诉讼法》虽然没作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0条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它的损害赔偿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责任,自然应当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同类民事案件一样遵循共同的法律法规。当然,附带民事诉讼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除是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一法律事实之外,再就是它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不能适用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责任原则,即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适用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这两方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同样适用。

    同时,《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由于《解释》第89条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时间限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第二审法院审理附带民事部分时,自然不能受理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但既然第二审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可见第一审法院也可以受理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

篇4

没有周全法律规范的房地产业，该行业容易走向过度投机，不断递升博取超额回报的愿望。房地产业自由放任发展的局面，在开发的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的局面下，必然形成价格攀比。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放任的房地产商人，容易与土地资源供给方形成共同牟利的无形之网，并在社会中同盟化公众媒体、广告商和商业经济学人。这种共同利益，亦导致行政管理方面，尤其是房地产行政管理机构、金融机构实现与投机商人之间利益共同――主要是在价格的方面，形成隐性默契――为涨价欢呼和论证。这种局面不断深化，市场暴利不断出现。投机性房地产业的发展，政府或可短期获益，但会造成对市场价格体系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发展不当，损害维系经济安全的社会价格平衡能力，威胁经济的整体性安全。 合意法学一向认为交易代价败坏，是交易体制结构性崩溃的前奏。价格败坏对全社会包括政府和商人，都具有危害。

供给土地者与商人利益取向完全一致化，政治理性选择上出现了错误――说它错误，是因为供给土地者，没有履行“人居发展义务”。这就是说，应当为供给土地者立法，创设出法律义务，促进其履行“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行政义务（引自联合国《人居议程》）。

――政府须制定出“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住房发展规划。这就是说，住房发展规划要成为一种城市房地产业发展的法律性指南，具有产业发展的约束性。这个规划，不是现在的城市规划，也不是经济适用房这种社会救济性质的住房规划，而是社会基本阶层的住房的安排。此种规划需要听取社会意见，形成社会对“适当住房”的必要认可。“建设小康社会”的城市政府，如果没有经济上可行、建设成本有效控制的居民住房发展规划，是不适当的。

――政府须为住房发展规划，廉价提供土地，而不是通过商业拍卖促进住房发展规划用地的地价上涨。由于城市土地国有，住房发展规划具有全民利益的性质，因此，政府住房规划用地，不应当具有营利性。行政部门向居民住房用地收取土地收益，有违宪之疑，与土地公有制有冲突。

――政府须根据住房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陈旧房屋拆迁计划。城市房屋拆迁计划，主要根据城市房屋状况，在听取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在保障建筑商国际市场平均赢利水平的价格基础上，择优选择政府规划房产的建筑承包商，由进驻居民自行选择物业服务商，政府规划的居民住房提供，应当确保公益性。政府住房规划的实施，会催生出“建筑大王”，这种有别于土地控制型社会商业怪物“地产大王”的工商业组织，可为全球建筑市场服务，建筑商之间的充分竞争，将提高国家建筑技术水平。

――按照政府住房发展规划每年使用的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提供“纯商业房地产”使用的土地。这种土地供给地带，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制定阶段确定，可考虑将一部分商业销售前途较好的地皮，用以满足纯商业房地产开发，通过拍卖，形成土地使用的自由价格，并且对竣工房产售价不行干预。这就是说，一个与住房发展规划并行的房产高端市场，仍然可以满足房地产市场中的特殊需要，为社会富裕阶层提供高端房屋。通过拍卖商业房地产地皮取得的政府收益，用于城市公共事业。

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要求，事关政府对“人居”事业的认知。弹元之地新加坡城，在城市土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形成安定社会。 毫无疑问，新加坡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发展的榜样。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市场化经营土地的香港等地的房地产经验，是华人世界的人居悲剧。

篇5

拓展民生警务发展之路

实施民生警务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世情、国情、社情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因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该局积极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必须自觉站在党委政府的角度审视和谋划公安工作，把解决民生领域的问题作为最大的警务活动，把服务和保障民生作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保稳定、保发展、促和谐，这是公安机关服务经济发展的应有之责。

实施民生警务是服务幸福七台河建设的迫切要求。安全稳定既是幸福的前提，也是幸福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在幸福七台河建设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顺应全市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新期待，把民生需求作为决定警务运行机制的基本走向，民有所呼、警有所应，民有所求、警有所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这是公安机关服务大局的必需之举。

实施民生警务是提升公安工作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当前整个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社会稳定问题，实质上是能力不适应、服务不到位的社会管理问题。该局把民情、民意作为警务工作的晴雨表、指挥棒，使民生至上的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机制，通过转变民警的思想观念，提升民警的能力素质，创新警务工作的方式方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意引领警务，促进公安工作的提档升级。这是公安机关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以实现民安为根本，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该局构建立体化的治安防控格局，实施“警灯闪烁”工程，开展网格化巡逻，努力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坚持走治安防范的社会化之路，积极动员4050人员、出租车司机、保洁员、治安积极分子等力量参与治安防控，形成群防群治专群化的防范格局。要严格落实危爆物品三级管理责任制，真正管住、管实、管好，确保爆炸物品不流失、不被盗、不炸响。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治理，消除事故黑点，严惩“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格校车的安全管理，推进消防“防火墙”工程，坚决杜绝发生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当前，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把为党的“十”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作为公安机关的第一要务，时时践行第一标准，坚决完成第一任务。

以优化服务为关键，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该局把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各项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紧紧围绕全市“安全发展、循环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任务目标，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一是着力提升服务产业项目建设水平。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年”谋划“扶企”、“促商”举措，做到项目建设发展到哪里，公安工作的触角就延伸服务到哪里。二是着力提升行政服务管理水平。搭建“大办事”平台，推行一站式服务、错时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组织开展“擦亮窗口”活动，大力推行网上阳光警务，充分运用网络手段延伸、拓展、丰富便民利民举措，逐步实现公安管理工作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三是着力提升服务“十项整治”水平。要把服务全市城市建设“十项整治”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主动作为，超前服务。特别是要狠抓交通秩序整治，突出人性化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营造和谐氛围。

以维护民权为重点，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平指数。我们必须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把执法的过程作为保护民主民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一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执法素质。持之以恒地开展全警法制大培训，实行持执法资格证上岗制度，创造条件鼓励民警参与司法等级考试，提高执法主体人员的整体素质。二是依靠信息化手段提升执法质量。全面应用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执法办案监督系统，保证全部案件的网上录入、网上审批、网上监督，最大限度地避免执法质量的人为因素。三是健全监督机制促进执法公平。开展案件评查，对发现的执法问题严肃处理，从源头上控制增量；开展重点案件督查，对存在或可能存在重大执法问题的案件，及时启动个案监督程序进行有效监查；开展涉案财物检查，不定期督导检查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时整改问题，保证执法效果。

以警民关系为基础，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和谐指数。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根本标准。一是争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人。坚持政治建警，深入开展好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做到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讲品德、重修行，遵守社会公德，保持职业操守。二是争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亲人。把群众置于心中最高的位置，带着感情去执法、去服务，扶危困、济贫弱。深入开展好“大走访”活动，走进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发掘培养人民群众一致认可的先进典型，打造新时期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三是争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能人。把教育训练作为提升队伍整体素质的根本途径，向教育训练要警力、要能力、要战斗力。要把能力素质体现在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本领上，体现在化矛盾、调纠纷、破案件、促稳定上。通过广大民警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好的理解公安、信任公安、支持公安。

加强公安队伍能力建设

加强能力建设必须提高公安机关驾驭复杂治安局势的能力。重点是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管控治安能力、管理创新能力、规范执法能力、队伍建设能力。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关联、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善于在研究状态下工作，超前谋划，主动作为。当前要特别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水平，解决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的问题，牢牢把握维护社会治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