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砖国家；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印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仅有12.5%的学生可以完成1年级～12年级的学业，20岁以上成年人中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印度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114个国家中排名80，而中国2010年文盲率为4.08%。随着中国开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面临劳动者技能与职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印度这一问题更严重。其次，按行业划分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2009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0%，均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的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基础制造业，而工业正是推动相对贫困国家GDP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此外，虽然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顽强存在。印度人口转变的速度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较北部地区快，未来南北部发展可能不平衡。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

1、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现状与预测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底达到13.7%，占全球老年人口近24%。

预计到2014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4.37亿，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到2100年总量仍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带来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社会的总消费与总支出会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资金以及证券的支配方式将不同于以往，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2.1.1储蓄角度

根据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人口增长初期，社会年轻人口较多，高生产力带来高额财富，可用于储蓄的资金充足，社会净储蓄为正值；随着年轻人口年龄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随之产生，一方面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社会中可储蓄的资金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减少总储蓄金，甚至使社会净储蓄接近于零。

另外，从家庭角度来说，老年人口越多，家庭养老负担越重，家庭资产配置将发生变化，其中用于老年人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等的支出会显著增多，从而减少商业银行中的储蓄金。从社会角度来讲，对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担心使得现阶段家庭和个人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当人口老龄化阶段到来时，为维持老年人日常消费支出，大量储蓄资金将从金融机构抽离，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周转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与扩大再生产，减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2.1.2投资角度

首先，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从68.55岁上升到71.40岁，2010年上升为74.83岁。可看出我国人口的期望寿命不断提高，家庭数量减少速度不断放缓，房地产需求量攀升。另外，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效果较好的投资方式之一，受到了众多个人以及企业投资者的青睐，也使得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然而，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年轻人口的数量却在下降。2008年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口有2800万人，2012年下降到1800万，新增年轻人口减少了1000万；预计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亿人，远超世界其他国家。这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个极大的危机，住房需求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疲软态势，房地产投资个人以及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银行的呆账、坏账将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信贷融资、房地产保险、房地产证券、房地产信托等众多金融业务将陷入危机，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其次，对家庭与个人来说，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个人财富由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构成，当人力资本价值较高时，购买金融风险资产的行为会增加，而当人力资本价值下降时，人们会主动减少高风险金融财富的持有。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及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会降低年轻家庭数量，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财富下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会下降，这将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2积极影响

2.2.1个人理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个人和家庭的理财方式。目前我国政府为老年人提供政府养老保险，但这部分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应对老年人所需的各项生活支出，人们希望通过购买适当的理财产品缓解压力。随着金融产品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倾向于将储蓄资金分别投资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以分散风险，获得最大收益。这不仅会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且高收益的养老保障，同时促进年金市场、保险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银行开展相关理财产品与理财服务，为金融创新也提供了机会。另外，与其他投资产品相比，债券安全性高、收益较为稳定，符合老年人对资金的需求，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更可满足老年时期较大开支的要求，因此，债券市场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较快发展。

2.2.2行业发展。人口老龄化将大大促进契约型储蓄机构发展。契约型储蓄机构包括各种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以合约方式定期定量从持约人手中收取资金，再按合约规定向持约人提供保险服务和养老金。通过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分析可知，老年人期望在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较高收益。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存款型金融机构相比，契约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较差，但能提供较低风险和较高收益，同时有助于个体在进入老年前做好养老金的规划，避免冲动消费。因此，契约型储蓄机构在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3、结语

有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发展。开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可为金融机构带来利益，优化老年人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民众在非银行类金融市场中投资较少，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这一现象，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对金融市场而言，人口老龄化既可能是一次挑战，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把握好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本峰.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市场[J].经济学动态，2006，（5）.

篇3

关键词：老龄化 老龄产业 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篇4

【关键词】人口结构；资产价格；养老体制

0 引言

根据相关的估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个在职工作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到2050年将变为每3个在职者负担一个退休人口。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机构与养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据联合国的预期，我国的老年负担率将在2040年达到20%，超过同期美国的水平，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水平将在2020年开始急剧下降，这使得中国在储蓄和投资方面面临新的课题。在养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决现有养老金体制的巨大转轨成本问题，而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同时还面临着解决养老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养老方面的问题也会对我们未来的储蓄和资本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基本模型

假设个体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年轻阶段和老年阶段。人们会在年轻阶段进入职场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在老年阶段退休靠年轻时的养老储蓄生活。遵从经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设青年人和老年人是两组特定的异质易人群：在某一时点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资产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资产供给者。青年人有遗产收入和工资收入来满足消费和投资，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资来源，只能把年轻时购买的资产出售来获得消费来源。

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是对数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轻人从父辈得到遗产a■■，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遗产的数量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一个外生变量。β为时间偏好系数，也就是个人对年轻消费和年老消费的代际偏好程度。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获得工资w■，用于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z■；

c■■+z■=w■+a■■

在老年阶段退休，没有工资收入，靠年轻时的储蓄进行老年经济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为留给后代的遗产a■■，我们同样假设该变量是外生的：

c■■=（1+r■）c■-a■■

这样个体在其生命周期内面临的规划问题是：

maxU（c■■，c■■）=lnc■■+βlnc■■

整个社会的总投资需求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数，也是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所以我们看到投资需求与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间呈正比关系。假设每个年轻人得到的遗产不发生变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这说明资产需求会随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资产价格方程

在不考虑新的投资机会情况下，老年人通过出售资产来换取消费，是资产的唯一供给者。资产供给量为老年人的消费量：

St=N■c■■=N■[（1+r■）■w■-a■■]

生产函数满足一般的生产函数条件，具有不变的规模经济特征，根据欧拉定理，工资收入为：w■■=y■-r■k■，即为个人单位产出减去资本利得。这样资产供给方程变为：

St=N■[（1+r■）■（y■-r■k■）-a■■]

假设资产价格遵从一般的价格调节模型：

q■=q■■+？准（z■-I■）

q■■为资产供需相等时候的长期均衡价格，不受到资产供需因素的影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有关，我们假设其遵守一个外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方程来看，如果资产供过于求，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资产价格就下跌。

在简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人口结构与资产供给结构呈现直接的线性关系，劳动力增长率对应着资产需求增长率。如果人口结构开始老化并一直持续，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衰减，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就势必带来资产供需格局的变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对应着不断减少的资产需求，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则对应着不断增加的资产供给。这样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资产供需的严重失衡，资产供给大大超过资产的需求，势必带来实际资产价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形成对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产的旺盛需求，促进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人口红利带来的黄金时间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短暂的，我们同样不可回避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周期性转变的自然趋势。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养老压力，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将被快速追讨，金融市场也将面临冲击。

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变量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考虑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减缓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为其它政策的实施提供时间；二是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用“技术红利”补充失去的“人口红利”，来填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资产价格的微观基础缺失。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适时根据价格变化做出资产组合调整，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持续下跌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大力发展养老金业务和老年产业投资，以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二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引导到能够带来“技术红利”的高新技术产业上，以提早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三是大力推动年金市场的发展，通过年金化的养老保险给付模式来减少资产价格因老龄化带来的快速波动。

【参考文献】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篇5

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就职于中国一所高校的营销与创新课题的副教授科尔巴赫曾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1年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之后于去年8月移居中国。科尔巴赫从事的是关于老龄化与社会课题的研究。

科尔巴赫称，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首先是规模性的，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这种趋势。日本在老龄化人口增多前已经是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他警告称，“整个(中国)社会体系还未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政府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的8%与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有关，这一市场的价值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老年人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将增加三分之一。

科尔巴赫教授称，“这是真实的商业机会，尽管2050年可能还比较遥远，但这应当是即刻引起重视的事情，而很多企业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贯彻的态度。“管理者在将这些趋势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上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人口统计资料是可以预见实际工作的。”科尔巴赫教授说。

老龄化问题还将对商业产生影响。

篇6

【关键字】 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养老保障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其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事实上，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家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及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教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到1999年，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行列。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能在资源保证、环境良性状态下持续、健康发展，而人口老龄化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对我国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带来不可回避且深层次的突出矛盾。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总体来看，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90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1.3%，65岁以上的人口是1041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7.9%。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

1、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逐渐增多。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约为40.3%，农村约为37.8%，并在继续增加。

2、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4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1520万，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我国高龄老年人平均增长率超过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1.7倍。

3、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我国农村2006年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中国未来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重点在农村。

4、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

以现在这种发展趋势，中国老龄人口到了2010年将增加到1.12亿，2020年将达到2.48亿，2051―2100年将稳定在3―4亿。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2045年劳动力老化程度可能升至32.14%。近年我国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老龄化将会弱化这种优势。一方面，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从劳动力价格上升，产品的成本增加，导致商品价格优势丧失。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劳动者年龄的增长使得身体机能也会随着退化，体力和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2、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受到影响。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这就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投资。

3、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随着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4、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增大。中国老年人口的近6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有待加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5、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料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国际资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0.48%。预计到2010年将占到1.11%，2020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3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老年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加剧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规模的压力。

6、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推算，全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在2020年将超过2000万人，2050年达到3800万人。目前，我国各类为老服务的机构能够提供的床位却很少，其中的长期照料服务床位更是少的可怜。此外，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到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此要大力发展长期照料服务机构。

五、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各级政府应该整合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资源，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服务筹资体系，并从政策优惠、服务机构设置、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以便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大力发展银色产业。老龄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得不到实现。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老年市场商机无限，购买力非常可观。特别是中国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将给我国人们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企业开发产品时要针对老年人的需要为，根据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还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健机构、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老年人体力上的衰退，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实现了老年人的价值，增加了他们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返聘老龄高级人才，如高校和研究所中许多老龄人，仍然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可发展老年教育，出于经济的困难或排除空虚的需要，一些低龄老年人就业的愿望非常激烈，发展老年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4、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镇就业，大量老年人依然留守在农村，造成了农村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导致农村养老问题突出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因此，加快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并且根据农村老年人的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服务，兴建老年人服务设施。

5、增强老年保健知识宣传，提高老年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要帮助老年人提高自立、自理、自助的能力。老年人从保持身心健康做起，提高实现健康老龄化的自觉性，减少病理性衰老，使各种器官及功能尽可能地延长，使生活自理时间延长，尽可能减少对社会和别人生活上的依赖程度。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正确对待老龄化现象，必须集中力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要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养老机制，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使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做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亚兰：浅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商场现代化，2008（4）.

[2] 周战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1）.

[3] 刘建峰：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J].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篇7

审批从严，政策趋紧，增速放缓，抱团取暖

放眼下一个五年，预计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市场将出现以下几个趋势性变化。

2015年年底，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了史上最严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对提高仿制药审批标准、优化临床试验申请审评审批、加快临床急需等药品审批、严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等进行明确规定。许多药企的在研在审新药将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招标改革、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及医保控费将会实质性影响部分药企的销售与经营。在审批与政策双重趋紧、医药市场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同质化的仿制药企业将寻求抱团取暖，那些有雄厚研发底蕴、健全销售网络和强大整合能力的药企将有机会逐渐发展成为平台型药企集团。

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带来了慢病药和儿童药等细分市场的机会

2015年到2035年，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从2.12亿增加到4.18亿，人口占比提升到29%。由于老龄群体免疫力较低，导致患病率较高；且老年人多发慢性病，需要持续用药，耗费较高，老龄人口将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将为医药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10-2014年，我国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全面放开二胎后，预计头五年新生儿每年增加500万左右。我国制药企业总计约6000家，但专业儿童制药企业却只有10家左右。我国12岁以下人口已经超过2亿，且儿童免疫系统处于发育健全阶段，属于易患易感人群，儿童用药市场需求量巨大，蕴藏着众多的发展机会和巨大的创新空间。

生物技术持续火热，精准医疗孕育万亿级市场

2015年3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决定在2030年前政府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全球范围内，CAR-T、CRISPR、ctDNA、单抗等生物技术逐渐得到验证，并应用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及精准治疗。虽然该类技术处于探索阶段，但这些技术的研究探索、临床试验及验证后的诊疗应用都将创造巨大的市场机会，初步估计可达万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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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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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发产业；老年健康产业；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老龄社会的趋势。时下，1对夫妇照料2对老人和1个孩子的“421”家庭格局已屡见不鲜，老年服务需求也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而老年市场中产品与服务资源却供给严重匮乏，这助推了银发产业的大力发展。综合性的银发服务体系在国家老年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了老年人医疗卫生、养老护理、精神娱乐需求等内容建立了一体化银色服务市场平台，成为当今经济市场的“潜力股”。

一、银发产业需求与内涵

1.人口老龄化与老龄社会趋势。老龄委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老年人口（60岁以上）已经突破2亿，预计至2025年可能超过3亿，2033年甚至可能突破4亿。全国老年人数将在今后20年迈入稳步增长期。国际标准界定，国家老年人数（60岁以上）占总人数十分之一时为“老龄化社会”，当达到14个百分点时为“老龄社会”。因此，我国即将由“老龄化”转型为“老龄”社会。

2.银发产业基本内涵。银发产业是针对老年人群体形成的新型综合服务体系。在社会老龄化的大环境下和老龄社会的趋势中，银发产业被灌注了巨大的经济能量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银发产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与保健服务，除了本位产业之外，银发产业发展了更多的相关产业与子产业，涵盖了金融、保险、卫生保健、护理养疗、旅游休闲、教育等诸多产业。银发产业横跨了制造业、服务业，面对“421”这座结构金字塔，产业的突出多元化使之聚沙成堆，商力无限。

二、银发产业现状与前景分析

1.银发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作为发展中的新型服务类产业，国内银发产业整体缺乏标准化的运作和严格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研产售”一体化产业集群。面对老年保健品基础行业的“一枝独秀”，其它潜力巨大的衍生产品却仍然匮乏，创新产品需要稳定的资金流打入市场，例如老年电子服务类产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对落后也使银发产业的现实构想进展缓慢。发展滞后的老年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2.国外银发产业借鉴分析。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一直把银发产业当成经济体系中的大力丸，这也让英国杂志惊叹：“日本正把经济变为银色。”日本用其护理保险制度解决了养护筹资问题，产业侧重于预防健康与精神追求服务。韩国作为亚洲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老年卫生体系与预防保健产业的资金投入逐年上升，在短短12年内用不到7个百分点的GDP就实现了全民医保制度，对银发市场的判断和投资相当效率与准确。

3.银发产业前景分析。社科院预计银发产业在未来20年间有望达到20万亿的产业规模，这期间必将创造大批的就业机会，促进健康消费，拉动经济内需，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经济结构的调整。面对不同层次、年龄的老年人的不同服务需求，市场也会逐步发展得结构多元、内容丰富。银发产业将由以“疾病”为中心逐步转型为以“预防”为中心，朝向医疗卫生、现代服务、和电子信息技术的交叉领域发展壮大，有望形成我国卫生经济转型的新蓝海。

三、银发产业建设对策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这也将助推银发产业的蓬勃发展。以下是对银发产业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

1.银发产业的发展需要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驾护航，这是我国重大而迫切的“银色”任务。当前现有的护理保险制度尚缺乏护理保障，政府要有计划，逐步深入地建立商业性银发护理保险体系，这是国家养老的必然趋势。

2.老年护理业和老年社区服务业作为银发产业的主导产业需深入开发和实践。多样化、多层次的护理体系既是社会养老的迫切需要，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有效渠道，可实现银发产业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

3.构建成熟稳固的金融支持体系是银发产业摆脱规模小、融资渠道狭窄的必经之路。相关部门应协同市场大力宣传“银色”商机，积极引入投资者，成立专门的老年产业融资机构，建立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和服务机构创造持续稳固的资金流。

4.依托老年人不断提升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拓宽银发消费市场。针对老年人对旅游、文化活动、体育、保健等各种需求引领“银色"产品的开发设计，打造老年品牌，突出银发休闲娱乐，丰富银发市场，实现“老有所乐”。

5.兴办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方式，也是银发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老年教育以社区教育为依托，结合老年健康和老年福利教育促进老年教育的市场化、社会化，改变老年人陈旧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质量认知，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

四、展望

银发产业“钱”景可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蓬勃发展的银发产业将不仅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也将实现社会“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最美夕阳构想。

参考文献：

[1]陈希琳.“银发”时代新“钱”景[J].经济， 2013（12）

[2]芮晔平.发展“银发产业”化解老龄化危机[J].现代经济信，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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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力资源是指60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并有意愿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口。潘静静和程承坪（2013）、陶思敏和孙宏英（2000）从我国面临的人口老年化严重、社会养老金缺口庞大现状以及老年人力资源具有知识经验优势、社会资本优势和人才成本优势这两方面提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王延中（2007）、原新（2000）指出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绝对数量巨大、增长速度加快等独特性，中国老龄化问题主要是未富先老。熊必俊（2002）阐述老有所为的理论，提出并论证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出我国老龄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优先开展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蒋承和赵晓军（2013）通过实证分析说明由于照料老人而使得某些特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丧失与职业相关的社会福利，导致照料老年人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王丽（2012）指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已经逐渐弱化，现在实行的机构养老模式还在在变革中推进，并在完善过程中需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开发。

二、老年社会与老年人力资源

杨风雷等（2012）通过实践和研究表明，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和其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社会参与越活跃，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因此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养能力和精神文化水平，还可以缓解沉重的养老、医疗负担。200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面向21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王树新等（2005）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策略构想。认为老年人是各项建设中必不可少的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经验优势、智能优势、文化优势和社会人脉优势。有效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势，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缓解其给社会带来的赡养等不利影响。Wiles（2013）在文中提出老年人往往被社会定位为资源依赖者，通过研究调查发现老年人在其居住的地方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志愿服务活动。并考虑如何将这些老年人的作为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转变以往的刻板印象，对老年资源进行研究开发。熊斌（2004）在研究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基础上，论述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意义和困难，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调整老年人的各种不良心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仅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是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老年人力资源与对策

吴晓巍等（2005）认为我们应转变观念，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健全政策法规，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老年人才开发机制，使老年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合理地配置。潘静静和程承坪（2013）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再就业保驾护航、推迟退休年龄和完善成熟发达的老年教育体系、推行弹性工作制、营造老有所为的社会氛围。王延中（2007）认为应扩大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理顺社会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体制;健全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加强国际金融和经济合作。原新（2000）提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从而促进人口经济协调发展。苏国（2011）提出在提出解决对策是需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科学建立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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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篇12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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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密集型行业 投资 影响 成本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在分析和预测未来行业投资机会的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社会形态出发，密切关注劳动力人口有效供给的诸多因素，进而联系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相关影响。所以，本文将重点剖析人口老龄化如何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机会，并以宏观的视角给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阻碍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的有效对策。

一、近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人口的拐点，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开始减少、结婚人口数量小幅度下滑，这些现象都集中体现为人口的老龄化。客观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当那时出生的人口在2010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必然导致新增劳动力相比同期急剧减少，2014年前后进入结婚阶段的人数减少和新生儿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50年代出生的人在2015年前后则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由于同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数量高于新增劳动力人数，必然导致总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乌云”已经逐渐开始笼罩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本上升。由劳动人口总量分析得知：2001～2009年劳动力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2009年之后劳动人口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选取2009年及以后年度的数据进行研究。如以下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所示：

Y=β+αX

其中Y代表因变量：单位成本的变动;X为自变量：劳动人口总量，α，β为待测参数。将以上两个变量的各组数值带入模型进行spss操作。两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83，双尾检验概率P值为0.000<0.05，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 Square）为0.967，表明拟合程度较好，故变量之间显著相关，根据观察Q-Q图得知：自变量X和因变量Y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数据的观察2009年以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于是，可以根据回归直线法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具体表达式。已知：α=β=，将下述表1中的7组数据带入已知等式，得出回归线形方程：y=12759.15-1158.38x，据检验无论是常数项还是解释变量X，其t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由等式可知：2009年及之后劳动力总数的下降必定会导致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劳动力人口每下降1亿，单位劳动力成本（工人月工资）将上涨1158.38元。

众所周知：成本率和回报率呈反比例变化趋势，结合未来劳动力发展趋势分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必然导致产业回报率不如人意的下降。企业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会成为众多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的最大顾虑。一部分投资者会持观望的态度，先进行少量适度的市场投资或者减小原有的投资规模，以免成本的上升趋势过快造成资金损失的失控局面。过去几年应对劳动力人成本上升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向低成本劳动力的区域和国家转移;增加自动化程度用机器替代人。

表1 2001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变动表{2}

数据来源：统计局相关网站。

2.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对比。由表2纵向来看：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截止到2015年基本接近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他发达国家的成本变化并没有确定的规律可循，但数据起伏较缓。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工人单位的劳动报酬早已经超过了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综合两方面数据分析，中国相比同样水平上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性价比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高成本低收益”的模式必然得不到外商的认可。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领先于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国。但是考虑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后，中国工人的“性价比”即投入产出之比就会明显处于劣势状态。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对比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工资比美国略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却较之美国低出一大截。就2015年的数据测算：美国的产出/投入比为0.020，而中国只有0.005，这四倍的差距绝不是中国短时间内能够突破的效率难题。所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产出/投入比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竞争优势。随之，中国不同行业的出口量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表2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

3.产业向外转移。由可靠数据表明：2008年以前所有种类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然而2009年以后数量却急剧下降，显然，部分外商向外转移的势头非常明显，具体转移速率计算模型为：Y=，其中，X1代表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X2代表X1之前一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Y则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经过数据的代入和测算得知：2009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外商转移速率稳步加快，最大值为y=0.604。另外其他几种类型的外商转移速率不太稳定，但却一直保持转移的势态。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从2009年至2014年分别为：0.032、0.150、0.216、0.221、0.271、0.350，增长速率逐年递增。经测算2009年至2014年工资和外商转移双变量之间的拟合度即R2=0.942，调整后的R2=0.927，表明拟合度较好。故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0.5+0.486X，其中Y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X表示各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由方程式推算未来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可知：单位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万元，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就将增长0.486。

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得知：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着眼于新的劳动力市场，“迁移”计划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工资水平低于中国但劳动生产率基本和中国持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成为服装、鞋袜、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点。这样的发展趋势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三、对策和有关政策建议

（一）应当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取消计划生育，鼓励生育

从人口密度看，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荷兰、以色列、台湾、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所谓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没搞计划生育。反而还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劳动强国，更应该抓住契机在劳动市场上注入新鲜的“血液”。另外，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必须维持一定的生育率，才能确保人口正常的“新陈代谢”，确保适龄劳动人口维持在恰当的比率，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市场的有序发展。

（二）应当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段，产品附加值低，其在整个产业中分得的利润少，很少参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只进行简单重复的生产。但是目前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高附加值产业却因为需要研发投入和时间积累等因素发展滞缓。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外需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诸多制约因素的现实选择。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方向是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即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制造流程，提高现有产品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结合目前情况来看：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中低端产业快速丧失竞争力不断转移的背景下应当首先稳定企业成本，防止产业快速转移;然后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提升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但前提是要计算好研发成本和转型周期以便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决策。

（三）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涵不断上升，很多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度高的环节早已渗透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未来，还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参与制造，参考目前机器人研发项目的成果，企业可以将一些大批量而且重复性较强的车间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不仅可以降低诸多偶然误差的影响而且还能明显的提高出产效率。有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渐成熟，高密度的智能机器代替密集型劳动力的时代已经来临。劳动密集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的完美结合还能为电子和IT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四、结论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机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又导致了外商转移和出口困难等一系列间接影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不太明显了。对于越发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必须应当做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以保证有关产业继续发展。首先，应当实行二胎政策乃至取消计划生育。其次努力稳定用工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的非人口成本。例如：降低融资成本和税费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顺应人工智能的科技理念，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也是必要的措施。

注释

①注：劳动力人口总量单位：亿人，单位劳动力成本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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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机遇。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闻喜县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地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总体来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闻喜县65岁以上人口达到32724人，占总人口数404150人的8.1%，60岁以上人口达到49696人，占总人口数的12.3%。分别超出联合国标准1.1和2.3个百分点。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分别高出1.9和2.1个百分点。闻喜县已属老龄化地区。同时闻喜县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

1.“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多，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逐渐增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数据查显示“三代户”共35128户，占全县总户数102652户的34.22%，比2000年高出2.53个百分点；具有60岁及以上老年的户共33893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3%，并在继续增加。本文由收集整理

2.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闻喜县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8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4168人，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8.4%，比2000年的5.8%高出2.6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闻喜县是在尚未全面达小康，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2010年闻喜县人均gdp为2028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9992元还相差9708元。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35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5919元低1564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6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9109元低5545元。属于未富先老。

三、人口老龄化对县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力价格上升。历年来闻喜县主要依靠玻璃制品、金属镁、钢铁冶炼及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并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将会弱化这种优势。近年来尽管县劳动部门一直努力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是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断增加。2010年全县玻璃企业共关闭25家，其中30%的企业是因劳动力短缺而关闭；全县65%的饭店和宾馆从业人员不足，短缺人员在20%以上；全县近30%的门店因人员不足以各种方式招聘从业人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据统计，2007年，玻璃企业的人均工资3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60元/天；住宿餐饮业的人均工资2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40元/天；建筑业从业人员工资人均40元/天，到2010年达到80元/天，均增长1倍。

2.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增加。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均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同样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加大产品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同样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随着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4.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增大。闻喜县老年人口的近7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刚刚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很不健全，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还有待加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年轻人的3-5倍。2010年闻喜县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约占全县gdp的0.5%。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2%，2030年将达到3.1%。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加剧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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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推算，全县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2010年达1400多人，2020年超过2500人。目前，县老年人服务机构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床位却很少，其中的长期照料服务床位更是少的可怜。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到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尚需大力发展长期照料服务机构。

四、促进人口老龄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县政府应该整合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资源，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服务筹资体系，并从政策优惠、服务机构设置、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以便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大力发展银色产业。老龄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不断提高，从2005-2007年，国家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月人均养老金从714元提高到963元，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月养老金超过1200元。老年市场商机无限，购买力非常可观。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将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企业开发产品时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根据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同时还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健机构、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老年人体力上的衰退，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实现了老年人的价值，增加了他们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返聘退休或退二线低龄老龄人，到适合或展示其特长的岗位，继续发挥余热。

4.引导老年人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鼓励老年人调节好心态，增强心理上的自力意识，生活上锻炼自己的自力能力；鼓励老年人劳逸结合，加强身体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鼓励老年人学习新事物，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寻找精神寄托，充实晚年生活；鼓励老年人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