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砖国家；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印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仅有12.5%的学生可以完成1年级～12年级的学业，20岁以上成年人中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印度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114个国家中排名80，而中国2010年文盲率为4.08%。随着中国开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面临劳动者技能与职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印度这一问题更严重。其次，按行业划分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2009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0%，均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的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基础制造业，而工业正是推动相对贫困国家GDP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此外，虽然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顽强存在。印度人口转变的速度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较北部地区快，未来南北部发展可能不平衡。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

1、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现状与预测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底达到13.7%，占全球老年人口近24%。

预计到2014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4.37亿，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到2100年总量仍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带来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社会的总消费与总支出会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资金以及证券的支配方式将不同于以往，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2.1.1储蓄角度

根据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人口增长初期，社会年轻人口较多，高生产力带来高额财富，可用于储蓄的资金充足，社会净储蓄为正值；随着年轻人口年龄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随之产生，一方面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社会中可储蓄的资金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减少总储蓄金，甚至使社会净储蓄接近于零。

另外，从家庭角度来说，老年人口越多，家庭养老负担越重，家庭资产配置将发生变化，其中用于老年人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等的支出会显著增多，从而减少商业银行中的储蓄金。从社会角度来讲，对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担心使得现阶段家庭和个人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当人口老龄化阶段到来时，为维持老年人日常消费支出，大量储蓄资金将从金融机构抽离，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周转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与扩大再生产，减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2.1.2投资角度

首先，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从68.55岁上升到71.40岁，2010年上升为74.83岁。可看出我国人口的期望寿命不断提高，家庭数量减少速度不断放缓，房地产需求量攀升。另外，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效果较好的投资方式之一，受到了众多个人以及企业投资者的青睐，也使得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然而，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年轻人口的数量却在下降。2008年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口有2800万人，2012年下降到1800万，新增年轻人口减少了1000万；预计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亿人，远超世界其他国家。这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个极大的危机，住房需求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疲软态势，房地产投资个人以及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银行的呆账、坏账将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信贷融资、房地产保险、房地产证券、房地产信托等众多金融业务将陷入危机，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其次，对家庭与个人来说，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个人财富由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构成，当人力资本价值较高时，购买金融风险资产的行为会增加，而当人力资本价值下降时，人们会主动减少高风险金融财富的持有。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及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会降低年轻家庭数量，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财富下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会下降，这将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2积极影响

2.2.1个人理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个人和家庭的理财方式。目前我国政府为老年人提供政府养老保险，但这部分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应对老年人所需的各项生活支出，人们希望通过购买适当的理财产品缓解压力。随着金融产品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倾向于将储蓄资金分别投资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以分散风险，获得最大收益。这不仅会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且高收益的养老保障，同时促进年金市场、保险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银行开展相关理财产品与理财服务，为金融创新也提供了机会。另外，与其他投资产品相比，债券安全性高、收益较为稳定，符合老年人对资金的需求，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更可满足老年时期较大开支的要求，因此，债券市场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较快发展。

2.2.2行业发展。人口老龄化将大大促进契约型储蓄机构发展。契约型储蓄机构包括各种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以合约方式定期定量从持约人手中收取资金，再按合约规定向持约人提供保险服务和养老金。通过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分析可知，老年人期望在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较高收益。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存款型金融机构相比，契约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较差，但能提供较低风险和较高收益，同时有助于个体在进入老年前做好养老金的规划，避免冲动消费。因此，契约型储蓄机构在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3、结语

有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发展。开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可为金融机构带来利益，优化老年人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民众在非银行类金融市场中投资较少，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这一现象，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对金融市场而言，人口老龄化既可能是一次挑战，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把握好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本峰.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市场[J].经济学动态，2006，（5）.

篇3

关键词：老龄化 老龄产业 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篇4

【关键词】人口结构；资产价格；养老体制

0 引言

根据相关的估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个在职工作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到2050年将变为每3个在职者负担一个退休人口。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机构与养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据联合国的预期，我国的老年负担率将在2040年达到20%，超过同期美国的水平，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水平将在2020年开始急剧下降，这使得中国在储蓄和投资方面面临新的课题。在养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决现有养老金体制的巨大转轨成本问题，而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同时还面临着解决养老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养老方面的问题也会对我们未来的储蓄和资本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基本模型

假设个体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年轻阶段和老年阶段。人们会在年轻阶段进入职场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在老年阶段退休靠年轻时的养老储蓄生活。遵从经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设青年人和老年人是两组特定的异质易人群：在某一时点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资产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资产供给者。青年人有遗产收入和工资收入来满足消费和投资，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资来源，只能把年轻时购买的资产出售来获得消费来源。

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是对数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轻人从父辈得到遗产a■■，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遗产的数量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一个外生变量。β为时间偏好系数，也就是个人对年轻消费和年老消费的代际偏好程度。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获得工资w■，用于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z■；

c■■+z■=w■+a■■

在老年阶段退休，没有工资收入，靠年轻时的储蓄进行老年经济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为留给后代的遗产a■■，我们同样假设该变量是外生的：

c■■=（1+r■）c■-a■■

这样个体在其生命周期内面临的规划问题是：

maxU（c■■，c■■）=lnc■■+βlnc■■

整个社会的总投资需求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数，也是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所以我们看到投资需求与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间呈正比关系。假设每个年轻人得到的遗产不发生变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这说明资产需求会随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资产价格方程

在不考虑新的投资机会情况下，老年人通过出售资产来换取消费，是资产的唯一供给者。资产供给量为老年人的消费量：

St=N■c■■=N■[（1+r■）■w■-a■■]

生产函数满足一般的生产函数条件，具有不变的规模经济特征，根据欧拉定理，工资收入为：w■■=y■-r■k■，即为个人单位产出减去资本利得。这样资产供给方程变为：

St=N■[（1+r■）■（y■-r■k■）-a■■]

假设资产价格遵从一般的价格调节模型：

q■=q■■+？准（z■-I■）

q■■为资产供需相等时候的长期均衡价格，不受到资产供需因素的影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有关，我们假设其遵守一个外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方程来看，如果资产供过于求，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资产价格就下跌。

在简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人口结构与资产供给结构呈现直接的线性关系，劳动力增长率对应着资产需求增长率。如果人口结构开始老化并一直持续，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衰减，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就势必带来资产供需格局的变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对应着不断减少的资产需求，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则对应着不断增加的资产供给。这样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资产供需的严重失衡，资产供给大大超过资产的需求，势必带来实际资产价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形成对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产的旺盛需求，促进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人口红利带来的黄金时间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短暂的，我们同样不可回避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周期性转变的自然趋势。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养老压力，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将被快速追讨，金融市场也将面临冲击。

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变量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考虑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减缓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为其它政策的实施提供时间；二是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用“技术红利”补充失去的“人口红利”，来填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资产价格的微观基础缺失。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适时根据价格变化做出资产组合调整，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持续下跌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大力发展养老金业务和老年产业投资，以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二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引导到能够带来“技术红利”的高新技术产业上，以提早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三是大力推动年金市场的发展，通过年金化的养老保险给付模式来减少资产价格因老龄化带来的快速波动。

【参考文献】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篇5

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就职于中国一所高校的营销与创新课题的副教授科尔巴赫曾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1年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之后于去年8月移居中国。科尔巴赫从事的是关于老龄化与社会课题的研究。

科尔巴赫称，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首先是规模性的，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这种趋势。日本在老龄化人口增多前已经是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他警告称，“整个(中国)社会体系还未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政府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的8%与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有关，这一市场的价值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老年人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将增加三分之一。

科尔巴赫教授称，“这是真实的商业机会，尽管2050年可能还比较遥远，但这应当是即刻引起重视的事情，而很多企业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贯彻的态度。“管理者在将这些趋势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上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人口统计资料是可以预见实际工作的。”科尔巴赫教授说。

老龄化问题还将对商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