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话题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10 17:13:53

宏观经济话题

篇1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篇2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篇3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篇4

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各族人民深刻体会到一个软弱无能、支离破碎的政府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因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的政治目标和毕生追求。在经过了实业救国、西方宪政救国和社会主义救国的历史抉择中，苏联的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实践成功为中国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1918 年《苏俄宪法》构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最理想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诚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从而实现政府对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及资源的全面控制，确实更有利于政府自由利用经济调控权力，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迅速集中全国的人财物，以举国之力办大事要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定《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和强大的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赋予其强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由于历经战乱，人民饱受痛苦，当时选择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并依法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近乎全能的国家经济调控权，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宏观调控，促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实践证明，《共同纲领》赋予政府强大的几乎不受控制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从1949 年至1952 年，全国人民经过3 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很快得到全面恢复。3 年间，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速为36. 9%，1954 年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1949 年的4. 2 倍，粮食产量等于1949年的1. 5 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相当于1949 年的1. 8 倍。

同时，政权更加稳固、政治更加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数直线攀升，国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在实践上充分证明了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正确性，也更加证明了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于是，国民经济恢复后，通过宪法将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党领导人民制定1954 年宪法的直接目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宪法( 1954 年宪法) 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写的。可见，毛泽东主席一直把这个宪法作为指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宪法服从于国家政治目标这一观点，将宪法降格为政治目标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许质疑的真理来对待则是错误的。因为对它的绝对化理解必然导致实践中当宪法有利于强化政府权力时，宪法可能得到尊重和支持; 而当宪法不利于政府权力时，宪法就必然会被弃之不用。这种宪法服从政府权力，而不是政府权力服从宪法的观点，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我国法治不彰的思想根源。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被随后的1975 年、1978 年和1982 年宪法所继承。1982年宪法第15 条明确规定: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第2 款规定: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换句话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手段，这种手段是宪法赋予并极力保障的，宪法只能保障而不能限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力。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含义

对现行宪法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含义的准确把握，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极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特别是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并将其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区别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大跃进共产风让全国人民经历了重大苦难。

随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国家经济调控权不受制约的传统观念，拉开了国家宏观经济控制权宪法控制的序幕。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十四大报告提出的上述目标与1982 年宪法第15 条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内容不相符合，修宪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于是，1993 年宪法修正案第7 条将宪法第15 条修改为: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通过以上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在我国经历了从政府和市场和平共处、优势互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到政府计划完全取代市场的极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让市场作为政府计划的补充时代，到当前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作用。

综上，本文认为，宪法上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是指国家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全体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以加强经济立法和依法制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为手段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国家干预的一种国家公权力。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基本特征有四: 一是从创设目的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宪法创设的一项国家公权力，其目标是为了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对经济发展的宏观引导和规制作用; 二是从法律属性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公权力而不是公权利; 三是从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力是一种严格受立法权控制的政府行政权力; 四是从运行方式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在宪法法律轨道上运行。

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宪法控制的必要性

当前实践中，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乱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多。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国务院，国务院职能部门，很多准行政部门如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也在行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

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权限乱。实践中，不仅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可以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可以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某些准行政机构的红头文件也在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甚至地方政府文件也居然设定宏观经济调控权。

三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繁多，且相互抵触现象比较严重。

四是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解混乱。学界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性质、权限范围和适格主体等至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导致实践中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难以形成基本共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实施主体多。不仅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多，而且很多主体违法将其权力委托给一些单位，甚至是国有企业实施。二是有权主体行使宏观经济调控权随意性较大。有些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发布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仅直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且体现出鲜明的部门利益或群体利益。三是宏观经济调控缺乏严格的实施程序。

在实践中，具体程序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四是有权主体不作为和无权主体越权作为现象严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也存在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很多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宣示性、倡导性有余而可操性不足。二是现实中大量违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政府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三是部分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实施效果不佳。实践证明，乱用和滥用宏观经济调控权难免会出现国家权力硬性挤压市场，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而宏观经济调控权过软，政府对市场调控不力，则难以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宏观经济调控的乱滥和软，都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当然也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准则。因此，要彻底解决宏观经济调控的乱滥和软问题，应充分发挥宪法的规制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控制思路和建议

尊重宪法、推进宪法实施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思想基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在最终彻底消灭不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不在于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在于实施。即便再不完善的宪法，只要在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施，也必然能够发挥其作用。

要保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不仅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而且还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也就是说，在法治社会里，宪法是各级政府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正确把握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宪法性质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前提。

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法律属性，学界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宏观经济调控权是依宪法和经济法等公法确立的国家公权力; 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依照宪法法律享有的公权力; 三是宏观经济调控权兼有公权力和公权利的属性。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究竟属于哪种国家公权力以及这种公权力应该由哪一国家机构行使，学界也存在争议。在主张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权力的学者中，宏观经济调控权究竟属于哪种权力方面，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有学者认为属于立法权，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权，还有学者认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之外的另一种权力。

本文认为，上述宪法条文的基本含义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加强经济立法是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因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立法权。依照宪法规定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性经济事项是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关键。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来看，宏观调控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性经济事项的合理界分。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央宏观调控权过大过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势必出现中央替代地方问题，结果导致中央该管的事情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更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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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仿真；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适用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初级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以往的经济学教学主要采取的是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的“填鸭式”机械教学法，它虽然对讲解经济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教学形式单调，不能很好地调动学习者的能动性，学生很难准确深入掌握经济理论等。为了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各高校普遍开始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辅助教学。这种教学方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对基本理论模型的学习困难。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又开始尝试运用经济实验来辅助教学。经济实验是以微观经济系统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其特点在于以真实的人作为实验对象，较好的解决了在实验中对偏好的控制。经济实验在生产交易理论、信息与博弈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教学当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通过总量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经济资源如何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而在课堂上组织大型的宏观经济实验比较困难，且实验对象个体的偏好差异会对宏观经济实验结果有较大影响，导致实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实验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的作用。正是由于传统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以及经济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都存在着局限性，笔者认为应该在综合运用以上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经济仿真实验来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从而避免和克服其他教学方法的不足。

一、经济仿真实验及其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优势

（一）经济仿真实验简介

经济仿真是以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人行为的特点为原型，将经济系统抽象成为程序模型，在计算机中进行运算，模拟现实经济运行的方法。它借助于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允许研究者建立非常复杂的虚拟经济系统，并分析经济主体在其中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社会科学研究无法重复实验的困难。目前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应用仿真实验的还不多，主要局限于证券市场、议价行为、拍卖行为、公共产品、演化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特别是对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运用仿真实验的研究还非常缺乏。

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教学的基本步骤是：一是将有关经济理论，经过初步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转化为经济数学模型。二是运用合适的仿真软件将经济数学模型转化为经济实验模块。三是将制作好的仿真经济实验模块运用于相应的教学内容当中。前面两个步骤由授课老师完成，而最后一个步骤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在最后一个步骤中，教师首先要对实验模型进行解释和演示；然后让学生对模型进行自由探索，通过亲自尝试来获得对模型运行结果的感性认识；待学生能够熟练操控实验模块之后，可以安排相应的练习，让学生观察修改模型结构和参数带来的结果的差异，并引导其进行解释；最后，部分感兴趣的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基于该实验模块设计更为复杂的模型，验证自己的猜想。

（二）经济仿真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优势

与其他教学手段相比，经济仿真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具有许多独特优势：一是教学内容具体。教师可以用仿真软件将模型做成相应的实验模块，把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为直观的教材。二是节约了板书时间，加大信息量。计算机具有高运算速度和高存储容量两大特点，所以在经济仿真模型中可以实现一些多主体多周期的大型实验，而不需要教师在黑板上进行长时间的演算，节约教学时间。同时，大量的经济学实验结果通过计算机以数据列表和图形曲线等方式展示和导出，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生动直观的教学环境，从而大大增加教学信息量，提高学习效率，有效地刺激了学生的形象思维。三是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学生可以直接操控模型，进行参与式学习，并且可以通过修改模型的机构和参数获得对经济理论和模型更加深入的理解，从记忆与知识建构角度来说其对学习效率的影响都优于传统教学方法与案例教学方法。

二、经济仿真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适用性

（一）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一是高等教育需要有效率地与广泛的运用信息科技。经济类专业本科教育更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到教育领域，加强财经专业知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二是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素质，培养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这就要求在教学上必须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改革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强化实验教学环节，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宏观经济学教学，不仅能够有效地将信息科技运用于教学之中，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符合高等教育在新形式下对教学新要求的需要。

（二）适应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与其他经济管理类课程相比，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授课对象是没有太多经济学背景知识的本科低年级学生。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对象一般是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有些高校甚至将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一年级新生。这些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之前大多未系统学习过经济类前期课程，而且年龄总体偏小，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由于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只是单纯给学生进行经济理论的讲解与模型的推导，其所接受的刺激难以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联系，因此，学生记忆、理解难度较大，难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灵活运用的能力也较差。

第二，课程内容抽象，且理论性较强。在经济学中，微观部分是比较贴近现实的，微观经济学的每一个原理，几乎都可以通过生活中的故事来形象地阐释。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宏大叙事”对刚刚从应试教育的重围中杀将出来的大学生而言，大部分像“天方夜谭”，要真正理解其理论体系和实质问题并不容易。教学过程中常常要通过大量的图形、表格、数学论证来加以分析和说明，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

第三，理论中数学的支撑性强，模型多。数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性较强。而大多数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则相对薄弱，这一知识架构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而对定量分析方法不愿深入，对教学中的经济学案例感兴趣，而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这也导致了学生在宏观经济学理论学习中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对抽象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研究能力。

第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对低年级学生而言，学习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马上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而是掌握其基本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基本理论模型，因此，在教学中使用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于学生深入理解模型本身来说，帮助是有限的，而借助经济仿真实验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缺憾。

总之，将经济仿真实验引入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适应了该课程教学的特点，将有助于低年级本科学生加深对理论性较强的经济模型的理解，从而达到该课程的教学目的。

（三）符合授课对象的认知规律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对于学习的含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

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开展经济仿真实验是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升和计算机及网络应用的普及而使建构主义理论在高等教育中得以应用的体现，符合了授课学生的认知规律，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就“情境”而言，经济仿真教学正是为学生创设了一个模拟现实经济运行的情境，这个环境有利于学生理解所面临的学习任务，有利于将未知的知识融入自己的认知结构中去。就“协作”而言，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成果的评价直至意义的最终建构均有重要作用。在利用仿真软件学习时，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诸如学习内容的布置，学习材料的分配之类的协作，在学生之间也会发生搜集资料，合作实验、分析问题的协作，也有老师对学生、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等协作，这些协作对于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能力都有重要的作用。就“会话”而言，在仿真教学或学习过程中，由于各种协作的存在，必然会因此而产生各种会话，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会话和学生之间的会话，也包括学生和电脑之间和互联网之间的会话。这种会话，将加速意义在学生认知结构中的建构。就“意义建构”而言，在仿真教学中，通过创设的仿真情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会话和协作，逐步理解问题情境中的知识，达成意义的建构，也就是将新的知识整合到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转化成个人的能力。

三、经济仿真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兴趣

通过经济仿真实验将本来抽象的理论模型具体化为过程可操作、结果可直观的实验模块，让学生直接操控模型，进行参与式学习，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生动的、可亲近的学问。

（二）有利于丰富理论教学的手段，深化教学内容

利用经济仿真实验使学生参与到模型的教学中，能够增加学生对模型的感性认识，符合学生学习经济学的认知特点，从而降低理论学习的难度。同时，在经济仿真实验中，学生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参数的设置，模拟现实生活中某些经济变量的改变，观察和比较程序运行结果，从而加深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认识和理解。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学生多接受的是升学教育，接受的知识是灌输性的，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还有待培养和开发。将经济仿真实验引入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之中，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勤于思考，充分发挥主体性，这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参加经济仿真实验不仅能对宏观经济理论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而且也获得了一种提出问题-正式表述-提出猜想-验证猜想的一般研究方法的训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有利于丰富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在学生进行研究性理论学习和开发性实践学习之后，要按照教师的要求提交实验报告、研究论文或开发作品，教师也可以将这些作品存储充实到教学资源库中作为后续教学的案例，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教学资源，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动态良性循环。

总之，经济仿真这一崭新的研究手段应该在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士龙.借助经济仿真实验开展宏观经济模型教学的设想[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8(10).

2、任韬.实验经济学与经济仿真[J].理论与当代,2007(2).

3、.仿真教学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应用研究[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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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学》与《统计学》：传统的方法与顺序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整体的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各种调控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在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宏观经济学》教学一般被安排在《统计学》教学之前。这样的安排顺序暗含的前提是：《宏观经济学》受到其他课程的影响是较少的，但它却会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所以有必要先讲述。

在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中，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将《统计学》的相关内容融会到《宏观经济学》的讲授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传统的统计知识与《宏观经济学》讲授相分离的方式称为“分离式的、非融合性的方法”，而本文提出的则是一定要将统计知识融合到《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融合性的方法”。

二、传统方法与顺序的缺陷：三个例证

以《宏观经济学》中十分关心的粮食产量、GDP与CPI为例，来说明传统的“分离式的、非融合性的方法”部分缺陷与问题。

1.粮食产量问题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了“十连增”，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某一地区而言，可能存在着所有下级地区的粮食产量的总和小于整个地区的粮食产量的问题。由于（各类）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的乘积就等于粮食的GDP，所以很多缺乏统计学知识的人，包括普通的公众，甚至学习过《宏观经济学》但是却对统计知识缺乏了解的大学生在内，就常常认为存在着粮食产量的虚报问题。

2.全国的GDP总和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已经对GDP的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十分关注这个指标。但是多数人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抽样知识，所以就无法回答一个已经存在了近十年的问题――各个省份的GDP的总和远远大于全国的GDP。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知识，多数人的解释就是部分地方官员受不恰当的政绩观的影响人为地造假，虚报地方GDP，进而造成全国的小于地方的总和的情况。

3.CPI问题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是衡量通货膨胀指数的方法之一。而近几年，人们的普遍感受是，自己感觉到的通货膨胀率要比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要大很多。所以一个常见的解释也是“存在着虚假的情况”。

三、融合性方法的力量：统计知识的作用

把统计知识，特别是统计抽样知识，融入《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会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回答各种不恰当的质疑。

1.粮食产量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第一个统计知识是，粮食产量不是通过普查得来的，而是通过抽样调查得来的。其次，还需要了解抽查的执行过程与方法。一般说来，如果A地区下辖B、C、D三个次级地区的话，那么A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是由B、C、D三个次级地区的粮食产量的加总得来的。按照相关的规定，A地区的粮食产量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核算出来的：每个次级地区只向上级统计部门报告本地的粮食种植面积与平均产量，由上级部门再进行加总核算出A地区的粮食产量。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平均产量就是按照上级指定的方法，通过抽样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即上级统计局按照一定的比例，使用一定的抽样方法抽取部分地块，进行实割实测，得到这个平均产量。

设想一下，如果B地区对本地进行粮食估算，而抽取的地块跟上级指定的地块只要有一块是不一样的话，则平均产量就可能不同，所以即使A、B地区对种植面积的认定是一致的，那么计算出的粮食产量就会是有差别的。如果C、D地区的做法跟B地区的做法是类似的，那么就会出现普通人认为的B、C、D地区的粮食产量之和跟A地区公布的粮食产量不一致的情况。但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是所谓的“造假”，而单纯是由于抽样方法的不同造成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只要进行的是抽样而不是普查，那么这种差别是永远存在的。

2.全国的GDP总和问题

由于不能年年都进行普查，因此在使用抽样调查来计算GDP的时候，国家统计局选择的抽查对象只要跟各省选择的抽查对象有哪怕一个是不一致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各省的GDP跟全国的GDP不一致的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跟粮食总产量不一致的情况是完全类似的。

3.CPI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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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报道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

过去，宏观经济被认为和普通生活有相当的距离，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经济生活范围的扩展(如个人理财渠道的增加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调整等对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宏观经济报道不再被看作仅仅是政策的宣传，而是要将宏观经济政策、重大经济事件切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去进行报道，在报道中做到有宏观思维、宏观意识。宏观思维和宏观意识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经济报道尤为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经济事实的感受和宏观经济报道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事实在生活中是复杂且零碎的，而宏观经济报道的责任则在于把读者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生活变成全面的、整体的，即是从全面和整体的高度，向读者解释他所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现象，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多方面影响，各地的物价普遍上涨较快，老百姓在生活中都在抱怨物价变动，这种感受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却又是零碎的、不全面的，仅以个人感受为限。究竟物价的形势是怎样的?这就需要用宏观经济报道来回答，宏观经济新闻要从整体上报道物价，说明物价形势，以及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记者必须要掌握宏观情况，从宏观层面作出判断，进行报道。宏观经济报道既要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又要告诉读者一些个人感受之外的宏观信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发挥媒体的作用。

当前的宏观经济报道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宏观意识，而是对宏观意识的误解，导致了宏观意识和百姓的日常感受成两条平行线运行，造成宏观经济报道落入普通人看不懂，专业人士又不屑于看的现状。创新宏观经济报道必须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正确的宏观意识在宏观经济报道中表现为整体性和层次性两个方面。整体性是指记者擅长从各个方面认识事实，报道新闻。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比如当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政策出台时，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各个层面来选择题目，保证政策阐释的完整。另外，整体性还指记者在报道一个事实时，把它与同类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纵向比、横向比，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例如，2004年中央出台了新的“一号文件”，是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日报》刊发了《走东南西北话农民增收》系列报道，通过东南西北4个村庄的变化，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2005年、2006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两个“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三农”工作的，在解释这些新政策时，该报组织了“建设新农村四地重访”，让记者回到两年前报道的4个村庄“回头看”，在对比反差中报道主题自然而然就凸显出来，很好地阐释了相关的“三农”政策。层次性简单说就是记者既要深入实际，又要能“跳出来”：一个是能站在更高层面上看事实，翻开报纸我们经常能看到宏观经济报道往往变成了简单的政绩罗列，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原因就在于记者没有站到一个带有全局的高度，以生动事实回答普遍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从更高层次看细节，采访细节是报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记者必须擅长观察细节、认识细节，分析细节背后的意义，这都需要有正确的宏观思维意识。

转变宏观经济报道方式――宏观经济报道“微观化”

宏观经济报道的微观化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需要。而通过微观来反映宏观，也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综合性日报的特长，做好经济报道。我们说当前宏观经济报道应该抓住当今经济体制转换的时代特点，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与体制转型直接联系起来。由于经济现象大部分在微观领域，因此宏观经济报道应从具体的经济现象抽象出一般的道理，要以小见大，由现象到本质，由微观视角透视宏观问题。

宏观经济报道很多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调整等方面的内容，多是由数据和现象组成，而最终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只是一些故事，首先记者要善于发现故事，即从微观上来观察、体现宏观经济变化。例如2006年9月，《钱江晚报》刊发了一组关于杭州人居住幸福感的主题报道，通过生活幸福感的变化来表现经济发展带给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么一组反映宏观社会的报道却通过杭州人关于幸福生活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而成，读来饶有趣味，让读者在具体的故事中感受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开放等宏观调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变。其次，记者要会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数字在经济新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宏观经济报道中数字的运用却落入了一个过于专业化的地步，如何将这些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可以感知的故事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个专有名词很多人都听说过，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指数对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意义，《钱江晚报》在2003年就为解释这一专业术语组织了一组《我们钱包的真实价值――新财经时代解读》，通过解读故事让读者知道数字是怎样说话的和指数是怎样反映我们钱包的厚薄的。

创新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角度

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宏观经济报道所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刻板枯燥、程式化造成的。必须要改善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方式，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报道的传播效果。首先，应该让经济报道跟着人走，通过人来反映经济问题。现在宏观经济报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通篇新闻稿不见人，都是记者在大段地叙述，让读者觉得乏味。改善的途径可以将经济报道中的数据尽可能渗透到事情和人物的言行当中，让读者从人物的活动和语言中发现、掌握经济运行规律，这才是成功的宏观经济报道。例如：美联社记者Vivian Marino在报道退休人员财务问题时并没有直接阐释国家相关政策的不足，而是通过一个名为Richard Walters的60岁老工人在退休之后又四处奔波找工作以维持生活的真实事件，以此来反映退休金不足以维持退休人员日常生活开支这一社会普遍问题。整篇报道以Walters找工作的艰辛，将问题逐一展现出来，引人入胜。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能因为强调宏观经济报道内容的深度而忽视了人的作用，经济生活是人的经济生活，在报道过程中应注重引入相关的人物表现。

其次，学习《华尔街日报》的“钻石体新闻”，钻石两头尖中间大，该报的经济报道之所以被称为“钻石体新闻”，是因为这类报道开头均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情景，具有穿透力，很容易将读者引导到他们熟悉的情景中，然后由这样的生活故事转而讲述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结尾再次进入另一个相近的生活场景，与开头首尾呼应。读者只要想到这类生活场景，就会想到这类情景说明的经济现象。其写作特点就是“感性――理性――感性”。宏观经济报道应该学习这种写法，让读者明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给日常个人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

可喜的是，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都已经意识到宏观经济报道在读者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党报的宏观经济报道正在力争走出刻板的程式化政策宣传，都市报和晚报也在加大宏观经济报道的分量，力求满足读者的经济生活需求。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创新报纸经济报道服务广西建设的研究”成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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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0年9月24日回到他原来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Bendheim金融研究中心，在+研讨会上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此次危机的性质、时间以及严重程度。无独有偶，2008年11月英国女王首次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了经济学家们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你们没人察觉信用危机的到来?英国皇家学院为此在2009年6月17日专门召集了一个33人的专家论坛，包括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著名经济学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媒体要员，进行研讨，于2009年7月22日正式给英国女王写信回复，并将检讨公之于众。

其实对于经济学界更难堪的是，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宏观经济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在2003年正式宣布，防止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学派曾在一段时候宣传经济周期消失的观点，更对于高失业率的问题不屑一顾，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货膨胀，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完全在于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基本视而不见。

事实上，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运动在经济危机前就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开始。2000年6月，法国一群经济学大学生发起一场签名运动，反对与现实脱离的

“自闭经济学”，引发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席卷为国际学生运动。

2007年由美国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大的质疑，批评和挑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SimonJohnso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安静的”，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俘获，并指责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团所俘获。

2009J~7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郁闷科学”为题，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克鲁格曼宣称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紧接着，同年7月18日的《经济学家》杂志以“经济学错在哪里?”作为封面故事，集中报道了两组经济学家分别对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检讨。

1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以《制度经济学》杂志主编Greffrey Hodgeson为首，于2009年8月15日连名发信给英国女王，批评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误导经济学学生，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上述这些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还是个别经济学家的个体行为，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的行为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反思行为。该国际组织在2011年3月7～8日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危机教训，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原理宏观经济学的会议，鼓励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和彻底的反思。会议的主题是：危机过程中的宏观和增长政策。该会议包括了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著名经济学家(所谓盐水湖经济学家)，但基本不包括芝加哥和卡内基，梅隆等大学的经济学家(所谓淡水湖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nVIF总裁卡恩的开幕式讲话代表了对于这个会议的官方态度，讲话中也有“过去数年不但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是经济学的危机”的提法。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就是过去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实施者，该组织的态度转变对于这场经济学反思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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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运动正在热烈的进行，学者们正力图使经济学回归科学的分析，还原其原本的正确功能。”其实对于经济学界更难堪的是，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宏观经济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在2003年正式宣布，防止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学派曾在一段时候宣传经济周期消失的观点，更对于高失业率的问题不屑一顾，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货膨胀，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完全在于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基本视而不见。

“自闭经济学”，引发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席卷为国际学生运动。

2007年由美国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大的质疑，批评和挑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SimonJohnso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安静的政变”，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俘获，并指责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团所俘获。

如果说上述这些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还是个别经济学家的个体行为，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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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电话里带着“瑞典腔调”的人为托马斯・萨金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这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教授一起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还没备好课。”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他既没有马上将喜讯“昭告天下”，也没有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感言，而是按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完了课。

“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讲不好课，学生们是不会饶恕我的。”萨金特说，他让随后而至的所有采访电话都“扑了空”。

有主意的少年

这份“坚持”早在50年前就已显露。那时，17岁的高中生萨金特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提前一年毕业，去俄勒冈州立大学学习；或者再等一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而萨金特的父亲当时正好有机会在俄勒冈州开一家公司，全家都能搬去，“我不要去俄勒冈，我要去伯克利。”如今91岁的查尔斯回想起儿子当时倔强的表态，禁不住笑出声来。这个“有主意的年轻人”在1964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了他的本科学历。

萨金特是“全能型选手”，如果为他涉足的学术领域画张地图，那绝对称得上是横跨文理。他在伯克利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经济学和在几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这个“一直逃避数学”的青年学者渐渐意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学学习，甚至已经当上教授了，还常常到数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去旁听。

学界领袖

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听到萨金特获奖的消息，恐怕最可能的反应是“终于给他了”。萨金特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萨金特的理论在过去的20年中既改变了学术界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又改变了年轻的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的模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自由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他在如何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怎样稳定通货膨胀与解决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萨金特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最著名的就是1976年他与内尔・华莱斯教授一起论证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萨金特告诉我们，打破对政府的迷恋，别指望政府是超人。萨金特与华莱斯将理性预期引入到宏观经济的研究之中，此后这个名词就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术语。

萨金特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力量的传统见解，看看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应对举措，再看看现在出现的政策效果，难道萨金特这些先驱者的预言不准确吗？

严格但有趣的老师

尽管萨金特在课堂上讲到兴起就会一屁股坐到讲台上，不过，他对学生的要求从不“随便”。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是个科学家”，教书一流，说话时学术性很强。面对学生提问，他往往会抛出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一般人很难弄懂。

曾在芝加哥大学上过萨金特课的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也说，萨金特是一位自律甚严，上课从头到尾都在写板书的教授。这位教授年轻时还服过两年兵役，至今哪怕出差在外，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

“他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一个学生回忆道，在要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会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有学生私下请教论文撰写中的问题，他也会坚持用正式“答辩”的方式解决。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和妻子卡洛琳组织了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妻子提供食品饮料，还用自家的炉子烤制风味蛋糕。小组讨论几乎风雨无阻，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萨金特自己家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朱胜豪博士第一次在小组发言时被萨金特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语法错误。讨论结束后，他又被叫到了办公室。“在美国工作，你的英语要提高。”萨金特说，他帮朱胜豪报了语言课程，还替他付了几百美元学费。

除了严谨和亲善，许多学生都知道，老萨最爱“讲故事”。在普林斯顿大学宏观经济理论课上，他会讲起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边打边想出了美国经济框架。而讲到“社会主义福利模型”，他会说起洛克菲勒和经济学家兰格的一段往事，感慨“那时的芝加哥真是个社会主义的天堂”。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再到选红酒，萨金特什么都讲。他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这位“文科出身”的经济学教授的名言：“《安娜・卡列尼娜》开篇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们，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

在某一堂宏观经济学和《百年孤独》“串讲课”即将结束时，他向学生们告别，“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看过许多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我想说，不要放弃研究。”说着，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学生们集体鼓掌，直到他走进电梯再也听不见。（摘编自2011年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秦珍子/文，2011年10月14日《理财周报》王小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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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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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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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现金持有

一、引言

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是近年来财务会计研究领域一个热门话题，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交互影响密不可分。谈及我国宏观经济，从2010年开始，GDP增长率便持续走低。目前，逐渐在经济学家们之间形成的共识是我国经济将呈现“L型”走势，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将处于一个经济低速增长阶段。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正置身于经济结构化改革、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大潮中，各个行业、企业都会迎来一系列挑战与变更。21世纪初期，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财务会计领域也涌现出了一个个热门话题。但是，宏观经济环境已然发生变更，不同的时代背景，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会发生改变。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对一些经典问题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产生不一样的意义。

现金是企业的晴雨表。在微观企业行为中，现金持有行为能够最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融资和投资行为。我国企业一直具有较高的持现水平，这也使得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一直是我国财经会计界研究的热点。但是，除了简单地关注企业持现行为，我们还应该结合宏观经济背景进行研究，并探究在不同经济波动时期，企业持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有何变动等问题。

本文旨在探究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关系，并结合企业现金持有理论对影响企业持现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据此，对我国宏微观研究领域及现金持有理论研究进行补充，并对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提出一些建议。

二、现金持有基本理论

现金持有基本理论由现金持有动机发展而来。最初现金持有动机由凯恩斯提出（Keynes，1936），包括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交易性动机指企业持有动机为了日常业务需要，预防性动机表明企业持有现金为了预防意外事件储备现金，投机性动机则是指企业应持有足够的现金以抓住随时可能出现的盈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在企业中往往共同存在，难以分割。随着对现金持有行为的研究深入，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基本形成了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理论三种企业现金持有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最优现金持有水平，取决于现金持有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Kim et al（1998）最早用实证研究证实了该理论，发现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高、盈余波动大以及资产回报低的公司持有较高的流动性资产。此外，Almeida et al（2004）、Han and Qiu（2007）、Riddick and Whited（2009）、彭桃英和周伟（2006）和连玉君（2011）等学者都发现，外部融资约束、经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未来投资机会等确实影响着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从实证角度证实了权衡理论的存在。

随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发展，Myers（1984）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没有最优现金持有量，现金是留存收益与投资需求之间的缓冲，当企业需要融资时优先选择内部融资，其次是成本较低的债务融资，最后股权融资。Ferreira and Vilela（2004）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持有水平与企业投资机会、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而与现金替代物总量、财务杠杆比率以及企业规模负相关，验证了优序融资理论。

上述理论都建立在股东和管理者利益一致的前提假设下，Jensen（1986）从“自由现金流”假说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理论。理论认为两权分离、委托关系使得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发生了背离，当管理者手中拥有大量可处置的自由现金流时，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对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过度投资，这些行为是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或消费更多的额外津贴来增加管理者私人利益的。国内外学者从经营者持股、董事会特征、股权集中度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入手研究了这些因素和现金持有的关系。理论在实证领域也得到了一定支持。

三、宏观经济与现金持有行为

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机最早来源于宏观经济学。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有研究指出持有较高现金的企业存活率更高。可见，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

（一）融资途径

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货币政策一般而言较为宽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能够较为便捷地从外部渠道取得融资。基于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和权衡理论，此时企业持有现金机会成本较高而收益较低，故企业倾向于持有较少现金。同样，宏观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也将从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外部融资相对较难，企业倾向于保持较高现金持有水平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因此，从融资途径而言，宏观经济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融资渠道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二）投资途径

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众多行业也将迎来众多投资机会，在面临预期较高投资机会情况下，企业的投机性动机决定企业倾向于持有一部分现金储备以把握未来可能出现的投资机会。从权衡理论角度而言，企业虽然面临较高机会成本，但是现金持有收益也较高，所以企业可能倾向于持有较高现金水平。同样，宏观经济衰退时期，投资机会骤然收缩，企业投资前景不乐观将倾向于用现金把握现有投资机会，从而具有较低持现水平。可见，从投资途径，宏观经济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机会从而影响企业持现水平。

四、总结与建议

通过不同的途径，宏观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各有不同，具体影响因素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行为都将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投资者，在对企业进行决策和投资时都应该考虑宏观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10-21

[2]彭桃英，周伟.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动因研究――理论抑或权衡理论[J].会计研究，2006，（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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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F22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为目的，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实证经济。在国际上，宏观经济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论知识，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类别及特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状态性分析、规律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3）专题分析和综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主要包括应用性、数量性、对比性、综合性、实证性五个特点，从真务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课题和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按照经济活动来进行课题划分，可以划分为国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宏观市场运行等多个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现实背景的差异，宏观经济分析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课题，描述我们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特征、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揭示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探索其因果关系，并积极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供决策者选择。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变量在综合分析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就供给需求理论而言，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一定的价格和数量条件下，这两种曲线就会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在马歇尔将图形引入宏观经济学以后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贴近生活，它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场的供需总是会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竞争将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

（二）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论知识的基础，所以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金融领域，其中数学依据主要是计量和统计，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为5小种，分别为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以及数学模型法，在这5种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础，趋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数学模型法则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横截面分析，是相对侧重于分析经济变量的均衡条件，而动态分析则引进了时间维度，比如较为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对侧重于随着时间发展经济状况的发展，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两者相结合来看待，以长泰县为例，不仅仅要对长泰县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发展特点以及问题作出分析，还要在时间维度上来作出整体把握，充分考虑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从而制定出相对的经济改革策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在证券投资领域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把握证券的整体变动趋势；2.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这里的证券市场泛指整个证券交易市场，从狭义角度来说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体现，当然对于长泰县这个小整体而言也是这样的；3.通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证券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和价值变动方向，对投资者、证券业本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各类分析方法通常综合起来，多种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方法也和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为规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时候，要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长泰县作为一个城市近郊县，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制定严谨的经济发展路线，带动经济的腾飞，希望本文能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中国科技博览，2014.

[2]杨海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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