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律意识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论文摘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基础工程。笔者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为提高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迅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步觉醒。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教育已逐渐成为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的教育。“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绝大多数的教师有较强的教育法律素质。没有这一条件，依法治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法律素质水准不高的民族绝不可能建成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同理，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教师素质结构研究到教师法律素质结构研究，再从教师法律素质研究到关注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研究的过程。这一研究历程体现了人们对教师素质认识不断深化，解构与建构交互作用的过程。教师教育法律素质实际上是法律素质在教师行业中的具体体现，教师法律素质的特殊性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它不仅强调教师一般的法律素质，更加关注的是教师的职业法律素质。教师教育法律索质是指教师经过学习和培训所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律法规知识、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思想观念、态度、意识等，它由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法律意识和教育法律的行为能力等方面构成。

法律素质的核心和关键是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的首要内容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指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行成一种风气，风行即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教师的法治精神是推动教育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译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习惯，现行教育管理中人治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如果再不强化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教师队伍的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依法治教就难以实现。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依法治教的奠基石。

对于教育活动基本的伦理规范地遵守，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通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教师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规范与教师个体及专业团体本身“德一福”一致的关系缺乏起码的确认。《规范》中更多的是教师的义务，而“教师专业生活和基本权利更需要有专业的道德规范给予保障。以确保教师在行使专业权利时免受非专业人士非理性指责与侵犯。”随着教育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出台，不仅是对教师，更是对全社会的人对于教育领域的伦理规范地遵守，提供了基本的要求和底线。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按法律的规定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履行自己的义务；更在于能够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享受幸福人生。

为准确把握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内容，确立合理的概念维度，笔者以法律素质的理论抽象性、内容涵盖性、形式稳定性为坐标，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又在每一个层次中确定了不同的层次结构。

一、教育法律知识

知法是教师守法、用法和护法的前提条件。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同理，以法治教意味着教育正进入法律调节领域，是用法律管理、规范教育活动或教育行为，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和纠纷，更多的是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中国二十多年的教育法治建设里程表明，依法治教需要执法公仆，更需要护法、守法的广大教师这要求广大教师首先要知法、懂法，在此基础一L人们才能真正运用法律武器，参与教育教学管理和实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教育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包括人们对法律的评价、态度、关注和期待，换句话说，法律意识就是法律知识在人们心中的内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识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建设内在的精神支撑，是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依法治教的历程中，教育法律规范的贯彻程度和效果依赖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是教师自觉、自愿守法的内在基础。完善教育法制是实行以法治教的前提。但依法治教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教育法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能推动教师自觉守法。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教师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同时，良好的法律意识能驱动教师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据此，又可将教师的教育法律意识分解为法律态度、法律评价、法律关注和法律期待四个层次。法律态度是指教师在教育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对教育法律所持有的情感，它是教师对法律直观的体验感受。法律评价是指教师依据某种理性的标准，对教育法律的好与坏所做的价值判断，它是教师对教育法律的理性评价。法律关注是指教师对当前的焦点教育法律问题和热点教育法律问题注意留心的程度，它反映了教师主观上参与法制建设的程度。法律期待是指教师对教育法律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的期盼和希望，它反映了教师对未来教育法制建设走向和趋势的期望。

三、教育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合法行为。在以法律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管是法律制约功能，还是法律的保护功能，都存在一个如何最有效地实现法律规则的问题。任何法律不过是一定行为规则而已，规则是法律的存在形式，行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离开了法律行为，法律的意义就无法确定。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认为：“我们一直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法律规则及其结构，以制定和执行规则。但需要强调指出，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除非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被称之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上，否则就无法理解任何法律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法律系统在内。”法律仅是纸上的规定，要转化为社会的现实，必须依赖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手段。没有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就会毫无实际意义；没有作为法律调整手段的法律行为，法律就无法贯彻实施，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意义。

篇2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译方法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问题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内容。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参考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英文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 （或“占有优先权”）， 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 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 Maritime 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篇3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译方法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问题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内容。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参考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英文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 （或“占有优先权”）， 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 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 Maritime 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两种制度??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与中国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之间的差异随着“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为渊源制度的英国占有留置权制度被赋予了目的体系中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全部特征，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研究、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时套用民事留置权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实，两类“留置权”存在着许多差异：民事留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系担保制度，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担保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制度以合约留置权为主体，法定留置权只是一种对于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适用范围很小的补充性权利；而大陆法的留置权制度以法定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许自行约定留置货物。在海上货物留置权被强加以民事留置权特征之后，这种差异成为法律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比如提单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权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否定合约留置权的判决一再受到航运界振振有词的质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门的论证在逻辑矛盾中显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开头“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的命题下否定约定留置权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讨论英美合约留置权条款的内容及其约束力。[13]另一种肯定约定留置权效力的论证是依据民法学关于大陆法系“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划分的理论，把“债权性留置权”与合约留置权混为一谈。[14]可见以大陆法留置权理论解释渊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适履。

《海商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只有三条，本身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留置权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问题等等，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依赖于对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解释，而解释的方法却全依赖于法律原理??究竟选择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抑或适用英美担保法理论作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依据，成为实践和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及其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法律术语的翻译在法律移植中的意义远非文字技巧问题，它直接决定法律概念能否作为制度移植的载体，准确、完整地传达立法者移植某项制度时的意图，换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图继受外国法律规范的内涵，充分体现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方法。所以港台民商法专家对于法律术语特别是英美法术语的翻译方法都十分重视。综合起来大概分为两大派论：

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15]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本文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16]（本文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时实际上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翻译??把Maritime Lien译作船舶“优先权”采用的是文义译法[17]，反映了出发概念自身的内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译作“留置权”，采用的是功能对译，亦即出发概念所代表的制度与目的体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时，直接用目的体系中的相应概念来代替出发。如果按文义译法直译，则possessory Lien应译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总概念Lien可译作“优先权”或留置权）。这种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两种不同方法翻译同一体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进一步增加了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寻找法律制度源头的难度。

笔者认为，功能对译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个体系中的术语的内涵强加于另一个体系的术语内涵之中，或者导致出发概念内涵的遗落，或者导致其内涵的增衍，实际上造成对所移植制度规范的任意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所以，文义直译法更符合法律术语翻译的内在要求，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内涵。象“优先权”（ Lien）这样的概念，我国现行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相应制度，采用直译生造词语反而提供了寻找法源的线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讨论普遍从英美法制度中去寻找解释依据，在比较法研究方法上没有分歧，这与术语翻译保持了英国制度的原貌是分不开的；而属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由于按功能对应译为我国已有固定内涵的 “留置权”，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我国留置权制度体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变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中的特殊制度，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与母体的渊源关系，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常常陷入异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套用我国留置权概念特征去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其牵强附会已如前述，直接影响对规范内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发挥。比如根据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不承认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如果适用民事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来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认定海上运输合同中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据，然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扣货的依据恰恰是提单的留置权条款，对留置权法律规范中所确定的留置权成立条件加以解释时，也又能不适用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理论，包括对留置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合同解释理论。

当然，采用何种方法翻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王泽鉴反对“个别法规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继受国家之法律理论”，主张“设法使之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 ，也是为了使法律的有机体内“部分与整体调和，以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8].从前面介绍的《海商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体系，甚至各具体制度自成一体，因而其中的个别概念若要“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应当首先考虑与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相协调，由此构成完整的功能体系。如果为了与本国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牵强地采取概念对译，则破坏了《海商法》内的部分与整体的调和关系，影响法律规范功能的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翻译方法，法律概念作为“部分”都难以同时兼顾与本源制度体系的“整体”和本土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关系，所以，讨论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对于法律解释和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我们对移植的法律术语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切不可忘记这些术语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术语的内涵有时只是由翻译者确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制度联系。所以即使主张把英美法术语纳入我国概念体系的学者，也特别强调要“通过解释途径”，否则会造成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一点，在解释主要通过翻译所产生的《海商法》时应受到格外的重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法律适用和理论研究中都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讨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翻译法律术语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术语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内涵是通过解释途径附于这个符号之上的。

三、“概念还原解释法”?? 海上货物留置权解释方法的一个启示

尽管法律术语的翻译作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经常发生增衍或遗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国生产法律的主要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弥补这种缺陷的途径是比较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将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种解释因素，以求正确阐释本国现有法律规范之意义内容”。[19]笔者主张，在进行比较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分析和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与所继受的外国立法例之间的渊源关系，把特定概念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还原到所继受的该外国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对法律概念作出准确、完整、合乎逻辑的比较法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本文称之为“概念还原解释法”。采用这一解释方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概念特征与制度功能之间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运用“还原解释法”的第一步，是准确无误地找到法律概念赖于产生的“祖籍”。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为追索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一个路径。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移植而来，这些公约和惯例却是两大法系各国制度长期博羿、借鉴和融合的结果，仅就具体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而言，如何能确定它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陆法系的担保物权制度呢？从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线索，所有的线索都在翻译中被切断了（已如前述）。这个答案只能通过对公约、英国担保法和大陆法系担保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找出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规定最相近的制度。

经对公约与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较，笔者看到，海运公约和惯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运大国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术结构和法律体系上如此。为遵从国际法规则，公约成员国都会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国际条约的内容纳入内国法律制度体系，非成员国的海商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联系往往也比与本国普通民商法制度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国此各国海商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与本国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较好的大陆法各国，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论。虽然这已成为常识，然而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况下，笔者得出这种结论需要拿证据才能服人。

面对如何协调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民商留置权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都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都大相径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概念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优先权制度[21]共同构成，亦即大陆法各国将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制度分解为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和两个功能互补的制度，从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纳入本国民、商法体系，使之与本国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语上，几个国家都避免直接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为“留置权”或“优先权”（这样就避免了前文所说的术语对译造成的概念内涵增殖或遗落的缺陷），只是具体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债权人如何通过占有标的物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信息进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权特征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与我国大陆同样实行民商合一体例的台湾，是采用“特别留置权”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台湾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属于特别留置权，与普通民事留置权之间具有巨大差异 .[22]国内学者习惯于引用台湾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对于台湾的特别留置权不可不特别留意。尽管我国理论界主流意见趋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对于国内其他民商法的独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权”特征与英国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样，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包括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其范围大于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范围[23]，而囊括了合约留置权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从《海商法》条文的内容来看，留置权的实现须经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变卖，这一明确规定反映了英法“占有优先权”效力特征；从留置权与诉扣货两项制度的关系来看，体现了“占有优先权”与“衡平法优先权”制度功能互补的特点。整个海上货物留置权规范无不渗透着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换言之，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整合了大陆法海商法以“留置权”制度和优先权制度共同承担的功能。由此可以确信，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同源，与渊源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有着不同根系。

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还原为Possossory Lien，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寻找解释这一制度特征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决：

（1）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留置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英国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规定而产生，也可依合同约定而产生。普通法规定的留置权（即法定留置权）不仅在范围上小于合约留置权，而且适用条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权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关系或他们之间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条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亦即，约定的留置权效力优先，普通法留置权为补充性或选择性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必借助大陆法留置权理论，依“法定担保物权”说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或以“债权性留置权”为佐证肯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而应当依据英美法的合同解释规则确认留置权条款的效力，“概念还原解释法”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

（2）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问题。

P>

《海商法》规定了两类不同的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它们分别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别（占有）留置权”（Special Lien，或“特别占有优先权”） 和“一般（占有）留置权”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权”，“一般占有优先权”）[24].这两种货物留置权的效力规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这一重要问题在海上货物留置权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渊源制度所致。

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渊源的特别留置权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权人扣押占有某项财产直到该特定财产所生费用全部清偿为止的权利。这解释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留置权人只能就留置物产生的费用留置该特定财产，却并不必问该财产的所有人（货主）是谁。同时，特别留置权不含有债权人出卖标的物的权利，只有当制定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才可以按规定的程序出卖留置物，这为解决我国承运人行使货物留置权的方式问题找到了依据；留置权与法院扣货之间的关系也从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过申请扣押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优先请求权的唯一方式。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抗辩权，法院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货物留置权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权人那样自行处理留置的财产，而只能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一般留置权则是为了担保一般债权而设置的担保，更类似于我国的质权。根据一般占有优先权，留置的财产可以不是留置请求权的标的，它可以基于行业惯例产生，也可基于双方认可的持续性先例而确定，还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我国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权必须以货物为租船人所有，却不以置于船上的货物为产生请求权的标的物为限，即源于此。

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其他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运用“概念还原解释法”，把翻译过来的“留置权”概念还原到它基于产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获得完整、合理的解释。索本求源不仅适合于解释象海上货物留置权这样处于两大法系夹缝中的概念，也不仅仅对于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这样一部典型地成体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释具有意义，笔者相信，作为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还原解释法”对于由移植产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种启示。如果运用这种比较法解释方法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把概念的内涵加以确定，会避免实践中的大量争议而在许多问题上实现司法统一。

「注释

[1] 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页。本段加引号的部分都是钱先生描述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时使用的词汇。

[3] 各国海商法都极少照顾与本国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因为海商法主要由航运惯例构成，国际一体性很强，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译为“留置权”， 用于指称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笔者主张按字义翻译为“占有留置权”，本文后面将用重要篇幅专门介绍《海商法》译法的由来和笔者译法的理由。

[5] 这一部分内容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6] 考证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国海商法论著一般只有关于Maritime lien 的介绍，Possessory lien在英国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约定，适用各种国际标准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论对于Lien制度进行系统讨论；而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又几乎不介绍英美留置权Possessory lien制度，个别提及这一制度的文章对英美留置权制度的功能也有严重误解。例如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权正是英国法中Lien，英国法的这项担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得多；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本文主张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为立法资源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尽可能深入探究两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下隐藏的制度差异。

[7] 关于英国优先权和留置权的介绍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另参见徐新铭：《船舶优先权》，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作者在书中列举Maritime lien的许多译法：海事优先权、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权，等等。

[9]参见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0]笔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和海商法专家对这种译法普遍给予批评，但尚未见对这一术语见诸文字的讨论。

[11] 海上货物留置权与优先权制度的功能互补关系，在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文发表的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中详述。

[12] 参见徐霆：《浅析提单与租船合同的留置权条款》，载于《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1996年3月刊；汤凯：《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1991年《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08页；?（香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文章赞同这一观点，见伍治良：《浅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海事审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

[13] 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庭长；同时参见金正佳等：《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作者是某海事法院业务院长。他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权威性。?

[14] 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影响》，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

[15] （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6] （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7]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概念的翻译也采取了功能对译法。

[18] 王泽鉴，上引书，第130页。

[19]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34.

[20] 关于法国、德国“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仅具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功能，国内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其实日本“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功能与法国和德国差异不大。笔者主张对各国制度作功能比较而不是概念比较，亦即各国保护同一类法律关系的制度之功能设置上的异同，故在此不作“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之划分。日本学者林良平指出，“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债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判断”。（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此笔者在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较法学理论为据另有详述。

[21] 法国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德国为“法定质权”、日本为“先取特权”。参见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令》第3条，《德国商法典》第397条、410条、614条、623条；《日本商法典》第753条、第757规定。

[22] 《台湾民法典》第445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海商法》162条；另参见（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

[23] 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为“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项目分开规定。

篇4

关键词：法律意识；公民；生成；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17-02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分析

对一种事物或者现象的研究一般从其概念入手，分析其内涵本质及与其他概念的界限，以构建逻辑的合理性，也为学术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

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受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法律意识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这样分析的：“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概念的界定各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在沈宗灵教授主编的《法理学》中，对法律意识是这样界定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写道：“法意识是与群体或个体（个性）心理特征相连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法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法现象的特殊组成部分。”[2]刘金国和舒国滢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意识概念的表述更为具体：“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规的理解、要求和态度，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同时还包括人们法律知识的多少和法律水平的高低。”[3]

由此可知，法律意识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外延及其广泛的法律现象，法律意识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现象主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状况，是人们对法的各种心理要素的综合体。法律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

第一，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一般社会主体对“法”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所谓社会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态度、情感等主观反映。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态度、信念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

第二，法律意识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马克思在其经典论著《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主体的主观意识都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并决定，作为社会意识一种的法律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当然，社会意识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权力运行机制深刻影响着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法律的功能、价值取向以及法律调整的社会效果，也直接决定着法律意识。与此同时，社会主体的一般法律意识也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第三，法律意识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由于个体的经历，人格品质等对法律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而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这使法律意识在整个社会中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不同主体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类似的法律实践经历以及共同的利益需求，使法律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同一性和一致性。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一）公民法律意识生成的途径

简单地说，公民的法律意识生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内生型、外生型和混合型。举例来讲，欧洲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内生型。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立，现代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西方社会的法律意识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内生型，正如哈耶克所说，是西方社会“自生自发”[4]的演化结果。相反，中国近代之始的现代法律运动则是典型的外生型。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国人天朝永固的梦想。一批有志之士开始认清形势，拯救国家于危亡，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西方法律思潮涌入中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法律意识产生之初，是在内忧外患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结果。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浪潮惊涛拍岸，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型的现在法治进程并未改变，国家通过引进、学习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此起彼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混合型，既有社会发展的内生需要，又有交流学习的引进。

（二）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日益推进，我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逐渐生成，民主和法治不断发展。同时，与改革开放相伴的是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必不可少。我们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促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第一，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7]法律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表明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是评价主体合法性唯一也是最终的标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秩序等价值，宗教、道德、法律等调整手段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众多调整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评价标准。法律至上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权力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由法定的程序加以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必须承担责任。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公民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的法律意识才能逐步生成。

第二，应当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是公民信任法律，树立法律正义感的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仅仅依靠强制力的后盾，法律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更无从建立。只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良好法度，公民才能真心地认同法律，信仰法律，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正义感。“从内心深处产生积极的法律认同感，产生对法律的全面拜从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的法律激情，以激情的理性作为遵守和运用法律的直接心理基础，进而形成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统一的现代法律意识。”[7]

第三，促进司法公正，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对于普通公民，司法活动与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司法不公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民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再信任法律，从而寻求其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法治社会的巨大阻碍。“司法是正义的守护神，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8]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增强法官独立性，加强监督，杜绝司法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做的事。

第四，持续推进普法教育，这是塑造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普法工作开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公民法律意识得到普遍的提高，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受传统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普法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在厌讼的法律心理长期影响下，我国公民普遍厌诉，有时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压抑自己的合理需求，追求一种“和为贵”。受人治传统的影响，民众更愿意相信权力而不是法律，遇到问题先寻求“关系”，而不是依法办事。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分化严重，这使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加大对普法教育工作的投入，加强普法工作队伍的培养建设，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普法教育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让普法工作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起到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没有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支撑，法治社会的理想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为此，学者对法律意识的概念、特征、法律意识的生成模式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肤浅的见解，以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贡献，推动法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34-236.

[2]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233.

[3]刘金国，舒国滢.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68.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77.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篇5

关键词企业管理法律意识油田企业

一、关于法律意识的有关概念解读

根据相应的科学概念分析了解可知，法律意识主要指的就是，人们在日常的现实生活当中对于某些事物的一些感知上，或者情绪意识上的总和，这样的思维意识也就被称作为法律意识。但是在法律意识的概念理解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便是，整个法律意识应当要包括人们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生产与生活所展开的交往现象，并且通过科学的法律态度来展开实际上的认知以及感官上的评价，最终形成的最终意识也就可以直接有效的支配具体的行为。总体上来讲，法律意识的概念简单可以总结为，人们将自身融入到一种法律的世界和秩序当中，最终所产生的一种自觉性。但是通过对实际的情况展开科学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员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相当的缺乏法律意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法律盲目性。实际的表现也就是，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情感，最终养成了一种极为不正确的法律意识观念。虽然部分企业充分的意识到了这一点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法律意识的提升，但是与当前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与不足。因此，有关企业管理工作人员应当对此报以高度重视。

二、油田企业管理当中法律意识所起到的作用

（一）奠定良好的油田企业竞争市场环境

观察当前实际的企业发展情况可知，目前我国的市场竞争当中，油田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并且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还存在一部分的国外企业，它们非常明显的抢夺了我国的大量客源。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来看，虽然说我国也采取了一定的科学措施来对这些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解决，但是在整体上并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许多地方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为了获得应有的利益，仍然忘却了自身法律意识的培养，最终也就采取了非法的手段展开竞争活动，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就已经相对构成了一定的犯罪。正是因为这些问题非常的突出，所以也就对我国油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措施便是大力培养企业管理过程中的法律意识，只有在管理过程中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最终才能将整个市场竞争的环境重新的拉回到公平竞争上来。

（二）积极推动现代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

我国在漫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较为完整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其只是在不断的朝着完整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断的证据都在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当中，始终都是离不开良好的法律意识的，这一点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讲尤为重要。法律意识在当前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当一个企业的员工以及相应的领导，都不断的加强了自身的法律意识之后，在后续的管理工作当中，才能切实的让法律的外在强制性转变为内在的认可和价值的体现，企业在日常的管理当中才能根据法律的相应指标，正确的处理自身的责任与义务，最终使用合法的方式来有效的解决实际的问题和纷争事件。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才算是真正得到有效建立。

（三）科学有效的解决企业的相应问题

众所周知，企业在日常的运营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一定的纠纷事件，而纠纷问题当中展现最为明确的就要当属劳动事务纠纷。在劳动事务问题当中，多数情况下都是劳动合同纠纷为主，我们都清楚的明白劳动合同本身就是将法律法规作为最根本的依据的，从始至终都是按照强制性的规定展开规范。在绝大多数的企业当中，尤其是某一些小型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来实行合同制，因此劳动双方也就没有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劳动合同，最终从本质上引发了纠纷事件。而细致分析劳动合同纠纷问题的实质可知，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在众多原因当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企业管理人士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这一点再次证明了法律意识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那么企业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就应当切实的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企业管理除了劳动合同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论是何种问题，它的最终解决办法都在于企业管理人士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

（四）可以较好的督促企业合法的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相对于企业管理的领导来讲，一旦整个法律意识都得到了全方面化的提升之后，相应的企业管理制度也能够较为顺利的制定出来，最终在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其才能不断的依法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最终确保企业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当中的员工来讲，凭借着科学的法律意识，之后企业才能更加有效的促进员工自觉的根据法律的条文规定，来履行好自身的权利义务，这样反而更能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所以，在企业管理当中切实培养员工的法律意识，是现实的要求，同样也是时展的需要。

三、在油田企业管理过程中科学培养法律意识的措施

就实际情况研究可知，油田企业的管理活动主体始终都是领导机构以及工作人员，所以要想科学的提升企业管理过程当中的法律意识，那么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从人员的法律意识层面入手，因为一旦相应的企业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提升之后，具体的油田企业管理工作也会呈现出法律性，最终促进企业不断朝着科学长效化的方向发展。根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得知，相应的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种意识应当牢牢的树立在企业人员脑海当中

这里所描述的三种意识分别是依法办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意识、严格按照合同办理事务的意识以及公平竞争的法律意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种意识当中非常明确的体会到，其已经贯穿到了企业的日常发展过程之中。对于依法办企业的法律意识来讲，有关企业工作人员应当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种法律意识的增强措施是企业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在众多的企业法律事务当中，尤其要以公司的法律事务为主，虽然说已经多次进行了修改，但是企业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仍然还是需要自觉遵守的。第二种意识就是合同法律意识的培养，提升合同的法律意识一直都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所在，当合同签订之后，那么此项合同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切实按照法律所规定的要求，使得整个合同的执行更加的具备规范性，总之，企业管理当中按照合同法律意识处理事务，是非常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实现的，同时还能够以这种方式极好的保证整项交易的顺利开展，最终也就维护了交易的相应秩序。第三种就是公平合法竞争意识的增强，企业的发展始终都是离不开市场竞争的，但是在实际的竞争当中，企业一定不能违背相应的法律规范，而是应当采取正当合法的方式展开竞争，这样自身的商业道德才能得到极好的实现。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工作人员也应当对不合法的方式展开较为明确的规范，因为这样才能科学的划分出正当和不正当的竞争分界线，这样对于企业法律意识提升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增强企业管理过程当中的宏观调控责任意识

宏观调控责任意识对于企业的良性管理非常重要，同样它也是企业增强法律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谓的宏观调控责任意识主要就是指，国家为了对市场的缺憾展开科学性的补救，规避市场出现失衡问题所采用的一种措施。企业管理过程中很好的履行这一个方面的问题，也能够很好的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这是因为当企业在展开这方面的调控工作时，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都会严格的依照法律的准则展开相应的工作，最终自觉的遵守相应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宏观调控责任意识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概念，切实的依照这个概念来科学实现企业管理法律意识的提升，将会从本质上有效的确保整个法律意识更加的具有科学性，这也是企业管理当中提升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油田企业切实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对于整个企业的管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极好的推动油田企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使得企业更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虽然目前情况下，我国油田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较而言，在企业法律意识方面差距还相对明显，但是与以往的情况相比较，整体上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相信只要之后的过程中，企业管理不断的重视法律意识，采取科学的措施提升法律意识，最终一定科学的推动企业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晓然．新时代企业提高员工法律意识的基本途径．现代企业．2018(9)．

[2]谢爱珍．企业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及其现代化分析．中国商论．2016(35)．

[3]董薇薇、于新霞．浅析企业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科技与企业．2014(18)．

[4]鲁华阳．分析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意识及其培养．科技风．2018(18)．

篇6

关键词：公民法律意识；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法治

Abstract：“Build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by law”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s policies. However，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by law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 and also difficult to handle，to which people，today，still don’t have a unanimous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is period，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rational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Taking ethical value as a bas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main content，this legal consciousness accords with objective law and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goals in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at rational stage；the rule of law

一、 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哲学家、思想家莫衷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表述“法治”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1]概括地讲法治问题包括三个层次，法律意义的法治，价值意义的法治，社会意义的法治[2]。

笔者认为，法治不可定义，但无疑其含义不仅仅是法律规则、国家的命令，还应当包含法律的目的，法律的价值，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1935年9月，在希特勒和其“司法部”、“内务部”各部官员的讨论中，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由此血腥、残忍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被纳粹通过“合法”途径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每一项“判决”都是与“法”有据，有“法”可依。可是每一部种族立法每一项判决又都是那样无视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人类至高价值准则，都是践踏人类尊严的典型例证。

二、 公民法律意识的作用

价值意义的法治必定是法治概念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而对于价值的法治来说，公民法律意识有如下作用：

(一) 公民法律意识有助于法治价值的构建

价值元素有很多：真、善、美、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等，不同的社会制度将由人们确定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将确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权利与权力、平等与等级……非理性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错误的、混乱的、麻木的认知与评价，将导致人们选择恶的、非正义的价值观。而理性阶段的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理性的主观认知和评价，不仅仅是一种对制定法的正确认识，它还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基本功能，包括意志、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和经济的心理技能，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状态，是人们追求善的法律的内心动因和巨大精神力量，从而指引人们确定法律应有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效率。而在这种良法的统治下才有法治。

(二) 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运行的驱动力

人们的行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为指引的，是思想意识的外化和物化。公民的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支配它的法律意识的健全与发达程度。只有当公民树立起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时，才可能自觉地接受、服从法律的治理。“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3]

三、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体验、价值评价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4]。它作为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认知，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阶段。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理性阶段公民法律意识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人称之为“法观念”，认为“法观念是人们认识法现象的理性阶段，表现为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是人们对法现象由片面的表象的感觉和印象，经过大脑的加工而上升为全面的、深刻的、反映法现象内部联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理论体系。”[5]也有人称之“法律理念”，是指“公民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对法律产生的理性心理体验，是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理性升华，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追求为皈依的法律思想和信仰。”[6]还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法律意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7]

笔者基于法治社会构建的目标将此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界定为“理性公民法律意识”，指以伦理性价值为根基，以主体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对法和法律现象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其内涵主要有如下四层含义：

篇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5.082

近年来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呈上升的趋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有技能不敢教，有器材不能用的现象，这使得学校和教师在体育教学上面临着许多压力和困难。这些事故和体育教师的意识有很大的联系。意识观念是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主宰因素而行为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最终自身也发展成为人类专门的生产或生活活动。法律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影响着行为。本文为体育教师培养养成良好的体育法律意识，从而能运用自身掌握的体育相关法律知识调整自己工作相关体育关系，为发展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律意识提供客观依据。

1体育法律意识的定义

目前为止有许多学者对体育法和体育法律意识的概念进行了概述，但对“体育法律意识”的概念没有清晰的界定。意识，在心理学的定义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中提出在“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汤卫东在《体育法学》中提出法律意识是反映法律现实的意识领域，它通过法律知识、对法律及其引用实践的评价态度、社会――法制立场以及价值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和其他意识领域（如政治、道德、美学等）是统一的和相互作用的。而张春伟，张学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法律意识概念进行分析时认为“法律意识和法律概念是相等的，指人们有关法的观点、概念和观念”，是高级阶段的法律问题理论，而不是平时人们所知的法律知觉、感觉。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南阳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法律意识的调查及分析。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浏览捕捉法在南阳师院图书馆中国期刊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查阅图书馆中有关体育法律以及意识方面的书籍。

（2）统计分析法：搜集南阳市近年来学校体育状况的有关材料，并进行统计处理。

（3）问卷调查法：对南阳市体育教师进行实地访问调查。

从南阳教育网搜索得出南阳市区有28所小学18所中学，根据数据统计法，随机抽选河南省南阳市12所中小学，对其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00份，回收83份，有效问卷80份。

3研究结果

3.1南阳市体育教师对“体育法对学校教学有重要作用”态度

从表1可以看出32.7%的测试者认为体育法对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6.2%的人认为不重要，不确定的人数占大部分比例，说明对于体育法重要性的认识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2南阳市体育教师对应该具备体育法律素养认同感

从表2可以看出61.1%的测试者不确定是否应该必备体育法律素养，只有15.5%的测试者赞成23.4%的测试者不赞成。说明针对体育教师体育法律知识必要性的认识迫在眉睫，从而当体育教师遇到问题时可以更好的运用体育法律知识解决。

3.3南阳市体育教师维权意识的调查

从表3可以看出体育教师的维权意识还不到位，只有48.7%的人认为体育教师是应该维护体育课的正常开展的，48.7%的人不确定是否应当去维护，少数36%的人不赞成老师去维护。说明我们还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加深体育教师对其权利义务的了解。

依据调查的结果显示：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律意识水平远远达不到我国依法治国对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出的要求，更不能比体育法中对体育教师素养所提出的要求。

3.4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信仰的了解情况

针对现在由于升学压力造成的占用体育课提出的问题，设计问卷的问题是您怎样看待学校占用体育课这个行为？图1所示48%的体育教师已经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还是有52%的没有认识到甚至支持学校的这种做法。这就表明了超过一半的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的不重视以及体育法规定体育课时间不了解，保护学生权利的意识很薄弱。

体育法的作用为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体育运动水平，所以设计问题：“您认为体育法作用有哪些？”（多选题）从图2可以看出测试者对于体育法的作用还不是很明确全部选出的占总数2.25%，还有25.5%选出了错误选项，说明很多体育教师对体育法还不是很了解，必须加强体育法的宣传工作。

由于国家鼓励各地方举办体育赛事以及“体育法”中规定中小学每年必须举办一次校级运动会，导致许多学校为争夺名次做出许多违反规定的行?椤K?以设计了“对于学校体育竞赛作假行为的看法”这一问题可以从图中看的出只有占14.5%的知道这是违法的，这就说明还有占85.5%的测试者没有认识到校方这么做的违法行为，这也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3.5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教学的法律理论的了解情况

近几年，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繁发生设计了问题为“当学校发生体育事故你认为学校这边承担的原因有哪些”（多选题）体育法中规定：学校由以下状况发生体育事故，应承担责任，包括体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工作中有关规定等、学校教师或其他员工未尽职责、组织校外有风险活动时，未有安全教育。

可以从图中得知占42.5%的测试者选择了错误选项而选择正确的只占了6%说明体育教师对自己的义务不是很明确对学校发生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缺乏全面的认识。

体育法明确规定“中小学应至少在一年内举办一次全校性质的运动会”。所以设计了这个问题，但可以从图中的出了解体育法规定一年一次的只有44%的人，还有12%的人选择两年以上，说明一半以上体育教师对体育法不甚了解，并且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不能够认识到校方的做法是否侵害学生的权利。

从实地访谈中得知，南阳市居民法制观念比较薄弱，而南阳市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教学方面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有待提高，无论是体育法的了解还是关于体育暴力行为、体育教学的规则、体育教师自身权利等，都表现出对这些知识浅层次、片面的认识。体育教师十分有必要加强对“体育法”的了解，这是依法治国对公民提出的的要求，也是体育界对体育从业者的要求，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更加深刻认识体育法律。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从调查的结果看，现如今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律意识水平还在觉醒的阶段。

（1）体育教师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法律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2）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基本知识较陌生。

（3）少数体育教师缺乏法律信仰，不相信法律的重要性。

（4）体育教师的维权意识较差。

4.2建议

（1）社会观念―养成良好的体育法制观念。法律部门应当完善相关立法，政府需加大对体育法的宣传，为培养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2）体育界―法治体育，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设置严格的奖惩措施，单位应当组织活动普及体育法知识。

篇8

关键词： 大学生 法律意识 法社会学

法律意识是法律服从的心理动因，其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西方法社会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解释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人们是否服从法律，取决于他们在法律服从过程中所获取收益的多少和所付出代价的大小。另一种是规范性视角（normative perspective），认为法律服从的动因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应该的”。

法律意识的构成，不仅有“认知”和“思维”，而且有想象、意志、情感及人的整个心灵。仅仅了解权利、义务还不够，更要自我负责地承认这一切，在承认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意志力遵守所承认的一切。

一、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法律服从意识的概况

对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可以了解大学生自然的权利感和正义感，或特殊的、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本能的精神情绪。法律意识是一种独特的本能权利感，它能使人确定自己的个人精神方面和承认他人的精神方面；由此而产生法律意识的几个基本公理：个人精神尊严感、自律和自我管理能量、人们相互间的尊重和信任，这些公理能教会大学生独立、自由、共存、相互交往和慷慨大方。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概况、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如何构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模式。

根据美国法社会学家T・R・泰勒（Tyler）进行的研究，并移植泰勒的理论框架和调查研究，笔者调查了800多名在读高校大学生，并对有效的581份问卷进行了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服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规范性的。

Logisitic回归分析表明，对法律服从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个人的道德观”、“意识到的责任”和“同侪的评价”。但是在规范性的外表下隐藏了很深的功利正义，即注重实际收益和外在的评价。对于“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这个问题，5.3%的学生表示经常有这样的行为，只有39.8%的学生认为这样的行为受到相关部门惩罚的可能性很大，但认为这个行为受到朋友非常反对的学生比例达到54.9%。学生过多重视同侪评价甚于法律规范性的约束。

2.大学生更注重结果的公正，而不是程序的公正。

这与大学生对于法律服从的工具性因素有潜在的逻辑性因果关系。实体正义注重的是结果的正当性，这一要求直接决定了在法律实践中对客观真实的不懈追求。而根据程序正义的理论，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的，这些价值包括参与、公平和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并非通过其能形成正确的结果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

3.大学生崇尚法律权威，对法律部门表示应有的尊重。

现代大学生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纠纷，尊重司法权威，对于公平和正义有着起码的追求。77.5%的学生表示非常尊重警察，56.8%的学生认为法院可以保证公正地审理案件，59.4%的学生认为法院很好地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56.5%的学生认为法院总体上来说是廉政的。大学生因其在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地位而必须树立现代法律信仰。因为“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在了解大学生法律服从特性的基础上，针对大学生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认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模式。

二、针对大学生法律服从特性，探讨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模式的构建

大学生法律服从意识蕴含着大学生对法及法律的最高期望，是对正义、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追求，从而实现法治，最终实现人类生活的幸福。规范法律意识是心灵的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意志状态；它寻找着生活中自由、正确和正义的法，促使人们为获得和实现这种法而奋斗。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模式呢？

1.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应注重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和养成。

法律意识所注意到的，不仅是制定法的客观涵义，而且是自然法的客观理念，并为自己提出了使“涵义”符合于“理念”的任务。这就是说，规范法律意识在开始为法而奋斗时，就应该实施三个独立的认知行为：第一，确定制定法的客观涵义；第二，开放地表达自然法的理念；第三，辨别理念在含义中隐藏的、但不完全的存在，并为涵义找到一种模式，以准确而真实地再现理念的实质。创制法律的心灵将因此而形成两种法的概念：与自身涵义相符的制定法概念和忠实于自身理念的自然法概念。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要注重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这对构建自身的法律思想体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2.培养大学生法律价值的认同和法律信仰。

法律意识的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通过开展法律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唤起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这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内心法律的认同。法律不仅仅可理解为一种工具，还代表着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社会的理想秩序。

法律信仰作为社会法律文化的心理建设的一项社会系统化工程，是各种法律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法律信仰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现代法意识。法律信仰用人类的理性、良心、正义感作为现行法律规范和具体制度的评价标准进行主观判断和价值评价，而对那些表征了人类正义和秩序的终极目的要求的法律规范进行肯定的价值评价，自愿服从和自觉遵守，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甘愿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而，对法的信仰与守法精神、护法精神和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3.注重大学生道德建设，内化大学生法律服从的价值取向。

道德与法律是互为工具、互为目的的关系。法律的道德化为主体遵循服从法律提供内心信仰的基础，道德的法律化则为主体履行道德规范创造了明细操作的条件。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道德为法律实施规定了界限，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是它与道德信条的关系。总之，要在加强道德的前提下，使公平正义深入人心，使依法办事和维护公序良俗成为大学生道德意识和伦理习惯的重要内容。

总之，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研究在于认识大学生的权利意识的变换，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导向的根源，对于高校教育改革都有深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谢立中.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孙文恺.社会学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高中生；法律意识；培养对策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法制体系的建设在不断加快，法制观念开始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不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都离不开一个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由此也就彰显出了培养庞大高中生群体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我国高中生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对法律不是十分了解，导致其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常常会因为对法律缺乏足够的了解而犯下许多错事，给高中生的成长生涯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正视当前我国高中生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让高中生在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再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法律意识，从而为高中生今后的学习与成长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1]。本文就是关于高中生法律意识培养的相关分析。

一、高中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对于我国高中生来说，虽然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却不知该怎么践行所了解的法律概念，在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庄严等方面更是置若罔闻，整体法律意识非常薄弱，难以适应当前我国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要求。高中生法律意识淡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其遇事非常冲动，常常都是主观行事，做出了许多过激行为，没有意识到法律是可以帮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难以将法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犯罪几率逐渐升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更加发达，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法律意识的缺失导致不少高中生都过分注重物质享受，不仅自我中心意识十分强烈，而且对于权威都是持着一个蔑视的态度[2]。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高中生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无视规章制度，抢劫、打架、偷窃等直接触犯法律的行为在高中生群体中经常发生，不仅影响到高中生的健康成长，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危害，必须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培养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在思想上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引起重视，不断加强高中生的法律教育

虽然当前高中学校的教育中也包括了法律教育，但是受到应试观念的深刻影响，由于法律课程在高考中不会涉及，导致本该得到重视的法律教育工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不仅没有引起学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已经进行的法律教育活动上更是片面注重爱国教育与道德教育，关于基本法律条文、法律常识的教学活动少之又少，严重阻碍了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有效提高。对此，也就要求高中学校教育工作者要在思想观念上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引起重视，对法律教育的课程与课时进行合理安排，从德育课中将法律课抽离出来，让法律课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从而突出法律课具有的重要地位，让高中生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为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3]。

（二）使用新颖的材料，引起学生对法律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

法律是没有温度的，法律课程所涉及的都是残酷无情之事物，这样一门冰冷的课程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欲望，影响到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此，也就要求要采用生动新颖的法律教育材料，对法理学与法律法规、民法与刑法、私法与公法等内容的教学进行合理分配。虽然这样教学方法无法体现出长远的发展目光，但是在这种教学下，能够使高中生对当前全国通用的法律条文形成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了解，从而才能够不断帮助学生对这些法律理论进行深入了解[4]。也就是说，如果不采用新颖生动的教学材料，也就无法让高中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产生兴趣，进而高中生也就会对法律知识的教育产生抵触与排斥心理，要想提高高中生的法律意识也就成了空话。

（三）对法律学习手段加以创新，不断增强法律学习的趣味性

首先，在进行法律学习的时候可以将一些真实的案例加入进去，在生动真实的案例学习中，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到法律具有的约束作用，而且还能够让学生在解决案例的过程中对各种法律条文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避免了法律学习的乏味与枯燥。其次，还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培养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条文规定的好习惯，让其感受到法律对于公平正义具有的强大约束力，让其从内心深度对法律产生一种敬畏之心[5]。最后还可以创建法律宣传小组，让高中生成为法律的传授者与宣传者，通过转化角色使高中生对法律的重要性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进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我国正处于加上你和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我国高中生数量十分庞大，其作为构建法制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高中生所具有的法律意识强弱将会给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必须要更加重视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社会各界都要认真履行自身的职责，通过增加新鲜材料和创先法律学习方式等措施，让高中生形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法律意识，从而为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秀梅,刘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大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性研究———对济宁学院2007级大一学生的调查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1:141-145.

[2]刘艳艳.新疆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报告———以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经营管理者,2015,24:413.

[3]黄艺博,徐韦钰,姜昱,王誉臻,夏一帆,姚正帮.中学生(高中)法治意识和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6,16:229-231.

[4]李小龙,刘文峰,赵常昊,王永辉,邹烨.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暴力调查与研究———以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两所中学为例[J].群文天地,2012,21:288-290.

篇10

1.专业培养目标与方案的要求

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1999年7月编制的《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中明确,工程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土木工程技术知识;(2)掌握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3)掌握相关的经济理论;(4)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5)具有综合运用上述四个方面的知识从事工程管理的基本能力;(6)具有阅读工程管理专业外语文献的基本能力;(7)具有运用计算机辅助解决工程管理问题的能力;(8)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设置了四个专业平台,这些专业平台是工程管理各个专业方向都必须学习的基础课程。其中,法律平台是与技术、管理、经济并列的四大平台之一。

2.土木专业毕业生调查反映的结果

为了分析土木工程类专业毕业生进入建筑施工企业后,需要哪些方面的管理知识,美国曾于1978年、1982年、1984年三次对400家大型建筑施工企业的中上层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当时建筑管理方向28门课程的重要性排序。数据显示建设项目相关法律一直被认为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最重要的课程。学习法律知识也是培养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法律意识的培养远比法律知识的学习更艰巨,并不是设置一门课程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在课程体系中得到落实并长期贯彻。

二、工程合同管理课程必须强化合同法律意识的培养

西方国家有深厚的民主法律社会渊源,有关工程合同法律的研究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一些论著千锤百炼成为经典之作,如《Hudson''''sBuildingandEngineeringContract》第一版发行于1891年,距今115年,现已发行第11版。西方的合同管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较多地从法律方面研究合同;进入80年代,较多地研究合同事务管理(ContractAdministration);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更多地从项目管理的角度研究合同管理问题[1]。我国工程管理领域的合同管理理念是80年代以后才逐步引入的,与从事务及项目管理角度研究工程合同形成了较好的接轨,但是先天缺乏从法律角度对工程合同的研究。正是由于历史的空缺,工程合同法律意识缺少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合同法律意识的缺乏不仅体现在我国工程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上,也体现在我国工程管理的学术领域。田威先生(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长期在海外从事世行和亚行贷款项目)曾经说过,中国工程师的专业水平、技术能力和现场经验比外国人要强,但如果作为国际咨询工程师,欠缺的是经济、法律、海外工作经验。邱闯先生在他的著作《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作了如下论述:我国期刊及书籍介绍国际工程合同的作者一般为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些文章和书籍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一般是从工程师的共识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以下局限性:(1)强调的是工程师的看法,而未论述法官、律师、法学家的观点。(2)缺少对合同条款的法律意义推敲;(3)强调明示条款的论述,缺少对默视条款的论述。中西方工程合同管理的研究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合同法律的研究,强化合同法律意识。要依靠教育弥补与西方国家存在的100多年的文化意识差距。

篇11

【关键词】 诉讼文化 诉讼意识 认同

意识、法律意识、诉讼意识是处于三个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诉讼意识这个概念，显然是“意识”的下位概念。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环境、诉讼文化、诉讼制度、诉讼法规的有意掌握。具体地说，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始终站在“客位”的立场，去分析、审察、理解、接受、控制和创造各种诉讼的因素，自觉地去建设诉讼主体，适应诉讼环境，建设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心理和诉讼法律认知等等。[1]

“法律”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可能因时空、文化、民族、国家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此，便不同的诉讼主体便有着不同的“诉讼意识”。但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人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2]同样，诉讼意识不是指个别人的意识，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主体对“诉讼”会有不同的意识、观感与评价，在诸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等）中其被信任的程度与应用来排难解纷的比重也会有所差异，这便牵涉到所谓“诉讼意识”（procedure consciousness）的问题。[3]

中国的几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如（198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有三方面特征：追求无讼、存在“绅权”、礼治[4]。总体看来，中国人不好讼。即使须讼，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信仰包青天式的人物。中国人有着深层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典型人物，误认为神奇、权宜、不畏权势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5]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渐渐开始学习西方（具体说从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法律思想、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本土的诉讼文化，进而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开始转变，趋于对国际主流法律文化的认同与接轨。

1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本土资源和外来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人类宝贵的文化现象是不分国界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际模糊，界限不清的。法律文化亦是如此。无论那个方面，都能认同、接轨和合体的。例如，中国有调解，西方国家也有调解；西方国家是先告诉，法院审判权才启动，中国也是如此。

再则，诉讼意识的认识作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意识的认同和归属是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当然是以你有我也有，我有你也有的趋势纷呈于世的。地球村、信息发展、经济全球化等都将驱使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靠拢，当事人主义吸取职权主义的精髓，民诉的两大模式必定向模式的统一转变。法律文化的冲撞、认同和嬗变，总是在无数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法律（诉讼）关系中实现的。两大法系能够在“互喻”法律文化关系上彼此适应，，采人之是，摒已之非，相互创造，携手共进；法律文化也是这样的，先进的法律文化总是会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诉讼意识。

2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本土文化（或称本土资源）与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经常会发生文化进化、文化播化和文化涵化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两种文化之间就会出现交流与碰击。文化进化，认为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持续的有阶段的，每个阶段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在未来阶段中起一定的作用，文化除了有积累的性质之外，还包含着进步的性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播化，指的是文化现象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如商业、战争、迁徙、体育等而传播开来。文化涵化，是文化传播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一种文化传入某一地区后，势必引起这一地区原有文化的抵制，两种文化在经过剧烈的冲突斗争后，双方都不能维持原有状态，在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全社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整，一种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新文化就被综合出来了。所以，文化涵化，一般要经历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和文化更新四个阶段。法律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传统的诉讼意识被外来法律文化冲击，也变得“好讼”，经常出现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安宁权、日照权、亲吻权而诉诸法律。所以说，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3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并轨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既有以往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形成客观影响的一面，同时又有时代向前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的一面，所以在当今社会现代化已日益成为人们迫切追求的发展目标并不断变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传统影响和现代要求的矛盾就越加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社会本身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文化表现和观念反映。整个文化现象领域是这样，法律（诉讼）意识领域自然毫不例外。如何区分传统的和现代的法律意识，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那些由过去历史上长期作用、沉积并世代传承、绵延下来的，表现有明显既往时代特征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传统的法律（诉讼）意识；而与之相对，人们总是把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现代的法律（诉讼）意识。

毫无疑问，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划分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为，传统事物中并非没有优秀成分可供现代事物借鉴和继承，现代事物也绝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在一片空地上产生。对待法律意识也当采取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科学态度。中华传统法律意识有其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等弱点和局限，但也不乏有值得弘扬的合理因素；中华传统法律意识必须走向现代化，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法治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华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丢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我国诉讼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制度化建设问题，而在于诉讼观念和意识的培育上，其重心应当放在改造或重构国民诉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上，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6]可以坚信，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将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孙育玮 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 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

[2]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3] 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 转引自 王铭铭 王斯福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575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5] 周天玮 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6] 汪建成 刑事诉讼文化研讨 《政法论坛》1999年6期

篇12

关键词：非法学专业 在校大学生 法律意识 调查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2

1 意义与方法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进步和逐步完善，法制建设进入到推进民众法律意识提升的关键阶段。当代大学生作为我国未来民众的核心主体，其法律意识的提升与培养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发展。通过对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不同类型大学生对法律意识的认知程度，探讨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以潍坊医学院在校本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分别按年级、专业（医学、非医学）分层，对随机抽取的3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查阅文献资料，结合前期调查资料并经相关专家讨论后，形成调查问卷。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校大学生一般情况（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等）。（2）法律意识状况：法律基础知识、法律心理、法律态度、法律信仰四个方面。所有的资料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17.0软件对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

2 实证调研分析

2.1 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一般情况

调查300名，男生115名，女生185名，男女比例0.62：1；临床医学专业学生160名，英语专业学生140名；2012级和2011级调查学生人数分别为160名和140名，年龄均值为20岁；52名来自城市，59名来自乡镇，189名来自农村。

2.2 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

2.2.1 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调查发现，74%的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大概知道一些，22.3%比较了解，但有3.7%的大学生一点都不了解。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67.3%的大学生大概知道一些，19.0%比较了解，只有0.7%特别了解，并有13.0%一点都不了解。对违法和犯罪的认知，85.0%的大学生对于“违法”和“犯罪”的概念认识是正确的，而有15.0%回答错误或不知道。从法律知识的了解来看，大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只是大概知道一些，对于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情况并不乐观。

2.2.2 大学生法律心理状况

大学生对我国当前法治状况的认识不容乐观，对“我国目前司法是否公正”的肯定回答率仅为7.0%，多数表现为对司法公正不认同；在法律的心理接受程度上，对“大学是否有必要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的回答是积极的，其中，83.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开设，而仅有5.7%的大学生认为“不应该”；在法律知识获取途径上，46.3%的大学生主要是通过课堂，39%从电视、电台获得，而对报纸、网络等学习途径却利用不够充分。

2.2.3 大学生的法律态度状况

32.3%的学生对法律有信心，认为法律能保护他们的切实利益；40%的学生认为法律会逐渐完善，并能保护自身权益；但仍有27.7%的学生认为法律越来越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工具。同时，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学生的法律态度明确，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大学生在60%以上，而面对他人权益遭受损害时，法律态度也比较积极，有39.7%的学生去电话报警。但是，也有10.3%的学生选择忍气吞声，15.7%的学生选择明哲保身、视而不见，甚至1.3%的学生选择去对方单位大闹。

2.2.4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状况

大学生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司法机关的态度，给予信任和肯定的仅为8.3%；有36.7%的学生选择回避，除非不得已，不跟他们打交道；有5.3%的学生表示不信任。对于当前法律的总体认识，多数认为法律应该值得去信任并且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完善，但有24.7%的学生对当前法制环境不满。

2.3 大学生自身的基本情况对法律意识认知的影响

2.3.1 不同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1），临床医学与英语专业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别（χ2=6.539，P=0.038）；对“法律与法规区别”了解情况的分布没有统计学差别（χ2=2.459，P=0.292）；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2.949，P=0.229）。

表1 不同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2 不同年级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2），2012级和2011级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1.427，P=0.490）；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0.863，P=0.650）；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4.074，P=0.130）。通过分析，认为不同年级对大学生法律意识高低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年级跨度较小而体现不出不同年级因素的影响。

表2 不同年级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3 不同性别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3），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没有差异（χ2=3.439，P=0.179）；不同性别大学生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1.169，P=0.557）；说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无统计学差异（χ2=1.505，P=0.471）。

表3 不同性别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4 不同居住地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确切概率法算得（表4），不同居住地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分布有统计学差异（P（双侧） =0.002）；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P（双侧）=0.520）；而经统计分析发现，不同居住地大学生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分布有统计学差异（χ2= 79.987，P=0.00）。

表4 不同居住地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3 结语

在对潍坊医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多数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不足，对法律的主要理论、基本常识和特征掌握的程度不深，概念理解不够透彻，基本理论掌握表面化。可能由于个人原因，亦或是多年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不良学习习惯，他们的法律心理表现的较为脆弱，内心缺少学习的主动性，法律获知的手段被动而单一，没有主动积极的利用报纸、网络等手段学习，多是通过课堂等传统方式被教授法律知识，容易片面的理解当前的不良现象，有时候容易被错误引导。但随着法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学生逐渐意识到当今法制社会的要求，越来越注意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尤其觉得有必要在大学中开设法律基础课程，通过日常的学习直接获得法律知识，这也是大学生自觉适应社会需求的积极表现。然而可能受我国传统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法律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大学生的法律态度又表现出不够坚定，希望法律能保护自己，却又对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质疑，甚至受到特殊法律案件和“厌诉”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消极影响，没有对现代法律意识形成科学的认知和自控，法律信仰也表现的不够稳固，有时候对问题的判断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对法律的规范认同程度不高。所学专业和生源地不同，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性别上的不同则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由于所选年级的跨度比较小，未发现年级对法律意识高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针对不同的学校和专业，国家有计划的改革“两课”教学，加大对法律的学习程度，并贴近生活实际，合理利用网络等现代资源，有计划开展法制实践，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法律，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及时引导学生化解心理矛盾与冲突，伴随着我国立法的逐渐完善以及形成良好的法制教育氛围的同时，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和熏陶学生，将有利于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而且尝试在中学时代让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效果可能更好。

参考文献

[1] 汤景桢．上海市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8）.

[2] 韩世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与改革建议[J].青少年研究，2006，3（12）.

[3] 张淑玲．大学生法律教育的调查与分析[J]．法学杂志，2002，7（1）．

[4] 魏志祥.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教育发展研究，2003（1）.

篇13

【关键词】法律意识；培养；政治课堂

所谓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性认识，是实际上支配人们法律活动的思维方式。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和课程标准以及青少年的法律素质现状决定了该门课程的教育功能，那就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作为主旨目标。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培养，应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联系生活实际。通过自己多年的初中政治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一些自己的做法：

一、做好榜样示范，提高政治教师自身的法律素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职业最重要、最典型的是其典范性。许多优秀教育的经验表明，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首先要做到。教师如果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进自己却不能守法，就会使不校的法制教育苍白无力。作为初中政治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自己就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权力机关在教育立法方面进展很大，陆续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重要教育法律，依法治教部题已经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师首先必须树立教育法制观念，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成为知法、懂法、能够依法行教的新型教师。其次，教师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教师从事法律教育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法律教育活动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的保证。教师的责任应该是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对各种法律制度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与解释。推崇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规范。

二、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

中学思想政治课课堂是中学生系统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培养法律意识的主阵地。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从而提高法律素质。教师应当将法律知识的学习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优化课堂教学，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针对学生的实际，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在坚持课堂主渠道教育的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提高学生学法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报纸和电视，网络等多种传媒，如中央电视台的法制频道，《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尽量多地搜集与法律条例相通的法律案例和时政大事，切实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教学中不应单纯讲解法律知识，更应注意法律意识的培养。要以思想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 以增强中学生道德法制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教育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公民是组成现代社会的细胞，具有独立完整的人格及尊严，不依附于任何人。在法律面前，公民独立地完全平等地承担着法定义务，同时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平等地接受法律监督，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种公民意识是现代法律意识的基础。

三、选取生活实例，增强学生法律意识

根据公安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在全国的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呈现逐年增加、年龄渐小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娇身惯养外，更重要的是法律意识的淡薄，有的甚至没有法律概念。思想政治课对于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学法、懂法，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减少违法犯罪。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身边的案例引发学生思考、讨论。让学生学以致用。比如我在跟学生研究“当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时，选取了这样一则案例：公民建俊霞曾被李自超打成重伤，一直怀恨在心。这天，她发现李自超5岁的女儿李敏敏独自一人在家门口玩，便哄着将她和自己9岁的女儿带到村里的蓄水池边，唆使女儿将李敏敏推入深达六米的水池，致李死亡。建俊霞想以3000元私下了结此事，但李自超夫妇没有同意，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案件很快被逮捕归案，最后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建俊霞死刑。我发动学生展开系列讨论：建俊霞没有亲自杀人，为何要判处他死刑？李自超夫妇依法报案的做法对不对？建俊霞当初被李自超打成重伤后，应该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自超将人打伤，能不能因女儿已死而逃脱法律责任？学生兴趣盎然，讨论激烈，整个课堂形成了“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良好局面，在不知不觉中法律知识潜入脑海、深入心田。通过学习，他们能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有一同学中午上学路上遭遇社会不三不四青年敲诈勒索，及时拨打110，闻讯赶来的警察及时截住了尚未离去的一名作案者，并最终将逃之夭夭的另一名青年捉拿归案。

四、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篇1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法律意识；培养

1、农民法律意识概述

1.1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内涵

所谓法律意识，指的是人民对于法律现象的归纳与总结，这种归纳包括知识、心理、观点几方面的要素。法律意识及要求公民要自发地认同与尊重国家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它体现的本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不论何人，都需要在法律的世界里办事，不能越轨半步。而农民法律意识就是指在法律范围内来实施社会活动。

1.2农民法律意识的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对于新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提高农民们的法律意识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与渠道，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却是不容乐观的，由于教育、历史等因素，农民阶层对法律知识是陌生而又缺乏的，他们仅仅是从感性的层面上去认知法律，并没有了解到法律的精神内涵，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恶果就是，在农民们碰到一些生活或者工作上的纠纷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动用法律知识或者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想到“走后门”或者暴力解决的方式与途径。这是非常不好的，尤其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我党在十五次大会上确定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方针，但是在很多偏远地区，尤其是农村落后地区，很多农民依然对法律的概念感到迷茫与模糊，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权利意识，遇到事情也无法用法律手段去解决，传统的人治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很多农民的内心想法依然是，政府统管一切，一切矛盾纠纷的解决路径都指向政府而不是法院。

2、培养农民法律意识的方法

2.1不断强化法制环境，推进法治教育宣传

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与法治氛围里，农民们才可以逐渐的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一个公平公正，行之有效的健全法治环境才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让农民们认知到法律对自身实际利益的重大保护作用。才可以让农民知道政府的治国宗旨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都要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四大原则方针。农民们的正常生活的维持离不开生产劳动，但是如果他们的生产劳动没有足够完善的法律机制作为保护，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由于我国农民群体数量庞大，很容易引起各种纠纷。农民们由于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化素质也相对较低，很容易对法律产生一种逆反甚至抵抗的心理，这时候就必须通过循循诱导的方式去说服思想相对传统守旧的农民们，普法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已经进行了多年，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但仅仅如此，是还不够的，要进一步深化农民们的法治精神文明建设，要用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新农村的法治体制推进建设，例如黑板报、村委讨论会、广播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法律宣传渠道，农民会在这些潜移默化式的教化当中逐渐提升法律意识。

2.2不断加强对“涉农”法律法规的完善，推动农村法律机构建设

自从党的召开以来，农村的法治文明建设得到非常大的提升，这与我党密切执行的农村经济深化改革与法律法规保障制度建设是离不开的，比如已经颁布执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原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畜牧法》、《渔业法》、《种子法》、《农业法》《乡镇企业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等一共接近三十本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农民们的正常经营生产生活保驾护航。地方政府方面还制订了大批的地方法律法规与纲领，可以说，至此我国农村的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了起来。但是，从长远来看，农村的法律法规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不值得骄傲，我国在农民的法律知识覆盖层面、法律运用维护能力等方面还有着很多的欠缺与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农民的法律法规意识。只有从实际生活当中去改造农民的旧式法治观念，才能让农民真正感受到法律与自己的关联性。

2.3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社会本位思想

要让广大农民依法守法，并且具备足够的法律意识，一定要彻底地把农民当作是此次法治社会建设推进工作的重要主体，才可以让农民在双方的沟通当作发挥主人翁意识，自觉地去配合党的法治社会建设。法律意识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民们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力的挤压而迅速学会法律法规制度并加以运用，要让法律法规意识深入农民们的骨髓当中，就一定要让农民们在一个潜移默化的教化过程当中去感知、感受法律法规对自己的好处、保障。只有这样，农民们才会在法治社会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才会感受得到自己的归属感。一定要让农民们明白，法律并非是与自己很遥远的事情，法律也不是洪水猛兽，法律不会给守法的人带来任何恶果，反而可以保护任何知法守法的好公民。总之，一定要加强农民的现代法律法规意识教育，要从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出发，通过具体的基层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让更多的农民成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

3、结论

农民在法律意识上的淡薄与法律观念的缺失，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大阻碍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基层的法律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与潜移默化的法律知识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法律意思，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