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现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非遗文化传承的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调查

为了完成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湘西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笔者于2014年7月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和凤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现状

1.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梯玛歌、土家打溜子、土家咚咚喹、土家摆手舞、土家毛古斯舞、土家织锦技艺，其中4项为第一批国家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国家级项目。省级非遗12项，州级50项，县级116项。凤凰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织锦、苗族鼓舞、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凤凰纸扎、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医药，其中3项为第一批国家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1项为第三批。凤凰县省级非遗项目4项，州级16项，县级49项，具体详见表1。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方面，两县每年都会举行1-2次研讨会。龙山县已出版《汉语土家语辞典》、《武陵四言八句》等书籍10本，凤凰县有三套集成出版。两县都发表了科研论文，龙山县5篇，凤凰县20篇。龙山县平均每年参加3-4次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凤凰县平均每年参加10次左右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表2是两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3.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8名，州级42名，县级148名。凤凰县截止到2013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4名，州级15名，县级79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情况

两县政府对已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除此之外，县里还会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外演出或是在县里举办“非遗”传习活动，以此来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了培养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面向全体大众公开招收学徒，通过家庭、社区、学校、传习所这几种形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5.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情况

两县都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与保护。在职业学校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专业、设置了“非遗”的相关课程。中小学校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教育传承。龙山县还成立专家委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教育指导，而凤凰县偏向于鼓励社区创办社区剧团和家庭作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问题

两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仍有不少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投入与需求不匹配

湘西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珍贵的“非遗”濒临消失，需要保护的“非遗”繁多，而投入保护的人力，财力还远远不够，只能选择那些比较重要、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优先保护。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省级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金补助较多，州级以下的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较少，龙山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每年200元，凤凰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无资金补助。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老年化

由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是以年长者且从业时间长的为先，导致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年龄偏大。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最年轻的也有47岁了，83.3%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70.8%州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非遗”传承人显老年化趋势，详见表3。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不深入

龙山县与凤凰县教育局都要求中小学校积极实施“非遗进校园”活动，两县中小学有的把传承人请进课堂，有的在课间活动学生同跳摆手舞或进行苗族民歌擂台赛，有的将非遗编进教材……。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限于搞几个“非遗进校园”活动，缺乏明确的非遗教育目标。另外，在非遗课程开发上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非遗课程缺乏层次化、体系化，没有建立非遗教育长效机制。

三、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对策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资金投入多元化

为了更好地搞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两县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经筹措资金，使“非遗”资金投入多元化。首先，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吸引企业或个人投资开发非遗产品。其次，成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基金会，吸引广大民众投入资金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群众力量筹集资金。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播的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首先，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办家庭作坊或传习所，招收学员，组织传习活动，让“非遗”薪火相传；其次，开展“非遗”知识进校园活动；第三，在村落、社区成立展演剧团、建立技艺传习基地，培养“非遗”传承人[1]。

3.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

“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保护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因此，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自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2]为此，县教育部门首先应组织人员制定各年龄非遗教育目标，以各年龄阶段目标为依据编制非遗教育教材，形成非遗教育课程体系，对各年龄阶段儿童实施循序渐进的一体化非遗知识教育。其次，教育部门应致力于培训非遗师资队伍。要对在职教师非遗知识培训或对具有非遗知识的传承人进行教育教学相关知识培训。最后，学校应配备非遗知识习得与技能获得的相关设备，完善各校非遗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持续保障机制，以真正把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刘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J].岱宗学刊.2009.6，13（2）.

[2]王文章.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14（1）.

篇2

土特产主要是指在当地生产加工的富有地域特点的产品，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湘西南一带土特产产品非常丰富，苗族的腊肉，侗族的油茶，还有各色卤菜、米花、猪血丸子、辣椒、龙山百合、米酒等等。然而在商业化日趋繁盛的今天，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存在设计雷同、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现状。如宝庆猪血丸子是当地富有盛名的土特产，但是其包装设计却是参差不齐，有的仅以真空塑料袋进行密封，仅考虑到产品的保护功能而忽略了商品包装的促销功能。而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1、企业对于产品包装设计不够重视

湘西南地区的土特产生产企业以及加工商大部分都是小公司，一般都只对产品质量较为重视，而忽略了产品的包装设计，同时他们缺乏较为前瞻的设计眼光，不能理解合理优秀的包装设计对于产品的促销作用。

2、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品牌意识淡薄

一套好的土特产包装设计，不仅在视觉传达上具有良好的审美感，还应符合产品的文化内涵，它需要设计者对产品进行市场相关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产品当地的文化特点，能让包装既具有好的保护性，又能传达产品的地域特色。而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使得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不能取得较大的突破。同时，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也使得湘西南土特产仅在当地销售较为顺畅，不能更好地在全国各地发展壮大。

二、非遗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发展结合新方向

基于以上观点，将湘西南地方非遗文化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相结合为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湘西南非遗文化面临的瓶颈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面临的发展状况一致。深入挖掘湘西南非遗文化，通过湘西南独特丰富的非遗文化来进行当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无疑是提升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文化内涵的有效途径。

1、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容器结构的改善

产品包装容器设计是包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结构要素，进行容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产品的不同形态、不同特征。同时也要符合商品运输和存储的要求。近年来，绿色包装设计的兴起，也让包装容器环保耐用的设计需求凸显。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学习宝庆竹刻器型制作的年轻一辈锐减，现今仅剩下竹艺器型加工厂的杨厂长艺人在从事这项国家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器型制作过于复杂难学，而且销售前景不堪；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高沙土陶制作，高沙土陶也是湘西南地区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土陶制品的陶罐也曾销往全国各地，而目前高沙土陶的制作者也仅剩下两家作坊，四五个传承人。如果能将这些湘西南本地面临濒危的非遗项目与当地的土特产包装设计结合起来，不仅能从包装的器型上对土特产包装进行创新，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非遗项目，创新包装容器设计的队伍中来。

2、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材质设计的改善

包装设计中材料运用主要是指制作包装所使用的材料，在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包装内容物来选择适合的包装材料。而湘西南各类不同的非遗项目也能为土特产包装设计的材料运用带来革新。如蓝印花布、侗族织锦、花瑶挑花都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不仅制作原料源自当地，具有当地质朴环保的特点，其纹样也是非常美观大方的。自古以来，粽子包装以其天然材质延续千百年而经久不衰，而湘西酒鬼酒的瓶装也是因其借鉴麻袋材质的造型而享誉中外，由此便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材质对于土特产包装的深远影响，同时，合理利用非遗文化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材质设计也符合绿色环保的健康标准。

3、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视觉传达上的创新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土特产包装也是如此，将本地的传统非遗文化合理融入到本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来，是对土特产包装视觉传达部分的创新，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项目其纹样设计都颇具民间纹样的吉祥寓意，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其纹样创作手法和寓意方式都值得我们在进行现代包装设计时借鉴及发扬。

三、结语

篇3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党委副书记陈伟康，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等纺织行业领导、专业机构专家和致力于纺织非遗传承的有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主持。

会上，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张家洲首先介绍了我国纺织类非遗保护现状和自身特点。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分四批公布了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纺织类82项，分布于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三大类。纺织类非遗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一是底蕴深厚、品种丰富；二是促进就业、精准扶贫；三是精工细作、彰显个性；四是亲和百姓、融合生活；五是绿色环保、拓展性强。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就文化部关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规划和任务做了全面介绍，他强调，尊重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满足大众需求是传承非遗文化的关键。希望纺织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与创新工作，加强文化领域与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重点谈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他指出，在82项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有52项为少数民族项目，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内容丰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纺织类非遗的重视，希望纺织行业、企业能够共同参与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广东名瑞集团董事长蔡民强、北京皇锦品牌创始人张雪梅、北京雪莲集团董事长孟泽、著名中式服装设计师顾林，以及孙颖、王国英、郑芬兰等非遗传承人，都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技艺有着深深情怀、执著坚守、不断创新的人。这些与会嘉宾认为，纺织行业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具有明显优势。首先，产业链条完整；其次，企业品牌资源丰富；此外，成功模式可供借鉴。

之后，与会嘉宾就如何有效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形成几点共识：市场专项调研、培育共建基地、丰富产品设计、规范生产标准、增强产权意识、发挥网络优势、建立专项基金、推进跨界合作。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纺织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工作的根本是保护，工作的难度是传承。

篇4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3]赵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02）：40-48.

[4]王巧玲,辛文琪.我国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正式制度研究[J].浙江档案，2020（12）：29-31.

[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6]赵昌彦.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01）：4-7.

篇5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校企合作

广东是我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发达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省外、海外品牌纷纷入粤，使广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十双鞋，广东有其五”“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之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广东鞋的踪迹。但无须讳言的是，广东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近些年来，广东制鞋行业正奋起直追，着力加快品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要创新就要有新的技术和艺术灌入其中。非遗创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聚焦非遗与时尚融合之美，推动非遗活化传承、价值转化的过程。作为时尚之都的广州，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省级非遗工作站申报工作，其中服装服饰工作站落户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非遗工作站（服装服饰工作站）应运而生，将深度整合时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赋能，优化提升全产业链，促进跨界合作，形成多业态、跨区域影响力，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融合发展。制鞋行业作为服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品牌建设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凤华.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形成命运共同体[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7）.

[2]高鸿.企业举办和参与是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7）.

[3]覃大立.传统手工艺自主创新之我见[J].新美术.2012（03）.[4]徐燕琳.广东传统非物质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08）.

[5]郑士林，张冬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高校素质教育对接路径新探———以广东行政职业学院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