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需求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的需求，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企业生态 劳动力市场 生态学 组织生态

组织生态学家认为企业的产生、成长、成熟和消亡的过程就如同一个生命的出生、长大、成熟和死亡，他们借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描述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空间。具有多维性的生态位是从生态学借来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的多纬度本质通常被用来衡量不同资源对不同物种的效用。组织生态学家一直把企业的产品市场等同于企业的生态位，他们对各种组织种群的研究都用可识别的产品市场来定义组织种群，并用产品和地区组成的矩阵来定义企业的生态位。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了经济学研究企业组织的传统――企业的生产职能，但是后续的研究逐渐发现仅用产品市场作为企业的生态位纬度是片面的。

企业活动同时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环境下，劳动力已经脱离企业生产要素链的派生需求环节而进入企业生态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纬度。在这个纬度上，企业生态位重叠得越多，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企业能不能在劳动力这个纬度占据自己的空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业之间由劳动力纬度引起的生态竞争对已经建立的企业间的动态竞争有重大影响。

劳动力需求的经济学与生态学解释

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劳动经济学的解释和生态学角度的解释差异：

需求主体上。都是企业，但是劳动经济认为是产品派生了劳动力需求，而生态学认为劳动力需求是企业生存的自然纬度；前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市场竞争的结果，后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对生存环境的依赖和适应。

劳动力需求的形式上。两者都把劳动力作为资源对待并且这种资源对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异。但是，劳动经济学中把劳动力作为企业资源链条的一环，而生态学则把劳动力作为企业生态位的不可或缺的纬度。差别在于链条具有可修补性，而空间纬度无法修补。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两者都认为资源支持生存，并且资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导致竞争。然而劳动经济认为竞争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给的差距来决定，需求越多，供给越少，竞争就越激烈。而生态学认为，对劳动力的竞争是以企业的资源生态位为基础，以资源生态纬度的重叠为条件。资源需求相似的企业就成为竞争对手，资源需求差异越大在劳动力纬度重叠的越多竞争就越不可避免。

企业间劳动力竞争的二重性。扩散竞争（diffuse competition）与排他竞争(exclusive competition)是相互重叠共生的。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一方面来自于产品市场的需求，这是产品市场导致的对劳动力的扩散性竞争；另一方面企业生态位在劳动力纬度联系异常紧密的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规模和结构的限制不得不在雇佣特殊人力资源的竞争中淘汰对手，即排他竞争。扩散竞争是企业群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排他竞争是企业种群之间的竞争。因此，Sorensen(2004)指出“企业受到的劳动力资源压力默默地影响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边界与产品市场边界并不重合，因为企业间的劳动力需求有重叠性。”

篇2

关键词：吸引力；人力资本；企业；政府；校企合作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虽然政府大力支持校企合作，但很多企业还是不愿参与，说明学校职业教育对于企业是缺乏吸引力的。这一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让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满足企业的需求？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政策调整，以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探究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一、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参与学校职业教育对部分企业没有吸引力

1.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企业参与

企业是职校毕业生最大的雇主，也是重要的培训主体。从学校角度来看，企业有必要参与职教是因为学校无法单独解决技能形成所需要的实践环节。虽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学生和所有专业，对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要还是企业内部培训，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可能更愿意参与职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因此，企业是否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中能否招到满意的技工，企业招聘职校毕业生能否使劳资双方的利益获得最大化。否则，企业便会求助于外部劳动力市场。

2.企业参与职教应首先考虑企业需要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必须遵循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率的原则。不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追求边际产量的企业是私企，本来3人干5人的活，那么，5人干5人的活可以，但是6人干5人的活，人就多了。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增加劳动力可以有效提高生产量，但达到临界点时，再增加劳动投入就失去了积极意义。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很多中职毕业生便会处于失业状态。

3.企业参与职教要考虑投资风险

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和企业双方的行为，个人侧重投资正规教育，企业侧重投资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技术培训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存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而现实是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投入较大，培养周期较长。高投入要求企业有充分的资源；培养周期长，又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即时性要求，况且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所以，企业无法得到及时显著的效益，而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部分企业便不愿参与职业教育。

二、增强企业参与中职学校吸引力的建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19号》的颁布，表明政府对于加强校企合作有着强烈愿望，但是政府介入太多，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因此，政府需要做出相关政策的调整。

1.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从宏观管理的高度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主动参与制订校企合作的区域规划和发展途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多方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在明确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突出委员会及行业协会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调作用，减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直接干预作用。

2.督促中职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校企合作办学，政府应该放权，让参与校企合作的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资源分配等方面享有自，激发职业学校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潜能去主动与企业联系，走向市场。

提高中职学校办学质量，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企业需要至关重要。很多企业在转型，紧缺高技术人才，所以学校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要有培养人才的前瞻性，从而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走出来，请进去，达成共识、双赢，什么方式都是可行的。有一项调查表明，各种类型的企业都非常看重应聘者的职业品德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中职学校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很多学校仅仅为了把学生推出去，而企业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如何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职业学校有必要在学生进入企业前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职业胜任力，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形成自己的判断力等等，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关注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并落实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率较低，企业参与职教的意识不强，要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比如减免税收等特惠政策，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政府对参与职业教育主体的规定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而不是法律强制，但是相关的配套保障政策还是需要严格执行，推进校企合作的各个环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政府既要有推动性的法案、支持性的拨款政策、保障性的平台建设政策和特惠倾斜政策，以及激励性的税收减免和奖金股利政策，以支持和促进校企合作。

参考文献：

[1]袁伦渠.劳动经济学.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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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近年社会劳动力市场对中职毕业生的需求情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社会对中等职业技术人员需求数量规模大，但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仍不容盲目乐观。

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是金字塔的人才结构模型的塔基，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需要大量中等职业技术人才。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迅速推进，服务业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农业比重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并出现向发达国家趋同现象。

2001至2020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特别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完成新型工业化，使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服务业也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上升。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迅速下降。21世纪的头20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起飞中后期，对受过职业教育、具有良好的技能和技术与管理素质的人才将会有巨大的需求。这就需要数以亿计的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从而对中级的人力资源开发产生巨大的需求。在这一阶段，经济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是我国实现经济崛起或者经济追赶的重要时期，此后，中国经济发展就将进入成熟期。

部份经济发达地区调查已表明，有就业愿望的中职毕业学生就业率基本上都是100%。原因主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就业机会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但企业“人才高消费”的现象在逐渐“退烧”，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有时比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才更能胜任某些岗位。许多动手能力强的初中毕业生其实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中职，走上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之路，而不是读普通高中，挤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独木桥。

中职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压力大，就业形势仍不容盲目乐观。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我国人口变化趋势，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预计到204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8亿的高峰，根据学龄人口数量的统计，每年新生劳动力有七、八千万人，这些新生劳动力将有相当大的部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转移到城市，经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作。我国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使得中职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中等职业教育是典型的就业教育，中职毕业生必须以本地区、行业的劳动力人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培养自身成为生产、管理、技术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专门人才，适应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就业竞争市场的需求。

总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根据这个规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金字塔的模型，越是基层的人才需求量越大，以培养中初等应用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教育无疑成为就业市场最大的供应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需要大量高素质中职人才，创造了许多地区中职生95%以上的高就业率奇迹。虽然，我国目前中初等教育就业人才需求数量大，但是近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攀升，且所针对中职学生提供的岗位工作条件较差，工资收入较低，中职生毕业后往往频繁更换岗位、就业并不稳定。

第二，劳动用工单位更看重中职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品德

按照旧式工厂中工人等级晋升的惯例，一个初级工成为中级工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中级工成为高级工要七到八年的时间，这样的人才成长速度明显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

现在，中等职业学校中求学三年之后，就能够通过劳动部门的考核达到中级技工的水平，中职毕业生通过一部分学校开设的两年制高级技工班的学习就可以考取高级技工等级证书，再加上高等职业学校的深造，一个高技能人才约五年左右就可以快速打造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优势突显，但劳动用工单位更看重中职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品德 。

曾有地区的中职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问卷方式，调查了解劳动用工单位对中职毕业生的在校学习成绩、思想品德修养、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社会活动能力、职业技能等13项指标的重视程度，按非常重视、比较重视、不太重视、不重视等四个层次进行选择。结果表明，在“非常重视”的选项中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占78% ；“诚信品格”，占69.2% ；“实践和创新能力”，占65. 6%；“专业技能”，占49.2%。显然，用工单位更看重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品德。

第三，信息社会要求中职劳动者具有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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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江苏；产业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74

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是实现和完成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从江苏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要有充足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以及能够适应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分析江苏省当前产业环境下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

1江苏省产业环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岗位充足，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江苏省各地深入实施就业富民、创业富民和社保富民等行动，积极构建转移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创业就业和稳定就业“五位一体”的农民就业创业新格局。“十二五”时期，江苏创建创新型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48%，三大产业实现了“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也呈现突破性增长。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江苏省201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83万人，其中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2572万人，到2014年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超过七成，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572万人。其中培训农村劳动力2265万人，有404万农民享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1875万人，转移率超过70%。

2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现状分析21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有着较强的培训需求，有625%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各类免费培训。其中，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的占285%；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免费培训的占155%，愿意参加农产品加工技术免费培训的占129%，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免费培训的占123%，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免费培训的占86%，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免费培训的占61%。

22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调查表明，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表示愿意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中，苏北地区明显高于苏南、苏中；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培训的，苏南略高；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培训的，苏中略低；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苏北略低；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培训的，苏北略低。

江苏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意愿充分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江苏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岗位充足，收入水平高。2014年，江苏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2元，比上年增长118%，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江苏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劳动文化程度低，外出从事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岗位就业者还偏少，也是促使江苏农村劳动力产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因素之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由于受学历层次、劳动技能和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以一线工作为主的居多，职业的低层次明显。大多数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二、三产业中的加工制造、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物流运输操作等。

23企业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专业技能等资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直接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很多单位对新招录人员要求至少高中文化程度，或者为大中专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转移劳动力中的年轻人更看重学历层次，也越来越希望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在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影响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31年轻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相对旺盛

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意愿，特别是参与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意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龄偏高的劳动力，由于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改变现有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年轻转移劳动力更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32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过教育培训经历的人员有更强的培训意愿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教育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形式、内容及培训收益和效果等信息了解得更充分，而且前期的教育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职业和收入的改善有利于他们对新的教育培训形成良性的预期，大大提高了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灵活的培训形式以及资质较高的培训机构，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培训的认可。总的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收入相对较高，承担教育培训成本的能力相对就较强。

33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资质要求，是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必然的刚性需求。目前，江苏省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学历程度、专业技能等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力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社会对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技能的意愿会更迫切。

4改善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思考41完善培训需求信息化服务，突出年轻人作为教育培训对象的重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使需求调研动态化、制度化，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机制。基层政府、培训机构和学校要进行多渠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媒体工具，搭建政府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村劳动力和社会公布相关培训和政策信息，使有转移需求的农村劳动力了解培训的项目和内容，激发他们的培训动机。关注农村新增劳动力，确保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参加短期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42创新内容与形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取决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时间的适应性、培训形式的灵活性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等。因此，政府要加强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及职业介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灵活办学，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多形式、多渠道组织教育培训。以劳动力需求为中心，创新培训内容。引入竞争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查，提高教育培训师资的素质，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学校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信任和对效果的J可。

43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各地政府要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在需求，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进行战略性的人员培养和储备。教育培训部门可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提升受训人员的技能水平，真正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保障参与教育的培训者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田妹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6-49

[2]高珊，周春芳农村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现状及需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32）：16021-16022，1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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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并购；劳动力需求；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77-05

近年来，国内外并购热潮汹涌迭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并购速度加快，西方国家掀起五次并购浪潮，大企业通过并购，其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企业并购逐渐展开，我国也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

因此，并购已成为一种重要投资方式，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于是有关并购内容成为学者们重要研究课题。但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并购绩效、动机、时机研究，关于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很少涉及，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更是尚未涉及。进行这方面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并购研究内容，拓展并购研究范围。同时，并购对劳动力需求有影响前提下，它也会影响到社会就业问题，而社会就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有助于制定合理就业政策。为此探究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关于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研究很少涉及，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并购问题时附带提及并购中的就业问题，且所持观点也不一致。如王一(2001)认为企业并购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因素，并且他指出企业并购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就业状况改善。韩峰(2002)在研究企业并购的具体目标时，指出企业并购后可以减少管理人员，如减少上层管理者、会计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等。王玉霞(2003)认为并购后造成的垄断能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干春晖(2004)在研究并购问题中的就业问题时，他指出一旦目标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无论是出于自身经营活动需要还是出于经营战略、运作成本考虑，都必定会伴随着大量冗余人员下岗分流，也即是说企业并购后会使就业减少。薛有志(2004)认为通过纵向并购可减少在实现控制功能方面所需人员，进而节约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国外学者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有益成果。国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为研究需要，将按国别进行综述，具体如下：

美国：Williamson(1963)认为纵向兼并可能导致上游企业销售人员和／或下游企业采购人员减少；Brown et al.(1988)用Michiganes1978～1984年间的大样本兼并公司数据研究控制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得出兼并使就业略微增加的结论；Bhagat et al.(199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美国，敌意收购使就业特别是白领工人的就业减少；Lichtenberg et al.(1992)采用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兼并使就业显著减少，并且减少的大部分是中央办公人员；MeGuckin et al.(1995)使用美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被兼并行业相应增加了就业。

英国：Conyon et al.(2002)利用构建的1967～1996年间的数据库，就英国接管和兼并行为对企业就业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兼并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不同兼并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性，相关收购和敌意收购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Cirma et al.(2004)通过使用英国电气行业数据，经研究发现国外接管减少就业，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Amess et al.(2007)认为管理层收购增加英国就业。

奥地利：Bellak et al.(2006)研究发现在奥地利制造行业，跨国并购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法国：Margolis(2006)认为在法国并购在短期对就业有负面影响。

意大利：Piscitello(2005)等发现在意大利，对比没有被并购公司而言，被国外并购方并购公司在并购后几年里增加了就业。

瑞典：Siegel et al.(2006)利用瑞典制造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并购后使就业减少。

芬兰：Lehto et al.(2008)使用芬兰公司级数据进行并购对就业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使制造行业就业减少，但在非制造行业这种效果比较弱；国内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于每种行业就业都有负面影响；国外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建筑及其他服务行业就业有负面影响；内部重组对就业也造成负面影响，这主要是针对贸易行业而言。

Gugler et al.(2004)经过研究美国和欧洲兼并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美国，并购对就业不存在负面影响；但在欧洲，并购对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10％)。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研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时，有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或者对比研究美国与欧洲国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的不同影响；其次，研究时大多以行业数据为样本；再次，研究结论多样化，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两者也可能不存在影响关系；最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区分不同并购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与公司并购对不同类型员工影响。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得出不同结论，根据其研究特点，他们要么选择国家为研究范围，要么选择行业为研究范围。前者我们已尝试作过相关研究，而后者可能范围略显过小，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作用不大。同时，也因为近几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产业的公司并购也随之而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社会就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不同产业为研究范围来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有其必要性。

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和定义

在总结国外学者关于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研究基础上，根据前述国内学者关于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借鉴Conyon(2002)的相关变量选择。

(1)因变量(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的度量指标。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员工人数来衡量并

购公司劳动力需求，但因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将员工人数取其对数值(下文中总销售收入及公司职工薪酬均取其对数值)，用符号ln l表示。

(2)自变量(公司并购)的度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生的并购在此采用虚拟变量，分别用符号fm、sm、tm表示，公司在并购当年其值取1，否则取O。

(3)控制变量的选择及度量。因为在公司层面上，劳动力需求调整会受到公司职工薪酬及总销售收入的影响，故将此两个变量选为控制变量。职工薪酬与总销售收入均可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分别用符号ln w与ln q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1)模型设定。考虑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效应研究模型时，可将其看成是劳动力需求由一种最佳水平向另一种最佳水平转变。如图1所示，并购前，假设A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1，B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2，在时间t发生并购后，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收益保持不变，且相关要素价格也不变，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产量与劳动力需求水平应该等于并购前两个公司总和。但若生产技术使规模收益增加(IRTS)，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会通过减少总劳动力需求来获得并购前各个公司产出总和。如果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与并购后公司总和不同，就必然会发生劳动力调整，使之达到最佳水平。但是要调整到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公司将需在迅速调整所费成本与偏离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时所费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可构造出下面的面板数据模型：

但我们在此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所以将自变量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类别，以分别探讨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所构造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lnLit：公司i在时间t雇佣的职工人数的对数；lnqit：公司i在时间t的总销售收入的对数；lnWit：公司i在时间t支付给员工的薪酬的对数；fmit,：第一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0；smit：第二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tm,：第三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fi特定公司的固定效应，如公司间技术、管理水平的差异；εit：方程的误差项。i=1，2，…，N；t=1，2，…，T。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在以下三个模型间进行选择：

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

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analysis of covari-mace)来进行检验，但因本文的截面实体很多，时期较少，属于“宽而短”的数据，不宜采用Eviews中的Pool对象来处理，只能通过具有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el worldile)进行分析，但因利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只宜进行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所以本文只能采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

同时在进行估计时还需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与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之间做出选择。一般在进行这种模型设定检验时采用豪斯曼(Hausmma)检验，它最早是由豪斯曼(Hausman，1978)提出的一种检验方法。由于笔者在进行Hausman检验时，软件提示检验失效，这可能是因为稳健标准误差与Haus―man检验的协方差值的假设不一致导致的，因此不能通过Hausmma检验来判定本文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但高铁梅(2006)在其著作中指出；根据面板数据的特点，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即个体成员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选用固定影响模型比较合理。但是当个体成员单位随机地取自一个大的总体时，固定影响模型不太适合，此时选用随机影响模型更好。据此，因本文选取了所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所以本文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更为合适，也就是说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

(2)模型估计方法。因白仲林(2008)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1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估计法的缺陷：首先，模型难以满足其前提假设，估计结果不是很有效；其次，由于引入了N个虚拟变量容易发生虚拟变量陷阱；最后对于固定的T，当N趋向无穷大时，只有斜率项的LSDV估计是一致的，而截距项的LSDV估计是非一致的，即LSDV存在着伴随参数问题。所以本文采用GLS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取并购样本来自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2002～2008年。

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文遵循以下原则选取样本：(1)剔除一年之中发生一次以上并购事件的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变量中存在极端异常值的公司。最先根据本文所限定的并购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2002～2008年间的并购事件1805起，再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剔除后，最终确定由发生1172起并购事件的相应上市公司7年相应指标构成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的样本分布为：第一产业的并购样本为29个，第二产业的并购样本为761个；第三产业的并购样本为382个。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采用Eviews6，O的Panel workfile对样本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1　拟合优度检验。从表1的第七行可知，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达0.99，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为0.99，即总销售收入、职工薪酬、不同产业公司并购能够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99％做出解释。

2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从总体影响来看，表1的第九行显示F值为502.8701，表明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模型中各因素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

3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从单个因素来看，表1第二行系数0.23与T值53.20表明总销售收入对劳动力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符合，扩大产量增加劳动力；表1第三行系数0.073与T值25.50表明职工薪酬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违背，可能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职工薪酬增长速度，虽然职工薪酬增长，工资成本增加，但因销售更大比例增加足以抵消这种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国内学者常进雄(2005)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资本价格一实际的利率水平对就业没有影响；劳

动力的价格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仅很小，而且与就业弹性是同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增加，就业弹性提高，从业人员也在增加，这与一般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相反；表1第四行系数0.0248与T值0.7949表明第一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即并购的发生会导致公司就业人数增加2.4％左右。这主要因为第一产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在短期内更多地寻求“协同效应”，即通过协同效应后，将会增强管理效果，扩大产出，从而也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表1第五行系数-0.0128与T值-2.59表明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就业减少1.3％左右，表1第六行系数-0.026与T值-2.657表明第三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2.6％左右，这说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市公司都是通过并购在短期内寻求“减员增效”，即通过裁减人员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与效益目的，从并购动机来说，可能规模经济动机与市场势力动机占主要地位。同时，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的数量是第二产业的二倍，说明在第三产业中，上市公司更趋向于追求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以此来实现公司的利益。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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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1.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现状与发展趋势

随着新型经济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要求，不再是简单地注重学历学位或是毕业院校的知名度，而是需要能够创造实际价值的实用型人才。实用型人才必须具有合格的职业资格、动手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智商和情商都较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聘用操作能力强、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实用型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递增趋势，因此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态势也要发生变化，对劳动者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发展一直是各行各业发展的风向标，随着新兴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新的变化趋势:

1.1技术性人才短缺，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

2012年第一、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情况不难分析出，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的用人需求缺口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对初、中级技能劳动者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①从宏观层面分析，目前我国已显现出“结构性短缺”的趋势，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尤其是高技能、高技术人才更是如此。

1.2第三产业人才需求旺盛

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总量和结构未能跟上产业发展升级和产业转型快速发展的需要。人才的行业分布严重失衡，从事传统教育和卫生产业占据了人才总量的半壁江山，导致新兴第三产业人才严重不足，数据显示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榜中，第三产业的需求非常旺盛，酒店服务业、推销展销人员、营业收银人员等职业需求量大。

1.3职业教育背景大学生得到青睐

高技能人才和现代服务业都需要有职业教育背景的人员担任，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大学生正逐渐地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本科教育一同成为当今社会就业的两股力量。②拥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大学生一般来说在校期间已经接受了正统的专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并取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在毕业后择业中对职业的选择面较宽，尤其是在设备生产及商业服务这两个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都有其自身的就业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看重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高职教育必须适应这种需求，否则就背离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的和意义。

2.高职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现代高职教育与传统学历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对专业知识的讲授，更强调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塑造，现代劳动力市场对某种职业或工种的需求将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向。在当代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如何打破学校与企业的界限，培养具有深厚职业素养和文化底蕴的专门人才，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完整对接，走人才培养的创新形式，是摆在高职教育面前的重要问题。

（1）调整专业设置，适应劳动力市场动态需求。良好的专业建设是学校与企业联系的桥梁，紧贴市场需求、完善和建设现有专业设置是高职院校健康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它决定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走向。高等职业教育能否培养出具有高度社会衔接性的人才，主要体现在各高校能否根据自身的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各学校的专业设置入手，紧贴企业的用人需求来进行有针对性地人才培养和输送。然而，当前各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名称老化，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各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要求；二是专业设置雷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的一些专业运用同一个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加以区别；三是专业名称设置死板，学生可选择面偏窄，灵活度不高。③综上，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首先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引领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应突出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未来，确定好专业设置方向，体现专业设置的岗位针对性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可以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2）加强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体制。高职学校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和职业能力最终应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形成，而学校不可能提供全部的真实工作环境，此时应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和社会的力量。而办学资源的整合最有效途径之一是建立产学结合、工学交替的培养机制，这也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方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学校与企业合力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按照学生成长和职业规划的逻辑规律确定课程授课排序，强调实践与理论一体化的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大中型企业在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实现学校实验实训与企业生产实际的接轨，使学生置身于职业氛围之中，得到基本的实践技能训练，提高学生实训的质量与效果。同时，该运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学校与企业间信息的互通和资源的共享，开展技术合作，进行文化合作，使学生逐步理解企业的管理理念和价值取向，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这既是高职院校的办学特征，也是提高办学实效性的重要举措，更是增强职业院校学生社会适应性的重要途径。

（3）扩大区域合作，拓展人才培养空间。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就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职业人才，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适应当今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当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培养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就业需求量大，但其劳动力培养和培训成本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广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愿望强烈，但教育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满足需求。为了逐步克服高职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实现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开展东西部跨区域合作办学势在必行，这也有利于拓展人才的培养空间。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促使西部合作学校树立起先进的教育理念，学到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逐步缩小教育在东西部发展中的差距，推动高职教育在全国的均衡发展。同时，也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大量技能型紧缺人才，实现了合作双方的双赢。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高职教育息息相关，高职院校应当了解市场需求，了解企业需求，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突出办学优势，将企业的用人要求应用到日常教学工作来，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等方式让企业了解学生，也让学生熟悉企业，形成市场与人才的良好互动关系，真正实现双赢。总而言之，高职教育必须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方向，按照劳动力市场之需求来适时调整高职教育定位，从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确保高职教育的持续、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鲁昕在教育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上的讲话：大力加强校企合作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J].职教园地,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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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劳动力；生产

论文摘要：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使用价值，其所有者可以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也可以将其留作自用。当作为商品出售时，称为劳动力商品，具有价值，表现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除作为商品出售外，剩余的劳动力留作自用，如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本文应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劳动者将自用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过程。

一、引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激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普遍繁荣，形成了“橄榄球式”的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占社会成员的大部分，这些中产阶级大都源于资本主义早期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按等价交换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就是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的货币表现。显然工人的工资仅够用于购买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积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的获得的工资不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还能有积蓄。随着积蓄的增加，他们不再是以前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

二、自用劳动力的使用

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的工人，其积蓄从哪里来呢?设积蓄为A，工资收入为w，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为c。

A=W—C(1)

公式(1)中，要使积蓄A大于零，显然工资收入w必须大于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c，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仅能够工人的自身生活，而且有剩余。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同样是生活资料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可以得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大于生活资料的价值。

在工人消费生活资料进行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即创造了新价值。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可知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了劳动，耗费了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上一生产过程生产的部分劳动力，也就是说工人并没有将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了一部分劳动力作为自用。正是这部分自用劳动力的使用，使得在下一次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同资本家使用购买来的劳动力一样是会创造价值的，同样会创造剩余价值。

三、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蕴藏在劳动者的身体当中。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生产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再生产的条件圈。

一般地，工人并不会把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一部分给自己支配，用于家务劳动、学习等等。家务劳动和学习都要耗费体力和脑力，创造价值。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本身不创造价值，其本身的价值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了新生产的劳动力中。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起构成劳动力的价值。

假设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为100％，工人初始拥有劳动力的价值为1000个单位，将初始劳动力按4：l的比例在出售劳动力和自用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假定生活资料的价值保持不变为800单位，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取的工资超过生活资料价值部分作为积蓄。

从图1可知，工人将8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获得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又将货币换同相同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余的2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留作自用生产了4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加上生活资料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新劳动力中的价值为1200个单位。接着，：工人将新劳动力中的960个单位的劳动力出售换来价值960个单位的货币，又用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买来800个单位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下的16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留为积蓄，另外，240个单位的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加上从生活资料中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共生产出1280个单位的新劳动力，依次循环。经过三次劳动循环，该工人除基本满足生活消费外，另有160+224=284的积蓄。

在下班后或在节假日，工人使用自用劳动力生产劳动力，家务劳动、学习劳动这些具体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价值。通过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实现了价值的增加，劳动产品既劳动力归工人自己所有，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也自然归工人所有。

劳动力本身也足一种劳动产鼎，而且是一种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劳动力产品不是天然自生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劳动的结呆。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耗费了人们的精力、休力、时间和各种物质财富。

四、自用劳动力是实现按劳分配的路径之一

工人将自己的部分劳动力留作自用，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有工人自己占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并没有被资本家剥削掉。劳动成果足按劳动量进行分配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复杂劳动在总劳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未来消费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环保要求使得劳动者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用于学习以获取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技能，而真正直接作用于产品的劳动时间相对很少。价值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学习劳动者的过程中。

社会总财富的积累在于价值的净创造，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荇工人在劳动前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在工作期间也需要更多的假期，更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高级劳动力的在生产。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直接占有这个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实现财富的积累。劳动者扩大自用劳动力的使用，有利于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人日益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并逐渐缩小，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日臻完善。

五、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的生产町分为低级劳动力的生产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低级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而高级劳动力能胜任复杂劳动。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数的增加，它受到地球环境承载力上限。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未来社会生产的重点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生产可分为劳动力的生产和消费牖的生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生产的价值净创造足不同的。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少，维持人口的繁衍是部落的第一大事，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为人的简单繁衍，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在奴隶社会，战争和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战争和祭祀都需要用奴隶，奴隶主全部地占有奴隶，奴隶是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奴隶数量的多少反映奴隶主的贫富。尽管具有些简单技能的奴隶的价钱更高一些，但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体现为奴隶的数量增加仍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内容。进入封建社会，最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成为价值净创造的主要领域。随着最低消费品的满足，剩余价值创造主要发生在般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人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一般消费品的满足了，随之出现的是科技含量高、环保要求高的高级消费品的需求。

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引致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要实现高级消费的生产，首先要实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高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越来越大，相应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创造出的价值量与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量之比也越来越大。社会中价值的净创造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学习劳动过程中。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实现的价值净创造占价值总净创造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正如前所述，劳动力生产的劳动成果归劳动者占有，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又是劳动力生产扩大和深化的重要领域，加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可以大大的提高社会分配中按劳分配的比例。这就要求社会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努力创造和完善高级劳动力生产所需的条件，如加大教育投入、尊重人才等。作为高级劳动力的一种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自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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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品进口；资本与技能互补；相对工资差距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3—0023—11

一、引言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森（H-O-S）理论，中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会通过产出和价格效-应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中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则通过生产替代效应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降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出现工资均等化趋势。然而，在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的中国，H-O-S理论所预测的相对工资差距缩小并未完全成为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工资不断上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比例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6年的2.06，2007年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2010年相对工资差距仍然处在1.78左右的较高水平。H-O-S理论不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相对工资差距作出合理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机制和产出效应并不是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惟一渠道，国际贸易还通过技术溢出、资本与技能互补等机制引起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和工资的变动。

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差距的重要机制。国际贸易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喻美辞，2012a）。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对于解释中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资本与劳动力技能互补，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相对需求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将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进口是中国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此，资本品进口将引致资本积累并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扩大相对工资差距。本文将基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探讨资本品贸易对中国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主要原因。然而，围绕贸易自由化通过何种机制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际竞争，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会进行防卫型技术创新（Defensive Innovation），出现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Wood，1995：Thoenig和Verdier，2003）；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和知识学习效应。通过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等，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接触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由于学习技术知识是技能偏向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Pissarides，1997；潘士远，2007；喻美辞，2012b）。三是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贸易开放后，随着国际资本设备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技能的互补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与进口的资本、设备相匹配，从而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Acemoglu，1998；Krusell等，2000）。

Griliches（1969）最先提出了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假设，认为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而言，熟练劳动力与资本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提高，而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下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将不断扩大，这一结论已得到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验证。许多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不平等现象均可以由资本与技能的瓦补性得到解释（Lindqusit，2005）。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验证，资本积累至少通过两种途径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一方面，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投资和积累将会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的机器设备通常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Acosta和Gasparini，2007）。Pavnik（2003）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品进口在相对工资差距扩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zumdar和Agnoli（2004）对秘鲁的研究以及Akay和Yuskel（2009）对加纳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资本与技能互补是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上升和工资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Yasar和Paul（2008）对土耳其的研究指出，资本品的进口和计算机的使用增加了生产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了土耳其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土耳其的资本与技能也是互补的。

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已得到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为解释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中国是否显著存在，对中国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仍留有空白。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资本与技能互补是一种瞬时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一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讨。另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仅仅从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的角度研究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忽视了劳动力的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中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贡献。随着中国资本品进口的扩张和国内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与技能互补现象是瞬时的还是长期的？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相对工资差距有何影响？等等，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尝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测算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第二，运用中国的连续时序数据和协整检验法实证检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并关注互补现象的长期性；第三，将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动分解为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三个部分，在控制后两个效应的前提下实证检验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及其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三、中国资本品贸易和相对对工资差距现状

（一）中国的资本品贸易

根据BEC国际贸易商品分类准则，所有对外贸易的商品根据其最终用途将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每个部分的具体分类及代码如表1所示。代码为41和521的商品是资本品，代码为111、121、3、31、322、42和53的商品是中问投入品，代码为112、122、522和6的商品是消费品。

按照BEC分类准则，表2统计了1995-2010年中国的资本品贸易、消费品贸易和贸易结构状况。从资本品贸易来看，资本品进口从1995年的337.5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260.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15%；资本品出口也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177.0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680.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24%。在资本品贸易中，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占较大比重。从消费品贸易来看，1995-2010年间，消费品贸易也保持稳定增长速度，消费品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17%和15.13%。比较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可以发现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从贸易结构来看，除2008年和2010年以外，中国的贸易结构均小于1，表明中国的资本品/消费品的出口比率小于资本品/消费品的进口比率，中国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资本品的进口将会导致本国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本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投资成本下降，必然会放大贸易的效率收益，资本积累将会发生（Mazumadar，1996）。因此，资本品进口对于中国的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或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之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目前的研究对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问、不同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大多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中国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研究的相对工资差距主要是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率反映了熟练劳动力高技术能力或教育程度的超额回报，因此又被称为技能溢价。国际上对熟练劳动力的划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教育程度来划分，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为熟练劳动力，其他为非熟练劳动力；另一种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不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非生产性工人）或者白领工人为熟练劳动力，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生产性工人）或者蓝领工人为非熟练劳动力。本文采用前一种划分方法，认为受过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做出具体统计，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的衡量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腾瑜、朱晶（2011）按照工作性质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了区分，认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是熟练劳动力，用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表示熟练劳动力工资，用从事非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从而计算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这种衡量方法忽略了熟练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即高层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虽然他们从事的是非科技活动，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工资收入也较高。因此，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据此我们计算了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首先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各个国民经济部门的熟练程度进行界定，然后以各行业的历年平均工资分别乘以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后相加，分别得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类行业的平均工资，再将二者相比即可得到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关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所占比重，《中国统计年鉴》在2001年之后才有统计，本文运用相应数据，按照此方法计算了2001—2010年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1995-2000年的相对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Xu和Li（2008）的研究成果。图1描述了1995-2010年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变动趋势。

篇9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4．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农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却无法很好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对比城市的繁华，乡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和在城市的车流中盲目穿梭的农民工仍然只是与富裕无缘。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如何保持转移的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下，不仅要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还要积极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市场失灵，两者顺畅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张隽. 浅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 山东劳动保障, 2003,(5).

2、李炀. 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西南大学民族学报(人文社科版)[J]，2003,(8).

3、周元福.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对策. 经济师[J]，2003,(3).

4、刘甲朋、尹兴宽、杨兵杰.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 人口与经济[J]，2004,(1).

5、杨辉、罗素清. 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原因及出路.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03(8).

6、 中国农村年鉴[M],(2006).

篇10

[关键词]税式支出；影响；雇用；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外夹击之中，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沉重的就业压力已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肿瘤”。如何能积极有效地增加劳动力需求，促进社会就业——防止“肿瘤”癌变，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而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自然也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劳动力需求的主体——企业即纳税人的追逐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纳税人非常关心由于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其总成本的影响。如果纳税人增加劳动力需求，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或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劳动力雇用使纳税人的利润减少或无法产生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维持现有劳动力需求水平，甚至减少劳动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般而言，政府的减税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供给与总需求，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反之，政府的增税政策则会产生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纳税人的结构因素，就会发现即使在政府实行减税的税式支出政策时，由于税式支出的对象不同，而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

（一）国外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较高的税负水平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并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意愿；二是探讨对劳动征税的税收负担如果是由雇主承担，则税收“楔子”的大小是否会对雇主（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是探讨如何通过税制改革和完善税式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与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目标。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认为，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失业增加，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导火索”就是税收“楔子”过大，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产生了消极影响。Koskela（2002）[2]研究认为，提高资本税率并降低劳动税率，会促使雇主选择以劳动替代资本。他们指出，这种税式支出将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增加生产的产出，增大雇用劳动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认为，政府可以向高失业地区的投资提供税式支出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也可以将税式支出直接与纳税人吸纳劳动力就业挂钩，把提供一定数额的新就业岗位作为享受税式支出的条件。Howell H.Zee（2005）[4]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概念、问题及各国比较》中认为所得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且具有双重效应，即税收会减少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愿望，使劳动力更多地消费休闲；税收也会使劳动力感觉到贫穷而更多地工作。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工资弹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税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应本身很小，税收替代效应还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实证考察了欧盟国家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新欧盟成员国就业的变化情况。他们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楔子对就业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欧盟国家税收对失业产生的影响较弱，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楔子对整个欧盟国家的就业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而且欧盟转型国家的劳动税对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其他欧盟国家。

（二）国内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就业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在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取向；三是税式支出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贾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中认为，实施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应倾向于那些有经济和技术方面适用性的劳动密集型的纳税人。孙胜利（2003）[7]在《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中指出，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就业资金投入，加大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的力度，通过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岗位。罗宏斌、周红梅（2005）[8]的观点是税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并能吸纳较多劳动力的纳税人，给予税式支出，有利于确保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就业问题”。卢亮（2005）[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税式支出的就业效应，并针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扩大税式支出规模，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财政政策建议。王根贤（2005）[10]认为，我国自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GDP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却未能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结论是：积极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挤就业的。因此认为，要保持GDP与就业的均衡增长，关键是要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机制。为此，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规范政府行为，财政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构建和完善具有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机制的税式支出政策。李伟宁（2005）[11]认为，从技术层面看，现行的税式支出主要体现为优惠期限短、临时措施多、配套办法少、适用范围窄、过渡色彩浓等；从效率层面看，税式支出对促进整个社会就业增长的效果较差。因此，应从扩大税式支出收益纳税人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完善现行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王娜（2006）[12]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政策可以促进就业的结论。王春雷（2007）[13]采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其结论是“在目前的工业化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2万元的增加值就能够创造1个就业岗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6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了将近9万元才能创造1个就业岗位”，并且“边际宏观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27个百分点”，文中对此还提出相应税收政策。付伯颖（2007）[14]通过探讨政府的税式支出手段，在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功能作用，试图提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华（2008）[15]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①税收优惠对促进就业具有局限性。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不应仅局限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而应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导向，在各个产业间均衡推进。②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应将重心置于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③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信息咨询、中介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王春成（2009）[16]在《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中通过对行为效应的分析提出，应加大对纳税人的税式支出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发达国家高税负的税制特征，运用多种理论分析模型，探求税收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原因并寻找优化途径；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寻找缓解就业压力，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的税收政策手段。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宏观或政策层面展开，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得出的结论多表现为理论依据不足，且过于笼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去进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见，这使得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缺乏有效的说服力。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动态角度进行模型分析，剖析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未来政府的税式支出行为能更好地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三、模型和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稳态均衡路径下，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激励效应，并进而对税式支出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由于税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税率的影响，而税率的变动则会引起纳税人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各类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额。这些变动会由于资本的收益弹性、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弹性等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差异。因此，即便是同样的税率变动，相对于不同的纳税人而言，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也会产生差异。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较静态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动态模型分析方法则克服了研究结论单一的缺憾，能较为全面的阐释同样的税式支出对不同纳税人可能产生不同激励效应的成因和机理，能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活动中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

假设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为：

J=maxξ′ID，Z。其中，I为收益函数；D为纳税人第c期的雇用劳动力支出；Z为纳税人第c期的其他消费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数是凹函数；ξ0

－t［∏ W，D－D］。其中，∏ W，D为W和D的凹函数，表示为收益函数，将其具体化即为：

∏=λWD其中，W为资本；W为产出；λ为收益占产出的比例；δ0

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不妨将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为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目标函数及其预算约束函数求解动态最优，进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纳税人第c期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支出Z造成的收益损失与第c+1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相等，即本期消费支出Z减少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下一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来进行相应的补偿；（3）式则表示纳税人在同期雇用劳动力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即减少一个单位的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消费支出来进行相应的补偿。所以，在满足（2）和（3）跨期最优化一阶条件的基础上，求解出最优稳态均衡路径，纳税人即可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这一结论足以说明，本模型满足了动态模型最优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研究税式支出的变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为了获得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变动关系式，现将（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纳税人的收益占产出的比例和最小资本回报率固定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对（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来分析税式支出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即：

=

= （6）

（一）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不能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没有获得额外收益时， =0，假设λW>D，我们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见，如果>1，那么

0。

因此，当=0时，如果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发生持续性变动，纳税人的收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进而对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当>1，有

（二）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0，假设λWD>D，我们就可以根据（6）式进一步分析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关系。

1.当>1时，按照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的多少，我们需要分为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1）当值较大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值较小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

这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方法无法判断和确定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会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分析结论

首先，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小，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大，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下调，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上涨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其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大，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小，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提高，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下降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再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大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最后，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小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二）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有两种，即激励效应和替换效应。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是指税式支出通过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或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激励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则是指税式支出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收益纳税人和非收益纳税人之间产生替换。因为税式支出是以减少税收收入为代价的，而税收的中性原则和财政原则则决定了对特定纳税人实行税式支出而减少的税收，只能通过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来弥补，这反过来，又会扩大其他纳税人的税收楔子。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就可能会对其他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扭曲，导致非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被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所替代，从而减少了其他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可见，税式支出激励效应所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与替换效应所失去的劳动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税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缩水，当然，其最终效果还要取决于激励效应与替换效应的对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尽可能使其激励效应大于替换效应，从而切实地增加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应清楚地认识到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影响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认为税式支出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就能增加劳动力需求，即不能把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增加划等号。政府必须要考虑就业弹性因素。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量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程度，也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弹性一定，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经济增长率一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稳定甚至趋缓的背景下，以提高就业弹性为宗旨的税式支出政策则更为现实、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实地发挥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就必须从优化经济结构着手，运用有效的结构性税收政策加大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适时推出能够有效提高就业弹性的税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明确税式支出激励效应的逻辑传导机理，即降低纳税人税负能够减少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或提高纳税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可以降低纳税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价格，从而增大其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导致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需求，最终提高纳税人所在的整个行业的就业率。所以，税式支出的效应应当符合三项要求：即税式支出应当使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最终消费价格降低；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消费需求必须对消费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度；纳税人增加产品或服务总量应当是通过新增雇用劳动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加现有劳动力的工作量来实现。因此，税式支出的收益对象——纳税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即纳税人所在行业应当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且该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弹性，消费需求与消费价格呈显性负相关性；纳税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纳税人获取税式支出的收益不对其市场竞争产生过度扭曲。

五、总结语

税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失灵时的一种干预，其最终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场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税式支出的取向应与市场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当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式支出政策时，还应当理性地测算由此带来的成本和产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税收收入的减少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市场扭曲；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者是指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对社会稳定和谐所产生的益处，后者主要包括纳税人因为税式支出获益而扩大生产对增加税收收入的贡献。因此，税式支出的着力点应聚焦于雇用劳动力潜力大的纳税人激励上，而不应仅仅针对失业结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励政策，从而使得税式支出不仅能够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能保持其长期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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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ax Expenditure

on Taxpayers' Hiring Labor

Fang Zhong1， Mei Yuhu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Hefei Local Taxation Bureau， Hefei 230061， China）

篇1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也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研究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状况对河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或假设

灰色预测模型是预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想工具。该模型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依据。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这种只有部分信息是已知的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影响农村劳动力供求量的因素很多,且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无法用明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如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预测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预测法来预测。灰色系统预测方法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如预测所需的信息较少、方法简便、易于掌握,计算也不太复杂,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等。

需要澄清的概念有以下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本文所说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应该是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从业人员”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同样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除此之外,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立足“从业”,把乡村待业人员排斥在外。第三,本部分的农村留守人员,指的是农村留守农业(广义)的劳动力。第四,劳动力流动,指举家外出住户的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或为外出从业,但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地域变化,以及由于考取大学、中专等院校和参军而离开原居住地的,都不应视为流动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的预测

(一)农业需求指标的确定

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是指,利用动植物的生活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通常可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两个部门,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狭义的农业仅仅指农作物栽培。

测算狭义的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人数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调查得来的。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就是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年能够耕种多少亩土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土地情况来看,有水田、旱田、丘陵、平原等;就作物种类来讲,有玉米、水稻、棉花、蔬菜等;就劳动力状况来讲,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的差别……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耕作水平的数据测算,条件微殊,结果迥异。本文以《河南调查年鉴》上的“常用耕地面积”为依据,运用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为6.80亩/年/人,计算、推导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数目。测算农村劳动力的林业就业状况时,主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林业用地中一部分平原经济林已经统计入农业耕地面积,因此不应重复计入吸纳就业的林地面积;经济林从业人员中每年林业劳动时间约半年左右,其余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林地分为经济林、苗圃和一般林地共3类。人均管理定额为经济林8亩/人,苗圃6亩/人,一般林地2000亩/人。

广义的“畜牧业就业”,除了包括畜禽饲养领域的就业之外,还包括畜禽屠宰、加工等领域的就业。这是畜牧行业对这一概念的一贯理解。本文所称“畜牧业就业”是狭义的畜牧业就业,仅指养殖业就业,即从事畜禽饲养的就业情况。畜禽屠宰、加工领域的就业人员被看作已经流动的劳动力,不在畜牧业就业人员之列。农村渔业劳动力包括专业劳动力和兼业劳动力。按照“新渔业指标体系”的界定,“兼业劳动力”指全年参加渔业活动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这部分人员基本上以农业从业为主,可以不把这部分人员计入渔业劳动力之内。“专业劳动力”中,有捕捞专业、养殖专业和其他专业劳动力,“其他专业劳动力”中,有少量渔业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属农村户口。但这部分人员为数极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二)数据收集

(三)农业需求的预测及结果

1、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广义农业需求的灰色预测

应用灰色预测方法可以获得如下预测模型。乡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的需求预测模型为:

x(1)(1999+t)=141615.192038-138056.592038e-0.025536t

该模型的平均模拟精度为99.71%,可以预测2006-2008年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

2、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从2002年开始“年底实有耕地面积”改用“年底实有常用耕地面积”,统计口径不同(下同)。常用耕地,指耕地总资源中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陡坡低;在河套、湖畔、水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扩列为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但临时耕种的土地。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x(1)(1999+t)=222300.197383e0.006969t-220783.597383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1563%。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

三、农村劳动力农业供给的预测

(一)农业供给指标的确定

农村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劳动力广泛分布在工、农、商等领域内,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给指标定义为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减去流动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既包括异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也包括就地流动的),剩下的农村劳动力数,即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

(二)数据收集

(三)预测的实施及结果

1、农村劳动力总资源预测模型

x(1)(1999+t)=-1193549.547847e-0.004206t+1198557.54784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86%。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4905.0万人、4884.4万人、4863.9万人、4843.5万人、4823.2万人。

2、农业人口数预测模型

x(1)(1999+t)=01851604.622291e-0.004198t+1859358.622291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59%。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7595.2万人、7563.4万人、7531.7万人、7500.2万人、7468.7万人。

3、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预测

x(1)(1999+t)=-68966.910617e-0.076969t+73731.50061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3.15%。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2760.15万人、2555.68万人。

4、农村劳动力的侠义农业富余数量预测

x(1)(1999+t)=-31043.365072e-0.121737t+34291.355072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9429%。

对未来5年的预测:1935.87万人、1713.98万人、1517.53万人、1343.59万人、1189.59万人。

四、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的分析与结论

(一)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分析

如果按已有的经营水平预测,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从两个数据的比较来看,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大于实际需求人数,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413.48万人、233.13万人、69.93万人。

如果按标准的土地耕作标准(6.8亩/人)和狭义农业在广义农业中所占的比重90.84%(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调查数据)计算,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可通过农业需求人数除以90.84%分别求得。根据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计算得出:2006-2008标准的农业需求人数分别是:1772.13万人、1784.57万人、1797.01万人。把这组数据和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比较来看,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仍大于实际需求人数,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1704.97万人、1434.92万人、1183.98万人。

篇12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篇13

(一)FDI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

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导向型居多,并且其进出口额占有山东省总进出口相当大的比重,国际贸易会改变商品的价格,出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进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下降,这种商品价格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要素价格的变化,足见外商投资的产业和行业会改变山东省劳动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外商着重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由于其发展迅速,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都会得到提高。而相对于发展比较慢的产业和行业,由于投资跟不上,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率都会下降。这样,不同产业、行业的职工的收入就会拉开差距,并有放大之势。也就是说,贸易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收入差距的变化。

(二)FDI通过引进新技术影响收入分配

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R&D的投入。假设R&D相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Acemoglu(1999)的模型也指出,在技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量的增加会提高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而降低非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此外贸易会导致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水。山东引进外商投资初期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加工装配型和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山东省外商投资逐步实现了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尤其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着外商投资的企业贸易量的增大,外商在R&D方面投入资金也逐年增加,企业产品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增加技术劳动的收入。从短期来看,这将会使技术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进一步拉大。

(三)从劳动力需求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FDI通过对外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渠道是就业。因而劳动要素的流动性和需求弹性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FDI会通过对外贸易这个中间环节增强FDI流入地区生产者所面临的商品需求弹性,表现为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缩小。由于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商品的需求弹性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需求弹性。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向技术含量高的方向发展,对高技术人员要求也就越来越多,高技术人员的工资会逐渐升高,而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少,低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会逐渐降低。所以,低技术人员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需求量就会下降很多,高技术人员的劳动力需求弹性较低,劳动需求曲线较陡峭。就供给弹性而言,低技术人员劳动力供给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就会涌入大量劳动力,高技术供给弹性较低,劳动力供给曲线较陡峭。具体分析见图。

如图所示,曲线Ls1和Ls2分别代表了低技术劳动力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比较平坦,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大增加,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相对陡峭一些。而Ld1、Ld2和L’d1、L’d2分别是低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和高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要高于高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比较平坦一些。FDI的大量增加导致了山东省的对外贸易额的不断上升,也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Q1 Q2+ Q’1 Q’2),但是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在图上表现为L’d的移动幅度比Ld大。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的快,并且最终W4大于W2。FDI的对外贸易促进作用会增加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二、对策与建议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东省FDI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扩大。尽管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调整和优化外贸商品结构。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也会影响到本省职工的就业和收入。过去,山东省的比较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的丰富或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但是这种优势正逐步丧失。要切实转换贸易增长动力,实现由主要出口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制成品转换,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虽然短期内,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省内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长期内全省人员都会受益。

二是为了防止FDI使工资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加大教育投资。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东省的低技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大,主要是因为城镇和农村中存在大量低技术、低素质的人员,而高素质、高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比较小。FDI对技术要求较高,当然对低技术人员也有一定的需求量,但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更多。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建立起一个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需求的教育体系,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得到必要的技能。促使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向高技术劳动力转变,满足现代经济部门的需求。

篇14

我们这样权衡的时候,一定特别关心挤出效应。我们观察到,现在有几个现象,我觉得都是跟挤出效应有关的。第一,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但是现在至少没有显性的失业问题。第二,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要快。第三,从2009年底到现在实际利率在不断上升。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不是总需求不足,还说明我们对于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扶持或者保护,造成了挤压的效应。当我们把过多的资源用来保证产能过剩的行业还能有一定需求,当我们用刺激性的投资来为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创造需求的时候,这样的投资会挤占资源,使得市场上有活力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我们要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就必须要重视这种问题的挤出效应。

怎么来保障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也是比较平缓的过渡?

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个挤出效应。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的供给形成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降低。

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利用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资产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担心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敢做,盘活资产也就无从实现。

另外,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非常快,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速度减慢,但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变化造成的,刚才说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进行过多的刺激性投资,就会挤占很多劳动力的资源。过去建筑业扩张的非常快,建筑业的就业和工资都增加得很快,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减少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优先做的事,是降低社保的负担。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了要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社保缴费率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同时把资产划拨到社保,在存量上做调整,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有,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结构调整也有影响的。比如汇率估值过高,对可贸易部门非常不利,而我们的可贸易部门,又是在经济中效益比较高的部门,可以说过高的效率估值对结构优化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