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廉价劳动力资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 键 字：廉价劳动力 国际贸易 优势 劣势 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篇2

关键词：廉价劳动力工厂 中国劳动保障法 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 产品内分工

中图分类号：F 062 文献标识码：A

一、廉价劳动力工厂

从2010年1月23日到2010年5月26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富士康发生“十二连跳”震惊了社会，人们在寻找这十二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原因的同时，也渐渐注意到了富士康“中国出口老大”的繁荣背后员工们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刻薄的安检，微薄的底薪，超长时的加班时间……由于其对效率、速度的强调与追求，对工人的机械化管理，富士康被英《星期日邮报》指为“廉价劳动力工厂”，每一名普通员工只是富士康这部庞大机器中的一个运行环节，但对于“富士康是廉价劳动力工厂”的说法，社会各界反应不一。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廉价劳动力工厂”，这还是要从廉价劳动力工厂的本质说起。“廉价劳动力工厂”是指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廉价的地方设厂，并雇用当地的工人，支付廉价的劳动费用，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廉价劳动力工厂”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2016年第100届美国普利策奖中美联社对东南亚“血汗海鲜工厂”的系列报道获得最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东南亚“血汗海鲜工厂”中许多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工长期被迫在海鲜工厂劳动，其中有不少是童工，许多人的双手因为被刺或过敏而伤痕累累。孟加拉制衣工厂倒塌，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经过调查后发现，尽管是为国际时尚奢侈品牌制衣，但员工的工作环境差，安全得不到保障。在美国曾一度掀起了“反廉价劳动力工厂”的运动。

二、廉价劳动力工厂背后的产业转移理论

“廉价劳动力工厂”只是表象，它的产生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即跨国公司通过将组装、制造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来获取产品的更大利润，其背后反映的实质是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现象叫作产业转移。随着新航路开辟以及两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 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 ，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跨越国家的边界实现了全球性流动 ，形成了全球性生产体系。与此同时 ，资本的积累方式、 生产组织方式和盈利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美发达国家 ，制造业面临全面的衰退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发达工业化国家逐渐衰退的制造业在香港、 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获得了发展。70年代开始 ，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 ， 制造业资本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 通过“外包制造”的方式涌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减少了企业生产的劳动力资本，为发达国家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空间，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见图1。

三、文献综述

“廉价劳动力工厂”是一种跨国公司外包的结果，是由于出口加工区内“专制性工厂体制”为资本在生产领域降低劳动力成本 ，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追求利润最大化提供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又重新被利用， 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提高产能 ，通过无报酬加班 、克扣工资和福利 、弹性用工制度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等等 。（Burawoy ， 1985：150）仅从“廉价劳动力工厂”这个说法就会看出，工人的工作条件差，并且社会对工人的待遇及福利方面争议颇大。一些批评家认为跨国公司要付给劳工和其本国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保证工人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工资水平。但这些看法都存在着缺陷，首先，一些公司给劳工发的并不是所说的“奴隶工资”；其次，若只是简单地要求跨国公司提高工人工资，则会打击他们建立世界工厂的积极性（李佳珈 2010）。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1978年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为外国产业向中国转移提供了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多数外资的投入。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投资体制还不完善，各地把扩大出口和吸收外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某些地方政府追求出口数量规模，其激励政策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外贸出口，而企业为了实现出口数量规模，在原料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更热衷于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实现出口数量的增加，同时政府监管存在着漏洞。因此使得我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出现了“廉价劳动力工厂”等不良现象（王宗光 周鹏 李军） 。

但我们不能因为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而否认产业转移对我国发展的积极意义，“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地区，就是成功接受产业转移的典范；深圳地区由一个偏远的渔村发展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成功实施与对外交流的不断发展。因此，产业转移对于中国来说是把双刃剑，面对机遇与挑战，要想充分抓住机遇，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利用政府在宏观信息上的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丰富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实现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赵玲玲 2011）。

综合上述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资本、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进行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新型产业，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来看，他们起初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注重自我创新和产业提升，逐步走上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的转型优化升级，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面对产业转移，我们不能因为“廉价劳动力工厂”等现象的存在而对产业转移持否定态度，应积极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断调整政策，以此促进国家的进步。

四、产业转移的成功案例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中国东部沿海的迅速发展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从承接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增加了就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等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带。中国以其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开放政策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制造业迅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新兴工业国水平，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基础。而随着中国进入国际产业转移新的高速增长阶段，发达国家也开始以成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地向中国东南沿海转移。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环节向我国大规模转移，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已初形成各具特色的信息产业基地。

五、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廉价劳动力工厂存在的客观事实和背后体现的产业转移理论，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是由国家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掌控者和产业发展的调控者，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全面把握不同地区特色与优势，加强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指导，利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加快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于工人的工作环境检查力度，切实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完善中国劳动保障法，加强法律的落实监督监管。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低端、劳动力需求大、利润低、竞争力不高的加工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正如现在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型与空间结构调整，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区域的模式。

其次是从劳动者自身出发，劳动者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学会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学习新的技能，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再者，跨国公司也应加强对“代工厂”的了解与监管，为国外劳工改善工作环境，尊重劳工的基本权益。

六、结束语

综合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完善、监管存在缺陷，会出现“廉价劳动力工厂”等不良现象，损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但同时产业的转移又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资金收入，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冷静地对待“廉价劳动力工厂”现象，准确把握产业转移规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国家经济的转型与腾飞。

参考文献：

[1] 陈刚，刘珊珊.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J].当代财经，2006（10）：91- 96

[2] 高连奎.中国血汗工厂背后是什么[J]，世界财经报道.

[3] 李佳珈.对当今社会“血汗工厂”的思考[J].经营者管理，2010（10）：85.

[4] 王宗光，周鹏，李军.跨国公司“血汗工厂”问题研究[J].商业时代， 2008（4）：36- 37.

[5] 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6] 汪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评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

[7] 周新德.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02）.

[8] 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老公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6（03）： 188- 218.

篇3

几年前涌动全国的“民工潮”为什么变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三个原因引起“民工荒”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家扶持“三农”的政策起了一定的效用，使得某些地区的农民减少了外出打工的比例。其二是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环境太恶劣。农民工进城多集中于低级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些领域的劳动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而一些黑心雇主忽视职业保护更使农民工饱受其苦。更有一些地方的小老板具有“黑社会”性质，使部分农民对外出打工产生了恐惧感，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再进城打工。其三是农民工市场的区域化特征非常明显。一个村的人，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到哪里就都到哪里。靠老乡来传递就业信息，也加剧了部分地区的“民工荒”。

问题是，眼下的“民工荒”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问题，还是农民工的供需状况出现了拐点？这是一个很难轻易作出判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之前，我建议有关部门且慢采取行动，静观市场自身的调节。我现在担心有些地方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反而打乱了市场。（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2004年7月23日《经济日报》)

“民工荒”可能是表面假象

2004年6月底最新的数据表明，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首次突破1亿大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目前的事实依然是“民工潮”，“民工荒”很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假象。

按照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如果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需求迅猛增长，必然导致供给品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奇怪地看到，农民工的工资却已经有近十年没有上涨了。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6%，可是农民工工资并没有明显的上涨。因此，是不是真的像那些老板说的那样存在大面积缺工，值得怀疑!像福建一些地方制造业的小企业，十年来没怎么涨过工资，这怎么能说是招工难呢？

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口中的“民工荒”，我们也应当抱以怀疑的态度。他们的立场是很容易和企业家站在一起的，因为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地方财政直接相关，企业和政府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企业当然希望毫不费力地找到廉价的农民工，这种愿望也可能通过他们的利益同盟者政府官员的口来表达。

市场已经发出信号，接下去应该由价格杠杆来发生作用。反过来说，如果价格杠杆发生作用了，“民工荒”现象就不会存在。我很担心有些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民工荒”，把市场的信号都搞乱了。（杨宜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摘自2004年7月23日《经济日报》）

“民工荒”的本质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 所谓“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供给短缺，是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低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试图在接近甚至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以及不提供相应福利待遇条件下招收足够的劳动力确实已经成为困难的事情了。即便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公司也面临着提高工资的压力。从宏观角度看，这应当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实质性提高。而对企业来说，企图继续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恐怕将面临更多危机，有意识地向技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转移将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是美国的1／50、日本的1／30和韩国的1／15。廉价劳动力不仅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基本源泉，也是中国吸引国外资本的最主要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也是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在国内市场上，由于居民购买力水平仍然较低，价格便成为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国内居民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价格将始终是产品站稳市场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上对廉价劳动力也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国内市场上的低收入水平、低产品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品质、低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形成了两个“稳定三角”。任何超出既定价格地雇佣劳动力都有可能导致这两个三角的破坏，从而形成了一个低价劳动力陷阱。

这样，当劳动者生活水平以及对工资的期望提高以后，在原来所设定的不变工资率(接近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减少便是必然的。可以认为，所谓的“民工荒”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廉价劳动力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徐林清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自2004年8月4日《南方日报》)

从“民工荒”反思我国的发展战略

我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二十五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篇4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特定优势； 区位选择； 投资动机； 投资能力； 战略资产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年均25%的增长率出现持续激进式扩张，并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率2―3倍的发展速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1]910。伴随“蛙跳式”（leapfrogging）的总量增长，中国OFDI区位选择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强烈偏好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禀赋丰裕国家、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地区、对东道国或地区选择违反由近及远的一般性规律等，这引起了学者广泛探讨[23]。

图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国OFDI存量集中曲线为避免“回程投资”及资本外逃问题，本文删去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新加坡这六个国家或地区。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删去新加坡对样本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从图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上前50个国家和地区便承接了中国OFDI 90%―95%的存量，虽然不同年份之间的国别排名有所变动，但总体来看，2003―2010年承接中国OFDI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稳定2007年中国商务部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口径，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业OFDI存量统计。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从数据来看，承接中国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稳定。。总结这些国家特征，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尼日尔、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赞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等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 第二类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为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第三类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西班牙、法国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

二、 文献综述

OFDI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投资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这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中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中国对技术和品牌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断强化，推动了中国OFDI投资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OFDI之所以偏好投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是因为长期处于母国不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商业经营，导致中国OFDI企业经营方式与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为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或地区，赋予了中国企业别样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母国内嵌效应”[4]718[5]。此外，从母国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以国内制度为基础，通过政府干预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OFDI早期发展阶段类似。此类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国资本以OFDI形式投出国境以求制度规避，而这部分OFDI资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避税天堂、欧美发达国家等； 直到近期，随着中国政府对OFDI态度由限制转为支持，中国OFDI受益于国内体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融资成本获得海外投资资金[4]721，从而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以并购形式投资于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总之，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一思想被裴长洪与樊英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述。所谓国家特定优势，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简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资源安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通过自身作用提高中国OFDI企业竞争优势，并统一国家利益和企业微观经济利益[6]4648。虽然裴长洪和樊英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将中国OFDI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拓展，但并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没有区分出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有何差异，而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延续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补充国家特定优势下OFDI区位选择机制，另一方面甄别出不同类型OFDI企业的国家特定优势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偏好。

三、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及假说

企业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是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这一思路与Makino等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受不同投资动机驱动，企业首先将投资目标锁定在相应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能力，企业最终决定是否投资该目标东道国或地区[7]。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也恰恰基于这一微观机制： 出于资源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战略动机考虑，政府通过国内政策体系以及国别双边关系，综合影响企业在特定东道国具备的企业能力，从而左右企业OFDI区位选择。

（一）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支撑，耗能生产却对应着人均存量低下的资源储备现实，对资源的高度需求和国内低水平供应之间的落差引致了中国对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短期扭转，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中国演变成为“饥饿之龙”（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力结构转变宣告过往以低端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难以维系。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企业不断外移，印证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趋势。此外，经济增长内生引致的生产效率普遍提升以及产业竞争激化，迫使学习能力较强的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品牌运营来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从而跳出低端产品竞争循环。总之，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动机。

本文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调节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路径： 一是直接影响OFDI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国内政策与服务； 二是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化优势的两国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双边关系； 三是间接影响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与服务，主要体现在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降低企业OFDI融资限制，这些做法与曾经的韩国与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辙。但区别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内不完善资本市场，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成本为OFDI企业提供融资，从而令中国OFDI企业具备极强的资金优势，这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广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OFDI企业并购案例。中国与东道国或地区双边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两者都有助于优化东道国或地区投资环境。较为特殊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海外构建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中国企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弥补中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小、经验少和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中国政府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间接政策主要为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两项宏观政策。得益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内向国际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业合资、技术溢出等途径，迅速熟悉境外企业技术操作、管理方式和国际商业网络，以此提速国际化进程[8]。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假说

中国OFDI企业投资动机从未脱离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这四类传统投资动机[9]。基于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这三类企业OFDI动机得到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中国OFDI偏好选择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

H1b：中国OFDI偏好选择廉价劳动力丰裕的东道国或地区。

H1c：中国OFDI偏好选择战略资产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实际交易成本，下调企业投资风险预期，促成企业长期投资经营决策。不论是何种类型投资，中国OFDI企业都倾向于选择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特定优势下的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国有企业具备两个特殊性： 一是投资目的不单纯，并非完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还要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成国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拥有特殊投资能力，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特权和国家信贷优惠而享受特殊企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其在经济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发挥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偏好增加。

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似乎有违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究其本质是因为： 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评价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内部的企业利润，另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母国资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起的利润波动敏感度低。此外，国有制身份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带给国有企业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本。中国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资金分配体制，为政府便利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制度条件[4]720723。为充分利用这一西方资源型企业不可比拟的廉价资本优势，同时也避免在资源开采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或地区的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融资体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东道国或地区采用的投资模式通常为： 中国对当地进行融资贷款，当地允许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并以自然资源替代资金偿还。融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充裕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抵抗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致的收益波动。因此，得出如下假设：H2a：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的偏好加强。地理距离一般对东道国或地区承接FDI起到负面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离越远，两地文化、语言、制度等差异越大，企业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外来者劣势”（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OFDI，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国家特定优势来看，中国传统生产企业具备两个特殊优势： 一是拥有灵活性生产技术，契合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禀赋结构；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相比其他类型OFDI，其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

产业转移趋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其投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匹配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技术[10]，或是经过局部创新而具备灵活生产特性的技术[1112]。这一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充分的低价劳动力供给[6]48，因此，当这些企业将廉价生产复制海外时，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的东道国或地区。除了微观层面具备的局部比较优势技术，此类企业还具备另一种较为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那就是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廉价劳动生产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就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看，无法与发达国家优秀跨国公司相抗衡，但这些企业因在母国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产业集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加之中国政府2006年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产业集聚所需的外生条件，尽力促成企业以“抱团”形式“集体走出去”。凭借产业集聚优势，中国规模较小的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企业具备一定市场议价能力、贸易摩擦和争端规避能力，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离较远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b：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调“逆流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欧美发达国家，以期获得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突破国内低端生产困境[1]15。联想、海尔和华为等对发达国家发起的资产并购行为便是最好的佐证。观察这些战略资产需求较强的企业，我们发现，此类企业不仅通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有过出口或与外商合资的经历。Mathews等学者认为，作为“后发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资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得国际化经验，从而助推企业OFDI行为[13]。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获得技术、是否熟悉品牌的商业运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败。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克服在技术承接和品牌持续运营方面的外来者劣势，显得尤为重要[6]730。已有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或地区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并通过以往与外商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这为中国OFDI企业逆向投资发达国家、并购东道国或地区的战略资产提供了消化基础。而这一国际化经验从宏观上来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H2c：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有过相应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或地区。

四、 实证分析方法及数据

（一） 国家特定优势下投资动机驱动的区位选择偏好

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确偏好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战略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吸引作用的显著性并不稳定，本文尝试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为战略资产变量，回归结果与专利申请无差异。虽然H1c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但不能就此断定中国OFDI偏好战略资产丰裕地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有三个原因降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模型中的显著性： 一是GDP和专利申请呈现高度线性相关，在样本中，两者相关关系达到087，这一结果也呼应了Buckley同时使用GDP和专利申请回归时，出现GDP非稳健性显著、专利申请不显著的结果[14]515。二是以专利申请作为战略资源的变量不能准确刻画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专利申请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中国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非技术战略资产。三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并非均匀分布所有战略资产丰裕国家或地区。这也是用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源禀赋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关键缺陷，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响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因素，用两者相乘的交互项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产因素真正吸引中国OFDI的机制，这也是本文考虑设置回归3―6的重要原因。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企业投资能力引致的区位选择偏好

对比回归1和回归3发现，若不进行交互项操作，经济稳定性在回归1中并非稳健性显著。但当将经济稳定性根据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剥离时发现，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作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体现为负显著的lnEcoSt，该机制对任何类型中国OFDI都成立； 二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发挥正向调节机制，体现为正显著IR_NEco，只针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有效。进一步对这两个机制进行联合检验，卡方检验在0000 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说，对中国非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越不稳定，企业越排斥对其进行投资； 但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其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就越不重要。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亚、赞比亚、秘鲁、刚果（金）、伊朗这些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稳定性较差的国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设得到验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更多关注政治稳定性或以政治稳定性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根据本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推断这或许是因为经济稳定性对中国不同动机类型的OFDI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从整体平均水平观察到其综合效果。此外，经济不稳定因素一般涵盖了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不稳定情况下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政治稳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在回归3―6中加入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发现，其余变量显著性无原则性变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终稳健性显著，而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交互却并非稳健性显著。我们认为，关注宏观经济稳定性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比关注政治稳定性及以此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更具一般性。

东道国或地区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吸收中国OFDI存在两个影响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表现为负显著的lnDistw，针对所有类型投资都成立； 二是正向调节机制，表现为IR_LDis正显著，只针对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有效。两个机制的联合检验在0000 1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 相比于其他OFDI偏好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东道国或地区，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却因一国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禀赋丰裕程度而相对削弱对近地理距离的偏好。本文还用首都距离替换加权处理的运输距离，发现回归结果相当稳定，至此，本文的H2b假设得到验证。

非洲廉价劳动力丰裕国家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远远大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若能够验证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也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那么，H2b假设将得到稳健性证明。为此，我们在原有数据基础上删除战略资产禀赋变量战略资产禀赋以专利申请为指标，非洲和亚洲欠发达国家该指标缺失较为普遍，为扩大稳健性回归样本容量，我们删除对此变量的控制。，用方程1对非洲国家进行回归，得到lnLabRe在001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的确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我们进一步筛选出亚洲和非洲国家，并删除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资源皆贫乏，且吸收了大量中国OFDI投资存量，为避免其对稳健性回归的干扰，我们对其进行删除。，检验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的地理距离偏好机制。结果显示，廉价劳动力寻求禀赋和地理距离的交互项IR_LDis在0001水平下显著，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对地理距离偏好机制得到稳健性证明。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地理距离较远的非洲国家依然有中国非资源型传统产业投资，这正是由于当地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建设。以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代表，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先后推进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创造了中国企业产业集聚优势发挥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投资能力。由此可见，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不仅普遍投资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还逐渐向非洲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活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激增，不仅是出于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还受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驱动。

观察lnInvFl和IR_SInv发现，虽然两者联合检验高度显著，但由于两者线性相关度高，且lnInvFl在未加入交互项情况下高度显著，而加入交互项后lnInvFl显著性并不稳定。对比回归1和回归3我们还发现，当把lnInvFl换成IR_SInv时，变量高度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战略资产型投资并非直接受东道国或地区战略禀赋资产的诱惑，而是间接与该东道国或地区是否曾对中国进行FDI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对美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投资较多，而对战略资产同样丰裕的挪威、波兰、以色列等国家投资却相对较少，这些国家是否拥有投资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战略资产对中国是否具备吸引力。由此，我们认为，本文H2c假设得到验证。

六、 结论

根据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本文甄别出国家特定优势下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OFDI，分别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本文主要得到以下三个研究结论：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加剧中国对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渴求，且廉价劳动优势逐渐丧失令中国企业表现出“边际产业转移”之势，这也是中国将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视为国家战略动机的宏观背景。政府通过融资优惠、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外资引进政策等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措施影响中国OFDI企业投资能力，使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框架内开展投资，而这些投资行为从宏观上符合国家战略动机需要。

篇5

一、中国廉价劳动力现状

自2005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警报就不时拉响，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发现，工人不像以往那样好招了；而新闻里和生活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越南，印度的产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优势，好像不在了。当国际竞争的愈演愈烈，环境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发现廉价劳动力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以廉价劳动力为发展动力的情形已经重大转折。

二、廉价劳动力的劣势及其不可持续性

1.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国际上，越南、印度、非洲等地区相对我国拥有更大的廉价优势，中国要面对他们的直接竞争，相对它们，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能称为“廉价”：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为例，越南目前为1000元人民币，印度在600元左右，柬埔寨和缅甸仅需300至400元，中国东南沿海却在2500元以上。优势的丧失，竞争力的下降，直接面对着跨国公司工厂的迁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

国内方面，就是工人对长期以来廉价的工资已经开始用行动表现出不满，“民工荒”只是这一事实的集中体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高于务农收入的收入，而是更多地休息、娱乐、学习的时间和条件，所以，低廉的工资不能，至少不能长期的吸引他们。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深圳厂区2012的底薪升至235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左右，但是这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并且工人的工资在支付了生活费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工厂由沿海地区迁至内陆地区，比如富士康，由中国迁至外国，资本总是寻找可以利润最大化的地方。

2.致使追赶时机的延误，由于30多年来中国一直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大多数“企业家”放弃了技术的开发，放弃了品牌的建立，“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不思进取使得他们在变换的国内外形势下，尤其是经济危机以来，显得分外的脆弱，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倒下了一大批企业。而这又让中国更加的追不上先进技术和品牌的脚步。

首先是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中国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提供的仅仅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而关键的设备、技术则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人手中。目前，我国钢铁、机械和建材等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多数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明显不足，不少高技术产品及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仍需进口。

其次是没有过硬的品牌，近年来，贴牌生产方式成为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第一选择，简单，容易，来钱快。如今外商贴牌生产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是大规模的贴牌企业换回的仅仅是极低的利润。以茶叶为例，中国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在国际上却没有叫得响的茶品牌。七万家中国茶厂在总体实力上竟难敌一家英国立顿，立顿茶业年产值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七成。以廉价劳动力这一单一途径成长起来的企业，适应能力差，一旦出现危机，便轰然倒下，本来就缺乏核心技术和过硬的品牌，在危急中又不能抓住机遇，便会恶性循环，在低端产业徘徊。

3.带来额外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本国的环境压力，从能耗、环保等方面对高耗低产的项目进行限制，渐渐将此类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由于中国缺乏相关法律制约，已然成为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中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将劳动力价格计入成本，忽略了生产的环境成本和代价。可是环境成本在制造业中占据了极为巨大的一部分。从中国生态和环境的总体状况来看，沙漠化、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说明生态和环境为维持经济增长的负荷，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极限。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如果把这些环境成本计入中国发展的成本，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将被大幅度削弱。

4.反倾销、反补贴，因为WTO的存在，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现行贸易规则允许反倾销措施的存在。这对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出口产品的中国来说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国比以往更有可能利用廉价成本优势，将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产品普遍具有的价格优势，使得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对中国产品采取防御性甚至进攻性的贸易措施，而反倾销就是最容易采取的手段，因此一些国家纷纷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

5.贫困化增长，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提高进出口贸易额，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体内，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假如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国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如果劳动力成本过低，就意味着工人工资低，那么消费能力也不会太强。而且低收入者在获得工资后，出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满足日常所需后，更会选择增加储蓄，而非消费。因此，中国表现出来的现象往往是消费增长远远比不上工资收入的增长。可见，劳动力价格低，工资收入低，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实力，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三、政策建议

1.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健全的制度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动力。健全的法律是基础和保障，对于规范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有着根本的影响。法律可以在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无偿加班、恶性竞争等方面制定，保障劳动者的合理权利。完善市场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当代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虽然说技术的获得除了创新，还可以采取引进的方式，但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就必须进行自主创新。跨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不会转让给竞争者的，而国外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国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往往通过各种立法或行政措施阻止本国企业将核心技术向国外转移。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已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能得到核心技术，就无法超越，就没有竞争中的主动权，只能徘徊在世界经济的低端。

3.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代国际竞争，谁占据了制高点，谁就能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导权，中国企业不能长久地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价值链低端。所以必须转变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加快对外贸易从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新争.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J].经济学家，2012.2.

[2]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3]孟艳春，张耀奇.民工荒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J].西部经济，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