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治理的价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全书篇幅宏大，分为四部分，分别论述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般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作者表示，“社会治理实践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治理理论展开的，而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各种人性理论或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肯定会涉及各种人性理论和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第57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作者在架构全书脉络时给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即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治理，“始于让・博丹，并迅速转向托马斯・霍布斯，继而转向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阶段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作系统的整理和评价，最后把研究重心落实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上来”（前言第2页）。

首先，作者追溯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线索，第一个登场的人物是近代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我们于是读到，“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术正是为了达成之下的公共利益”（第9页）；霍布斯从博丹那里接过“”之棒，借助《利维坦》展示了和人权的张力；继霍布斯之后，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以《圣经》来证伪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进而解读人民与政府的契约关系；随后，在苏格兰大地上，休谟呐喊着“情感”在道德区分上的地位，将哲学引向常识；斯密则高举着“同情”大旗，呼唤对等的正义，启示人们反思社会治理所需的“人道、正直、宽容和公共精神”；在稍晚一些的欧洲大陆，黑格尔思索如何让社会底层享受真正的自由，设想出了超越一切特殊利益的普遍阶级即官僚阶级，当国家建立之后，人们追求着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乡镇自治和地方民主以后得出了“维护美国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是社会中间力量的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张国清借此指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而不是挤压或排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强大可以抵消国家行政力量的不足”（第150页）；如此等等，作者围绕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一核心论题，一路细细道来，把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有关社会治理的见解阐述得全面而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从近代跨入现代，韦伯的“政治成熟”命题带领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的大讨论。作者表示“近代国家之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官僚制的建立”（第155页），然而“官僚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归属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第166页）。面对分裂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柏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关注“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波普尔则看到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极端危险的恶。当这种恶变为极权政治时，我们尤其要保持警惕。他于是提出了开放社会理论。杜威则设计了一种民主社会，以实现“人类追求更高价值的能力”。实质上，杜威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强调的是政治构架中的基层民主。张国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思想已成共识，杜威是这种思想的较早倡导者。但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一些潜在问题，比如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参与”（第312页）。

再次，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作者表示，“探讨人性是探讨社会治理理论的前提”（第572页），围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哲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个人权利应得理论。功利主义者虽然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承认人际差异，但是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面对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利科关注善与善的空缺，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则试图解决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当面临忠诚和正义的纠葛时，罗蒂表示，真理导致进步，忠诚促进团结；萨特则将社会批评者描述为孤独的“流放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忠诚与社会批评的关联度是通过正义的目标以及正义意识的运用来加以调节的”（第473页）。正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中，这些哲学家引领我们去思考、自愿、正义、忠诚等关涉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价值诉求，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诸多重要思想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得到一一呈现，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视野。

最后，正是在构筑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作者试图厘清什么是社会治理，讨论社会治理的主体，探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而由理论的梳理回归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分析当下社会治理的现状及走向。作者尤其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认为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落实完善基层的协商民主制度。而在讨论了政治娱乐化趋势、极端化现象与公共危机之后，面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作者提出要“将个体从自然的穴居者造就成文明的栖居者”，以善治为目标追寻一条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

当然，《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否把分析“理性利己主义”的第一人――斯宾诺莎，煽动领导权、提出“社会构成”概念的葛兰西以及探究极权主义根基并提出“平庸之恶”的汉娜・阿伦特等重要政治哲学家也放入整个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会更好些？这些思想家的缺席或将使读者丧失一些反思社会治理的独特视角，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次，作者的讨论在转入当代时随着主题的深入而有所重复。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与擅长领域，作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着墨最多而略显繁复。诚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否有必要在关涉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占用全书近1/7的篇幅来谈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值得商榷。再次，作者设定此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遂从近代到当代梳理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实践时，作者也将起点设定至近代值得商榷。毕竟欧美的建国历史与中国的建国历史存在差距。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如果能在第四编的开篇有独立的章节讨论中国古典哲学，将会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有更为彻底的理解，或将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有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助益。最后，书中言及“在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科技环境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同步，已经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科技手段和理论观念方面的障碍”（第646页）。作者提出中国社会治理环境已与西方完全同步这一观点值得商议。

尽管笔者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但《社会治理研究》无疑为读者探讨社会治理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提出“一个主题，两条路径”的研究方法，在众多社会治理研究中脱颖而出，对社会治理思想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为梳理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便捷路径。

篇2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可以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实施计划的能力。管理者要能够理解机构内外的复杂性，了解所处的环境及社会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问题，可以做出判断，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提议与决定。管理者也要有能力建立人员网络，从中取得回馈、反馈，做出正确决定。要对组织管理有一定敏感，能不能做这些工作，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些工作，都要有敏感性，还要知晓哪些人能做这些工作。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确定组织发展方向的能力。管理者要能提出意见、有组织性、将政策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要有能力知道政治家想要什么，这些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机构来做什么工作。在能力要求方面意味着要果断、有主动性、采取主动行为，有能力说服别人，也要有能力调整，具有灵活性。

第四个核心能力是领导力。有能力鼓励下属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反馈，不仅仅是在工作做不好的时候给予反馈，而且在工作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及时做出反馈。要会分配责任，并有能力去监督工作实施过程，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

篇3

【关键词】 价值创造； 公司治理； 社会责任； 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仕华，李维安.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框架及嵌入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1（6）.

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使命、高等教育价值、大学生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时代面前逐渐变得失去效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与其他专业课相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新时期，我们必须掌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特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时、切实。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新峰，李威娜.以研究式教学加强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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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社会是优先于国家存在，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

（一）传统国家的双轨制。传统国家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血缘关系（宗法制）和君权神授（宗教王朝制）。其权力分配关系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前者的典型是西欧封建制，在这些地方，政治权力由君主和贵族分享，国家由许多独立的小邦组成，君主同贵族一样，实际权力不超出自己的领地。各权力中心的职能不多，分工简单，不同职能往往溶合在一起。

（二）现代国家雏形：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世纪晚期，传统国家出现了危机。伴随着传统国家的危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形式是公认的现代国家形式。

（三）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时建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基本同步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发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权力控驭范围的大幅收缩和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一系列民主制度架构的形成。

（四）市民社会的兴起。伴随着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增强和国家行动能力的扩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最主要的是制度化的法治主义权威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构成了现代国家生长过程的根本动力。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

（一）社会资源流动形式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国家己经不再是唯一的资源中心，市场在很多方面取而代之，成为资源的重要来源。而且事实己经并将继续证明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二）公民社会雏形开始孕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个自主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在中国孕育和生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私人领域的扩展。第二，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公共领域的出现。

（三）社会转型问题凸显。（1）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第一，私有产权缺乏保障。第二，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基尚存。第三，法制不健全、契约失效，交易成本太高。第四，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未能得到落实，致使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进展缓慢。（2）社会结构两级趋势明显。民间资本大量流失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在极少部分人利用制度缺失暴富的同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人（如下岗职工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未增反降。（3）民间资本大量流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中只有3%属于民营企业。根据2001年的统计，当年股市融资超过1万亿元，其中80%流入国有企业。（4）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从前的道德伦理逐步丧失生存的土壤，而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伦理尚未确立。这中间出现了大量真空地带，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或投机取巧，或背信弃义，或随波逐流，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

三、结论与探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能主义的国家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总体上，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却或者收缩，而是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适应市场化和社会转型，重建国家的治理机制。

“绝对的国家，有限的政府”是强国家的目标。政府只有自觉追求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才能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只有政府自身慎重而无狂妄，努力追求有限政府、理性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受监督的政府的目标，政府作为裁判者和制裁者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自利倾向和凭借经济权力垄断和操纵市场，从而破坏市场交易和不遵守规则，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进行。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维持有效的法律、界定产权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