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10 15:36:1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治理的价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社会治理的价值

篇1

全书篇幅宏大，分为四部分，分别论述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般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作者表示，“社会治理实践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治理理论展开的，而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各种人性理论或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肯定会涉及各种人性理论和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第57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作者在架构全书脉络时给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即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治理，“始于让・博丹，并迅速转向托马斯・霍布斯，继而转向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阶段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作系统的整理和评价，最后把研究重心落实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上来”（前言第2页）。

首先，作者追溯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线索，第一个登场的人物是近代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我们于是读到，“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术正是为了达成之下的公共利益”（第9页）；霍布斯从博丹那里接过“”之棒，借助《利维坦》展示了和人权的张力；继霍布斯之后，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以《圣经》来证伪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进而解读人民与政府的契约关系；随后，在苏格兰大地上，休谟呐喊着“情感”在道德区分上的地位，将哲学引向常识；斯密则高举着“同情”大旗，呼唤对等的正义，启示人们反思社会治理所需的“人道、正直、宽容和公共精神”；在稍晚一些的欧洲大陆，黑格尔思索如何让社会底层享受真正的自由，设想出了超越一切特殊利益的普遍阶级即官僚阶级，当国家建立之后，人们追求着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乡镇自治和地方民主以后得出了“维护美国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是社会中间力量的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张国清借此指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而不是挤压或排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强大可以抵消国家行政力量的不足”（第150页）；如此等等，作者围绕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一核心论题，一路细细道来，把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有关社会治理的见解阐述得全面而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从近代跨入现代，韦伯的“政治成熟”命题带领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的大讨论。作者表示“近代国家之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官僚制的建立”（第155页），然而“官僚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归属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第166页）。面对分裂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柏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关注“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波普尔则看到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极端危险的恶。当这种恶变为极权政治时，我们尤其要保持警惕。他于是提出了开放社会理论。杜威则设计了一种民主社会，以实现“人类追求更高价值的能力”。实质上，杜威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强调的是政治构架中的基层民主。张国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思想已成共识，杜威是这种思想的较早倡导者。但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一些潜在问题，比如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参与”（第312页）。

再次，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作者表示，“探讨人性是探讨社会治理理论的前提”（第572页），围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哲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个人权利应得理论。功利主义者虽然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承认人际差异，但是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面对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利科关注善与善的空缺，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则试图解决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当面临忠诚和正义的纠葛时，罗蒂表示，真理导致进步，忠诚促进团结；萨特则将社会批评者描述为孤独的“流放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忠诚与社会批评的关联度是通过正义的目标以及正义意识的运用来加以调节的”（第473页）。正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中，这些哲学家引领我们去思考、自愿、正义、忠诚等关涉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价值诉求，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诸多重要思想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得到一一呈现，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视野。

最后，正是在构筑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作者试图厘清什么是社会治理，讨论社会治理的主体，探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而由理论的梳理回归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分析当下社会治理的现状及走向。作者尤其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认为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落实完善基层的协商民主制度。而在讨论了政治娱乐化趋势、极端化现象与公共危机之后，面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作者提出要“将个体从自然的穴居者造就成文明的栖居者”，以善治为目标追寻一条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

当然，《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否把分析“理性利己主义”的第一人――斯宾诺莎，煽动领导权、提出“社会构成”概念的葛兰西以及探究极权主义根基并提出“平庸之恶”的汉娜・阿伦特等重要政治哲学家也放入整个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会更好些？这些思想家的缺席或将使读者丧失一些反思社会治理的独特视角，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次，作者的讨论在转入当代时随着主题的深入而有所重复。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与擅长领域，作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着墨最多而略显繁复。诚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否有必要在关涉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占用全书近1/7的篇幅来谈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值得商榷。再次，作者设定此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遂从近代到当代梳理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实践时，作者也将起点设定至近代值得商榷。毕竟欧美的建国历史与中国的建国历史存在差距。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如果能在第四编的开篇有独立的章节讨论中国古典哲学，将会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有更为彻底的理解，或将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有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助益。最后，书中言及“在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科技环境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同步，已经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科技手段和理论观念方面的障碍”（第646页）。作者提出中国社会治理环境已与西方完全同步这一观点值得商议。

尽管笔者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但《社会治理研究》无疑为读者探讨社会治理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提出“一个主题，两条路径”的研究方法，在众多社会治理研究中脱颖而出，对社会治理思想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为梳理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便捷路径。

篇2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可以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实施计划的能力。管理者要能够理解机构内外的复杂性，了解所处的环境及社会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问题，可以做出判断，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提议与决定。管理者也要有能力建立人员网络，从中取得回馈、反馈，做出正确决定。要对组织管理有一定敏感，能不能做这些工作，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些工作，都要有敏感性，还要知晓哪些人能做这些工作。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确定组织发展方向的能力。管理者要能提出意见、有组织性、将政策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要有能力知道政治家想要什么，这些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机构来做什么工作。在能力要求方面意味着要果断、有主动性、采取主动行为，有能力说服别人，也要有能力调整，具有灵活性。

第四个核心能力是领导力。有能力鼓励下属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反馈，不仅仅是在工作做不好的时候给予反馈，而且在工作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及时做出反馈。要会分配责任，并有能力去监督工作实施过程，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

篇3

【关键词】价值创造；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仕华，李维安.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框架及嵌入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1（6）.

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使命、高等教育价值、大学生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时代面前逐渐变得失去效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与其他专业课相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新时期，我们必须掌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特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时、切实。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新峰，李威娜.以研究式教学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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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社会是优先于国家存在，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

（一）传统国家的双轨制。传统国家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血缘关系（宗法制）和君权神授（宗教王朝制）。其权力分配关系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前者的典型是西欧封建制，在这些地方，政治权力由君主和贵族分享，国家由许多独立的小邦组成，君主同贵族一样，实际权力不超出自己的领地。各权力中心的职能不多，分工简单，不同职能往往溶合在一起。

（二）现代国家雏形：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世纪晚期，传统国家出现了危机。伴随着传统国家的危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形式是公认的现代国家形式。

（三）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时建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基本同步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发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权力控驭范围的大幅收缩和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一系列民主制度架构的形成。

（四）市民社会的兴起。伴随着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增强和国家行动能力的扩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最主要的是制度化的法治主义权威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构成了现代国家生长过程的根本动力。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

（一）社会资源流动形式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国家己经不再是唯一的资源中心，市场在很多方面取而代之，成为资源的重要来源。而且事实己经并将继续证明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二）公民社会雏形开始孕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个自主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在中国孕育和生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私人领域的扩展。第二，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公共领域的出现。

（三）社会转型问题凸显。（1）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第一，私有产权缺乏保障。第二，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基尚存。第三，法制不健全、契约失效，交易成本太高。第四，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未能得到落实，致使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进展缓慢。（2）社会结构两级趋势明显。民间资本大量流失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在极少部分人利用制度缺失暴富的同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人（如下岗职工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未增反降。（3）民间资本大量流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中只有3%属于民营企业。根据2001年的统计，当年股市融资超过1万亿元，其中80%流入国有企业。（4）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从前的道德伦理逐步丧失生存的土壤，而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伦理尚未确立。这中间出现了大量真空地带，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或投机取巧，或背信弃义，或随波逐流，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

三、结论与探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能主义的国家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总体上，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却或者收缩，而是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适应市场化和社会转型，重建国家的治理机制。

“绝对的国家，有限的政府”是强国家的目标。政府只有自觉追求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才能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只有政府自身慎重而无狂妄，努力追求有限政府、理性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受监督的政府的目标，政府作为裁判者和制裁者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自利倾向和凭借经济权力垄断和操纵市场，从而破坏市场交易和不遵守规则，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进行。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维持有效的法律、界定产权和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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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链社会责任价值创造

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了《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标准》，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在全世界又掀起了新的热潮。该标准超越了传统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做”的道德讨论，转向组织在社会责任层面“需要做什么”的现实要求，并界定了社会责任的七大核心主题：组织管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对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实践不仅是动态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更是积极利用机会和创造价值的战略路径。那么，使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常态化，并使之贯穿于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对组织当今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而同时，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是企业运营活动分析的重要工具。因此，从价值链的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之中，分析社会责任履行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并进一步厘清其价值创造机理，是一个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常态化和持久化的重要现实课题，对企业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较有指导意义。

篇7

一

社会组织在我国又叫“民间组织”，在国外有人称之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还有人称之为“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是非政府、非营利、志愿性的组织。它涉及的范围广泛，数量庞大，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维护其成员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协会、商会、社区组织等；第二类是利益协调组织，如各种中介组织；第三类是纯公益性志愿组织，如形形的扶贫、慈善、公益基金、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组织。其中第三种类型应当说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是现代社会组织运动的标志。

社会组织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自主性。社会组织是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独立组织，具有自主性，在人事、财务、机构设置、内部管理等方面享有自。第二，志愿性。自愿合作与积极参与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社会组织的成员一般都是以志愿的形式加入，具有比较强烈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主动、自愿地为社会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宗旨是服务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组织的服务就不收费，不核算，而是说，社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第四，组织性。社会组织的所有团体都是依法建立的正规组织，有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的成员必须按照组织的要求行动，其行为不能违反所在组织的规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结社浪潮，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多寡兴衰及其功能作用发挥的好坏，已经成为公民社会成熟与否和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一般分别超过50个和10个，如德国120个、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阿根廷25个、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我国香港25个，而我同大陆只有2，4个。全球范围的结社浪潮，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都在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二

社会组织对创新社会管理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都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实现社会协同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要以一定的社会组织为中介，把公众组织到一个个社会组织之中，才能更加集中地反映公众的意志，才能更好地提高管理效能。

第二，“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需要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正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呈现出明显的“无组织”结构特征，特别像进城的农民工、自由职业者和各种类型的临时工，其无组织特征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非常不利，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一定社会组织来为自己提供服务，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组织来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与稳定。而在一个“自由人社会”里，社会组织则会使绝大多数“自由人”在其中找到为自己服务的“组织”，社会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

第三，社会组织能够充当国家与个人矛盾冲突的“减压阀”。在我国，个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政府侵害后，目前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找关系，二是上访，三是走极端(如自焚、伤害他人、闹事等)。由此造成社会规则失效和社会动荡不安。如果公民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组织起来，由组织派代表与政府沟通协商，就能有效缓解政府与个人的直接冲突。因为有组织，双方就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协商，就能逐步生成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铺设一条缓冲地带，从而减少社会振荡。

第四，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公共需求增多与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不断激化，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政府虽然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渠道，但相对于社会急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仍然难以胜任。在这方面，社会组织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大作用。它会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服务，以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化的需要。

第五，社会组织能有效规范和矫正组织成员的社会行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社会组织，尤其是正式的社会组织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宗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运作机制，这无疑会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行为产生导向和规范作用，尽量减少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社会组织的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功能，是实现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的唯一现实途径。另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随着各种自愿性、公益性、互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会有大量的公民参与其中，无论是帮助别人者，还是受到帮助者，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全民族、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得到提高。

三

社会组织既然对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加快发展。

第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新观念，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挖掘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促进我国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第二，积极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应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积极促进以志愿服务、慈善公益、老龄工作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性、专业性社会组织发展；积极发展适应市场化进程的行业性社会组织；鼓励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和农村专业性经济组织。

第三，推进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一是推进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引导社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二是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项目运作、策划组织、协调服务等方面能力；三是促进社会组织内部管理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财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制度。

第四，健全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在依法监管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组织考核评价体系，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和办法，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退出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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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人民主体地位

社会管理思想是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把社会管理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我党执政的新课题。因此，重新认识社会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管理思想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认为，社会管理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势必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思想对于分析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新的冲击和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次，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主体结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路径：一是建立综合管理部门，整合各种社会管理资源。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深入研究“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模式。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动员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在中国逐渐兴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必然对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包括社团、行业组织等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和发挥它们开展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社会管理思想指明了社会管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认为，社会管理活动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本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国家本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管理也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当前社会管理的目标定位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存在不少“资本主义因素”，作为社会管理者仍然需要认清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向。主要包括：一是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应与私有化和单一的公有制划清界限，强调的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的。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这就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根本保证，社会管理活动必须始终围绕这个奋斗目标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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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5-0033-05

一、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综述

1.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的一般性研究

组织间合作绩效是近年来国内外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想揭示组织间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以及探讨如何测量和评价组织间合作绩效。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组织间合作绩效具有无形性和复杂性，比单一组织绩效的测量和评价难度更大。这是因为，组织间合作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会涉及更多的变量。Mandell和Keast就认为，对合作绩效的测量不同于对单一组织绩效的测量。为提高组织间合作绩效测量和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学者们从多个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主张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测量合作绩效，因为组织间合作会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合作网络，并通过网络进行资源交换和行为互动。二是主张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去测量合作绩效。客观指标是比较容易量化的指标，通常可以用具体数据来表达。主观指标是合作参与者对合作绩效的主观感知结果。由于组织间合作的目的和方式不尽相同，合作绩效不一定是量化的可见产出，所以一些学者比较看重主观指标的作用。三是主张从组织间合作关系的角度去测量合作绩效，因为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实现合作绩效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衡量合作绩效的重要表征。

2.与政府有关的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研究

与政府有关的组织间合作主要包括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的合作以及政府与公私部门的多边合作。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上述合作的绩效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两个领域。

PPP模式是指由政府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以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PPP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在我国还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PPP项目运行周期长，投资额度高，受项目所在地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大，因此对合作项目绩效的测量和评价存在诸多困难。袁竞峰等通过研究，从PPP项目本身特性、项目过程、市场环境、创新学习、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维度，设计了48项绩效评价指标。王超等从PPP项目利益相关者的项目目标出发，从项目投入、过程、结果、影响等维度，设计了58个绩效评价指标，并提出PPP项目绩效评价主体应该为与项目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项目评价原则应该是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的“4E”原则。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r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公共财政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由社会服务机构代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2006年以来，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的兴起，学术界和实践界也开始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价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实践的调查与反思，系统深入地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的成果还比较少见。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地方政府一般是从政府监管或者财政绩效管理的角度设计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并对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评估的，但这种评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作考核，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绩效评价。

综合而言，学术界对组织间合作绩效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管理学界对工商组织间和产学研组织间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研究比较多，对政府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研究比较少，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与合作对象的关系比较复杂和微妙，很难用管理学的模式和方法去测量和评价它们之间的合作绩效，所以只能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去解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但也要看到，在实践中，政府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确存在大量的合作现象，既然存在合作，就有必要测量和评价它们之间的合作绩效，而且从可行性上看，这种合作像工商组织间合作一样也存在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合作客体，完全能够从技术和方法上解决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问题。现阶段在各地实施的PPP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只是一种公共项目绩效评价或者公共财政绩效评价，与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内涵与指标体系

1.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内涵界定

合作的概念在学术讨论中被经常使用，但各种文献所使用的合作概念存在差异。英文表示合作的概念有collaboration、cooperation、partnership等。在中文文献中，一些学者也使用协作、协同、伙伴关系、互动等概念表示合作的涵义。组织间合作不仅包括成员组织单个的行为，而且包括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共同行为，由此造成合作过程的复杂化，合作方不仅需要对合作事务或者项目进行投入，而且需要对合作过程进行管理，以保证合作日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受不同的合作动机和目的的支配，合作双方或多方既要追求各自组织目标的实现，又要追求共同目标的实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问合作可能不存在共同目标，比如部分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就是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进行的联结各自资源的活动。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间合作，它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为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完成某项任务而彼此相互配合的行动。政府不仅是合作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合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合作过程的监管者，政府的特殊角色决定了它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合作运行的难度。但是也要看到，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性，虽然它们在合作中需要追求各自的组织曰标，这是由它们之间的职能差异所决定的，但是，它们还需要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合作所从事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在许多方面与公共机构有着共同的曰标。”公共组织间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其共同目标就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合作的具体事项见下表：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业绩、效率和效果的统称，通常可以看作是合作双方各自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共同目标的实现程度。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是以一定的时间为界限，针对特定的合作事务或项目，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业绩、效率和效果以及合作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价以期改善合作绩效的活动。

2.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维度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组织间合作绩效的测量与评价存在多种维度，综合起来考虑，按照政社合作活动的逻辑顺序分析合作绩效测量与评价的维度相对比较合理。在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过程一般是按照投入一管理一产出一结果四个环节先后展开的。投入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合作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进行的资源消耗。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合作过程和合作关系进行的控制和调节活动。产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结果则是指产出所带来的影响和产出具有的效用，总体上它属于产出的组成部分。据此，可以从合作投入、合作管理、合作产出和合作结果四个维度对政社合作绩效进行评价。

（1）政社合作投入。政社合作投入包括政府投入和社会组织投入两个方面。政府投入是指政府在合作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资源、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等，它直接关系到合作能否取得预期的绩效。其中，人力资源是指参与政社合作的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他们在合作过程中的工作绩效是合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资源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在合作过程中制定和执行政策、进行行政活动所付出的组织成本。财政资源是合作绩效产出的物质基础。财政资源投入的多少取决于项目的规模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投入的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经费资源等。其中，人力资源主要是指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工作团队，包括组织的职员、雇员和志愿者。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是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优势。组织资源主要是指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的组织体制和机制运行成本。经费资源主要是社会组织通过向社会筹资而获得的用于与政府合作的经费开支。一般来说，经费短缺是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但社会组织也有自己的经费资源优势，一些管理规范、信用度高、具有较多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通常具有较高的筹资能力。

（2）政社合作管理。政社合作管理主要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对合作过程所进行的控制和协调。政社合作管理能力决定着合作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合作绩效的重要体现。当政府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时候，其绩效也会更加依赖于管理各种伙伴关系并让合作伙伴们承担责任的能力。随着权力分散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项目的运作，即使简单的任务也会变得困难起来。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足以导致预期的行为，在复杂的决策链中每个环节都要保持一致，合作双方必须形成能够整合行动的有效网络。所有这些都要求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能以管理好这个复杂的网络。政社合作管理主要包括合作组织管理、合作机制建设、合作关系管理等内容。合作组织管理是合作管理的组织基础。建立结构合理、权责明确、廉洁高效、管理科学的合作组织体系是提升合作绩效的关键环节。合作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合作双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决策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这些机制是合作过程顺利开展并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科学的决策能够减少合作的风险和代价，避免走弯路，尽快实现合作目标。及时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增强合作信任，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合作关系管理是提高合作关系质量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合作的稳定性、持久性和公平性以及合作双方的信任程度。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有利于合作双方进行优势资源的持续投入，对于提高合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合作关系的公平性能够使合作双方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合作双方的公平感知能够进一步强化信任关系。

（3）政社合作产出。政社合作产出是政社合作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包括通过双方合作实现的政府产出、社会组织产出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产出。政府和社会组织产出是合作对政府绩效和社会组织绩效的影响，它是合作双方各自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包括因为合作而给政府和社会组织带来的组织效率和财政财务绩效的改善等。如果合作对政社双方各自的绩效没有改善，那么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动力，合作就失去了意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产出是指政社合作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绩效的改善和提高状况，它是合作双方共同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包括合作所指向的特定对象状况的改善程度和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4）政社合作结果。政社合作结果是政社合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综合社会效益。这种影响具有间接性、宏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而难于从定量的角度进行测量，但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是政社合作绩效的体现。一般来说，政社合作对除了能够直接改善合作客体的状况，还能够促进特定区域的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状况的改善，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提升社会信任、降低社会风险和代价，最终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政社合作的社会影响在个别合作项目中可能难于体现出来，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数量与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明显改善提高该地区的社会治理状况。

3.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上述维度分析，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国内部分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设计一套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合作投入绩效，从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经费资源三个方面设计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对合作管理绩效，侧重从合作机制建设、合作关系管理和双方对合作关系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测量。因为合作关系质量难于用客观指标去测量，所以就采用了合作满意度和继续合作的意愿等主观评价指标。对合作产出指标的设置，分别从政府产出、社会组织产出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产出等方面设计指标要素。合作结果则主要是从合作给特定区域所带来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设计指标进行评价。由此，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一套包含了37个指标的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设计指标、设计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反映出合作治理的本质，并且保证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这是一个难题。本套指标的设计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初步构想，或者说，只是一个通用指标框架，有些指标还需要根据合作的具体事务和项目情况进一步操作化，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隶属度、相关性和鉴别力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检验，对指标进行筛选，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学术界一般认为，指标是说明事物数量特征的概念。雷蒙・鲍尔在《指标》一书中指出：指标是一种量的数据，它是一套统计数据系统，用它来描述社会状况的指数，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对现状和未来作出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指标是“通过定量分析评价社会进行生活状况的变化。”根据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的“SMART”原则，绩效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因此，指标设计应尽量做到可以量化。但也要看到，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并不是所有的评价指标都是能够量化的，这是由被评价的事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无论是政府绩效还是公共治理绩效，抑或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公共绩效都存在难于用量化指标进行测量的问题。比如对政社合作关系质量的评价，就只能用双方是否信任、是否愿意继续合作这样的定性指标，很难用具体数据来测量。虽然定性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仍然能够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事实上，世界银行所设计的20个公共治理评价指标和联合国所设计的36个世界治理评价指标基本上都是感知性定性指标，这些指标能克服客观性量化指标评价的单向性和片面性。因此，科学的评价指标，应该既能够反映事量的规定性，也能够反映事物质的规定性。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指标应该以感知性定性指标为主。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

1.对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组织实施的反思

我国现阶段开展的政社合作绩效评价主要是针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绩效而进行的。这种绩效评价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评价范围包括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社会组织服务绩效两个方面，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及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政府在政社合作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加之服务供给的资金又来源于公共财政，所以导致这种评价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这种评价没有把合作中的政府表现纳入评价范围，只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单方评价，没有体现出双方平等合作的关系特点。第二，这种评价的目的在于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如根据评价情况决定政府拨款数额和进度），彰显政府作为监管者的角色和地位，这必然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政府把评价的重心放在公共财政绩效评价方面，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共财政绩效，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涵盖诸多内容，以财政绩效评价代替合作绩效评价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状况。第四，只重视合作产出和结果的绩效评价，忽视对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关系管理和关系质量的绩效评价。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行为，属于合作治理的范畴。虽然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角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合作的框架内，它与社会组织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只有政府单方面对社会组织服务进行绩效评价，这就不能真正反映两者的合作绩效，因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是两个组织的行为和资源整合与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的态度、作风和效率等因素对合作绩效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就需要把政府自身的表现作为合作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在政府绩效评价组织实施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绩效评价是一种主要的评价形式，但这种形式在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中并不适用，因为合作关系并不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所以由参与合作的政府主导合作绩效评价不符合合作治理的理念。

2.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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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综合治理，就是指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配合和广大群众的参与支持，综合运用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和法律的等多种措施和方法，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抵制和消除各种诱发犯罪的因素，缓解可能危及治安的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而家庭教育在综合治理这个社会系统工程中，具有其他层面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为此，笔者浅谈如下点滴意见。

首先，家庭教育是法制教育第一所学校。

家庭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课堂，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是非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家庭教育影响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子女良好习惯的养成，法律意识的形成都具有其他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环境是人生社会化过程的母体。子女的异常举动，不良言行会在家长面前流露出来，家长只要能抓住苗头，掌握青少年可能犯罪的言行，施以正确的引导，是不难预防犯罪的。如某男孩子在家扬言非要给某某男同学利害看，家长听后，顺藤摸瓜，到学校走访老师。当了解到其于以为某女生与他恋上了，而某某男生又经常与那个女生在一起时，就扬言杀那个男生，并准备了利器。家长在调查的基础上回家告知孩子，某女生并没有恋他恋你之意，你的想法纯屑臆念，给人以“利害”是犯罪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一番话，说得儿子心服口服，使一起可能发生的恶性治安案件化解了。反过来，有的父母白天在外工作，晚上进舞厅、上赌桌，对孩子不管不教，甚至孩子几天不回家都不问不找。这种家庭教育最终只能是酿造出苦涩的酒，“儿子坐班房，父母恨断肠。”

家庭教育对转化青少年，特别是有劣迹的青少年，预防他们再次犯罪，这对促进社会治安的完全好转，是其他层面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以家庭教育特有的血缘关系、情感功能帮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劳教释放的青少年，让这些人改变过去，走向未来，不至于“二进宫”。方法上，一要热情耐心地帮助。二要督促他们进步，使他们振奋精神重新做人，成为社会治安稳定的力量。这是发挥家庭教育的优势，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如一位家长在儿子进高墙，缺乏生活的勇气之后，经常探望他，写信帮助他，扬起他生活的风帆。儿子刑满回家后，一面积极地为儿子找单位落实工作，一面要求他正视人生，不再同一块青石上摔跤，结果这个孩子在释放的第二年结了婚，还拿到工厂的奖状。但另一位家长，孩子入牢房不闻不问，回家后家长经常发脾气、谩骂，结果这孩子第二次入高墙，在被抓走时，儿子发狠回来就先杀妈妈。足见家庭转化工作做得好，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转化得不好，社会就会多一个犯罪。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既教人又育人。家庭教育可贵之处也是最难办到的事，就是家长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要处处关心，事事留心，使家庭教育持之以恒。

如某市一小孩，因家长教育过严而盗窃他人钱财，其因是家长怕孩子乱花钱，分文零花钱不给，小孩因饥饿而偷了巷口卖鸡蛋的老五叔的四千元钱，小孩子慌慌张张地回家，其父随即追问，孩子将钱全数拿出，嘴里只是说，我饿了，我要吃。他父亲给他吃饭后，弄清了事情的原因，带着孩子到派出所报案。并向孩子保证，今后爸爸不乱打你了，孩子也发誓：今后也不干这种事了。这件事说明，每个家长切实负起责任，那么每个家庭就如同一座社会治安堡垒。反之，家长对孩子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后果就难以预料。如某市一孩子盗窃工厂的电解铜，家长看见孩子床下有不明物品，未当回事，当儿子和床下的赃物一起被警车带走时，才如梦初醒，悔恨莫及。这些事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对预防青少年犯罪确实是基础的治保单位。

最后，家长要发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监护作用，搞好综合治理。

预防犯罪达到减少犯罪，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搞好犯罪预防，首先是搞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础。因此，家庭教育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其他层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尤其是父母是法定的监护人，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孩子思想意识的熏陶、生活习惯的培养、经济来源的掌握、人际关系的状况，家长都应当加以监护，使孩子有一个优良的学习、生活环境。

人的意识来源主要是社会文化的积淀，家庭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如果青少年头脑积淀的全是恐怖凶杀，那么有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如果青少年头脑里积淀的是床上戏等污秽的东西，那么有可能成为性犯罪分子；如果青少年头脑里积淀的是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那么就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利己分子。家庭是孩子意识反映的来源之一，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的确立，思想意识的形成，所以家长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文化素养，努力建设好家庭文化，使自己成为孩子思想意识的监护人。做到黄色书刊不进门，录像不进门，污言秽语不出口。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有一些家长自己看了不健康的东西，还使孩子有意无意的受到毒害。当这些孩子从高墙内仟悔的家书中悔恨当初，要不是爹妈看的那些，不致落到今天这样，父母才从良知中感叹：“是我失责，是我混帐。”

常言道：“学好千件事，学坏一件头。”家庭环境离不开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存在，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家庭环境，反过来，家庭环境建设好，又会影响社会环境。

青少年犯罪中盗窃犯罪突出。主要是个别青少年消费早熟，大把大把地花钱，加之赌博等社会公害，沉渣泛起。做家长的定要留心观察孩子的经济动向，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温州个体户张某，只消极控制孩子经济数额，不注意孩子消费趋向，结果每天十元的零钱，把这个孩子送进赌场，进了牢房。家有资产数十万，儿子成为盗窃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当前青少年犯罪团伙化，集团化的趋势较快，其主要原因很多，但是家长监护不到位，不及时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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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托马斯·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的思想观点（即社会工作的前身和起源）与社会工作理论进行阐述，旨在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工作理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在社会工作起始阶段，主要探讨社会工作的神学和哲学，经院哲学家托马斯·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从神学中总结出的许多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他从基督教义中所吸取的“爱上帝，爱他人”“对贫困者的救济”对社会工作的萌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社会工作初始阶段的理论进行阐述，试图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一、斯·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的社会工作理论

（一）神圣的秩序。中世纪的等级秩序反映出“上帝的秩序”。对他来说，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从一开始是上帝所愿的。在阿奎那的宗教伦理中，爱德（Charity）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友谊，而且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友谊—爱德又是有秩序的且永恒的。他认为，爱上帝在万物之上，但是也不能驻足于上帝，还要扩展至我们自己、近人（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家人及其友人）、自己的身体、罪人、敌人等。他还认为在人的本性之中潜藏着巨大的力量，通过惩罚和法律把他引在正道上。

（二）爱上帝，爱他人。爱上帝的信条：“你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和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爱他人的信条：“你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他人”，这里的他人指周围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敌人，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圣爱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它超越了人的种种局限，而融入到上帝的爱之中，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拯救和完善。他认为圣爱是以神圣的至福为目的的，它直接对象有以下的三点：其一，上帝，其自身就拥有至福；其二，理性生物，他们能够分享至福，其中又可以分为自我和邻居；其三，我们的身体，至福通过我们的心灵回报到身体上来。具体而言，在圣爱之中的关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爱上帝，其次，他爱自我；最后，他爱邻人。在他的同胞中，他应当给予和他更紧密地相结合或相关联的人更多的帮助和相互间的帮助。他的爱的秩序不仅表现在效果上，即实际我们怎么去爱，而且也表现在关爱本身，即我们应该怎么去爱。

（三）贫穷、帮助穷人和施舍穷人。他认为人们的首要任务是敬畏上帝，拯救灵魂。劳动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仅仅是获得生活所需。而贫困是进入天堂的的前提条件，“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引自马太音符5，第3句）“富人很难进入天堂，……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引自马太音符19，第23句）。仁慈、行善、帮助穷人是一种宗教伦理义务，但是这种观点的核心不是需要帮助的人，即获得救济的人和施舍的人，而是行善者即财富的所有者，所有有剩余的财富的人，有义务把多出来的部分交与需要的人。苦难和救济被看作是宗教性的和伦理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如果没有盈余的人去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是出于正确的信仰和信念。但是当捐赠者让被救济者有所盈余，那是错误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社会秩序，让穷人摆脱贫困。穷人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只是为了富人进入天堂。

（四）公共利益。在他看来政治社会是由很多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的利益需求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作为政治利共同体的整体善，必然是由许多的不同因素构成的。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分，他认为根据实践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其一，由祭司们负责的促进和实现的精神属性的公共利益；其二，由治理社会的统治者负责促进和实现的涉及公共秩序、社会安宁、物质福利等方面的公共利益；其三，由军人负责促进和实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公共利益[1]。“人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政治社会不仅帮助他取得由一个国家的许多不同工业生产的这样一些物质福利，而且也帮助他求得精神上的幸福”（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1982，第119页）。他在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对社会秩序、社会发展、公序良俗等方面普遍性利益需求时，也特别关注到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提出济贫也是世俗统治者应当实现和促进的公共利益事项[2]。

（五）慈善之举。他认为从神性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形式和质料结合而成的，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人除了有理性认知以外，还有自我保存、生存欲求和意志活动的能力，人的行为活动是趋乐避苦的，人的一切德行都是本性中自然倾向的表现。这种自然倾向的根源在于上帝赋予人类内心的一种行善避恶的道德自然律。

二、对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借鉴价值

社会工作是发端于西方国家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其专业的知识体系、价值和伦理都植根于西方国家的传统之中。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将社会工作引入到我国社会体系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对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乃至现实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适应问题。

（一）阿奎那的“爱德”秩序对我国儒家“仁爱”秩序观的支持。近年来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比较研究的文章中，较多的强调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普遍性，批评儒家“仁爱”思想中重视血亲关系而缺乏普遍性。但是不然，从《圣经》，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也有无数关于人间血缘亲情之爱的论述。不同的是基督文化传统中血缘之爱是服从于上帝之爱的，只有爱上帝的前提下，才能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乃至周围的人。他在《神学大全》第二部分对爱德秩序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为儒家的“仁爱”秩序思想提供一种“支持”，以彰显儒家仁爱秩序在世俗世界里的普世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社会工作要在这样的文化之下发展，则要更好的理解和实施这种爱德秩序对仁爱秩序的“支持”作用，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文化环境。

（二）辅原则和对我国传统救济模式的支持。阿奎那社会工作理论的辅思想，对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辅原则强调自下而上的义务，“自助—家庭—社会—国家”的救助模式。在中国的传统救济中，也是由亲至疏、自下而上的救助模式。这启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帮助其受助者“自助—互助—助他”，而不是等待国家的帮助。在我国可以借助这一原则与中国原有的由亲至疏、自下而上的救助模式相结合，特别是在个案工作中，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任何成员所面临的问题，都需各个家庭成员的支持和鼓励，这样可能个案工作在解决问题和提高个人福利方面，会起到更重大的作用。

三、总结

总之，阿奎那的理论观点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运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引入国外社会工作理论时，首先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检验。在理论检验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工作的知识、技能技巧和价值体系进行梳理，同时也要对社会工作专业所涉及到的中国各个社会结构进行考察，在二者的对比之中发现双方在互相适应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在理论上制定本土化的方案和策略，这样才能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发挥其作用。（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范沁芳.在调和中传承和创新—托马斯.阿奎那.法学研究[J]. 2007，（9）：127-129.

[2]徐春玲.邓李贇.试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人性论[N].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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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慢设计；情感；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187-01

一、何为“慢设计”

“慢设计”理念是20世纪后期形成的新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西方近年流行的由“慢食主义”引发的“慢活运动”。目前被世界公认的“慢设计”定义，是指因人类文明过快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心理、能源等众多社会危机和问题所产生的一种对现有设计模式的重新思考，力求用“慢设计”改善当下为了满足经济、政治、潮流、奢侈消费需要的商业化快设计模式弊端。“慢设计”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理念。它不是指设计时间的长短，而是强调设计师在设计创作中应处于一种平和、放松、随性的感知状态，即遵从内心最率真的状态。

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服务，设计史上每一个成功的设计风格都拥有着改变世界的魔力，一个或一类设计最大的成功之处莫过于它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处于生活节奏和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人们特别看重快速和高效而将慢视为不可取的生活态度。但曾几何时物质丰富的人们开始期望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他们开始关注心灵、环境和精神状态。“慢生活”是一种安静，是一份平和。但“慢”又绝非停滞不前、不求上进，“慢设计”的理论在整体上分析和指导了设计的思想、过程和结果，它在满足设计产品功能性的同时，更强调消费者所得到的情感释怀。

倡导“慢设计”，就要求设计者应该静下心来，放慢速度，用心完成设计。在这慢下来的时间里设计师可以更多的去思考分析、设计定位，注入情感，这样做出来的设计才能够缔造出精品。“慢”并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从中找到情感平衡。当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为了商业利益或更快成名而孜孜不倦的时候，“慢设计”却抱着另一种情怀，帮助人们徜徉于精神世界，放弃对浮华和奢侈的追求，还原简约生活。绿色、环保、人性化这些当今在设计界被一再要求的口号，都在“慢设计”中毫不做作地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二、中国设计文化与“慢设计”理念的不谋而合

虽说“慢设计”起源于西方，但是有关于“慢”的哲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在中国汉语中，“慢”，从心，从曼，“曼”意为“延展的”，“心”指心里的感受、感觉，“心”与“曼”的联合表示“心里感觉到时间的延展”，尊重内心的感受。中国的古代哲学和宗教甚至是传统的运动和艺术等，都是以“慢”为中心或者重点的。古代哲学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生命的思想；提倡清静素朴、虚怀若谷、容纳百川的精神，刚好就是“慢"的根基所在。武术的精华太极拳，更是以“慢”为主线来进行的，通过柔和缓慢的形体动作修身养性，去寻求人体自身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传统的艺术也都是贵在“慢工出巧匠”、“慢工出细活”，贵在循序渐进……由此看来，中国的文化背景更能很好的滋养“慢”的精髓。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终极追求，它强调了人的生命精神与自然、宇宙的同一。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从选址到设计理念上都深受“天人合一”的影响，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有虽置身人造园林却感身处自然的美妙心境。这与当代兴起的“慢设计”虽在时间上相距久远但在其理念上却不谋而合，因此当代中国设计对于“慢设计”理念的容纳与吸收也顺理成章。

三、“慢设计”的当代社会价值

现代经济使得人同社会同自然界渐渐隔离，每个人都匆匆地扮演者自己的角色，而忽略了停下脚步感受沿途风景。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公交地铁、一样的灯具茶杯，种种设计品在机械的使用中更加剧了人们的生活乏味感，因此“慢设计”理念的兴起恰逢也其时，它提醒我们是时候对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生活进行反思了。在喧嚣的城市里，人们常常需要一个安静的栖息之处，虽不能真正回归“世外桃源”的生活，但那份“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依旧是一份令人艳羡的生活态度。“慢设计”的目的也正是通过设计使我们放慢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通过独特的视角、手法为客户在触觉、味觉、视觉上打造独特创意的“慢”，从而使得人，产品，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让人时刻保持从容的心境。

应该说，“慢设计”是一种素质涵养的充分沉淀，是一份内心执着的真实写照，更是一种摒弃世俗的真我意境。“慢设计”给设计界带来了一场全新革命，“慢生活”也变成了一种时尚。

参考文献：

[1]陈蕾颖，李世国.试论慢设计之“慢”[J].江南大学学报，2007，6.

[2]杜军虎.论慢设计[J].装饰，2008，11：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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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体育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价值，突出实践性、独特性和创造性。运用社会科学的系统论方法的分析与研究，对体育社会科学决策与管理价值进行描述与解读。体育社会科学多用思维判断和目的性、情意性的语言来表达，透析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结合的系统论方法，将叶社会与体育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

1.前言

体育社会科学它以人类的社会中的体育行为及由此体育行为产生的体育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主要任务，主要包括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艺术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政治学、体育法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体育社会科学同体育自然科学一样，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体育科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与发展，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了体育社会科学体系的价值。本文就体育社会科学决策与管理价值进行初步的描述与解读。

2.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含义

所谓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价值是社会“客体”不断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反映主客体之间的客观的关系。人文科学是培养理想的人性、人格的多种学科的总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支撑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是指根据某种社会科学理论，具体设计和具体调整体育经济的具体决策与管理目标模式，决策与管理规则体系，决策与管理组织结构，决策与管理评价体系等。体育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革新、调整、重构与完善，都需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理性支撑，都需要预先更新与超前变革相对应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决策与管理科学化与体育社会科学是紧密关联的、相互交织、始终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用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来形容。体育社会科学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是为政府制定体育规划与体育战略决策提供咨询，以促进政府所制定的体育规划与体育战略决策建立在科学化的基础之上。决策科学理论反映，决策与管理离不开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是决策与管理系统中的核心系统，然而，决策过程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的过程，是针讨事先规划的与未来的操作行动而制定的，决策是社会各项体育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职能。体育管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质。在体育管理中，要求一定体育组织中的管理者，对体育管理客体通过实话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协调他人的活动，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体育管理质量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实现决策目标，处理好社会体育活动与体育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体育活动与体育生产主体的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在此其中，管理者运用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思维、判断与管理，以获得最大的体育社会效益与体育经济效益。

3.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构成

3.1导向性价值。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中的导向性价值，是在体育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视野下，引导公民个性对竞技体育、休闲体育与生活体育发生需要，启发与增强个人主体的体育意识，而不会阻碍个人主体对体育的追求与享受;公民对社会体育文化价值的认同。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是在公民个性张扬和主体健全的体育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自身是一个独立的管理导向解释系统，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大众性、地域性、可接受性、平民性和常识性。当前我国全面推行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力地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发展，各级政府已采取切实措施，着力解决公民在形成体育社会生活方式中所面临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体育公益活动投人等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普及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使其更具接受力、凝聚力、渗透力、亲和力、沟通力和说服力。通过体育立法、体育发展的方针与政策、体育体制与体育发展战略与规划、社会体育课程教学等，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不断提升体育社会科学决策与管理的导向性价值。

3.2社会价值。现代社会化科学已成为一个由主体、手段、客体、管理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社会化大系统，他的总体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发展社会科学的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的社会性价值，由于管理领域的不同，因而人们研究体育管理内容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许多多专门的体育管理学科，如体育国民经济管理、体育企业管理、体育工商行政管理、体育农业管理、一体育旅游管理、体育教育管理、体育医院管理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正在认识到，虽然各个领域、各类组织的管理活动有其特殊性，但在这些特殊的体育管理活动中却都蕴含着管理活动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即无论在社会的什么领域或什么类型的组织中，管理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而且这些规律不会因组织的性质或类别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可以从社会普遍存在的体育管理活动中概括总结出一般的体育原理、体育理论、体育方法和体育技术。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小康目标的实现，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繁荣，必将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体育事业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间题，迫切需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为关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提高实践的预见性、科学性、自觉性。第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体育交往的增多，需要并有可能加强对世界体育运动发展的趋势、经验和问题的研究，为我国体育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取天下之长，走中国自己.的路。第三，当前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好的环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第四，体育社会科学已被国家社会科学领导机关列为社会科学一级学科，纳人科学规划，预示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3.3经济价值。体育与社会经济是以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又密不可分的形式存在。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表现如何，其体育决策是否正确、合理、可行，无疑重要。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代，各国政府体育决策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几乎毫无科学性可言。近代以来，体育决策科学化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特别在体育知识经济时代，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体育知识管理，因为只有通过体育知识管理才能促进体育知识的转化和运用。体育知识管理既是整个体育知识链形成的过程，又是发展体育管理新技能，传播体育管理新技能以及体育管理新技能的应用与成旧体育管理技能的淘汰等。体育管理创新是建立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体育一创新管理是需要得到创新管理思想的指导。而当前体育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是:结合体育实际运用创新的管理思想，培养和网罗优秀人才，构筑独特的体育知识生产与加工体系，为体育知识消费生产加工适销对路的“体育知识产品”。在体育创新管理方面，例如世界足联举办的2006年世界杯比赛，在时间安排上，为了避免与2006年NBA总决赛时间的冲突，决定提前举行，使得世界杯的观看人数巨增，超过预计的经济效益。同时，对NBA总决赛的经济效益产生潜在的积极作用。作为体育企业的商业行为，若要取得最佳的体育社会效益和体育经济效益，是需要体育创新管理思想的指导。

4.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的实现

4.1学习外国体育先进经验。在借鉴和学习国外体育管理思想、体育管理模式和体育管理经验的过程中，体育创新的管理思想有利于指导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体育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任何体育行业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运营环境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体育管理思想、体育管理模式和体育管理方法。对国外体育的运营理论、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经验，是不宜盲目的套用和照本宣科。但在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经营环境下，必须紧密结合当前我国体育经营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体育经济的运行理论、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这样，不但能够提升体育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更有利于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的实现。

4.2着力研究体育管理策略。体育知识管理是现代社会中激烈商业竞争的必然产物，为了能和竞争对手抗衡，任何组织机构都必须不断的巩固和保护自己的智慧资产。体育知识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利用多种信息技术的整和来支持一系列有关知识资源的管理策略。现代企业管理的优化表现在:无形资产经营所创造的利润将超过有形资产，一些企业便将自己的核心业务逐渐转向研究与开发、品牌经营、资产重组、产权经营等价值增值高、利润高的业务领域，而将那些需要大量有形资产投资和重复性劳动的物质产品生产、物流配送业务外包或委托出去.，交给那些专业化公司来完成。体育知识管理是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管理领域，不仅管理对象的多样化，而且管理角度也是多方面的。体育知识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将共同治理企业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资金和生产能力，而是体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业体育技术、体育知识或体育管理知识对企业的贡献大小。

4.3着重追求体育经济效益。加快体育事业的产业化运作就是要将能够由社会办的项目交与社会办，并以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决策的风险随时存在，但科学决策可以把决策的风险降低到相对最小。对于一些项目来讲，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项目自身的特点导致一些项目难以或暂时难以进人市场。可以将这类项目分为两类: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来进行分析。对于奥运项目来说，由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奥运争光”依然会是公共产品，借助我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也是我国近期目标，在这类项目的管理主要由国家管理的背景下，近期内弱化政府职能将增大实现目标的风险，’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社会改革的大趋势和社团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求逐步实现一些项目协会的实体化运作，不断增加此类项目协会在体育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这类项目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的步伐。因此，对于这类项目来说，在政府主导管理下，逐步实现向国家社会共同管理模式过渡是发展的趋势。择优是管理决策中的一项原则，也是一门艺术。对于非奥运会项目来讲，许多项目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与奥运会项目相比在国家投人、新闻媒体的宣传上都有较大差异。因此，对这类项目来说一方面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舆论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这类项目协会实体化管理的道路，以促进这类项目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着重追求体育经济效益。

4.4制定科学规划和培养科学人才。科学规划和研究课题规定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在制定科学规划，确立研究课题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保证必要的研究力量和经费。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及相关的理论研究，必然会充实学科的内容，丰富学科理论，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这就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提高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修养和业务研究能力;要从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提供机会和条件，让研究人员经常“补课”、“充电”，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提高研究水平;其次，要特别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为他们的迅速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积极引导他们从事健康、文明的体育娱乐活动，并在锻炼技术，方法上给予必要的指导，通过参观、观摩、模拟操作等多种形式，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再次，学校的育人工作.不仅要通过不断创新、吸收和发展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来完成，也要根据地方高等学校实际，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使教育体系结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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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前，我国的心理服务几乎是空白。直到目前，专业心理服务社工接触服务对象的基本方法仍处于个人咨询为主的状态，本质还停留在个人服务阶段。只有学校、企业等高密、高危人群在偶尔或特殊时期可得到集体咨询或干预，普遍的社会人群还得不到服务，尚不属于社会公共服务范畴。两者在服务性质、适用范围、服务对象、内容、过程、方法、学科归属等方面有本质区别。具体来说，从服务性质和范围看：心理服务是商业，是收费的，适用个人和有精神心理障碍群体；社会工作是福利，是免费的，适用群体是社会各行业人群。从服务对象和内容看：心理服务对象是心理障碍和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人，属于心理咨询、干预与治疗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个人、群体、社区和社会所有成员，属于经济与社会所有领域。从服务过程和方法看：心理服务是心理测量、诊断、干预、治疗的过程，采用坐等上门干预、治疗技巧方法；社会工作是社会诊断与社会干预过程，采用主动与被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社会干预方法。从学科归属层面看，心理学是属人文社会学科，社会工作是跨学科的社会服务体系。

二、心理学形成社会工作的分析模式

在个案工作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模式，如心理社会模式、行为修正模式和人本治疗模式成为三大主流治疗模式。

（一）心理社会模式

心理社会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是芮奇芒德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模式主要的理论假设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对求助者问题的假设、对人际沟通的假设、对求助者价值的假设。全面探讨了求助者的问题，把求助者的问题视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分析求助者的心理困扰和人际关系的失调，并帮助求助者改变不良的行为方式。强调采用多种治疗技巧帮助求助者。

（二）人本治疗模式

人本治疗模式也称为当事人中心治疗模式，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主要的理论假设包括人性观、自我概念以及行为问题。该模式认为人是真正的工作目标，它提供一种治疗氛围，引导案主自我实现。它更多的强调认知价值和尊严，强调案主中心，强调超越技术治疗，注重专业态度。

三、心理学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分析①

当前现实社会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服务任务就是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在接访调处中，对一些类别的案件来说，心理学模式的运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息诉罢访的效果。这足以说明心理学在促进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一）案例分析

1．案主资料。案主A，女，29岁，B省X市某企业普通职工。近期她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食欲不振，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自我评价低。情绪激动时大吵大闹，甚至神志不清。2．案件陈述。A和原男朋友L是大学同学。开始时父母并不同意，但A和L执意相爱，毕业后L远涉千里与A回到家乡，A把唯一的进入行政单位让给L，刚刚参加工作的L发誓干出个样子，便工作很忙碌，久而久之，A开始怀疑L有了其他的女朋友。在A的不断追问和胡闹下，L终于提出了分手。分手后，A总是会梦见与L重归于好。一次偶然的机会，A知道了L并没交其他的女朋友。A找到L想要复合。但是L并没有同意。A随后开始宣称L了她，并到X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经过侦查，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A将矛头转向公安局，认为L买通了公安局。在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之后，A开始到X市、B省上访，要求政府处置公安局和L。每次与接访人员沟通的时候，A都会说：“我也知道自己很失败，我都觉得不认识自己了！可你们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诊断。根据案主叙述，社会工作者初步认定该案主为中度情绪障碍。

4．工作策略与方案。X市的接访社会工作者始终按照一般的案件接待，劝说、管控、遣送，方法简单、情绪激动，但是依然没有案结事了。无奈，X市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女性）一同处理此案，这名社会工作者选择运用心理学知识“人本理论”的观点方法对案主进行引导。相信案主有很大潜能理解自己并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只需要通过谈话来引导案主。

（1）人本理论的主要观点。罗杰斯将治疗描述为一个解放自我，扫除障碍的过程，治疗可以使案主自我正常的成长与发展顺利进行，以期达到独立和自我指导的目的。在治疗过程中，案主的自我知觉由僵化刻板转为清晰流畅，而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条件是必须的。A．无条件积极关注。咨询者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被咨询者，要表达对被咨询者的关心。这种关心是一种深切、诚挚的关心，是一种不受被咨询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而影响的关心。B．尊重。真正地关心案主，尊重其人格、观点和隐私，不能随意对案主的言行做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主观表示，更不对其隐私做出必要的探询。C．共情。咨询者要能设身处地体验被咨询者的处境，在与被咨询者交流时，能进入到被咨询者的精神境界，感受到被咨询者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并对被咨询者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罗杰斯把此称为“共情”。D．真诚。做真实的自己，不取悦对方，不防御掩饰、不回避错误。以诚待人，使案主感到可以信任、可以交心。

（2）治疗策略。将心比心地理解案主所经历的事件，让案主抒发出自己的感情，表达客观自我，让案主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情感，并接受自己的感受和情感，然后进行自我理解、自我指导，逐步达到积极乐观的人性、性格的健全发展。

（3）咨询过程（节选）。案主：“我真的不明白，近5年的感情，我把工作都让给他，他怎么一点都不在乎？！”社会工作者：“这几年的感情确实很珍贵，真不应该放弃！”案主：“唉！恋爱初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困难都能跨千里到一起，现在却……”社会工作者：“你们俩确实付出了很多才走到一起，十分不容易，现在却因一些误会而分手，5年时间什么都没得到，很可惜呀！”案主：“嗯……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虽然有点小矛盾，两个人不应该闹分手啊！难道不应该互相理解、共同谅解吗？”社会工作者：“是的，勺子磕锅沿儿在所难免，两个人之间应该相互理解，一起克服困难，寻求解决的方法！你觉得你当时的做法怎样呢？”案主：“我觉得当时我太不理智了，那个时候怎么会那样？可是我真的太爱他了控制不住自己！可是他也，也不对啊！说分手就分手，我们一起努力了那么多，他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就为了能和我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再次开始哭泣）”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同哭泣，并递纸巾给案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案主（看到社会工作者一同哭泣，案主的神情缓和了许多，开始倾诉）：“我都承认了错误，他依然不复合。我想尽一切办法挽回，他都无动于衷。我越来越气愤，甚至有点儿仇视，就想要教训他一下。结果越闹越大，其实后来在省里上访的时候就有点儿后悔了，但是依然不甘心吧，走出去的路怎么回头呢？！”社会工作者：“你的意思是你认为当时的做法确实有些幼稚，你也认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现在你再遇到这种事情，你觉得你会更成熟些，更好地处理这种事情，不会让事情变得如此糟，是吗？”案主：“当然了！我经历过这件事后，自己也成熟起来了。可惜一切都已不能挽回了！（继续哭泣）”社会工作者：“你现在只是想和L在一起？没有他就不会幸福吗？”案主：（沉默）“当然不是，我以后肯定还会遇到更优秀、更合适我的人，现在只是觉得心里面不舒服，付出却没有回报。”社会工作者：“你经历了这件事情后在感情上处理事情更理智了，比以前更成熟了，等你再恋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对吗？”案主：（沉默）“嗯！”

（二）案例分析

1．案例背景。案主是一个读小学2年级的9岁男孩，经常在班里捣乱，做出一些危险性动作，喜欢玩电脑游戏，动手能力强，学习成绩属中等。父母离异，父亲患有鼻炎癌。从案主读学前小班开始（3岁），父亲委托一位大妈照顾他，直到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学校老师认为案主很顽皮，经常不让其参加集体活动。父亲曾带案主看过心理医生，结论是：缺失关爱，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

2．案例分析。（1）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分析，在本案例中案主在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上有明显的缺失，没有得到满足。（2）性格。在本案例中，可以看出案主的性格属于胆汁质，不稳定性人格，其表现为顽皮、聪明、好动、不爱学习、自暴自弃。其形成这种人格性格特征是与他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的。由于他无人管教、任他妄为，造成了顽皮、不爱学习，经常逃课，暴力倾向，与其他小朋友打架，扰乱课堂纪律等的性格。

3．治疗方案。（1）阳性强化法。阳性强化法，也称为“正强化法”或“积极强化法”，是指通过及时奖励强化行为，即阳性刺激，从而促进良好行为的产生和出现的频率，原有行为得以隐匿和改变。（2）社会工作者的介入。A．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情绪进行疏导，帮助案主理解父亲及大妈对他的用心良苦，增强案主的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B．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在校行为进行修正，帮助案主改正不爱学习，欺负小朋友，扰乱课堂纪律的行为，并且帮助其改善其与同学的关系，还避免了发生矛盾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得到遏制；C．案主的父亲认识到打骂的管教方式对孩子造成的身心危害，改正其打骂的管教方式，缓解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D．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老师进行沟通，为他的不良行为能够得以改正，争取老师的肯定、表扬和今后的帮助。

4．评估总结及结案反思。当案主基本上完成了工作计划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即案主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能够规范地参加班级活动，很好的与同学交流，融入周围的环境，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此时，社会工作者就开始与案主商讨结案。结束工作关系，总结案主的进步与不足，安抚好其结案的情绪波动。社会工作者通过和案主和案主的家人的深度访谈，与案主共同总结评估个案。

（三）心理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工作中的其他案例

1．医患纠纷矛盾。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区的卫生主管部门统计发现，近50％的医患纠纷是由于患者对医生的态度特别是“着急度”不满意，而不是因为医生的技术水平和昂贵的医药费。医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救死扶伤的社会工作者，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他们的接诊有很大帮助。因此，很多地区已经开始组织医生进行接诊心理模式的培训，真正的遵循社会工作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

2．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前不久，贵州省5名流浪儿童熏死在垃圾箱内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深思。对于流浪人员的收容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流浪乞讨人员在被收纳到收容站一段时间后，当温饱得到解决，他们会想方设法地逃走，回到流浪乞讨的环境中。运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不难明白，流浪乞讨人员和我们一样，当温饱等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会有对自由的需求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单纯的温饱不能真正的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政府和NGO组织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学习相应的技能，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可以帮他们选出领导、制定管理规定，帮助其组织化之后，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就容易多了。

社会工作者应该像心理学家一样，秉持人类尊严的信念，认为获得尊严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自由地做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充分地尊重流浪乞讨人员的需求，才能更好的做好救助工作。此类案例也充分的体现了心理学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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