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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商业模式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10 15:36:13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公益性商业模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公益性商业模式

篇1

关键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互惠模型;数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TP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3

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是指为满足人们娱乐、休闲、健身、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要和求知需要而组织活动,并提供经费、场地、器材和各种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工作等。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和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产业已得到足够的发展,因其没有文化事业单位,所以文化事业相关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我国文化事业的运营资金一般均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其他收入较少,虽然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权威性高,但是传播方式及宣传力度却不尽人意。而文化产业虽然涉及的文化资源有限,但其宣传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多,且文化产业有市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独立性较强。

虽然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运营目的上有差异――化事业以公益性和公共性为主,文化产业以盈利为主,但它们同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同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是为了创造、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实现社会效益。若二者互惠合作,既可以使文化资源能够有效整合,又可以使文化事业的资金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惠中,如何理解文化事业公益性与公共性,笔者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益性。首先,公益性不否认有偿性,免费服务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收支基础上的。它展开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是视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言的。其次,互惠合作可以带来资金流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对经营方、政府和社会都有益处。

二、数字文化资源与数字文化产业链

(一)数字文化资源

数字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就是以数字媒体的形式生产,保存和传播文化资源。将文化内容变成数字内容的过程,是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广泛含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信号数字化后的产品或服务。具体来讲,电子媒介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介;二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互联网等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的媒介形态,如,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既有商品属性,也有公益属性。

数字文化资源作为一类现代高新科技承载的文化资源有如下特点:

1.无体性。指其是由数字方式表达和传输的,不具备物质形体的特性,不占有空间,不像实物文化商品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实体而存在。且内容丰富,占用存储空间小。

2.可支配性。因为数字文化存在于一定的介质之内得以固定,从而具有可支配性。不受时空限制,时时可与人进行交互。

3.可再生性。易于复制传播,虽然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会引起规模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时也涉及到版权保护问题。

4.文化价值性。指数字文化资源能满足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属性,消费者可以通过使用和欣赏享受它的审美价值和使用其使用价值获得物质产品无法得到的美感、愉悦和便利。

5.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需要依赖于网络平台,其网络传输速度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资源的质量及客户的体验。

(二)数字文化产业链

产业链具有联系企业的结构属性和流通于链式结构上的价值属性,根据整个商业模式的流程以及数字文化资源从生产到消费流向形成的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如图1所示,在产业链中,可以看出首先由数字文化资源的内容提供商提供文化资源,也就是说内容提供商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其将文化内容提供给技术提供商。技术提供商主要是将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使用专业的版权保护技术为电子资源平台运营提供数字认证等相关服务,是数字文化产业链中的关键部门,直接影响消费者所得到的数字文化资源的质量。技术提供商将数字化后的文化资源传递给终端设备生产商,终端设备生产商生产设备为读者提供硬件设备支持。到这一步,就可以将数字文化资源传递给平台运营商,其主要负责提供数字文化资源的销售平台。而且平台运营商会借助电子商务网站以网页的形式提供数字文化资源,可以将文化内容制作成平台可以兼容的格式,同时也负责网站的日常更新与维护;然而为了消费者能够正常的使用数字文化资源,此产业链需要通信服务商负责数据的传输环节,将数字文化资源内容转移到终端阅读设备的服务网络。最终,消费者处在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的接收端。消费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产品,随着传播渠道日益丰富,且买卖双方的互动性逐渐增强,消费者可根据对商品的使用感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反馈。生产商得到反馈对商品进行改进和创新,以促进再次销售。而企业为了更好地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产业链地各个环节都应主动去了解消费者的使用情况,且积极地和消费者互动。

图1.数字文化产业链运营模式图

三、并行互惠模式

(一)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具体互惠方式

一般的文化事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为元数据文化资源、庞大的用户群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行的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结果;而文化产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体现在加工后的对象数据资源以及商业运营得到的丰厚资本。根据两方各自具备的资源优势,笔者提出以下三种互惠方式:

1.资源整合: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均提供文化资源,实现二者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整合。这样有利于将散漫在全国的文化资源整合进行有效整合传播,也有利于国家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

2.客户流量转换:在这种方式中双方共享用户群,用网站链接将用户引流到对方的网站。客户流量就是资本,两者通过合作,从而在实现大众教育和公益宗旨的同时,带动产业发展。

3.资金投资:由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资本运转基本靠国家财政拨款,但款项只够基本运转,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盈利收入,那么经营性文化产业可向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相应的投资。文化事业建设的巨大的投入虽然不会直接带来高效的经济产出,但是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更加持续和更加广泛的投入,才能形成文化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综合模式

基于以上互惠方式,笔者提出数字文化资源的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并行互惠的商业模式图如图2(见附录)所示,模式图中包含价值主张、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关键能力、沟通渠道、重要合作、目标客户、公益受众、制度、资本运作、利益相关者和传播平台几个模式要素,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并行互惠商业模式图中各要素含义表

要素 具体内容

价值主张 通过数字文化的传播给公众以及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即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核心资源 企业内部拥有的能够使其有序进行时所需的重要因素,包括人才资源和文化资源等

关键能力 企业内部所拥有的使企业活动顺利进行的能力

沟通渠道 企业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传播给消费者的方式以及途径

重要合作 企业与相同产业及不同产业、政府、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

目标客户 将消费者资源及市场细分后,适合企业产品、满足消费意愿的目标客户

公众 公益单位的主要服务方,是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的接受者

版权制度(数字化) 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指文学、艺术等作品的享有的权利的相关制度

利益伙伴网络 指公益方与相同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以及大众所形成的关系网络

资本运作 主要指公益单位的收入来源,包括政府、社会捐助、基金、自营四个方面

此并行互惠模式图分为两个部分:经营方和公益方,两方可以是同一主体的两个方面,也可是不同主体间进行合作从而完成互惠。

经营方以创造数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为价值主张。该价值主张需要依托于经营主体的关键业务(企业在价值主张的指导下,立足于自身的核心资源优势,开发的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和核心资源来实现,而核心资源体现为文化资源、数字文化资源以及创意、技术、经营性人才资源。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的价值主张在依托于这两者的同时,也起到了保障并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关键能力和核心资源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受数字文化资源版权制度的制约,同受其制约的还有经营方的经营途径,即沟通渠道和重要合作。

对文化产业来说,渠道通路有重要的意义:(1)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认识,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对商品及服务策略及时做出调整;(2)能够更好的传递文化企业的价值主张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核心价值认知;(3)有利于客户评估其价值主张,吸引更多有效的合作;(4)能快速给售后客户提供支持。沟通渠道的选择也体现了价值主张的具体涵义。而在重要合作方面也对实现价值主张起到协助作用,相同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形成文化互补、技术互补、资源互补的形式,各自发挥优势,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跨产业合作能够为对方的产业链中增添新鲜元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不仅为文化创意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也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由于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政府对于文化的若干政策对文化产业有重大意义,也决定了政府干预、监督的必要性。以上途径是为目标客户服务的,文化企业寻找目标客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作有很大的意义,目标客户是以价值主张为依据进行市场定位细分得到的,找到对文化企业产品具有支付意愿的消费者,了解重要的消费者,深刻了解其需求,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商业模式,产生不同的运营机制,实现资本运作,来支撑实现价值主张,强化关键能力与核心资源。

经营方通过资本运作反哺投资公益事业方,提供自身的核心资源与关键能力来建立互惠合作连接,并分享公益方的独特的人才、文化资源以及包括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储备为的关键能力,使合作两方均得到促进与更新。公益方的资本运作除了经营方反哺以外,还有政府拨款、社会机构和慈善人士的捐助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援等等方式。公益性文化事业方就性质而言,资本运作做依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与产业方的互惠方式是解决资本问题,促进数字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资本运作的得到的资本用户为公益受众提供服务,公益受众可以分为青少年、成人、第三龄、残障人士等各类族群,提供的具体公益服务内容也不一而同,这些受众通过互惠的方式与产业方的目标客户打通连接,彼此促进用户群的壮大。而公益性事业方的重要合作也是指的是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公益受众和公益组织等公益活动的重要参与单位各个人的合作,即文化事业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要收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并与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进行合作,接受其支持,最终实现以公益服务、创造社会价值的价值主张。

整个互惠模式的建立,还需要电视广播、终端存储设备、互联网、电信等共同组成的传播平台,以及互惠模式中涉及到的各个参与部分的互相配合,当然政策上的优惠鼓励条文和监督机制也是实现互惠模式正常合理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总结

课题研究的实施有助于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重组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增强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助于形成国家级精品文化品牌,促进动漫产业、游戏业、文化旅游业等新兴文化业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拉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内需;有助于实施重大文化产业带动战略,科学规划、合理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依托各地文化资源,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培育壮大一批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集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互惠模式的开展造成了障碍,其中数字文化资源版权所属问题、文化事业单位创新发展积极性有待提高、大众对于文化产品消费水准的心理接受度偏低、国家相关支持及监管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的重点解决,也推进实现数字文化资源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并行互惠的运行模式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陆宝益.网络信息资源[J].北京:情报学报,2002(2).

[2] 苏富忠.文化的分类体系[J].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4.7(17-3)

[3] 周娟,鲜耀.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J].江西:职教论坛,2012

[4] 张晓春.论文化资源[J].广西桂林:企业科技与发展,2008(12)

[5] Fowler. 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A].in Schifr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ocalMethod and Theory[M].Vol.5,Ne.York:AeademiePress.1982:1.

作者简介:

周海(1993-),女,广东佛山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张宜春(1978-),男,江苏武进人,博士,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主任,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及其信息化处理。

高亚男(1988-),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研究生,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包无瑕(1992-),女,贵州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基金项目: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2012BAH01F00)

篇2

【关键词】财务预警模型 回归分析 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的发展涉及国计民生,是老百姓十分关切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的频繁波动,该行业的上市公司面临着生产和资金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旦市场上医药产品的供应不稳定,则势必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何帮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及时预防财务危机,避免对医药产品的正常生产造成不良影响,正是本文研究的初衷。本文通过选取近些年该行业中ST股和*ST股半数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相同数量的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定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SPSS 19.0统计软件,构建出适用于该行业的财务预警模型。

一 分析模式和分析样本的确定

选择合适的分析模式是建立财务预警模型的根本。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对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不适合选择单变量分析模式,这是由于从事该行业的企业往往主营业务种类繁多,产品品种多样,难以通过某一综合指标去评判侧重于不同业务的企业。因此,多变量分析模型相比之下则会大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更加适用于分析业务繁杂的医药行业。

就财务预警模型来说,分析样本首先要区分财务失败样本与财务正常样本。对于财务失败的界定,最早的研究都是以企业破产作为唯一标准。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表明,破产样本相对较少,而且此类样本所能传达的信息失真程度又偏高,难以得到正确的评价结果。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关管理机构建立起越来越规范的财务危机防范机制。中国证监会要求证券交易所对连续两年亏损及“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实现特别处理(ST),对于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的上市公司,给予“退市风险警告”(*ST)。因此,在确定财务失败样本时,可以选择该行业中ST或*ST的企业(由于违规或历史遗留问题而成为ST或*ST企业除外),而将非ST或*ST企业作为财务正常样本。

此外,为了剔除随机误差的影响,需要样本的主要特征呈正态分布,样本选择时有意根据配比原则一一配对,保持财务失败样本和财务正常样本数量相等(样本选取见表1)。

二 财务指标组合的确定

由于该行业需要采用多变量分析模式,本文在财务指标的设计筛选过程中,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财务指标要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是与财务失败最密切相关的分析点,偿债能力差的企业往往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一旦资金周转不灵很有可能导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致使企业陷入财务失败的境地。

第二,财务指标应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益。企业陷入财务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经营业绩差。如果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发展前景良好,即使是短暂的资金周转不灵也不会对企业造成致命的影响。

第三,财务指标要体现敏感性原则。财务预警模型要求所设计的指标应当能够对财务数据的变化做出迅速明显的反应。这样才能起到预警排警的作用。

第四,财务指标要具有非共线性。由于一些共线性太强的指标反映的内容存在重复现象,选择分析指标时应当在尽可能综合全面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筛选,避免指标内容的重复浪费。

第五,财务指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对于一些反映效果良好的指标,如果数据较难获得或取得成本很高,则应选择舍弃。

根据以上五项原则的要求,本文选择了反映偿债能力的营运资金充足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反映长期偿债能力)和财务保障率;反映营运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反映获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营业利润的比值;反映获现能力的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反映成长能力的净利润增长率和资产留存收益率共十项指标对应的样本公司财务数据,输入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有效性筛选,最终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营运资金充足率、资产留存收益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营业利润的比值和财务保障率共六项指标入选,成为适用于分析医药行业的财务指标组合。

三 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

根据系统筛选的财务指标组合重新整理样本数据,选择企业成为ST之前一年的财务数据计算需要的指标值并标记X1~X6。定义Y代表企业判定值,将财务失败样本的判定值定义为0,将财务正常样本的判定值定义为1,用以表示样本企业财务稳定的程度。于是,可以构建出适用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如下:

Y=a1X1+a2X2+a3X3+a4X4+a5X5+a6X6+ε

根据样本公司财务数据计算得出的指标组合值如表2所示。

a. 因变量:判定值(Y)

将计算出来的样本指标组合值输入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求出财务预警模型的系数和修正值(见表3)。从而可以得出财务预警模型为:

Y=-0.007X1+0.004X2+0.209X3+0.025X4-0.13X5+0.017X6+0.504

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法的随机误差默认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可以得出预测结果的判别临界点为:

Wc=(W0+W1)/2=0.5

预测值低于0.5,说明企业面临财务失败的危险,反之,预测值高于0.5,是财务状况正常的表现。

四 模型的实用性检验

模型的实用性检验包括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和模型的实证检验。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可以依据表4,R=0.978接近于1,表明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医药企业的财务状况。

模型的实证检验需要该行业所有同类企业或随机抽取部分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整理,带入预警模型,对判定结果进行检验。以2011年ST东盛和华东医药两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例(如表5所示)。显然,按照构建出的医药行业财务预警模型判定标准,ST东盛的判定值Y=0.198<0.5,预示着企业正陷入财务危机,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缓解和改善;而华东医药的判定值Y=0.557>0.5,显示财务状况正常,目前不存在财务危机,但该判定值与0.5接近,因此企业应当提高警惕。

此外,对医药行业42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述假设模型的总体准确率达到85.7%,说明该预警模型能够较好地判别上市公司是否陷入财务危机(检验情况如表6所示)。

五 结论

为了帮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有效地防范财务危机,本文通过对该行业陷入财务危机中的上市公司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与同行业中财务正常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借助SPSS 19.0统计软件,构建出适用于该行业的财务预警模型。而且经过实证检验,预测的总体准确率达到85.7%,表明该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起到预警作用。

注释

① 本文各表数据来自医药行业部分上市公司2004~2011年年报

篇3

2011年8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GSP”),对医药行业的经营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同时针对药品的制造、仓储、运输、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环节也进行规范,以保障药品的质量安全,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和有效。另外,随着“医改”的深入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可以说,医药行业整合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达标的企业将遭到淘汰,市场份额将向优势企业集中。

二、文献综述

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的研究深受当时研究环境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张蕊(2008)根据企业组织形式与评价方法的复杂程度,将业绩评价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观察性业绩评价阶段、统计性业绩评价阶段、财务性业绩评价阶段和战略性业绩评价阶段。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有关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成为了学界的一个热点。

确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是评价体系设计的首要工作。任云海(2005)认为建立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美国思腾思特管理顾问公司创设了EVA这一财务业绩评价指标,该指标是对传统财务指标的补充,从理论上给出了更准确反映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一种测度方法。进一步地,MVA指标是在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表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其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反映上市公司的风险。薛云帆等(2006)通过研究指标体系与公司业绩的相关程度,得出以“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指标体系可以较好地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结论。马巾英和宋宏福(2008)对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进行完善和拓展,形成了充分体现企业战略管理要求、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与智力资本作用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的动态实施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经营业绩评价模型的设计与指标选择有关,评价指标的类型和多少直接决定着评价模型的复杂程度。早期的评价方法通过考察单一财务指标数值的大小来评判业绩优劣,而广泛采用的评价模型则借助“加权”的方法得到相对综合的业绩得分。杜邦公司提出的“杜邦分析法”以资产收益率为起点,将该指标分解为几个相关的财务指标,在评价业绩的同时得到有关业绩改善的途径(袁雁鸣,2006)。卡普兰设计的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企业的远景、使命和发展战略与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联系起来,实现了战略与业绩的有机结合。该体系被广泛地应用于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李雯清(2009)提出将EVA与BSC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周琳(2011)对BSC稍作调整,增加对绿色产品效益的衡量指标,认为该评价体系能够与循环经济下的经营战略相匹配;刘利群(2011)对体系维度和指标进行调整后,设计了低碳经济背景下的BSC评价体系。

从体系研究的发展来看,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选取已经进入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时代,但是考虑到学术研究条件的限制和资料的可获取性,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只选用了财务指标。根据Jean-Francos Henri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企业采用财务指标进行业绩评价,并且评价结果基本能够反映企业业绩状况。因此,笔者认为本文选用财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是合理的。

三、医药行上市公司经营绩评价体系设计

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由三个要素组成:评价对象、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根据评价目的,确定本文的评价对象为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相关性和可得性原则,即选择最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同时该指标应具有可获取性。基于以上考虑,以新GSP为出发点,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财务指标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构建医药行业的经营业绩评价体系。

(一)数据来源 从“国泰安数据库”中筛选出2010年以前上市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共计92家。考虑到ST公司自身财务状况不佳,或者出于特殊目的造成报表数据不正常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将这类公司剔除。另外,为使样本公司更具可比性,在研究中也不涉及“创业板”和B股上市公司。由此本文共获得79个研究样本,其基础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指标选取 为评判企业经营业绩,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考察:盈利性、风险性、成长性和营运状况等。其中盈利性是指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风险性是指企业无法偿付债务的风险;成长性是指企业实现的增长率及其潜力;营运状况是指企业对资产的运用情况和相关的成本费用指标等。新GSP 对医药企业的经营条件进行了规范,将相关要求设定为业绩的考察指标,来评判企业的经营状况。例如:质量管理中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人员培训以及卫生制度等会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用”;生产设备和厂房限制、仓储的库房条件和设备要求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产生影响。另外,考虑到高新技术行业的特征,无形资产和研发的投入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潜力。本文选取的业绩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17.0对医药类上市公司2010年的经营业绩状况进行主成分分析。在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包括无量纲化和同趋化处理,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和同质性。同趋化处理是将“负指标”和“适度指标”转化成可以与“正指标”直接相加减的指标值,其转化方式为:一是负指标:X'ij=-Xij;二是适度指标:X'ij=-|Xij-kj|,其中kj为该指标变量的平均值。再对上述数据进行Z-Score变换: Zij=(X'ij-kj)/Sj,其中Sj为该指标变量的标准差。下文凡涉及财务指标的都是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为了表述方便,将不再区分中文表达。

(1)相关性分析及KMO检验。首先要对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因为指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是应用该研究方法的首要条件。 企业财务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 由此可以推断,财务指标之间也必然满足相关性要求。在对实际指标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后, 验证了假设。进一步地 通过KMO检验,得到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观测值为762.604, 认为相关系数矩阵有显著差异; KMO值为0.657, 可知本指标体系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个数的确定。运用SPSS对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13个指标变量中提取出4个主成分,其累计贡献率为76.468%,也即,用这4个主成分代替原有的评价指标能够反映所有信息的76.468%,具有较好的反映能力。各成分以及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3)主成分命名。各指标变量在上述四个主成分之上的因子载荷如表3所示。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资产报酬率、技术投入净利率、现金流量比率、营业利润率和固定资产净利率在第一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利润因子”;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在第二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增长因子”;管理费用率、存货周转率和长期资产周转率在第三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资产费用因子”;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在第四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偿债因子”。

(4)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由因子得分表得到的各主因子与财务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表达式如下:

F1 = 0.283arr +0.227npfa +0.238opr+0.005alr-0.006cr+0.235cfr+

0.247npt+0.015grta+0.013groi-0.008grnp-0.073it+0.036ltat+0.028mcr

F2 = 0.012arr -0.017npfa +0.067opr-0.027alr+0.058cr-0.043cfr+

0.012npt+0.361grta+0.363groi+0.322grnp-0.106it+0.013ltat-0.1mcr

F3 = 0.008arr+0.067npfa-0.085opr-0.063alr+0.085cr-0.047cfr+0

npt-0.094grta-0.098groi-0.052grnp+0.443it+0.335ltat+0.453mcr

F4=0.121arr-0.008npfa+0.19opr+0.426alr+0.55cr-0.209cfr-0.103

npt+0.041grta+0.041groi+0.01grnp-0.006it-0.087ltat+0.106mcr

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总贡献率的比值作为主成分的权数,得到综合业绩评价模型为:

F = (24.733F1+22.837F2+15.980F3+12.918F4)/76.468。

四、结论

运用上述评价体系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2010年的经营业绩进行考察,发现本行业总体的经营状况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业内企业的业绩差异不明显,集中在-0.5~0.5之间。从各主因子得分来看,企业的“利润因子”表现优于其他因子,可见公司对于获利情况有较多关注,各项资产投入后能产生较高的收益。同时发现,企业在“增长因子”上的表现普遍较差,总体增长率不高,这是导致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负债因子”得分较低,可能源于业内企业的债务水平不高。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医药行业整体业绩表现不如人意,企业过分关注利润这一指标,忽视了对成长性的培养,这将导致行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为改善这一现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只有不断地研制出更高效、优质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虽然年度利润表现不错,但是结合“增长率”指标,发现业内企业的增长已初现疲态。第二,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新GSP对医药企业的不动产和设备有较高的要求,对于那些还没有达到标准的企业,其首要任务就是筹建库房、购置设备。虽然该规定目前还未实施,但是企业应该在利润状况较好的时期做好预算或准备,以避免仓促执行下使企业陷入困境。第三,适当增加负债水平。根据因子贡献情况可知,负债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不大,而且医药企业具有债务水平较低的特点。为此,笔者认为可以适当运用举债经营,发挥的财务杠杆作用。由于医药产品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行业的经营风险较低,财务风险也会有所下降,这为企业举债融资增加了可行性。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银行业竞争;信贷规模歧视;融资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139-05

收稿日期:2010-03-16

一、引言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是否有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地,银行信贷资金对于中小企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由于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小、证券发行资格’限制等原因,对银行信贷资金具有比较大的依赖性,因此即使像美国这样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其中小企业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Berger et al,1998)。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银行实际上成为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林毅夫等,2009)。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各种原因,银行信贷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贷集中”现象,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对于大企业和垄断性行业的贷款业务比较偏好,而对于中小企业则存在歧视。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给予了不同解释。江曙霞(2006)认为,由于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对象严重趋同,部分贷款过分依靠少数大客户,导致信贷集中;易行健(2007)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信贷市场普遍存在,我国商业银行在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尚有待完善的前提下,往往依据一些简单的、较为容易获取的信息对借款企业进行分类,而银行对于中小企业收集信息相对比较复杂,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减少。我们认为,造成我国银行大范围存在信贷歧视的原因,恰恰是我国商业银行不完全竞争造成的。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导致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中处于卖方市场。利用这一垄断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对客户需求进行歧视性选择。在客户选择过程中,出于风险回避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一般选择规模大或是垄断性行业企业进行贷款。为证明这一命题,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2年~2007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在规模、盈利能力和负债水平三个因素中,只有资产规模对上市公司贷款利率水平有显著影响,但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数量的增多,企业规模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本文结论的政策意义是:只有降低银行准入限制,增强银行业竞争;才能降低银行向大企业、垄断性行业贷款的收益,从而迫使银行转向中小企业,降低中小企业资本成本,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二、不完全银行竞争和信贷歧视

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对银行贷款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服务客户的选择。从利率角度来说,银行业竞争越激烈,作为商业银行越需要争夺客户市场,而降低利率就成为银行的策略之一。Rice等人(2009)通过对美国1997年联邦法案《州际银行和支行效率》)的实施,分析银行竞争程度提高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联邦法案允许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在不同的州开设支行后,银行间竞争程度提高,这种程度的提高使得那些对银行业开放程度更高的州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比开放程度低的州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低80%到100%。从服务对象角度说,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对大客户的争夺使银行对大客户贷款的利润下降,从而迫使银行向中小客户提供贷款。比如,Hoffman(2006)认为,银行竞争迫使银行简化客户服务要求,降低客户进入门槛,从而促使中小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

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贷款市场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作为卖方主体的银行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寡头竞争,二是我国贷款市场整体属于卖方市场,银行贷款整体上还处于供不应求。这两大特征引起了我国银行业信贷歧视,即银行在选择贷款对象时主要考虑贷款对象的规模,而忽视盈利能力等其他因素。

(一)贷款的卖方市场与信贷歧视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自1989年成立后就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相对于我国国民经济规模而言,其所发挥的融资作用与银行信贷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以下是2003年~2008年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对企业提供资本的数据。

对照上述表格数据可看出,即使不考虑银行对企业的长期贷款,证券市场对企业的资本供给也最多只占银行信贷资金的11%,大部分情况下甚至不到5%。这种对比就足以看出银行信贷资金供应对企业融资的决定性影响。

与此相对应,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发展对资金供应的高需求,这一高需求使得金融市场上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缓慢,银行贷款成为众多企业资金需求的主要市场,进而形成了贷款的卖方市场格局,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贷款意愿选择贷款客户,这就为信贷歧视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与信贷歧视

我国自2003年开始进行商业银行改革,包括从1993年开始国有专业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建设区域性商业银行,以及从2003年开始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对外资银行适度开放和中小银行的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贷市场卖方主体数量,但由于国家主导经济政策以及国民对国有商业银行政府背书信誉等方面的影响,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中、工、农、建、交)在信贷市场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表1是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在全国贷款总额中所占比例的数据。从表1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随着中小银行和外资银行的逐步进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下降,但在总体上仍处于垄断地位。

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贷款市场不同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具有很大的偏向性。这种偏向性表现为在贷款客户品质考核的盈利能力和偿还风险方面,过于关注偿还风险,而忽视了对一些有盈利但存在一定风险的客户的支持。造成这一偏向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中央银行为控制金融风险在1998年对商业银行实施“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控制”的新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为适应新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各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风险控制的措施,如建立信贷经营主责任人和审批主责任人制度、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贷款本息回收与信贷人员工资奖金挂钩等。这种制度和相应措施使银行在审核贷款客户时首先考虑客户的偿债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对银行客户经理的激励普遍不足,使得客户经理在联系贷款业务时只注重完成贷款任务指标,保证贷款质量,忽视拓展具有高成长潜力客户,而这些高成长客户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

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选择偏向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贷款歧视。这是因为有许多中小企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但由于规模小、缺乏市场信用记录、会计账簿不系统等因素,很容易被商业银行认定为偿还风险高,而一些规模大的企业,由于资本雄厚、成立历史比较长,会计核算体系相对健全,加上大企业一般具有政治影响,往往被商业银行认为偿还风险低,这样造成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

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来看,一方面,由于其市场份额比较少,对整个信贷市场客户选择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在整个信贷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也将中小企业信贷列为次优,这是因为在我国利率监管尚未放开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有比较严格的控制。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往往比大企业要大得多,从银行效益角度考虑,中小银行也会将大客户作为贷款首选对象。

(三)信贷歧视和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融资

从上市公司这一类特殊企业来看,其融资行为与普通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具有证券发行资格,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发行获取资本,因此其对信贷资本的依赖程度比较小。即便如此,由于我国证券监管部门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多方面考虑,对上市公司证券融资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资格限定,使得很多上市公司不能随意通过发行证券获取资本。因此,向银行借款也成为大部分上市公司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即使像上市公司这样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公司,银行对其进行贷款决策时是否也存在规模歧视,以及随着银行业竞争的逐步增强,这种规模歧视是否会逐渐减轻。从理论上说,银行对上市公司贷款意愿主要取决于盈利能力、负债水平和规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负债水平越低、规模越大,银行越愿意贷款。但在我国银行贷款实际工作中,上市公司规模比其他两个因素的影响要大得多。这是因为从银行方面来看,贷款首先关注贷款的偿还风险,而我国上市公司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各方面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因而偿还风险越小。相比之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负债水平并不是银行特别关注的,这是因为在目前的银行治理结构和激励政策下,银行没有动机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公司的负债水平并不直接决定上市公司的偿债风险。

为了验证我国银行信贷对上市公司的规模歧视,我们建立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规模对银行信贷政策有很重要影响;

假设2:随着我国银行业竞争的逐步加强,上市公司规模对银行信贷的影响逐步降低。

考虑到各地上市公司都是当地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因此银行可能会给出比当地中小企业优先的贷款。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很难从信贷的数量(比如,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例等)角度考察银行对不同规模上市公司的歧视,但银行对不同企业进行贷款时,还可以给予不同的利率,我们可以从不同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利率的差异来衡量银行对不同规模上市公司的歧视。因此,本文将主要按照这一思路来衡量银行对不同规模上市公司的规模歧视。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和B股公司1991~2007年的年度报告数据,在所有上市公司中,我们排除了金融类公司。公司财务报告数据来自CSMAR数据。在收集的数据样本中,我们首先去除年初总资产数据不全样本,然后删除了财务费用/[(年初短期借款+年末短期借款+年初长期借款+年末长期借款)/2]的值小于3.5%和大于12%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8566个。我们将样本按年度分为6组:1992~1997年度、1998~2000年度、2001~2002年度、2003~2004年度、2005~2006年度以及2007年度,样本量分别为:746、1565、1573、1734、1942和1006个。通过分组可以观测出随着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加强,商业银行信贷歧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模型LC=a2+β4・LN(ZZC)+β5 ROA+β6FZBL+ε

变量定义见表3。

上述变量中,财务费用率(CWFYL)主要用来近似衡量企业贷款利率,LC用来描述银行对各上市公司贷款的利率水平(扣除各年度贷款基准利率差异),LC越大,则表明银行对公司的信贷歧视越严重。

本文采用SAS9.0数据处理系统进行统计分析。

四、研究结果分析

对各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4。

从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总资产对上市公司贷款利差的影响一直都很显著,且显著性水平都小于5%;这就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的正确性;总资产报酬率一直都没有显著影响,而负债比率时而有显著影响,时而没有。从影响程度来看,LNZZC系数的绝对值几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仅2005年~2006年略有上升),这也说明随着银行业逐渐开放,资产规模对上市公司贷款利率差的影响逐渐降低,这就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规模对贷款利差的影响方向上,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两组样本的方向与我们预计的方向相反,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软着陆”政策,造成经济增长比例下降,其中中小企业受到很大的打击,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度过危机,政府利用央行进行信贷扩张,而此次扩张的重点是中小企业贷款,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各商业银行为落实中央政策,纷纷推出对中小企业的优惠贷款,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发生。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沪深股市1992年~2007年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银行对上市公司的信贷政策受上市公司规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规模越大,所得到的利率优惠越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信贷市场存在的卖方市场垄断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随着信贷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规模歧视会逐渐减弱。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有以下政策建议:

1.继续降低信贷市场准入门槛,提高信贷产品竞争。为了改变信贷市场竞争格局,近年来我国成立了多个中小银行,比如2004年银监会出台《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促进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并允许北京银行等商业银行上市,2007年允许设立村镇银行,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信贷市场竞争;但目前我国信贷市场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仍然很强,因此我们应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引进国外大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开展人民币信贷业务,促进竞争。

2.为中小企业信贷提供一定的支持,降低中小企业对银行的信贷风险。为了促进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各地成立担保中心、贷款公司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有利于减轻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当前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这类支持措施应得到巩固和加强。比如,利用民间的商会等企业合作组织作为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中心,扩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范围,以获取商业银行的信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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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食品企业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阶段,一开始厂家只管生产,将产品的销售全部都交给了经销商,结果发现对经销商太过依赖了,脉搏总被经销商掐着;后来厂家引入了“深度分销”的思想和模式,开始越过经销商对渠道进行掌控,使经销商沦为了单纯的物流配送商,但大部分厂家又发现这样做成本太高,自己的业绩又承受不了这样的成本,于是又纷纷将网络交回给经销商;经过了这个轮回之后,厂家和经销商的意识和水平都提升了一个层次,双方都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厂家既想充分利用经销商但又不想过分依赖经销商,而经销商既想得到厂家的帮助但又不希望丧失对渠道的控制权,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造新型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已经成为当前食品行业及其迫切的一项重要任务。

真正意义上的厂商战略合作必须基于共享价值链

目前大部分食品企业的厂商合作,在渠道价值链上其实是割裂的,厂家和经销商分别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占据控制权,但却没有将整条渠道价值链打通。一条通用的食品企业渠道价值链可以提炼为:渠道规划—渠道拓展—物流配送—终端覆盖—渠道维护—终端管理—促销推广,现实中的两个极端是:完全依赖经销商的厂家会将整条价值链完全让给经销商,自己仅仅是提品和政策,然后再派个人员压压货、催催款;而弱化经销商功能的强势厂家则仅仅将经销商的功能局限在物流配送和资金结算环节,其余的功能都由厂家自己实施;而大多数的情况是:厂家主要负责渠道规划和促销推广这两个价值链环节,同时参与终端覆盖、渠道维护和终端管理环节,而经销商则重点负责渠道拓展、物流配送、终端覆盖、渠道维护和终端管理等环节,但实际上,这样的合作也仍然是割裂的,并没有将整条渠道价值链结合起来。

我们衡量厂商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战略合作,并非仅仅是指厂商的合作关系是否稳定,那种“客大欺店”或者“店大欺客”似的合作方式(前者完全以厂家的游戏规则为核心,后者则是经销商说了算),尽管合作关系也可以比较稳定,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战略合作,而只是一种因双方实力差距过大而形成的单方主导模式;真正意义上的厂商战略合作,绝不是那种实力悬殊情况下形成的平衡,而是厂商双方在整个渠道运作的价值链中,对渠道价值链各环节共同参与、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的一种模式。

反过来说,凡是单方面主导、没有在整条渠道价值链上进行共享的厂商合作,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也就是说,那种完全依赖经销商或者仅仅视其为物流经销商的合作方式都不是战略合作,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必然有一方处于博弈的弱势,在渠道价值链上是残缺的,是容易形成“客大欺店”或者“店大欺客”局面的。这种厂商合作模式,即便可以形成单方主导下的稳定局面,但都无法实现边际效应的最大化,之所以要构建战略合作模式,其在本质上是要形成一种对双方持续的、边际效应最大化的平衡局面;而单方主导下的合作模式,必然会形成“要么不玩,要么按我的规则玩”的“老大”心态,而在这种优势局面的背后,势必要由主导方在资源和管理上投入更多,因为这种优势局面是由弱势方丧失部分渠道价值链的控制权而形成的,“老大”并不是那么好当的,那自然主导方要付出更多才能使价值链完整,但最终主导方并不能获得边际效应的最大化。

通过实施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就是要在整条渠道价值链上,使厂商双方都共同参与价值链,并且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分别确定各自应承担的功能,而不是分别承担价值链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厂商战略合作模式的本质,在这种模式下,厂商在整条渠道价值链上共同参与、共同分享,从而也最大化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也由此实现渠道边际效应的最大化。

产品层面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联销体模式

厂商之间的战略合作分为不同的层面,目前食品行业的厂商合作基本上都是在产品层面上展开的,经销商经销某几个大类的产品,每类产品中则选择不同的几个厂家品牌进行合作。在这个层面上探讨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这可以解决大部分厂商的合作问题。迄今为止,在产品层面上构建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当推联销体,这种合作模式尽管在厂商之间没有资本纽带,但却凭借其在渠道价值链上的最优化整合共享,取得了不弱于资本纽带的粘合力。娃哈哈正是凭借着“联销体”的厂商合作模式,为其高速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娃哈哈的综合实力而言,如果要将经销商变成单纯的物流配送商易如反掌,但娃哈哈并没有那样做,因为那就意味着娃哈哈要多投入上万人才能填补经销商沦为物流配送商后在价值链上留下的空缺,而不是现在的数千人,那自然娃哈哈也就无法获得超过10%的净利润率和庞大的现金流。

经营企业贵在“守正出奇”,而构建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属于“守正”的范畴,需要系统、持续地构建,是无法像产品创新那样“出奇制胜”的,娃哈哈就是靠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将“联销体”打造成纵横全国的庞大网络。通过我们的持续关注和分析,联销体模式应该是产品层面上最合适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因为它很好地解决了厂商在渠道价值链上的共享。通过这几年的发展,联销体的内涵也在逐渐丰富化,形成了分销渠道领域和现代渠道领域的两大联销体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厂商双方在产品层面的战略合作。

联销体这种厂商战略合作模式重点解决的是单纯依赖经销商和弱化经销商为物流配送商这两种情况,走的是第三种更具广泛性的道路。通过构建厂商联销体,使厂商在渠道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展开共同协作,是整合而非割裂。在联销体模式中,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运作的分销和厂商双方边际效应的最大化,并解决了经销商的定位问题,将其转型为一个综合的渠道服务商,与厂家共同打造完善的网络销售平台,由此实现对资源的高效整合。在共享销售平台的基础上,经销商可以专注于渠道拓展、终端覆盖、物流配送、订单处理、销售预测、渠道维护、客情关系建设等,而企业则可以在平台上开展渠道规划、政策制定、产品组合、渠道管控、终端管理、促销推广、售后服务、评估督导、销售培训等不同的专业职能,从而与经销商达成一种整合、互补的效应,并使厂商之间的博弈程度减少到最低。

另外,联销体模式对于厂商高效拓展KA渠道也是成效显著。与KA渠道合作重点需要解决厂家与KA、经销商与KA以及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是现代零售业态崛起后给厂家和经销商带来的新课题。一般情况下,在厂家、经销商和KA之间,存在两种极端的合作关系,其一:厂家与KA进行直营,渠道价值链各环节基本都由厂家完全掌控,从贸易条款、谈判、签约、结算、配送、支付费用、维护门店等都由厂家直接运作,最多将外地市场的物流配送交给经销商,实际上经销商仅仅是个送货的、挣点配送费而已,这种方式其实将整个资金的负担都压在了厂家身上,而且还无法实现对KA系统全国各地区域门店的有效维护;其二:厂家与KA不直接打交道,而是全部交给各地的经销商去完成,这样一来渠道价值链各环节又都基本由经销商来掌控,厂家和KA之间缺乏合作,各地经销商又无法实现KA总部与门店的有效统筹,问题仍然很大。而通过构建联销体的战略合作模式,则可以恰到好处地理顺渠道价值链中厂家、经销商和KA三方的角色和定位,找到很好的平衡点,具体包括:谁来建立合作关系、谁来确定贸易条件、谁来谈判、谁来签署合同、谁来支付费用、谁来送货、谁来结算以及谁来维护,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成本与效率如何达到平衡。通过构建联销体模式,等于就在企业、KA和经销商之间构筑了一条通往“同赢”的桥梁,这座桥梁使得成本与效率可以在不同合作者之间成为现实,三方的优势都可以充分得以发挥,这种局面将使企业从目前的困境中自然脱缰而出!

品牌层面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专营商模式

厂商之间在品牌层面进行的合作比产品层面的合作要深入得多,这种合作方式是以品牌为核心的合作,相对于产品层面的合作对厂商有更大的限制性要求。所谓品牌层面的合作,一般分为两种模式:其一为厂家只和一家经销商合作,而经销商也只经营一个厂家的品牌;其二为厂家只和一家经销商合作,经销商在某一个品类领域只经营一个厂家的品牌。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经销商实质上成为了厂家的专营商,或者是某个品类领域的专营商,这种合作是厂家所愿意看到的,曾经宝洁公司在2005年对渠道的大力整合,其目的就是为了将经销商打造成专营商,为此还不惜砍掉了部分实力强大但不愿专营宝洁的经销商;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模式在强化厂商合作关系的同时,对经销商却会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感,因为品牌最终是掌握在厂家手里的,这也就要求厂家要在各方面充分保障经销商的利益,比如经营时间、价差空间、资源投入、人员保障、政策支持以及产品的推陈出新。

食品行业厂商之间在品牌层面进行的战略合作模式不多见,可能在酒水行业要多一些。这种品牌层面的厂商合作模式,一般在大宗消费品行业或者耐用消费品行业要常见一些,比如家电行业、服装行业等,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较高、毛利空间较大、品种繁多、占用资金多、耗费精力大,采用这种合作模式要容易一些,像服装行业的经销商基本上都是品牌专营商,多年来都是和一家企业共同打拼,收获的回报往往也很可观;而对于食品这样的快速消费品行业,采用这种模式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产品种类要很丰富、产品毛利空间相对较高、产品销售绝对额较高、厂家对市场的推广力度较大,这样才能充分满足经销商对利益的追求。

尽管对于快速消费品厂商而言在品牌层面开展的合作不太容易,但这种合作关系一旦建立,对区域市场的拓展是具有相当的冲击力的。当年广东立白集团拓展洗衣粉市场之所以大获成功,除了其在产品上“不伤手”的诉求,更重要的就在于其采用了专营商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由此保证了立白集团的销售政策能够得以100%的执行,从而避免了大多数新品在推广初期难以做到位的弊病,一举在宝洁和联合利华的手中抢夺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堪称中国本土日化行业的厂商合作经典。因此,食品企业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和经销商商谈构建品牌层面的战略合作模式,至少可以做到在某些品类上进行品牌专营,由此相互捆绑在一起,确立长远而且稳定的合作政策,确保双方持续的利益。

组织层面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部门化模式

在产品层面和品牌层面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厂商之间还可以进一步在组织层面构建战略性的合作关系。我们都知道,食品行业的经销商一般都是从批发市场的个体户发展而来的,往往都是“夫妻店”再加上一些亲朋好友,凭借胆子大和善于抓机会而打下一片江山;但是这些经销商在规范的公司化运营上水平是不高的,比较缺乏对于市场的系统分析和思考,在合作中往往难以达到厂家的要求,并由此而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于是,一些有想法的厂家会致力于推动经销商自身组织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一个较好的做法就是帮助经销商设立专业化的品牌经理或者产品经理组织体系,帮助经销商完善营销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效率;同时,厂家自然也可以在经销商的组织体系中,为自己的品牌谋取一个专门的业务团队来进行管理,从而既帮助了经销商,又充分利用了经销商的资源,最大化地推动了自己品牌的业绩提升。这种合作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厂家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嵌入到了经销商的组织体系之中,将经销商的组织变成了厂家的一个区域部门,从而实现了厂家品牌与经销商运营的无缝对接,并且顺理成章地将厂家的经营思想渗透到了经销商的组织内部,最终影响到了经销商的整体运营。在这点上跨国巨头宝洁公司实施的非常到位,其一向将经销商当作自己的办事处,利用经销商资源可谓做到了家!

还有的厂家采用了逆向思维,如果现有的经销商很难接受厂家的部门化改造,他们就在部分区域实施“员工经销商化”的措施,反过来将自己的部分销售人员改造成经销商,从而利用自己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和对自主创业的渴望,为员工提供内部创业的良好平台,一方面解决了寻找经销商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员工对企业的经营模式非常熟悉,又解决了经销商的战略合作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资本层面的厂商战略合作模式——资本化模式

如何在厂商之间打掉“两张皮”的隔阂而成为一体,应该是厂商希望打造战略合作模式的深层意愿,大家宁愿将精力都放在对市场的拓展上,而不要耗费在彼此之间永无止尽的你争我斗之中!为此,部分厂家开始导入资本要素,对厂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改造,从而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资本化的合作模式中,也分为不同的方式:1、合资组建销售公司。厂家与经销商共同投资组建区域销售公司,并共同设定销售公司的运作机制,这在家电行业较为常用,是格力电器当初在湖北市场率先启用的;2、厂家向经销商投资并占有股份,由此获得对经销商的运营更大的主导权,2005年底三全食品即收购了17家经销商,通过资本纽带获得了区域市场的快速发展;3、厂家将经销商改造成销售公司,经销商在其中占有股份。蒙牛之所以取得世人瞩目的“火箭式”增长,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第一批核心经销商都参股了各地的销售公司,大家都在拼命为蒙牛做市场;4、厂家让经销商参股工厂。仍然是蒙牛,其允许部分核心经销商参股马鞍山现代牧场的股份,通过股权纽带,蒙牛和经销商形成了协同作战的利害共担机制;5、厂家向经销商赠送期权或出售股份。如此一来,厂家的命运就和经销商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解决了经销商担心被厂家抛弃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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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银行 关联交易 监管

关联交易是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联交易不可避免。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关联交易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信息共享,节约交易成本,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在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时,关联交易又非常容易成为关联方攫取私利、损害其他利益方的手段,成为非公平的关联交易。

在我国国有银行纷纷股改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增资扩股、逐步发展民营银行的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更多的社会资本将入股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将趋于多元化。商业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成为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大量的非公平的关联交易,带来了巨大的信用风险,造成大量信贷资产损失。非公平的关联交易成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形成原因之一,而且造成了部分商业银行、信用社的倒闭清算,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对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实施有效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对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监管的主体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商业银行内的监管,包括商业银行的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另一个主体则来自外部监管力量,主要指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

一、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内部监管供给的不足

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主要是指来自银行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监管。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实际上是指广大的存款人。对于他们来说,要对商业银行从事的非公平关联交易进行监管,无论是监管动机还是监管能力都是非常微弱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商业银行倒闭的情况下,存款人的利益才有可能被损害。因此,只要存款人对商业银行是信任的,他们就没有必要去监督商业银行的行为。在坚持“大而不倒”的原则下,即使存款人对某家商业银行的信誉产生怀疑,他会选择把资金存入另一家他所信任的银行,而不是去监督商业银行的非公平交易行为。而且,就现实情况来说,目前并不存在存款人监督商业银行行为的通道和机制,缺乏获取商业银行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信息渠道以及实施监督的有效方式。因此,可以说债权人对商业银行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监督供给几乎为零。

商业银行中小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银行内部机构,采用“用手投票”的方式来对控制方股东实施的非公平关联交易加以监督。但是,“搭便车” 行为和监督成本的存在抑制了中小股东进行监管的动机和积极性。中小股东提供的监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只要有一个股东实施了有效的监管,阻止了控制方股东从事的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那么监管的收益将为所有的中小股东共享,并不为实施监管的股东独自占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况且,实施监督是要付出成本的。监督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的成本主要来自信息的搜集、分析与识别所产生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在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小股东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准确而真实的信息,因此为了实施监管,中小股东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来搜集相关交易信息,并加以分析,来判断是否存在不公允的交易条件或交易方式。其次,即使中小股东获知控制方股东在从事非公平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多数表决权原则下,由于中小股东股份比例较少,投票权有限,也有可能无法有效组织非公平交易的发生。因此,鉴于监管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和搭便车心理的存在,中小股东来说往往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表现出“理性的冷漠”,而不是去积极监督。所以,中小股东对于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的监督供给也是不足的。

二、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外部监管的博弈分析

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内部监督的不足,必然要求外部监管力量的介入。外部监管机构在对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进行监管,同样需要考虑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追求监管效率,并不一定要求对商业银行从事的关联交易进行全天候的监管。在本节,笔者试图构造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影响外部监管机构监管力度的因素以及商业银行控制方股东在存在监管威胁下的行为选择。

我们用π表示商业银行控制方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所获得超额的收益,ω表示其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所造成的外部影响的绝对值,一般来讲,ω>π,即商业银行的控制方进行非公平关联交易造成的外部影响要大于控制方从中所获取的利益。с表示外部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进行监管所付出的成本,而且一旦监管机构发现商业银行控制方从事了非公平关联交易,将勒令其恢复至没有非公平关联交易时的水平,即此时的π=0,并对其处以р的惩罚。

再假设商业银行控制方以λ的概率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而监管机构的监管概率为θ。

给定λ,监管机构实施监管的收益为:

U=λ(р-с)+(1-λ)(-с)=λр-λс-с+λс=λр-с(1)

不实施监管的收益:

U=λ(-ω+π)+(1-λ)0=-λω+λπ (2)

令U= U,得到:

λ=с/(р+ω-π)(3)

上式表明,当商业银行控制方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λ>λ时,监管机构将会实施监管,否则不实施监管。因此,λ就成为商业银行控制方在预见到来自监管机构的监管威胁之后,所选择的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最佳概率。从(3)式我们可以分析出影响λ大小的主要的因素:

1.с越大,则λ越大,即外部监管成本越大,则商业银行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越高。这是因为,监管成本越大,商业银行控制方预见到监管机构实施监管的难度越大,从而更有动机去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获取私利。

2.р越小,则λ越大,即监管机构对其惩罚越小,则控制方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越高。当控制方因为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而受到的惩罚很小,不足以构成强有力的威慑,则侥幸心理的存在将促使控制方加大进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

3.ω越大,则λ 越小,即控制方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造成的外部影响越大,则其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越小。外部影响越大,则控制方将预见到监管机构必然会介入进行监管,因而会自动缩小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

4.π越大,则λ 越大,即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所获得的利益越多,则控制方更有动机去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

现在给定θ,则商业银行控制方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V=θ(0-р)+(1-θ)π=-θр-θπ+π (4)

不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收益:

V=θ×0+(1-θ)×0=0(5)

同样,令V =V,得到:

θ=π/(π+р)=1/(1+р/π) (6)

由上式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只要р为正数,则监管机构的最佳监管概率θ(0,1),即只要对商业银行控制方从事的非公平关联交易施以惩罚,则监管机构就没有必要对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全天候的监管。

(2)р越大,则θ越小。这是因为监管机构加大对商业银行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处罚力度,商业银行的控制方会因为害怕受到处罚而减少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从而相应降低监管机构的监管频率。

(3)π越大,则θ越大。π越大,会促使商业银行控制方加大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监管机构也就相应地要增加监管的概率。

三、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监管的模式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部力量对商业银行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加以监管是必要而且有效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外部机构无法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在监管方式上一般只能采取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和办法来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加以指引和规范。在这一方面,银监会已于2004年颁布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提高关联交易管理水平,控制关联交易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和风险监控的有效制度保障。但是,结合前文的分析和近几年的实践,该办法明显存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关联交易行为主体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且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导致责任追究不到位,违规成本较低。外部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系列规章制度等外部约束形成商业银行内在的自律行为。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处罚力度越大,商业银行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可能性就越低,外部监管成本也越低。但目前该办法虽然制定了相关法律责任,但是很明显不足以对欲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相关方形成有力的威慑。例如,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商业银行控股股东迫使银行违规从事关联交易,情节严重可以被责令转让股权。这样的规定只是让其失去了从该银行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攫取私利的机会,相对于其获得的利益而言,根本算不上处罚。在这方面,美国的处罚力度明显大得多。根据《联邦储备法》,对于过失引起的损害银行安全和稳健的关联交易行为,美联储可以对银行和违反诚信义务的官员处以最高每天2.5万美元的罚款。如果是蓄意的或者行为人从关联交易中获得了较大的不正当利益,则可以对银行和违反诚信义务的官员处以最高每天100万美元的罚款。

因此,建议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一方面加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还须确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自律行为。

参考文献:

[1]David Stemler, “Fed Adoption of Reg W Implements Sections 23A and 23B of Federal Reserve Act”, April 2003

[2]Vittoria Cerasi and Sonja Daltung ,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nks and Firms: Is it Good or Bad?”, Research in Economics, 1998

[3]施天涛: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

篇7

关键词:行业供应链医药商品流通电子商务物流配送

1.引言

我国的医药行业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药品按国家计划生产,统购统销,价格上实行国家统一控制、分级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医药行业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药品生产领域向外资开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药品流通行业一直没有对外资开放,出现了大量经营分散、市场竞争能力差的批发企业,使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呈现出“市场分散、地方割据、企业规模小、流通秩序乱、整体竞争能力弱”的基本特点。在我国承诺向外资开放药品分销业即将到来,弱小的药品流通企业即将与在资金、管理和技术上占优势的国外流通巨头进行面对面竞争的时候,重构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大力发展医药物流与医药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药品流通行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2.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现状分析

考察我国医药行业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见图1),不难发现其供应链有如下两个基本特点:

(1)流通环节和交易层次多、交易渠道复杂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药品流通环节多,交易层次多是非常明显的。药品从出厂到最终消费者手里,在国外成熟市场一般为2~3个,在我国往往有6~7个环节。仅批发环节一般就有地区总经销、市级批发商和县级批发商,此外,厂家往往要设立办事处,与各级批发商及医院或零售药店打交道。通常,各级批发商和厂家办事处都可直接对医院和零售药店进行销售,因此,药品在流通环节上的去向多样,往往难以监控。

(35%

办事处

生产领域(35%)

消费者

(100%)

调拨、批发(50%)

零售(15%)

流通领域(65%)

图1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现状示意图

(2)信息不对称、物流效率低,批发环节所占成本比重过大

过多的交易环节和复杂的交易渠道使交易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流动无序,必然导致在流通过程中效率和效益的损失,直接表现为流通环节在药品价格构成中所占比重高达65%,其中批发环节占50%。批发环节成本高,必然导致销售成本上升,从而迫使药品趋向虚高定价,使药品价格居高不下。需要指出的是,批发环节成本高除上述原因外,我国药品价格独特的“逆向调节”机制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医药商品作为特殊商品的消费特性及医院作为强势买方的市场特性,在我国医疗机构特有的“以药养医”利益机制的趋动下,形成了药品价格独特的“逆向调节”机制,即药品的价格越高,医院获利越多,医生的回扣越多,反过来导致企业产品定价越高。

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与我国医药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调控不力,市场流通秩序混乱密切相关。在我国医药流通领域,流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市场分散、效益低下的局面还没有根本的改观。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我国有医药批发企业16000家,几乎与医院的数量相当,平均每个企业的年销售额为1000万元,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的企业不到5%,名列前10位批发企业销售额合计占市场总额的20%。2002年销售额最大的中国医药集团公司和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也只有120亿元和70亿元。而市场规模比中国大10倍的美国全国只有5家一级批发商,其中美国医药商业三强——AmerisourceBergen,CardinalHealth和Mckesson就占全美96%的市场份额。零售市场则由RiteAid、Walgreen和CVS三家公司垄断,市场份额在60%以上。数量众多、经营分散企业的出现,必然导致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使企业的效益低下。目前,全国医药商业企业平均流通费用率为12.56%,销售利润率为0.6%,而美国的流通费用率为3%,销售利润率为2.4%。以上这些数字的反差,显示出我国医药流通企业在流通组织规模化、营销对象全国化、流通技术和设备科学化、经营行为规范化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3.中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的重构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医药流通体制改革成为我国“三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我国将于2004年对外资开放药品分销市场,对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和药品流通行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如国家经贸委指出的那样:没有分销的外资企业仅是一个生产车间,而分销一旦开放,竞争的天平可能出现更大的倾斜。为了深化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医药流通体制,迎接外资的挑战,原国家经贸委在《我国医药行业“十五”规划》中提出用5年的时间,“培育5至10个面向国内外市场、多元化经营,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建立40个左右面向国内市场或国内区域性市场、年销售额达到20亿以上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销售额达到医药行业销售额的70%以上。建立10个在国内外知名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每个企业拥有分店达到1000个以上;建立一批区域性医药零售连锁企业,每个企业拥有分店达到100个左右。”

推进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就是要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的药品流通模式(见图2),做大做强医药产业。为此,在制度层面上首先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坚决推行GSP认证制度,取缔非法的医药市场,强化对整个行业和市场的监督管理;其次要建立新型的医疗机构采购制度,进一步推行以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器械集中招标采购为主要内容的新型采购制度和新型交易方式实行,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提高。在技术层面上要推动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药电子商务在全行业的应用,推动现有批发企业向商和配送商转变。

区域配送中心

地区配送商

区域结算中心

医药电子商务平台

消费者

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图2新型药品流通模式示意图

这一新型医药商品流通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供应商与分销商通过医药电子商务平台直接进行网上价格撮合;成交信息直接传递到区域配送中心,通过地区配送商进行配送;分销商通过区域结算中心直接与供应商进行结算,并支付医药电子商务提供商和配送商相应的费用。此外,区域配送中心有一套相对独立的配送信息系统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相连。在这一模式中,医药电子商务平台(虚拟的医药电子商务市场)与交易各方相连,是医药行业的交易中心和信息中心,居于核心位置。这一虚拟的医药电子交易市场通过与真实的物流配送系统和区域结算系统相互协调的运作,实现医药商品的高效流通。归纳起来,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方式电子化

通过医药电子商务系统的虚拟,医疗机构和零售商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进行交易,商流变得公开、透明,批发环节将不复存在,因而减少了中间环节,直接降低了交易成本。

(2)交易手段信息化

改变原有信息采集和流动的低效和无序状态,采用信息化交易手段,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完整性和及时性的特点,使信息流变得有序、透明,从而大大降低收集和处理医药商品信息的时间和成本。

(3)物流系统扁平化

将原来多层、分散、杂乱的批发商经过科学整合,改造成以中心企业为极点,覆盖整个区域的配送网络,彻底改变原有物流系统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的状况,使之成为一个设施完善、技术先进、层次简单、运作高效的物流系统。

(4)采购形式多样化

既可以进行独立的分散采购,又可以进行集中的联合采购,兼顾个性化需求和降低成本的要求。由于可以进行实时采购,因此可以缩短采购和储存周期,减少库存,既满足临床需要,又尽可能减少了市场风险,增加经济效益。

(5)政府监管现代化

政府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对医药市场进行全程监控,彻底改变政府监管手段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发展的状况,各种市场监管信息公开、透明,市场准入机制严格、规范,使医药商品的质量和临床用药安全有可靠的保证。

在这一新的药品流通模式下,将形成新的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见图3)。这一新的医药供应链系统将原料企业、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和分销企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多层的中间批发环节将消失;医药批发企业将失去传统流通职能,向药品商和配送商转变;交易渠道单一;所有交易过程将公开化,信息透明,政府将有能力对交易全过程进行监管。因此,这一新的医药供应链系统将使药品流通环节成本大大降低,可从60%降至25%,从而极大地减轻消费者的医药负担。

4.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的重构与电子商务的应用

在我国新型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中,电子商务系统和物流系统是相互依存的两大子系统,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起了现代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的运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日等国就已广泛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替代手工订单处理流程,通过传统的EDI、便携式订单处理系统和互联网生成的订单占订单总数的90%,电子商务成为主流模式。这些国家的医药企业致力于推动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活动的信息化。如强生公司年信息化建设投资达到10亿美元以上。在美国,药品经销企业为医疗机构和其他分销机构提供各种信息系统,包括订单系统、库存管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合同管理系统及处方调剂系统等,以降低供应链成本。美国佛罗斯特——沙利文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每年花费在医药供应上的830亿美元中,有230亿美元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如果采用电子商务,在不降低美国人医疗保健水平的基础上,至少能够节约110亿美元。

(35%

生产领域(35%)

消费者

(60%)

调拨、批发(10%)

零售(15%)

流通领域(25%)

医药电子商务平台

物流信息流

图3新型的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示意图

电子商务在我国医药行业的应用,缘起于国家从2000开始推行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的拉动。由于药品品种规格繁多,工作量大,程序复杂,为了高标准地完成招标采购任务,既满足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求,又保证操作程序的公平合理,电子商务自然而然被引进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当中。目前,医药电子商务正借着国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正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

我国的医药电子商务以B2B模式为主,它占了整个医药电子商务交易的绝大部分份额。在我国的医药电子商务领域,以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系统”最具代表性。目前,“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系统”在全国28个省推广应用,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已累计网上成交60多亿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系统”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见图4),目前已发展到全面进行网上采购的电子交易场阶段,即医疗机构可以全面上网采购,药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可以全面上网销售,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全面上网监管,从而初步实现了我国药品流通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向国际惯例靠拢。

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系统V3.0是能够为整个医药卫生行业的买方和卖方提供电子交易场所服务的第三方独立系统,由数据准备、成交撮合、订单处理、结算服务、会员制管理、交易监管六大子系统构成[2](见图5)。该系统不具有传统实体药品市场的物理形态,但却能够提供实体药品市场的交易服务功能,代表了现代药品流通发展的方向。其主要特点是:

(1)同行政机关和药品交易各方不存在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是独立的第三方公共平台系统;

(2)利用会员服务体系进行企业及其产品信息的数字化,实现数据准备与成交撮合的分离,因而可实现无纸化的商务过程;

(3)药品生产企业在委托企业进行配送服务的基础上,可以直接进行投标报价,从而可以建立网上经销体系,以减少中间环节,规范流通渠道,推动现代物流配送体系的建立;

(4)可以在集中、联合、分散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公开竞价、邀请竞价、询价、浏览等多种采购方式,方便了医疗机构的采购;

(5)采用客户端、浏览器和电话、传真等多种方式进行订单采集,全面支持采购订单电子化;

(6)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电子交易监管服务

总之,电子商务被引入医药行业后,将形成一个虚拟的医药电子交易市场,这一虚拟的医药电子交易市场将整合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成为整个医药行业的交易中心和信息中心,其信息资源可在行业内共享,从而为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的重建与医药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招投标系统

l网上招标

l两种成交方式

买方采购系统

•全面上网采购

•四种成交方式

•半无纸化的商务过程

电子交易场系统

l独立的第三方系统

l六大子系统同时运行

l六种成交方式任意选择

l全程无纸化的商务过程

l多种方式确保订单执行

l政府全程的监管服务

l

V3.0系统

(2003年)

V2.0系统

(2002年)

V1.0系统

(2001年)

图4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系统功能演进示意图

5.我国医药行业供应链的重构与药品配送制发展

重建我国新型的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就是要全面整合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实现“四流”在系统内的有序流动、协调运转。从理论上讲,实现物流配送系统与医药电子商务平台的整合,就能够实现四流合一。

政府监管

销售合同目录

采购计划

采购单

销售订单

采购入库记录

采购应付细目

销售应收细目

制定采购计划

发送采购计划

订单分发

订单配送响应

订单到货管理

销售应收管理

采购应付管理

药品采购结算

交易保

障服务

交易统

计分析

交易分

析管理

采购结算服务

销售结算服务

资金划拨管理

退货换货管理

全国数据中心

地区数据中心

交易数据中心

数据加工

数据采集

数据

数据

数据加工

数据加工

数据采集

权威数据

及监管

政府监管

政府监管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

数据

药品采购目录

自主采购目录//集中采购目录

集中采购目录

药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及药品零售企业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公开竞价

邀请竞价

询价采购

直接采购

成交合同

政府监管

采购中介服务

药品采购中介组织

卖方开户银行

买方开户银行

采购合同目录

销售出库记录

图5海虹医药电子交易市场结构功能示意图

国外先进国家的医药物流配送系统高度发达,如美国有65%左右的处方药由批发企业配送,全美的经销企业每天需处理25万份订单,1000万条信息,配送到12.5万个分销机构中去,隔天配送的响应率高达95%,准确率达到99%,每个订单条目的配送成本仅有0.3美分。世界第一大医药连锁企业——Walgreen位于威斯康星州的配送中心占地90000平方米,配送分布在8个州的902家药店,品种达80000余种,日进货量达11.73万件,职工1200人,年销售额10亿美元。作为美国最大公司之一的强生公司在新泽西州建有三个自动化立体仓库,负责149亿美元药品的订单处理、药品配送和数千名医药代表的供应保障,员工仅有160人,配送成本仅占药品销售收入的0.5%。

目前,重建现代区域医药物流体系正由构想变成现实,医药物流投资热正在形成。如深圳市2002年的药品销售额为95亿元,80%的企业自办物流,全市共有94家批发企业,仓库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成本占经营成本的20%,销售利润率仅为0.67%。为改变药品经营原有的换仓模式(从大仓换到小仓,从甲仓换到乙仓),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深圳市计划在2003年组建集采购、储运、配送为一体的现代药品物流体系,辐射珠三角乃至华东和华南部分地区。

我们认为,相对于医药交易平台,我国的医药物流更为落后。今后我国医药物流发展方向是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物流,一方面企业单一的物流在成本上无法与大型的第三方专业物流相比,且投资较大;另一方面异地设立药品仓库在政策上受到国家的限制。目前,我国只批准了十家企业进行异地设立药品仓库的试点。发展医药第三方物流,目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作为一个新兴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从区域物流建设入手,按照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以现代供应链理论和物流管理理论为指导,合理配置资源,合理进行规划布局,统一进行宏观调控,在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的基础上,高起点、高质量、快速度地重建我国的医药物流系统。

第二、在各地区域医药物流建设实践中,要根据各地的市场状况和资源特点,在引导企业进行大量的兼并重组,减少数量,提高资产和经营规模的同时,将新建和改造结合起来,合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兼顾先进性与实用性,实行“网络化建设、规模化经营”,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第三、搞好医药物流信息化工作,以信息流支撑物流的运作。要开发先进实用的信息系统,做好与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电子商务平台和银行结算系统的接口。

第四、国家实行政策优惠,出台配套措施,打破地区壁垒,优化整合资源,积极推进医药物流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五、加强人才培训,全面提升人员素质。“”版权所有

第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回款瓶颈,促进医药物流产业的良性循环。

6.结语

纵观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意义上的行业供应链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在于医药电子商务的滞后和医药物流的空白。在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趋势已变得基本明朗:一是以第三方医药电子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交易电子化,二是以第三方医药物流为代表的物流专业化。电子商务和医药物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决定着未来中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兴衰。我国现代医药行业供应链系统的重构就是要以现代供应链理论和物流管理理论为指导,从医药电子商务的推广和医药商品配送制的实施两方面入手,通过政府推动和企业运作,建立适应全球竞争的医药流通市场体系,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化流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篇8

事实上,宜信所做的公益金融代表了金融业开始注重公益创新的一种信号。近年来,金融业一直因“认钱不认人”而备受质疑。处于鼎盛时期的金融业仍扮演着一个十分高尚的角色――在投资者和投资项目之间牵线搭桥,以及推动工业创新。

“金融业可以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它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把这一挑战抛给政府。”陈欢解释道。

在陈欢看来,宜信在公益金融领域是一个学习者,正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宜信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利用日常的业务,比如宜农贷和普惠1号公益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业务以及其他一些和社会责任投资相关的业务来践行公益金融。在过去几年,宜信已经帮助11000多位西部地区的农村妇女,为她们获取了8000万的资金。

三本书的“启蒙”寻找商业智慧的公益

10年前,陈欢读到一本被国内翻译过来的书:《金字塔底层的财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社会企业的概念。

“书里有很多公益性的金融案例,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以及印度的金融创新的交易所模式等案例,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感觉,也感觉到非常具有潜力的领域。”从那时起,陈欢就决心开始研究公益金融。

随后,陈欢看了帮他启蒙公益金融的第二本书《如何改变世界》,在该书的阅读过程中,陈欢感觉到利用金融工具,利用金融产品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群,在获得商业价值、实现商业利益的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回报。“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概念,也是我自己非常愿意去进一步探索的领域。”陈欢回忆道。

2007年,陈欢加入宜信,终于圆了自己一个梦。“宜信当时还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几十个人,我们发展自己信贷业务的同时也在探讨,是不是可以用金融工具的方式帮助西部贫困的人群。”在2009年,宜信设立了宜农贷的平台,这是一个帮助广大中西部农民获取资金的平台。

“对于这个平台来说,每一笔交易都是非常小额的,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为很多人带来巨大的改变。”在陈欢看来,这个平台不仅增强了人们的责任意识,更帮助那些缺钱的人通过工作改善了生活状况。

2013年,宜信的团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了一本《社会责任投资实践指南》的外文书,该书是国际上第一本对社会责任投资的历史发展、核心理念和对不同参与者的实践指导进行全面阐述的工具书。国内对公益金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实践,所以宜信果断地决定把这本书引入中国。该书也成为第一本专门为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实践、教学和专业培训量身打造的书籍。

宜信公司CEO唐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表示,社会责任投资将是推动金融创新、商业变革的一次新浪潮。社会责任投资在学术领域的论证、国际上的蓬勃发展和各种创新以及宜信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信:只有创造出以人为本、可持续的、互惠互利的商业模式,企业和客户才能够实现共享价值,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通过研究的活动,能够在国内进一步推动公益金融领域相关的发展和研究,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领域,使得这个领域在国内有更大、更蓬勃的发展。”陈欢表示。

把金融当“工具”探路公益金融的可持续性

在看到宜农贷给农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时候,宜信开始继续推进这种模式。

2012年,宜信公司推出“普惠1号”公益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据了解,“普惠1号”是国内首家向公益性小额贷款组织以批发贷款的方式提供资金援助的公益性、可持续的自主批发基金,以“公益投资、安全投资”的标准,为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并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使投资者获得相应的回报。

与此同时,将宜农贷与公益理财的概念相结合,也是宜信的一项创新。“在这样一个公益性的金融平台,提出了公益理财的理念,我们希望在中国有一定资金可以进行财富管理的人群可以关注到这个领域,我们会倡导他们,将很小的资金提供给贫困的农户,通过财富管理的方式,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保本和很小的回报的同时,可以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公益领域的发展。”陈欢表示,财富管理和公益的结合,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非常新的,宜信也在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创新。

篇9

尤努斯,正遭受着孟加拉国司法体系的滋扰,来自该国女总理的政治压力令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面临严峻的风险。

孟加拉央行3月2日向尤努斯发出“解聘书”,要求70岁的尤努斯自行离职,理由是“超龄服役”,12年前孟加拉乡村银行再次聘任尤努斯时,并无央行授权。对此,尤努斯上诉未果,法院仍维持原判。

30多年前,政府通过特别法案给予了格莱珉银行合法地位,尤努斯消灭贫困、救助穷人的小额贷款事业始有发端,在2006年之后,此扶贫模式开始在全球薪火相传、惠人无数。

多年来,尤努斯几乎像“神”一般地存在,虽屡被质疑,但从未像现今这般猛烈。来自政府、媒体、金融机构等多方的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今年3月,将尤努斯推到了风口浪尖,尤努斯不得不直面公众对他的怀疑、对小额贷款的困惑。

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维度,小额贷款的高利率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在选举政治中,任何政治力量若想争取穷人的选票,只要攻击小额信贷的高利率就能大获全胜。传统金融机构若想和小额贷款争夺穷人市场,也可以攻击其高利率。处于夹缝中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则将面临道德的批判和生存的困境。

“不做白白送钱的好事,不做纯粹的慈善,而是想方设法为穷人造血。也不像金融机构那般按市场规律,利润最大化地赚钱。既不是慈善,也不是纯商业,尤努斯两头不讨好。”杜晓山,这位在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领域耕耘了20多年的社科院教授,特别理解尤努斯小额贷款事业的境遇,他希望公众能客观理性对待小额贷款所面临的质疑。

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南风窗》:为何尤努斯遭受了来自政府、媒体和金融机构的多重质疑?

杜晓山:尤努斯鼓励穷人创造财富、自我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是一个趋向于善的资本创新模式,这一模式的理念是:人人都可以做企业家,不论富贵、不论太小。但政府、媒体和金融机构对这一事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尤努斯的模式是否违背了帮助穷人的慈善原则?人们往往从是否最大程度地维护穷人利益这个立场来讨论问题,其核心内容就是利率。

政府一般认为,既然是维护穷人利益,就不要收利息了,即便收利息,按照商业利率收3%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收比商业贷款利率还要高的17%~20%,甚至比20%还要高?

金融机构则是从经济和市场规律的角度来攻击尤努斯模式。他们认为金融行为应该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怎么能够对穷人施以援助,怎么还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怀疑尤努斯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者是否能得到适当的资本回报。

国际金融机构实际是以拉美派为主,他们主张按照市场利率浮动来确定小额贷款的利率。世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就不主张尤努斯管利率,说让市场定,但尤努斯不同意。国际金融界对尤努斯的怀疑也在这里。

这也就造成了尤努斯两头不讨好的局面。他原本是想将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鼓励穷人创造财富、自我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

面对外界对乡村银行非慈善的攻击,尤努斯曾回应说,“我不赞成纯粹的慈善,对穷人应该鼓励他们的积极面,肯定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穷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人人都可以做企业家。”他认为造血比输血更重要。

而面对金融机构的攻击,尤努斯则表示,金融机构应该赚中产阶级以上的钱,但不要赚穷人的钱,在为穷人服务的过程中自负盈亏,不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商业化运作的目的。

至于媒体对尤努斯的质疑,我认为金融媒体和金融机构的立场往往是一致的,而社会媒体基本上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因此媒体对尤努斯在非商业性和非慈善性两方面都有攻击,这和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立场是相关联的。做慈善为何要赚钱?

《南风窗》:既然是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为什么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比一般的商业利率还要高呢?这不是在赚穷人的钱吗?

杜晓山:尤努斯一直是很重视商业化运作的,他将商业利率分成绿区、黄区和红区,机构成本加10%的利润是绿区,10%~20%则为黄区,20%以上就是红区。利率处于黄区的金融机构应该受到警告,这个利润已经属偏高。而处于红区的机构应该被叫停,这个利率已经等同于高利贷,是对穷人裸的剥削。按照尤努斯的这个划分标准,全球几乎60%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都是处于黄区以上范围。

帮助穷人,这是一个社会化的使命,商业化是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法。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的穷人,帮助更穷的人们,这样的金融机构数量越多,发展规模越大,穷人收益就会越大。尤努斯小额信贷的模式正是一种处于慈善和商业中间地带的模式。

目前,小额贷款分为福利主义、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三种模式。白给穷人钱,不需要利息,甚至不需要还钱的这种补贴式公益模式属于福利主义范畴。这种模式在大灾大难之时,在穷人没有能力维持生计的时候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其共性是遵循商业化的规律,其差异在于利率和商业目的。像尤努斯这样的公益性小额贷款模式,主要目的是帮助穷人,但其财务必须平衡,为了维持企业的日常运作,并扩大规模帮助更多的穷人,一定的利率是必须的。

格莱珉银行采用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却又拿了大量补贴,这是尤努斯饱受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格莱珉银行创办初期,确实拿了大量的补贴,但那个时候谁愿意做小额信贷?孟加拉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贫困国,基本处于“等靠要”的状态,而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模式运作得非常出色,国际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和金融组织,甚至是企业家们,愿意把钱捐给尤努斯,支持他所从事的扶贫事业。

不像现在,小额贷款成了一个时髦的玩意,谁都想做,因此资源的供给是很有限的。而那个时候,国际援助机构资本丰厚,但没有这么好的机构在运作小额信贷,而且理念又如此超前。孟加拉是个穷国,把大量国际援助投入格莱珉银行,用于扩大规模帮助更多的穷人,这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传统的国际援助模式有其一定的弊端,尤努斯曾公开指责外国援助70%用在了外国专家和购买西方设备方面,至于剩下的30%又面临着本国官员的腐败盘剥,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了穷人身上?这一指责无疑得罪了国际国内的多方人士,也为格莱珉银行现今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原有的慈善体系下,1块钱就是1块钱,只能办1块钱的事,甚至还办不了。但在尤努斯的模式下,效率无限扩大,1块

钱的周转率持续提高、不断滚动,100块钱能变成160块钱,同时还帮助了穷人。从1976年到现在,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帮助了800多万的贫穷人口,其中还有10多万是处于赤贫状态的乞丐,敢问哪个机构能做到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效果?

尤努斯模式在帮助穷人的同时,还获得了自身的大发展,这就是社会发展项目和金融活动项目相结合的一个混合体,既不是纯粹的社会发展项目,也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必须兼顾两者的特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双底线标准,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的认可。

为什么利率这么高?

《南风窗》:虽然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是偏低的,但孟加拉女总理仍然抨击尤努斯的银行利率过高,在“吸穷人的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小额贷款的高利率问题?

杜晓山:在2006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人攻击尤努斯,即便有些人表达了对他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主要表现在利率上。孟加拉的一些政府官员,谈起格莱珉银行的时候说:“格莱珉银行的利率太高了吧?”就这一条,别的什么都不说。官员们普遍认为,在和穷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应该有商业利益,应该是补贴。

但我认为补贴式的资本援助容易造成穷人“等靠要”的思想,并且容易成为权贵阶层与穷人争利的情况。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没有商业化的运作,很难避免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抢占穷人贷款的情况。所以补贴式的贷款,真正能用在穷人身上的概率非常小,效果很差。

在从事小额贷款多年的实践中,我发现扶贫资金的渗漏和挪用现象极其突出,而尤努斯模式通过商业化利率杠杆解决了我们想解决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让穷人承担商业利率,从感情上和道义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也不容易让人接受。

茅于轼先生的大胆试验

《南风窗》:您能否比较一下茅于轼的山西富平学校模式与尤努斯模式的差异?同尤努斯接受大量无偿援助资金一样,茅于轼接受银行业从业人员“投钱”,与当地企业家合作的形式是否合适?

杜晓山:茅于轼老师在山西的小额贷款是通过山西富平学校来运作的,通过和当地企业家的合作,双方共同出资注册了一个公司,利率大概在20%左右,单笔贷款的额度也不大,基本控制在2万、3万以内。

外界对茅老师的质疑也在这,利率这么高,按照尤努斯对利率的划分,处于黄区到红区之间,穷人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高的利率呢?

从理念上看,茅老师是否将公益性小额贷款转换成商业性小额贷款,这个不好评判,但从现象上看,已经有此趋势,通过商业回报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股东、高管及工作人员有比较好的收益。虽然在形式上有这种变动,但仍不足以下定论,说富平模式已经脱离了公益性小额贷款的轨道。

20%的利率,在中国能不能被接受?这个涉及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观念太传统,认为做公益怎么能定这么高的利率呢?如果说按照商业小额贷款的标准,20%的利率是很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按公益小额贷款的标准,这个利率确实是偏高了c我认为,政府补贴是解决利率问题的一个办法,政府补贴一点,利率不就低了吗?

政府不给支持,又要求低利率,这个对从事小额贷款的公益事业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茅老师的富平学校模式如果获得成功,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公益性小额贷款,那茅老师就解决了公益性事业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并不断扩大规模的难题。茅老师的富平学校模式,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富平学校的员工要有比较高的工资,定位在本地比较高的水平上,起码不低于当地银行公务人员的收入。

在中国,从事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机构规模都太小了,员工的待遇普遍偏低,这样不利于员工能力的提高和更新。

我这样理解茅于轼老师的实验,他可能试图通过富平学校模式解决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在中国的两难问题。利率偏高,外界质疑,利率偏低,机构又无法吸引更专业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引入资金就可能面临资金坏账和周转率过低的问题,因此企业也做不大。为了解决从业人员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情况下采用20%的利率也未尝不可。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年轻人的网络实验田

《南风窗》:中国的小额信贷,尤其是公益性的小额信贷有了创新性发展,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宜农贷、贷帮、拍拍贷等,改造了P2P的直贷模式,并利用互联网的透明性尝试建立信用体系。您看好这种模式的发展前景么?

杜晓山:这种模式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由国外的P2P模式复制而来。最早在我国展开此项业务的是两个美国女孩子,她们创立了一个叫“我开”的网站,号召美国人把自己的闲钱捐献出来,专门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从2008年创办至今,“我开”已经为200多名中国农民募集了将近10万美元资金。

这两个美国女孩最初的想法是,将中国贫困妇女的资金需求放在网上,然后吸引美国的投资人和中国的爱心人士共同资助受助对象,主要模式是认捐。但是“我开”为什么没有做大做强呢?因为在中国,“我开”面临外汇管制问题,外国人不能向中国人提供贷款,所以只能从国外募集捐款,然后在国内周转,最后变成了赈款。

宜农贷、贷帮等P2P模式,也就是说个人对个人的借贷模式,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小额信贷模式的一个创新,这种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结果。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资金支持不够,我们当初认为P2P模式能够起到一个填补资金缺口的作用,但这几年运作下来,我们发现难度比较大,一个借贷需求可能在网上公布了3个月都无法筹集到资金,借贷效率太低也不利于资金的流转,无法将商业效益扩大。

宜农贷公益性很强,因为借贷的利率低,只有3%左右,比商业利率还要低,但在农村市场资金的供给比较少,就宜农贷运作的情况来看,因为利率过低,资金缺口比较大,借贷需求不容易得到满足。而贷帮主要是靠机构线下运作,通过信贷员投放信贷,线下运作成本高,尤其是在农村,从事商业的农民还能够承受高利率的贷款,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无力承担,主要还是靠补贴式的公益性贷款。

在全球小额信贷市场上,中国的P2P模式是唯一可被称道的。美国的kiva等小额信贷网站主要是小额捐赠,还做不到线上的P2P信贷,真正有规模,能够从技术角度解决问题的P2P模式还是在中国。P2P在中国发展很快,诞生了像宜农贷、贷帮、拍拍贷等各具特色的P2P机构。虽然刚刚起步,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创新值得肯定。

《南风窗》:在小额信贷的探索中,政府应如何发挥监管作用?

杜晓山:首先,在小额信贷没有发展壮大之前没必要制订一部完整的法律,除非有国外成熟的经验借鉴。小额信贷目前才发展了30多年,全球暂无公认完备的法规,而且各国差异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些指导性的意见,营造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但是对于吸储类的小额信贷应严格监管。

其次,政府基本的态度应该是稳步推进和对风险的系统性防范,不要把门槛定得过高,尤其在起步阶段。对于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小额信贷模式,政府应该均衡鼓励;对于公益利主义小额信贷,NGO组织可以做,但政府不必鼓励这种模式扩展。既不要完全强调社会目标,也不要只强调商业指标,必须均衡看待。不要一味肯定一种模式,反对另一种模式,也不要因为印度出了问题就否定商业模式,也不要因为补贴式小额信贷模式有弱点,就完全取消。

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应该多多向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倾斜。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政策支持,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的力量有限、动力不足。政府资源丰富,方向正确的支持能产生令人惊喜的效果。

篇10

关键词: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案例研究;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14-08

引言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在跨组织物流运作中的一种应用形态,是物流企业以及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一种公共架构,目的是改进组织间协调机制,提高物流运作效率。2009年国务院通过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作为我国物流业未来重点发展的九大工程之一,这一利好政策使得近几年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几千家正在运营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众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身建设导致平台竞争愈来愈激烈,为此很多平台不惜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用户,但免费的结果是众多平台无法实现盈利。另外很多不同类型的平台争相模仿国外成熟平台的商业模式,但因国外平台所处的商业环境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导致国内很多平台的商业模式同质单一,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些问题都促使人们需要了解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都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平台应如何选择商业模式?

已有的文献主要是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列举和分类。葛禄青等分析了传统物流信息平台服务模式的不足,提出信息资源共享、物流服务交易和价值链集成三种新的服务模式。董千里等指出了专用、共用和公用三种物流信息平台的区别,并阐述了政府模式、企业模式及混合模式三种运营模式。白雪分析了国内几个典型平台的商业模式,将它们分为综合门户型、专业型和垂直搜索型。陈火全等从管理运营模式、投融资模式和盈利模式三个方面比较了几个发达国家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并指出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选择是政府控股、社会运营、公益性。

纵观现有关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可有以下发现: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抽象的商业模式进行理论阐述,没有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上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进行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目前对国内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案例研究还很少,特别是近几年国内平台发展迅速,对成功案例的商业模式进行研究并得出有用的结论以供新建的平台借鉴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借鉴成熟的商业模式理论,对国内典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不同类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发展启示。

二、研究框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案例研究是通过对事物的属性进行分析来总结有用的结论,是对现实环境中某一现象进行考察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由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成功与否与其最重要的属性商业模式高度相关,因此案例研究方法适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比较分析法是对多个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进行研究和判断的方法。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除了从平台的内部进行分析外,还需要考察多个平台之间的异同。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商业模式的异同,有利于总结平台的成功经验,建立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以供其它平台借鉴。

(二)样本和指标的选取

1 样本的选取。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可从两个维度加以分类。第一个维度从平台的结构类型进行区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物流的电子商务化,而电子商务可分为纯粹的网上企业和鼠标加水泥型企业,所以从这一角度,可将平台分为电子商务型平台和鼠标加水泥型平台。电子商务模式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完全在线的经营模式;鼠标加水泥模式是指将互联网与传统的线下优势资源相结合,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传统业务的竞争力,实现多渠道运作的经营模式。第二个维度从政府和企业在平台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角度,分为国有主导型平台和民营主导型平台。本文基于这两个分类原则,选择了四个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分别是阿里巴巴物流服务平台、传化公路港物流平台、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上海航运运价交易平台(见表1)。运价交易平台作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一种高级应用,起到了价格发现和物流信息整合的作用,代表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所以也把上海航运运价交易中心作为比较对象之一。

阿里巴巴物流服务平台(以下简称“阿里物流平台”)是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物流交易平台,主要为在阿里巴巴上交易的企业提供在线物流服务。依托阿里巴巴强大的用户基数优势,平台在2010年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内就得到飞速发展,截止2011年10月平台已累计发货140万单,提供200万条线路。阿里物流平台是民营主导型+电子商务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传化公路港物流平台(以下简称“传化物流平台”)于2003年开始运行,现已开通杭州、成都、苏州以及富阳四个公路港网点。依托多功能的物流基地和高效率的信息技术,平台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截至2005年底,仅杭州一个网点就引进了物流企业400多家,拥有10万多平方米仓储设施,日均提供5000余条交易信息。传化物流平台是民营主导型+鼠标加水泥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北京物流平台”)是2011年3月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由北京市物流协会牵头建设,北京首发物流枢纽公司主导运营的北京区域综合物流信息平台。平台以北京及环渤海区域为中心,提供区域物流资源信息。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平台发展迅速,截止2012年6月已有2600余家物流企业人住平台。北京物流平台是国有主导型+电子商务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上海航运运价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上海航运平台”)是依托于上海国际港口在2011年6月由国有企业上海航运交易所牵头成立的,它是全球首个航运运价第三方集中交易平台,平台的成立填补了我国航运运价衍生品市场的空白。在成立后的短短六个月内,平台的市场总成交量达到895万手,交易总额超过702亿元。上海航运平台是国有主导型+鼠标加水泥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2 指标的选取。对商业模式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法:构件化、层次化和关系化,其中构件化是通过罗列和分析各个要素以得出商业模式的定义,在商业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应用广泛。Shafe总结分析了12个商业模式的定义,把出现频次较高的要素分成了四类(见表2)。本文根据Shale的总结,结合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特点,认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是指平台针对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状态,这些特点和策略包括目标市场、价格撮合、运营策略、信息、盈利模式和流程整合。依据Shafe的分类,目标市场、价格撮合、运营策略三个要素属于战略选择类型,信息属于价值网络类型,盈利模式属于获取价值类型,流程整合属于创造价值类型。目标市场和产品服务是很多商业模式定义中均出现多次的要素,对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其主要的服务就是信息。运营策略即政府和企业在平台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运营策略对平台有着重要的影响。盈利模式对平台的外部竞争力有重要影响,价格撮合机制即服务交易价格的形成过程对认识平台的内部结构有重要作用。最后的流程整合是平台创造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所以也是重要的要素之一。

基于此,从六个角度比较研究四个典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探讨不同类型平台的商业模式选择,分析这些商业模式出现的必然性,这些都使得本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各项指标比较

(一)目标市场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初期就要明确自身的目标市场。阿里物流平台主要为在阿里巴巴上交易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传化物流平台的目标市场定位于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中小物流企业和社会车辆;北京物流平台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北京及周边区域的中小物流企业和制造商贸企业;上海航运平台的目标市场主要定位于航运产业链上的船公司和货主,为他们提供动态的运价指数。纵观不同类型的平台异同点很明显,不同点表现在范围不同,如北京物流平台定位于区域物流资源,传化物流定位于公路运输,这是由平台创建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的。相同点表现在都将中小企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究其原因,首先,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基数庞大,将它们聚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可使平台获得长尾经济效益。其次,中小企业有加入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需求,虽然聚集在同一区域,但它们之间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渠道不畅通。物流信息的畅通流动,对提高区域物流运作效率至关重要。通过加入公平中立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平台,中小企业可以打通沟通渠道获得双赢,而且中小企业管理灵活、反应迅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很适合开展物流电子商务。因此,开发中小企业市场,利用长尾经济理论拓展新的利润空间,并以此提高平台覆盖率和达到信息化规模效应是大多数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运营初期的主要策略。

(二)价格撮合

阿里物流平台和传化物流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主要是固定价格和议价。物流企业在平台上固定运费供货主选择,货主一旦选定某个物流公司和对应的线路后即可下单交易。少量不满意固定价格的货主还可以与物流企业取得联系,进入议价流程。议价过程是双方争夺和协调利益的过程,成交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技巧和耐心,最后或者以低于平台的固定价格成交,也可能不成交。

北京物流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主要是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对于短期零散物流资源,平台为用户提供网上业务室,采取在线议价的方式。而对于大型中长期物流资源,平台采取在线招标的方式,包括单次竞价、连续循环竞价以及多轮循环竞价。单次竞价是指在规定时间内投标人只可申报一次价格;连续循环竞价是指在规定时间内投标人可多次投标;多轮循环竞价是指招标人规定竞价轮次和每轮时长,投标人每轮报一次价格。

上海航运平台主要是通过集中撮合的方式形成运价。买卖双方首先向平台提交各自的报单,包括商品品种、价格和数量等,平台按照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两个原则进行自动配对完成交易。所谓价格优先是指最优的价格最先成交,即出价最高的买家和最低的卖家提交的报单首先成交。时间优先原则是指在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先提交报单的先成交。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各有优劣。电子商务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灵活多样,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的价格撮合机制不仅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提供了多种价格形成渠道,而且使得供应商的选择和价格的形成过程透明化。但由于是物流企业主动定价,所以不能避免价格歧视现象的出现。鼠标加水泥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单一,集中撮合为其提供了很好的交易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平台参与者交易时繁琐的当面议价和协商过程,既提高了交易效率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最终形成的价格是由平台参与者共同决定,避免了价格歧视,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具备权威性和代表性。可以看出,各种类型的平台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提供灵活方便的价格撮合机制,以达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吸引和保留客户常驻平台的目的。

(三)运营策略

根据平台的第二个分类原则,可将其运营策略分为国有主导型和民营主导型。

国有主导型平台是指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并占有多数股份的平台,北京物流平台和上海航运平台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建设速度快,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公益性及非盈利性,可通过政策使平台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推广应用。但这种模式也有其弊端,比如政府的参与使平台受到行政束缚,可能导致平台与市场脱离、服务水平差、服务效率低以及需要政府长期的财政支持等。

民营主导型平台是指民营企业投资运营并占有多数股份的平台,阿里物流平台和传化物流平台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该模式的好处是明显的,如与市场联系紧密,因为有了市场竞争,所以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都会明显优于国有主导型。由于不受行政干扰,平台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相比国有主导型要明显。但这种模式弊端也不容忽视,比如由于企业视野的狭隘性可能导致平台全局规划性不强,由于企业的盈利性导致服务的公平公正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平台可能面临着投资融资压力大、风险系数高、不具备权威性等问题。

当然这两种模式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但由于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故参照北京物流平台的组建形式,结合我国的市场环境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自身特点,我们认为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型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见图1)。这种模式下的平台由政府、协会和企业联合开发,并在运营过程中三者相互制约、各司其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相关法律,为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授予协会监督企业运营的权利;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主要职责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建议,监督企业的日常运营,维护行业的有序竞争和发展;企业的主要职责利用政府的资金,再加上自己的内部资金以股份制形式成立公司,保证平台前期的建设进度和后期的运营管理,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且企业对平台的日常经营拥有完全决定权,同时企业可要求协会在行规行约上给予支持,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由于有政府的牵头,平台的权威性和公益性特点明显。协会的参与使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协调。由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组成的股份制公司使得企业不会过分贪婪而忽视平台的公益性,也使得政府不会过分注重公益性而无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而且由于有了市场竞争,平台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效率都会明显提高。可以看出,这种模式集国有主导型模式和民营主导型模式的优点于一身,同时也避免了两者的缺点,所以实际操作性比较强。

(四)信息

阿里物流平台和北京物流平台主要供求信息。类似淘宝店铺,两个电子商务型平台都给物流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店铺,企业可在店铺上企业信息和运输线路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平台在保证信息真实性方面的做法有所不同,阿里物流平台提供在线评价系统,待物流企业完成运输后,货主可在平台上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所有的评价信息均对外公布供其他货主浏览决策。正负面的评价数量对用户的选择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近期的负面评价影响更大,所以阿里物流平台上的物流企业不仅要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还要保证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得到有价值的评论以获取长远利益。北京物流平台是从源头入手,实行企业的实名审核入驻。平台上的非认证会员看不到认证会员的信息,这一方面促使了非认证会员要想获取更多的信息必须实名入住,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平台上的信息真实可靠,使平台向着诚信交易平台的方向发展。

传化物流平台主要货源信息和企业信息。解决空车返程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通阻塞货源信息的障碍。由于货源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信息的更新速度直接影响着交易的成功与否。所以相比运输价格,返程车辆对货源信息的更新速度更加敏感,这就要求平台要提供及时准确的货源信息。企业信息包括制造商贸企业信息、物流企业信息以及社会车辆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平台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后才录入的,而且每个企业信息都与诚信管理系统挂钩,这个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信用监督作用。

上海航运平台的主要信息是交易行情。在集中撮合的价格形成机制下,开盘收盘价、最高最低价等交易行情对交易商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交易商大多都熟悉航运行情,能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运价走势进行判断和预测,所以即使是交易中心的很细小的信息,也可能对交易商的决策产生关键作用,这就要求交易中心的信息要有真实性和高质性。上海航运平台的诚信度主要与其的运价指数的真实性有关,真实性不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权威性来体现,而是通过市场来检验的。所以平台的指数样本的范围要广泛,信息披露制度要完善,要及时公布形成指数的原始数据采集、指数计算公式、指数编制方法及其修改与维护等信息,以增加指数的客观性,从而提高平台的诚信度和影响力。

另外四个平台都相关行业信息,这也正是平台“公共”特性的体现。行业信息主要包括行业新闻、交通路况、政策法规等。行业信息的可以推广和普及物流业的运作规范,实现区域物流作业的标准化,也使得政府的政策法规得到及时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平台都保存着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信息。保证这些信息不被非法利用,是使用平台的企业首要关心的问题。解决隐私问题,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也需要技术上的改进。信用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使用平台的企业诚实可信,才能使平台在业界得到认可,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所以平台在建立初期就应考虑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包括电子交易记录、税收缴纳记录、银行信贷记录等平台业务的方方面面。关于完善信用制度,不同类型的平台可借鉴四个平台,如提供在线评价系统实现实时监督、从源头控制实行实名入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只有在隐私和信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较大突破,通过隐私机制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通过信用机制对服务商进行评价约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五)盈利模式

阿里物流平台的主要收入是广告费,对用户目前实行免费服务策略,这主要是因为阿里物流平台作为阿里巴巴大商业圈的增值服务平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阿里会员的物流服务需求,所以平台的建设费和维护费均是由阿里巴巴总部提供。阿里物流平台的这种免费为货主企业找物流,帮物流企业找货源的策略,实现车货双方都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了企业对平台的忠诚度和粘合度,间接实现了自身的盈利。

传化物流平台的主要收入来自硬件租赁费和信息服务费。平台依靠仓库、办公室等实体设施以及数据交换系统、车辆跟踪系统等信息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方便基地内的企业开展业务。为实现盈利,平台实行两种制度,一是会员制,不同等级的会员享受不同的服务;二是类似于云计算中的“软件即服务”模式,即平台把不同的服务模块明码标价,有需要的用户交相应的费用后即可使用。在平台初期,硬件租凭费在收入中占了绝大部分,随着平台的不断发展,信息服务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盈利模式上,传化物流平台探索在硬件收费和信息服务费上的一个平衡。

北京物流平台和上海航运平台都属于国有主导型平台,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公共基础设施的角色,所以它们的公益性较为明显。北京物流平台为用户提供的诸如网上业务室、车辆货物监控和数据交换等信息系统大多是对用户免费开放的,上海航运平台的运价指数也免费对外公布以供船主和货主参考,免费服务使得国有主导型平台带来的社会福利要大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过两个平台为了能持续发展,都采用了社会资本介入以及市场化运作的运营方式,所以也相应地开发了很多增值服务平台,这些增值服务就是平台主要的利润来源。如北京物流平台为会员提供在线融资、在线保险等服务,收取相应的增值费用。上海航运平台向交易商收取一定的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是根据买卖双方成交合约的总价值按照一定比例所支付的费用,它能反映出交易商的交易次数、对交易中心的利用率及通过交易中心所获得的收益。

可以看出,四个平台的利润来源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点。共同点表现在所有平台都提供会员服务、数据交换等基础服务并对企业免费开放,差异点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平台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以扩大利润来源。电子商务型平台以信息撮合的方式提供服务,利润来源仅局限于线上服务。鼠标加水泥型平台基于实体设施与信息化管理方式提供综合,所以其收入来源更加广泛。国有主导型平台以公益性为主。附带增值服务以维持平台发展。民营主导型平台以盈利性为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吸引更多的用户入驻平台。所以平台应根据自身类型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从平台服务的多样化中创造附加价值。但要注意不能过分注重差异化而忽略基础业务,提供数据交换、货物定位跟踪等基础性业务是发挥增值服务优势的必要条件,例如数据交换使得平台掌握一手的运输链数据,平台可以利用这些汇总的数据运用数据分析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利用,帮助运输企业设计更优化的线路以获取增值服务费等。所以无论哪种类型的平台都可提供同质化的基础服务来维持平台的基础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来提高竞争力和增加收入来源。

(六)流程整合

阿里物流平台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商业圈的其他平台一起构成一个闭环的供应链,把电子商务从网上信息、网上交易、网上支付拓展到物流配送。商流是物流的前提,物流是商流的结果,而信息流和资金流扮演者桥梁和价值转移的作用。阿里物流平台很好地体现了四流合一,这正是阿里物流相比于其他物流服务平台的最大优势。

传化物流平台的流程整合优势在于信息化与实体物流基地的无缝结合。空车返程一直是困扰我国公路运输的最大问题,传化物流通过建立物流基地将物流产业链上的各种资源聚集到一起,同时提供准确及时的货源信息,有效提升了车货匹配效率。而按需供应、即付即用的云计算业务流程也为其他物流信息平台的模式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流程整合模式。

北京物流平台依托政府背景和区域优势,具有建设速度快、推广范围广以及权威性高等特点。这些特点都使得平台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区域物流资源,也使得平台的流程整合能力大幅增强。通过聚集和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平台合并了区域的信息孤岛,优化了区域供应链上下游以及物流企业之间整体物流资源的组合,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

上海航运平台的流程整合优势在于创新性地将物流服务平台与航运衍生品结合起来,提供更高级的物流服务,为我国航运企业提供了规避风险的航运交易平台。平台为航运行业提供实时客观的运价信息,不仅方便使用者制定合适的套保策略,较好地维护了航运市场的秩序和服务质量,避免了零运价的恶性压价竞争局面,而且使得我国在航运业的运价上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使得国内航运企业不受国际航运业的干扰和波动。

作为一种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模式和交付模式,云计算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可作为易扩展的开放平台面向有需求的社会组织,基本流程是平台运营商提供应用程序接口、开发文档和开发环境,第三方软件提供商开发相应的接入软件,企业购买有需求的软件连接平台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平台根据企业使用服务的情况,采取按需付费或按量付费计费方式。这种模式尤其对正在成长、无法承担企业信息化成本的中小企业有利。这样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就像水、电、煤一样输送给有需要的企业、开发者以及各行各业,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

综上所述,四个典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各项指标比较简表(见表3):

四、结论与启示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形式多样,本文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分为电子商务型和鼠标加水泥型以及国有主导型和民营主导型。根据此分类原则,本文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案例分析。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文并不是对平台的商业模式进行抽象的描述,而是将其细化,从商业模式的六个组成要素角度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四个平台的比较中总结出成功平台的必备条件。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确类型是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选择商业模式的基础。不同类型平台的商业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表现在商业模式随着组成要素的不同而不同,只有那些与平台自身类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才能保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平台所关心的不应该只是免费或者收费模式,而应是明确何种类型采用何种商业模式的问题。以上关于商业模式组成要素的讨论对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着以下启示:

第一,以中小企业为目标市场是大多数平台运营初期的主要策略。中小企业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现实需求,所以平台在运营初期将中小企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使平台获得长尾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提高平台的覆盖率和知名度,达到信息化规模效应。

第二,灵活采取价格撮合机制是吸引和保留用户的有力策略。平台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类型选择合适的价格撮合机制。电子商务型平台可发挥网上优势,提供诸如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等灵活多样的价格撮合机制。鼠标加水泥型平台可发挥线上线下互动的优势,提供诸如集中撮合和当面议价相结合的价格撮合机制。各种类型的平台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用户提供多种价格形成渠道,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以达到吸引和保留客户常驻平台的目的。

第三,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模式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自身特点,我们认为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模式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政府牵头建设、协会中间协调以及股份制企业独立运营使得平台不仅具有国有主导型平台的权威性和公益性等特点,而且也具有民营主导型平台的高创造性和高服务水平等特点。

第四,完善隐私保护和信用机制是平台持续发展的基础。隐私问题和信用问题是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平台在建设初期就要建立完善的隐私保护制度和信用等级制度。解决隐私问题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完善,也需要技术上的改进创新。解决信用问题,其他平台可借鉴四个平台的信用制度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通过隐私机制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通过信用机制对服务商进行评价约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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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 益; 挑战

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导,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人民群众平等医疗权和健康权的重要保障,更是我国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医改十几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实际正按照营利性的商业模式运营。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突出。这里虽有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一面,更有医疗机构对公益性主导认识的不足、执行的不力的一面。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主导的问题又被提新的日程。因此,当前公立医院只有认清形式、更新观念,深入研究医疗改革中坚持走公益化道路的策略和途径,才能开创医院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公立医院公益性面临的挑战

1.1 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据报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却在不断上升。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让消费者弥补不足,这就产生了医院要改善条件,增加医务人员收入与消费者要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之间的矛盾。

1.2 医院经营效益将受影响。以公益性为主导中,将使医疗格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将使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将使医疗资源分配向三级医疗机构和农村倾斜。同时,基层医院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向社区、家庭提供便捷、经济的卫生服务,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医疗服务的重心向基层医院转移。再次,随着改革深入,日臻完善的医疗费用支付制度,使医院收支和经营变得更加透明,公立医院经营效益受影响不言而喻。

1.3 服务将面临社会各层面的严重关注。公益性主导后,有限的医疗资源怎么用?用在哪儿?以及服务质量、服务价格、服务流程、服务范围将全面透明地得以展现。已往医院自身较强的控制需求的主动权,将被服务格局的多样性所打破,社会各层面对其“公益性”,会给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密的关注。

1.4 医院发展将遇到新课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医院内设机构,服务结构,存在与公益化主导中医疗行为改变后的严重不相适应性。而国家财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的投入,医院在业务收入上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医务人员收入减少,都将成为可能。医务人员的思想,医疗队伍的稳定,医院的发展,都会成为公立医院面临的棘手问题。

2 公立医院公益化主导中的机遇

2.1 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公益性主导的宗旨就是“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体现公平、公民权利。通过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不断加快我国医院公益性主导的进程,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逐步解决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将对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产生重要作用。

2.2 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公益性主导给医院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也带来机遇。迫使其加强管理、节约费用、改善服务、提高医疗质量,激励其在提升医院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上下功夫。同时,对各级医院来讲,为长远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加强科学管理、科学定位,以取得竞争的主动权。

2.3 有利于医德医风建设。公益性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益于公共利益,这种取向的倡导和实施,将使医务人员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近而不断树立“仁心仁术、方便为怀”的医德医风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爱岗敬业,视病人为亲人的崇高精神和观念上的转变,从而提高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

2.4 有利于关心患者的真正需求。公益性主导有利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焦点问题。促使医院把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落实医疗费用“总量控制”等作为贯彻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措施来抓。在一系列工作中,必将使医疗格局、医疗服务、医疗价格、药品价格的取向,向更有利于患者的方向发展。

3 公益性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

3.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公益性主导中,既有政府加大医疗资源和财政资源优化整合、合理配置的有利一面。又有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配置与公益性主导的需求不相匹配,带来医院效益降低,医务人员收入减少等矛盾。此时,不断强化政治思想工作,促使其转变观念,以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服务,合理的医疗价格,争取到病人、争取到市场。

3.2 以人为本,强化教育。首先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主动关心医务人员的生活,对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要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在一定时期、突出重点办一、两件看得见、摸得着、暖人心的工作,达到化无形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有形工程的新水平。其次,关心医务人员的健康,释放他们的精神需求,营造昂扬向上的医院工作氛围。再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把医院建成以公益性为主导的、医德医风高尚、干部队伍勤政廉洁、广大医务工作者爱岗敬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窗口。

3.3 健全机制,规范行为。坚持公益性主导,首先要有过硬的机制做保障。一是要建立起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组织领导机制,把公益性主导做为中心工作,携手并肩围绕中心开展工作。二是建立责任明晰、数据真实、记载详细、档案完整的责任落实机制,使公益性主导中各种医疗形为规范、缜密,杜绝各种失误和事故的发生。三是建立科学实用、贴进患者的医疗管理机制,不断规范医疗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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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会计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2.39F234.3

一、管理会计的概念内涵

从概念上讲,管理会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与同是信息系统的财务会计相比,财务会计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仅仅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而管理会计在提供会计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帮助管理层制定计划,进行控制和做出决策。

从职能角度考虑,管理会计可以用于支持组织的战略规划和控制,提供面向外部的和未来的信息,并提供与决策相关的工具和技术。比如标杆管理法、目标成本法、全生命周期成本等,这些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外部竞争对手的行为和业绩。再比如净值流法、回收期法、内部报酬率法,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可行性,从而帮助管理层做出符合公司利益的正确决策。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概念及市场化转型中遇到的困难

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补短板、调结构、去产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转型调整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共同的困难,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管理当局的足够重视,主要包括:

(一)融资平台未来发展战略方向不明确

融资平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承担着地方政府投融资项目的融资功能。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补短板、调结构、去产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势在必行。然而,脱离了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众多政府投融资平台向何种方向转型?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如何按照商业化的模式明确公司的使命、愿景和目标,从而打造出自己的核心争力?这些是广大融资平台公司在寻求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商业模式模糊,市场化竞争能力低下

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进行转型,平台公司的数量肯定会大幅减少。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将作为市场主体,面对市场竞争,这就要求平台公司必需要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盈利体系。

然而,习惯了做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听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安排的融资平台公司,如何能够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众多融资平台公司转型过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三)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融资平台债务负担沉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一直是以GDP为纲,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基本上只考核地方GDP增量,而忽略了其他与民生经济相关的指标。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之下,地方政府的执政模式日趋畸形。他们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招商引资,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据统计,从2005~2013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2005年占比为48.6%,2009年上升到67%。2013年上涨到78.6%(详见图1),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占比。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20%左右,日本占比为25%左右,基本都在30%以下。中国的这种倚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搞园区的开发建设。

各级政府前期大搞建设的资金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举借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方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06年的3.56万亿元,一路狂飙到2013年6月底的17.89万亿元,债务余额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长债务规模超过60%。过快的债务增长速度应当引起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稍有不慎极易引起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四)责任主体不明确,未能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及考核机制

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平台仍存在政企不分的倾向,平台公司高管人员大多是由政府官员担任,无论在人事管理还是在具体业务上大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从而导致平台公司决策主体不明确,甚至存在不计项目经营效益,单纯追求政绩的倾向,在投融资的过程中容易发生重大的失误。

由于大多数平台公司未能建立起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决策效率低下,一旦发生决策失误,很难追责。大多数平台公司均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绩效评价及考核机制。

三、管理会计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确定发展战略,实现价值增值

管理会计通过规划、控制和决策等过程,可以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企业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成功因素,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和资本增值。

首先应由各级政府牵头,从战略层面对融资平台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和定位,确定公司商业模式,随即对公司主营业务板块进行梳理,确定公司的盈利模式,模拟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情况。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平台公司优质资产打包上市,以此实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及价值增值。

(二)创新商业模式,提升公司业绩

所谓创新商业模式,就是发现和组织符合企业利益的独特的资源交易,为企业带来正的现金流。管理会计与商业模式的确立和创新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管理会计可以提供面向外部的以及未来的信息,从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过程控制服务,而企业确立商业模式的过程也就是战略决策的过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要实现市场化转型,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区域内的平台公司进行重新整合和定位,区分公益性项目及非公益性项目,对于承载自身具有收入来源的非公益性项目的平台公司,应将其逐步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并设立合理的业绩考核指标,对平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应按照公司的经营业绩实行市场化考核和评估,并以此为依据决定高管的薪酬水平,而不应像以前那样,按照平台公司所谓的行政级别发放高管的薪酬。这样可以极大地激发管理层以及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大幅提升公司业绩。

(三)通过“精益财务管理”,化解存量债务

“精益管理”是管理会计的核心理念之一。精益管理的核心就是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有用价值。

“精益财务管理”主要是指从公司财务层面出发,通过精细化的财务管理方法与制度流程设计,降低成本,提升价值,防范风险,通过资金集中管理与优化配置、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积极开展成本管理、深度参与投资管理、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加强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撑等,使传统的核算型财务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型的过程。

只有从精益管理的角度出发,以精益财务管理为手段,才能有效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各级融资平台公司在制定自身的资金使用计划时应该本着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原则,力争自身经营收入能否覆盖当期还本付息支出及经营成本支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降低公司的债务规模。

(四)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责任主体

管理会计的最终目标为实现公司鹇裕提高公司业绩服务,而建立高效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环节。

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投融资平台行政色彩普遍较浓,主要高管不是按照市场化原则选聘,而一般由当地政府任命,由于长期以来政企不分,一旦发生决策失误,无法确认责任主体,也无法对公司高管人员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考核体系。

管理会计的工具方法可以应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绩效管理领域,如可以采用关键指标法、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方法,帮助建立融资平台的考核评价体系。以经济增加值(EVA)为例,EVA是指企业可持续的投资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净值。通过建立以EVA为导向的价值评价体系,融资平台首先以财务数据为基础,以资金成本为基准,深入公司经营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层级,将EVA的构成要素从财务指标向管理和操作层面逐级分解,绘制出要素全、可计量、易识别的价值树,从而揭示出价值形成的途径以及影响重大的关键价值驱动因素。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可以借助平衡计分卡建立自己的考核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基于战略管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它包含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组织流程管理层面及学习和成长层面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同时涵盖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定量和定性指标、短期和长期指标,这些指标为考核评价公司的业绩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当前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均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如战略方向不明确,商业模式模糊,债务负担沉重,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通过大力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和方法,可以使投融资平台公司明确发展战略,创新商业模式,化解存量债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因此,管理会计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李翼.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剖析及发展转型之路.天津经济,2016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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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谷歌数字图书馆介绍

(一)谷歌数字图书馆版权获取模式

谷歌公司2004年开始寻求与图书馆和出版商合作,大量扫描图书,欲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使用户可以利用"谷歌图书搜索"功能在线浏览图书或获取图书相关信息。虽然谷歌数字图书馆实施困难重重,但是其理论模式还是可行的,尤其是与现有的商业模式相匹配的版权获取模式值得我国图书馆借鉴。

1. out-put模式,中文可理解为“舍弃”模式。2005年8月,谷歌宣布:如果一个出版者向谷歌提供一份不想谷歌扫描的书籍清单,那么谷歌就会放弃对这些书籍的扫描从而使这些书籍不进入谷歌数字图书馆,即使谷歌的合作图书馆包含这些书籍。

2. 谷歌默示许可模式。在默示许可制度下,版权人可以行使许可权、报酬请示权和禁止权,即在使用者利用作品后的任意时段,权利人都可以主动提出付酬请求,使用人必须按照适当标准支付,在使用者恶意不支付的情况下,版权人可禁止使用者使用作品并要求经济赔偿。谷歌对图书的扫描和提供网上检索主要就是基于默示许可制度,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源自合同法,引入版权法中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版权限制,这一制度应该适用于谷歌数字图书馆。

(二)谷歌数字图书馆的优势

谷歌数字图书馆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数百万册的图书馆扫描,做到了从未有人做到的事情;并且谷歌为了便于书籍的检索,试图建立一个书籍的万维网;同时,谷歌并不进行书籍的销售,而是允许出版商和版权人通过谷歌的书籍搜索来销售电子书籍,让用户进行文本在线阅读与副本的下载,其自身将会从中得到所有出版商销售金额的30%佣金。谷歌数字图书馆的优势主要包括:

1. 结束无法对书籍进行全文检索的时代。它克服了两点困难,一是用户主观记忆的偏差,对书籍的遗忘;二是做到了将所有书籍汇集成一个大集合,扩大了用户的搜索范围。

2. 给用户一个新的去图书馆的理由。谷歌承诺其数据库可以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允许其中1至2台电脑免费阅读。这不仅对公共图书馆来说是雪中送炭的行为,也是促使用户重新进入图书馆的一个理由。

3. 为作者和出版商谋取了利益。谷歌搜索可以满足人们对书籍搜索的要求,并且提供内容的简介和购买的关键信息,这种做法有益于书籍的销售,且谷歌提供了亚马逊等在线销售网站。

二、我国数字资源版权获取存在的问题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公益性与版权私有性的冲突

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与社会公共信息提供服务机构的图书馆,承担着信息收集整理并无偿提供给社会公众利用的使命,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在数字产权制度下,著作权人通过网络邮件或直接在杂志社网站上在线投稿,而且文章录用的同时需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也就意味着杂志社拥有了版权,可以依照需要任意使用,数据库商则通过购买整本文献杂志并汇总打包提供给图书馆。图书馆购买数据库供用户使用,使他们不用自己花费即可大量使用享有版权的作品。但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在使用资源的同时很容易就产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因为数字产权制度下,支配权与使用权两者是分离的,图书馆购买的数字资源在版权方面只拥有了该资源的使用权,而没有支配权,因此不能任意使用购买的文献资源,只能作为一个公益性的信息供给平台提供购买的数据,而图书馆不能限制读者用户对文献资源的使用方式,也无从知晓这些文献资源的用途与去处,因此极易造成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对于文献资源没有支配权的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存在着一定风险,正是由于图书馆公益性与版权私有性的冲突造成的。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性与版权独占性的冲突

信息共享是图书馆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趋势使然,但图书馆本身并不生产信息资源,而是由纸质书本资源,数据库资源等具有知识产权性质资源组成,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来达到共享的目的。例如将信息资源开放式提供给用户,允许其查找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资料,信息咨询可以针对读者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做到了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共享;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的流通职能得到了升华,实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共享;图书馆的这种信息资源共享实际是一个潜在的信息生产过程,也是让私有信息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共信息的过程。

另一方面,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资源都受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保护,著作权人有权要求独占自己作品的各项权能,未经法律或者著作权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违规使用,这个就是版权的独占性。著作权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付出了大量的智力和物力投入,因此他们希望从作品中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也是无可厚非的。若作品任由他人无偿使用,会降低著作权人创作的积极性,进而减少新作品的产出。因此,图书馆追求的无偿使用资源来达到共享的目的,与著作权人所希望对其作品享有独占权并获得利益报酬之间产生了冲突。

三、谷歌数字图书馆对我国数字资源版权获取的启示

(一)利用开放获取,从源头上解决版权问题

如果从作品生成的时候就杜绝数字资源的版权问题,那么之后也不会导致版权侵权的问题发生。若要从源头出发,开发获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关于什么是开放获取(OA),《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中给出了定义,第一是保证公众可以无偿获取学术资源;第二是公众获取的资源是完全公平的,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是公众在使用所获取的学术资源是,必须保证该资源的完整性,这点也体现了OA中涉及的版权中心问题,也是就著作权人可以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可以看出,一旦接受了开放获取,著作权人所剩的版权只有署名权和作品完整权,这种是OA发展初期的许可方式,但因为过于简单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1年,创作共用协议(CC)创立,其旨在OA领域内建立一种灵活的版权保护机制,在著作权人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保留部分权利,是其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CC的由四个基本元素组成: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派生作品,保持一致。通过这四个基本元素可以自由组合成11种授权方式,可以在满足作者的意愿下保留部分的权利来实现作品的传播。相比之前的简单版权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完善,在满足自由传播的情况下更大程度保护了著作权人及其研究成果。

(二)改变购买模式,减轻负担同时保障文献获取的合法性

目前图书馆购买数字资源的模式主要是“打包销售”模式,即数据库商将各个出版商出版的期刊杂志中所包含的所有文件全部收集整理打包成一个数据库,再将该数据库销售给图书馆。目前我国图书馆中大多数的中文数据库都采取了这种模式,例如CNKI和万方数据库等。若能改变打包购买的模式,采用按篇购买,或者打包-按篇结合的购买模式,将会对图书馆大有益处。

1. 节约经费。若数据库商不再将数据库进行打包出售,或由购买者自行决定是否打包或是单篇购买,这样图书馆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针对性的选取购买的资源,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也节约了图书馆资金,对于一些中小型图书馆而言,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问题。

2. 提高文献来源合法性检查。数据库商提供的资源理论上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应保证所入数据库资源的合理合法性,但是实际工作中,版权问题的纠纷并不在少数。打包购入的文献数量巨大,图书馆工作人员无法一一去核实查看版权问题,但通过单篇购买模式,图书馆可以知晓自己购入的每篇文献,并且数量可以人为控制,那么工作人员去对文献进行审核是可以实现的,从而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避免以后产生知识产权侵权责任。

3. 增加数据库商的收益。打包购买模式的客户主要是大型图书馆,因为它们经费充足,能够才负担起数据库的花费,但这样一来,数据库商便将中小型图书馆拒之在消费者门外了,毕竟他们的经费不可能像综合性大型图书馆那么充足。若实行单篇购买模式,对中小型图书馆而言是个充实馆藏资源很好的机会,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文献的购入,不会因为打包数据库所带来的资金问题而烦恼。同时,数据库商也得到了来自中小型图书馆的资金支持,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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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众筹 阅读推广 图书馆

近年来,国家对阅读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书香中国”、“书香社会”已然成为国人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都在为推广阅读而努力,各种阅读推广的方式层出不穷,不断丰富阅读的内涵与意义。伴随“众筹”这种商业模式的崛起,其衍生品“众筹阅读”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一份新的助力。

1.众筹的产生及运行模式。

1.1众筹的产生

众筹是一种大众通过互联网相互沟通联系,并汇集资金支持由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活动的集体行动。众筹起源于美国,2005年成立的Kiva平台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众筹网站。而众筹的兴起源于2012年美国政府通过的《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OBS),JOBS使得众筹彻底脱离“非法集资”的阴影,众多众筹网络平台纷纷出现。2011年,众筹首次引入国内,“点名时间”、“天使汇”等为最早成立的中国众筹网站。

众筹模式需具备四个基本要素:众筹项目、项目发起者或融资方、众筹网络平台、投资人。其工作原理为:由项目发起者通过平台展示其项目,投资人根据自己对项目的判断和实际需求决定是否投资。众筹模式的核心是众筹平台,它连接着项目发起者和投资人,并担负着信息沟通、资会募集临督、项目汇报执行等任务。

1.2众筹的运行模式

目前,众筹主要有三种运行模式:借贷与股权投资模式、预售模式、捐助模式。借贷与股权投资模式主要应用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募集,其回报是以股权或现金的形式来实现的,美国Earlyshare就属于这种模式。预售模式是融资方在产品或服务创造出来之前将其放到平台上进行资金募集,回报方式即为该产品或服务。捐助模式通常用于公益项目的募集,并没有物质或资金上的回报。

2.众筹阅读的内涵

2.1众筹阅读的概念

众筹阅读是众筹在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一种应用与延伸。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技术,由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就某一与阅读相关的项目在平台上进行募集,社会公众或机构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选择参与的众筹行为。众筹阅读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有效方式与手段。

2.2众筹阅读的分类

众筹阅读是利用众筹推动阅读的运作模式,借助众筹商业运作模式的分类,根据参与者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众筹阅读分为三类:

2.2.1捐助式众筹阅读

是图书馆最常采用的众筹阅读方式,更侧重于众筹的公益性。捐助者即投资人,其捐助行为是公益性的,不求回报的。捐助式众筹阅读是由传统的图书馆捐赠发展而来,有很多相同点,例如公益性、自愿性等,但其又与传统捐赠有很多不同,一是规范性,众筹阅读有严格的捐助流程,必须由募捐的机构或个人,提出募捐申请计划书,详细说明募捐的原因、数额以及募集财物的使用方案;二是公开透明,众筹阅读筹集完成后,其资金财物的使用,投资人有权进行监督,了解详细的使用情况,项目发起者也需就项目完成情况向投资方及时通报,接受监督;三是捐助式众筹阅读多为短期行为,项目会预先设定时间,到期后无论是否达到项目预期目标,都不再接受捐助。2014年由北大91级校友发起的“元坊村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便是捐助式阅读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152位筹资者的捐助,元坊村及周围村落的小学生们圆了他们的阅读梦想。2016年4月13日,太仓市农民工子弟小学通过众筹网发起“书香伴我行”公益阅读募捐项目,至4月30日,共有161位筹资者捐助,顺利解决了1980名左右农民工子弟的课外阅读问题。

2.2.2联盟式众筹阅读

是由项目发起人就某一阅读相关项目借助众筹平台寻求合作和同盟者的众筹模式,与借贷、股权投资模式类似,筹资人与投资者各取所需,筹资人通过众筹完成阅读项目的实施,投资者通过完成阅读项目获得预期利益回报。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与诚品书店、中国基金博物馆、苏汇读书会、品阅书吧、四叶草咖啡、赛富互联网金融孵化器等单位达成共识,打造园区阅读联盟,在这些地方为公众提供诸如免费购书、免费读书、免费沙龙等各类公益阅读活动。通过这种联盟式众筹阅读模式,独墅湖图书馆拓宽了阅读分享的社会网络,完成了图书馆在阅读空间和阅读推广理念上的延伸与扩展;同盟单位与企业也藉此提升了社会形象与文化品位,同时图书馆将读者群与同盟单位共享,为其带来人气的迅速增长,从而实现资金上的回报,可谓是名利双收。

2.2.3共读式众筹阅读

是直接作用于阅读本身的一种众筹方式,项目发起的目的即为寻找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共同推动阅读,筹资者与投资者是伙伴关系,其项目回报方式类似于股权众筹,大家均参与阅读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共同完成阅读活动。采用这种众筹方式的以书店居多,如2015年河北石家f市的尚学书社,采用“10本图书入会”的众筹方式,迅速筹集到2万余册图书,凡参与者均可免费阅读店内图书;浙江苍南县的“半书房”同样采取众筹的方式,每位合伙人捐献100册以上的图书,便可以共享书香,免费参与书店组织的读书沙龙、名家讲坛等活动。

2.3众筹阅读的特征

2.3.1开放性

众筹阅读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具有非常好的开放性。阅读自古以来一直是个性化行为,止庵曾说过“读书是私人的事情”,然而当今社会的浮躁和过快的节奏,让这件本来“私人的事情”变得愈加艰难,个人读书很难长期坚持下来。众筹阅读将读书变成了一种群体行为,提倡很多人共同推动和完成阅读,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互相交流,让阅读变得更简单,也更容易坚持。

2.3.2便捷性

众筹阅读的便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操作环节的简便快捷,众筹阅读项目的发起人与投资人在一个平台上直接交流,省去了中间环节;二是资金管理的便捷,投资人对于阅读项目的投资可直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支付,省略了筹资人以往通过金融中介筹集资金的繁琐手续和高昂中介费用。

2.3.3易入性

众筹阅读的易人性指的是准入门槛较低,对于项目的筹资人和投资人在参与资格上并没有具体的要求,是真正面向大众、依托大众的阅读推广模式。例如西南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众筹网发起的“绘墨成书,筑爱为梦”和平村小学图书室捐建计划,筹资目标3000元,一共78人参与,捐资额从1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捐资1元的有44人,占到了参与人数的56%。

2.3.4透明性

众筹阅读从申请到募集完毕都是在网络平台上完成的,项目实施进程也是公开的,投资人可全程监督,杜绝了募集钱物的滥用,具有良好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从而能够吸引投资人积极参与。

2.3.5交互性

众筹阅读项目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项目的发起人与投资人可通过众筹平台进行实时沟通;二是项目的投资人可参与到项目进程中,亲身体验;三是阅读众筹不同于其他商业众筹,它本身就是集众人之力,完成一项阅读目标的行为,尤其是共读式众筹,更加注重阅读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和分享。

2.3.6公益性

众筹阅读的公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众筹阅读项目自身的公益性。笔者统计了众筹网与阅读相关的项目,在371个众筹阅读项目中,纯公益项目为318个,占85.7%。在这些项目中,投资者所得到的收益都是象征性的,例如众筹网“蒲公英飞扬计划之乡村校园公益小书屋”一共提供了6种回馈投资人的方式:电子感谢信、公益视频短片、电子明信片、活动照片、台历、文化衫,其实际价值远远小于投资人的投入。二是众筹阅读对于图书馆公益化进程的推动。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主体,本应以“公益为本”的图书馆近年来却不断传出“卖座”、“卖书”的负面新闻,主要原因还是经费不足。而众筹对于图书馆来说提供了经费筹措的更好渠道,图书馆也应该利用好这一渠道,梳理资源和服务,对于可以众筹的项目做好规划和设计,主动积极立项,从而摆脱经费尴尬的局面,回归公益化本质。

2.3.7高效性

众筹阅读与商业众筹相同,对项目的投资时间具有严格控制,预设时间过长,会严重降低投资人的期待值;预设的时间过短,又会引发投资人对其实施质量和完成效果的担忧,造成众筹失败。北京师范大学黄国彬老师曾对国外的图书馆众筹项目做过统计,在116项众筹成功的图书馆项目中,一个月左右的筹资时长占到了总项目的63%,因此一个月的投资时长已经成为众筹时长的一个惯例。

3.图书馆众筹阅读的开展

众筹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目前已经被国内外图书馆借鉴并应用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对于图书馆的业务创新与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已经完成的图书馆众筹项目多集中于公益性活动上,例如小型图书馆的捐建、急缺图书的募集等,还有就是一些图书馆特色项目的打造,如种子图书馆、工具图书馆等。真正将众筹理念应用到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却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我们可以从众筹的三个环节入手,探索图书馆众筹阅读的开展方式。

3.1众筹阅读项目的发起

选取合适的阅读项目对于图书馆开展众筹阅读至关重要,只有选取合适的项目,才能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保证众筹的成功。在项目的选取和准备上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3.1.1立意上要有创新性

众筹阅读是众筹的一种衍生品,是众筹理念在阅读推广上的具体应用,它保留有众筹的大部分特征,因此,一个众筹阅读项目的成功必须在创新上有所突破,能够吸引足够的社会公众或机构的关注,才能得到相应的支持。众筹阅读可以在形式上创新,如新媒体阅读、走读、协同阅读等;可以在阅读对象上创新,如以人为书(真人图书馆)、以历史为书(参观博物馆)、以城为书(走读城市);也可以在阅读成果上创新,不再拘泥于阅读心得、读后感,而是举办关于阅读内容的知识竞赛、名章名句诵读等。

3.1.2目的操作要符合规范

众筹之所以能够摆脱非法集资的阴影,能够得到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和推广,规范性是至关重要的,众筹阅读同样如此。从内在需求上来说,一个众筹阅读项目想获得足够的支持,必须以规范性来获得支持者的信任,有了信任,投资人才能够放心投资;从外在环境来说,如今的众筹模式具有非常严格的操作规范,从项目申请到项目审核通过,再到项目资金的监管、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投资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和项目的顺利实施。

3.2众筹阅读平台的选择

众筹平台是为众筹项目发起者和投资人等提供服务的专业网站,也是众筹的基础与依托。众筹平台信誉的好坏、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众筹项目的成功率。众筹阅读对于平台的选择同样遵循这条规律,只不过,众筹阅读基于自身的公益性,在平台选择上多了一些可能性。

3.2.1商业众筹平台

商业众筹平台是众筹阅读的最主要渠道,国内支持众筹阅读项目的比较知名的商业众筹平台主要有众筹网、追梦网、淘宝众筹、京东众筹、腾讯乐捐等。据统计,目前与图书馆众筹阅读相关的项目,多集中于众筹网和追梦网两个平台。图书馆在选择商业众筹平台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①正规性,即众筹平台的手续要齐备,拥有实施众筹的合法资质,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合乎规范。②信誉度,即众筹平台拥有良好的信誉,没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和记录。③知名度,即众筹阅读所选择的平台必须要有较大的知名度,因为众筹阅读项目对于投资人并没有实质利益的回报,所以其吸引到的投资者多为愿意为阅读推广贡献力量的社会公众,每笔投入相对商业众筹都是很微小的,要想完成众筹目标就必须聚拢足够的人气,也就需要平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才能实现这一点。此外,无论何种形式的众筹阅读,参与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众筹阅读的意义。

3.2.2自建众筹平台

众筹阅读虽然衍生于商业众筹,具有商业众筹的基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特性,在众筹平台的选择上并没有商业众筹那么严格,自建众筹平台相对于商业众筹平台,操作上更加方便灵活,项目完成时间更短,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关注。对于满足以下条件的众筹阅读项目可以通过自建众筹平台或是依托图书馆自身的网站来实现:①筹集对象不能是钱、财、物,以免陷入非法集资的误区。众筹阅读是一种阅读推广的方式,可以募集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意、阅读活动人员的参与,也可以是阅读体会和评论等等;②众筹阅读所面向的群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范围,例如高校图书馆发起的招募阅读推广人活动,限定在本校师生中进行招募,其项目就可以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或自建众筹平台上完成;③众筹阅读项目的发起人必须是图书馆团体,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起。④项目流程必须严格按照商业众筹的流程执行,不能流于形式。

3.3众筹阅读的回馈方式

众筹阅读是一种众筹行为,就必然对投资者有所回馈,按照众筹阅读项目的性质,我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感谢类,主要适用于捐助式众筹阅读,对于投资者的回馈有感谢信、带有活动标识的小礼物、众筹阅读项目的照片或录像等;二是荣誉类,主要适用于联盟式众筹阅读,图书馆可授予投资者各种荣誉称号,调动公众参与阅读的热情,如“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图书馆阅读达人”、“最佳合作伙伴”、“荣誉馆员”等;三是资格类,主要适用于共读式众筹阅读,对于投资者可奖励参与资格,如真人图书馆、读书沙龙等。

3.4众筹阅读在图书馆的具体应用

众筹阅读对于图书馆乃至整个众筹领域来说都是个新的概念,目前与图书馆相关的众筹案例多集中于捐建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图书馆或图书室。结合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众筹阅读还有很多的应用形式可以尝试。

3.4.1读书沙龙

读书沙龙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无论规模大小都会遇到两个问题,资金和听众。资金包括主讲人的费用、前期宣传的费用、空间和设备使用费等;而听众有时候是被安排来参加,对沙龙内容不感兴趣,现场气氛会比较尴尬。运用众筹阅读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发挥众筹的高效、便捷和易入的特点,在每一场举办之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起众筹,筹集举办读书沙龙所需费用,金额不限,而回馈方式则是参加沙龙的资格。如果众筹成功,则沙龙按计划进行。如果众筹失败,可以有几种应对方式:一是考虑取消此次沙龙,因为众筹的失败从侧面证明了观众对于主讲人或沙龙主题的不认可;二是与主讲人协商,缩小沙龙的规模,或是增加回馈的力度,如主讲人的签名赠书等;三是更换主讲人或沙龙主题,再进行众筹。目前国内图书馆尚无采用众筹阅读的方式来举办读书沙龙的先例,但苍南县的“半书房”采用众筹的方式举办名家沙龙,短短几天内得到了437名来自10多个省份的热心书友支持,筹得资金11.4万元,他们举办的名家沙龙甚至邀请到了余世存、郭初阳、郑也夫等知名学者,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3.4.2经典阅读空间

经典阅读是阅读推广的精髓与根本,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引导读者走近经典,爱上阅读。但是,目前国内只有少部分图书馆建立了经典阅读室等经典阅读空间,其遇到的阻碍无外乎经费和人员两种:经典阅读空间的建立需要改造空间和基础设施、购买经典藏书,重新布局内部装饰,空间建立以后,更需要专业教师进行导读,Я於琳吡炻跃典的魅力,使其克服对于经典内容艰深的畏惧。凡此种种,都需要大量经费与人力的支持,而大部分图书馆每年获得的经费显然无法支持这一工程,所以需要通过众筹的方式集众人之力,让经典阅读有所依托、顺利开展,同时也为图书馆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做了免费宣传,聚拢了人气。

3.4.3图书共读

图书共读是近两年图书馆开展比较多的一项活动,利用众筹阅读极高的交互性,以一本书为主体聚集读者,相互交流和分享,互相促进和激励,养成坚持读书的良好习惯。共读活动的众筹方式有两种,一种筹集的是大家共同参与的意愿,并无经济利益在内,依靠互相监督和鼓励完成众筹阅读,目前大多数图书馆开展的共读均是这种形式;另一种是有实际利益反馈的共读,即参与共读的读者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如果不能完成阅读任务,没有坚持到底,则押金不予返还,由其余坚持到最后的其他人均分。这种共读方式制约性更强,效果也更好,但因涉及经济利益,与阅读本身的公益性不符,目前已经少有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