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同发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协同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根据经济区的同质性和集聚性特征，区域经济可分为同质性经济区和异质性经济区或极化性经济区(陈秀山、张可云，2003)。随后，同质性和极化(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被许多国家在对经济区进行划分时采用。两相比较而言，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更具有竞争性(孙红玲，2012)，而以集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则更需要加强以区域互补和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合作。(一)同质性划分思想同质性划分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同质经济区依据区域之间的某一种或某一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经济问题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进行划分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是采用同质区域方法进行划分的同质区域经济。同质经济区的“匀质”特征具有相对性。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中国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区域);在具体区划实践中，也按照发达程度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区域经济板块划分中，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被广泛接受，国家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并产生良好政策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同质区域的划分方法，在认识经济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点时，忽视了经济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异质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性和内聚性。而且划分时往往照顾到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间连续性(杨开忠，姜玲，2010)。如果舍弃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关注区域内的差异性，那么区域内的经济板块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区域，属于同质区域。但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也是有较大空间差异的，有发展水平较高、集聚程度较强的城市经济板块，也有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经济板块。因而，对同质经济区的“匀质区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二)集聚性划分思想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内在经济功能联系的经济区，是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区域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极化经济区是以在某种区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团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内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构成(刘本盛，2009)，对这种区域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组成极化区各部分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强调的是区域内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和内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构(郝寿义，安虎森，1999):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不同行业按其内在的相关性共占同一区位而相邻、相互影响，以至共同发展，具有一种在共同利益或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内聚力。极化经济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空间过程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从空间状态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聂华林、王成勇，2006)。极化经济区形成的关键机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两种经济区划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应根据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来确定。经济区划不是目的，而仅是识别特定经济区域、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必要手段，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而加以调整。

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四、政策启示

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

从概念层面分析，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指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各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各个区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客观公正，通过内部子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推动相互协作，实现整体发展。

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

协同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独立进行，任何一个区域想要获得长远稳定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维持，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各个区域的高度自主性，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行强化和巩固；三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满足客观事实，不能盲目进行，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提升经济运作效率[1]。协同理论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想要真正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明确和完善，就必须做好全面细致的分析，尊重驱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序参量，提升驱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

1.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自然资源、技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共同构成了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在区域经济协同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演化阶段所对应的区域比较优势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初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为核心层、中心层和层的静态比较优势，高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应性变动，属于动态比较优势，能够依照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效率要求，对子区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即时调整。（2）资源向知识的转变。资源型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知识型比较优势则是通过能够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高级要素，如信息、技术、经验等，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相比，高级要素和核心带动作用更强。同时，在初级阶段，区域经济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资源进行产品的开发，比较优势的核心是自然资源，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需要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改善；在中级阶段，依靠区域比较优势，各个区域都加强了对于产业分工的重视，加强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了经济发展结构的持续调整，使得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作用逐渐被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所取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级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稳定，需要做好发展要素的合理规划和配置，形成区域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确保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大大增强。2.区域经济联系。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度和能量损耗直接决定了其演化阶段，对应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整体层面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强度的提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和牢固，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损耗的降低，区域经济联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损耗也越少，实现了对于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合理，逐渐由初级协同向着高级协同的方向转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越发显著。如果区域逐渐能够形成完全通畅的要素流动，则不仅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降低能量损耗，还可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高度整合，完成协同跃升[4]。3.区域产业分工。在演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分工呈现出几个比较显著的特诊，一是持续优化的分工模式，从原本的杂乱无章变为规则有序，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续增加的子系统数量，各个区域基本上都开始融入到了大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中，需要明确的是，子系统始终都处于大区域产业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产业分工的情况；三是持续弱化的个体特征。与网络整体不而言，子系统的个体特征在产业分工过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体效率[5]。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

针对上述三种主要驱动因素，虽然明确了其各自的演变特征和动态作用机理，但是从构建完善驱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统序参量的识别问题。1.驱动因素间的序参量识别。三种驱动因素都可能成为系统序参量，而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系统序参量会出现动态变化，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规律。在初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产业分工也没有形成，子系统个体特征显著，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子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在这个阶段，系统序参量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中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个体特征持续减弱，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在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也使得系统序参量产生了动态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序参量相对模糊，既可能是区域经济联系，也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驱动因素的融合。在高级协同阶段，经济子系统的区域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区域经济联系也得到了强化，区域产业分工成为了系统序参量，这也是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关键驱动[6]。2.驱动因素间的协同作用。伴随着区域经济协同阶段的变化，系统序参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而无论系统序参量是三种驱动因素中的哪一种或者哪几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始终是实现序参量与相关变量可靠连接的重要纽带，不仅充分体现了协同学伺服原理的经济学内涵，同时也成为了决定系统协同演变的关键环节。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联系的相互促进。区域比较优势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能够推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联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区域经济联系又会反过来锐化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要素的交流主要用来商品贸易，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个区域会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相互引导。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使得反馈的数据量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必要的引导工作，实现对经济系统的优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7]。不仅如此，通过对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可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实现资源的科学分配，对子系统的要素流动可以得到持续改进，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共同升级和转变。（3）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的相互依托。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是相互提托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则是前者的依据。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想要切实提升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区域比较优势为依托，确保其能够参与到产业分工中，使得区域在经济系统中发挥出最为高效的节点作用，而保证节点的稳定性，则是实现大区域经济系统高效性的关键。区域产业分工可以为节点的规划设置提供指导，并且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保障。可以说，区域产业分工和区域比较优势互为基础，相互依托[8]。

总而言之，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完善的驱动机制，针对不同的协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发展初期，应该强调区域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期，应该完善要素流动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构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发展后期，应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同的区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产业转移模式，从改进大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出发，构建区域间产业协调机制。

作者:梁卫平 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莹.基于哈肯模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

[2]孙菲，罗杰，王梓群，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驱动机制研究[J].价值工程，2013，(35)：1-2.

[3]李琳，刘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5，(5)：67-73.

[4]张燕.产业协调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6，(12X)：14-15.

[5]杨玉梅，杨俊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行政运行机制探析[J].改革与战略，2011，(10)：106-108.

[6]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148.

篇3

序参量选取协同学理论是194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创立的，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协同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有机联系、协作和配合，自发地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而决定系统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的变量称为序参量，它是描述系统的宏观行为并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的参数变量［10］。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的运作涉及到运输、仓储、配送、港口装卸、包装加工、商检、海关监管、信息交换等供应链服务的各个环节，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科学统一的统计体系。从港口物流的功能出发，本文选取港口集装箱吞吐量(φs1)和货物吞吐量作为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的序参量指标，他们不仅反映了港口规模状况和经营状况，而且可以衡量港口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此外，基于重庆保税港区独特的空港+水港模式，将货物吞吐量序参量细分为空港货物吞吐量(φs2)和水港货物吞吐量(φs3)两个指标。至于区域经济系统，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φe1)、工业生产总值(φe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φe3)、进出口总额(φe4)和固定资产投资(φe5)等具有权威性且得到专家广泛认可的序参量指标。由式(3)可知，U∈(0，1)，且U越大，复合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模型同时考虑了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发展程度，当一个子系统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大，另一个子系统有序度涨幅不大甚至降低时，整个系统的协同状态较低或者根本不协同。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定量分析复合系统的协同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保税港区年度统计资料，见表1、表2。表中的上、下限指标值分别取2008—2013年各项指标的相应数值。为了弱化数据计量单位不同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首先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评价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的矩阵表达结果如下。

(二)子系统评价指标的赋权在计算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之前，需要合理赋予各序参量指标不同的权重。本文采用常用的客观赋权法、CRITIC法来确定各序参量指标的权重，CRITIC法的基本原理为。如图1所示，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区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协同状态(C＞0)，但复合系统协同度不高，系统协同度平均值不到0．2，系统协同度最大值为0．26219，最小值为0．0527，波动较为平稳。此外，区域经济系统有序度大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有序度，说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系统有序化发展程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结论

篇4

[关键词]：沈阳经济区 产业集群 协同创新；

沈阳经济区是2010年4月6日获批的我国第八个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以沈阳为核心的八个辽宁中部城市。其中，沈阳、抚顺和鞍山经济发展态势较好，而辽阳、阜新和铁岭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要以协调发展作为主要发展战略，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以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因此，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取决于区域内优势产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区域内的潜在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产业协调发展对沈阳经济区的意义

在沈阳经济区内大力发展其优势产业，用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明确优势产业的成长路径，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政府少走弯路，合理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使优势产业的内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二、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分析

沈阳经济区产业基础较好，各个城市都已经具有了自身的优势产业，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和共赢，使得整个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根《辽宁统计年鉴（2015）》、《沈阳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信息网

通过定量分析，横向比较2014年沈阳经济区产值及三大产业结构可以发现，总体来说8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的排序都是为二、三、一，但其比重中存在明显差异。营口近几年依靠港口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比重提升幅度较大。阜新、铁岭由于是我省的粮食主产地，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整个经济区内的产业结构趋同。这样的产业结构会导致各地区产业重叠，造成重复建设，通过经济区内的产业协同发展方式，可以使经济区内的产业得到优化，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把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并能够有助于产业链的延长和加深，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根据分析可以确定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以沈阳为中心，沈阳目前已经拥有了以沈阳机床、沈飞集团、北方重工、新松机器人为龙头的新型装备制造业研发、制造中心，产品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他七个城市应该积极开展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形成一个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方向。

2.生物制药产业

目前在本溪和桓仁已经建立了由辽宁成大、东北制药、天津天士力、吉林修正药业等国内知名制药企业入驻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沈阳药科大学也搬迁到本溪，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医药产业体系。

3.钢铁深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拥有鞍钢、本钢、抚顺特钢、营口新鞍钢、北钢等诸多大型钢铁企业，伴随着6年发改委钢铁企业去产能的政策，以粗钢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再具有竞争力，经济区内的钢铁企业应该客观评估自己的资源、技术优势，发展适合的钢铁产品深加工生产和特种钢材的生产，继续保持钢铁基地的优势。

4.农、林产品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在农产品方面的龙头企业沈阳辉山，铁岭坚果、菌类等农产品极具特色，阜新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并应加大力度开展休闲农业一体化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建设全国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林业产业方面新民的纸浆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带动了纸浆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5.石化产业

沈阳经济区的抚顺、辽阳是全国重要的炼化基地，在石化产品产业链方面有了延展和深入，按照国家发改委对沈阳经济区建设的配套改革意见可知当下石化产业重点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和精细化工生产为主的石化产业链。

6.汽车产业

沈阳作为自主品牌汽车华晨、合资品牌汽车华晨宝马以及上海通用北盛汽车的整车生产地，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率超过30%，在这三大品牌的带动下，诸多零配件生产企业落户沈阳，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投产使用将带动沈阳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行业。我国的专用车生产基地落户铁岭，基地内已入驻企业近百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

三、沈阳经济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1.沈阳经济区产业架构

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沈阳、大连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经济区的架构要以促进沈大高新示范区协同发展为方向，以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为目标。构建双核心、多轴线的产城融合模式。更好的发挥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的极核作用，构建城市联动体系。

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产城融合的阶段目标。例如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沈阳的中德产业园与大连金普新区可以通过城市联动的模式实现跨区域联动，形成技术上的战略联盟，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结合产业区各城市优势产业特点在城际交接带处构建特色产业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这样的轴线更具有延展性和发散性。例如在沈抚连接带发展汽车零部件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沈本城际带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园，使本溪这个资源型城市从钢铁城市转变为现代化药都。在沈阜城际带大力发展专业物流园区，为经济区第一第二产业做好物流服务。在沈辽鞍辽南连接带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园、钢铁、石化深加工的产业发展，这是经济区的支柱行业，做大做强才能具备竞争力，高科技人才的配套也尤为重要。

以沈阳为极核，兼顾与大连的战略联盟关系，在东西南北各方位都形成城际连接带的产业园区，这样的模式可以实现多城多方位的联动，达到最好的协同发展的效应，也能够加速产城融合的发展，对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会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过程中，沈阳经济区的农业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目前除铁岭和阜新外，其他六市农业比重都保持在5%左右。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基本形成，要加大对农业示范企业、农业新兴行业的规模化培育，打造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宽，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特色化。

3.调整工业布局重点发展优势产业

根据本文分析可知，沈阳经济区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和历史背景导致当前的工业各行业发展水平不均衡，虽然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优势产业不同，各地区应该认真审视自身的资源和已有的优势产业，改变重工业发展的思路，集中资源做大做强支柱产业。逐步向高附加值，高端市场迈进，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革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型产业、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4.培育具有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沈阳经济区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试验区，作为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现代服务业，则需要具备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形成的能力和特色。在金融、物流、法律、信息服务、旅游和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增加特色，实现与工业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

5.产业集群战略在发展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的应用

前文分析了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由此可形成的优势产业链，通过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产业集聚和技术集聚，延伸产业链，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形成一般产业互补的协作体系。

仍然以前文所述的优势产业为核心首先l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这是国家战略基础产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母机，科技含量高，对其他产业有联动作用，进而实现输变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石化设备的高端发展。

其次沈阳经济区的汽车产业也是颇具有潜力的产业，汽车产业对于钢铁、石化、电子等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极为明显。宝马汽车产业园这样规模化，集合程度较高的汽车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区的汽车产业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6.打造有深度、有广度的优势产业链

在制定对策时要把沈阳经济区当成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各地区政府要把整个经济区的协同发展放在首位，要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避免产业结构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关联度和互补性，形成差异发展的局面。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领域不断延展产业链条，向精深化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7.加强极核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沈阳位于沈阳经济区的极核部位，在整个经济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沈阳不仅要具有极核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具备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此，加强对沈阳的投入会对带动整个经济区的发展。加快实施人才先行的战略，这对于沈阳经济区乃至沈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篇5

关键词：协同发展；一体化；区域经济；京津冀

基金项目：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项目（14ZR06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16日

一、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渐成为制衡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而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取决于城市之间功能的有效分工与合作。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实现区域内城市的功能专业化，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强化区域内城市经济联系。因此，加强河北省政府工作的创新研究，不仅是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要求，也是实现河北省跨越式发展，形成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典范，因此目前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对区域经济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其中覃成林、姜文仙详细阐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动因，张燕、魏后凯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稳定性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范恒山对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进行总结，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另外一些学者对河北在京津冀中的定位进行分析，王盼盼与赵志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的地位进行研究，提出提升河北省经济地位的发展战略。张彦台进一步研究河北的战略定位，明确河北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具体策略。还有许多学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赵莉琴等对京津冀的物流与城市建设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陈自芳通过对比长三角区域，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刘晓辉等对京津冀中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为出发点，结合京津冀三地差异，寻求新形势下河北省加强政府工作的新路径，完善政府职能的新举措，力图为河北省政府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促进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地位的提升。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一员，一直承担着疏解京津压力，保障京津两地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人才需求的功能，但是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生态环境，河北省与京津都是相差悬殊，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突出矛盾。下面，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角度，分析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对比京津两地与河北省GDP在三大产业的比重，可见河北省在产业结构上与京津存在严重的差异。在河北省，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畸形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而京津两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由此催生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基础空缺，制约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发展方式的滞后性。在京津迅速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河北省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从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集约型发展转变困难，以高科技人才带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迟缓，创新、研发新技术，构建新型经济增长极远远落后于京津两地，吸纳京津优秀科技人才，应用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能力疲软。

再次，社会建设的不协调性。京津两地无论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环境建设、民生建设等方面都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而河北省城市建设迟缓，公共服务空缺，社会保障力度不够，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滞后造成资源、环境污染现象频发，严重影响河北省整体形象，由此造成的人才倒流、企业投资减少，导致河北省目前的不利现状。

最后，人才基础的薄弱性。由于京津在社会建设、就业前景及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越性，促进两地剧烈的人才虹吸现象，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京津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河北省却与之相反。可以说，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实现人才的均衡化。作为协同发展的意愿，制约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是人才资源的薄弱。

三、提升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地位的有效措施

根据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以下职能，助力京津冀一体化。

第一，加强政策与制度建设，破除产业壁垒，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合理的产业环境。受经济体制改革区域推进的影响，京津冀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一，这是转轨时期京津冀经济差异加剧的重要原因。因此，一致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是实现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是产业在河北省和京津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的基础。其一，加强京津与河北产业发展合作。通过把河北省与京津的相关产业联结成一个整体，发挥河北省资源与劳动力的优势，发挥京津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进行优势互补，提高综合竞争力和效益；其二，促进京津高新技术产业群向河北省转移。产业转移是河北省区域产业结构有序调整、协调发展的有效方式。同时，政府在信息提供、信贷、产权变更、职工安排等方面要给予相应的支持，使产业转移更为有序、合理。

第二，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着力推进河北省社会建设，为京津冀一体化构建统一的社会环境。社会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代表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的形象，表明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推进以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文明为主的社会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河北省形象和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且有利于河北省的人才吸引、资金吸引，缩短与京津地区的社会差距，鼓励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或企业服务于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建设，创造绿色GDP产出的现代化经济模式。另外，提升河北省与京津两地的交通系统与物流系统等基础建设，为三地的资源配置简化成本，消除三地的交流与合作的障碍。

第三，推进文化建设，提高河北省文化软实力，营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氛围。京津冀协同发展归根结就是底大力发展教育、科研事业，提高教育投入。坚持重点发展，扶持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注重人才培养，完善京津冀人才引进和合作，采取人才激励政策，吸引有志于河北省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投入到河北省各项事业中去；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形成产学研三者的有效体系，促进科学研究与实践转化的有机结合。

第四，提高河北省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是河北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力所在。首先，可以加大政策扶持，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对高新技术产业加大资金投入，实现其持续发展，确保科技投入重点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视和保障对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的投入；最后，加大教育服务力度，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体系，提供政府支持。加快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占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切实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待遇，稳定和集聚人才。

四、结束语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需要认清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主要矛盾，把握好三地经济发展的定位和趋势，从京津冀三区域的特点和差异入手，结合河北省发展现状，转变政府工作的重心，着力从资源配置、产业优化、物流重构、环境保护等角度，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覃成林，姜文仙.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J].开发研究，2011.1.

[2]张燕，魏后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U型转变及稳定性分析[J].江海学刊，2012.2.

[3]范恒山.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

[4]王盼盼.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发展战略分析[J].经济论坛，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