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5:5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现将《青岛市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青岛市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深化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保障工作人员离退休(职)后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岛市行政区域内的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按国家规定不参加地方统筹的除外)及其工作人员,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列单位中的劳动合同制工人、聘用制干部、乡镇选聘干部和经批准招用的长期顶岗临时工,仍按现行规定参加养老保险。
第三条 青岛市人事局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
青岛市和各区(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事业办公室(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机构)具体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四条 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以离退休金和退职生活费的形式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离退休(职)人员给予的基本生活保障,实行全市统筹、强制执行。
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根据其经济能力自愿参加,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单位按上月工作人员工资总额加离退休金和退职生活费之和的24%缴纳。
个人按本人上月工资总额的2%缴纳,由单位按月扣缴(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前,由单位给予补贴)。离退休(职)人员个人不缴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可根据实际收支情况,由市人事局提出意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调整。
第六条 社会保险机构为每个工作人员建立养老保险帐户和养老保险手册。养老保险手册记载单位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情况,作为工作人员离退休(职)时计发养老金的依据。
第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额结算,按月缴纳和拨付,缴拨工作同时进行。单位于每月20日前将《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申报表》、《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支付养老金申报表》及缴费工作人员、领取养老金离退休(职)人员花名册,按保险工作管理权限,报社会保险机构,办理缴费和养老金拨付手续。养老金由原工作单位按月发放。
第八条 单位应当按本办法规定预缴1个月的养老保险费作为周转金,各区(市)收取的周转金暂留区(市)使用。
第九条 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税前经费中列支。
第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项目包括:
(一)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和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办理退职人员的退职生活费;
(二)按规定统一发放的各种生活补贴、物价补贴、福利性补贴等。
未列入统筹项目的费用,仍由原单位按有关规定支付。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分级负责、适量调剂。
市南、市北、四方、李沧等四区于每月25日前,其他区(市)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日前将支付养老金后的结余部分全额上缴市社会保险机构。当月或当季收缴的保险费不足支付养老金的,可先用周转金垫付,然后由市社会保险机构适量调剂。
第十二条 市社会保险机构按收缴保险费总额的3%统一提取管理费,用于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的经费、业务开支及其他必需的费用;不足部分编制预算,经市财政部门同意后暂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专户储存,银行按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并入基金专户。结余部分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
第十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并接受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及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不计征税费。
第十五条 社会保险机构应当定期对所属投保单位上缴和下拨养老保险金情况进行审核和检查。对逾期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按日加收欠缴金额5‰的滞纳金,滞纳金转入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对弄虚作假、少缴冒领的,除补缴不足额和追回多领额外,并处以非法所得额2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单位对达到国家法定离退休(职)条件的工作人员办理离退休(职)手续时,须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审批表》,连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职)审批表》、本人档案、《养老保险手册》及居民身份证等有关材料,按保险工作管理权限报社会保险机构审核后,再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报批。凡违反国家规定及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离退休(职)的人员,社会保险机构不予支付养老金。
第十七条 集体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青岛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关键词】经济管理;社会资源;资源优化配置;意义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产品和劳动交换场所、以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和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存在错综复杂、 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的矛盾体系, 这些矛盾体系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影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这些矛盾互相联系、 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 共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真正认识这些矛盾体系, 才能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现代市场经济矛盾体系的内容包括: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有制结构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矛盾,等。产权矛盾和所有制矛盾属体制性矛盾,在体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研究这些矛盾缺乏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只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分析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现代市场经济运动中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探讨经济管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
二、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分析
(一)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 资源配置存在此多彼少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特点在于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 内有追求利润的动力,外有竞争的压力, 并在优胜劣汰中形成一种社会强制。这种特点必然产生社会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目标这两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1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矛盾。政府按计划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矛盾具体表现在: 一是市场和计划双轨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计划性配置仍很多, 旧的计划经济烙印很深, 政府迷恋权力并习惯于计划调控, 对以市场调控经济的方式、 方法不认识或者认识不够, 甚至有时是有意识拒绝由市场调控经济的运行。市场调控就意味着政府权力的丧失,中国在加入 WTO 的过程中, 反对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 因为一旦加入 WTO,就必须按照WTO 规则和市场规则办事, 社会资源配置就应以市场配置为主, 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就没有计划的特权。这一例子充分说明市场和计划之间矛盾的严重性; 二是市场与现行政策的矛盾。市场的调控是即时的, 而现行政策是根据制定政策时的实际状况制定的, 不可能完全反映现时的市场状况, 无法像市场那样即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当然市场调控也有局限性, 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 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 当“市场失灵”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三是市场规律和现行政策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支配市场的是市场规律, 市场规律是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发挥作用的,而政府在制定现行政策时,考虑最多的是社会的整体需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执行现行政策和抓住发展机遇的矛盾。作为经济行为主体, 其经济行为必须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而市场经济中又有很多商机与现行政策的利益取向不相一致。
2、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目标的矛盾,资源配置目标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兼顾公平。市场经济存在竞争规律, 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竞争的参与者, 竞争规律遵循优胜劣汰,才能体现效率和发展生产力。公平是每个人的天生要求,任何人都要求在任何方面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只有公平, 社会才会稳定, 效率才有保证, 经济发展也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显然,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所要求的效率第一, 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二) 经济运行过程的内在矛盾
市场经济中,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内在矛盾,主要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
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总量上的均衡与失衡、 结构上的均衡与失衡之间的矛盾。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总量上和结构上处于均衡状态,国民经济就能平衡发展,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通缩或通胀”等经济发展局面, 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相对的、 暂时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 只有当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时, 经济才会出现波动, 成为经济萧条或膨胀的根源。无论是哪种情况, 作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的政府都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 以达到经济的平衡发展或朝政府所需要的目标运行。
2、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市场的运作和变动是有周期性的, 有高峰有低谷。市场变动瞬息万变,信息的流进流出、 供求关系的变化、 商品价格的升降、 消费者偏爱的改变、 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在随时随地发生变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也影响市场的变动, 这些变动使市场变动呈现周期性。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之间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另一方面市场变动周期要求市场主体的素质相应地即时发生变化,而市场主体素质的变化需要一个缓慢式、 长期式的学习积累过程, 市场主体素质的改变相对于市场变动是滞后的,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三、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管理
资源优化配置指的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资源使用,其着眼点在于“优化”,它既包括企业内部的人、财、 物、科技、信息等资源的使用和安排的优化,也包括社会范围内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优化。 资源配置是否优化,其标准主要是看资源的使用是否带来了生产的高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一般说来,那些在同行业中科技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劣势企业,会因其产品和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而遭淘汰。因此,从资源使用这个角度看,归根到底是看有没有实现生产的高效率、高效益。
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靠的是市场途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发性的特点和优点,它能够自发地实现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促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内部的优化配置,调节社会资源向优化配置的企业集中,进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由于市场调节作用的有限性使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因此,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供求的总量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环境等,必然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而在企业内部,部门或地区资源的合理使用,则主要是由市场途径来实现的。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也促进企业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优化资产结构,形成合理的创新机制,从而在微观的企业,部门或地区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合理配置为前提,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运用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投入到某种产品生产的资源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投入到其他产品生产的这种资源的减少,因此,人们被迫在多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使用方式中,选择较优一种,以达到社会的最高效率和消费者,企业及社会利益的最大满足。从这个意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追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争取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历程。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之间大体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的调节,国家宏观调控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总量控制,重大结构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有限的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四、意义与启示
1、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通过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的研究, 使我们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矛盾关系和各种矛盾的运行规律, 这对于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具有关键的作用。
2、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做实践指导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是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的, 解决好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抓住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中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正视市场的各种矛盾, 辩证分析各种矛盾,遵循矛盾的发展规律, 掌握好解决矛盾的方法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及时调整矛盾双方, 使矛盾双方协调统一发展。这种方法对于指导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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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玲敏,女,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新西路支行客户部经理,经济师
杜丹,男,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市团校)财经管理系教研室主任,讲师
关键词:医学人文资源观;本质;内容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66-02
一、医学人文资源观的本质
医学人文资源观就是指人们对医学人文资源的形成、形态、功能及发展的基本看法,是一种在医学人文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决定着人们对待医学人文资源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倾向的主观认识。这一界定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它是人们对医学人文资源的一种主观评价和态度。作为一种主观认知,在对待医学人文资源的种类、数量、性质、范围、功能和前景等问题上由于人们的价值观不同、认知水平的差异,因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有的人只看到它的经济价值,有的人只看到它的人文价值,这两种人都不是辩证的态度。
文化和经济是互动的,我们利用景观性资源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包括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优化环境,繁荣文化,二者要兼顾起来,不要偏废。
第二,它是在医学人文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医学人文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医学人文资源开发利用的延伸而不断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并且这种反映要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倘若医学人文资源在范围、种类和功能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们关于资源的这些认识还没有变化,这样就会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势必影响医学人文教育资源功能的发挥。
概言之,医学人资源观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力量,即制约着人们对待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的基本态度,也决定着人们对待医学人文资源的行为倾向。观念是行为的前提和指针,观念的力量是医学人文资源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二、医学人文教育教育资源观的内容
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就内容上看,它包括观念、内容、手段和体制等方面,其中观念的发展和创新是前提,观念的发展和创新是医学人文资源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医学人文资源观是人们对医学人文资源的总体看法,它由以下有关资源存在、资源功能和资源运动变化的观念所构成:
(一)整体观,优化人文资源结构,不断提高其综合利用率
一般来说,教育者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直接碰到和运用的总是个别而具体的资源形态,然而,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无论哪种资源形态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同其他与之相关的的资源形态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资源的整体性。首先,医学人文资源的生成是相互依赖的。各种资源形态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没有哪一种资源形态可以孤立的生成。社会资源形态的生成离不开相应的自然环境形态,自然资源形态的生成也受制于社会环境形态。其次,医学人文资源的存在是相互支撑的。自然是一个整体,社会是一个整体,自然和社会又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这是人类活动包括医学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宏观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具体的资源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医学人文具体资源的效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其他相关资源作为条件或环境,或者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医学人文资源的整体性观念要求教育者在开发利用某种具体资源形态时,要把它放到更大的资源形态中去认识,既要认识这种具体资源的特性,还要揭示不同资源形态之间的联系,在开发利用中树立起资源的连带观念,促进资源之间的连锁反应和良性互动,从而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二)开放观,推动医学人文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医学人文资源的开放观念,是指对医学人文资源功能开放性的认识,并将其运用到医学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来。
首先,医学人文资源内部各形态各品类之间的开放性。在开发利用医学人文自然资源时,会借助于社会资源中的科技、知识、文化、精神和信息等资源形态的协作和配合。同样,在开发利用社会资源中的文化、精神、知识等资源形态时,也要利用自然资源中各种有形的物质性资源形态的基础性作用。医学人文资源形态之间的这种开放性质,为教育者综合开发利用各种具体资源形态提供了可能。
其次,同一种医学人文资源功能的开放性。这表现在医学人文资源教育功能程度上形成一种系列,一种不断被深入开发利用的功能之间的开放性质。任何一种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的功能都不是静止的,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扩展不仅有广度上的,也有深度上的。比如,从认知性人文教育到情景性人文教育的发展,从灌输性人文教育到对话性、体验性人文教育发展等。总之,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的功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育者在开发利用时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既要有量的相加,也要有质的整合,从而发挥资源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功能。
(三)发展观,加大力度,提高医学人文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教育者开发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医学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例外,不仅其品类、数量、规模在发展着,而且其功能也在发展着。
首先,从数量上看,医学人文资源的具体形态在扩展和增加,它已经由古代单纯的自然资源发展到近代的资本、人力、科技以及现代的知识、信息等要素构成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还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医学人文资源形态。
其次,从质量来看,医学人文资源结构在升级和优化。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工作者能动性的配置和利用,医学人文资源的整体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功效不断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观决定着医学人文资源的发展观。医学人文教育不仅宏观上要保持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而且微观上其内部各形态、各要素之间也要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辨证观,统筹兼顾,实现医学人文资源的良性循环
从医学人文资源运行过程的属性分析,它体现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首先,医学人文资源形式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有形资源是指可以为人们所感知的那些物质形式的资源;无形资源是指那些不能或难以为人们所感知的非物质形式的资源。这种以资源存在形式为标准对医学人文资源所做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精神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促进物质资源的增长,而物质资源的增长又可以促进精神资源的开发利用。
其次,医学人文资源教育功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医学人文资源的功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资源的功能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历史的看,一种资源的功能会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得以开发利用,其功能又是不断发展着的,所以又具有无限性。这就是医学人文资源功能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再次,医学人文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具有消耗性,是不可再生的,而精神资源等具有非消耗性,可以重复利用,是可再生的。在实际运用中,要二者兼顾,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闲置。
最后,医学人文资源利用结果的双重性。教育者在开发利用医学人文资源时,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得当,就能做到利用资源功能和保护资源的有机统一;反之,不仅开发利用不了资源应有的功能,甚至资源本身也会被人为地破坏。
(五)效益观,增强成本意识,实现医学人文资源效益最大化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关键词:经济增长偏好出口偏好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概念定义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他认为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可以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大学生虽然在知识层面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还明显不足。如果说教育是为了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建立、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本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则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核心价值所在。
社会资本不是天然存在可轻易为己所用的,而是需要经过后天的发掘和培育才能获得。所以,让大学生认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教他们去建立、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以顺利完成社会化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应视为社会、高校及学生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那么,社会资本将怎样运作才能有益于三方,使三方的合作具有可持续性并共同获益呢?布尔迪厄曾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完全是自然赋予的,需要投资于团体关系制度化的战略来加以构建。那么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由学校为学生争取大量实践岗位,加强学生与社会的交流,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就成为一条可行之路。
下面,我将对大学生社会资本占有情况作一个简单分析:
大学阶段的社会化对大学生而言非常关键,其社会化效果将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然而社会化不充分成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社会资源占有程度差异较大。社会资源主要指家庭环境、父母背景、人际关系、信息摄入、所处平台及发展机会等要素。就大学生自身而言,他们通过自己能积累和调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家庭及父母所提供的支撑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大小。这部分学生缺乏社会资源对他们的支持,社会化进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社会资源占有充分的同学相比,他们的适应性、反应速度、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较为低下。
大学生主动社会化的意识欠缺。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会涉及一系列个人、群体和机构,经历大量的事件及磨练。这与对大学生活定义为自由、安逸、舒适、愉悦的大学生的设定不符。作为当代大学生,一方面希望被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和尊重,一方面又拒绝成长,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对成长和竞争的排斥和回避。这样的抵触情绪对社会化进程起到了不利作用。
社会化途径单一。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社会活动基本局限在校园范围内,社交面狭窄,与社会的联接点较少。大学生受到的教育在主体上还仅仅局限于德育教育和专业教育。所以在与社会接轨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造成自我认可度急剧下降,也让用人单位提升职前培训成本,大感头疼。大学生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与用人单位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形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化,加强学生个人素质及社会适应能力固然是一方面,社会对成长中的大学生的接纳、社会力量的介入、社会资源的供给同样是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社会化的最有力的支撑。
所以,社会实践作为联接大学生与社会的有效途径,起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和加强:
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进行准确自我定位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尝试,是大学生与社会的尝试性联接。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可以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素质能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印证。通过检验,大学生一方面可以加深对社会实际需求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补足。这样的角色预演,让大学生不断修正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判断,也通过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而进行重新自我认识和评估,对于社会对人才需求做出积极反应,为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建立、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本
相对社会而言,大学校园较为封闭,文化相对单一,人际关系比较单纯。社会实践的多样性能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文化,接触并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对于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和提升是非常有利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将专业知识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并接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断适应、自我调整、破除原先的观念和偏见,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使其对社会资本的建立、整合和运用渐渐成为本能。
社会实践有助于学生对社会需求做出积极反应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需要具备多重群体身份及多种职业技能。大学生过于单一的社会角色将对其职业技能产生极大的局限性。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社会资源得以重新组合,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共享”,对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不足而导致机会不均等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会不自觉地扮演更多的社会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个人能力显著提升,社会化进程得以加速,对社会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社会参与程度对大学生社会化质量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希望学校、社会、学生能更积极参与到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之中,建立长效机制,共同作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 吕富媛,吕富彪.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路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49-52.
[2] 龚涛,徐建军.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10(4):87-90.
[3] 杨立鹏.社会实践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作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3.
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保障公共安全是当前我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如何开展危机管理则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日益壮大的第三部门则成为政府治理危机的有力助手。汶川地震之后,第三部门发表联合救灾声明,一方面凝聚了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达成统一行动,另一方面集中了民间力量,唤起了社会各界的关心。这些第三部门的加入在抢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灾民生活和稳定灾民情绪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该如何看待第三部门参与危机管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呢?
一、第三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条件和优势
第三部门之所以能如此迅速、有效的进行危机救援工作,其前提是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变革,服务型政府重视社会、公民对政府的主体地位,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摒弃传统的官僚制式的社会管制型政府理念,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这为第三部门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得第三部门更多的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成为可能。无论是在危机发生之前或爆发之后,第三部门都发挥着积极地作用,弥补了政府的不足,提高其效率。
第三部门具有的优势使其得以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一方面传导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反映民众诉求。第三部门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其工作一般倾向基层化,能近距离地接触到受灾群众,及时了解到灾区现实需要,有利于有针对性开展重建工作;二是第三部门一般都是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机构或团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工作经验,能够为灾区重建工作提供有效的专业服务;三是开展活动速度快、周期性短,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能够较好地克服灾区建设中各种变化导致的困难;四是活动具有细致化的特点,能够补充政府因职能的综合性与宏观性,以及掌握的资源有限而导致的在重建工作中无法面面俱到的不足等等。
二、第三部门参与危机管理发挥的作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政府管理存在的有限性和失灵现象使得第三部门的参与意义重大。由于政府功能的有限性,一方面缺乏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受制于有限的人力资源,加上政府体制上的程序繁琐性,使得信息搜集以及传达存在迟滞。因而构建服务型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要求政府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移交给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以其非营利性、服务性、组织性、自愿性等特点,成为政府理想的合作者以及政府分离出去的职能的承担者。
第三部门的作用除了危机发生后的救助工作,一些专业性的组织还在危机之前提供预警。第三部门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专业优势和志愿性,很好的弥补政府在预警上的空缺。发端于公民社会的第三部门拥有广泛的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在危机潜伏时期能够大量收集信息,是预示社会风险的一道重要屏障;与危机管理相关的第三部门组织往往都有强大的专业化队伍,其组织成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促使其投入到危机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基层社区、社团、公益组织等第三部门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地反映危机信息,以协助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为危机管理系统中信息传递架设了另一座桥梁。因此在危机发生之前,第三部门很好的担当了危机隐患的发现者和预防者。
在危机管理中,政府部门应该始终是核心和中枢,起到统一调配、中央指挥的作用。服务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要关注民本政府的建设,即重视民众的作用,发挥民众的力量。然而基于政府自身的权威性,在民意的传达上缺乏健全的机制,因而来自基层社区的第三部门,代表民众的利益,能更好的把民众各方面的诉求表达出来,从而架构起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汶川地震之后,第三部门组织联合声明的发表便体现了这点。此外,在危机处理过程中,针对资金的筹集、人员的调配以及物资的运输,政府总体上起着总揽大局的作用,但从事实层面上来考虑,政府不是“全能的”。服务型政府是有效的政府,但这种有效性要求其转变部分职能并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即有效的利用社会第三部门的协助,开展危机管理工作。
在危机发生之时,整个社会遭受到了破坏,资源严重不足,政府因为其资源汲取能力受限而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危机处理。第三部门的公益性宗旨使得它能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凝聚民间资本,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其民众的力量投入到危机应对工作中;其志愿性特征可以吸引大批的志愿者加盟,作好群众疏导和后勤保障工作,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汲取方面的缺陷,同时有利于社会凝聚起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实现危机时刻社会自我管理及其与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社区;社会资本;汶川地震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31-01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对灾区进行救援活动。但在灾后救援以及目前仍在进行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 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概念,它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形象地比喻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收益的“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布迪厄(Bourdieu)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较大,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强大的地震可以将街道、财产毁灭,但人际关系网络却是毁灭不了的,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且体现于这一民众交往网络之中。无论是在应对地震的救援期间还是恢复重建期,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任、规范、共同的行为准则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便是社区社会资本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社区社会资本存在于一定的社区结构中,并为社区居民的行动提供社会资源,包括社区规范、社区信任以及社区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2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救援期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受天气恶劣,交通、通信中断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救援部队要两天甚至两天后才能到达,最佳的72小时黄金救灾时间已经过半,紧急救援难以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在汶川地震发生初期,亲友间铺天盖地的手机短信传递求救信息,便是人们在灾害发生后通过个人或群体的人际交往网络传递信息,以期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的表现。这样一种非官方的信息传播渠道便是社会资本的典型应用。林南认为,在灾害发生后,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网络来调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嵌入性资源,为自己摆脱灾害影响、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条件。在地震灾害中,社区内亲人、邻里的守望相助、互帮互救正是社区居民通过人际网络获取援助资源的方式。这时候,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已经内化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益处的社会资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各种习惯、风俗等,它们本身可以被看做社会资本,同时也可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此外,从众多地震经历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地震发生后人们会首先搜救自己的亲属、朋友、邻居、同学等。个人被救的概率与有无相熟的搜救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灾后的搜救行动中成为了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我们可以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解释被救概率与有无相熟搜救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关系的强度指人际关系的时间长度、情感亲密度、熟悉、信任程度。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越亲密、熟悉、信任,则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相熟的人会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互相搜救,这是强关系的表现;弱关系指的就是接触较少或彼此互不相识的联系。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如果社区居民平时有高信任度、高参与度,社区组织规范健全,那么社区内居民自然会相熟而产生社区凝聚力,易形成强关系网络,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的被搜救率会显著提高。这也再次证明了社区社会资本在应急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当然,社会资本并不是没有消极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谣言涌现,宣称某城市某时间将发生地震,这些谣言正是通过亲友、熟人间口头流传、手机短信等形式沿着人际关系网络传递,并且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社区内居民集中在社区广场或空地“等地震”以避免受到伤害的情况。社会资本在这里出现了负面的作用,抑制了社区发展。
3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期的作用
灾害带来的损失远不止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之类的有形破坏,更有社会资本的无形损耗。社区内人与人之间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地震中受到了损耗,尤其是由于受灾面积较为集中,“强关系”在地震中破坏严重,急需重建关系网络以得到社会支持。而基于社区内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受到冲击。地震后,一些受灾群众迁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人们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导致社区面貌、社会结构的突变。因此,震后重建中,在活动板房形成的社区范围内,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长构成了整个震后复兴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不断增进和累积,同时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社区的恢复效果。
毫无疑问,社区结构的变化使原来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半径被扩大了,扩大了的社会资本半径将更多的成员纳入进来,参与社区活动,扩大了网络规模,建立了新的互惠规则,信任的半径也随之扩大,突破了“熟人”的范围。原来社区内较高水平的熟人信任,扩展到陌生人和制度的信任层次,并且人们在灾后容易激发“利他性”行为,这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整个社区居民能更好地支持、配合民间组织以及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从而使社区能够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但社会资本不是万能的,在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它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因素,对那些高度依赖强网络关系的弱势群体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一般与受灾者本人在资源拥有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如果受灾者本人个人能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比较弱势,那么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很可能也是同样的境况,他们组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网络,很难通过非正式支持寻求到需要的资源,社会资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他们受灾后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正式支持来获取社会资源,恢复生产生活。
4 结 论
汶川地震的实例证明,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并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补充和完善。在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社会资本正是一种隐形的社会力量,它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在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资本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使组织内的成员以更合作的态度相处,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这恰好可以弥补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为政府救灾减缓压力。因此,政府应将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
参考文献:
[1]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应急准备[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
【关键词】国土资源;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1 国土资源
国土资源,是一个国家生存的物质基础,从广义上讲,领土内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总和被称之为国土资源。其中,自然资源有海洋资源、水力资源、矿藏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经济资源包括工业资源、建筑资源、农业资源等;社会资源有教育资源设施、文化资源和科技资源。从狭义上讲,管辖范围内的领土、领海、领空的所有疆域的总和。从某种角度上讲,国土资源可以被认为国家利于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的总称,例如水、气候、矿产资源等。其实,国土资源所包含的范围远小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范围是世界性的,而国土资源是一个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范围内。在我国,国土资源通常情况下取狭义的定义,就是就是国家有权管理的土地疆域。国土资源根据不同的角度来区分。以存在形式上分,国土资源分为土地资源、海洋资源、气候资源、矿物资源、水资源;以恢复条件来分,国土资源分为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可循环使用得资源;以功用的角度来分,国土资源分为作为劳动对象的矿产和植物等物料资源等;作为劳动手段的耕地、道路、水库和人们生活空间的环境资源,站在传统分类的角度上,国土资源分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又分为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从上面的分类上不难看出,国土资源的特性主要有三个:数量上的有限无限性;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开发利用的可变性。
目前,我国国土资源利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我国地广人多,人均土地占有率很低。耕地资源由于经济的发展也在日渐萎缩,优质耕地资源短缺,土地有效利用率低,存在乱占土地的情况,违规违法用地屡见不鲜,土地闲置较为严重,采矿浪费,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部分地区水资源浪费问题严重,林区分布不均匀,海洋利用率差,水面水产不均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我国应该制定符合国情的一系列决定决策,来均衡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不平衡。国土资源关系国家社会经济安全,因此对国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开发和利用是以国土资源的功能来说的,所谓的开发就是把尚未发挥出公用的那部分国土充分发挥,利用就是说进一步发挥已开发的国土。开发某一个角度上讲也是利用,因为我国未能全面发挥国土的功能,所以,开发多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国也是人口密集度高,莹白充分利国土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针策略,利用也必须加以强调。
2 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的建议
在我国,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用世界不到10%的耕地粮食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依靠矿产资源为全社会提供了95%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2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和30%以上的饮用水。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正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据初步测算,目前我国与国土资源直接相关的产业包括农业、矿业、地产业、海洋事业等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支撑度在40%左右,影响波及面达70%以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也需要合理适当的开发。首先,应该制定并颁布完善严格的土地的管理和保护制度,严禁乱占耕地,严禁违规开垦。加强对国土资源的宏观和微观调控和管理,对于商业用地,应加强管理和约束,保护耕地,杜绝铺张浪费。应该遵循大自然规律,在开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生态循环,保证生态平衡,约束管制开垦树林,采取边开垦边种植的原则,保证水土平衡,保证绿化占有率。其次,应该适当的开发海洋、淡水湖,增强均衡水产量。最后,在矿藏的开发上应该张弛有度,有据可循。
3 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建议
国土资源重在合理的利用。把国土资源充分有效利用,就是实现国计民生发展大计。我们应该从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矿藏资源重点抓起。
土地资源,在现有的土资源情况下,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合理利用当地地势,根据农作物、水产物的季节时令特性,做到土地资源的最大利用,把每一亩土地都充分合理的利用,普及科普知识,增强土地肥力促进农田装备的现代化。要继续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适合于不同土地类型和经营方式的实用机械,加大管道系统和大棚温室等固定设施在农田装备中的比重。例如栽种水稻的田地里可以撒些鱼苗养鱼;在碱度偏高的梯田种植茶叶,同时发展旅游业,让采茶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水土肥沃的地方种植水稻、小麦、油菜,在干旱高寒的土地种植玉米、高粱;对于已经没有肥力的土地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终端种植农作物,培育新的肥沃的土地提高耕地的持续生产力之后再进行种植;推行农业发展,鼓励农民购买先进农耕工具如收割机、自动翻土机,提高农耕工作效率等等。对土地进行整理,缓解用地矛盾,改善生态环境。合理的规划,将农民居住集中在城镇,工业集中在工业园区,农田集中在适度规模经营,这样的集中可以高效的充分的利用土地资源。此外,还要推行鼓励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定、实施新土地使用标准,严禁闲置土地,完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收缴办法,通过这几项措施,可以更有效的推行有效节约用地政策。在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上也应该加强,应该吧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升级为法律行为,将任何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的行文包括政府行为在内的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提高违规成本,减少违规现象的再出发生。这一系列的措施,能够实现土地利用率的优化,产物收获最大化。实现生态化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海洋资源,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海洋资源特别是公海资源的利用率是相当差的,作为世界淡水湖面积最大的国度之一,水产养殖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一资源上,应该加强沿海渔民的捕捞设备,鼓励渔民合理捕捞。使用中型捕捞船只,提高在海洋以及公海的捕捞效率,减少密集型水产养殖,平均地区的水产养殖亩,让淡水湖水产养殖均衡发展,达到生态平衡。
矿藏资源,对于一些矿产资源丰富但是条件恶劣的地区来说,应该加快发展当地经济条件,加快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高寒地区比如高原,水源以冰雪为主融化为主,在这些地区,就应该在不破坏大自然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采用调水,适度的使用冰雪水等措施来解决。这样才会有利于矿藏资源的有效开发,当然这样的开发是要有节制的,不能过度开发,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定和控制矿藏的开采,加大打击力度,从严制裁私自占有矿藏资源,过度开发矿藏的行为,保证矿藏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节约节俭。矿藏资源是历经几千年结晶而成,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要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还要有效节制,不至于一次性挥霍一空,就需要我们上到国家政策,下到采矿工人需要共同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加强知识的普及和人民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也是矿藏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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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荷花,如何合理应用国土资源[J],国土资源报,2009.11
[4]夏伦平,合理利用国土资源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J],国土资源网,2010.8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性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内部本身无法生产与创造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这些物质和能量必须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外部&&即自然环境。没有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与能量的自然环境,就没有人类社会。
2、我国现阶段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严重的制约了我国的社会的和谐发展,长期以来,大规模盲目利用生态资源,使我国的生态资源质量下降,涝、旱、沙三大灾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本文来源:文秘站 3、生态安全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我国面临不小的国际压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而急剧升高,很快会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众矢之的。我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巨大压力。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
1、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在承认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的前提条件下发展经济。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类社会的活动超出了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后使生态系统的脆弱的动态平衡已经处于显著失衡状态中。因此,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必须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承认环境容量的有限性。
2、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后,、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发展"成为发展所遵循的基本模式。
3、发展环境科技、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问题,必须发展提高环境科技水平,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改变在低下的科技水平条件下生产产生废物的观念。
4、注重公平、实行环境法治、通过实行环境法治来落实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实对环境受害者的保护。
5、培养环境文化、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徒法不足以自行",环境法治的实现依赖于培养环境保护的文化意识,在全社会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
三、科学发展观是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完全一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环境科技、实行环境法治、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居住分异;社区体育;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5-0063-04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MIAO Zhi-wen,YUE Ch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community sports in cities in China show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ports value orientation, sports consumption, sports population, sports mode, sports organization form et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we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rationally design the modes of level defined com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implement autonomic development for communities at the upper level, adopt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coexisting development for communities at the middle level, apply the mode of government supported development for communities at the low income and poor levels, and selected action specific modes of development for various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community sports;unbalanced development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住房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市场化程度骤然提升,各种层次的商品化住房小区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高档别墅区、豪华住宅小区、经济适用房等不同类型居住社区层出不穷[1]。其中住房价格成了区分购房者层次的重要标准,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实力不同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各阶层对居住社区档次选择的不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区的居住模式由改革开放之前的阶层混合式向阶层分离发展,因此产生了社区居住分异现象。居住分异的产生给新时期城市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社区体育作为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居住分异现象的影响,呈现出非均衡的态势。
1 居住分异与表现
居住分异指的是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特征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社区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因此形成一种居住空间分化甚至不同社区相互隔离的状况[2]。
以社区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者”所在社区划分为社会上层社区,上层社区居民主要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和私营企业主,社会地位大都为社会上层。将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中等收入者”所在的社区划分为社会中层社区,中层社区居民主要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等,社会地位集中在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中下层。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或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受教育程度很低者所在社区归为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社区,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社区居民社会地位属于社会下层[3]。这3种层次的社区在社区文化、资源、功能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诉讼;构建;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仲裁
经过十余年的法律宣传,中国已经进入了“诉讼万能”的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事纠纷层出不穷。面对不断增长的民事纠纷,法院的人财物现状对“诉讼爆炸”无法应对;另一方面,传统的非诉讼解纷机制则逐渐边缘化,丧失纠纷主体的信任。一些民事纷争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不断上升,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然而世界上众多国家法院之外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被广泛探索应用,并与民事诉讼相得益彰,形成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协调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现时域下,面对国家唯诉讼论的宣传、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以及法律资源有限与人民期待较高的矛盾,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缓解司法压力、更好地解决纠纷的必然路径。
一、形成“唯诉讼论”的原因
当前,从国家的宣传到百姓的实践,似乎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纠纷。诸多因素导致群众形成了“唯诉讼论”观念,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在案多人少的局面下,大量矛盾聚集在法院,很多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
(一)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我国经济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冲突复杂化、价值判断标准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当今社会由传统的重血缘、重人际的人情社会,逐渐向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纽带的利益社会转变。传统的“和为贵”、“耻讼”的观念渐渐变淡,加之媒体宣传的“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观念登峰造极,使得人们传统的价值评判失效,用法律的是非逻辑代替了传统的辩证逻辑,用是与非的一元评价思维,代替了多种元素考量与权衡的传统纠纷解决思路。另外,社会心理日益浮躁,传统的评价方式已经鲜能影响当事人的行为模式。
(二)媒体宣传因素
当前一些媒体只片面地宣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没有弘扬传统的调解、撮合、容忍等矛盾解决及排解方法。片面宣传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方法,没有宣传诉讼是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片面的宣传直接导致纠纷主体把诉讼作为定纷止争的首选或唯一手段。在很多当事人容忍度降低的心态下,直接将对方当事人诉至法院,使得矛盾升级,有些案件使诉讼由最终解决途径变为“上访的前奏”,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无限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使公权力被迫介入市民社会后受到市民社会的反弹。
(四)制度及效力因素
很多矛盾本来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在血缘社会渐渐打破、人与人信任度和容忍度降低、公权力权威性降低的情况下,很多纠纷解决机关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将矛盾往外推。还有的机关做出调解后,当事人不服,继续。法院对原处理机关的处理结果未给予必要的认可,使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及执行力受到质疑。这些做法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除法院以外的其他解决方式,使得本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成了“唯诉讼”解决。
二、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必要性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效互动、有机衔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在改革过程中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有效分离的途径,是党和国家尊重人权、重视民意、保护公民自治权利的重要方式。
(一)有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出现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矛盾凸显期,矛盾表现的形式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基于物质利益产生的矛盾增多,婚姻家庭矛盾增多,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承包与流转、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增多。这些问题或是用法律规范解决情理问题,或者法律方法解决政策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乃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冲突,发生或恶性事件。因此,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诉讼外调解的联动与协调, 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有利于克服诉讼固有的局限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固化的条文处理动态的世事,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现实社会变化及价值判断标准多元,以一维的视角难免面临多维评价的尴尬。同时,选择诉讼还面临着周期长、执行难、稳定性差等风险,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张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龃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特别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判决结果有时与当事人的预期相距甚远,有时会与当事人朴素的情理观念相矛盾,也彻底可能摧毁了纠纷主体之间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和互谅互让的美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纠纷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也增加了国家的维稳成本。
(三)有利于公民树立荣辱观念,加强内心自律
社会规范是我国传统上有效而权威的评价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评价、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人的认可、信仰施加的自律以及道德在众多价值中的至高性,这些因素对人民遇到矛盾自行调节和外力调解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时域下,一些人没有信仰,缺乏内心畏惧和自律,在面对法律规范要么合法要么非法的一元判断下,对社会规范漠然轻视。对法律规范的“赔礼道歉”、“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方式,甚至对司法机关出具的“司法意见”等手段没有羞耻感和畏惧感,难以促使其履行自身义务,形成荣辱观念,也难以阻却其再次成为诉讼争端主体。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可以借助全社会各种力量对社会矛盾调、控、疏、化,使全社会资源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多角度否定评价,引导公民树立荣辱观念,使公民内心形成行为尺度,营造诚信自律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这个权利纷争明显增多、物流人流速度加快,人与人容忍度日渐降低、纠纷种类五花八门的时代,法院和法官面临空间压力,难以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很多情况法院不能解决,但其他机关和当事人却期待法院来解决。在法院用法律不能彻底解决纠纷时,当情理和法律相龃龉时,百姓埋怨增多,涉法队伍不断膨胀,影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无人信赖,调解、仲裁等机构无人选择,行政机关的居间调解得不到执行,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构建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结合,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一)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已经形成框架,但该框架非常松散。各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衔接性不强。原来立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打补丁,各规定不能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合力,使得纠纷直接涌向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法院。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予以重构,加大人民调解力度,邻里—单位—街道—社区—司法所,层层消化,积极化解,让矛盾从群众中来,消灭在群众中;建立适当的诉讼前置程序,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和仲裁资源,利用法律、道德、利益等多元准则对矛盾进行化解;支持民间仲裁组织,形成市民社会纠纷自治,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形成对诉讼的有力补充;重视法院调解,调审分离、实行立案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执行调解等多种调解;诉讼过程中邀请民间组织、人大政协代表、陪审员等多种主体参与调解,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矛盾;适当设置效力承认制度,有些机关已经处理过的矛盾,可以适当认可,授予执行力,节约纠纷解决资源;各部门联动,相互配合,设立奖惩机制,充实调解机构和力量,国家予以支持和鼓励。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使纠纷解决资源更加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合力,共化矛盾。
(二)宣传指引
随着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非讼思想受到批判,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灌输诉讼万能,一味宣传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和不二之选,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被赋以否定性的评价。“一元钱”官司被广泛宣传,恶意购买假货索赔被贴上正义的标签。把法律视为终极的判定标准极易导致对情感、责任、道义等价值的漠视。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获利更多,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所尽义务更少,当得知可以通过毁灭或伪造证据,歪曲客观事实可以影响公权力对其行为的判断,很多人往往滥用诉讼来解决矛盾,利用诉讼本身的有限性来实现私利。其结果经常导致纠纷主体矛盾骤然升级,并将这种不良情绪带到裁判的作出和执行中。笔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有当事人说“他没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打,我又不是不履行义务”、“他也没和我商量啊”等等怨言。诉讼万能的宣传已将社会矛盾由多种途径解决引导为唯诉讼途径解决,将情理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有小纠纷变成大矛盾。大量案件涌向法院导致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在大量案件面前,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之间,法院和法官面临极大困境。由于精力财力有限,审限程序要求严格,法律对道义、情感的判断标准的不自觉排斥,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抵牾,法官难免挂一漏万,从而导致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遭到质疑,使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公权力威信降低。
因此,法律的良心—法学家,法律的从业者—法律家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媒体应当进行正确的指引和宣传,不但要宣传法律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价值,还要明示法律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对于家庭、婚姻、政策等领域的案件,法院也不是最佳解决途径,仅仅是解决途径的一种。唯此,才能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更多的生存及发挥空间,也为法院和法官腾出更多的精力成为法律的专家,正义的最终守卫者,而不是疲于奔命的工具。
(三)利益引导
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从身份到契约”,从以情感为核心到以利益为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用法经济学派学说,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引导纠纷主体通过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对纠纷进行分流。从成本上,人民调解的成本最低。通过基层组织(纠纷主体单位、居委会、司法所、妇联、消协等)耐心工作,可以将矛盾化解,收获最大的利益。仲裁的费用可以适当提升,但是快捷便利等优势使当事人综合各种因素,进行选择。行政调解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在具体事件中促成纠纷主体和解,通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互动和分配,使当事人自愿衡量成本,达成和解。诉讼的成本应当提高,提高诉讼费用,使当事人适当承担诉讼风险,在裁判过程中再将诉讼成本根据胜负情况分配给当事人。通过提高诉讼成本,分配诉讼费用,既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又能使法院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效力衔接
纠纷主体不愿选择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首先,人民调解的结果完全是依靠双方当事人意愿接受,完全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其次,行政调解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甚至连民事协议的效力也得不到确认。再次,劳动仲裁的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可能导致责任心不强,最后导致仲裁结果稳定性不高。另外,商事仲裁的结果有时得不到法院的执行,执行力变弱。这些情况导致纠纷主体直接将纠纷诉至法院。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种方式目的一致,都是想将纠纷稳妥化解。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推出矛盾,结案了事。因此各部门、各程序应有机衔接,形成通畅的纠纷解决路径。
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Portes:"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American Prospect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New York:Russell Sage Portes A,Landolt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