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答：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问：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哪些？

答：法律援助的范围确定为：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犯罪案件和追索侵权赔偿的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因公受损害请求赔偿（责任事故除外）；请求给付劳动保险金、抚恤金的；赡养协议、抚养协议公证，有关领取抚恤金、救济金的公证；公民民利受到侵犯（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被非法剥夺）的案件；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其他确需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

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和设置有哪些规定？

答：法律援助机构是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及实施本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统称“法律援助中心”，市及各区、县均应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暂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区县，由各区县司法局指定职能部门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

问：申请人应向哪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答：法律援助案件按下列原则管辖：已立案的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法律援助中心受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由申请人向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援助中心对同一案件均有管辖权的，由最初收到法律援助申请的援助中心审查、决定。

问：法律援助是一助到底吗？

答：《法律援助条例》对监督律师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

篇2

一、新刑诉法增加检察机关为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主体之一

对于法律援助的使用对象，不管是老刑诉法法还是新刑诉法的规定，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类，一种是“应当”类，只是新刑诉法的规定将各自的范围扩大了些，对于这两类主体如何启动法律援助程序，新老刑诉法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根据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法院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唯一主体，不管是“可以”类还是“应当”类，都是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当事人是被动的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是被动的执行。

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的规定则更加灵活。一是对于“可以”类的援助对象，法律规定为“应申请而启动”，即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类的法律援助对象，刑诉法则明确了不同阶段司法机关均负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同责任，即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据此，法律援助的通知主体，亦有原来的审判机关，增加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

二、法律援助制度中检察机关享有的职责

根据新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在对受援助对象进行法律援助中，检察机关应做好以下几项职责：

一是告知受援助对象并及时转交申请。根据法律援助启动程序的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也因受援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可以”类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享有告知、转交的职责，即对于符合“可以”类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应在查办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阶段、公诉案件的审查阶段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确保犯罪嫌疑人知晓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在收到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尽快将其申请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及时指派律师并函告检察机关。

二是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对于“应当”类法律援助对象，新刑诉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自己的职能阶段享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义务与责任。人民检察院具有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权力，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符合法定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检察院又是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公诉单位，公安机关承办案件侦查终结或自侦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在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享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权利，凡属于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人。

三是监督法律援助实施情况。笔者认为，基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及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当对法律援助实施情况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监督纠正。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未履行相应告知、转交、通知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相关司法机关予以纠正；二是帮助督促。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属应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形，对于因收集资料等原因而未能获得援助的，检察机关应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援助手续，并督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受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被害人及法定人、诉讼人认为相应司法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法律援助。虽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被害人。但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和被害人本身的感受不可能完全一致，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或其等同于被害人，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表达、赔偿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对公正司法逐渐丧失信心进而到多个机关上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据统计，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低，仅为百分之几，与其实际需求极不相称。所以检察机关必须重视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认真从自身职能范围加以解决。在办理公诉案件时，应主要审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是否属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委托诉讼人的情形，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办案同时应向其书面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以维护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检察机关的应对举措

（一）建立与其他各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随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检察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援助、转交申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案件将会密集增加，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密切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联系，积极探索完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存在部门之间不协调、随意性大、可为可不为的情况，只有建立一套各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的部门协作关系。笔者认为，协作机制应做到以下几个明确：明确法律援助请求权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审查各诉讼环节的告知时间及通知辩护的时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和准备材料；明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法律援助的办理流程、工作职责、履职期限和衔接程序，实现各部门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无缝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在各自职能阶段必须启动法律援助情况调查的义务等，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职责落到实处，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目的。

篇3

关键词：涉罪未成年人；辩护；法律援助；监督；司法救助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

[6]郑仁武.重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J].中国司法，2011，（9）.

篇4

本文作者结合多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来分析检察机关运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探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 化解社会矛盾

审查，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权利、维护法治的重要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检察职能，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司法部于1994年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05年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制度，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2013年2月4日新修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均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提出到明确到正式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索近二十年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审查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不突出，这与之前缺乏法律规定和缺少推进该制度的方式、方法有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进行了扩展，对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根据以上规定各级检察机关针对不同适用对象分别制定出适用的方式、方法，通过审查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明显提高。

一、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主要体现在新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的扩展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平等、人权和正义三个方面作为理论基础，从而确立和形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理由和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1]而法律援助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适用时间进行了扩展。

在审查阶段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意义。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符合规定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人，符合规定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二、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和方法主要表现在适用对象扩大后适用事项的增多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能够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产生多少社会矛盾的数据无从得知，但是，纵观现在的涉法、涉检上访的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的数量就可见一二。笔者曾经通过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成功的化解社会矛盾，将社会风险降为零。这是一起农民工讨要工资引发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是三名民工，讨要工资无望还被殴打，其中一人致死、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通过审查案件，笔者认为此案是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得当会引发社会矛盾、给检察工作带来舆论压力。审查后，及时通知被害人及被害人近亲属可以聘请诉讼人，便于维护其合法权益。被致死的被害人近亲属聘请了诉讼人，另外两名被害人明确表示家里无钱聘请诉讼人，如果公检法处理不公，就要上访找有权机关说理做主。在此情况下，笔者想到为这两位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到案件后，根据案件情况撰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并及时递交。之后，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律师积极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取得联系协调民事赔偿，该案一审已经生效。因为援助律师的努力和协调，两名被害人均得到民事赔偿，同时对案件的处理表示满意。这起案件是笔者所在市第一件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本案的处理结果和处理方式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原来，案件承办人如果可以细心、耐心、真心的对待当事人，一些上访、缠访的案件完全可以化解。受到这起案件的启发，包头市检察院已经与包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在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推开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作为承办具体案件的检察官，要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来分析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职能部门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关系，通过承办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研究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可以适用以下方式和方法：

1.明确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当事人。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援助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人四类人群：未成年人；盲、聋、哑；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2.扩大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申请的事项范围。除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的，可以申请获得刑事法律援助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也应当认为是符合申请条件：（1）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会引发社会矛盾或的；（2）家属反映强烈；（3）当事人要求提出聘请律师申请，家属不予支持或者无法通知到，当事人反映激烈的；（4）当事人为本市辖区以外的外来人员，当事人家属无法参加诉讼的。

3.明确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时限要求和工作流程。人民检察院在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将《法律援助告知书》交当事人。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24小时内将申请转交或告知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于3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协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材料予以申请办理。

4.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议在本辖区律师范围内招募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热心社会公益、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经验、无执业违纪记录的骨干律师，组成本辖区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建立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于为四类人群殊人群提供过服务的法援律师，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将其设为专门服务该人群的专业律师 ；对承办过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检察院公诉部门做出公正评价，将对当事人负责、能够化解矛盾的律师推荐法律援助机构作特殊备案，具有专业知识、符合专业律师条件的推荐给法律援助机构作专业律师。

5.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设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检察院公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设立服务电话，及时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申请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援助服务等事项。

6.特殊情况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先予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事项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且因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者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7.简化申请手续，对以下规定：（1）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的；（2）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已获得司法救助的；（3）农村户籍务工人员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4）现役军人及其近亲属；（5）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6）持有残疾人证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7）国家及省规定的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其他情况的七类人员，告知申请援助时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并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尽快办理。

总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让人人都能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让司法的正义不能因为个体条件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作为打击刑事犯罪一线的公诉人来说，应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出现的新变化，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职责，依法化解、减少、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注释：

[1] 基金项目：2012年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

[2]（英）丹宁勋爵，著.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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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在证据即定性方面没有争议，存有分歧的是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房某的辩护权利。回顾办案过程，2013年3月15日，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房某采取刑事拘留的时候，已经告知房某的法定人赵某（系犯罪嫌疑人母亲）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已经知晓情况，一定委托律师进行辩护。2013年3月22日，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告知房某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向检察机关表示以前没有委托辩护人，现在正准备委托辩护人。2013年5月20日，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该案件，同年5月22日，向房某送达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明确告知其依法享有获得法律帮助和辩护的权利，再次要求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委托辩护人，但是，直到2013年6月2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委托辩护人来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向上街区人民法院提讼，2013年7月18日，法院审理结束。自从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后，律师履行了法律援助相关义务，为房某辩护，有力地维护了房某的辩护权利。

对上述公检法三机关的做法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拒绝指派或表示自行委托辩护却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办案机关给予指定辩护，办案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制约。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在审查之日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院在审判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辩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为其指定辩护是侵犯未成年人委托辩护权，检察机关只应在审查阶段指定辩护。第二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检察机关发现后，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实施法律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不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工作，对前一个办案机关已经指定辩护的，后一个办案机关不再重复指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就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正确把握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行使问题，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的特殊要求和程序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判阶段是否由不同的办案机关来指定辩护人，他们之间的衔接和效力问题？二是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性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三是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和方式，以及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介入期间。

二、相关法律规定及理解

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别对待，着重强调司法保护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出庭受审并替自己辩护或自己选择律师援助，如果没有律师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律师援助。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只有这样法院的审判活动才合法有效。

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结合本国国情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立法上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对独立出来。《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第2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规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细化，第4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490条规定：“审查逮捕、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以上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有关法律规定，着力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体现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指定辩护的司法机关由原来的“人民法院”转变为现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这表明指定辩护不仅仅在审判阶段适用，更应该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而非仅在法院审判的最后阶段来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我国现行的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从法理上分析称为依职权指定辩护，即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向司法机关申请指定辩护，司法机关只要发现指定辩护的情况，都应当指定辩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准确把握诉讼程序的适用，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以达到教育未成年人认识错误，增强法制观念，重新回归社会的法律效果。

三、如何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

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提高案件质量的客观需要。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中，他的辨认能力和认知能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自行辩护，来更好地保护其诉讼权利。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又没有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很多，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

首先，在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办案的司法机关应自侦查阶段起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停止讯问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委托辩护人，如果没有委托，司法机关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指定辩护。从侦查阶段起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可以让援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

其次，在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时间应自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开始进行。在第一次讯问时指定辩护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心理需要，不仅在程序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而且在感情上也给予未成年人安慰，能够消除其恐惧心理，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最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必审查未成年人及其人的经济状况，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未满十八周岁，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检察机关如何介入并进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的职权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和法院的指定辩护进行法律监督，并对其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回到本文案例，结合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检法处理本案的做法，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指定辩护理由的正当

本案中，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意思不真实、拒绝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正当。第一，房某及法定人多次表示自己委托辩护人，但是一直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见其委托辩护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二，公安机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予以纠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三，房某及其法定人质疑检察机关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为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是一项义务，并不是个人的一种私权，可以放弃，义务的不行使，不能阻止检察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四，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房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对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已经指定辩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不再重复指定，除非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本案中，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一直到法院审理结束。如果出现前一个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指定辩护职责，后一个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为其指定辩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为房某指定辩护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没有侵犯房某及其法定人委托辩护权，而且还保护了他们辩护权的完全行使。

（二）检察机关介入指定辩护的期间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一直到2013年6月3日，案件进入审查阶段，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介入刑事诉讼，能够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防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与检察官交流意见。在进行法庭辩论时，律师因熟悉案情，能很好地行使辩护权利，而非流于形式。所以，从实体公正的角度，体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应受谴责性的不同，拥有的权利也有所差别。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未成年人不仅享有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并且应当赋予特殊保障，不再考虑未成年人个案的特殊性，酌定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而是凡是涉及到未成年犯罪人的，都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更好地行使。

（三）建立指定辩护法律监督机制

侦查阶段，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指定辩护的义务，公安机关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不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成立的，并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指定辩护，也可以自行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提供辩护。同时还要监督法院执行指定辩护的情况，对法院不履行指定辩护职责的情形及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建立程序性制裁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以使控辩双方能够真正平等，有效的参与诉讼，达到实质的控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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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都江堰市政府批准，设立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协调、组织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市司法局监督管理本市法律援助工作。

（二）市级有关部门和工、青、妇、残等群众团体应积极协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可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下实施法律援助。

（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实施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的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法律援助的形式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刑事辩护和刑事；

民事、行政诉讼；

非诉讼法律事务；

公证证明；

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法律援助的程序

法律援助程序实行“四统一”原则，即统一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统一审查，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检查。凡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必须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审查，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3、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案件材料；

5、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提交权资格的证明。

（二）市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

开庭10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中心。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证明和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异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有关单位、个人予以接待、配合。

（四）对申请公证法律援助事项的条件审查，由法律援助中心与公证处共同决定。

（五）经审查，不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人。

（六）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按各律师事务所注册人数依次向律师事务所分派刑事法律援助任务。

一般民事案件，结合区域和各法律服务机构实际情况分派。

（七）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援助事项办结后，应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结案报告。

五、法律援助资金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政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建立经费保障制度，业务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并专款专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六、法律责任

（一）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都应按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心尽责，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不得疏于应履行的职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终止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建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的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法律援助中心批准，承办人员可以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员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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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概念；缺陷；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92-01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负有法律援助责任的机构和人员对需要得到法律服务而又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为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依照法律的规定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制度。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缺陷

（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认知很少

除了公检法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律师的情况以外，其他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近亲属，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对法律援助的知识和了解，不知道法律中有这样的制度，或者即使法律援助制度也不知道该如何申请，造成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当事人，失去了申请法律援助的机会。

（二）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较低

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法律年鉴》及《中国法律援助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 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年度一审判决刑事案件634953、647541.683977、701379、720666、768130、766746、779614、845714件，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分另0为67807、78602、103485、110961.118946、124217、121870、112264、113717件。①简单地按案件数量来计，在2003年到2011年间，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仅占一审刑事案件数量的14.5%左右。2

（三）我国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困难标准设置过高

由于缺乏统一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或政策依据，绝大多数地方把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定位于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工资标准。假设是以最低工资标准来定位，如果当事人的收入仅仅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不多，但其的家庭负担和开支超出收入，我们是不是就得非要按照规定把他卡死在门外，最后导致当事人没有机会接受法律的援助？另外，最低生活保障仅仅是维持一个公民正常生活的最低标准，一旦涉及纠纷，需要诉讼或者其他法律服务时必然发生正常生活开支之外的经济成本，会严重影响到公民的正常生活和基本需要，因此，以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申请的经济困难标准显然不当！

（四）刑事法律援助缺乏物质保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制约法律援助的根本问题就是经费短缺。各地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提供，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严重短缺。如果缺乏经费保障需要律师垫付办案费用，就难以有效调动律师的积极性。

三、如何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充分发挥高科技优势，做好法律援助宣传

开通法律援助中心官方网站，设立在线援助、短信援助和电话援助平台。如今社会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网络社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网查询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信息。我们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官方网站，让人们在各大搜索引擎里都能第一时间搜索到网站信息。网站上应该设有基本的问题快速智能笞案，也应当有在线的律师为其进行解答。如果设有电话援助平台或者语音平台，就可以随时在网上进行沟通，这样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还能使效率大大的提高。

（二）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经费浮动、透明支付机制

应根据当地的财政消费水平和结合其他具体情况，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律师跨区县市、跨地区和跨省办案的办案补助，具体金额各地区自己制定，并实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实报实销，公开透明的制度，避免假报多报。实际办案成本高于案件补贴的案件，由案件办理机构向案件指派机构提出申请，并附上支出费用原始凭证，经指派机构审批，据实补贴。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经费浮动、透明支付机制，有效避免援助律师白掏腰包，提高律师办案积极性，增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三）确定法律援助最低标准，逐步扩大受援助对象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但在经济审查标准上，仅仅限制在贫困线之下，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所要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应当逐步达到为所有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提供辩护这一最低限度标准，而且还要在国家政府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提供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援助服务。@尽可能的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这项制度。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网络版）

②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工作指导处副处长丁天球介绍，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

③司法部法援中心组织编译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97.

参考文献：

[1]白淑卿-宋志军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亟需完善[J]中国律师、2003（10）.

[2]左卫民.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J]中国法学、2013（1）.

[3]刘方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4]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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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 非法公民 理性规制

一、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现状透视

司法实践中，许多非法定范围内的公民承担起人的角色，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往往忽视甚至无视其法定应然规则，致使民事诉讼公民制度失却其本原样态。

一是职业性公民未退出历史舞台。职业公民是一种以牟利为目的的活动，实践中具有诸多危害。民诉法修改后，虽然对公民予以限制，但很多职业公民还是能够伪造出相关的手续来取得公民的资格， 法院对此束手无策。

二是虚构身份公民层出不穷。现行民诉法将公民人限制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所在单位、社区或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人，取消了“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因此，公民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必须符合这几种情形。而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公民人在授权委托书中虚构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身份关系的虚实法院无法核对，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只能听之任之。

三是非近亲属亲友屡见不鲜。何为近亲属，实践中把握不一，无限地扩大，甚至把“朋友”等都算入近亲属的范畴。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除此之外的其他关系不属于近亲属的范畴，虽然该规定有一定的不妥，但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用法律，因此，在实践中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必须要严格把握。

二、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成因分析

实践中非法公民现象的出现非一蹴而就，有着诸多的因素，分析如下：

（一）司法理念的偏差

与形式正义相比，法官群体更偏重于实体正义，法官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案情的结果上，而不是得出案情的过程，这就使得公民的合法与否被忽略淡化。在非法公民出现的情况下特别是当事人本人未到庭的情况下，考虑到案件的进展和案情的查明，迫不得已漠视非法公民的存在。这也反映了当前法官程序意识的碎片化、权宜性。

（二）设计理念的影响

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是民事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一定程度上具有高于法律规定的效力。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亦受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虽然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对人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有一兜底条款，即“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该条款的规定看似决定权在于法院，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被法院许可。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公民的范围予以修改，但是侧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民事诉讼设计理念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当事人仍然可以委托法律规定的非法律专业人士作为人。这就为非法公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法律规定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人必须与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关系或获得相关机构的推荐，看似对公民的范围予以调整，但是人的资格条件并未明确，同时民事诉讼法对公民的审查主体、程序、方式以及惩罚措施并未规定。

（四）替代性法律服务形式的不足

目前司法所、法律援助机构等替代性法律服务部门人才匮乏、投入力度不够、服务范围狭窄，将很多虽未达到困难标准但经济条件确实窘迫的当事人拒之门外，在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无力请律师、不能得到法律援助的情况下，选择公民便成为无奈之举。

三、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理性规制

（一）建立相对强制诉讼制度

相对强制诉讼人制度介于绝对强制诉讼制度与任意诉讼制度之间，所谓绝对强制诉讼制度即只允许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案件，并且除法律规定的案件可以不委托人外，其余案件必须委托人。绝对强制诉讼制度中公民没有存在的余地，也就无所谓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任意诉讼制度则是对人毫无限制。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实行的是任意诉讼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删除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以便“将实践中一些违法变异的公民排除在外”， 但是任意诉讼制度并没有得以实质性改变。目前建立绝对强制诉讼制度显然不切实际，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折中措施，建立相对强制诉讼制度，即允许民事公民的存在，但要对民事诉讼公民人做出法律限制。

（二）完善法律规定，落实司法审查权

1、明确公民的民事案件范围。民事公民人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只要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即可，其的案件只能限定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范围内。

2、明确公民的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程序以及处罚措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公民的审查主体是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主要是书面的形式审查。在社区、单位或者人民团体推荐的人员作为诉讼人时候，建议推荐信中要注明推荐主体的联系方式，以便法院核查，否则作无效处理。法院可以在庭前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或者开庭传票的时候告知当事人这一要求，并明确责任后果。其他审查程序和方式，很多文章早有论述。

3、赋予对方当事人异议权。该权利的赋予可帮助法院发现不良公民人。但异议权不能滥用，该权利的行使必须有初步的证据予以支撑并遵循一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可参照回避事项的异议程序执行。

（三）构建以底层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服务体系

1、完善基层法律服务建设。政府应加大投入，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机构和人员不占行政、事业编制，为当事人提供义务法律咨询、诉状、代为诉讼等服务。此举能有效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减少非法公民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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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问题；前景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建立起来的必然制度，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逐渐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法律援助制度，是公民的获取法律救助的基本依据。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起步比较晚，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才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一制度的运行，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进入有法可依的法制范畴。具体来说，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个人；第三，法律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为援助对象提供刑事辩护、民事和公正咨询等。《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表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统一性，进行统一的申请和审查。而从其援助的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不仅是经济困难者可以得到法律的特别援助，在司法程序上的刑事诉讼中也有民事诉讼的。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第一，投入缺陷。首先财政拨款是一个难题，根据2006年的调查统计，我国的财政拨款人均经费为0.24左右，相对来说比较低。其次，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不足，当前我国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达到了2000万以上，农村3000万以上，残疾人6000万左右，所以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救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却远远不足。第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就目前来说，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还是欠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对法律援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所以导致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定援助条件、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上升到法律规定，才能有效的保障其应有地位。再加上民事法律的援助可诉性范围较小，《法律援助条例》与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不是完全协调，就不能较好的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诉讼程序。第三，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有待加强。法律援助的服务服务人员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构成。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不到位，法律援助虽然在学理上视为政府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是由律师承担，但是对律师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律师的积极性不高。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未来发展探索

第一，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将建立起来，并提高其立法层次。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必定是以最高法律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为基本依据，努力提高其立法层次，并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其更好的发挥实际效用。第二，建立完善的最低经费保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建立和完善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关键，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障，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保障方案，设立一项基本的办案经费。第三，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建立广大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格局。首先，强化与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群体进行配合，发挥其职能优势，全面覆盖法律援助范围，减轻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压力。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对法律援助实施状况进行反馈，加强民众监督。第四，引入合作机制，进行商业操作。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进行共同约束，形成国家财政和律师回报的双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发行法律援助的福利彩票，在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同时，也吸引公众踊跃购买，保障法律援助的资金。

综上所述，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不断完善，利用现代化的操作模式和实施方法，强化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参 考 文 献

[1]张雪峰，李海明．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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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概况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接受指派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支付的一种办案补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经费一样，具有十分重要法律地位，它们在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即：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法律援助经费应专款专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了解法律援助经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专指实施法律援助行为所需的经费，即通常所说的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广义理解则涵盖了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所需的一切费用，不仅有法律援助业务经费，还有人头费、办公费等。”可以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只是法律援助经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众多的组成部分之中只有这一部分在国务院法规中得到体现，足见其法律地位的重要。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由此可见，现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制定主要是参考办案的平均成本，而且是参考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成本；再结合各省市制定的办案补贴标准，如《山东省省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用于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的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支出的食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费用补贴。”其他省市的规定也与此基本一致。这些更加细致的规定则十分清楚地表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是针对办案成本费用进行的补助，不是奖金、也不是福利津贴，更不是法律服务费用。

（三）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来源

根据《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来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来源与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几乎是一致的，即来源于中央补助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同级财政拨款和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的社会资金。

（四）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作用

对于经常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来讲，其切身的体会就是：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给承办人员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负担的减轻，更重要的是工作负担的减轻。尽管补贴有时还会低于实际支出，但采用这种包干补贴方式后，承办人员只需从整体上控制支出，尽量节俭一些就可以啦。办案过程中不需要为收集保留各种零碎的开支票据而分心费神，从而有利于办案人员集中精力投入到援助服务当中去，有助于维护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单是一种物资补助，而且是一种积极合理的制度设计，具有体现政府责任，稳定法律援助队伍，吸引广大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等重要作用。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中的问题

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这一观点在2008年初便有学者提出并加以了充分的论证：“法律援助办案补贴问题长期以来被忽略了，至少有以下现象能够证明这一事实。一是办案补贴标准普遍偏低，有的甚至无法满足一个合格的法律服务所需的成本。二是办案补贴政策的制定出台普遍晚于案件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多数省区市都是在规定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后，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还迟迟不能出台。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执行不到位。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如此，还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对律师办案补贴进行抽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太低，常常还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而且，因各种原因所致，办案补贴不仅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反而有发放水平继续下降，波及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

三、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的原因

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未尽责任的情况虽然还有，但已经属于少数。87.9%的机构已经有了业务经费，尽管还十分有限，但也说明政府已经开始加大了支持力度，在这种条件下又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将逐渐成为主要问题，也将是今后要全力面对的问题。

对于政府拨付的并不充足的法律援助经费，本应有法律援助机构进行管理和使用，但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却借主管之权对此进行非正常节制。依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有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可是有些司法行政部门往往把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片面地等同于监督管理法律援助经费，又因为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已没有多少监管空间，所以办案补贴经费也就成了监管的主要对象，监管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合理地使用经费，而是为了挤占和挪用经费。面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质疑，有的领导往往还要求一定要以大局利益为重，一定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关系。想想也是，毕竟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经费也非常困难，再说法律援助经费以也需要主管部门的积极争取才能到位，法律援助各方面的工作更需要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紧张，致使无法集中精力发放。由于法律援助事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县区机构规范化建设程度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办公用房面积和办公办案设备配置方面，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用房面积小，全国竟还有7.5%的机构不具备办公基本条件；人员配备更是千差万别，不少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多是通过其他人员兼职来配齐人员。这些现实中的困难，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基础建设，故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挤占补贴经费；另外，在县区一级的机构中，多数没有独立的办案经费，再加上人员不足问题，往往也给实际操作带来障碍，让人无所适从，有时也就成了借口；还有就是有些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确实不高，也影响了办案补贴的发放。

四、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的建议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发放既是关系广大法律服务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又是关系广大困难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对法律援助的高度重视，政府投入的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逐渐增加。管好用好办案补贴经费既是对党和政府负责，又是对广大困难群众负责。因此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首先应建立在政府责任落实的基础之上，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还应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机制来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

本文建议将办案补贴经费列为专款专用的重点管理对象，并经过分离、集中和专折发放三个环节来逐一落实。

将办案补贴经费列为专款专用的重点管理对象，就是对于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的法律规定进行限制性解释，也就是只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进行专管；所谓分离就是将办案补贴经费从法律援助经费中彻底分离出来。在实际操作中，对没有独立办案经费的机构有必要以上一年度该机构上报的数据为基数，结合增长情况予以确定，如一个区级法律援助机构2012年上报办案补贴支出为4万元，结合20%的案件增长因素，2013年就应按5万左右进行分离，最低也要保证4万元，这样做起码可以确保2013年度的发放水平不再继续下降，同时不真实的上报数据也将得到抑制。所谓集中就是将各机构分离出来的办案补贴经费集中起来，全部提交到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进行代管和监管，因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是从上至下逐级推动才建立起来的，越往上越完善，并且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对下级机构始终是关爱有佳，中央和省级办案专款也是上级机构拨付给下级机构的，因此不用担心发生挤占、挪用下级办案经费的问题。专折发放就是借鉴中央对广大农民发放粮食补贴的做法，实行办案补贴通过专用存折的形式直接进行发放。基本做法是，基层援助机构负责本辖区援助案件的统计，确定发放对象及发放数额等工作，并按时上报；需要向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支付办案补贴时，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根据上报材料通知银行，再由银行将补贴直接拨付到该人员的专用存折上。如若这样，对于基层来讲是既减轻了工作压力，又有了充足的保障，因而有利于建立以办案为中心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而对于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来讲，无疑是增加了工作负担，虽然以后可以通过增加人员编制来分担压力，但就目前现状而言，为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上级法律援助机构也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一重任。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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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对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人员，是指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实施。

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服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市律师协会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支持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维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

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第四条 承办法律援助事务，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第五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本市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范围的;

(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六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二)因工伤请求赔偿的;

(三)请求给予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劳动报酬的;

(四)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以及残疾人追索侵权赔偿的;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七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八条 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民事、行政诉讼和仲裁;

(三)刑事辩护和刑事;

(四)非诉讼;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法律服务形式。

第十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他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有权的证明;

(二)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凭证或者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十一条 公民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受理：

(一)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市级机关或者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区级及区级以下机关或者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由所在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三)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可以由给付义务人、被请求人住所地的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也可以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对受理法律援助的管辖有争议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指定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由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三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受理的，由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法律援助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决定不予受理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四条 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十六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配合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服务过程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及其他必要的配合与协助。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收取当事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法律援助事项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中止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事项完成后及时将有关材料整理归档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遇有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服务。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示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第二十条 公民持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资金专项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不依法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不支持其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四条 因法律援助人员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向受援人追缴法律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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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援助 对象 范围 条件 案情

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提供经济和专业支持对社会定群体或个人以及特定案件进行法律诉讼提供帮助的一种法定活动。现在国家中,法律援助主要被认定为国家责任,一般而言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法律援助的主要条件和范围、援助的方式、内容、责任和保障等加以法定化。鉴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的有限性,在法律援助法律中通常都对援助的范围和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此种规定往往是基于多角度和多方面的考虑而设定。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的规定,是在原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各地已经开展法律援助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规定,并没有创造性的扩大,虽然各地政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水平的提升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改变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立法中存在的案件类型限制过多,法律援助范围过小的缺陷,重新界定并优化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不断提升我国的法律援助层次和水平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法律援助条件的界定原则

如前所述,法律援助最终服务于法治、正义和人权等核心价值,然而最为需要的恰恰是财政经济的支撑能力,因为正义等价值的实现通道是需要成本,如果在最合理的成本基础上建立起能最大程度实现上述价值的制度体系需要若干原则的指导和协调。

1.需求与能力原则

首先是使本国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一方面是它要与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和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至于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贫弱公民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法律援助权利,政府应该根据保障司法人权最低限度要求,设定相应的最低法律援助资格条件,并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扩大,逐步放宽法律援助条件。其次是考虑到公民不同法律利益保护的优先顺序,主要侧重于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基本民事权利。

2.价值排序和利益衡量原则

世界各国通常就民事法律援助在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查上较之刑事法律援助严格,申请者必须通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如果符合条件,方可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法律援助受援面主要有:一、经济困难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人群;二、刑事诉讼法以及条例规定的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援助资源紧张的条件下,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运用好法律援助条件的杠杆作用,将法律援助总需求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使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可用资源与法律援助受援面合理配置,以保证法律援助活动及时、不间断、规范化、有一定规模和保证质量地正常进行。

3.国际条约责任原则

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中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方面而言,刑事法律援助作为最低限度的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在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这部《公约》为缔约国履行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援助义务,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有两个基本相的条件:第一个是经济条件,也是最通常的条件,即申请人的收入是否低到需要法律援助的程度。申请人确无经济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第二个条件,是案情条件,也可称为“合法性”条件。对案情条件的定义各国相关规定的解释有所不同。从对各国法律援助案情条件的比较看,民事法律援助条件的标准是有弹性的,采取“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条件审查方法。主要考虑案件的合法性、诉讼的合理性、胜诉的可能性以及判决执行的可能性等因素。刑事法律援助案情条件通常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标准,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被告人一般可以得到资助。

二、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法学分析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一般性条件是指一般性对象,是指须经审查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只有在经济上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我国《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只是将经济困难的条件规定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条例》虽然在立法上提出了“经济困难标准”的概念,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只是将它授权于省级地方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法律援助特殊条件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特殊条件,是指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明文赋予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需经过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一般条件的审查即当然地获得法律援助。目前,这类法律援助特殊条件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第34条和《条例》第12条的规定中: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2、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1.法律援助对象经济条件过于严苛

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过低和不科学。几乎绝大多数地方,把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定位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或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我国要通过调查具体公民的经济真实状况是一件不易之事,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也必须充分考虑到标准的覆盖面与公民实际发生并获得法律援助案件之间的比例平衡问题,由于现行经济困难标准严重脱离了法律援助的实际要求,使得法律援助的门槛高企,再加之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狭窄,导致符合条件的公民和案件很少,以致于有的地方一年就办十几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连本来就不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居然还用不完;另一方面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却无法获得法律援助,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政府的财政投入少,是形成现行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直接原因。

2.法律援助对象涵盖面过窄

就法律援助的范围而言,《条例》的规定体现了优先保证刑事诉讼领域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的精神。对刑事案件的优先照顾,在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如美国,还有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只规定了刑事诉讼领域国家须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责任。相对而言,我国对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就非常狭窄。尽管《条例》授权地方可以补充扩大民事和行政援助案件范围,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按《条例》执行或扩大的范围依然十分有限,不愿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因而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非常的不具现实性,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全部交由地方自行解决则过于宽泛,应当由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类型化为不同的区域,达到相应区域条件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既能推动法律援助标准的提高,又能照顾到不同地区的情况的差异性。

三、优化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思路

如何扩大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实际上更多的则归结为社会意识问题和政府的责任问题。社会法治的进步和权利、责任意识的确立,是凸显“权利本位”,保证国家责任机制得以健全的根本前提。是否尽责任政府的理念确立科学的法律援助制度目标,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等整个法律援助体系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目标的实现程度,直接体现出政府责任的大小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力度。

1.经济困难标准的重构。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已是关涉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来看,就当事人的具体收入状况,扣除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扶养费用来认定公民的可动用收入,无疑将是可行的,也更能体现人性化的要求。也有人针对那些不属于法律援助对象条件,却又自身难以完全支付法律援助费用的“夹心层”,提出尝试“分担费用”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但在我国对公民收入状况难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实行这个办法无疑不具有可行性。

2.扩大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世界各国对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来看,大都不在案件类型上做过多的限制,主要是看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是否威胁到申请人或其家庭的自由、生计、安全、健康等。政府应该逐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公民援助范围,将关涉公民生存、自由、健康权利的案件尽量优先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如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交通、医疗、雇用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家庭暴力、各种劳动纠纷等。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有关于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承诺,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中也对法律援助问题作有专门规定。当今世界出现法律国际化、趋同化的倾向,因此应从立法上将外国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我国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香港居民,也包括外地来港的非香港居民。

3.拓宽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围。

目前,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规章,刑事被告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盲、聋、哑的人或者是未成年人等少数情况下,才有“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其他刑事被告只有“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相当一部分有可能被判处监禁乃至无期徒刑的刑事被告人,在申请法律援助之后仍有可能不能获得律师辩护。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前,有必要采取措施切实缩小这一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就行政案件的扩大而言,相对争议较大,就维护公民“平等的司法保护”的法律援助宗旨来讲,应无对行政诉讼不宜援助的,这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究其现实的状况而言,对于贫弱的公民给予行政案件法律援助,对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当代中国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被控有罪的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儿童有权利获得法律帮助。

4.建立援助案件的等级优先制

法律援助对象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不同层面的潜在的受援人组合而成。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赖以产生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反映在法律援助条件设定上,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层次性。由于刑事司法的处理结果所涉及的主要是人身自由及生命权,由国家预算拨付援助经费,优先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而对民事法律援助,各国重视程度不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

根据我国法律援助资源条件和社会基础条件,我国法律援助条件应该呈现层次性,在法律援助对象中确定“优先”受援人。确定“优先”的原则应按照以下顺序: 1、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对象; 2、所申请援助的事项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或生命安全权益的; 3、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事项。在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上,除了以上优先保障的考虑之外,还要针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一些群体性法律援助申请者,涉及人数众多、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事项,也应纳入优先考虑的范畴。

参考文献:

[1]陈秀丽:论和谐社会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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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农民工接受法律援助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对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大部分文献都说明了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得到法律援助，但同时也指明农民工维权即便是进入法律维权程序,也面临重重困难,常常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最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

（1）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有很多学者都提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在落实方面还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工作还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保障。“目前,全国还有160个县(区)未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已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5%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多数县区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在3人以下。这种人员现状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陈昊以及韩娟都提出，经费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阻碍法律援助工作的最大难题。冯哲提出：“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欠缺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法律援助机构及服务人员的数量及设置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案件的需要。”[9]P67（2）农民工法律援助缺乏专业性和连贯性。韩娟提出：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还没有实现人员的专业化，一些办案人员对农民工案件相关的法律不熟悉，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导致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不信任。[10]柳忠卫提出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往往办案时间长,调查取证难度大,而政府对此类案件的补助又较少,致使专业律师不愿意承接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乡镇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比较愿意接受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但却由于他们相对专业水平不精而导致援助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另外，他还提出法律援助律师有时只是办理援助案件的某个阶段,比如仅办理劳动仲裁阶段,而后续的诉讼阶段还需农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请。由于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程序的复杂性，这种不连贯的法律援助会导致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申请的畏缩。[11]（3）农民工法律援助周期长，质量堪忧。有学者提出，农民工维权时间漫长，成本过高，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也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律援助行政不作为没有具体的问责制度，导致很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援助的质量堪忧。[12]

2.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改进建议

（1）扩大投入。很多学者都建议要加大投入,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贾午光提出中央财政应在每年拨付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中和各省(区、市)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中增加专门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用于扶持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12]（2）提高质量，加强监督。在提高质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相结合的质量监控体系”。首先，在事前监督阶段，援助机构应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选派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案。其次，在事中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对办案过程跟踪检查，力争每个工作阶段的信息及时沟通。再次，在事后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进行主补贴的核发与监督案卷归档。援助机构还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13]（3）创新机制。有学者建议应该完善施援主体建设，除了传统的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法律援助机构外，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民工聚集地区，应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覆盖面。另外，可以考虑将高校纳入到法律援助机构序列之中，很多高校教师具备律师从业资格，而高校学生又有法律实践的热情与知识，其有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4]（4）建立异地协作机制。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由于农民工的流动特性，异地协作机制对于农民工维权意义重大。杨宏建议“：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文献大多局限于现行法律援助机构的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但尚无文献涉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实践和探讨。因此，本文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是否可以化解上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本文以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方面的优势，探析其是否解决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是否符合农民工特别是新时期农民工的维权特点。本文的研究途径主要是整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网站的数据库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座谈会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选取北京市、河南省和陕西省为调查点，在各调查点与当地司法局、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构召开座谈会。另外，笔者在北京市选取了三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工案件的案卷进行查阅，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欠薪和固定劳动合同的确定，笔者对其中两位受援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个案访谈。

二、研究分析

（一）新时期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总体特点

1.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环节多,周期长

据统计，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大多是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劳动争议案件。比如农民工若遭遇工伤，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有确定的劳动关系。但农民工很多情况下在非正规企业就业，没有劳动合同是很普遍的。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援助的211起工伤案件中，只有26个人有劳动合同。[15]P107要确认劳动关系就必须通过劳动仲裁，如果对劳动仲裁不服，还要经历法院的一审、二审程序，这就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其次，就算能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本身也是很大的障碍。如果是职业病患者，还要先经过职业病诊断，对诊断结论不服，还需要进行两次鉴定。而工伤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规定时限是六十个工作日，但如果中间有争议或者用人单位故意耍赖拖时间的话，往往要走好几年。因为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认定完工伤后，还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这样也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伤维权道路维艰，从发生工伤到生效判决，最短的时间3年9个月，最长达6年7个月。

2.农民工维权专业性要求高

由于农民工维权环节多，规定纷繁复杂，因此特别需要专业的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这在笔者对王师傅（受援人案例编号20130514HD-11）的访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王师傅告诉笔者，他在之前也咨询了一些其他律师，这些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没什么希望。他自己之前也买了很多相关法律书籍，但仅仅只关注于要求单位给付工伤补偿款2万多，而不知道单位让其待岗在家也需要支付补偿，更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可以要求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为其之后的长期治疗的医药费提供保障。但最后他找到了专注于劳动争议的公益律所后，专业的律师不仅为其免费的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还通过诉讼为其争取到了其他权利。笔者访谈的两个彩票公益金项目执行机构都专注于农民工劳动争议，由专职律师组成，专业性强，业务水平高，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3.农民工取证困难，成本高

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农民工往往没有工作证、工资条等证据，而登记表、出勤表等也往往保存在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手里。由于其没有劳动合同和证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尤其是司法途径，没有了上述证据，受雇单位又没有强制出庭义务，劳动仲裁机构很难确认劳动关系。而且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都是被老乡叫来的，根本不知道其雇佣单位是谁，一旦发生事故，连要求给付工伤待遇的单位都不能确定。这就需要律师多方面帮助查找梳理，多方取证，成本很高。

4.农民工争议有时具有异地性和群体性

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维权案件，有些需要跨市、跨省援助。有时，涉案农民工人数众多，比如集体讨薪案件，多以共同诉讼的形式出现，具有群体性。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现状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运行三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截至2012年12月8日，该项目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万多件，直接受益人群达226072人，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54亿元，并有100多万人获得了免费的法律咨询。彩票公益金项目三年援助的农民工案件为51117起，占项目援助案件总数的45.2%；共援助农民工97524人次，占全部援助人数的57.4％；对农民工的补贴金额为人民币8798余万元，为受援人挽回利益（经济损失）超过26亿。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实施主体有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三）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的优势

首先，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扩大了援助的对象。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标准是“经济困难”，但事实上，很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属于收入略高于经济困难标准，但又无力负担法律维权的“夹心层”。彩票公益金项目将经济标准放宽到：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经济状况可以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就扩大了援助对象。其次，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拓宽了。由于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多元性，很多维权的农民工会主动选择专业的民非机构。彩票公益金支持下的专业性民非企业，对案件就会有很精道专业的见解，也更能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基本权益。

（四）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基金的品牌效应不突出。在访谈中，受援助的对象都知道是免费获得了法律援助，对承办的单位及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非常感激，但当问及是否知道彩票公益金项目，大部分都表示不清楚。

2.项目管理没有采取基金运作模式，还是沿用了对个案进行补贴的方式，但本身基金没有项目管理费用的成本支持，也没有基金宣传的费用支持。

3.基金的扶持还没有很切合农民工案件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具有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特点。但在彩票公益金项目下，三年跨区的案件只有1808件，只占全部案件的1.7％。另外，由于劳动纠纷耗时长，工伤时间长，而基金是按季度支付，按年度申请经费，这些都会影响资金的使用。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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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政府主导

2012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政府向全民提供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并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尤其谈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而目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人数不断增多，民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不断提高，使得推进现代化视域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成为发展方向。同时，《政府采购法》和新《预算法》业已颁布，为依法治国铸造了新的台阶，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本文力图着眼于我国现有法律服务体系下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化局面，迎合转型时期社会对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各自优势，提出创设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想，并细化具体制度和规则。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而且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人们生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的法制化。总的来说，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略显雏形，但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缺陷

（一）内容方面――涵盖面狭窄

1、有效供给少，民刑不平衡

目前来看，公共法律服务能够真正实现有效供给的相对较少，且刑事与民事法律援助不平衡。根据本项目组分发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群众对民事案件的法律服务需求较大，受供求关系影响，相应的援助律师较多，而刑事案件的援助力量因需求较少而相对较为薄弱。根据调查显示，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有罪推定”等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仍然左右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思想，进而无视刑事辩护的基本理念，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受到轻视。据悉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86%均为民事案件，刑事法律援助的匮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当前，有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顶层规划相对模糊和滞后，加之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压力，一些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对其法律服务职责的履行逐渐流于形式，现行法律对律师课以无偿进行法律援助的强制义务，微薄的办理援助案件补贴也无法弥补其不能正常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缺乏可行性。因此，律师从事相关援助工作存在积极性不高，逃避义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见，律师迫于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很难尽忠职守，政府财政不能解决律师的办案经费问题成为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严重障碍[1]。

2、方式较少，主体单一

就方式而言，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大多以提供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维权指引、简单法律文书等服务为主，非诉讼法律事务如司法鉴定等受到的重视不够。以致法律援助的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法治社会中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并未充分强化社会责任。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却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合力的持久战，涉及立法、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公共法律服务的有效性不仅有赖于政府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效管理，同时也与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密不可分。同时，律师、法律工作者和能够承担一定法律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均应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完善中。

（二）体系方面――供应方

1、法律援助各主体配合不力

根据《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法律援助义务应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方履行。然而由于职责分配不明确，出现责任空白，司法实践中三家机构往往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相互推诿，怠于履行的问题，从而导致群众求助无门，举步维艰，其切身利益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公证业务与业务经常先后承接，致使当事人遭遇“一拖再拖”的境况。再者，三方缺乏沟通交流，无法形成通力合作的共同体，各主体配合不力。

2、政府购买和主体承接不规范

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中存在着以下共性问题：第一，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依据模糊，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各地都处在摸索阶段；第二，“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化”的模式冗杂，加大了违反法治原则的可能性；第三，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单一，从而可能会抬高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价格，加剧财政吃紧的状况；第四，存在买卖双方并非独立、平等关系，政府单向主导，低成本购买，职权介入的问题[2]：首先，流程缺乏确切规范，行政机关一般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关联部门开展购买服务，购买主体不独立，契约关系流于表面，购买服务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其次，政府有可能与非营利组织达成低成本交易，并凭借自己的职权达到官商联合推行垄断的后果，从而干涉市场秩序；第五，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数量少，参与度低，力量薄弱，导致受惠群体微乎其微。

（三）制度方面――标准规则滞后

1、法律援助标准不成熟

首先，法律援助标准仅包括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事项范围标准（含对象兼特定诉讼阶段及刑罚标准）和办案补贴标准。《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标准事项过于狭窄，导致不能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我们看到《法律援助条例》中授予地方权利来立法，这样会导致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各地工作以及各地工作相配合。而由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受社会经济等的影响很大，经常会发生变化，较窄的法律援助范围不能有效涵盖这些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法律问题。其次，在法律援助中规定的具体标准较低，这样会导致辩护率的下降，从而会降低法律援助提供者的个人积极性，法律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得不到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法律援助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法律援助标准的概念、构成指标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各项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在主体界定、项目实施、合同管理、绩效评估、政府购买、公开公示、监督评议等各项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缺失[3]。

2、具体管理办法缺失

对于公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制，对资格认定和资质审查方面过于宽松，导致实际援助和服务效果较差，而且在质量监管方面也存在漏洞，在提供者，怠于履行责任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惩处措施，而对于恪尽职守者也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导致整个行业运行混乱，难以良性发展。

（四）整体落实――主客观条件欠缺

1、群众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问卷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人在遇到纠纷或权力受到侵害时不会寻求法律服务进行解决，尤其是农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群众。再加上这些农村地区或者落后地区的人民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而没有对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在出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时，当地人民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会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民会选择采取公里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权利。总体而言，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广大群众自身的法律素质不高，因此法律援助服务的参与度也就不高。

2、农村法律援助资源短缺

一是表现在人才资源匮乏。问卷表明，近五分之四的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地的法律服务资源不充足，而且我国城乡发展、东西发展不平衡。相对东部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法律专业人才极度缺乏，难以满足越来越多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村当事人的需要。拿人口律师比最高的北京市为例，也存在区域律师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截至 2012 年底，北京市律师总数为 22789 人，朝阳区 10106 人，占全市律师总数的 44.35%，而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和密云等六个远郊区县律师总数仅为 225 人，律师人数最少的延庆县仅有 10 人[4]。

二是表现在援助经费短缺。在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是地方财政供给，而我们知道在大多数落后地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当地财政实力较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较弱，所以无法给予法律援助事业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当地无法正常而有效的开展起来。

3、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与农村地区的现实需求不匹配

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援助对象过窄，国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对象大多集中在城市，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未做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农村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涉足较多的是关于农民工讨薪案件，而对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土地使用权纠纷、村民自治权纠纷等案件中存在法律援助缺位的现象。

二、针对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内容――补充血液

1、进一步明确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关乎民生大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现有职能划分的基础上担负起主导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对中央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域外经验予以高度重视，积极拓宽寻求支持的渠道，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让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到地方发展规划中，防止司法行政机关不作为。

2、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应立足于便利性这一特点，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层级网络，最终形成上级对下级负责，每一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对其辖区内公共法律服务事务承担终局责任的制度。除了纵向协调，横向整合也是必要的，如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使法律服务的提供集中化高效化等。

（二）体系――构建主干

1、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基层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因而需要发挥党委、政府的统筹机能，以实现优质法律服务资源有效下沉。具体而言，包括规划好建设框架，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扩大覆盖面，完善投入保障机制，为公共法律服务可持续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目的。

2、二是联动协调机制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着力构建 “点、线、面”相结合的法律服务网络，奠定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基础[5]。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司法部门组织协调、其余行政主体各司其职、并积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的参与。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现有的律师结构，可以采取由政府聘任公职律师的方式创立一支新兴的承接主体，协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事务。另外，对于服务质量偏低的问题，根据调查，群众认为可以采取引入禁止执业期限，减少相应的服务费，投诉并另派律师等手段。与此同时，妇联、残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人民团体组织也是可以统筹的对象。

3、明定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制度

首先，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必须向多元化发展。其一，指派或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板块，以硬件升级带动软实力增长，提升服务品质。该专门机构同时也可以承担一定的监督考核职能，对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布及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其二，建立和发展公职律师队伍，同时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偿律师和社会组织的法律服务，拓宽承接主体范围。其三，可以考虑将高校的法律学会等类似组织纳入到承接者的范围中，不仅费用低廉，同时又资助和培养了未来的法律服务人才。

其次，应当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采用服务外包、合同委托等多种购买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借鉴他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专门法律，规定政府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公共服务范围、购买方式、购买资金制度、监督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6]。同时完善基金筹集制度、法律服务评价机制、参与主体的资格审查制度、财政预算制度、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配套制度。

（三）制度――设立支撑

1、立法完善

根据调查结果，群众认为，相关立法应当规定律所、公证处等实施一定数额、比例的法律援助，确定到个人。并且应要求政府将推动法律援助纳入到年度计划中，并反映在工作报告内，由人大审核。同时应当规定法院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与政、援机构双挂钩，从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政、援、法联动机制，共同推进体系建设。随着社会整体的运转和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可以由司法部结合社会上新的民事或者行政立法成果，一个地区经常发生的民事行政案件，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定期惊醒动态调整，从而达到法律援助事项，从而达到规定中的法律援助事项能与现实发展很好的衔接，基本能达到为有需求的人民都能提供法律服务的目标，从而保障公民的权益。并且，采取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法律援助事项的基本同步性，有利于各个行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相互衔接配合。

2、经验借鉴

随着办案专项经费的增加，也可以借鉴广东省的做法。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7]。其次要对《法律援助条例》中关于援助标准的各种概念和标准进行细化和进一步明确，使得相关概念更加明晰化。

（四）整体落实――达成目标

1、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初现雏形，群众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观念意识更是需要时间来得以转变。人民群众目前仍然认为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起主要作用。这样的认识无论是源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之前的单一的律师法律援助规定，还是法律援助实践，或是来自律师与法律援助的天然联系，或是《 条例》规定本身带给社会的诱导信息，都属于错误理解，都应该得到纠正[8]。因此，当前急需的时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向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民宣传法律基本知识，使他们能够认识了解和自己生活密切相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普及12348平台建设，将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各行政级别分别建立管理中心，将上级政策理念通过网络层级传递。并将各级网络同步化，实现法律服务电子化信息化。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其余电子终端设备的APP普及，从而稳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

2、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团队

首先，应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业务素质高的、适应农村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要求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要吸纳一流专家，建立一支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专家学者组成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政策理论研究队伍，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咨询[9]。动员当地的法律机构对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赤脚律师”进行法律方面的培训，提高队伍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服务能力，兵队该队伍进行定期的评估，使其成为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最后，鼓励法学专业的学生到基层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法科大学生的作用，如在法学教育中推行诊所式教育，这不仅有益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能够通过实践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经费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渠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并完善相关经费使用相关管理办法，配合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0]。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维持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合理的方案是将这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额支出事项上的支出重点提高到中央、省级财政，以使当地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11]。同时应当赋予地方上的一定税收自，在税率制定方面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而摆脱财政困境。乡镇政府还可以采取招投标的方式由各律师及其律所承揽相关工作，并组织建立专门公共法律服务公司，向社会进行融资，由律所或其他公司法人参与入股分红，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3、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

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以达到充分保证农民的权益的目的。首先，应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实行弱势群体优惠待遇政策。该群体主要包括无业人群和经济条件差的城乡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对该群体建立优先窗口是当务之急。将司法救济与法律援助融会贯通，实现各区域城乡联动机制，建立二十四小时农民工法律服务站，做到法律援助一条龙服务，为其办理服务凭证通票。其次，拓宽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除了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相关事项外，还应当增加农村地区较为广泛出现的案件为受援内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事件。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换言之，即在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能及时补救。

4、组织领导机制

根据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认为，法院应该降低申请标准，扩大应援范围，对于援助机构和政府的援助义务的履行共同担责。而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承担法律宣传和教育职能，以诉讼援助为主，辅以非讼服务功能，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行政层级协调，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各司法部门应当设立特别办公区域，用以对指挥各部门工作，日常管理，级别调控，从而推进落实完善纵向协调机制。

三、结语

目前，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在理论方面对完善措施路径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仍需要实践经验的融会结合。眼下，应当借鉴走在前列的省份区域的成果，并联系各地实际情况统筹变通，以达到推进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进程的效果。（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成果，批注号：2015-BZX-0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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