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规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的发展规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什么是直销经济发展规律？直销经济发展规律是指通过人们的直销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诸现象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直销经济发展的展现出如下规律：

一、中国直销是一种不同于“博弈经济”的“经济博弈”现象

“博弈经济”发展为“经济博弈”，是市场经济步入健康的标志。“博弈经济”的实质是，它不再以诚实守信作为信用经济的市场基础，不再以守法遵规作为法制经济的制度规范，不再以公众利益作为社会和谐的必备条件。“博弈经济”的危害必然表现在对诚信经济的公然背叛、对法制经济的公然藐视、对和谐经济的公然践踏上。传销就是“博弈经济”的真正典型。

经济博弈论是在经济领域中研究如何在冲突局势下寻求合作的最优策略的形式理论，它为分析经济中竞争与协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可操作的结构模式。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直销企业会根据给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生产和供应到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以实现最大的利润。而寡头市场的情形要比完全竞争市场复杂得多，直销企业不知道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该如何做出抉择，市场的时效性又要求直销企业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中国直销企业的“经济博弈”是在有序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经济博弈”与传销的“博弈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中国直销的“经济博弈”，是一种诚信、公开、和谐的决策过程和决策行为。

二、中国直销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经济现象

所谓人本经济，实际上是与传统的物本经济相对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前者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以人为基点，后者则是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以物为基点。中国直销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根本。一切以人的需要出发，以人的生命质量最优化为准则，自然便是中国直销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必要前提。

无论从直销企业提供的产品看，还是从直销经济活动的情况看，中国直销经济均反映了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保持人的生命质量最优化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关系。要保持人的生命质量最优化，就要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财富以满足人的物质的、精神的需求。保持人的生命质量的最优化，是中国直销经济最本质的要求。中国直销提出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创造性的重要功能的高度概括。其实人类的生存、发展、享受过程，就是一个痛苦与快乐的过程。中国直销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人的不同需要，满足人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的需求，以实现人对快乐的追求，从而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三、中国直销是一种辩证运动的经济现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一系列难题的关键“节点”。要真正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关键是要认识和处理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辩证关系。中国直销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直销正是这样一种辩证运动的经济现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

篇2

1、“一物一价”背离规律

在知识经济时代，等价交换这一工业社会的基本规范将会消失，“一物一价”的原则难以成立。如卖一万元的商品，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地点可能只以5千元出售；某企业以一百万元的价格购买某种技术，而另一家企业却要以一千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式样设计事务所对两种产品式样所花费的成本尽管相同，但一种式样以10万元价格出售，另一种式样则按2万元价格出售。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附加值（技术与文化知识含量）同生产费用没有直接联系，产品的价格主要是根据买主和卖主的“主观判断”、“主观认识”或“主观价值”、“价值判断”决定的。这类主观价值包括：对其它同类产品价格的了解，时尚影响，社会传统观念，个人偏好，广告或社会宣传工具的评价，以及评论家的评论、专家的意见，其他用户的反馈意见，个人的性格，从众心理等因素。舒适、美观、愉悦、体面、高级等主观印象，也会在商品使用价值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某种商品的价格，使其高出生产成本和价值几十倍、成百上千倍，甚至同成本没有必然联系，无法用数量进行计算。努力把带有寄生性的客观价值转化为独立的主观价值，把技术、文化与知识含量更多地装入物质产品的“容器”中，实现经济和财富的非线性增长，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交换的特有规律。

2、知识产品的边际效益规律。

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知识、技术产品价值的体现（利润）及其实现的程度必然依赖于市场。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产生之时，“物以稀为贵”，可获取高额利润。从总体上看，知识、技术使用的次数越多，体现的价值就越高。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效用会减少，而产品产量达到一定数量后，新增加的产品的物质效用便会递减。单位的使用次数获得的利润也会不断减少，直至在市场上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与此同时，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不断创新、迅速开发出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技术开发周期越来越短。

具体知识作为资源创造利润的作用将越来越容易被更高、更新的知识和技术取代。如果一家企业因发明了一项很重要的新技术而发了财，但只要其他企业发明更先进的新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很快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3、收益递增规律。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及其过渡时期，知识是除资本、劳动力以外的独立生产要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知识资源具有可重复使用、可发展、可传播、可共享的特性。企业在支付巨大的技术开发成本并取得成功后，可以在几乎不用额外投资的情况下重复利用，因此必然导致单位成本下降，收益递增。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合营等方式共享知识，达到知识的最优化利用，保持企业的持续增长与活力。新知识和技术在物质财富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厂商在市场激励下采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又必然加大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反过来刺激投资，形成收益递增的良性循环。

4、经济时间加速效应规律。

到21世纪，高速、互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的新一代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2010年前后将有10亿人使用互联网。全球范围内知识与信息的即时交流，创造出经济发展的超级速度。世界将区分出发展迅速型与发展缓慢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其中，发展迅速型经济由包括市场、银行、生产中心和实验室在内的日益扩大的全球网络组成，各个网点之间随时保持通信联系，不停地交流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数据、情报和知识。同时，它又是加速运转充满活力的“发财机器”，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节省下来的每个单位时间都比它前一个单位时间具有更高的价值，形成一种良性反馈环，并又反过来增强经济的加速效应。时间的价值愈是增加，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原料和劳动力）的价值就愈是减少。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这种发展迅速型经济发生“耦合”，就难免在未来被抛弃。

5、知识差距决定贫国与富国的差距。

知识经济将加剧知识分配和贸易中的不平等，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求购发达国家的知识成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

随着知识经济率先在发达国家产生，全球经济体系将进行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有一部分不能迅速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而且曾经抑制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的“技术壁垒”，在知识经济时代也将被加强。总之，一个国家无知识的层面愈宽，其经济发展就愈落后；与此相反，一个民族的知识越丰富，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就越高。

6、无边界经济。

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即时的传播与利用，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竞争，知识化产品全球性的生产与行销，等于使得当今全球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加强，各国经济更加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形成。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已成为一体，很难区分什么是知识领域，什么是经济领域，两者不可分开。知识经济使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构成一体化立体式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进一步缩短，科技与经济前所未有地融合为一体，科技研究完全面向生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最佳点。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生产者必须与消费者经常沟通，消费者必须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产销一体化。数字化网络的发达，促使顾客与生产者之间的中介功能淡化，以至消失。最高决策层能够同最基层的执行单位直接联系，管理层次将减少，中间组织的作用极大地减弱，并将逐渐消失。劳动智力化，要求劳动者具有丰富的知识信息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将趋于消除。通过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将融入知识经济、知识产业，三次产业的界限将被打破，社会劳动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

7、经济轻型化、软性化。

知识经济是主要领先无形资产投入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像传统工业那样要求投入大量资金、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譬如，用光纤取代铜线，用数字产品取代模拟产品，使产品的附加值成倍提高，形成以知识投入带来优化的“轻型经济”或“减少原材料的经济”。在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用吨位来衡量，几乎同100年前差不多，但它的实际价值却增长了20倍。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20世纪末美国出口同样价值的产品其平均重量只及1970年的一半。

产业结构软化现象遍及所有产业部门。由于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甚至包括宇航技术的发展，使农牧业朝着工厂化、离土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大大减少了对自然界和体力劳动的依赖。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00年，全世界农产品年增长量中将有5／6来自生物工程技术和其它技术措施，只有1／6来自耕地的增加。由于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第二产业从产品开发设计、加工制造到质量检验的整个生产过程日趋软化。大量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许多生产和经营环节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转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第三产业从以手工为主的劳动投入主导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自动化机器体系在商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自动取款机代替手工操作；电子货币、网络贸易大行其道；各类信息咨询、信息处理等专业知识和技术行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知识经济最有代表性的产业。经济发展从以劳动、资源和设备投入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阶段。

8、经济周期趋同化。

篇3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

金融业是世界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世界城市实现国际控制力的重要载体,任何城市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都离不开金融业。国际金融中心在政治、经济方面创造的巨大的价值使很多国家都在为把本国的城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断努力。上世纪70年代,除原有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开始迅速扩张外,一批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和开曼群岛)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市场迅速崛起并纷纷筹划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中处于关键地位。目前,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都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一半是首都城市,而在国内金融中心城市中更有五分之四为首都城市,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国际金融中心化”的规律。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蓝图中处于关键地位。

通过发展金融功能新区促进金融业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并由单核心模式转变为多核心模式。其中,国际金融功能核心区一般聚集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大型企业总部和金融市场交易机构;国际金融副中心区一般聚集新增的传统金融机构、新兴的创新金融机构和为金融机构服务的中介机构。例如,新兴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通常较弱,在外部冲击下很容易因经营成本等“硬约束”而搬离金融功能核心区,选择次优的副中心区经营。

发展金融功能新区有助于形成“共赢”新格局。例如,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副中心区与金融城核心区在金融服务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分布体系。按照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落户在这两个地区,在其中的金融城老区域,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增至40万。金融功能副中心区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承载力,缓解了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功能核心区造成的压力,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集聚更多的金融伴生产业。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都拥有优良的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即除金融企业外,还都有相关的共生产业和伴生产业集聚,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例如,伦敦既是国际金融业的聚集地,还是英国众多商务服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区内不仅有金融“巨鳄”,还有1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包括信用合作社、邮政储金组织、小型风险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用软件开发公司和数据集成服务公司等。

北京已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

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具体来说,是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控制、影响。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一方面,通过巨量的金融资本或资产运作,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国经济金融决策的中心,总部经济发达,拥有众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外资金融机构,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性人才,全国有近40%的金融资金清算集中在北京。2009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20.9亿元,同比增长13.5%,居北京各行业之首;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5%,居全国首位;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7%,在服务业中占比达19.1%,北京金融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等,无不具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大力发展金融业是必由之路。北京早已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未来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关键是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北京金融业发展。世界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必然要从大国首都的定位来思考和谋划长远发展,而金融业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至关重要。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北京在金融业发展中要牢固树立国际化意识和争创一流的理念,从更宽视角、更高层次谋划和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北京金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贡献能力。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首都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上的“先天”优势。从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存在的“国际金融中心化”规律来看,北京由于其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条件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作为首都,北京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凭借其拥有的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及时汇集、传递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资讯,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重要的经济与金融信息。因此,把北京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已成为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重点推进多元化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的规律来看,北京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对金融功能区金融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统筹和综合协调,突出各功能区的特点及优势,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展北京金融业发展新空间,丰富金融产业内涵。从长远来看,金融功能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金融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北京市2008年提出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建设发展布局,北京将重点推进9个功能定位互不相同的金融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努力打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北京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要在“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共生产业、伴生产业共同集聚于此。在“硬环境”方面,要合理布局发展空间,完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提供健全的产业配套环境、良好的生活服务环境和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等;在“软环境”方面,要大力推动形成开放的市场竞争、高效的政府服务、透明的产业政策、高度的人才集聚、便捷的信息应用以及和谐的社会人文等环境或条件。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通过金融创新等政策的制订促进北京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如下措施: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如加强信用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和自助银行等相关金融业工具的创新;鼓励金融业务创新,如创新实践代收代付、保险和政策性银行业务;鼓励金融制度创新,如试行金融混业经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实际,寓发展于服务之中。世界城市是北京的长期建设目标,当前,北京在控制力、影响力等方面与其他世界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认为,北京在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中具有的最大优势是政策。作为国家金融经济决策中枢所在地,“一行三会”主体、四大国有银行总部、两大投行以及国内大型期货公司等国家级决策机构、监管机构和中国最高级别的金融集团都聚集于此,北京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金融政策优势。此外,在金融管理控制、金融支付结算、金融信息流动、金融行业标准制订和金融批发业务等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基于作为首都城市的优势,北京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定位在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上,将服务中央企业、服务首都发展和服务周边繁荣作为自身的主要功能。

篇4

摘 要 随着我国全民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逐渐的加大了竞技体育方面的重视程度。其中，竞技体操单杠技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项目。我国在竞技体操单杠的技术上发展非常的成熟。对此本文主要根据笔者相关的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经验，主要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规律等方面包含的内容进行分析介绍。

关键词 身体素质 竞技体操 单杠技术 发展规律 分析介绍

竞技体操是我国体育项目当中一种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体育项目。其中，单杠更是竞技体操项目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我国在竞技体操单杠技术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我国的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么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近些年来发展规律到底如何呢？因此，本文则很有必要对我国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所涉及到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一、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因素

竞技体操单杠技术虽然在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多个方面的原因，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了众多因素的影响。影响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因素主要为：社会因素、训练因素、规则因素等三个方面。本小节将对这三个影响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因素进行逐一的分析介绍。

（一）社会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

社会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这种影响因素所涉及的范围比较的广并且难以得到解决。社会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政治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社会政治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有利的，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都非常清楚的认识与了解到，要想最大限度的发展本国的政治，那么就必须在发展本国政治的过程当中，同时使得竞技体育得到快速的发展。因此，各个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政治，使得本国的竞技体育项目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第二，社会经济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除了社会政治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之外，社会的经济因素同时也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竞技体操单杠技术要想获得充分快速的发展，那么必须得到国家以及当地体育部门经济方面的支持。

（二）训练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

除了社会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影响之外，训练因素也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影响。训练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训练管理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主要与竞技体操单杠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二，竞赛制度管理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的影响。竞赛管理制度制定是否严格以及制度是否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落实都对竞技体操单杠项目的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训练设施对竞技体操单杠发展的影响。第四，科研因素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的影响。第五，反兴奋剂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的影响。

二、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的分析介绍

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盲目的进行发展的，而是遵循了一定的发展规律才得以发展的如此良好。竞技体操当那个技术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第二，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遵循的特殊规律。本小节将主要对一般规律以及特殊规律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介绍。

（一）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之一般规律

万物在发展以及演变的过程当中都需要遵循一般的规律来进行发展，而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也需要遵循万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种规律：第一，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所遵循的对立统一的规律；第二，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所遵循的质量互变规律；第三，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所遵循的肯定与否定的规律。上述三种规律是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如果竞技体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违背上述三种一般的规律，那么竞技体操单杠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走很多的弯路。

（二）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规律之特殊规律

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除了要遵循一般规律之外，还需要遵循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律。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发展当中，只有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充分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所遵循的特殊规律主要有：第一，多种因素协同作用规律；第二，核心因素的主导规律；第三，周期性突变规律；第四，规则因素的导向规律。上述四个方面则是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需要遵循的几种特殊规律。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及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发展当中所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等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阐述。竞技体操单杠技术在今后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们必须对竞技体操单杠的相关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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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宽带（UWB） 认知无线 电动态频谱 管理

1 UWB产生的背景与定义

1.1 背景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1942年），De Rose 提交了涉及UWB型随机脉冲系统专利，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直至50年代（1954年）才得以发表；1961年Hoeppner的专利也涉及脉冲通信系统的表述；1964～1987年，Harmuth的著作奠定了UWB收发信机设计基础；Ross及Robbins（R&R）的美国专利于1974年发表，是UWB通信方面最早的里程碑式专利。这些均窄脉冲无载波UWB方式，多半用于国防军用通信、穿地雷达、穿墙成像等领域。由于脉冲UWB技术的脉冲宽度通常为亚纳秒量级，信号带宽经常达数GHz，比现有各类无线通信技术的带宽要大得多，由此，最终在1989年被美国国防部确定为超宽带（UWB）技术。直至2002年，美国FCC批准UWB无线电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可在公众通信频段3.1GHz~10.6GHz上运行，才有力推进了UWB通信的发展，并催生了有载波型UWB，诸如高速直接序列扩频DS-UWB及多频带OFDM MB-OFDM-UWB的快速创新与发展应用。

1.2 定义

通常UWB的定义以FCC工作为基础，即：传输频带超越其中心频率25％以上、或者其传输带宽超越1.5GHz（后为扩展其商业应用，将此要求放松为500GHz ）的无线通信技术。美国FCC已于2002年批准UWB技术商用，运行频率必须高于3.1GHz或低于960MHz，限制在GPS占用的1559MHz~1601MHz频带运作，以避免对其干扰，但未保护5090MHz~5204MHz频段的微波着陆系统及在4200MHz~4400MHz运行的无线高度计免受此UWB干扰。而且，FCC还认为此决定有些过份保守，拟探索制订一个更灵活的UWB标准，以便共享带宽，更好地利用紧缺的频谱资源，即产生了FCC现已规定的3.1GHz~10.6GHz频带内其功率谱密度应

UWB技术是现今正被广泛研究和推向应用的一种新兴无线技术，由于其窄脉冲高浸透能力、高数据速率（100Mb/s~1.3Gb/s）、低功耗、低费用等特点，为包括宽带泛在/普适通信在内的各类无线技术新发展与新应用开辟了大量新机遇；同时，由于其占用极宽带宽资源，与其它系统共享频谱，这给干扰、协调、兼容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 技术优势与市场前景[2]

UWB的优越性在于它有三大技术特征，一是瞬间高速脉冲运作，大大降低了其耗电量，传输期间亦仅为数十微瓦，为现有通常系统的1/100~1/10000，并以很低功率谱密度运作，从而获得很强的电磁兼容能力；二是此低能耗状况可导致能以CMOS技术实现面向Gbit/s量级高速传送的RF电路装备，这是目前Ku/Ka/V/Q/W等高频段系统所难能实现的；三是此高速脉冲技术不仅可用于极高精度的人与物的定位应用，同时还可实现贯穿性视频传送及地质勘探传感等，具有巨大军用、商用潜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芯片，可以实现方圆50英尺范围内穿墙数字视频传送，这无疑对方兴未艾的宽带无线接入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FCC已确定了需规定其发射功率标准的三类具体商用对象：地质勘探及可穿透障碍物的传感，汽车防冲撞传感及家电设备与便携终端间的无线数据通信等。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国际大企业争相加大UWB的研发力度。Sony、Siemens、Intel、Philips、Microsoft、Samsung等诸多公司均看中UWB的商用前景，拟运用UWB技术进行未来大量普及应用的高速数字视频多媒体信号传送，其传输速度能力将为目前有线电视MODEM的10倍以上；当然，从军用角度一些公司也在利用UWB技术取得其运作支持，例如美国Time Domain公司2002年利用该技术获得的军方合同全年总销售额即达750万美元。

UWB形成了两种主要方案，一种是以Motorola、 Freescale 等公司为代表的DS-CDMA-UWB方案（简称DS-UWB，起始由XSI联盟推进；另一种为TI、Intel、HP等公司为代表的多频带OFDM（UWB-MFB-OFDM，简称MB-UWB）方案（由MBOA联盟/ WiMedia联盟推进）。两种方案各有其特点与长处，但2005年底未能在IEEE 802.15.3a融合为统一标准。目前WiMedia成员众多，成为主要推进力量，而DS-UWB亦可由无载波窄脉冲成形实现。脉冲UWB在雷达、穿透成像、精确定位等方面有定强能力。

因此，无论商用或军用，UWB的应用前景是毫无疑问的。 具体而言，如UWB技术可用于穿墙成像、大地成像、公路调度、生命探测、信息通信、车载雷达、医疗电子、物体探伤、近距离高精度定位、半导体集成电路布线及UWB测量等各种领域应用。就信息通信领域而言，它可应用于移动通信、计算机及其外设、消费电子、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如：家用HDTV图像传送、数字家庭宽带无线连线、高速集成电路设计乃至取代模块间连线、消费电子中高速数据传输、个人无线存储、高清图片及视频显示、高分辨彩照打印、汽车视频与媒体中心、手机遥控个人设备宽带互联，以及个体域层面进行投影在眼镜上的屏幕、戴在手腕上的键盘及穿戴在身上的计算机及手机（Wearable computer and mobile phone）等设备间的宽带高速无线互联，应有尽有。而且高速下载特别快速有效，如带硬盘10Gbit的MP3播放器下载，用蓝牙需32小时、用802.11b需2小时，而用高速UWB仅需3分钟不到即行。

关于其全球产品增长预测，ETSI的一些早期数据为2005年1500万台、2007年1.65亿台、2009年5.43亿台；就硬件版权保护安全设备UWB Dongle（常称 UWB“加密狗”或“硬件钥匙”）而言，一些预测称2011年可达100~200万件，以后可能按每年1~2倍速率增长，殊为惊人！

3 UWB的频率规划与标准化[2]

3.1 频率规划

2002年美国FCC一马当先，了UWB室内外应用频率规划电磁兼容发射柜架（Mask）要求；尔后许多国家与地区于2005~2007年（香港2005年，韩国2006年，日本2006年，欧洲2007年）亦制订了UWB频率规划相关要求。我国从2006年开始调研，随后进行了一系列诸如涉及UWB与射电天文业务、2G/3G业务、船舶水上业务、航空业务、FWA及PHS业务、卫星业务及室内EMC等的电磁兼容研究，起草相应文件。接着从公众网络上征求了包括BlueSig、WiMedia Alliance、Nokia and Nokia Siemes and WiQuest等各方面意见与建议，再由以中国国家频率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一些专家为主体及部分此领域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后，最后定稿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于2008年12月12日正式发表，即工信部[2008]354号文“关于超宽带（UWB）技术频率使用规定的通知”，其相关内容如下：

（1）UWB无线发射设备的发射信号带宽（-10dB带宽）至少500MHz。

（2）UWB无线发射设备的发射信号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谱密度限值如表1所示：

注①：4.2GHz～4.8GHz频段，到2010年12月31日前，UWB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全向辐射功率限值可以为-41dBm/MHz。在此之后，该频段的UWB设备必须采用信号检测避让等干扰缓解技术，该技术的有效性应得到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认定。

（3）UWB 无线发射设备窄带杂散辐射限值如表2所示。

（4）禁止在航空器上使用UWB设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脚注“CHN12”中列出的射电天台址周围1公里范围内禁止使用UWB无线电发射设备。

（6）UWB无线电发射设备按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管理。设备投入使用前需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7）UWB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时，不得对其它无线电业务的电台产生无线电干扰，也不得向其它无线电业务的电台提出干扰保护要求。

应该指出，任何国家与地区UWB频率规划均为结合其相应国家与地区的实际情况而确定，应用时应严格遵从相应要求。

3.2 标准化

国际上一些相关标准以WiMedia为中心在逐步走向完善，如WiMedia联盟和Ecma（欧洲计算机制造商协会）的成员在2005年初将WiMedia UWB平台规范提交给Ecma，经过修订，推出了下述标准：

（1）ECMA-368标准

该标准定义分散式系统的PHY和MAC层，采用未授权的3.1GHz～10.6GHz UWB频谱，强制支持至少53.3Mb/s、106.7Mb/s和200Mb/s数据速率。

（2）ECMA-369标准

该标准规定MAC-PHY接口。2007年3月，WiMedia Alliance的超宽带“标准”现在已成为正式标准，ISO和IEC已批准ECMA International组织的通用无线平台作为ISO/IEC 26907。该标准为无线网络定义分布式系统的PHY和MAC层。ECMA-369标准也被批准为ISO/IEC 26908，规定高速超宽带无线收发器的MAC-PHY接口。该标准覆盖以480Mb/s数据速率工作在3.1GHz~10.6 GHz的UWB频谱上的收发器。

从全球来看，UWB市场虽属刚刚起步，但已有一些UWB芯片制造商可供货，如Staccato SC3400、SC3500；Alereon AL4100、AL4300等。亦出现了一些UWB USB典型产品，如贝尔金（Belkin）及利用Alereon的解决方案的IOGEAR 等。还出现了一些UWB的系统与网络制造商，如Aetherwire、Memsen、MeshDynamics、Multispectral Solutions等。

从国内来看，随着“863”研究计划进展，及UWB频率规划与中长期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研究与产业化工作推进，涉及符合中国UWB频率规划要求的DC-OFDM-UWB（双载波OFDM UWB）及利用MBOK（M-ary Bi-Orthogonal Key，M元双正交键控调制的SC-UWB）等标准化研究与芯片开发研制工作亦在积极进行中。

4 结束语

随着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的发展，泛在化已成大势所趋。而欲实现个性化/个体化/泛在/普适连接，与有效的窄带与宽带无线传感器网络（WSN）及无线连接器件密切相关，诸如RFID、NID、Bluetooth、ZigBee、Z-Wave、NFC及 UWB 等，UWB尤为重要。

经过近几年努力，全球范围UWB的频率规划及标准化工作正在逐步完善，芯片制作及产品市场已开始启动，泛在化大势与UWB的广泛商业/军用市场定位决定UWB的发展前景极其光明，争分夺秒创新发展必然是明智的决策。

任何国家与地区UWB频率规划均为结合其相应国家与地区的实际情况而确定，应用时应严格遵从相应要求；我国的相应要求已由工信部无[2008]354号文，在中国的UWB应用必须严格遵循其相关要求，对2010年后的应用来讲，及时开发自适应信号感知检测与干扰避让的DAA技术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J Metola III. Cognitive Radio:An Integrated Agent Architecture for Software Defined Radio[M]. Stockholm,Sweden: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TH),2000.

[2]Chen Ruming. Broadband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nd UWB Frequency Planning in China[C]. 2008 3rd CJK-WPAN/WBAM Workshop,Dec.2008,Yokosuka,Japan.

篇6

虽然于北京地点或者北京人有关的开车旅行，在中国大陆各省市绝对不是最早的(至少和广东相比)，但现在确是发展最蓬勃。场面最宏大，也是最混乱的阶段。仅仅从某汽车专业网站为各品牌、甚至为各型号汽车所开辟的车友会论坛，就可见一斑。

京车组织数目惊人

A：奥迪车友会、Acura车友会

B：BMW车友会，奔驰俱乐部、保时捷俱乐部、菠萝菠萝蜜、宝来车友会、毕加索车友会、奔腾车友会，奔奔车友会、比亚迪车友会

C：CRV俱乐部、CTS俱乐部

z：中华尊驰车会、致胜车友会

除26个英文字母排列以外，他们还有按照数字0～9排列的车友会：206俱乐部、307俱乐部，300C车友会、350Z车友会。

另外，其他大的门户网站内的汽车版块还有加起来数量能够接近三百个的各个车会，很响亮的比如“QQ小学”，“新奇军”……

再加上各个汽车企业论坛、社区论坛，专业越野论坛，甚至几个摄影论坛内的汽车分舵，所有这些和汽车有关的论坛数量超过500个。

北京虽然有320万辆汽车，其中私家车仅仅200万辆。对于200万辆汽车，500个论坛是否太多了呢?

旅行频繁却有点躁

以北京车友参与为主的各个面向全国的汽车论坛为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访问浏览，每家论坛每周都有由个人牵头组织周末郊区的植树、烧烤、吃鱼、吃豆腐等很表面化、形式化的，以开车出游为出行方式的休闲旅行。每家论坛每月也都有少量“有一定旅行经验”的车友组织从北京出发的，前往河北海边、山东海边，华东省市、两广、两湖、西北某省的多日自驾游。原本他们还是网上的车友，但当他们的座驾驶离集合地点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已经演变成了汽车旅行者。每个论坛也都不乏一两个艺高人胆大的汽车旅行者，能够单车或者几车奔赴。新疆、东北国境等地。

如果8月份你恰好在北京，当你看到一个个贴着车标的车队浩浩荡荡仅仅开出50公里就停下来，在路边野餐，绝对不要羡慕他们。你看到的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汽车生活，只不过是还在模仿西方50年前的休闲方式。你看到的车队“腐败”地点也不是他们的行军营地，他们吃饱喝足后不会驾车奔赴大西北，而是集体调头打道回府。留守北京的西方人，有车没车的，反而喜欢每两周聚集起来，自驾或者打出租，前往北京郊区某几个福利机构，花时间陪那些智障的孩子玩三个小时，然后像下班一样回家。在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志愿者”的概念，没有郊区旅游或者自驾旅游的概念，仅仅过了一个普通的周末而已，一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这就是思维意识的巨大差别。不是说有车喜欢前往郊区的中国人都向西方人学习就正确了，而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兴趣点和思维方式，比人家落后半个世纪。这个差距远远大于国外汽车质量和中国汽车质量的差距。不要认为大家现在都去过近郊某处一个儿童福利村就是已经开始拉近与西方的差距了，那种几十辆车呼啦就突然开进这些没爸没妈的孩子们的院子里，像救世主一样放下些文具，逗留不到半小时，就集体又呼啦发动汽车，奔赴远郊吃鱼的主战场。这种行为叫浮躁。

浮躁的氛围无法涌现出真正的严肃的汽车旅行者。当我们这些每周迷恋于郊区自驾的人开始从内心很平淡地关注北京的福利机构的时候，我们当中才能够有真正世界级的汽车旅行家。

所以，从这些现象(不是数据)来看，北京喜欢汽车的人基数很大，喜欢汽车旅行的人基数更大。仅仅北京这500家汽车分舵，阵势已经是相当吓人了。但至今，我们没能有一家车会能够在世界上有名，哪怕有人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老甲壳虫车友会一半的名气。人家每年组织一次纵穿这三个国家的老甲壳虫汽车的拉力赛，无论是在马来半岛，还是部分西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说世界驰名的“巴黎北京老爷车自驾”了，人家的会员不过200辆车而已。

当然，我们有一些英雄。比如廖佳，何旭东等人。他们开车旅行、探险的行为，无论经历还是勇气，都不是一般人敢想像的，只有敬佩的份儿。他们的成长也都是花费了大量的个人积蓄，经过自己“家庭车友会”或者“社会车友会”的培养，才成长起来的。廖佳在开车旅行上的成长，如果有车友会培养的话，也就是她和她表妹两人的车友会而已。

汽车在国外已经出现了120年，国外汽车的普及也因为美国老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生产而普及了80年。而在中国大陆，北京还算私家汽车发展得早的，也仅仅是从2003年非典前后，汽车才开始大量进入家庭。如果从数量和规模上再早计算几年，从跨世纪的2000年到现在，也才不过八年而已。一个城市，八年中涌现三到五个汽车旅行的专家或者英雄，其实已经很多了。如果非要从这些远行的英雄往前计算一个人，那么估计是明朝的徐霞客了，而且这人还不是北京的。中间的“断层”相当严重啊。

京车旅行的发展轨迹预测

篇7

可持续发展；旅游规划；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

目前，中国旅游规划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都缺少对旅游规划科学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为旅游规划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的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但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人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减轻压力的方法以缓解这种重压下精神的高度集中。而且从2007年12月，国务院将国家法定节假日改变以来，增加了传统节假日的放假安排，方便了人们旅游的出行。国家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旅游业在这些原因下快速发展。在第三产业比例增高的现代，旅游业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不只是关乎旅游业的发展，也关乎着就业、环境保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各种相关的产业。因此发展旅游业成为了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经济、实行科学发展观必须倡导的一点。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不断增长、劳动力需求增加、高素质的劳动人才比例需求增加，旅游业成为了拉动内需，解决国内剩余劳动力的一大行业。在如此多的原因下，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势在必行了。

二、生态旅游的出现

旅游业在不断发展，因此关于旅游业该如何发展也成为了该行业的重要话题，之前由于经济掠夺式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生态的破坏而进行的。然而，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一些问题和矛盾却越来越显现。一方面，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获取经济利益仍然是各地开展旅游业最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对旅游资源低水平、掠夺式的开发也使得我国许多重要珍贵的资源沦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再然后，旅游产品也使得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性在逐渐的缩短。 这些等待解决的问题使得可持续发展旅游的理论和实践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出现了公众所认可的可持续旅游最佳的实现途径——生态旅游。而 生态旅游风景区的这种旅游形式，特别是森林旅游风景区的生态旅游形式以及其理论还是比较少见的，因此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其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生态旅游的兴起顺应了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同时也为“无污染”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它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尤其是最近几年，生态旅游的开发带动了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水平，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与世界接轨，大众的环保观念在不断的增强，全新的生态保护观念在旅游开发研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生态旅游的开发成为中国旅游开发研究的焦点。生态旅游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正在吸引无数生态旅游者的进入。尤其是鞍山的玉佛山风景名胜区，拥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资源，具有较好的开发适应性。其中以山川、温泉、玉文化三大类型的资源更是具有更好的资源综合开发的条件。

三、鞍山玉佛山发展问题及总体规划

鞍山玉佛山风景区位于鞍山市千山区的东部，坐落于市区中，为辽宁省省级风景名胜区。由东北较大的综合性公园：“二一九”公园、有世界最大玉佛的“玉佛苑”和素有“十里青山半入城”的东山风景区三位一体所构成。玉佛山风景区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和提升鞍山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风景名胜区。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玉佛山风景区生态环境发展出现了不平衡，时间分布也不均衡，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也显现出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玉佛山风景名胜区首要解决的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更好的提升鞍山的城市形象，为我国的生态旅游做出贡献。

因此玉佛山制定了相关的生态旅游规划，首先是区域功能区的整体规划，这主要包括：1、聊北塔旅游区以及铁架山科考探险区 2、万水河漂流风景区 3、服务区和体育休闲区 4、农业生态观光区 5、景区的入口 6、景区的主要道路 7、景区的停车场。玉佛山风景区的规划布局与形态，既反映了风景区各组成要素的分区、地域等形态规律，也影响着风景区的有序性发展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景区内应该重视科学管理，制定玉佛山生态安全检测体制，对生态状况进行监测，及时掌握玉佛山环境状况。这不只是关乎着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规划，也关乎着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城市外在形象的重要点。

玉佛山风景区的空间布局，也要考虑风景区旅游的特点，以及考虑到文化和宗教的问题，众所周知玉佛山是一座道教、佛教相结合的一座宗教名山，这种特点在中国山川中也是少见的，大力发展这种特色旅游是成功开发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因素。

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旅游规划

在十中，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合理利用旅游规划这一系统有效的方法，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可持续发展就上升到了全民必须要重视的地位，必须要以人为本为核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这正是旅游业发展应该做到的一点，那就是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的原则，将旅游业不只是发展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项事业，更要以深化体制改革，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为目标，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使我国逐步改变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要的局面。尤其是在“九五”期间旅游业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着其特有的活力，这时更是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利用保护性开发模式来解决自然保护区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旅游规划必然要站在高瞻远瞩的角度统筹全局，为旅游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指导性的方针。做好生态旅游规划，是贯彻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不仅是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为了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因此，在制定旅游区的总体规划时，必须对旅游区的自然资源和和人文资源以及涉及到环境质量的各种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以提前为开展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危害能够提前预料并消除，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管。

五、旅游地资源建设应以其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另外，旅游地的资源建设应该与当地的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大型的旅游项目必须制定相应的旅游规划做好评估，然后在进行开发建设，不能超过它的环境承载力，使其能够有自我修复的时间。 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旅游地最大人数的估算；票价的制定；基础设施的完善；旺季和淡季人员的安排；旅游吸引物的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等能够吸引旅游者到来的吸引物。

六、结语

篇8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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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业；旅游规划；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144-04

一、问题提出

当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以及旅游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旅游业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被视为了一种宏观经济问题的万能良药，或是作为社会变化的引擎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打造良好形象的武器[1]。旅游规划也因此变得更为普遍，编制规划也成为旅游发展广泛采用的手段[2]。然而，旅游规划似乎并不总能奏效。尤其是在中国，旅游规划正在或将要面临较高的流产率和较低的实施效力，特别在内陆地区情况表现得更为糟糕[3]。

为了解释规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近年来对旅游规划与实施的差距（Gap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GPI）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在各类研究中也接触和发现了旅游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差距现象，如：社区参与研究[4～5]，关于土地使用控制的错误计算[6～7]，中央计划与地方可能性的差距 [8]，缺乏可用资金[2]，环境变化的不可控因素等等[7]。在中国，最早指出中国GPI问题的是在“2001年中国旅游规划高峰研讨会”和“2001年发展中国家旅游规划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旅游规划与实施现状的问题。随后Kun lai[1]，惠红[9]等从规划编制者、规划执行者、当前制度和标准等方面解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现实中，旅游规划的实施成功若以旅游产业的成功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规划实施成功”的意义则不仅仅局限于规划蓝图的建设部分得到实现，而是在于规划下旅游目的地通过旅游产业获得了满意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实中，规划实现其预期的效果涉及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在本文看来，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一般情况下，旅游规划实施成功的概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为了证实此假设，本文另辟蹊径，从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规律研究入手，以国家为单位对象，间接分析旅游规划成功实施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关系假设，需要充足的统计数据与适宜的方法。由于世界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与比较采用计量分析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建立的经济截面国际比较分析方法，将2007年数据齐全的国家运用分组统计的方式考察旅游产业指标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特征变化[1]。

（一）国家分组

本文对于研究对象的145个国家进行分组。分组主要按照人均GDP（根据当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尝试按照平均值法或相对均衡的方式将其分为5组。两种分组方式的结果并未见显著差异，本研究采用后一种方法使各组国家数量相对均衡以利于观察。

（二）计算每组国家相关变量的“特征值”

计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总和法”，即取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数值的总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的“中间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权平均或是未加权平均；四是“回归分析法”，用回归方程进行计算。此外，还包括其他的统计方法。本研究将综合采用“总和法”、“平均值法”表征相关变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权平均值法，具体方法是：

Yij=∑yij/n

其中，Yij为第i组国家的第j个经济变量的“特征值”，∑yij为第i组国家第j个经济变量的每个国家的数值的加和，n为第i组国家的个数。

（三）分析旅游产业相关变量“特征值”的变化与关系

本文主要选择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可比较的2007年世界各国旅游统计数据，在各截面上综合选择绝对数量、份额数量以及产业效率等指标，具体包括：国际旅行收入额、国际旅行收入份额、国际旅行接待收入密度、国际游客人次、国际游客人次份额、国际游客接待人次密度。本研究运用不同指标在各分组国家中进行特征比较，分析世界旅游产业分布的总特征与趋势。

三、主要发现

以人均GDP2 000美元、5 000美元、10 000美元、30 000美元（购买力平价）为分界点，对2007年全世界数据齐全的145个国家进行排列（原始数据表略），各组国家数分别是：23个、25个、30个、41个、26个。分组后，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旅游产业分布表现出如下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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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发病机制的研究显示中风后的脑损伤之怒过是颅外病变的延续和后果。颈部颈动脉病变的发生发展规律遂成为临床研究所关注的热点。早期诊断治疗颈部颈动脉病变目前已改变了缺血性中风的病程。通过早期诊断和早期手术治疗，使中风从不治成为可治，从可治成为防治。

病因：一、颅外颈内动脉的上行性栓子：临床最多见，占50%~60%。主要起因于脉粥样硬化斑快狭窄溃疡，其好发部位绝大多数位于颈内动脉起始段2cm范围内（占70%~85%）。二、心源性栓子：约占40%，主要起因于特发性心房纤颤，其他有心脏手术，心脏病等。三、其他少见原因：颈动脉顺损伤，巨长颈内动脉等。

发病机制：一、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好发于颈内动脉起始段，此系由于颈总动脉在颈动脉窦区分叉分流，70%流入颈内动脉，30%流入颈外动脉。血流进入颈内动脉之初，延期内侧壁呈层流快速前进，而在其外侧壁出现血流旋涡停滞不前，故在颈内动脉内侧壁区呈高流速，高剪应力而不易产生斑块，但延其外侧壁呈低流速，低剪应力的血流旋涡区则成为斑块的好发部位。所以动脉硬化时，粥样硬化斑块最常见于颈内动脉起始端外侧壁的2 cm局限范围内。二、粥样硬化斑快促使颈内动脉局部内膜增厚，并易出现溃疡面。在溃疡处内膜下层分泌一些物质如胶原及凝血VII 、IX 、XII因子促使凝血酶形成。后者和纤维蛋白原与粘附在溃疡面上的血小板共同导致血栓的形成，遂是动脉官腔在狭窄基础上更加狭窄。而且从血栓形成处会脱落小的凝血块构成小的栓子顺血流入脑，从而发生TIA，甚或脑梗塞。三、凝聚的血小板本身亦释放一些颗粒物质如血栓素（TXA）促使Ca++从血小板释出，并与血小板膜的一些糖蛋白如IIb、 IIIb 、I a、Von、 W?illebrand因子及纤维蛋白原等结合构成血小板粘附的因素，进一步加速血栓形成。

四、颈内动脉血栓形成过程：第一期, 血小板粘附于粥样硬化斑块溃疡面上， 引起中纤维蛋白很少，易破裂脱落产生小栓子入脑，导致TIA；第二期，被围困在纤维蛋白网内的红细胞形成的红血栓，叠-附于白血栓上形成混合性血栓。亦会脱落较大的碎块产生大块栓子入脑，阻塞较大的血管，导致脑梗塞；第三期，斑块和混合性血栓继续发展使颈内动脉管腔接近闭塞状态时，血流受阻停滞，与狭窄远侧管腔内红细胞积聚而形成郁滞性血栓，逐步向远侧段展延扩散，产生顺行血栓可直达颅内，使整个颈内动脉完全闭塞。但郁滞性血栓扩展至眼动脉出口处平面时，可能受来自颈外动脉系分支（颞浅动脉、面动脉）与眼动脉之间的侧支循环的影响而停止向上扩展，从而保证了侧支循环的一个可能来源，预后较好。 否则，如血栓继续并越过眼动脉开口处平面，甚至更越过了大脑前交通动脉开口处阻断了来自对侧脑前动脉的第二个侧支循环来源，则预后恶劣。盖因侧支循环来源断绝之际，血栓扩展至脑末梢动脉时，势将阻塞脑实质内的穿通支，从而引起广泛的脑梗塞而致死。郁滞性血栓亦会脱落碎屑产生栓子。凡栓子入脑在微血管中均会造成动脉内膜损伤而形成新的溃疡，导致第二站继续发生多发灶。

病理症象：脑梗塞并非单纯血管腔的阻塞及其远侧端的组织坏死，而且因伴随周围星形细胞水肿致其影响越出坏死区的范围 。

一、脑血流量减少和供氧不足导致星形细胞损害：脑耗氧量占全身可供利用的总氧量的18%，其中95%用以供应脑细胞必需的能量。当脑血流量明显减少（在急性脑梗塞时>80%）时，线粒体不能保证星形细胞内ATP的合成，遂至细胞内能量缺乏。

二、星形细胞水肿早期出现：细胞内氧分压（PO2）下降导致细胞内K+外流和Na+、Cl-进入。这种钠泵障碍导致细胞内水肿，而且在起病后1~3小时内早期出现，至24小时达高峰，持续72小时左右。

三、细胞生化代谢障碍：脑缺血后早期出现脑磷脂破坏，其机制有二：过氧化和磷脂酶激活。（1）过氧化释放大量自由基（活性氧），主要有过氧化阴离子（O2-）、氢氧自由基（.OH），以及单线态分子氧（O2）过氧化氢（H2O2）及脂类过氧化物等。自由基激活磷脂酶，侵袭未饱和脂肪酸，释放出过氧化的中间代谢物。（2）脑缺血后复流早期Ca++大量流入细胞内，（钙泵障碍），可达正常浓度200倍。Ca++激活磷脂酶A，导致脑磷脂水解，释放大量花生四烯酸。后者破坏环氧合酶降解后释出PGF2a（缩血管物质）、血栓素TXA（促微血栓物质）；被脂氧合酶降解后释放出白三烯。这些物质均严重损害细胞膜。

四、脑缺血后复流：由于吻合支的开放和栓子本身纤维蛋白溶解或栓子向远侧迁徙，脑缺血后复流失可能出现高流量充血现象，导致梗塞灶坏死软化区中心出血（红色梗塞灶）。

五、坏死灶周围半暗区（Penombra）：梗塞灶周围存在水肿抑制区，称为半暗区，其局部脑血流量明显减少（20~25ml/100g/分），但细胞尚未死亡，处于功能抑制状态。通过治疗复流和供养，争取此区的功能恢复，为主要治疗目的。

临床诊断方法：一、颈部听诊：颈内动脉狭窄>50%时可听到收缩期杂音（下颌角平面），>80%时杂音消失。二、多普勒效应观测颈内动脉血流方向和速度。三、适时B超显示颈部颈内动脉狭窄程度和血栓形成范围。四、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全脑血管判明多处血管狭窄。五、CAG：明显颈内动脉狭窄程度和范围。六、CT：显示低密度灶大小、部位。七、区域性脑血流量测定。

临床外科治疗：颈部颈内动脉膜切除术：TIA后立即进行上述早期诊断方法检查，一旦发现单侧颈部颈内动脉起始端存在局限性病变，宜及早进行动脉内膜切除术，收效最佳，可预防进一步更严重的脑梗塞发生。手术死亡率70岁组为1.18%。

一、手术适应症：（1）0级、无症状性颈部杂音，可偶然发现；（2）I级、TIA，PRIND；（3）III轻级、完全型中风轻偏瘫；（4）III重级、完全型中风偏瘫；（5）II级、进展型中风偏瘫。凡0、I级属预防性手术，属绝对适应症，疗效佳；III轻级属相对适应症，效逊；III重级、II级一般属禁忌，效差。

二、手术禁忌症：（1）半年内有心肌梗塞史；（2）严重高血压未控制；（3）并发症；（4）严重衰老痴呆；（5）合并存在颅内病变；（6）肝、肾功不全，糖尿病等。

三、远期治疗效果：术后5年存活：、0、I、III轻组为86%；III重组、II组为55%。术后远期死亡原因：心肌梗塞占72%，中风仅占16%。

四、存活质量：术后5~18年随诊结果：0、组80~90%症状完全消失，TIA复发者为4.5%，而非手术组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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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旅游商品 资源 生产 销售 旅游经济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 主要靠手工制作的,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 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 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 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 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 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 。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 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 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 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 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 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 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 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 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 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 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 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 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 而且做工精致, 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 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 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 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 技艺精湛、针法独特, 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 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二是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 就是同一民族, 地区不同, 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 苗族的各个支系, 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 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 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 工艺精湛,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 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 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 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 世代相传,久负盛名, 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 造型优美, 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 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 但在这些饰品的“ 沉重”、“ 厚重”中, 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 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 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三是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 侗族的琵琶、侗笛, 布依族的勒贡木( 吹管) 、布依笔管, 彝族的“ 抹轰”( 即唢呐) 、月琴, 土家族的长号唢呐, 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 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 2009 年和2010 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 , 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 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 发现长期以来, 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 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 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 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 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 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 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 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 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 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旅游购物需求的推动下, 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 可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中, 这样, 既可以为之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是,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诸多环节中, 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规模小, 产量低, 上挡次的产品少。

从传统意义上讲, 许多民族旅游商品, 特别是民族手工艺品, 多是在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制作,难以形成统一的规格和标准, 以至于造成同一种产品出现较大的差异, 不能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从而失去批量销售的机会和失去许多客商的订货机会。

第二， 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开 发不足, 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尽管民族旅游商品的发展落后于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这两大环节缺乏良性协调。

由于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表, 而民族手工艺品又大多是小宗商品生产, 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交通不方便的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州、县的中、小城镇甚至民族村寨中, 这样就使得产品的生产、分配、销售不能协调地运转。

第四，商品包装的简陋和携带的不便, 不能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携带的需要。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多数为作坊、家庭式的生产, 往往不注重包装, 或没有能力设计和解决包装问题, 使得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产品由于包装简陋、形式陈旧或根本不带包装, 给旅游者携带造成不便, 而不能体现出自身的真实价值或削弱了自身的艺术价值, 使其市场占有率降低。

三.基于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贵州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民族旅游商品既是贵州旅游商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又是民族文化、工艺技巧和物资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一直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有着广阔的市场。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十分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图1 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及民族旅游产品在总旅游收入中占比

贵州省要着力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让其成为旅游商品的龙头, 带动旅游商品的整体发展, 从而使旅游商品成为贵州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此,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扩大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 既要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中注入新兴的科学技术, 又要保持传统的手工工艺的生产, 让两种生产方式并存。

其次, 建立一个合适的具有保护性质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系统

目前, 贵州省多数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状态, 因此使得产品难以通过合适的正规渠道销售, 使得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给中间商或销售商以有机可乘。因此,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方面, 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协调系统。

一方面, 对于分散在家庭( 个人) 作坊生产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其中有很多是由妇女在村寨中就地制作的, 其销售可以通过在地区一级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来进行, 将这些村寨的手工艺品收集起来, 然后集中地发送到各个零售点。这些零售点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以表明这些手工艺品的真实性。这既是对产品产权的保护, 也是产品民族特色的体现。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集市的集约销售优势, 在贵州省各旅游中心城市建立民族旅游商品购物大市场, 收集、挖掘全省各个民族地区的各种特色民族旅游商品, 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市场。

参考文献：

马晓京.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2):34-39.

高婕,田敏.民族旅游的困惑与选择——中国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能否双赢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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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经济；空间分异；ESDA；新疆

0 引言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近年来，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日渐增多，在空间上涵盖了从全国到各省、市、区等不同尺度范围的研究（汪德根，陈田，2011；陆林，余凤龙，2005）；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者主要依据区域发展相关理论，运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以及标准差等方法来分析地带间旅游经济差异（何瑛，唐湘玲，2011；程进，陆林，2010；孙盼盼，戴学锋，2014）；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空间自相关理论在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应用中也日趋成熟（姜海宁，等，2009；宋慧林，马运来，2010；余凤龙，等，2013）；另外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研究景区交通可达性旅游者空间分异等微观问题（张燕，等，2010；潘竟虎，从忆波，2012）。总的来看，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高等级旅游景区，旅游经济及空间分异指标的选择及赋值主观性较大，分异因子的提取和分异规律的概括大都是实证性的，缺少不同层次旅游经济行为差异的比较研究（陈晓，等，2009；李如友，黄常州，2014；王洪桥，等，2014）；空间自相关分析关注全国层面的宏观现象（李红波，等，2013；方叶林，等，2012），少有省区内部特别是更小尺度上的规律研究（龚箭，等，2014）。随着大城市旅游进入新常态，县（市）旅游正在以超常态的步伐赶超，县（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空间和新动力。本文以新疆各县（市）旅游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结合新疆旅游经济普查数据，用地理信息技术手段分析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SPSS17.0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空间差异的影响因子，以期探索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的客观规律及形成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旅游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蒲英霞，等，2005）。ESDA有效弥补了传统区域差异分析在“空间依赖性”解决方案中的不足，从全局和局部自相关角度有效解决了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或行为的空间属性或空间关联，为分析空间异质性关联性及其分异规律提供了有效途径。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常用全局Moran指数（Global Moran，s I）表达（徐建华，2006）：（1）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O，E（G*i）和Var，（G*i）分别为G*i的数学期望和变异数。如果Z（G*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于高值空值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Z（G*i）为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低于均值），属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4）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控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影响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探讨其形成机制。

1.2 研究数据来源

首先以新疆85个县（市）（见表1）为研究单元，并选择旅游总收入作为统计分析样本数据其次，基于新疆旅游资源独特但旅游经济落后这一现实，充分考虑新疆MODS（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空间结构对旅游经济的基础性影响，选择影响空间分异的三大关键因素――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及交通设施，关注指标体系的空间关联和指标赋值的功能匹配，在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中选取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旅游资源，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等四大类13个具体指标（汪德根，等，2011；方叶林，等，2013；张广海，等，2013）（见表2）。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新特的交通区位，选取以下指标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自各县（市）2013年统计公报和各地州统计年鉴，其它数据来源于2013年新疆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图层数据来自于国家地理信息网1；4000000图集，通过GIS软件录入属性数据得到。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将已录入属性数据的shp图层导入Geoda软件中，基于最临近距离规则创建空间权重wij，得出全局Moran's I指数为0.3220，Moran's I的正态统计量Z值大于0.0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96），通过显著性检验（见表3）。

由以上得分可知，Z值>1.96，可以拒绝零假设，表明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呈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各县（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随机分布，而是具有较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主要通过比较临近空间位置观察值的相似程度来测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属性和程度。因其充分考虑了样本量，观察值及空间权重而能很好地反映某种属性在整个区域宏观分异特征；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是在全局自相关时进一步探讨属性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并确定其异常值位置，寻找二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一般采用Moran散点图和局部空间关联指标（LISA）分别表征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基于各县（市）旅游总收入数据，利用GeoDa095i软件得到新疆85个县（市）旅游经济总收入的Moran散点图（见图1），结果分析如下

2.1 整体上表现为空间集聚性强，两极分化明显的特征

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表现为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周围也聚集或跟随着经济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具有典型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差异较大如图1所示，分布在第一象限的空间样本占21.7%，落在二三象限的样本占73.5%，表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和极化特征，但整体水平普遍较低且空间依赖性较强。

2.2 局部上符合距离衰减和空间近邻效应

由于Moran散点图没有给出显著性水平的指标，因此有必要计算LISA来进一步探究空间分析的结果，LISA是用来衡量观测单元属性和其周边单元的相近或相异程度的指标。利用GeoDa095i软件计算得到每个单元的局部Moran's I值及与之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将显著性水平高的县（市）提取出来，可以直观得到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值集聚的县（市）（见表4）。

新疆旅游经济局部集聚形成了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极化空间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以高值区核心城市为中心沿交通网络向周边地区递减处于HH区或者LL区的县（市）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异较小，其局部Moran指数为正且显著，占新疆县（市）总数的30.6%，而这两个片区相比较，旅游经济差异很大，这两个地区的差异水平几乎代表了南北疆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集聚状态形成双向极化。

HH区域内县（市）自身和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主要位于“乌-昌”经济圈范围内，该类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并且此类地区之间旅游经济的关联性强，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相邻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之间开展多方面合作，从而实现要素流动旅游客流量共享；而昌吉回族州县（市）处于LH区，由于逐渐远离经济核心区，旅游经济发展缓慢，旅游产业链功能不全导致一直处于落后区；处于LL区的县（市）基本分布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大部分地区以及喀什地区部分县（市），这些县（市）大多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但有着良好的人文旅游资源；由于南北疆距离较远造成这些偏远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2.3 冷热点分布集中而稳定，但冷点及相关区域占比较高

如图2，新疆旅游经济热点区为Z（G*i）为正且显著的县（市），这些县（市）基本处于北疆中心区域，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为核心，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等为延伸，但热点区仅占新疆总面积的26.5%，冷点及相关区域所占比重较大；旅游经济冷点区集中在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南疆地区交界闭塞，少数民族集中，通达性差，是新疆旅游经济冷点区的核心。

2.4 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分析

根据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较大，两极分化较强，旅游经济空间发展失衡的特点，选取社会经济、旅游资源、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等四大类：旅游人次、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行社个数等131个具体指标，用SPSS17.0主成分分析及相关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规律的形成机制。其中旅游资源优势度指标原始数据来自韩春鲜（2009）的研究成果，鉴于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关系密切，同时新疆旅游资源类型随时间变化较小，旅游资源优势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概况，故作此分析本文其余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及经济普查数据，计算结果如表5，可分析得：

（1）交通可达性及旅游基础设施数量对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相关度越接近于1，二者的关联性越强，本文界定相关度大于0.5的指标为一级指标，小于0.5的指标为次级指标，由分析结果知，旅行社个数星级宾馆个数以及住宿和餐饮从业人员数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度较高，旅客周转量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也接近于1呈高度相关，远高于人均CDP等次级相关指标，可见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旅游交通与旅行社数量对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应用标准差椭圆来对旅游交通旅游景点（含旅行社星级宾馆）这两类主要因素与旅游经济格局的形成做具体分析（见表6）。利用Arcgis10.1中椭圆分析功能可统计出全疆旅游景点的中心位于和静县（85.217809，43.328755），长半轴为6.84km，短半轴为2.72km，旅游景点椭圆面积约占全疆面积的34.7%，相对全疆空间分异系数较大，说明旅游景点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其次旅游景点分布成“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方位角是68°，与旅游总收入分异趋势相似，因此是影响旅游总收入出现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铁路线路呈“西南-东北”方向分布；与公路相比，铁路椭圆面积较小，分布集聚且主要集中在旅游热点区，可以看出，铁路对旅游经济影响效应要高于公路。

（2）旅游资源优势度对旅游实现更加重要

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少，对旅游经济造成影响不显著，游客更加注重旅游资源的优势度，在注重休闲与体验的旅游时代，旅游资源的丰富度与品味度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品位度高，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互补性强，有极强的吸引力，但总体上还基本处于“一流资源，二流交通三流开发”的状态，有许多具有开发潜力的资源还未得到合理开发，需要加强新疆A级精品景区建设，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交通区位对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起着基础性作用

由图3可以发现，新疆省道和国道空间分异系数较大。南疆地区交通闭塞，铁路及公路数量少等级低，交通网络连通性差。覆盖度低。良好的交通区位使得新疆旅游经济热点区集聚于北疆，形成了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为延伸区的旅游热点区域，呈以热点区核心城市为中心沿交通网络向周边地区递减的格局，交通区位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3 结论

篇13

自从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人民币币值今后的变动趋势又展开了又一轮激烈的讨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根据这样的研究结论,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国际收支理论和购买力平价理论。

但更有持人民币不会继续升值的观点，理论依据是目前中国存在货币超额供给现象，货币超额供给与本币升值同时存在不可能是长期现象；从国内市场要素的课的性分析了人民币币值在中长期内如果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认为中国的要素价格偏低，不应靠本币升值来解决国际收支顺差。本人也持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1.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将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汇率，使汇率下跌。2.中国的外汇储备运用会日趋合理化，从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3.从利率平价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内有贬值的趋势。尽管由于升值预期、国际储备顺差继续增加、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等原因，在短期内人民币币值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二、理论上本币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一国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实质上是一国经济状况的体现，币值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对该国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人民币币值的中长期贬值趋势对我国经济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它对西部省份贵州的影响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讲，汇率贬值会对经济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汇率下降的收益表现在以下几点。(1)汇率贬值可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已达到8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际，可见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增加就会使GDP增加;(2)汇率贬值可以降低FDI的成本，更有利于吸引海外资金流入境内;(3)会提高国内就业水平，出口的增加会增加就业岗位，同时FDI的增加也会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更多的失业问题。2005年普通高校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3%，算上农民我国失业率高达20%。可见，增加就业成为国内扼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汇率下降也会带来成本。(1)人民币贬值会使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中国进口的产品接近半数属于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能源和原材料，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制品以及机械和交通设备等制成品的比重也是逐渐上升的，这些产品都是缺乏价格刚性的。本币贬值将使进口成本增加。(2)本币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境外投资。因为汇率升值直接导致境外直接投资成本增加，在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回的本币利润将减少。

贵州属于西部省份，尽管开放程度不高，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尽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策略，溶入世界经济的环节中去。毫无疑问，本币币值降低也会对其经济产生影响。

三、贵州省经济状况及经济发展展望

贵州经济发展又具有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1.是贵州的资源禀赋优势。贵州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能资源。而目前形成的旅游产品多为观光型产品，能适应高消费层游客的度假型、文化型产品仍然不足，海外游客所占的比重小。生物资源如“贵州三宝”尚未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尚未走出国门。该省还有丰富的磷、镁、铝、重晶石等矿产资源。但大部分资源都未充分开发利用。据悉，贵州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产地。截至2004年末，贵州煤炭利用量占累计探明贮量的比例仅为14.25%，开发潜力巨大。贵州凭借其优越的水能资源，要承担西电东送的任务。

2.区位优势。贵州地处西南部，是祖国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要充分利用该优势来发挥过境经济效益、输出经济效益和吸收经济效益。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效益都未能得以实现。

3.生产力布局。贵州传统生产形成烟酒产业，三线建设形成了航天、航空、电子产业，资源禀赋形成煤炭、磷矿、铝锭产业和西电东送形成电力产业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一方面贵州省具有诸多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优势，而另一方面，贵州的经济发展又是全国最落后的。由于历史原因，贵州经济基础薄弱，2003年贵州GDP为1344亿元，人均GDP为3500元。而同期全国GDP为9030元，贵州只占全国人均GDP的38.7%，在全国排列为倒数第一。全国财政收入同样处于挂末的位置。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人口众多。2003年末，贵州比全国每平方公里多出85人。并且在贵州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占总人口的85%，大大高于全国58%的水平。(2)基础设施差。交通运输发展仍然滞后，目前，近四分之一的乡村还不通汽车，有的乡村还未通水通电，人畜饮水尚未解决；小城镇建设滞后，建筑、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还不够完善和健全。(3)教育科技落后。科技投入少，科技人才缺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资金的缺乏。

贵州省正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境外资金流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利用贵州的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要努力扩大出口。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四、人民币贬值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民贬值会对其产生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会吸引更多的FDI。贵州经济落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的缺乏。本币贬值使外资进入的成本降低，伴随着贵州投资环境的改善，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从而解决该省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升级等领域急需的资金问题。有利于贵州出口贸易的增长。贵州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比重还比较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虽然呈不断上升趋势和，但质量和档次仍比较低，附加值不高。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胜，价格优势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有利于该省出口量的增加。本币升贬值有利于改善这个农业大省的就业状况。境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贸易出口量的增加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既可以解决高学历人口的失业问题，也可以安置很多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口。这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省而言尤为重要。同时，本币贬值也会对贵州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譬如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提高等。但总体而言，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五、结论

篇14

关键词：平均利润规律；农村；教训；充分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61-03

一、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按照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润规律，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

1.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无论其生产经营的内容差别有多大,也不管他们投资的部门、区域又有如何的不同,只要他们所投入资本(物化劳动、活劳动)的量相同,各自所获得的利润趋于相同,这个利润即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 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1]

2.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不同部门资本家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1]

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各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竞争是平均利润形成的杠杆。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进而,竞争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以取得最有利的投资场所, 获得高额利润,“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 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部门之间的竞争采取资本转移的方式，即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原来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量的增加，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本量减少，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利润率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

3.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 “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关于平均利润形成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在这个前提下“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这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1]这就是说平均利润的形成,要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流动。

二、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没有从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而使平均利润规律失去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突出地表现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仍然占较大的比重，国民经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城市和农村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收入比较低，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众多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通过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很窄的两条道，即考入大学和参军。对于绝大多数或者说近百分之百渴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2]上述要求的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靠农民的自身积累是很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资金不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地流动，从而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价格形成与运行机制为核心。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调节，是自动调节“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3]；是市场机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的影响来发挥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按照上述特点，商品的价格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价格既不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也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确定的价格低于价值长期不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即使没有资本流动的限制，也不会有资金流入解决农业资金发展不足的难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农产品再供不应求也不会使价格提高，从而无法激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一个农业大国，几亿人口搞农业，而农产品又严重短缺的怪现象。

三、适应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党的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近三十年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已经为平均利润规律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动力。

平均利润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已经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调节经济的运行。但笔者认为，仅就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这一规律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有待于适应这一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的改革。

首先，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需要深化改革。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的障碍，主要是流入的障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来自农村外部的较大数额的资金或资本。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许多有意向、有能力投资农业的人，但没有投资于农业，主要是担心承包期之后的“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土地承包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阻碍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实现。因为实现土地大规模的集中和规模经营，需要拥有较大数额资金的经营大户的出现，这些经营大户一般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几代人的利益，再有他们一般要对土地有更为长远的打算，而不是维持经营的现状。这样定期、不定期对承包地的重新划分，或者说不确定的继续承包，经营大户就很难出现，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就落不到实处。

笔者建议，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不论是本村人、他乡人还是城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谁的手中，在下一个承包期，谁就取得了优先承包经营权，而且不论面积大小。而不是把承包经营权再交回原承包人或村集体，使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人再一次有偿获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转让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也是有利的，因为对于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者，希望承包期越长越好，获取的承包经营权越长，就肯支付更多的流转费。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它存在是合理的，又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用法律、政策把它明确地肯定下来，将会更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阻碍资金向农业的自由流入还表现为，有的地区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中流转，排斥外来资金的流入。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城里人已经在农村购买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大都是借用原集体某一村民的身份，当该村民年纪比较大时，又要将承包权转到另一年龄比较小的村民身上，购买土地承包权的人心理总是不塌实，这种不塌实必然影响外来资金向农村的自由流入。

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在劳动力的流出方面，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4]为了保证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出，上述规定需要完善。上述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流动。然而，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总体趋势看，流出的人大都是希望进入“设区的城市”，这符合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即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问题上，流入“设区的城市”与流入小城镇不应该区别对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归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的重要生产资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实际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人可以“买断”得到相应的收入，而作为集体成员农民，进入了“设区城市”无条件地交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该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在经济利益上实际就没有任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还很高，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进城就必须无条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就是能离开农村或者工作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会放弃农民的身份，尤其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更会这样。我们急需遵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障碍还表现为，在许多城市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入还设许多的门槛，在子女入学升学等方面还有差别的待遇。在许多城市原来的农村人，要变成有户口无差别待遇的城市人还有一定的难度。按照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不该再设立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门槛，在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1-219.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4.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

Fully Developed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Economy

GU Chun-xiang

(Bihai university, Liaonin Jjinzhou 121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