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民营经济；转轨经济时期；分类标准；经济学角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全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民营经济从无从到有，从少到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民营经济已经超越三分之二的规模，民营企业占全国税收总额比重超出了一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与民营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民营经济现象也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一、民营经济研究的目的

民营经济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我们对这类现象的解释可以从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突破口。笔者的观点认为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民营经济研究的目的。

首先，是为了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利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对等起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一律是在政府的指令下进行的，市场没有存在的基础，厂商之间竞争意识淡薄，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存在着对私有制的敌视。当这种人为的经济体制安排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时候，经济改革成为国家唯一的出路。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总量上经济的产值是增加的。尽管会产生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对比于初始阶段，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是有明显提高的。

其次，市场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民营经济能否得到大发展。根据市场的定义可知，市场要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参与市场的主体数量众多，民营企业数量发展迅速在这方面支持了市场的发展，但有这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市场能够真正地发挥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取决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实施。这三种机制在民营经济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特征和追逐利润的动机，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市场经济的完善。董辅初教授认为：“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天然地同市场兼容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要以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条件，同时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又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也只有在市场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使用资源，提高竞争力和绩效。

最后，是为了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制度上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的。由于受改革之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发展以及在旧的经济体制形成的利益既得团体的影响，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体制上遇到了相同的障碍。

二、以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分类标准的科学性

任何科学研究，只有在明确其研究对象、界定其范围大小和把握研究对象特征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下去。分类的原则是把具有某些相似特征的个体归为一类，而且所把握的特征必须在研究领域内有意义，否则这类分类也是不科学的。就企业分为国营和民营两大部分而言，它的区分标准目前有不同的两种说法。

首先，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分类。这类分类标准在概括中国民营经济的性质上具有“中国特色”，认为民营经济是非国有经济为基本构成的经济形式，是完全的非国营经济，是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的经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所有制性质来区分不同的经济成分，这一惯性直接影响到目前对民营经济成分的界定，并坚持用国有或民营所有资产所占比例的多少来区分国营经济还是民营经济。这是不科学的做法，民营经济的提出是为了建立一种符合人们经济行为特征的企业经营方式；是为了肯定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做法；是为了淡化所有制的影响提出来的。如果同所有制联系在一块，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上面所分析的民营经济研究的目的。并且，这种观点认为一切国有经济都是非民营经济，但有些国有经济是采取民营经济的经营方式，即国有民营，这类观点忽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因此综合上面两点，可以认为单纯以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为基础来区分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的做法是不符合现在经济发展趋势的，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

其次，从企业理论和经营方式角度进行区分。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是改革的一大成果，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晓菊在《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这样总结民营经济：“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这种分类标准将不考虑产权所有制属性关系，而是以资产经营权为唯一区分标准，从经营方式上认定民营经济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确立的民营经济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为了研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转变中，民营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这种共同特征的民营经济集团，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现实性和转轨时期的独特性，对它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机制的运作。

三、从民营经济的研究成果上看研究的必要性

一项经济研究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关键是要知道这项研究的最后成果是否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是否能够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给出解决办法。关于民营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任何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都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增长的计量，包括GDP产值、就业人口总量和失业率、国际进出口贸易额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方面，这包括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产业组织结构及垄断存在的普遍性、国民的经济行为方式、企业家的数量等。民营经济经过这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不足0.1%增长到现在的近2/3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70%，在部分行业已经超过70%，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体。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和成就的主要体现者，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在以个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才有机会成为可能。

其次，是关于民营经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目前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中谈论最多、影响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种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采取经济学的角度对民营经济进行研究的起点是将民营经济作为一个集体，探究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外部和内部力量能够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采取这种角度进行研究还可以说明在绝大多数领域，民间资本的效率都要高于国有资本，这种效率体现为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民营经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各地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结论为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指导意见，努力抛弃以往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在发展当地经济的时候不应该否认民营经济的贡献，而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促使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是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民营经济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找到原因，一方面是外部经济制度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内部的经营管理机制。外部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政策上的从默许到引导支持，现在很多人认为外部的环境总体上是不平等的，不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例如融资难和审批制度上的歧视，但制度和政策上的改进是朝着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的。内部的原因有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风险管理意识。这些研究成果以更加现实的描述来再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以民营经济为载体，以现实为证据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动力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保障。

篇2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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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经济；非理性；生活方式；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20―06

1 经济学何谓?

1．1 经济学与财富之根

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学是国家间贸易之学，多出口，少进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生产之学，只有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综合前人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财富之学，是如何致富之学。古典经济学家对财富的关注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时间对于价值形成的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慨叹：“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困难是由于时间因素而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在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分析中，始终对时间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然而，19世纪后期，由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引进，理论经济学开始了心理分析转向，时间要素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开始边缘化。凯恩斯革命引领经济学走出微观研究的狭小范围，开始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问题，以应对市场失灵和反危机，其关注焦点由个人劳动转向政府调控，时间要素淡出其研究的视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经济学又经历了一场博弈论革命，它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预设前提出发，研究人们在市场博弈中的行为选择规律。在博弈论视域内，经济学被置于抽象数学化的逻辑推演境界，成为信息和对策之学。总之，经济学不断科学化(即数学化、符号化和心理学化)的历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逐渐疏离和遮蔽真正财富之根的历程。

1．2 新经济与财富观念变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一信息社会渐露端倪，新经济日益兴起，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也进一步拓宽。有人认为，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新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是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学问，它是继采集渔猎经济、农牧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体验经济，新经济学就是体验经济学，它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人认为，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新经济学就是眼球经济学。更有人认为，新经济是“娱乐挂帅”的经济，新经济学就是娱乐经济学。如此等等。随着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理解的变化，财富的形式以及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均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

1．3 经济学的实质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创造之学。具体来讲，它是研究在一种特定社会情境下，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交往规则的学问。这种交往既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与人、人与各类共同体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

人是一切社会问题学科的总主体根源，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选择的主观多样性构成所有社会问题学科的总背景。经济学也不例外。总而言之，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选择和享受自身生存条件的科学。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其生存状态的基本图景，它内在地决定社会的需求方式和需求结构。此外，科技进步也是一个富有巨大影响力的要素，它不仅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还不断拓展人们需要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可见，以人们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作为这种变革重要动力之一的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无论其中的哪一方面发生改变，都将影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拓宽经济学的内涵，放大经济学的复杂性，是经济学研究必须考察的内容。

2 休闲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性假设

既然经济学的复杂性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那么，如此复杂的主体选择活动，定性和定量研究何以可能?

2．1 传统经济学立论的假设前提

为了便于对经济主体复杂的选择活动开展研究，传统经济学确立了三大假设前提，分别是理性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

(1)理性人假设 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在经济学说史上，它源于“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是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自己在机会集合中不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结果，以实现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较早明确地把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确定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据此，他出色地描绘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后来经济运作和演进实践中，经济人假设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主体总是追求其目标值或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至于这种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则不做具体的界定。主流经济学的成功在于它的有理性的自私人假设恰好描绘了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即其对满足和快乐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利己动机。

(2)资源稀缺性假设 资源稀缺性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的直接外在前提。如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事实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一个既定量，且很多是不可再生资源，无法循环利用，必然越用越少。同时，世界人口在急剧增长，已经突破60亿关口，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很多发达国家追求奢侈豪华生活，本已十分紧张的生存资源就显得更加拮据。如果再将生活时间资源考虑在内，即使是当今世界富豪们，也都无法逃脱资源稀缺性的束缚。

(3)完全信息假设 这是理性人假设的默认隐含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再理性的人也只有在把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抉择。没有完全信息，也就谈不上真正理性的选择。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实现完全经济信息最有效传递。

2．2 有限理性热潮

传统经济学的三个假设前提，有两个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经常遭到质疑，即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现在，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不完全信息这一昔日始终回避的事实。以沃德(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博弈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处境却日益尴尬，它面临“有限理性”学说的严峻挑战。“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mon)教授提 出，但他的有限理性概念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山。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最新数学方法的应用，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1)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差异 博弈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徒困境”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尼尔曼(Neyman)和罗宾斯坦(Rubinstein)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博弈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可见，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

(2)游戏规则理性和个人行为理性的区分 一些经济学家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3)华人(裔)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最近，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并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

2．3 休闲生活放大人的非理性特质

人性之复杂，自古就是困扰先贤哲人的一大难题。千百年来，争讼不休，始终难于归为一尊。这个过程透露出来的基本事实是，人类对于自身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性复杂性的秘密正在一步步被揭开。理性人假设只是部分反映了人性的本真状态，人的非理性特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为休闲生活的经济学意义的彰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休闲生活是一种非理性特质很强的生活，它置身于社会行政控制域外，是主要由个人自主决策和选择的生活领域。休闲生活是人们经历持续单调工作压力后，放纵自我的生活，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宣泄和释放的广阔天地。只要不触及法律，其行为选择就不受行政干预。因此，休闲生活的繁荣，以及休闲生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势必强化经济生活的非理性内在特质，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3 休闲经济澄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方式盲区

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和劳动为核心，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较少关心居民生活方式。20世纪初以来，随着自动化生产线的日益普及和科学管理的迅猛发展，造就了规模经济，产生了绝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率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居民生活方式的经济学意义突现。

3．1 经济学与消费生活方式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从宏观上调控市场，防范危机，促进消费，繁荣经济，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市场，刺激需求，于是，高工资和高福利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分期付款消费方式不断繁荣，各种媒体广告掀起了对奢侈消费的大力鼓噪与宣传。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文化工业的崛起和加盟，世界范围内涌起了大众文化的滚滚狂潮。人们的消费方式第一次与社会生产如此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其重要后果是使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商业化，娱乐、影视、流行音乐、社会时尚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达；品牌和明星等既是价值连城的商品，也是融入亿万人灵魂的追求与梦想。消费生活开始符号化和虚拟化。人们很难想象，离开这近乎疯狂的消费浪潮，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繁荣的命运将是如何?很快，“丰裕社会”或“消费社会”批判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话题，与罗马俱乐部的警告遥相呼应。但是，批判归批判，“消费社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学者的立场，西方国家官方舆论始终在纵容和鼓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全球化。好莱坞的大片充斥亚、非、拉各地的大小影院和音像制品商店，百老汇和红磨房的狂歌劲舞不断被第三世界各角落的娱乐场所克隆或复制，西方的时尚正在引领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众多追随者乐此不疲。约翰・奈斯比特对此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描述：“喝卡普蒂诺或佩里埃牌矿泉水，家中摆设是伊基牌家具，吃的是生鱼片，身穿贝内顿高级运动服，听的是英美的摇滚乐，开着南朝鲜的现代牌汽车去麦克唐纳快餐店”。对时尚生活的疯狂复制与不懈追逐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当下世界发展模式已离不开时尚消费――从时尚的制造，到对时尚的追逐。时尚正在走出富国和富人垄断的状态，步入穷国和穷人家，开始大众化和全球化旅程。

3．2 经济学与休闲生活方式

与消费生活方式繁荣相联系的就是休闲生活方式的时尚化。

早在19世纪中期，缩短工时就成为西方社会劳动阶级争取的重要目标，并逐步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到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8小时工作日，48小时工作周，后来，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工时进一步缩短：1960年，美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7．5小时。现在，灵活工时制(flexible working)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选择每天工作的时间段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既可以在上午9点上班，也可以在午后3点或晚上7点开始工作，既可以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选择工作6小时或3小时，

同时，社会福利化和经济消费化的发展，与日益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不期而遇，两厢耦合，迅速生成工作远程化(teleworking or remote working)和虚拟化(virtual working)。所谓远程工作，就是通过互联网和个人多媒体电脑，实现异地生产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办公。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昔日坐在办公室才能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昔日必须以实物为材料的生产、加工、设计、培训和管理等，也可以在个人多媒体电脑上虚拟操作，成本大大降低，过程越来越轻松愉快。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家办公(或称在家上班)。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工厂化集中劳作和办公室集中办公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欧美国家已有数千万人实现在家上班或部分在家上班。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扩大了劳动者的闲暇时空，而且改变着传统劳动活动的性质，使劳动本身越来越趋向休闲化，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清。以生产劳动为核心对象的传统经济学潜伏着深刻危机，并酝酿革命性变革。

3．3 经济学与知识一信息生活方式

传统经济学无视知识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生活是一种非生产性生活，是一种单纯的消费生活，于社会生产有百害而无一利。直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后，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才开始受到理性的关注。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它依然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较早打破了这一局面，深入研究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知识创新的经济意义。

如今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知识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它与人才一起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在发达国家，智力劳动和精神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例与日俱增。人们常称我们今天的世界处于知识一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并不夸张，特别是日益膨胀的创新知识体系借助四通八达的宽带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零距离即时化传播，放大了知识和信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诞生了“注意力经济”之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原材料和能源等实物资源，更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们的注意力。整个世界正在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可见，休闲社会也是一种消费社会，且是一种消费与生产合一的社会。休闲消费就是休闲生产，是体力、精力和智力更新后的新社会主体的生产过程，也是创新性理论和技术生成的广阔天地。但它又与战后兴起、当下走红的消费社会不同，后者片面追求物质挥霍和炫耀性消费，而前者则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的综合平衡体，在总体上，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在物质消费方面，则倾向于“简单生活”，以创造人类自身更大量的自由时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幽邃的享受深度。

4 休闲经济彰显传统经济学的时间之根

4．1 劳动(工作)与时间

时间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概念。从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霍金，到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和海德格尔，直到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思和西美尔，都为之诱惑，对它痴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间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度量，也是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客观界限，它几乎可以与“存在”画等号。人只能在时间隧道中穿梭，去而无返。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时间在冥冥之中都是一个定数，打他一出生就开始了走向终点的倒计时。所以，时间是个人生活中最为富裕也最为稀缺的资源。

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时间资源的利用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或劳动)，8小时睡眠(即必须的生理活动)，8小时休闲(即自由选择的活动)。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获取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也比较低，劳动时间在人类生活时间分配中的比重较大，远远超过8小时。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农忙季节日劳动时间可以在15－16小时左右，构成人类生活时间的最大部分。所以，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工作)时间，对其余两部分时间不够重视是有原因的。这无意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思考空间和创新灵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5个初始方面，从而揭示了人类3种基本生存状态，即劳动生存状态、生理生存状态和自由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追求“新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立足于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生活时间结构的分析，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度，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的同时，隐喻了休闲生存逻辑。一部《资本论》，最伟大的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完全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工作日等6个生活时间范畴的相互关系分析基础上展开的。其中，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工人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自身自由时间的丧失；在资本家那里，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就是自由时间的获得。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其实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所以，《资本论》实质是论劳动―雇佣劳动，其基本分析维度是劳动时间。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工人劳动时间缩短提供极大空间。前述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作息制度变革和劳动时间缩短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休闲时间早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社会意义日益提升，工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自身自由解放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这也启示我们：今天应该立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这双重视角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4．2 价值与时间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认识。价值问题的本质就是源自人内心的对世界意义和功用的权衡。由于它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主客体统一三大复杂环节，长期以来是困扰所有社会问题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一大难题。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始于对市场和交换的研究，价值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古典经济学抓住了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根本，找到时间这个度量劳动量的客观尺度，初步提出奠基于劳动时间分析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做出了实质性推进，创立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赋予劳动价值论以坚实牢固的科学基础，进而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长期被混为一谈的概念，破解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资本总公式矛盾，最终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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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关系；重要意义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06）.

[2] 熊新发，陈玉杰.劳动科学研究的特征分析——基于学术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论的反思[J].现代管理科学，2011（06）.

[3] 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4] 闫威，陈长怀，韩美清.劳动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J].商业研究，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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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

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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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通的主要研究成果在于他为国民核算体系的进步贡献了突出的基础性力量，并且推动了经验经济分析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方法方向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对微观数据进行统计并且能够分析出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亨德里认为，对于计量经济的整个分析过程来说，可以认为是一个客观数据生成的过程，上面这些研究成果都说明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统计学的发展带动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反之，计量经济学的进步也有力的推动了统计学的发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方面。

二、模型类型设定对数据的依赖性

在对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一旦确定研究的对象，也要高度重视相关的研究数据的确定。例如，研究人员进行我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的过程中，模型研究的对象就是表征经济增长结果的GDP时间序列；在对学生大学期间的课程学习情况进行研究的时候，尤其是挂科情况研究，那么表征不及格的数据0、1、2等自然就是模型研究的对象；研究农民的贷款方式的时候，农户借款的途径选择结果的离散数据0、1、2等就是模型研究的对象。因此，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想要更加深入的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必须要高度重视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深入研究，数据的类型决定了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类型。我国的经济学家李子奈提出，要想更好的对计量经济学进行研究，正确的总体回归模型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指出了一些建立正确总体回归模型的条件。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根据最新的模型方法体系来建立总体理论模型，只有这样才可以完成经验实证。

三、总体回归模型设定对数据关系的依赖性

李子奈在研究中，使用图表达出了数据对于总体回归模型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下，对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从而分析出影响研究对象的恒常、明显的因素。怎样才能够说明这些关系是存在的呢？这些因素怎样才能够引入到模型中？显然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数据的支撑。可以认为，对于经济关系的确认，其前提条件为数据之间存在的统计关系，这也就是总体回归模型设定对于数据的依赖性，因此，在进行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研究的时候，必须要高度的重视数据统计的相关性检查。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的对研究对象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然后根据数据完成统计分析，这样就可以对行为分析的假设进行验证。如果只用数据关系来确定经济关系，明显不够严谨，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统计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经济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只能说必要条件。

四、数据质量对于模型估计的重要意义

在确立了模型并且设定了正确的总体回归模型后，接下来就应该根据总体模型的要求来收集用于模型估计的样本数据，样本数据的质量高低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结果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研究的早期，研究的重点一般在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但是，实际上数据质量不仅仅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在后面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从多个角度来对数据的质量进行研究，这也就使数据质量有了众多的维度。李子奈通过対计量经济学数据的质量的分析，将它们分为一致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比性四个方面。一致性，指母体和样本应该保持一致，样本的来源应该是母体，而在实际的应用中，往往经常会有违反一致性的情况出现；完整性就是指包含于总体模型中的变量，其样本观测值的容量应该是一样的，这既是模型参数估计所必须要求的，也是经济现象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准确性包含了这样的含义：数据应该可以体现出它所描述的经济变量的状态，强调数据本身的科学性；数据对于研究工作应该是准确需要的关系，也就是说满足模型对变量口径的要求。一般来说，后一个因素容易被忽略；可比性，其实就是数据口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找出经济活动存在的客观规律，加入数据是不可比的，就会导致无法准确的的反映出实际的经济规律。

五、外生想定数据对模型应用的重要意义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大致上包括了这几个方面：结构分析、理论检验、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如果要将模型应用在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中，想得到科学的结论就不仅仅只需要正确的模型，想定的外生变量值或政策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只有通过数据，才能将它们表现出来，被称“想定数据”。实际上，没有一个既能够用于预测又可以应用在政策评价的模型，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这种模型却出现了很多次。

六、结论

在上面，对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进行了简单的探讨，看上去没什么深度，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目前非常值得我国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数据问题，对于计量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一项计量经济学课题，大部分精力都应该放在数据上，否则就不能够体现出课题的价值。当然，在突出了数据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免掉入数据陷阱，数据必须是客观的，这才能够表现出客观的活动规律，任何数据的来源都应该经过科学的前期调查，希望本文对相关的研究人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J].经济学动态，2009，08：22-27.

[2]刘丽艳.计量经济学涵义及其性质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3]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02：69-83，221-222.

[4]李长平.计量经济学模型在卫生资源研究中的应用[D].天津医科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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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

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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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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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属性；科学性；人文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从科学的内涵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经济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有助于认识、预测经济现象乃至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体系，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所崇尚的科学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体现在它的数理程度上或者体现在客观性的“硬”度上呢？当前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但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按照达斯顿的看法，客观性的理解本身有三个角度：本体论的客观性是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客观性是关于压制普通的人类判断倾向和审美倾向的，透视法的客观性则是关于消灭个人（或偶尔是团体的，正如拟人论的民族风格类型一样）的特质的；而且，透视法的客观性，既在概念上也在历史上区别于追求现实最终结构的客观性和本体论方面，也区别于禁止在对科学的结果所做报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断和解释的客观性的机械论方面。显然，达斯顿的看法了一直将“科学”等同于客观性的普遍认识，客观性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从而揭示了数量经济学中潜含的修辞。事实上，透视法的客观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纪后叶的道德哲学中而不是自然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将对客观性的关注重新纳入到社会环境和研究者所凸现的民族精神之中。当然，主流经济学中修辞以及透视法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相对应的，西方的自然主义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都视为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它都是上帝创世时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认为，“客观性这个观念与西方历史上对拟人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禁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始自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对将人类的属性归因于上帝的批评，并且作为一种对活力论、目的论和自然神学的一种逃避继续进入现在时期”［1］。

然而，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且，还逐渐把这种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事实上，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由于受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2］。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3］。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问题是，这种“客观性”真的存在吗？米洛斯基指出，“现在是放弃‘科学’以解决客观性问题这一思想的时候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单独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1］。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客观性，其中首先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他相关特征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由于科学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因而科学必然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学所体现的主观性又存在某种差异。特别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大研究客体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关它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学术界又进一步把科学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关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其背后的规律也主要体现人类的理想及由此产生的互动行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顺或改进社会现实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类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这种自然现象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独立性，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适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规律，因而它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的学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定位以及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涵盖广泛，但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学者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就会产生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注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也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

当然，尽管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质的认知往往随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时代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显然应该归属后者。（2）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更不要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对象，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强调，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关系层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又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进一步地，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潜藏着改造社会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以及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的总结，因而带有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之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就会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呈现出了相差极大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开自然科学的考虑，那么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会存在这样两个研究视角：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①。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相反，“社会科学”更为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严密而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4］。

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他们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寻找对既有事实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试图通过新的事实和材料来发现理论。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凭借主体的知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实证性质的科学甚至蜕变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完善，人们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寻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个人领域，关注个体如何理性地处理物的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由于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关系或者双方的力量博弈来分析现状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现存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价格、货币等数字之间的逻辑分析，从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显然，因为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训练和扎实的数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这里把经济学归为社会科学，也主要是强调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化努力以及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演进性特征；但却并不否认，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因为任何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这个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米塞斯就写道，“当我们从外部接近自然科学的主题，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确立功能性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的命题构成我们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们构建了这些原理的体系，我们作了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由于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能理解人类行动的含义，即行动者赋予他行动的含义。是我们能形成用以解释性的现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对含义的这种理解”［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经济学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认知也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人文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它需要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对前定的目的首先进行判断，并选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达到前定目的的手段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要求与自然科学都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时就必须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个理论所设定的目的，并对这种设定目的进行判断，这就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显然，这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把人的行为逻辑等同于物和数的逻辑，这也是与自然科学极不相同的。

可见，尽管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上看，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成熟的经济学可以为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认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理论研究的程序和特点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限定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需要对理想目的以及假设前提进行确认，而这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所以，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关键在于对理论目的和理论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预设确定之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结论和认知，显然，此时就需要借助各种分析和表达工具，但其表达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种具有人文性的修辞。例如，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潜藏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三个命题：（1）“经济学中的数学理论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质，而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2）“经济学推理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连正统的修辞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实际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不是通过求助于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或是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发展出来的优先方法论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无序的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合法化的过程就是检验其参与开放的进行中的对话或语言的程度，而每一个参与者都被置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氛围中。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说服观众，这其中包括同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6］。

三、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阶段都充满了主体的认知，而要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论上有所创见，那么就需要丰富的知识素养：一方面，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能够真正领悟人类所积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作充分契合以对客体有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认知。事实上，经济学说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大师们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浅显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袭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斯密做了系统化的简单表述，从而写出了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富论》。相反，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正确认识，没有广博的知识，即使能够建立比较优美而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们也是流传不远的，实际上，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发表了众多的文章也仍然没有自信，就像当前的那些学者一样。正因如此，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厚积薄发式的研究途径是基本的，只有通过积累深厚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识，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知，从而使得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或者进行有的放矢的实证分析，否则，后续的一切行为都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或者材料堆积的数字游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反射，同一事实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将理论与主体的认知视角和认知目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毕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为等由“人”引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经验性而非先验性的，从而也只有在基于人类实践的经验分析的科学中才可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具有经验性的内容，经济学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正如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所说的，“唯有直接与生活发生关系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7］。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是基于主观的理解，不同的认知会导向不同的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可以确保某种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动模式或行动秩序得到型构，但是，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却并不足以决定这种行动模式的具体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数理模型这一种方法，甚至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哈耶克就把经济理论研究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道德科学等联系起来，而强烈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

显然，正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从而才会形成迥异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同时，由于引导假定本身是难以被证伪的，因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事实上，不仅“弗里德曼的信念――经济学中的一般性争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特定争论都将通过实证检验而解决――尚未得到证实。同样，熊彼特观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大都会被系统性抛弃――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学中，“在对经验证据、伦理因素、硬核命题、意识形态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释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并非只在经济学中有分歧，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中分歧至少同样广泛、深刻和显著。甚至连物理学也有着这种冲突，而且实际上，物理学比其通常看来的要‘软’得多”［9］。也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经济学希望模仿其他科学，即便模仿的是数学或物理学这样伟大的科学，它也应当更加开放，以容纳更多的谈话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从广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知识体系的探究学问的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并且，这种科学本身是具有强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学”一词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并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结果，时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经济学内在的这种学科特性：它不但舍弃了经验性的内容，而且也因执着于数字的游戏而把理论与生活分裂开来，甚至连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标也搞颠倒了。正因如此，厚积薄发式的学习和研究路线往往只是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所遵循，而主流经济学则逐步走上了严密的专业分工道路，把经济学仅仅视为对手段的实证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日益偏重于成规定式的研究路径。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线路，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结果，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瓦尔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从早期到现代不断激发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的灵感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而是完全数学化的目标”［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并在追求客观主义的抽象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精神方面的领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即使在生活世界“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2］。

事实上，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对科学之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经）成为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学术上对大陆哲学的摒弃，连同二战以后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实践之间的混淆，（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科学’本身成为了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批评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1］。正因如此，当主流经济学的困境逐渐暴露，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演化谬误：它把人类世界也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而科学研究仅仅探询如何将这种静态世界摆弄得更有序途径，因此，不仅是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在努力发挥理性的能量来设计和改造社会制度。

显然，正是出于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理性的强调，整个社会科学界充斥了求新求变的氛围，这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胡塞尔就曾指出，“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国内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理化，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学才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它的科学性而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并为了维护其主流的话语权而刻意地用数学符号来掩盖其内含的价值观和主观性，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恰恰使得经济学退化为一门“伪科学”。 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已经越来越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达不到其宣称的那种科学要求却极力宣传它的“科学”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学说中缺陷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掩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规范性以及推崇厚积薄发的思辨路径，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重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推敲，但这并不是要像阿莱所批判的那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上的诡辩游戏：“不断使用误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经定义的语词，那些词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断变换，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严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带有比喻的表达方式，没有精确的含义，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无人能提出异议；使用的表达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要求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不要数学，相反，要研究经济学也必须充分夯实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专业化训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此，数学作为工具在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献大多是主流经济学提供的，他们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其中思想的递进也大多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来。

不过，尽管将经济学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运用数学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明晰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把一种理论建立在公理化的论述上就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特别是，要防止经济学从传统的文字描述走向数理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极端倾向，因为正如杜兰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谬误；而每一美德都会因过分而成为邪恶，没有什么比过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们对数学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即使通过使用数学来精练理论，也必须注意到条件的成熟性问题，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14］。这正如科斯写道的，“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15］。显然，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而言，数学已经被严重滥用了，哈耶克写道：“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8］。

可见，尽管我们常常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这与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16］。在这里，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客观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麦克洛斯基就特别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经济学可借鉴模式，为此，他还对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哲学往往以物理学的方法论作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经济学朝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呢？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17］。

四、简短结语

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契合，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对“science”所作的定义，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不过，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却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来要求经济学，从而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也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至布坎南说，“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少数几位属于现代奥地利人学派的经济学家除外”。而且，布坎南还重新解释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17］在布坎南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他希望社会互动的改进最终将由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样，布莱克则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比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因而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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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科斯.“专题讨论”的评论［M］.李凤圣，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5］ (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篇10

1学习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经管类专业学生学习后续课程的基础，即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微观经济学基础不扎实，后续学习难度加大。此外，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学好微观经济学能够让学生更好的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因此，为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本文结合微观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对教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探索教学新路径。

2注意数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奇妙关系

数学在微观经济学中得到大量的应用，而且具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例如：

2.1函数

在数学上，函数就是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学之中，大量的经济学概念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有供给函数、需求函数、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成本函数，等等。

2.2导数

自从边际革命兴起之后，边际分析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大行其道。微观经济学中存在大量的边际概念，如边际效用、边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等。它们既有一个定义的公式，同时也有一个导数的公式在大量的计算题中得到应用。边际概念和总量概念还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性的关系：当边际量大于0时，总量递增；当边际量小于0时，总量递减；当边际量等于0时，总量取得极大值。例如，边际效用与总效用、边际产量与总产量以及边际收益与总收益都是这样。

2.3斜率

供求曲线的斜率关系到供求弹性的大小；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关系到两种商品替代程度的大小；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关系到两种生产要素替代比例的大小。序数效用论中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等的均衡条件都是两条线的斜率相等。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中大量的图形都和数学具有惟妙惟肖的关系。

3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大班教学降低教学质量。笔者所在的学校，由于年轻老师外出读书、进修以及专业教师结构问题，该门课程长期采取大班教学模式，学生人数往往超过100人，课堂教学秩序难以高效控制，学生提问的机会较少，教师与每个学生沟通的时间极为有限，师生互动难以开启。其次，重理论轻实践。学生热衷于记结论和做作业，但是很难用所学知识来解释生活中的经济现象，难以做到“学以致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思维技巧和心灵的容器，帮助人们从纷乱复杂的现象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凯恩斯的话表明，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不应该是只会死记硬背和做题的学生，教师应该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学生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最后，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在教学过程中难免出现“满堂灌”的现象，部分教师照本宣科，教学方式比较落后。还有部分年轻老师，受过正统的经济学训练，有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但是经济学教学中过于注重理论推导，将经济学完全模型化、图像化和数学化，虽然逻辑性很强，但是学生接受效率很低。学生往往热衷于老师的定性分析，当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经济模型时，学生感觉枯燥乏味，降低了学习的积极性。

4改进微观经济学教学的一些建议

4.1选择合适的教材与合理的考试方式

鉴于国内经济学教学的情况，对经济类学生选用的课堂教材外，可以选一些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辅助读物，如曼昆《经济学原理》、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等，并注意考察学生辅助教材的阅读情况。在考试方面，并将小论文写作体现在平时成绩中。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试。同时对期末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注重考评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计算能力，期末考试试题中，减少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加大案例分析的分值和计算题的分值。经过几个学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馈作用。

4.2强调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想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但通常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过度强调数学工具会使学生产生误解，把经济分析的方法误认为目的，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加强学生经济学思想的培养，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经济规律，使经济学理论可以为日常生活决策提供参考。

4.3案例教学要体现互动性

针对微观经济学理论较多且较为抽象，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应理论联系实践，多运用生活中的案例来讨论、解释微观经济理论，活跃学生的思维。如果能让学生参与案例讨论、分析，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笔者在讲授垄断市场的价格歧视时，让学生自己来举例，学生举出了电影票价在周一至周日价格不同，且每天不同时间段票价也不相同的案例，教师再通过引导，来分析垄断市场进行实行歧视性价格的条件和利润等，就可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价格歧视理论。

5结语

篇11

论文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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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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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效益

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科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投资效益的一门科学。教育经济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经济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智力的物化，有力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经济学，对于从理论上把握和实践中解决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教育经济学的理念和思想与大学管理结合起来，加强关联性。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回顾

国际上一般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起点，主要标志就是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开始向西方开启，教育经济学正式传人中国，其标志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此后很多学者开始将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1984年10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使教育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组织与交流台。对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尔后至今，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授予并招收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达20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00多家，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又上一个台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它侧重于从经济理论上阐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教育管理学侧重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好像经济科学中其他分支的管理科学与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样，反应了应用经济学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存在某些重叠的问题，其主要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所以研究的是一般经济理论问题。然而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进行管理的相关问题，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经费的预算、计划、使用、监督和调节等，侧重于教育经费的筹集和分配问题。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是相互促进的，教育经济学位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经济学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又为教育经济学提供实证材料与研究课题，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科学体系。

三、运用教育经济学加强大学教育计划管理

1.宏观计划管理

加强教育经济宏观计划管理，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应该正确的估计与分析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和阻碍大学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因素，在教育与经济的比例结构上逐步趋向合理。同时应该做好科学人才预测，制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避免计划的主观性、盲目性，使其具有科学的指导。

2.微观计划管理

加强大学内部的微观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对大学内部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应进一步做好大学人才培养的成本考核与计算，克服盲目建设与购置，要调整人员结构比例和仪器设备配套，降低人才培养的成本，提高投 资经济效益，加强微观计划管理。

四、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的意义

运用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能使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把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揭示其客观规律性，就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教育的事业发展客服盲目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可以有效的促进大学科学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以最少教育投资取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为我们的科学管理提供定量的依据；再次，教育经济学为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提供了科学论证的重要理论依据，促使大学现行管理体制与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最后，有利于大学教育内部的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建立大学教育内部的专业设置、培养人才的层次比例和规格等方面的合理结构。

总结：

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它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教育的内部建设，促使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更好的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教育经济学体系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将其思想和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中去，指导教育发展，使教育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完善教育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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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经济学解读；定义；财务会计

前言：

财务会计的定义受会计工作性质的影响，它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也不能定义为相对独立的实体。财务会计的定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列报和披露。列报是由报表、记录、计量三部分构成。只有继续深化财务会计的概念，才能从现象到本质不断加深对其发展的认识，有助于整个财务报告的估计和判断。

一、会计的定义的沿革

任何一项社会活动或学科，都要进行由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的认识。只有加深对其定义的解读，才能实现进一步的认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认识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以往对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定义中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已被国际广泛应用。第一种是被简称为“艺术论”的定义，“会计是通过货币的形式，记录和分类与汇总具有部分财务性质的事项和交易，使之具有特定的意义,能够把数据转变为有用的信息，另外还可以解释其结果的内在含义”。第二种是将会计定义为一种服务活动。会计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相关的主体，而这个主体要拥有财务性质方面的量化信息，主要目的是有助于做出经济决策和在可能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正确的决策。财务会计是会计的多个类别中的一种，主要是通过货币计量的方式，为企业提供相关的经济资源和义务的持续性历史和可改变的经济的活动历史。

二、相关学者的经济学理论对财务会计的研究

（一）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对财务会计的影响

科斯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所发现的交易成本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对经济学研究中，对企业的经济性质和产权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刻的明确。在科斯进行研究之前，相关学者的研究没有发现市场交易成本，认为市场是自由的、无竞争的，对于市场的信息人们也很容易获得，然而，科斯发现市场其实不是自行协调和无障碍的体系，企业将取代几个机制。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往往需要较高的成本来取得交易所需的价格，这种价格机制由企业取代，通过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范围内进行有效、统一的计划安排，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对财务会计还有更高的要求，对企业的性质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不论是在市场还是企业中，借用相应的权威和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都需要财务会计信息作为生产活动的媒介和指引。

（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对财务会计的介绍

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撰写的《资本论》中，深入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实现了资本的流通和过程的统一。其中还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会计。它的观点是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就是会计，同时还具有两项功能，即反映和控制。同时马克思还提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产规模将不断步入社会化，其中会计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实践中显示，市场对资源合理配置起着重要作用，当企业生产逐步向市场化、大型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时，也越来越重视对财务会计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关于会计方面的概念，例如例如利润、成本等，为市场经济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提出会计的目标、职能和对象等基本概念，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对财务会计的作用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之前有很多关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但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才确定了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并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做任何事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企业则想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亚当•斯密认为这未尝不是件好事，人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就会促进市场的竞争，在竞争中会给社会带来福利，促进市场的繁荣。这种理论研究为各国实现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在启发中使市场资源配置得以发挥重大作用。第二，促进了“公司治理”概念的诞生和发展，强调分工的重要性，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这种分工不单是指劳务方面的还有资本、产权的分工，促进了现代企业的进步。第三，国家采取自由发展政策，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其对财务会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财务会计是面向市场、立足企业的，将社会分工从企业产权中分离出来，在需要交易的事项交换完成之后才能够实现企业的收入。对企业所有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有益处，可以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走出资源配置的正确决策，同时也实现了市场信息共享，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务会计的发展。

三、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财务会计定义

（一）从经济系统层面解读

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有各自含有特殊作用的程序，集中到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就被称为系统。在社会界和自然界中系统普遍存在，社会、宇宙就相当于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还包含着无数个小系统，天然存在的一般是大系统，人为创造的一般是小系统，通常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利益就会创造小系统。系统具有独特的特点，如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越大，则它的组成部分就会越多，结构也会相对比较复杂。另外会计系统是在企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市场是该系统提供的信息，企业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前提下提供信息，市场参与者通过这些有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和有根据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企业和参与者之间进行控制、相互协调。将财务会计看作是人为创造的财务信息系统，证明了会计学的进步。人们可以将目标作为系统的指引方向，对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和作用进行仔细研究。在观察财务会计的过程中发现，财务会计系统的核心结构就是确认形成的财务会计中的财务报表，而确认形成的财务报告的完整性直接影响整个财务会计系统的性质和整体目标，其他的财务报告作为系统的补充结构存在，使财务报告具有预测、估计等功能。

（二）从信息与财务信息层面解读

会计是将企业的经济数据转换为经济信息，而财务会计则是把企业生产事项中包含的财务数据和企业发生的交易数据，转换为企业财务信息，他们都是一种信息转换活动过程。对于信息的定义有多种说法，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信息主要特征包括能够反映事物之间的差异、描述事物的特征和说明事物之间差异的变动。财务会计提供的财务信息通常是用货币来计量，描述企业的特征表现在理财、经营和投资等方面，并根据这些描述反映出企业的经营业绩、综合效益和经营利润等，详细说明这些财务信息的具体变化。企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现金流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财务信息只可以反映它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具体变化，企业的和资源以及变化的本身并不是财务信息。

（三）从面向市场层面解读

市场是一种机制，通过供需双方来决定商品的价格，促使交易完成的平台，并能够对经济进行调节。也有其他不同的理解，例如在市场中，任何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买卖双方中的一员，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市场可以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根据各自不同的交易性质，也可以将市场划分为不同种类，如金融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等，我们所研究的财务会计面向市场的解读，主要是面向资本市场。另外在企业没有公开财务信息时，它就属于私有财产，公开之后则变成公共信息，对相关人员的决策具有相当大的帮助，是一项利己、利他的活动。因此面向市场主要是传递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使价格体制得到合理优化配置，维持市场的繁荣发展。

（四）从立足企业层面解读

企业是财务会计的主体，他为经济活动提供劳务和商品资源，创造了极大的社会的财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目标，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与企业经济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将对会计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企业也是为市场提供财务报告的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企业的及时提供财务信息，才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结论：一直以来会计理论中的重要问题都是会计的定义问题，在现代会计的不断发展中，会计的公正、真实性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对揭示会计的核心价值也有很大作用，从相关学者对经济学的研究中，分析经济学对财务会计的影响，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深入到经济系统、信息与财务信息、面向市场、立足企业中，加深对财务会计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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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盈厚,侯铁建.基于IASB概念框架的可靠性质量特征之认识———一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与讨论[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05:61-68.

篇14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