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 也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缺陷” 浅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罚金刑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分析 关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挽救机制探究 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特点及现状 我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及其预防问题研究 未成年犯罪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和管理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特点及预防对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07-1-12.

2苏叶.我省的10起“校园暴力典型案例[N].甘肃经济日报 2015-09-10-1

3武永明.2010-2012学年度兰州发生校园伤害案件632起[N].兰州晨报，2013-0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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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刑罚裁量；刑罚执行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立法现状

所谓轻刑化，也称为刑罚轻缓化，其基本含义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变化，指国家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审判过程中，对那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必须判处刑罚的犯罪人，能判处较轻的刑罚就不要判处较重的刑罚，能判处较短的刑期就不要判处较长的刑期，增强刑罚适用的针对性、实效性。[1]（P.213）从一般意义上说，轻刑化是人们对重刑思想的摒弃和否定，反映了人们从感性上的认知到理性上的回归。它是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其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2]（P.15）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使得国际社会对其适用处罚采取了有别于成年犯罪人的做法，即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以教育刑为基本理念，多适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与国际相一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轻刑化成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刑事政策。

（一）刑罚裁量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1]（P.73）由此，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时，在充分考虑法定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和重视酌定情节，认真客观地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手段、后果、侵害对象、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然后决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即凡是未成年人犯罪，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从宽处罚，不允许审判人员有自由斟酌是否不必从宽处罚的余地。

2．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限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后的《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是一条原则性规定，即无论未成年人犯了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不能判处死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种适用做出特别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情况下不适用无期徒刑。在附加刑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

3.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进行刑罚裁量时应遵循的标准，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做出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比照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根据此司法解释，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情节，平时一贯表现等情况，再决定对其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4．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确立的一项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审判之前，由专门的人员通过走访家庭、学校、社区、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犯罪原因以及被指控犯罪后的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材料提交法院，法院在审判时适当参考。”[3]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这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5．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和累犯制度。根据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就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诚然前科报告制度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能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大弊端，极易使犯罪人产生自卑心理，增加其心理压力，从而不能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修正案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与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符，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好措施。

（二）刑罚执行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适用。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一方面可以利用社会和家庭等多方力量进行教育、感化、挽救，避免在监狱等改造场所的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可以使部分未成年犯罪人不致失去就学、就业的机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过自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规定，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对未成年犯罪人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即“（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同时，《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将《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由此，确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

2．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减刑和假释无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时由于该主体的特殊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专门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具体而言，减刑、假释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减刑间隔的时间、假释要求执行的原判刑罚时间都可以相应缩短。

3．未成年人犯罪的免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这恰到好处的弥补了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免刑的不足，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4．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是指将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区力量的协助下，对罪犯进行监督、管理、帮教，以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2009年9月，两高院和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从 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这意味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存在问题

通过上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立法现状的概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制度为蓝本而建构的，法律条文相对单薄。但这些规定已基本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刑化理念和特殊保护原则，较为全面地贯彻了“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针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种类规定不明确。我国现行刑法只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没有排除适用其他刑种的适用，这种做法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罚金刑、剥夺政治权利及没收财产刑也存在很大争议。

2．量刑标准过于原则化。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除了在《刑法》第17条和第49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外，在刑法总则中，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标准没有任何其它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容易造成量刑不平衡，从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他们改造，同时也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

3．非刑罚处罚方法不够完善。作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一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以轻缓和多样性见长。然而在我国，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根据犯罪事实及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情况综合评判，并非一定要给予未成年被告人刑罚处罚，但是又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处罚，由于刑法中缺乏更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供法院选择，致使司法实践部门要么对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后一放了之。”

4．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所谓“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指对于被判决宣告有罪或者被定罪判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其符合法定条件时，将其有罪的记录或者刑罚记录予以消灭，且该被封存的犯罪记录非因法定事由不被他人知晓、接触的刑罚制度。”[5]《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重大进步。但仅仅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还不够，应进一步在刑法典中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从而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后升学难、就业难等诸多社会问题。

5．监禁刑适用过多，社区矫正制度不完善。在我国，监禁刑是对未成年犯适用得最多的一类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然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监狱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对正处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未成年人，监禁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同时，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法的一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并不完善，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奖罚措施都处于不统一、不规范状态，不能够完全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的新形势，实现矫正和教育的功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期更好地教育并挽救未成年人。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构想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完善

1．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种类。关于罚金刑及没收财产刑的适用。一般来说未成年犯罪人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也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而且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可能会导致其生活更加贫困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刑法应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不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并没有排除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因不满十八周岁，按照宪法规定，大部分政治权利实际上是不能享有的，故对其宣布剥夺政治权利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2．制定具体的刑罚裁量规范，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章节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为更好在刑罚裁量方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应当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进行明确规定，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2）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3）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的具体标准；（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制度；（5）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6）非刑罚处罚方法；（7）前科消灭制度等。

3．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单一，且规定较为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鉴于此，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做出如下规定： 第一、统一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做出专门性规定。第二、增设适合未成年人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针对目前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过少的不足,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增设一些新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如司法警告，保护观察处分，社区服务等。

4．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纲要》明确提出，法院系统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将意味着，对犯有轻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我国将建立“前科消灭制”，为未成年犯罪人抹去人生污点。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1．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罚执行规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法》，确立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要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重在教育的原则，将对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中独立出来，详细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减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等，制定适合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改造的管理模式、教育内容、改造方法及管教机制，力求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重新塑造教育为新人。

2．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并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建议将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为：对被判处拘役、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考验期也应当低于成年人缓刑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考验期可以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适当缩短或延长。

3．完善未成年人的减刑和假释制度。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应在内容上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的条件细化，量化。但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和罪行特别严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释，适用条件应和成年犯相同。

4．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随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工作也必将逐步深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模式总体上不太成熟，更没有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在此提出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建设。“为了更好的完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机构。通过制定社区矫正的专门性法律，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冲突。”[6]第二、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措施。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可以增加个案矫正、思想矫正等措施，并组织其开展公益劳动和就业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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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变化

从未成年犯罪人方面的情况看，主要反映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犯罪低龄化趋势继续发展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课题组”2002年对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278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全部被调查的未成年犯的平均犯罪年龄为15.73岁。[1] 而最近调查的结果是，未成年犯实施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为15.56岁。可见，短短几年时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又有所降低。

（二）、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

未成年犯罪人中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这一趋势的严重影响在于：其一，多次实施犯罪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犯罪经历本身在不断强化未成年犯罪人犯罪心理的同时，使其可以掌握更多的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称的犯罪经验，从而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增强。其二，这一趋势也表明，社会在处理未成年人初次犯罪方面的迟缓以及初次处理在防止继发性犯罪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闲散状态已成未成年犯罪人案前的主要生活状态

目前，我国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已达1.39亿人，连同随其流动的子女近2000万，总共占到全国人口的1/10强。[2]具体来说，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后其子女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进入城市“二代移民”。而城市“二代移民”中辍学现象严重当已经形成的过高预期受限于户籍、经济水平等客观条件无法实现时，极易萌生相对被剥夺感。加之很多人辍学后又找不到工作，成为“城市流民”，一遇外界因素的刺激或影响，很容易涉足违法犯罪活动。二是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着较普遍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障碍，学业更容易受阻，行为也更容易越轨。[3]

（四）、受教育程度提高

受教育程度提高显然是义务教育水平普遍提升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所蕴涵的意义则在于：其一，未成年人的实际犯罪能力在提升。上过高中、中专或职业高中的未成年犯罪人比例的上升，意味着未成年犯罪人更多地具备了提升犯罪思维和犯罪技能的主观条件。根据2006年的统计，我国初中升高中的比率为75.7%。[4]而初中阶段后就结束学业的未成年人大都在14、15岁左右，生理上正处于青春期，有较强的叛逆与猎奇心理，不再满足甚至反感家长的庇护，渴望走向社会接触新鲜事物，这些正处在社会化关键时期却脱离了来自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正常管束的未成年人，混迹于复杂的社会中，自然会成为违法犯罪的易感群体。

由此观之，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2011年9月，安徽少女拒爱被毁容案件，在社会上引起激烈讨论。大家都谴责未成年犯罪人陶汝坤的暴力行为，对受害少女表示同情。最后，一审宣判，被告陶汝坤故意伤害罪成立，法院考虑到其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1个月。被告人并未当庭提出上诉。这件事中，我们是该谴责陶汝坤的无知与冲动，还是更应该责问他的父母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未成年人陶汝坤出生于优越的家庭环境，正在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对法律的有恃无恐，对他人生命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加上父母的溺爱，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缺乏正确的引导，使这些人任意妄为。

吉林省17名辍学少年组成3个抢劫犯罪团伙，在梅河口市、东丰县、辉南县疯狂抢劫出租车司机、中小学生、商店、行人财物，9个月作案12起等。

两个不满18岁的退学少年，凌晨从游戏机室出来后为找点刺激，竟将一名年约50多岁的乞丐“折磨”得奄奄一息，方才心满意足地离去。男乞丐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些辍学未成年人生活闲散，缺少追求，生活堕落，父母也很少跟他们进行沟通，缺乏法律意识，不知天高地厚，他们的这些行为，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中，有的是享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却不知道好好珍惜，反而嚣张跋扈，有恃无恐。加上社会经验不足，享受着与年龄和认知能力不相称的物质生活，外界的追捧和对成功的不当认识，促使他们不可一世，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的亲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专横一切，只手遮天，这样的人，即使背景再深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犯罪了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的人是出生贫困或者不富裕，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贫富差距的加深，自卑感油然而生，难以自控，以至价值观发生了偏颇，想走一些“捷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反而忘记了通过踏实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更有意义的事。一开始得到了点好处，便以为脱离现状，改变自己的环境可以很简单，不需要十年寒窗苦读才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便越来越胆大，越来越为所欲为。终究，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接受改造。

综上，社会虽然会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给与未成年人以宽容的态度。但不意味着未成年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未成年人犯罪又该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呢？是不是要跟成年人一样呢？下面进行具体的说明。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款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6周岁的能够构成刑法中的所有犯罪，他们对自己所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任何危害行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又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未成年人犯罪的，则应当考虑到与其年龄相对应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来酌情处罚。针对这一情况，大体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立足于传统刑罚的惩治，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惩罚功能，二是用轻刑化、非刑罚化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犯罪。

传统刑罚的惩治，其内容就是强调刑罚是同一切犯罪行为包括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般手段，强调社会正义、法律秩序的维护、受害人的满足、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刑罚轻重应等同于侵害行为的严重性。而非刑罚化的方式，是指对某些犯罪或某些犯罪分子不用传统监禁刑的刑罚方法而用非监禁刑的方法来感化改造罪犯。

受传统“惟刑主义”的报应观念影响，我国对违法犯罪分子都采取严厉的刑罚处罚，以警示尚处于蠢蠢欲动时期的人，并教育人们法律的公平公正不会饶恕任何犯罪分子。但是，在“物极必反”的时候，犯罪分子不能认清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特别是对于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更不易明白法律的教育。

再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传统刑罚惩治，通常是依赖封闭型的改造方法，将罪犯监禁起来，旨在实现对犯罪人的监禁、隔离与矫正以及对他人的恐吓作用。 （下转第93页）

（上接第91页） 实际上，封闭型的改造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未成年人犯服刑完毕的再社会化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而且刑罚的威慑作用也没有人们所估计的那么高。因此，有人认为对未成年人罪犯应更多适用非刑罚化措施。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以感化方针，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未成年人的思想，让他们朝积极健康的生活发展，确立生活的目标，让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但是，非刑罚化的措施容易让一些未成年犯罪人产生无所畏惧的心理，他们可能认为反正有没有特别严厉处罚，出来后继续犯罪，也就无所谓。

不过，相比刑罚化处罚，我更认为非刑罚化处罚的发展空间更大。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是指对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犯，更多采取非监禁性的刑事责任方法。目前，我国的刑罚体系仍然是以自由刑为中心，因此，审判人员在作出刑罚处罚时，习惯于只重视主刑的处罚，而忽略了非监禁刑罚方法的运用和附加刑的独立适用。对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样。

当某罪可以在短期自由刑和非监禁刑之间进行选择时，审判人员应首先考虑独立适用非监禁刑。

对轻微犯罪更广泛地适用酌定不和免除刑罚处罚或者缓刑。有些未成年人犯轻微犯罪或过失犯罪者犯罪以后，他们需要的不是刑罚，而是能够对他们产生一定道德影响和教育影响的措施。由于犯罪较轻，其社会危险性亦不大，其发生原因的多样性，刑罚的威慑作用也不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一些犯罪情节不严重的未成年人，如果适用拘役，则可以将拘役场所换在家里。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此时父母给与合理的教育，相比拘役所等陌生冷酷的地方，未成年人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自己的责任感，内心受到的触动会更大，更能有效的从根本上惩罚未成年人，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还可以采取社区矫正制度，将对未成年人的惩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而不再仅仅是被空洞的思想教育或者严酷的刑罚处罚。通过社会及各方面的努力，促进其自我醒悟，将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通过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来引导他们走上正途。例如，一些地方（如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针对未成年人犯推行的“社会服务令”制度值得借鉴。

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及时加以非刑罚化的处理很有必要。未成年人犯长期在监狱内服刑，一是耽误未成年人本身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的学习；二是长期与社会隔绝，释放后难于适应社会生活的节奏；三是国家行刑成本高。事实上，假释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改造罪犯，其再犯率一直是比较低的。毕竟，未成年人尚小，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因为一次冲动的错误而被长期关在监狱，即使最后放出来了，也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未来。

三、结语

由于身心发展上的差异，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在原因上具有一定的可宽恕性，也使得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效果容易发生偏离，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除了性质特别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应更多的适用非刑罚或轻刑化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关注未成年人人格的健康发展，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保护。而从长远的发展看，只有真正树立起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观念，努力寻求对未成年犯罪人惩治与保护的最佳平衡点，才能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朝新的生活迈进。

【参考文献】

[1]关颖，鞠青.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5.

[2]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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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缓刑；制度分析

引言

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一样，是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与一定时期社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所采取得是一种辅助教育手段，目的和本质上属于保护、教育和预防的性质。为了更好的对犯罪未成年人正确定罪量刑，达到教育、挽救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需要对我国未成年人犯

罪适用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缓刑制度。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他具备法定的其他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犯罪学和心理学已经表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其可塑性较强。所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尽量适用缓刑，让其回到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因此也避免了封闭关押最大的弊端——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动员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从而减轻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大多数还处在求学阶段，缓刑的执行将有利于其学业的继续，而不至于因犯罪而失学。由此可以看出缓刑将比实际送监执行刑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扭曲的心灵的复位，更容易让其早日回归社会，重塑自我。但是我国现阶段缓刑适用上仍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缓刑适用对象过窄。根据刑法第72条第1款的规定，缓刑适用的先决条件是犯罪分子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否则，即不能适用缓刑。从而将那些犯罪情节较为严重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却系初犯、偶犯、从犯、胁以犯、被教唆犯罪、 或突发性犯罪排除在缓刑适应之外。致使这些未成年人罪犯投之监牢，进行交叉感染，出狱后重新犯罪，不能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2、缓刑适用条件呆板，不便操作。我国刑法在对适用对象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缓刑适应条件，造成法官适法尺度难以把握。我国刑法对何谓“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明确规定，而事实上是“是否再危害社会”，只有等罪犯被宣告缓刑后，缓刑考验期满后才能得出结论。对于法官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不可能预知未来之事，因而一部分法官或法院为稳妥起见，免得以后承担“危害社会”之责，就谨慎适用缓刑，甚或少适用缓刑，这些适用条件明显不利于缓刑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得当更好的实施。

3、缓刑考察机关单一，无法达到考察实效。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由此规定可以明确地看出，缓刑考察机关是公安机关，罪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只是予以合作以完成对罪犯的考察工作，而事实上是考察机关与合作组织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监督，形成考察脱节与失控，法院对考察对象在考察期内的表现情况亦无从了解和掌握。如果有法院实行“向后延伸”进行缓刑考察，却因审判力量有限而可能出现法律空档。在此情况下，法官出于种种原因而顾忌，不敢大胆适用缓刑。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缓刑制度分析

1、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范围。在我国可以考虑改变刑法的现行条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条件单独列出：对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一般为初犯、偶犯、激情犯。虽然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欠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薄弱，感情易冲动，易被激惹，行为时可能不顾后果，有时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危害，甚至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也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其主观恶性较成年犯罪人小，事后也大都有悔罪表现，如果采取和成年犯罪人“一刀切”的做法，使得一部分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缓刑，这样在立法上限制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缓刑的适用。放宽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有别于成年犯的不同规定。

2、在考察和管理方面。可以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的限制其行为的措施。现行刑法规定了缓刑人员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此项规定比较笼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而作出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可以借鉴澳门刑法典第50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规定保护性限制其行为的措施。该条规定：“法院得规定被判缓刑者在缓刑期间遵守下列行为规则：不得从事某些职业；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不得在某些地方居住；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不得持有能便利实施犯罪的物质条件；定期向法院，社会重返技术员或非警察三实体报到。”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借鉴澳门的立法经验。我们对未成年人设计缓刑制度时，可以考虑在现行刑法有关缓刑撤消的法定理由上增加规定未成年人参与或接触一些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或场所，可以撤消缓刑，比如：①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②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③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 如若违反且情节严重，可以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这样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感性多于理性，情绪易兴奋，也易失控，很容易受周围环境不良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犯罪后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内心也在自我谴责，但是有时又很难抵制不良的诱惑，既想重新做人，又对过去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许留恋。

3、建立和完善未成年犯缓刑监管制度。①、完善未成年犯缓刑监管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起专门的机构。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缺乏专门的缓刑监管机构，造成现在缓刑考察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监管机构，对未成年犯的考察帮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乃至感情，成立专门的机构，有利于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更科学的总结积累经验，更好的改造和感化失足少年，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②、应当改变现行的消极监管方式，变被动为主动。现行制度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采取的是消积态度，监管机构坐等缓刑犯上门汇报，对于缓刑考察的情况基本上依赖于被监管考察对象的陈述，很难掌握真正的情况。这对未成年缓刑犯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作为未成年人的他们在心智和社会认知能力方面均未充分成熟，此时期不安定、冲动、缺乏自控能力，极易受社会上一些外部环境影响，产生波动，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尽早干预，就有可能达不到宣告缓刑所想追求的效果。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监管机构要能主动、积极地进行考察帮教，随时能够掌握和了解未成年缓刑犯的生活、学习、社会交往等情况，对出现的一些不良状况及时进行处理。

4、建议实施未成年人罪犯的缓刑前科消灭制度 。所谓前科消灭,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被处刑记录的制度。 我国刑法对前科消灭制度未作出规定，被判处缓刑的刑事犯罪记录同样对未成年人也将产生许多的社会影响。首先，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在职业和前途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将导致未成年罪犯永远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其次，未成年罪犯被判处缓刑, 其有罪记录并不随之消除,而是被留在其档案里,与未成年人终生相伴,使人身危险性小或者已经悔过自新的未成年人不仅可能丧失某种权利或资格, 而且还会受到他人的歧视, 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再次，未成年罪犯被判处缓刑与其他未成年人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造成学习、生活、工作诸方面的困难,毁灭了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希望,使其心理冲突加剧,容易产生怨恨心理、逆反心理,极易形成人格,甚至再次走上犯罪之路。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上应该有所区别，正确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笔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加以分析，以期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更恰当的刑事处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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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不满18岁的公民。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指根据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它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计算，是指行为人过了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才认为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已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已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已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1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满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笔者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三）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l、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上，也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他们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以下笔者根据这两条原则来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

我国的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

2、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根据，来自于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试析：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无期徒刑这没有幅度，无法从轻处罚，只能适用减轻处罚，即适用排列在无期徒刑之前的刑种，即有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不适用死刑没有异议。但该条规定并未指明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就已经是给予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再适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不能适用死刑，也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同时还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量刑顺序，先从重，再从轻、减轻的办法来处理。因此根据前述理由，仍然不能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

3、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未成年人本身还不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权利，而且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

（1） 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 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16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16周岁开始工作到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为止不到2年的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

在排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个刑种较好。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其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的，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6个月至15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20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 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 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4、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理由如下：

（1） 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

（2） 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笔者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

（3） 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

综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

1、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己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人，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5月2日

2、佟立华：《未成年人法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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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刑法修正案（八） 未成年人 累犯 刑事犯罪矫治

未成年人作为人的生命历程中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作为犯罪类别中的特殊主体，由于身心发展中的客观矛盾，而有必要把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独立对象进行单独研究和处理。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中，未成年人犯罪一直被高度关注。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作了修改，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构成累犯。但对于如何理解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未成年人能否构成特殊累犯、再犯等问题，仍存在着一定分歧；正确理解这一条文对放宽未成年人累犯限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亦有重要意义。

一、未成年人累犯制度新修条文法理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进一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宽宥待遇。而《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共作了三项修改，其一，第六条对累犯制度的修改，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其二，第十九条对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其三，第十一条修正案对刑法缓刑制度作了修改，其中，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满18周岁犯罪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应当宣告缓刑。

这三项修改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立法上的落实的典型体现，与“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国际趋势正逐步靠拢。宽严相济形事政策包括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两个方面，通过协调运作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合理地组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理性反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中，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然而无论是刑法修正案（八）还是其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4月25日法释[2011]9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作了规定，前罪实施时不满18周岁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但是刑法第六十五条本身也未明确“未满十八周岁犯罪”是犯前罪时未满18周岁还是犯后罪时未满18周岁。因而就产生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是指前罪还是后罪的问题。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问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最，被判处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未满十八周岁时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二、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任何一种故意犯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未满十八周岁时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已满十八周岁时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四、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任何一种故意犯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已满十八周岁时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分别是否构成累犯？

以上四种情况其实可归结为未成年人犯罪两种情形：情形一、前罪犯罪时未成年，后罪犯罪时也未成年；情形二、前罪犯罪时未成年，后罪犯罪时成年。对于“情形一”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正内容不构成累犯并无争议。而对于第二种情形尚有不同的观点，而笔者认为第二种情况仍不应构成累犯。因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两个排除累犯的条件：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该条款含义而论，未成年人犯罪与过失犯罪是并列关系，也就是说无论犯后罪是否成年，只要犯前罪时是未成年人，那就不能构成累犯。其次，如若认为只有“情况一”才不构成累犯，体现不出法律应有的价值。因为，未成年人存在两种刑事责任年龄：年满16周岁应负完全刑事责任，而对于年满14周岁不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种特定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因此，一个未成年人实施前罪、到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再到其实施后罪，在“犯罪—行刑—再犯罪”整个过程中仅有4年甚至2年的时间，一旦犯后罪时已满十八周岁必定？会被认定为累犯，适用时间过于短暂。

二、对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实务操作

在实际案例中，如安徽省蚌埠禹会法院宣判的首例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案中，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不属于累犯。故被告人王德国依法不构成累犯，不再适用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其从重处罚，但可以作为前科劣迹情节酌情予以考虑。鉴于被告人王德国具有自首法定从轻情节，并结合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近亲属积极代为赔偿被害人各种经济损失且获得被害人谅解和检举行为等酌定从轻情节，遂作出以上判决。而在山东省青岛四方区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中，根据实施刑法修正案相关条款规定，因现年20岁的王某前罪实施时未满18周岁，同样认定本次犯罪不构成累犯，最终一审判决王某有期徒刑10个月。

从司法实践来看，基层法院审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也多采用前罪实施于年满18周岁之前的，后罪即使发生于成年之时亦不构成累犯。

三、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域外参考

事实上，关于未成年人的累犯制度，在国外早有立法例。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作为一项原则，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并且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已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效应和刑罚惩治与矫正的效果。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1968年《罗马尼亚刑法典》第38条规定，未成年时实施的犯罪，不作累犯论处；《泰国刑法典》第94条规定，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所犯的罪，无论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应当视为累犯加重处罚的犯罪。概而言之，亦即“前罪”必须发生在成年时，才可能构成累犯；若“前罪”发生在未成年时，无论后罪发生在成年或未成年时都不应构成累犯。

这样的规则制度不仅能较好地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与现代刑法公正、谦抑、人道这三大价值目标相吻合。

四、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刑事矫治政策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的此处修改从积极方面讲，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宽宥，有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这同样是前科消灭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是一种前科减轻制度我们说，在一定范围或期限内保留未成年人的前科是必要的，它可以督促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而过度的强调前科或前罪，不仅使审判机关在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与成年人“一视同仁”，注重惩罚，改造，而不能很好地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而且使未成年人在跨入社会前就被打上深深的犯罪烙印，增加了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也引发了不少担忧，根据调查，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现象比较明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统计表明，（1）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以二次犯罪案件居多。第二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5%；第三次受到处罚的有2人，第五次受到处罚的有1人。（2）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总数的45%；间隔3年至6年的占总数的22.5%；6年至10年的占总数的15%；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3）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知，在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中，这种“犯罪—行刑—再犯罪”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概率并不低。因此，有学者基于这些数据提出如果行为人在年满18岁前后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或数罪，因后罪判决时已满18周岁，应以累犯论处。这同样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因为法律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目标调整的是经常性而非个别的行为，而司法实践中表明未成年人重新再次犯罪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

同时，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又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低龄化趋势；其二，严重的刑事犯罪，尤其是暴力性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比重有所增加，八类严重犯罪占一定比例，例如2011年，上海未成年人涉及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犯罪的，占犯罪总数的32.24%；其三，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成人化、复杂化，新类型犯罪呈逐渐扩展趋势，智力化犯罪不断增加；其四，团伙类犯罪，共同犯罪上涨。涉案未成年人大多并无固定的犯罪组织，但常以地缘关系及亲属关系为纽带常有联系，作案时能够在短时间内纠集，呈现出松散型团伙犯罪特征。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的差异性，特殊性表现在：，缺乏经济来源，由于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对社会和自我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武断性、情绪性等，易冲动，讲义气，遇有外界因素的影响易做出非理智的行为，激情犯罪比较明显。

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和成人犯罪虽然在客观行为和后果上很相似，但依然有本质区别：一是行为主体缺乏或只具有不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二是行为举止有游戏性，尝试性以及好斗性的表现，没有明确的反社会性和主观恶意；三是犯罪主观原因主要生成于外部因素。

据此，我们可得，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应抓住几个关键点，一是应提高未成年人的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二是应帮助未成年人掌握谋生技能，使其能有经济来源；三是跟踪帮教工作，一年内是重点时期，二十岁以内也是关键时期。

防控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宗旨，同样是社会各方所要担负之责任。完善跟踪帮教机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首先，审判机关即法院少年庭可以延伸审判职能，积极的创造能够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教育，改造的帮教条件，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之错误，真心悔改。其次，加强教育等辅助措施，建立帮教基地，传授立足社会技能。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已违反过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加以诸方面的教育并保障其受教育的权利。家庭，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应加强家校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向。让这些未成年人走出法庭，走向社会，为失足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和技能培训条件，使他们融入到积极向上的环境中去。给未成年人多一点点信任，多一点点机会。

同时，还应当建立其他辅助措施，特别是社区矫正体系，以社会处遇的介入方式进行司法矫治和干预。《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刑法原管制、缓刑、假释由公安机关执行、考察、监督的规定，修改为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以及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种社区矫正的方式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恶习交叉感染和监禁隔离引起的消极影响，又能通过组织公益劳动和服务，使未成年犯学会生产、生活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增强社会责任感，以社会大众的力量帮助未成年人改变认识，树立观念，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未成年犯在思想、性格和行为模式上还未定型，可塑性较大，在对其执行司法措施阶段，采用思想教育，行为模式矫治等方法，将十分有助于其完成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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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未成年人犯罪;暂缓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增多、案件所占比例的增大,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共同被称为世界三大公害。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改造、教育为主,进而从根本上加以挽救,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这种观点往往在法院定罪、处罚阶段得到重视,但在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则贯彻得未为彻底,具体地说主要反映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局限性上。我国相关法律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尚存缺欠,只是在某些地方上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暂缓的先例之举,不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而且不成体系,无法作为普遍适用的依据。但所谓“刑事诉讼法学应高于刑事诉讼法”[1],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暂缓的规定,但其本身有着价值蕴涵,已被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采用。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阶段的处理方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暂缓恰恰可以弥补其不足。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更显其价值所在。

一、未成年人犯罪暂缓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对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特点的分析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前提,只有客观地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犯罪具体情况才能对症下药,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呈现出罪犯低龄化、手段成人化、活动团伙化等特点,成为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首先从犯罪年龄上来看,犯罪低龄化的特点突出,多数犯罪发生在15―16周岁这个年龄段。他们大多莽撞无知,犯罪时盲目性、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常常为一点小事舞刀弄棍,逞强斗狠,不计后果。其次从犯罪形式来看,出现了犯罪、性犯罪、非法经营犯罪、介绍容留犯罪等成人化犯罪倾向。同时,共同作案、团伙作案占有相当的比例。团伙犯罪成员大多数是有劣迹的未成年人,他们年龄小,依附性强,喜欢纠集成群,凭借所谓的哥们义气,相互壮胆,共同犯罪。[2]最后,从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来看,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健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一方面比较容易被教育、感化,另一方面也比较容易被蛊惑。因此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要双重分析,两面考虑,不仅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现状,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及犯罪诱因,从而找到适合的防范及矫正方法。

(二)暂缓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基础及价值蕴涵

暂缓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3]它以公诉制度中的便宜主义为基础,主要用于轻罪案件和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

暂缓制度之存在源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获得,而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以便宜原则作为理论支架。便宜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并具备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的原则。其与法定原则相对应,以功利主义刑罚观为理论基础,[4]又与当代的“诉讼经济”理论相契合,[5]通常理解为预防犯罪是一般目的,降低诉讼成本为其理想追求。因此,由于便宜原则的普遍适用,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即意味着赋予检察官有决定是否的权力,有犹豫的权利,由此暂缓制度便应运而生。申言之,暂缓制度的适用是刑事政策理念转变的表现,即如功利主义之创始人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毁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6]其主张应以犯罪预防为主要目的,这本身就是对报应主义理念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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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犯罪的理解，是以一定的社会认知能力为前提的，认识未成年人犯罪则要以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为前提。由于未成年人尚处于社会规则的内化和社会价值的形成期，因此，未成年犯罪者的性动机、对犯罪特殊危害性的认知均弱于成年人，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一般要低于成年人。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考虑，由于未成年人的思想意识尚不成熟，可塑性较大，因而减少其违法犯罪的意识相对容易。正是基于对刑罚作用有限性及未成年人特殊性的认识，目前大多数国家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相比于成年人，淡化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观念，代之以保护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诉的目的方面侧重于教育改造。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的不足

鉴于以上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政策和国际趋势，反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惩罚性过重

1.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均规定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刑法》中只是简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缺少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刚性规定，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仍是侧重于处罚，而不是优先保护。

2.现行《刑法》在刑罚种类以及刑罚具体运用的规定上，对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未作任何实质性的区分，而我国的刑罚结构整体上偏重，因此未成年犯罪人所适用的刑罚结构也属于偏重型。

为了比较说明，本文选取德国、巴西、喀麦隆、朝鲜等国的刑法典为分析蓝本，试着从刑法分则中带有死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刑法分则中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带有无期监禁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规定有3年以上监禁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规定有选科罚金刑（罚金刑作为主要刑种，并且罚金刑和自由刑等刑种并列，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适用）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等角度，去总结所选国家刑罚结构的严厉或轻缓程度。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刑罚不仅重于经济比我们发达的德国，也重于经济落后我们的喀麦隆；不仅重于那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德国、巴西），也重于那些所谓的专制或威权体制国家（朝鲜）。尽管这样的统计方法显得过于简单，不尽严谨，而且仅仅比较立法规范中的刑罚轻重，而没有考虑实践中的刑罚轻重，因而不尽科学，但是通过比较，其结论依然非常清楚，我国的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结构。

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期，生活环境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优劣。而监禁场所普遍存在的“交叉感染”现象对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腐蚀更易、更大，“牢狱生活”使这些曾经受过不良生活环境影响的未成年人继续生活在不良环境中，显然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和重返社会。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于1985年批准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71条规定：“只有在经过审慎考虑以后才可以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使用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第181条更明确要求“应使主管当局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这些措施包括：（1）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2）缓刑；（3）社区服务的裁决；（4）罚款、补偿和赔偿；（5）中间待遇或其他待遇的裁决；（6）参加集体辅导或类似活动的裁决；（7）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8）其他有关裁决。”

我国刑法典规定了五种主刑，只有管制刑属非监禁刑，但在司法实践中，管制刑适用较少，以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2011年、2012年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为例，无一例未成年人被判处管制。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最普遍的还是有期徒刑。虽然刑法规定了缓刑这一非监禁刑保障制度，但针对未成年人如何适用缓刑，现有刑法未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进行区分，笼统以犯罪情节轻重、有无悔罪表现、有无再犯危险等概之，缺乏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具体标准，而我国的未成年人人格分析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相当滞后，再加上对未成年犯罪人予以特殊司法保护的理念还比较淡漠、重刑主义思想还未消除，以致于缓刑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

（二）刑罚体系单一

未成年人处于人生过渡期，个体之间差异较大，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才能增强针对性，以便在矫治和教育的基础上，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外许多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制定了丰富多样的处遇措施，如在德国《少年法院法》中规定了保护性措施、惩戒性措施和刑事处分三类处遇措施。我国1992年批准的《儿童公约》第40条第4款中明确规定：“应当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顾、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方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祗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

然而我国《刑法》未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单独制定刑罚处罚方法和非刑罚处遇措施，与成年犯一样，未成年犯的刑罚处罚主要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附加刑等。非刑罚处遇只有《刑法》第37条规定的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这些非刑罚措施普遍性有余，针对性不足，难以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立法原则。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刑罚方法和非刑罚方法主要可以概括为监禁刑、非监禁刑（主要为管制）以及悔过赔偿，且以监禁刑为主，缺少教育保护型措施，整个刑罚体系显得过于单一。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建议

针对实践中倾向于惩罚和打击以及《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规定幅度过小等问题，建议对现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着力实现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以及处遇措施的多元化，用改革成果逐步将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

（一）修改相关条款

将《刑法》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减轻处罚”。鉴于我国的刑罚结构仍属于偏重型以及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有必要限制司法人员的裁量权，对所有犯罪的未成年人一律减轻处罚。

（二）重视管制刑的适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管制刑适用的对象是罪行比较轻微的犯罪嫌疑人，既体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又不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是实现非监禁化的重要途径。由于《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的，需要进行社区矫正，是否具备良好的社区矫正条件就成为适用管制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加大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的力度。

（三）放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缓刑适用条件

《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未成年犯罪人都是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很少。[1]因此，从缓刑适用的刑度条件来看，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都是可以适用缓刑的。如此，缓刑制度是当前实现涉罪未成年人非监禁化的重要途径。

针对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率较低的问题，一方面，司法人员在掌握缓刑的四大要件时，应当站在积极教育、改造涉罪未成年人的立场，而不能向对待成年人那样，进行事后消极判断；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强制缓刑制度，对判处较轻刑罚的未成年人必须适用缓刑，如《法国少年法》规定判处1年以下刑罚的少年犯，必须适用缓刑。同时，应当完善缓刑宣告前的调查与评估制度、缓刑担保措施、缓刑考察制度等，以确保缓刑效益的充分发挥。

（四）丰富非刑罚处罚措施，增强刑罚体系的多元化

丰富非刑罚处罚措施，不仅是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科学理论的要求，同时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从审判实践来看，不少案件中根据犯罪事实及对未成年犯罪人社会调查情况综合评判，并非一定要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罚处罚，但是又不能不给予一定的处罚，由于刑法中缺乏更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供法院选择，致使司法实践部门要么对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后一放了之。由此可见，完善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措施，补充和优化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置方法，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2]由此，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增加一些新的方法，如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社区服务的裁决，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具体形式有家长监管令、保护观察令、劳动赔偿令、限制进入令、社区服务令等等，并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分类分等级，形成有梯度的适合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特点的教育罚体系。[3]

未成年人犯罪及其治理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公共政策取向密切相关。[4]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任何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措施的选择，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通盘考虑、整体构建，既包括实体、程序制度的构建，又包括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单就刑罚体系的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也出台了一些规定，如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率和监禁率”、“一般应实行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工作模式”、“要发挥检调对接平台作用，积极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着力促进政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和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帮教预防体系建设”等。2013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对这一决定的相关内容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特殊理念、特殊机制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系统性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必将为以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的改革积累丰富的司法经验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未来，我国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时，应当在准确把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及其治理的司法现状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走系统治理之路。既要对刑罚体系的内部结构进行完善，如刑罚处罚措施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比重及衔接等；又要对刑罚体系运行的外部联动机制进行改革，如刑罚体系运行的执行机构、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同时，要建立刑罚体系的内外运行协调机制，以确保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有效运转。

注释：

[1]于国旦、许身健：《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2]莫洪宪：《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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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明确

少年审判要充分发挥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功能，首先必须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对象，树立正确的刑事审判价值理念。新的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体现了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社会态度，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寓教于审”，形成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崭新的司法理念。

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明确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这是新司法解释的主旨，也是司法理念的一次进步。它兼顾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和法律实施中的社会公正，实现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整合与协调。《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设立司法保护专章对此加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明确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实现挽救未成年人的制度设计初衷。未成年人案件主要表现为“无知犯罪”（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犯罪交往”（主观无犯罪恶意，因交往了一些社会上有不良行为的人而参与犯罪），其犯罪动机相对单纯，大部分是为了获取财物或追求一时的逞强，抢劫、盗窃等侵犯财产型犯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主要犯罪形态。未成年人思想可塑性强，如果教育处罚得当，能有效地感化、挽救他们，如果简单地按照成年人犯罪处以刑罚，强调惩罚、打击，则仅仅是让社会公众仇恨犯罪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实际结果很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成长经历中的污点，把他们推向新的犯罪边缘，在刑罚上没有体现出他们相对较弱的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实现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应当慎用监禁刑，尽可能以非监禁刑等手段，代替监禁刑的实际执行。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审刑事案件中，对于主犯刘某、高某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1987年出生的未成年被告人刘某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基本上等同于她羁押的时间，尽可能缩短监禁的时间。这一案件体现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时，对未成年人在刑罚上的区别对待。

二、关于定罪方面的新规定

（一）重申犯罪年龄的刑法意义

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具有重要的刑法意义，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均有区别。在定罪方面，未成年人只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负责，所认定的罪名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同一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犯罪时年龄不同，可能出现犯罪行为相同，但罪名不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由于犯罪时间跨越年龄界线，某一被告人相同的犯罪行为可能分别被认定为不同罪名。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充分考虑年龄这一法定情节，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二）明确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规则

新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第二条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第三条规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该条是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年龄问题证据规则的新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有别于成年人，年龄对案件处理有重要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子在客观上没办法将年龄彻查清楚，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地人员。很多地方出生日期记载不准确，或是后补的，还有一些人为了早结婚、早工作、早当兵故意虚报年龄，一旦被指控犯罪就容易出现与年龄不符的刑事处罚。先前人民法院一般是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或是自己主动查清，新司法解释规定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有效地避免了办错案误杀的可能。

（三）明确校园内轻微暴力行为的处理原则

校园内的轻微暴力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先前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十分清楚。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新司法解释对于校园内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区别对待，轻微的暴力行为原则上不认为是犯罪行为。这里要注意被告人的年龄、“轻微暴力或者威胁”、“数量不大”、“未造成危害后果”这些限制性条件，上述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定罪，在量刑上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生搬硬套成年人犯罪的罪名和犯罪构成要件，他们的刑期一般都较长，很难体现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的刑罚原则，明显与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刑罚责任不适合，因此对于情节较轻的校园内暴力行为一般

不认为是犯罪。当然，新司法解释所明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仅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轻微犯罪，不包括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明显后果的严重犯罪，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很明确的应当适用《刑法》定罪量刑，不属于本条解释所说的情形。

新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本条解释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动机的基础上，选择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罪名加以处罚，体现了罪刑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新司法解释第七、八条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将校园内的暴力行为按照行为的手段和后果进行分类，分别认定为无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的处理原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依据。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佟某（1986年出生）、袁某（1989年出生）、高某（1989年出生）、李某（1989年出生）在某学校内连续三天抢劫十余起，共抢得人民币38余元，赃款被四名被告人挥霍。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7年、5年、3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发回重审。按照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上述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认定为有罪，是否构成抢劫罪还值得商榷。

（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盗窃罪

新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二）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三）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五）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处罚

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六）偶与发生且情节轻微不算犯罪

与偶尔发生先前认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司法实践中认识分歧较大。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新司法解释所指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仅指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青少年之间的早期，这类案件不同于带有明显暴力的典型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论。新解释正确区分暴力行为与青少年早期的不同，将低龄化这一社会问题别除于刑法视野之外，使刑法在对进行法律保护的同时，考虑到男孩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公正，明确了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和社会责任，贯彻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控制低龄化趋势，给青少年以正确的引导，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与配合，不能简单的依靠刑罚手段加以解决。

三、关于量刑方面的新规定

（一）明确未成年人案件的量刑原则

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这一条主要是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将其与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方法相区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审查的重点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成年人审查定罪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未成年人不仅考虑危害后果，还要考虑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诱因、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造成的危害可能重于成年人，但是犯罪动机可能只是好奇或者是贴补家用，主观恶性不大。这种类型的犯罪处以较轻刑罚就足够了，如果参照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很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六种情形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免予刑事处罚

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此基础上，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六种应当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形，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二）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三）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四）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五）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六）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先前由于没有具体规定，上述情况一直属于可判可不判的边界情况，对其适用不同的刑罚也造成了量刑的畸轻畸重。司法解释出来后，再有符合上述几种情况的，就应当依法裁判。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李某（1986年出生）、赵某（1988年出生）、郝某（1987年出生）、韩某（1989年出生）在沈阳市某中学外先后四次以语言和暴力相威胁，抢得人民币268元。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6年、5年、2年。这起案件被告人上诉期间正值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出台之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原审事实予以认定的基础上，适用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二审刑事判决，将四名被告人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1年缓刑1年、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

（三）明确未成年人犯罪处以缓刑的标准

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在此基础上，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金某（1988年出生）利用在某饭店当服务员之机，先后盗窃人民币1．5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同时结合被告人的家庭和社区不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认为简单的适用缓刑无法确实保证其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其适用了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改判为有期徒刑6个月。

（四）不满十六周岁一般不判无期徒刑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第十四条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五）放宽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标准

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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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划分

我国刑法第17条对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了规定。据此，也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绝对无责任年龄时期，行为人的年龄不满14周岁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对责任年龄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完全负责任年龄时期：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的抵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与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抵触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认为定罪量刑的唯一对象是人的行为，在法律面前只有人的行为差别，而没有人的差别。任何人实施犯罪，都应当同等的被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但未成年人在认定犯罪、量刑、刑罚等方面与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是存在抵触的。如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即使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犯罪也不一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对任何人只要实施了相同的犯罪，在量刑上都应当处以相同之刑。但按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划分，实施了犯罪并需要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应当一律从轻或减轻处罚。依据刑罚基本原则只要被法院依法判处有罪，并处以刑罚，就应当平等的执行刑罚。但未成年人关押场所上是单独设置的；减刑、假释等比成年人，是从宽、放宽掌握的；

（二）与罪刑相当原则的抵触

罪刑相当原则是指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即：犯多大的罪，处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就罪刑相当原则而言，一般是犯罪与刑事责任密切相连，罪行大小与刑事责任大小是相一致的。这一原则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例如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杀人、放火、抢劫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就比成年人要小。甚至所犯罪行大于成年人犯的罪，但承担的刑事责任仍比成年犯小。这样就产生了未成年刑事责任与罪行相适应原则抵触的问题。

三、应当正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的抵触

（一）正确理解我国对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是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借鉴和遵循国际司法一贯的原则划分的。是人道和科学的。

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是因为他们还处于幼年时期，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对自己行为的辨别和控制能力。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部分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是因为他们虽有一定的辨别、控制能力，但并不十分完整和成熟。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从宽处罚的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其生理、心理等都处于发展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仍然很大。

（二）正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抵触

首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指司法适用上的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采取从宽对待的处罚原则属于立法上的范畴，并没有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对于全体公民，不分地位、出身、信仰、财产等，都是平等的。而这里并没有提到“年龄”。

其次，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是一种横向对比。对待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根据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情节等因素，也是平等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不能单纯纵向上对比成年人刑事责任的适用。

同时，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世界各国刑法界所一贯主张的，是符合人性伦理观念的，也容易为社会各界理解。前面我们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划分的原因也做了分析。可见，对造成同样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给与未成年和成年人差别的刑事责任并不是对刑法平等原则的破坏，而是更好地体现出刑法平等原则的内涵。所以说，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认罪量刑上的区别对待其实更是一种实质上的平等。

（三）、正确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的抵触

我国刑法在强调罪刑相当的同时，又规定刑法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相适应，后者是前者的补充。犯罪是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能力的人，在其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必然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只有当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了知识、丰富了经历，才能逐步具备相应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人只有在具备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成为犯罪主体，并承担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在理解我国刑法的罪刑相当原则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指刑与罪的相当，还应重视与刑事责任的相当。

综上所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在字面理解上的“抵触”，实则是科学、人道，与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相一致的。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的特殊保护，又有效了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和社会正常秩序，是符合人性伦理观念的，也容易为社会各界理解的。

参考文献：

赵秉志著《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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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细则，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但是力度和效用还有待提高。例如，一些地方在就业时要求受雇者到所在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记录说明，如果受雇者在未成人时犯轻罪被处以刑罚，但是犯罪记录被封存，派出所无法开出犯罪记录说明，那么这种情况下雇员者就会知道受雇者的犯罪过往，无法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由此，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规定及执行程序不明确，不仅导致各地的实行情况不一，并且有些地方对于宽泛的法律规定做出了任意的解释，没有从保护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角度出发，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二、在实行中面临的困境及分析

首先，在封存主体方面，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做出比较详细的规定。通常在未成年人的犯罪中，可能接触案件的主体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这也就意味着公检法三机关都可能成为封存主体，而相互之间如何协调却没有相应规定。那么当法院下达判决书和《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书》后，可能会出现相关单位没有进行封存保密工作或者互相推诿的现象。

其次，在犯罪记录查询主体方面，相关法律文件对于查询的主体规定过于宽泛。法律条文仅规定“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有权查询：对于“司法机关”，法律并没有对其进行列举，这可能会出现在执行活动中执法机关相互推诿、推卸责任的不良后果；而对于“有关单位”，它的定义、范围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学校、就业单位等都可以打着“有关单位”的旗号，对犯罪记录进行查询，这就会导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对“有关单位”做出一个限定。

第三，在申请查询的事由方面，对犯罪记录查询的申请事由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司法机关查询需要满足“办案需要”，而有关单位是要求“国家规定”。但是对于“办案需要”和“国家规定”应当如何理解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定，会导致需要查询的主体利用这个理由进行扩大的解释，使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达不到最初的立法要求。此外，对申请事由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将会容易造成犯罪记录的泄露。

最后，在记录封存的保障方面，法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的规定。根据《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对犯罪封存义务主体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但这里并没有明确对责任加以规定。如果义务主体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保密，那么法律应该赋予未成年人什么权利来与之抗衡？这一缺乏将可能导致相关单位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现象滋生，不能实现该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原意。

三、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议

（一）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加以细则化

1.对封存主体做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在法条中列举说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都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

2.犯罪记录查询主体需要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其中的“司法机关”应做扩大解释：即除了法院、检察院，也应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和军队保卫部门，而对于“有关单位”应当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有从业限制的单位；

3.严格限定犯罪记录查询的事由条件。“办案需要”是指司法机关基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查明其前罪情况的需要，或办理其他刑事案件时查明与未成年人有关案件情况的需要。“国家规定”应该参照刑法第96条规定，理解为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

4.对不履行保密义务的人员规定相应的惩罚机制。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泄露足以使其因此受到学习、生活甚至工作上的歧视，因此，应对泄密的办案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而泄密的相关单位则应对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赔偿。

（二）加强各部门间的配合

在推进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发展的进程中，要加强公检法、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共同的配合。公检法三个部门，应该做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工作和审核查询工作。司法机关和教育部门应依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帮助纠正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此外，还可以与社区合作，让封存制度、社区矫正、社会帮教三者结合以来，使封存制度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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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14周岁，如12-13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④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指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它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计算，是指行为人过了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才认为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已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已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已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理，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1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满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三）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款中，刑法规定了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8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但刑法实施后，学者们又根据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推导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了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外，还应对以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它们是：奸罪；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罪；绑架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拐卖妇女过程中奸被拐卖的妇女的；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

从学者们推导出的上述犯罪看，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刑法分则中已明文规定，应当按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等论处的，属于转化型的犯罪。如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不满14周岁的的，以论，从重处罚。”又如刑法第292条第2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处罚。”这类转化型的犯罪有：奸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另一类是学者们根据刑法分则在罪名上的排列，以及罪行的严重程度而推论出来的。如走私、运输、制造罪，在刑法第347条中，是与贩卖并列的，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走私、运输、制造的也要负刑事责任。②又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又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③这些犯罪有：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

我们认为，1997年刑法的一项重大修改就是废止了类推，增加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上述两类犯罪中，第一类犯罪虽然在刑法总则中未作规定，但在刑法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应视为是对总则适用的具体化。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得到确认。③但对第二类犯罪，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分则，都找不到任何相应的根据。诚然，学者们提的理由很充分，也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言，但在立法机关未对刑法做出修订之前，必须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l、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上，也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他们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以下我们根据这两条原则来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

我国的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原则要求。

2、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根据，来自于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试析：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无期徒刑这一刑种没有幅度，无法从轻处罚，只能适用减轻处罚，即适用排列在无期徒刑之前的刑种，即有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不适用死刑没有异议。但该条规定并未指明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就已经是给予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再适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不能适用死刑，也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同时还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量刑顺序，先从重，再从轻、减轻的办法来处理。因此根据前述理由，仍然不能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

3、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

刑法第54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它们是：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③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④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尚不满18周岁，上述四项权利中除第②项外，可以说未成年人本身还不具有这些权利。这是因为：第①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能享有（宪法第34条）；第③项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从目前各国家机关招聘的条件看，最低条件也在大专学历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现行教育体制很难在不满18周岁以前取得大专文凭，并进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第④项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除与第③项条件基本相同外，还要求须具备一定的工作年限，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具备这项权利。再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剥夺这些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实施犯罪。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无论是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还是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

（1）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16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16周岁开始工作到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为止不到2年的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

在排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个刑种较好。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其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1-6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1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的，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6个月至15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20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4、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⑤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⑥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理由如下：转1）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

如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

1、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己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人，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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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 司法机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跨越法律范围，成为继环境污染、传播之后的第三大社会问题，这一变化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

第一，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问题。笔者认为，应设定年龄下限，并将年龄下限定为12周岁。一般而言，未成年人从12周岁开始进入青春期，在此期间生理上快速发育，心理上却出现叛逆、敏感等特点，极易出现偏差。将犯罪年龄下限设置为12周岁，就意味着把12～18岁年龄段之间的未成年人均纳入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中。

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狭义的未成年人犯罪概念，即仅包括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以防扩大刑事法律制裁的范围。有利于区别犯罪行为、偏差行为的法律后果，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的年龄特点

根据刑法规定，大部分刑事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达到16周岁以上才负刑事责任，仅有几类特殊犯罪，犯罪嫌疑人在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未成年罪犯中，16～17周岁的未成年人占据了绝大比例。以2004年至2011年北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为例，16～17岁的占据绝大多数。

（二）犯罪类型的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呈集中化趋势，以盗窃等涉财犯罪和抢劫、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为主。以青岛市北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为例，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盗窃案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21.83%，抢劫案占49.78%，伤害案占17.03%。

（三）犯罪手段的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性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型犯罪明显增多，犯罪后果也日趋严重，犯罪情节、犯罪性质趋于成人化。另外，未成年人犯罪趋于团伙化。未成年人因受自身限制，容易集结成或大或小的团体，互相依靠掩护，相互配合利用，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自身原因

未成年人在14～17岁青春期，生理上急速成长，其心理发展却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其面临外表成熟而内心稚嫩的尴尬，认知能力欠缺，意志力薄弱，同时又有强烈的虚荣心和自尊心，逆反心理严重。在外表与内心、自我与现实的双重激化下，未成年人极易产生犯罪意向，做出越轨举动，引发犯罪。

（二）家庭原因

一是家庭结构缺失。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留守儿童屡见不鲜。这样环境下的孩子，在成长关键期，感情上缺乏关怀，行为上缺乏约束。在受到某些诱惑时，难以抗拒，容易引发犯罪。二是教育方法失当。在子女达不到既定期望或者发现孩子犯错时，以简单的打骂代替思想沟通和言语交流，造成双方的对立疏离；家长极度呵护和纵容，易使孩子养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习惯，在物质要求不被满足时不择手段，或者在受挫后自暴自弃；在“成绩决定命运”的错误思想引导下，有些家长仅仅重视孩子的成绩，而忽视了对孩子心理和人格的正确引导。

（三）学校教育原因

一是教育资源的差异。由于家长对“正统教育”的追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迅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疲软，再加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未成年人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既失学又待业的未成年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增加了犯罪危险。二是教育理念的偏差。以升学考试为教学中心，导致部分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早早辍学离开学校，成为犯罪的开始。部分老师在教学中出现差别待遇，对成绩差的学生冷落应付，使未成年人产生抵触情绪，容易形成“小团体”获得归属感，当这些学生的行为影响到教学秩序或学校声誉时，学校仅以简单粗暴的退学方式来处理，使这些未成年人过早游荡于社会，与社会中不良青年结识，直至犯罪。有些学校将教育作为一种牟利手段，忽视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四）社会原因

一是不良资讯的传播。暴力资讯、黄色资讯中充满了冲击性，可以给未成年人带来感官上的巨大刺激，容易形成暴力人格，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犯罪就有了可能。二是道德沦丧，评价标准物质化。在某些社会领域，浮躁的沉渣泛起，道德标准不断被挑战、被突破，评价标准也倾向于物质化。未成年人在物质化标准的腐蚀下，对物质的占有欲和享受欲日益增加，而未成年人本身自制能力差、缺乏理性，不断沦丧的道德标准无法遏制未成年人追逐享受的欲望，很容易靠违法犯罪来牟取物质利益。

四、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一）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首先要完善家长自身。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座谈会等多种途径，实现社会、学校及家长之间的资源共享，通过亲子互动、座谈、宣讲等多种互动方式，传播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使家长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同时还要加深家长对子女的了解，选择正确的沟通方式。可以通过专门机构的定期授课，深入浅出讲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家长能够有的放矢地协调亲子关系，不断改善父母同子女的沟通效果，在平等的良性互动中，建立民主的教育环境，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二）完善学校教育

1.改革教育模式

改变教育的应试目的，使未成年人脱离“考试指挥棒”的控制，不断提高学生的素质能力，是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对策。

改革教育制度，将现行升学制度变为等级面试制。对学生的日常表现、平日测验成绩、作业完成情况、获奖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评，划定学生的成绩，并转化为相应等级。对学校的师资配置、学校特色、教育理念等方面进行考评，划定学校的等级。学生根据自己的成绩等级，报考相应等级的学校，由学校统一组织面试，对学生的协调能力、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考察，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录取名单。等级面试制可以改变目前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将应试教育转化成为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察，从根本上转变应试的“指挥棒”作用。

改革教育结构，开创新的教材编撰方式和新的授课模式。改革中小学教育体制，以扎实基础为主，增加教材的涉猎范围，改变教材的编写方式，将知识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在知识点一致的情况下，编写多版本的教材，各校可以根据学校的特点和学生的意愿，选择合适的教材，为学生接受高中教育打下基础。在高中阶段，除了将几门基础学科作为必修课之外，开设多门类的科目作为选修课，由学生根据兴趣在各门类中自由选科搭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钻研能力，拓展学生学习的自由度，也为学生完善自我、发现自我提供平台，使学生了解自身兴趣所在。这种教育结构的改革可以根本改变高中教育受制于考试学科的现状，为进一步接受大学教育实现良好过渡。

2.提高教师素质

提高教师队伍的门槛，严格教师准入制度。在申请教师资格时，不仅要通过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统一考试，还要考生所在单位、学校、社区提供相应品行评估报告，对教师的道德素质和心理健康进行严格考察。

设立教师培训认证制度，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所有教师要定期接受教学方法、学生心理等项目的培训，并在培训结束时进行综合考核，将师德作为首要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教育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开始探索教师资格的认证制度，逐步实行五年一考核的方式，严格教师资格的审核。

为教师提供交流的平台，加强教师之间的互动。搭建资源平台，由各校教师将授课经验、备课心得、学习体会、多媒体课件等资料上传，通过审核后开放下载，实现资源共享；定期开展示范课评估活动，通过讲课、评课等面对面交流，取长补短，强化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提高整体教师素质；定期开展教学业务竞赛，使教师在竞争中不断查漏补缺，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三）净化社会环境，提供社区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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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法律 黑社会性质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这项调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随着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新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原来的备受关注发展到高度重视的程度,而犯罪的原因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 

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所谓凶残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惨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所谓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对讲机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二是实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犯罪,例如网络犯罪等。 

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并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的方向发展。根据公安部相关统计数字,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比例大致如下:抢劫占46.3%;抢夺占23%;盗窃占6.6%;占4.8%。 

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团伙犯罪。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对社会危害性具有倍增效应。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一)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完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上歧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辨别是非能力薄弱、感性强,又具有强烈的模仿性,极易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文学、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黑帮老大”、“古惑仔”等艺术形象,不能正确辨别,反而认为是“讲义气”、“够英雄”,在生活中也进行模仿。同时,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教育改造,但另一方面,其犯罪行为也存在较大的反复性,体现在近年来青少年重新犯罪率的不断增加。 

2.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青少年的一种心理需求,是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青少年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而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相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群体。由于青少年经验少、能力差,结伙作案可以相互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孤独感,因此青少年犯罪多以团伙形式出现。 

3.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从而使得青少年犯罪多具突发性、暴力性。一方面体现在犯罪动机简单、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刺激和诱发,或出于一时冲动而突然犯罪;另一方面体现在青少年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多实施抢劫、、故意伤害等暴力性犯罪,而且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 

4.青少年抵制诱惑的能力弱,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其犯罪绝大部分为满足物质欲望性犯罪。因此有偷窃、抢劫等侵

犯财产性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一般在初次作案得手之后,侥幸心理便得到强化,对物质享受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欲求,从而导致了犯罪的连续性。 

(二)客观环境因素 

1.家庭教育的缺陷。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对个体人格产生原发性影响,既包括对健全人格产生的良好影响,也包括对不良人格,甚至是犯罪人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其家庭环境大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的父母均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年迈的祖父母照顾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要么对其过于迁就、袒护,要么对其不闻不问、放任不管;有的父母已经离异,在单亲家庭中缺乏父爱或母爱,甚至遭到继父或继母的虐待;即使在父母均在履行监护职责的健全家庭中,由于父母感情不和、下岗失业、家庭贫困等原因,也对未成年人的本来就不成熟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学校教育的误区。现行的教育体制片面强调升学率,忽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和对健全人格的塑造。在学校里,学生会因其不良行为或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受到老师的区别对待、排斥讥讽,动不动就把他们当作反面典型“示众”。久而久之,自卑心理自然引发厌学情绪,最终导致提前结束学业,流入社会。而处于这种年龄段的青少年,性格、思维、行为可塑性大,性格叛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差,本是学做人、学知识的关键时期,一旦过早地走向社会,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环境影响不容忽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以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等社会丑恶现象,对处于成长阶段的心理不成熟、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心理学家指出,犯罪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周围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言行或直接体验犯罪而学会的。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与冲动性,意志力薄弱,对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反社会心理而最终导致违法犯罪。

三、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若干建议 

(一)法律措施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政法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地套用法条,要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作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要内容,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

1.强制措施。通过强制措施来惩治一批罪犯,借此来对警示那些未成气候的犯罪分子,但是必须慎用。慎用强制措施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并没有特殊规定,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弥补了法律的不足,明确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该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作为最后的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笔者认为,对于涉及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均应尽量不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即使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也应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时予以优先办理,努力缩短未成年人在判决前的羁押时间。

2.充分运用不起诉职能。不起诉决定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法律对适用微罪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的条件和程序都作了具体规定。由于存疑不起诉是在现有证据达不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时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无罪处理,而证明标准是一个统一的,不会因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其在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方面作用有限。但是,酌定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则赋予了检察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最大限度地对未成年人使用不起诉决定,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将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日后学习和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未成年人的改过自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探索试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就是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暂时不予起诉,并依据未成年人犯罪情节的轻重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确定一定的考验期,最后,再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决定对其是否起诉的一种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施暂缓起诉,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刑事犯罪记录,为他们提供一个有条件的免受刑事审判的机会。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虽然也可能做出免予刑

事处分或宣告缓刑的判决,但会给未成年人留下前科纪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个人发展和职业选择。检察机关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审慎地探索实施暂缓起诉制度,可以在教育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二)文化措施 

进一步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要认真检查、监督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法律和政策的落实,坚决打击制造、销售和经营各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商品的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对特殊服务行业的管理,严格执行此类场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与此同时,逐步增加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场馆等公共设施,为青少年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活动场所;发挥社区的作用,对无业的未成年人实施就业帮助,在有条件的社区逐步开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由社区和家庭一起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管教帮助 

(三)教育措施 

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学校和全社会要切实抓好预防犯罪的教育,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四有"教育,引导青少年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帮助青少年增强依法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别真伪、抵制诱惑的能力,掌握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技巧。要注重培养孩子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另外,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宗旨,用真诚的爱心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需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帮教工作,针对迷途犯罪的青少年心理特点、身心发育特征、教育改造难点等开展多形式的教育。对经过教育、改造回归社会和家庭的失足青少年,要从学习、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之痛改前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他人有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贡献的有志、有为青年。 

 

参考文献: 

[1]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2]王秉中主编.罪犯教育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3]王大伟.中小学生被害人研究——带犯罪发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5]周国平.犯罪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