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础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治理的基础，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贿选；社会基础；法律制度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浙江省M村村委会选举与提出问题

M村处在浙江省沿海城市城郊结合部，全村有11个村民小组和2300人口，2005年人均收入有8900元，村级集体经济较为发达，为本市的富裕村庄。该村有1个大姓6个小姓，大姓为李姓，约占全村人口的50%，小姓有施、陈、叶、黄、张和金等姓氏，其中施姓和陈姓分别占有16%和13%。2005年该村采用海选方式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村主任竞选的有李某、施某。选举前几天，村里十分热闹，白天宴请不绝，夜间串门频繁，不时传出送钱送物的消息。正式选举后，施某以10票之差的微弱优势获胜，李某不服结果，以流动票箱投票有“鬼”和施某有贿选行为为由状告本次选举不规范，要求重新选举，市乡两级有关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为：证据不足，选举有效。

李某是上届村主任，家里开办了小型电子器件加工厂，经济实力较强，又是李姓中有影响力的人，实属本村经济和宗族文化双重性质精英。而施某也在本村开办五金加工厂，赚了一些钱，是本村数二数三的富人，同时由于其妻子又是本村的李姓，其房头较大，兄弟较多，所以施某在李姓中也有人脉。据村民金某反映，“李某和施某分属于两大不同派系，势力相当，他们是两派中的主要人物。李某为上届村干部，人眼较熟，但任职二届后自然得罪了一些人，这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至于选举中送钱送物的事情，外人难以搞清楚”。

据本人调查，如M村的选举情况，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其它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相当普遍。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性越来强。这不仅激发了广大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也激发了各竞争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参与竞争的积极性，作为内生性贿选行为由此产生出来。

贿选是指候选人以金钱或其它好处做手段，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使选民将选票投给候选人自己。按照党国英的理解，贿选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贿选者只给那些承诺给他投票的选民某种好处，而对其他选民不施以任何好处。第二，贿选者对选举过程进行某种监督或控制，以确保得到自己好处的选民给自己投票。所以，凡是发生贿选的选区，选举过程一定是不合法的。第三，贿选者在给选民施以某种好处时，采取秘密行动（党国英，2006）[1]。近二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纷纷从法律规范视角上研究贿选行为，认为产生贿选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对贿选界定不够细化，适用性不强，如预选阶段送一包烟或一瓶油，怎么定性（方立明，2007）[2]；对贿选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制度缺乏刚性；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虚化（胡建，2005）[3]；理性的民主观念不强，行贿者从功利出发，用尽各种手段获取胜利，从而谋取个人或群体的经济利益；收贿者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放弃公共利益，获取个人经济利益（黄宝久，2005）[4]；所以，要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增加贿选成本，使竞选者不敢贿选，不愿贿选；强化教育，提高广大选民的政治素质，使行贿选者不能得逞（徐延山，2006）[5]。

制度规范越完善和越刚性，对贿选行为的约束力越强，这是以上学者和基础干部把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作为主要考量的基本逻辑，但是，在认定现行法律不够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诸如M村庄选举，还是内地相对落后村庄的选举，尽管地方性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但贿选现象越来越突出，贿选手段越来越隐蔽，制度边际效应递减越来越明显。是何种因素在反作用于法律制度呢？

由于村庄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构成这系统的结构要素有：自然空间、制度规范、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其中，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要素共同构成人们行动的社会基础，由此支撑贿选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并反作用于现行法律制度。

二、贿选行为的社会基础

利益是贿选产生的动力来源，竞选者的利益目标诱导出他的理性计算，从而产生贿选行为。从广义上讲，这种利益目标包括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二个方面。经济利益目标是竞选者把贿选当成一种风险投资，并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预期。非经济利益目标主要指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需求，诸如“争口气”、“有头面”、“过把瘾”等等。经济利益目标是竞选者的主要取向，相对经济需求来说，纯粹的精神利益需求促使村庄精英产生贿选行为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多数贿选者获胜后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利益。所以贿选可能发生在经济不发达的村庄里，更也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村庄里，两者的差别在于贿选普遍的程度和成本的大小上。

村庄派系是竞争性选举的始作甬者。因为村庄精英的利益博弈实际上是其背后派系的利益博弈，派系力量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选的结果，所以贿选与村庄派系密切相关。从M村的调查情况来看，村庄派系活动往往渗透到贿选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是：派系核心精英在本派系内部组织竞选“班子”并进行动员——秘密调查选民意向并分析可能的得票数和失票数——确定失票对象并分析其社会关系——跟踪观察其对方的贿选方式与程度——确定一般贿选与重点贿选对象----班子成员分工实施——投票跟踪监督等。贿选始于组织竞选“班子”，组织班子的目的不仅在于扩大竞选者的动员和控制选举能力，而且在于构建贿选平台。因为“班子”由派系内成员产生，是“可信赖的自己人”，竞选者不是直接面对选举人参与贿选，而是秘密指挥这些“班子”成员进行贿选活动，这样有利于他们规避法律制度的调整。

村庄派系是指人们以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今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既可以是血缘、业缘、地缘等传统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背景甚至人的性格等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客观差异，但在经济导向型的村社区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而且，在现代农村社会中，伴随派系应运而生的派系竞争，实质是以派系为组织依托，旨在改革现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集团性竞争行为。（孙琼欢、卢福营，2000）[6]，一般而言，村庄派系结构有三个层次，一是派系中的核心精英，他往往是村庄选举中的候选人和竞选者，也是“班子”中的核心成员。他的性质取决于派系纽带的性质，如果派系纽带是宗亲、地缘、业缘或者是利益性质的，那么对应就是宗亲精英、地缘或经济精英，也可能是以上多重性质交叉的精英，如M村的原村委会主任李某属于宗族和经济双重性质精英；而施某属于姻亲和经济双重性质精英。二是精英系中的精英，他们是围绕着派系核心精英的次级精英。在竞选“班子”中这一层的精英扮演主要角色，是竞选者信得过的人。三是一般派系成员，他们人数最多并处在派系的最外层（吴思红，2007）[7]。

由于贿选是一种非法行为，并为现行法律制度禁止，所以法律制度越完善，贿选活动的组织性越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派系成员参与贿选的一些过程。据温州W镇驻村干部张某反映，在贿选过程中派系的核心精英即竞选人的主要行动就是从本派中选择可靠人员，组织竞选“班子”，收集信息，评估自己的力量，以确定自己的失票数和重点“公关”对象，并对班子成员进行分工实施贿选，所以派系中的核心精英往往是幕后的指挥者，也是贿选的间接操作者。而精英系中的精英即“班子”成员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信息，接受核心精英的指挥，直接实施贿选。派系中的一般成员，主要是提供信息，投票于本派系竞选人。由于派系成员往往处在差序格局的外层，与核心精英的利益关系相对松驰，在物质利益的诱导下，他们的思想容易产生动摇性，所以往往成为另一派系竞选者贿选的对象。

篇2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评估机制 问题 对策

近年来,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成为当今国际上流行的热点问题。在非营利组织发展初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他们能否将捐赠的资金真正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能否正常遵守非营利组织的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能否真正取信于民;非营利组织的诚信评估机制就此建立。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资源的分配日趋紧张,能否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以实现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成为当代非营利组织管理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构建涵盖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的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框架成为当代非营利组织健康、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一、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概述

非营利组织体现政府职能的延伸、企业职能的优化,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和功能不断扩大。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是非营利组织发展完善的必然选择。

“评估”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然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评估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广义的评估是指评估主体对评估客体的价值大小或高低的评价、判断、预测的活动,是人们认识、把握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动的价值的行为。狭义的评估是指在一定的时限内,尽可能系统地、有目的地对实施过程中或已完成的项目、计划或政策的设计、实施和结果的相关性、效果、效率、影响和持续性进行判定和评价。这里所讲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根据管理效率、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对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最终结果所体现出来的绩效进行评定和认可。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评估的一般属性,同时由于其评估对象的特殊性,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绩效评估和政府绩效评估的独特方面:

1.评估对象的特殊性。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对象是非营利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的特点。非营利组织的上述特点反过来又深深地烙印在其行为和绩效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评估区别于企业、政府评估的特殊的规定性。

2.评估过程的复杂性。非营利组织由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企业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市场交换以价格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样,它不像政府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公民的支持率这一政治投票机制反映出来;一般情况下,非营利组织的评估需要借助评估指标、评估方法等工具得以实现,具有复杂性。

3.评估机制的多元性。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是一个涵盖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等多个方面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框架。另外,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评估机制:外部评估机制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制度保障,内部评估机制为外部评估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奠定基础。

4.评估体系的开放性。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输出的过程。评估体系与评估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外界的评估环境可以对评估主体、评估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评估过程的影响,更加证明了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具有开放性。

5.评估效用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目的在于监测和评估非营利组织工作和服务的绩效能力和水平,为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与企业和政府的评估不同,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能够对所有顾客群的生产、生活提供普遍的、广泛的、平等的信息资源,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在当代社会,构建科学合理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广义的角度讲,非营利组织之所以要致力于效率目标的一个理由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严重的公益资源匮乏、资源配置不合理甚至浪费的现象。公益制度也是一种配给制度,而非营利组织引入效率意识的目的在于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有利于管理部门公平公正地评价非营利组织,有利于优化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维护社会稳定。从狭义的角度讲,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对于非营利组织自身良好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是评估有助于为非营利组织承担公共责任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二是评估有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绩效,可以为组织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客观依据;三是评估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树立形象,提高组织的公信度。

另外,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要求非营利组织建立评估体系。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性特点,加上资金来源有公众的捐赠和政府的支持,组织结构不是等级森严的官僚科层制。这些优点使人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然而,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在很多时候的表现却效率低下、质量不高、不尽人意。因此,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成为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99年的大约6000个注册团体发展到2005年的约150000个。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0.7万个。但总体而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诸如资金来源单一且不稳定;人才短缺,志愿者参与不足;组织内部管理不完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瓶颈,为了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效率,使政府、公众能够有效地对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非营利组织需要引入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尤其是要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才能在现有条件下推动非营利组织健康、全面发展。

1.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环境

除受到国外非营利组织评估风潮的影响外,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兴起和发展。

宏观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改革、法制环境和全球化六个方面,也正是这六个方面促进了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它们一方面在数量上刺激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在质量上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制环境,使得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宏观环境上为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与此同时,我国非营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微观环境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以及西部开发。

总之,非营利组织在现阶段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一个健康的、富有能力的非营利部门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2.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前进以及国外非营利部门的发展,非营利组织在我国日渐受到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环境支持;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崛起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我国非营利组织总体上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有较大差距;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整体素质偏低。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构建一套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显得日趋重要。

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时间较晚,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一开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也越来越重视;非营利组织开始尝试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使得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在实践上取得长足进步。

首先,在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加以改造,探索符合具体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毛寿龙的《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引论》、张璋的《治理公共行政的新理念》、唐贤兴的《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等,都是将国外治理理论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利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理论与方法,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理论进行原创性开发。在经济学领域,逻辑框架法、综合指数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在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非营利组织评估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增强了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信度。然而,目前国内关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和理论大都有所局限,属“拿来”的成分居多,“吸收”改造的成分较少,形成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日渐重要。

其次,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在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国内外部专家评估、非营利组织自我评估和国际组织评估。这三种类型的评估实践各有利弊,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较为常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委托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对“希望工程”进行的评估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评估实践,在这次实践中,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便是非营利机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高费用聘请的“外部专家”;第三方的引进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国外的资助机构、国际NGO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对所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评估实践也日渐流行。另外,非营利组织的自我评估由于其评估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国内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最为常见。

3.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非营利组织运营绩效、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基本手段。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体系,评估的理念还未在非营利组织及相关人员、机构中普及,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总体上仍然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运用较少,缺乏“评估文化”和评估的制度化;现有的评估机制缺乏规范性,难以真正发挥评估的功能和作用;现有评估机制和评估框架不全面,难以全方位反映机构的运营管理状况;评估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端正,忽视自身管理水平的改进和完善;评估结果得不到及时的扩散和反馈,浪费评估资源。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由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非营利组织评估本身存在的困难。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就必须把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与非营利组织评估自身环节出现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分析。

首先,我国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的独立性欠缺,主要包括法律地位的低微和独立人事权的缺乏。依据我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一个机构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缺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属物。另外,有数据表明我国有近2/3的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干部或者直接来源于业务主管部门,或者由组织负责人提名并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由此可见,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缺乏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其负责人的管理控制权也相对较小,不仅造成非营利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低迷,而且也造成非营利组织运作效率的低下。独立性的缺乏使得非营利组织评估的质量难以保证,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更为重要的是,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结果无法落实、无法正确归位到提高机构管理效率、提升人员素质、优化人员结构的功能和价值上来。

其次,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困难使得评估的实施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国,绝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被理解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改革转换而来,真正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所占比例很小。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使得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缺乏竞争的动力和机制;非营利组织服务数量不多、服务质量偏低、营利性收入过少,造成了当前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危机。

然后,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出现尚属新兴事物,其理论和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首先,由于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往往采用不同的评估形式和规范,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很难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无法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其次,评估方法过于单一。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包括逻辑框架法、对比法、快速农村评估法、参与式评估法等多种手段,然而,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评估手段基本没有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仅局限于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投入和产出,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与影响的推定。另外,有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方法难以在我国实地推广和应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容易受到伦理道德、价值理性和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摆脱主观判断的片面性。再次,评估指标体系不全面。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是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我国尚未形成全方面、规范化、制度化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最后,开展评估所必需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截至目前,非营利组织没有建立全国的评估数据网络,评估资料不足,评估结果的反馈和扩散能力较差,缺乏专门的评估人员,缺少评估的管理保障体系。

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发展对策

21世纪,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成为当前非营利组织发展、崛起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公信力,共同关心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工作。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然而,非营利组织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估机制。政府应首先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宣传力度,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尽可能地普及到全体社会公民。与此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强调评估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评估意识”,形成“评估文化”。非营利组织应该遵守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取信于民。通过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努力,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改变对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的漠视、消极态度,正确对待评估工作,从各方面对评估工作予以配合和支持,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事业的发展、进步。

2.从多方面体现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平台。当前,我国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无论在组织管理还是人事调用方面都缺乏独立性。今后,政府应将部分权力逐渐下放,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发展模式,在政治、经济、法律、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非营利组织足够的空间放任其独立发展。首先,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放松对非营利组织的政府规制,放任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自由发展,保证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远离政府干预的影响,保证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政府需要健全治理机制,给予非营利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回归至应有的作用和导向上,保证非营利组织员工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效发挥。最后,政府应返还非营利组织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给予非营利组织评估以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3.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是推进评估事业发展,提高非营利组织评估水平的关键。目前,我国缺少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构,绝大部分的评估缺乏专业性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论支持。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不仅要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评估机构,而且必须在立法、审计部门建立一整套的评估的实施和监督部门。另外,在评估机构的监督和支持下,各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合作与交流,致力于构建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统一的评估体制,共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

4.培养评估人才,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发展奠定人力基础。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一项涉及领域广泛、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性工作,人才的培养是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因此,非营利组织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机构内现有员工的培养,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需要多途径、多渠道“广纳贤才”,不断吸收、引进机构外的优秀人士,使机构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评估人才队伍,提高非营利组织及社会对评估机制的认识水平,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工作的全面发展。

5.建立一个开放的评估信息沟通平台,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高效、全面地利用信息资源,全方位、系统地收集评估资料,成为当今信息时代下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非营利组织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将全国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结果以及开展评估所需的资料,汇总成全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库,进而实现非营利组织评估信息系统的现代化、评估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评估信息利用的高效化,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实践的高效、现代化运行。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交易费用;制度;生产函数;基模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03801

1和谐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定义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将和谐社会定义为交易费用最小的社会，即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节约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Matheus(1986)认为，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生产成本是人与物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和事后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成本则是指为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费用。在现代经济中，交易成本是经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人们之间交往的日益紧密和扩大，交易成本对现代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物质生产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弹性很小，交易成本却伸缩性很大。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决定着经济效益的大小乃至经济活动的成败。因此，只有尽可能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交易费用最小是指每单位交易的平均交易费用最小，并非全社会整体交易费用最小。因此实证研究发现（诺思1990），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上升的同时，社会总体交易费用是上升的。

交易费用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定律”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世界就会既不存在企业，也不存在政府了。实际上，现实世界交易费用肯定大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较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优，达到社会和谐。

2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人总是追求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英国哲学家边沁首先提出了“功利原则”的概念，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则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第一个用了“功利主义”的概念，这都体现了以下两点：人们的行为有自利动机，一方面人们能够通过计算判断自己是否获利即“理性”，同时又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成为一种必然，导致了人与人的严重不和谐。因而就有了制度设计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正的交易成本和人的有限性，使得人自身又经常处于一种自我防范意识之中。用霍布斯的话来讲，“人都有怕死的本能”用罗布斯的“无知之幕”进行分析，每个人的命运都具有偶然性，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最少受惠中的一员。所以，软理性和规则遵从又使得制度机制的设计成为可能，再一方面而言，经济主体按“经济人”假设的行为模式行动，必然导致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经济人”把利益绝对化，极端化、忽视生态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无非是一中利用与被利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经济人”势必竞相开发“免费”的自然资源，非理性地向自然万物进行扩张，通过牺牲生态利益来换得一时的经济利益，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不和谐。因而制度，法规的约束成为不得不实施的手段与措施。

3和谐社会下的“制度”分析

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市场交换中的合作规则与习惯。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是：竞争带来的“囚徒困境”、“搭便车”带来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都加剧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和相背离。制度有三部分组成：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实施机制。如“意识形态”就属于非正式制度形式，它是“软性”的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诺思认为意识形态为个人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提高意识形态的一致程度可降低费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两者相互影响，规则早就观念，正式约束可以改变非正式约束。健全的实施机制是制度的有力保障。“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性质更恶劣。制度本身是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而形成的策略均衡，它为人们在广泛分工过程中的相互合作创造了条件，有效地制度安排应该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安排。因此，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稳定有序、运行协调、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约束经济主体，鼓励经济主体创新，达到制度创新，从而实现动态和谐。

（1）制度变量在生产函数中的引入。

古典经济学理论视经济增长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结果，并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基本遵循规模报酬不变或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任何难以解释的经济增长原因等被贴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标签，它包括：规模经济效率改善及技术进步等。但是，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制度的环境安排下发生的，都不可能脱离大的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刺激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模型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不断将制度变量加进了生产函数。在此做了以下尝试，建立生产函数：

Y=AΠni=1MXβii

M为制度变量，MXiβi表对相应制度下生产要素的度量。该式直接把制度变量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所以，在建立生产函数时，制度因素是不能作为“显性”变量或“解释”变量出现的制度，制度变量是描述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变量，具有抽象难以量化等特点，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变量，因此，必须找到能够近似描述整体制度以及制度变强的一系列经济变量的集合。这些变量就是所谓制度的变量。

（2）引入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

制度作为一种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通过制度的变量来反映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假设，在同一个制度下，随着实施这个制度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的增加，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是递减的，如果假设整个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用Ci表示贯彻实施i制度所投入的产品数量，用Y表示产出，则可以将生产函数设为Y=Cαi其中0

4用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和谐社会

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和谐”就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协调有序以及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和谐社会”就是整个社会的子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即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关系稳定、协调、有序。和谐刺激效率、和谐促进发展、和谐体现公平、和谐创造社会价值最优分配。衡量和谐社会的和谐度的问题，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和动态复杂性特征，可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其形成机理。

1977年，著名学者彼特•圣吉所著《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一种叫“系统基模”（archetype)的方法，该方法体现的思想就是要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减少“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盲目性，避免“救火模式”的事件――反应方式的恶性循环。通过运用该方法，可以展现出动态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从而在“系统结构”上发现其缺陷并用较小的代价加以改正，使它在更大的，更长远的时期获得改进。圣吉称之为“高杠杆解”，“以简驾繁的智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切入点。引用以上观点来分析社会和谐度的问题，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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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利　权力　法治　法律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中国的改革和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加快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真正启动了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上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经济上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在21世纪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已成为制约中国法治进程的巨大障碍。

1权利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权利意识是指每一个公民不论存在多大差别，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并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依照正当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权利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责任。市场主体既包括各种经济组织，如法人、企业，也包括作为自然人的公民。市场主体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其权利和义务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设定，而不允许有任何人加以侵犯或者非法设定和强加。由于市场经济是追逐利益的经济，所以特别强调权利，如果法律不为市场主体设定并保护权利，市场主体就丧失了权利能力，失去生机和活力，也就没有了在市场中存在的任何价值。市场主体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如财产保值增值权、追求经济利益权、自我管理和自主经营权等，享有这些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权责需明确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所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以权力为本位，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来组织、管理经济，本应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企业，只是国家的一个生产车间，自身没有独立的权利;另一个应是主要社会经济主体的公民则附属于单位和企业。由于社会参与者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相应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企业缺乏活力和生机，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从国家最初改革国有企业时采取的措施“放权让利”上看，即可真切地看出旧体制下的企业“无权无利”或“少权少利”。而市场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市场主体及其一切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交易活动都主要围绕权利或经济利益而运转，企业和个人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不再受政府意志支配、围绕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意志来运转，企业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其一切活动都体现着“权利本位”的原则而不再体现“权力本位”。

    所以说，提倡并鼓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并对市场主体及其各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产生许多新的观念、新的权利需要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权利内容。市场经济为完善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是使政治权力按法律设定的既定途径运行，防止政治权力的失控和异化，即政治权力的运行不听从或不利于它的主人—人民。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保障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而政治权力的失控和异化，是当前社会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最大威胁。因此，完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2公民权利意识薄弱的历史原因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法系，并使之源远流长。中华法系不但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任何文化都有缺憾，中华法系也不例外。

   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法律文化强调义务，轻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首先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只重视行为本身是否正当、是否合乎道德要求，而不管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否对国家、对他人、对自己有利，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对集体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并设计了理想的中国人模式: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高尚之士。《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利”和君子与小人相对照，对“利”的不屑一顾一目了然。晋人傅玄曰:“丈夫忠义于泰山，轻利于鸿毛。可谓仁义也。到了朱熹时代，更是将天理与人欲之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向来羞于、耻于言利，但凡与“利”相关的词汇大多在文意中带有强烈的贬意。以经商为业从中谋利的商人在中国古代历来地位低下，并往往称之为“奸商”。不注重个人权利，缺乏整个社会对合法利益追求的道德性肯定，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未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在近代由于落后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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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水务 智慧排水 信息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X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98X（2015）10（c）-0166-02

随着全球物联网、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许多国家将城市中的水、电、油、气、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信息通过互联网有机连接起来，智能化做出响应，以改善政府对交通的管理、环境的控制等更好的服务于市民。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智慧水务，是借助水智能系统形成的水务管理模式，在常规的水处理/管理技术基础上，借助信息控制融合系统，对自来水、污水、中水等各种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数据进行一元化管理，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水循环经营效率。智慧水务一般通过智慧水网工程予以实施，使水资源管理部门能够对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工厂、水路管道网等进行有关水量和水质的实时最佳控制。

污水处理行业作为国家新兴战略产业之一，国家“十二五”规划也对城镇污水处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行业监管的加强、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企业自身盈利模式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发展得到重视，污水处理自动化、信息互联化及智能工业化技术的发展也迫在眉睫。

1 智慧污水概述

1.1 概念及内涵

智慧水务包括水务信息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服务，全新提升水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实现更全面的感知，更主动的服务，更整合的资源，更科学的决策，更自动的控制和更及时的应对。我国污水处理厂日益增多，且分布广，传统的监管方式已无法满足现在的发展，效益提高的同时运营成本也节节攀升，如何高效的监管好各厂站，这就给水务集团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污水的建设使得生产运行管理者通过物联网数字化技术实现水务集团对下属的各污水处理厂、泵站的关键生产指标（进出水水量、进出水污染物浓度、集水井水位等）、生产运行数据（设备开关、电流、电压等）的自动采集、远程实时监视、智能预警，加强各级管理人员对各厂运行情况的实时监管力度。依托机制创新，整合共享生产现场的各类运行数据并进行分析和数据挖掘，组成基于数据中心的应用系统，为各污水厂运营管理提供实时运行监测、全厂过程控制、工艺运行模拟、运行异常预警、优化运行决策等功能，为公司提供整体综合运营决策的工艺分析、设备分析、成本分析、风险分析等功能，支撑污水综合管理、涉水事务跨行业协调管理和提供社会公众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智慧污水的状态。

1.2 建设目标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污水运营系统更加高效化、生产更加智能化、管理更加精细化、决策更加科学化、服务更加个性化、从而实现智慧化。

1.3 设计内容

大数据全数字化、云平台化常态管理和经营模式创新是智慧污水设计建设的主要内容。智慧污水平台的建设内容是对污水系统机房、网络资源、信息资源等软硬件环境建设，整合、补充、完善水务系统统一的水务数据资源环境和共享交换体系，建设支持各类应用系统和水利、供水、排水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公共核心支撑平台。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

（1）大数据全数字化。

针对我国现有排水系统信息化发展不均衡、系统功能不完善，应用系统缺少统筹规划利用程度底、共享程度低等不足[1-2]，大数据全数字化自控系统已经不仅仅限于自动化，重要的还在于基于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体制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应用。大数据应用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工业自动化设备的大数据收集，监控操作以及大数据管理运行维护的趋势分析。主要分三个方面：①数据收集。将单一水厂或数个水厂自动化系统中的仪表读数与运行数据（包含水量、水位、水质、电耗、药耗、设备状态与环境条件等信息）做远程传输监控，减少人工收集可能的失误，提高资讯准确性。②监控操作。由中控室与外部连接对运行设备进行操控;运用监控录像或报警判断所需操作模式;利用云计算平台搭配移动式设备，实现现场报警，人机合一的现场加远端的监控模式。③数据分析。设定运行数据的历史数据趋势，以图形界面提高直观比较;水质数据与运行模式和原废水变化的交叉分析;报警处理的过程追踪与统计分析未来故障前兆之预警。

（2）云平台化常态管理。

大数据的应用需求将以服务方式通过平台的管理得到满足。利用云计算的弹性资源等特性，污水处理厂可以通过多层次信息化平台将设备维护、企业资产管理、财务ERP、OA平台、监控平台、GIS、采购、知识库等不同模块讯息平台有机衔接到一个完整的污水管控云平台，实现实时线上和线下O2O的工作流程对接，明确职责分配与考核标准，提高整体效率。利用云计算平台，把所有污水管理的共和服务聚集成平台，利用平台便利性提升资讯处理效率，从被动维护转换成主动性维护，提升设备和污水运行设备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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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

在汉语中，智慧即“能够迅速、正确、灵活地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智慧不同于一般的智力和智能，而是一种高阶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人们对智慧教育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信息技术与智慧教育对人们教育思想影响较大。其中唐烨伟博士通过实践研究，按照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程度将智慧课堂和教学划分为四个层次：①平移型应用。将书本中的知识平移到媒体环境中，此种应用将媒体当作一种教学工具，先进于原始的教鞭、黑板，促进教育发展，但不能使教育产生革命性变化。②按照整合点针对型应用。相比第一层次该应用能够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应用，节省时间，提升效果，但教学模式、教学思路等仍沿用传统方式，不能使教育发生革命性变化。③学习方式方法变革型应用。在理想条件下设计一节课的教学过程，突破媒体技术、教育思想等的束缚，理想设计，尽量满足，这为教学、学习带来很多变化，是目前教育已经达到的层次。④智慧型应用。在该层次中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构想该用什么样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技术变成学生构想和验证的工具，对教学产生巨大影响，也是目前教育致力于达到的层次。

由传统教育到智慧教育的演变，需教师、学生及技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进步，如技术经过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学习需求、教学需求等情况下由教师的教学工具变成教师的得力助手和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工具（如图1）。

1.教师功能变化

传统教学系统中，教师作为课堂的绝对领导者，学生学习目标、掌握知识层次及过程、学习活动以及学习评价等均由其设计、制定并组织实施。随着信息技术的引入，教师的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教师搜集资料方式开始多样化，教学相比以前也更加灵活多样，但总免不了“课堂主宰者”这一角色的担当。而智慧课堂中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由传统的“教”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引”，由此可以大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得到有效提升。

2.技术角色转变

随着多媒体、网络等技术逐渐渗透到教学系统中，技术由单纯地由教师使用转变为学生和教师都使用的角色。技术自运用到教学中以来，一直是教师教学资源搜集的工具，学生在学习中尤其是课堂上使用甚少，而在智慧教育中，提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能力提升，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学习的有力工具。

3.学生角色转变

在智慧教育中，学生从传统的知识接受加工机器，转变为主动学习构建的智慧者。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各方面通过智慧教育学习过程均得到有益锻炼和提升，是教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关键。

首先，智慧课堂能够促进师生交互，优化师生关系，学生和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由一般的单向传递（教师传递给学生）转变为双向传递（师生交互），师生更多地通过互动进行有效学习，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实现个性化学习；其次，智慧教育中媒体角色的变化还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通过媒体这一工具更好地吸收、运用知识，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更好地激发下一轮学习的动力。

智慧教育有效提升语文学习

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孕育出智慧教育这一高阶教育形态，相比当前教育形式更多具备公平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学习个性化等多个理想化教育的核心特征，更加适合语文学科的学习。

智慧课堂的开展，能有效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使其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时间等方面均实现个性化。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式学习，创新性得到有效提升，知识由原来的“给”转变为现在的“探”，由单一转变为多维，如对一个成语的学习，原来要求是记住、理解并知道成语来源，这些信息均由教师或课本给予，而在智慧课堂中则要学生自己寻找，并且学生还要寻找不同情境去运用知识，这样探究出来的知识比给予的知识更易于掌握，更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信息技术在智慧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随着先进技术如网络学习空间、云平台、大数据等的快速发展，智慧教育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基于信息技术环境支撑下智慧课堂的构建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契机。笔者就智慧课堂中用到的信息技术做了分类总结，并将教师和学生对其运用进行了简单分类（如图2）。

信息技术在智慧课堂中的运用，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其中硬环境是指能够触摸到的实物，如基本的桌椅、座位等一般教室中具有的，在图中没有特别提及，只提出智慧课堂中的电子白板和平板电脑，其中电子白板方便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讲解，相比PPT更易操作演示；平板电脑则是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共同使用的，方便师生之间资源的推送、管理和服务，是智慧课堂中主要的教学和学习工具。学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极大地增加了其对知识的构建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课堂内外的学习产生有益影响；微课、网络和平台等软环境是教师和学生进行交互的有效工具，如教学平台、管理平台、评价平台、服务平台、云平台等有效满足了学生和教师的需要。

案例设计

《倡议书专题学习――做鸟类的朋友》教学设计

1.教学内容分析

倡议书是由某一组织或社团拟定，就某事向社会提出建议或提议社会成员共同去做某事，以期完成某种任务或展开某项活动的书面文章。它作为日常应用写作中的一种常用文体，遵循一般书信的格式，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在现实社会中有着较广泛的使用。一般包括向谁倡议、倡议什么、谁倡议的以及日期，倡议书的规范格式由标题、称呼、正文、结尾和落款五部分组成。通过专题活动学习明确倡议书的格式组成、适用对象、使用范围和作用，体验语文学习对日常生活的帮助，同时通过不同小组在课堂展示学习成果，能使学生扩大知识视野，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扩展合作学习能力，有效提升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

2.教学对象分析

基于之前对语文的学习基础，学生已熟练掌握记叙文的写作技巧，但对倡议书这一应用文还停留在知道、了解这一层面上，需要对这一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学生已适应小组学习法，并能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有效沟通交流，组内基本能够合理分工，互相补充，合作探究学习可以较好地展开。对于资料的搜集，学生已掌握方法，并适应智慧课堂这一新型教学环境，对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式比较感兴趣。

3.教学目标制定

知识与技能目标：掌握倡议书的写作方法及要求；明确鸟类在文学、艺术、科学、生态环境等方面对人的影响；培养独立查寻资料和协作探究的学习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总结归纳，提高表达交流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激发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4.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倡议书的写作规范和写作内容。

难点：激发学生爱鸟、护鸟的意识，人与动物之间充满爱和信赖的理想境界。

5.教学过程

课前：教师提供范围，学生通过电子书包、网络查找有关鸟的资料；温习微课《倡议书的写法》。

课上：

①情境导入（展示鸟的系列图片）。鸟以艳丽的羽毛、轻盈的身姿、美妙的飞翔点缀着大自然的美景，又以捕捉害虫、保护庄稼成为人类的朋友。在爱鸟周来临之际，今天我们开展的主题是“做鸟类的朋友”综合实践活动。

②出示活动任务，明确活动目标。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将课前查找到的资料再次分类归纳（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任务，考察组织、分工、协调能力）。

③小组汇报展示。教师提示在每个组展示讲解的同时，其余三组要仔细听并且做记录。一个组讲解完毕后，会向其余三组各提一个问题。每个组回答正确与否，决定该组是否得分以及最终的自我检测评价等级。

结合活动目标设置组别，教师可将学生分成文学组、艺术组、生态环境组和生活科技组。

④设置问题。学生通过小组汇报学习，完成教师推送的题目，对自己的学习做一简单测评，明确学习成果和不足。

课后：各组进行自我检测评价，以帮助活动主体了解目标在活动过程中有多大程度的实现。教师提供《倡议书的写法》微视频，让学生拟写保护鸟类倡议书，学习倡议书的写法。教师适时总结倡议书的写法并点拨、拓展：鸟类在文学、艺术、生态环境、生活科技等方面对人类的影响。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动物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伙伴、朋友，我们要像保护鸟类一样保护它们。

智慧反思

综合实践活动侧重在实践活动中体现语文性的特点，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语文素养。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以对语言文字的思考为诱因，以学生广泛涉猎自己所喜爱的学科为手段，把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聚焦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上，加以融会贯通，进而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更概括、更高级的知识信息，达到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思维品质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活动、综合、语文三者缺一不可，信息技术作为工具贯通三者，智慧学习环境的使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电子白板的推送服务方便师生、生生之间的资源交互，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素养，让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完成对知识内容的学习，有效提升学习能力、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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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德育能力；社会学知识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1-0114-03

教师德育能力是指教师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胜任德育工作、有效达成德育目的的素质。它不仅包含了教师已经达到的有效达成德育目的的成就水平，而且包含了教师有效达成德育目的的潜力。德育能力属于教师的个人特征，教师德育能力不足又反映出教师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一、教师的德育能力与社会学知识

1.社会学知识是理解教育的基础知识

教育是一种社会特有的现象，也是人类重要的活动之一。因此，社会学视角是理解教育必不可少的角度，社会学知识就成了理解教育的基础知识。

（1）教育有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共同基本属性

人类活动受活动参与者对活动对象、活动本质和活动工具的认识的影响，而活动参与者的这些认识，除了受活动实践的影响之外，还受活动参与者已有的哲学观的影响。因为人在认识新事物之前，总有一些前提性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甚至左右个体对新事物的认识。人类活动还受活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影响。积极的主观能动性是活动参与者的正动力，消极的主观能动性是活动参与者的负动力。教育也同样受师生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活动主观能动性直接的影响。

（2）教育活动与其他活动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首先，教育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多种活动的综合。例如，教育活动本身既是培养人的活动，又是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还是文化活动。因此，从不同的视角来看教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教育活动图景及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从不同的活动领域来看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活动正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多种活动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社会的存在。

其次，教育中的所有元素也是社会其他活动的元素。教育活动过程的三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这三要素本身——人、知识和技能，不依赖于教育活动而存在，因为它们在教育活动开展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 因此，它们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是社会的重要元素，也全面介入其他的社会活动，成为其他活动的元素。这样，三要素肩负人类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加大了它们在不同活动之间的角色转换、在具体活动中的角色承担等方面的困难。

再次，教育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知识和技能不是教育活动所独有的，它们在各种活动中角色关系复杂；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它们便与社会的各种元素发生了盘根错节的、终身无法摆脱的关系。因此，教育活动的任何行为都通过这些关系与社会其他活动或多或少、或密切或疏松地形成互动。而且这种互动受各种互动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复杂程度是如此高，以至于我们暂时还无法清楚地描述其规律。

最后，学校的公共关系内容越来越丰富，学校与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成员对学校教育的期望不断提高，甚至直接关注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促使学校教育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也有部分社会成员对学校教育横加干涉，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秩序。所以，学校教育者必须正视学校教育所处的这种社会环境，恰当地处理学校的这些公共关系。

教师要理解教育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复杂关系，站在社会的立场来思考和处理学校教育，较好地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的顺利发展，必须具备社会学知识。

2.社会学知识是理解道德的基础知识

德育过程中，道德是教育内容，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的活动对象。教师对道德理解尤为重要。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社会性是道德的首要属性。教师如果缺失了社会学知识，那么他对道德的理解至少是非常不全面的。另外，如果教师不能完整解读道德的社会性，那么他将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德育目标，并有效地选择德育方法和途径以达成德育目标。教师需要对学生开展德育，是因为道德具有社会性，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让学生过上有道德的生活，而不是要其成为伦理学家。也就是说，德育的首要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道德规范，而是要让学生借用道德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上幸福的生活。又因为道德的社会性，教师要较好地帮助学生理解道德，把道德规范应用到生活中去，就必须把道德规范恢复到生活形态。“我们不能直接看到道德现象，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构成人们行为的活动”，“人是通过活动（而且只是通过活动）来实现自己的行为的，所以，通过活动也就暴露出人们一定的道德品质和有着现实内容的道德意识……确定道德事实乃是思维根据研究者思想意识中已经存 在的某些观念和概念而对被观察的事物所进行的某种解释”[2]。 所以，要真正理解道德就必须以社会学知识为基础。

二、我国教师缺乏社会学知识及其表现

我国教师缺乏社会学知识是学校德育实效性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1.教师对教育的社会性认识不深刻

（1）教师对学校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足

教师对学校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足，往往导致了教师在处理某些教育问题的时候“不作为”。

当前的教师群体中流行着“5+2=0”的这样一种说法。“5+2=0”的意思是学校对学生进行五天的真善美教育，抵不过双休日两天的假丑恶的消极影响。这说明了有些教师很明确地认识到，当家庭、社会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不一致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三方对孩子的影响相互抵消。尽管这种认识真实反映了当前学校教育和受教育者存在和发展的危机，但是，由于教师对学校教育与社会关系认识的不足，“低估了学校教育的影响，低估了学生的自主建构，低估了家庭和社会的正面教育意义，夸大了家庭和社会影响的负面作用”[3]。 所以，很多教师对这种现象都感到无奈，并且认为学校教育已经尽了努力。几十年来，学校教育效果与社会消极影响相互抵消的现象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教师对教育作用发生的机制认识不足

教育作用发生的机制必然与教师、学生的社会性紧密联系，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学知识，教师对教育作用发生的机制认识不足，往往习惯于把学生看成一个独立于社会网络而存在的个体来教育，而忽视学生社会网络的存在，导致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忽视了其教育行为可能引起学生社会网络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了教师在认识问题和处理教育工作时出现种种短视现象。教育短视现象的大面积存在，又直接影响了教育功效的发挥，甚至可能造成教育的负面影响，引发更多的教育问题，使教育行为变成“反教育行为”。

首先，个体的行为总是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因此，认识学生的行为、找出教育对策，应该首先从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几个方面入手。但是，教育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简单地把一个所谓的“差生”之所以“差”的原因归咎为学生自身，错误地认为“红校服”、“绿领巾”之类的处理方法，能够对“差生”产生很好的警示作用，“差生”就知道应该如何努力了。学生所处的环境没有丝毫改变，导致了“红校服”、“绿领巾”之类的“教育行为”不仅伤害了“差生”的尊严，又达不到教育预期的目的。

其次，任何个体都会创造性地适应他所处的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被要求穿上“红校服”、戴上“绿领巾”的学生而言，他们对“差生”受到这样的“教育”，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且，不同的学生，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杀鸡儆猴”，其他学生就自然知道如何努力了。但是，实际上，不仅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一定知道具体如何努力，而且还有形成其他学生歧视“差生”的危险。

2.教师对道德的认识存在偏差

道德既是教师的行为准则，又是德育的核心内容。因此教师对道德的认识成为决定教师德育能力的重要因素。

（1）教师对道德的社会性缺乏认识

教师在开展道德教育的时候，往往习惯于把道德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然后让学生记诵被抽离出来的所谓“道德规范”，甚至以“标准答案”来评定学生的品行。结果学生无法理解这些道德规范的道德意义，更无法把这些道德规范应用到生活中以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由此可见，教师对道德的社会性缺乏认识。这是教师社会学知识缺乏的体现。

（2）教师对善恶的辩证关系缺乏认识

善恶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道德社会性的体现之一。只看到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性，忽视了善与恶的同一性，努力使教育无菌化，在德育过程中，完全排斥恶的介入是不现实的。

首先，教师忽视善恶的相互依存性。教师试图使德育无菌化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的一个错误的逻辑：善恶是可以分离的。如果善恶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就无所谓无菌化了。但实际上，善恶共存，“恶之不存，善将焉附？善之不存，恶将焉附？”教师形而上学地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可以相互分离，而且善不会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教师忽视了善与恶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善与恶是一对矛盾，它们的主要地位和次要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是恶的（当社会形态更迭时），同时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又起着进步作用”[4]。 所以，教育就是要使善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使恶的事物也能在学生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教师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把善与恶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善会对学生发展产生无限的积极作用，恶只会对学生的发展造成不堪设想的消极作用。

3.教师对学生道德发展的认识存在盲点

学生作为社会人，其道德发展必然是在其社会网络综合影响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学生的社会网络是其道德发展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封闭式管理学校一直备受关注和推崇。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流行，最早出现在教育落后地区的县城、乡镇中学以及贵族学校，后来蔓延到中专、高职高专院校。 这种管理模式在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中成了一种向往和追求，为多数学校所信奉和采用。“它宣称是教育质量的保证，是有效管理的保证，也是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5]。 不少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都特别标明“封闭式管理”的字样，以示校方的管理严格。而一些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时，也会特别注意选择这种学校。 但是，这种管理模式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主要的批评集中在封闭式管理把孩子“管死”了，“它封闭了学生的视野，压制了学生的个性”[6] 。事实上，封闭管理之所以会把学生“管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教师无视学生是一个社会人，无视学校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组织，试图把学校和学生与社会完全割裂开来。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学生是社会人，只有在健全的人际关系之中，学生的身心才可能健康成长。学校内部的社会关系只是学生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学生的交往需要在这里不可能得到全部满足。因此，封闭式学校剥夺了学生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社会关系，对学生正常个性形成的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导致学生无法顺利形成健全人格。另外，教育者也漠视学校作为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及其必然地会与外部环境存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流和相互作用的开放性[7]。 学校中所发生的大部分变化都反映了其外部环境的变化[8]， 一所不能正常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学校，就像一个不能与旁人正常交流的残疾人。任何试图割裂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交流的行为都是无视事实的，必将扭曲信息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最终阻碍学校的正常发展。可见，教师缺乏社会学知识，对学生道德发展而言是一种风险，对德育而言是一种危机。

三、改革教师教育，提升教师德育能力

1.培养教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因此，只有正确认识人，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只有正确认识社会，才能正确认识人。稳定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可以为教师学习社会学知识提供动力，也为教师在德育中运用社会学知识提供了方向。而社会学知识又能进一步巩固教师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可见，培养教师的社会学知识与培养教师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辩证统一、互为基础的。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复杂性。主体性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关系属性，是主体存在的体现。人的主体性具有三个特点：自觉性、主体创造性和追求自由发展的趋向。只有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才可能尊重学生的需要和尊重学生的复杂性。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等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需要的起源来看，人的需要又可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需要是人活动的源泉和基本动力，因此，在教育中，学生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都应该在社会环境中得到尊重和合理的满足。

人的复杂性主要是指人性和人行为的复杂性。人性和人行为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多变化、特殊化方面[9]。人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开放性，对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随时处于接纳、理解和包容的状态。这导致了个体从众、服从、依从等行为明显地受到环境的影响。教育者只有承认人的复杂性，才能够对学生和学校发展中的某些行为进行准确归因，正确诊断学生和学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切的解决问题方案，有效促进学生和学校的发展。

培养教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首先要引导教师清楚地认识到学生的需要和学生的复杂性。其次，要引导教师正确认识学生的需要、学生的复杂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教师要树立对学生的尊重意识。

2.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

教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立场来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的一门教育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教师教育中开设的教育社会学课程，主要任务是传递教育社会学知识和培养教师运用社会学知识的能力。首先，通过这门课程，向教师传达教育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教师只有掌握这些基本观点和立场，他才可能形成相对合理的陈述性社会学知识，获得提高德育能力的原材料。其次，通过这门课程，帮助教师获得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的程序性知识，培养教师用社会学基本观点、立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

因此，教育社会学课程在教师教育中应该是一门必修课。

3.养育教师人文精神

“人文就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事情。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指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10]。 可见，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站在社会学高度，实事求是地来做人之为人的事情、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的社会学知识及这种社会学知识的运用。

教师在德育中，既要处理好师生关系、师生与自然、师生与社会、师生与自身的关系，又要引导学生如何处理师与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既是教师德育行为中的社会学知识及其体现，又是教育内容。如果教师没有人文精神，或者对人文精神理解不透彻，那就必将影响德育的实效。加之，教师行为具有示范性，教师自身的人文精神及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育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关键的是在教师教育和教师管理两个方面，不断渗透和倡导人文精神，让教师在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环境中领悟并内化人文精神，并且根据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不断调整调整自己的教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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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两型社会；两型产业；政府替代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260-03

国家与市场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只是市场是基础型机制，国家是辅助型机制，国家与市场两大机制并不对现代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平面式与板块式的分解性调节，而是一种交互式与立体式的调节。经济学上已经被反复证明过的市场缺陷需要国家予以辅克服，但国家参与市场经济的目的，并非为了替代市场，而是为了恢复充分的市场条件与竞争条件，保护市场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并弥补公共空间中的产品缺失。

一、实施在市场作用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

中国目前处在市场经济初期发育阶段，不健全的法制与不成熟的市场并存，使得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把资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的状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政府既有必要根据行业发展情形制定竞争规则，又要施以强有力的手段来监督这些规则的贯彻落实。但是，政府介入并不是要由政府完全替代市场，代替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应体现在建设“两型产业”、“两型社会”政策的制订上，而不是日常事物的管理上。现阶段，由于我国政府对经济建设的大量介入，各地政府往往只考虑本行政辖区内的经济利益，而较少顾及其他地区及全国的整体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的以行政区域进行经济管理，过于强烈的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是矛盾的，必然造成产业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随着市场的发育成熟，微观行为应让市场供求双方自主抉择、自行调节，政府不适宜过多当“保姆”。在此情况下，更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实施在市场作用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加强宏观管理与调控，包括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在方法上，行政管理需要以经济办法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两型产业”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两型产业”的认识，将其作为事关当地经济社会全局的大事来抓，像培育支柱产业一样培育“两型产业”，做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分工落实，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要作为各级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检查，对成绩突出的给予奖励。党政主要领导要重视“两型产业”的发展，加强指导和协调，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发展“两型产业”，要从长远、全局来考虑，算大帐，只要能加快发展的，该扶持的就要扶持，只要有利于发展，该举办的一些重大节庆、会展等“两型产业”活动还要坚持下去，但要注意提高质量，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确保“两型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理顺“两型产业”资源管理体制，实现管理职能和区域资源的优化整合

在全国范围来看，一处较好的具有开发价值的“两型产业”资源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和主管部门。换句话说，“两型产业”资源是被分割的资源。当资源需要转化为“两型产业”资源即被用于开发建设的时候，这种分割便会造成思想不统一、管理不统一、体制不统一。由于“两型产业”资源的综合性很强，资源管理也具有综合管理的性质，因此需要探索体制创新，实现管理职能和区域“两型产业”资源的优化整合。一方面需要各个综合管理部门的支持配合，更重要的是需要相应的综合管理手段，尤其是在市场整顿、交通治安和保护建设方面，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高层次的、高效率的管理机构，解决跨行业、跨职能的管理问题，进而一步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效果，有效解决管理部门在管理工作上力不从心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两型产业”资源的管理，可充分发挥行业管理规范优势和经验，整合一定区域内的“两型产业”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整合和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为“两型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适应“入世”要求，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增强透明度和公开性，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工作效率。有关部门都要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全局观念，积极主动地支持“两型产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下大力气做好城市的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各级党委、政府继续加大“两型产业”市场的治理整顿力度。规范市场秩序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热点，更是关系“两型产业”兴衰的重大问题。各级、各部门都要按照职能分工，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做好这项工作，没有过硬措施不行。政府对“两型产业”发展实行“承诺制”，这种做法值得借鉴。今后，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地方主要领导要承担责任；哪个企业出了问题，企业领导要负全责。不这样搞，建设“两型产业”就会流于形式。有关部门要在贯彻国家和省内法规政策的同时，认真抓好配套法规的制定，抓好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健全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和投诉机制，有效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价格管理，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和超标准收费，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和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经营和服务。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治理整顿中要端正态度，坚决纠正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和信誉制度，规范经营行为，树立在市场中的良好形象。

三、积极引进市场运作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和市场导向相结合

目前，迫切需要我们在市场定位、推动经营机制改革、市场开拓和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对“两型产业”寻求新的突破。目前，首要任务是在理顺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适应市场的新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其长远发展的经营模式，真正实现“两型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经营者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实现建设、保护和经营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四、政府借助于宏观经济管理功能对产业结构实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把“两型产业”定位于支柱产业加以发展

1.实现“两型产业”业态多样化。传统的产业结构的格局被完全打破，出现了一定量的新兴行业，在传统的产业、行业内部衍生了许多新业态，这些新兴业态已成为当今“两型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

2.“两型产业”企业经营规模化。综观世界“两型产业”强国，一批实力雄厚、规模庞大、模式领先、管理先进的集团企业正引领着“两型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全球最大的旅游企业美国运通公司，建有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的1 700多家营业网点，年营业收入360亿美元，资产总额2 000亿美元。德国途易集团（TUI）拥有3 500家分销旅行社，超过120架飞机，279家酒店（分布28个国家），年接待人数超过2 200万，营业额超过200亿欧元。规模化、国际化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支撑起“两型产业”强国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区际竞争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两型产业”行业内部集团化、网络化、连锁化已逐渐成为发展的主要潮流和趋势。

3.产业发展链条化。“两型产业”必将是是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综合性产业，必将形成“两型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互融，横向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日益明显。一方面，实现市场网络化；另一方面，整个产业正沿着产业链向上、向下无限延伸，形成“混业经营”和“一体化”经营格局。

4.管理手段信息化。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已成大势，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子商务已开始引领“两型产业”的未来。我国“两型产业”的信息化水平落后于国际水平，利用信息化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提升已经刻不容缓。

五、政府借助于宏观经济管理功能对环境实行有针对性的优化，打造“两型产业”环境的高地和投资的洼地

优化发展环境，打造“两型产业”聚集的洼地。发展方向、发展重点确定之后，措施是关键。合理建设，优化环境，吸引“两型产业”企业和人才聚集，打造产业集群。

1.盘活存量与发展增量相结合。“两型产业”的特点和当前宏观政策，决定了在发展上我们一方面要着力于改造现有资产，盘活“两型产业”圈的国有资产和土地，进行腾退改造；另一方面与沿线大学、科研院所积极协商，优化其房产和土地开发利用方向，得到其积极支持。建设“两型产业”园，打造国家级的“两型产业”基地。在此基础上，也适当发展增量，支持知名开发企业建设“两型产业”园，鼓励城中改造的产业用地向“两型产业”发展，打造若干“两型产业”集中地。具体要“三谋”：一是要“谋大”，使我们通过改革和建设提升城市群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凝聚各方力量，汇集新的动力源泉，进一步发挥核心增长极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全省加速发展。二是要“谋深”，使我省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拓展“两型产业”发展的空间。三是要“谋远”，使我们深刻把握发展规律，以城市群为依托，加快推进全省新型城市化，增强湖南的长远竞争力。

2.发挥文化优势与发挥科技、区位优势相结合。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应该充分体现湖南文化特色。湖湘文化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文化艺术传统，蕴藏着丰厚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近10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把“两型产业”的发展提到了繁荣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认识，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相继构建了广电、出版、报业、娱乐四大核心优势文化产业，夺得了中国文化发展的20多个“第一”。实验区改革建设要充分体现湖湘文化特色，塑造、培育长株潭城市群文化元素、文化品牌和文化精神，因此，实验区“两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在全国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在重点推动“两型产业”圈建设的同时，积极扶持周边区域发展与科技、文化相关的优势产业。在沿湖、沿江、依山区域发展特色休闲旅游业，等等，让“两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商贸服务业互相融合、促进，共同提高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应建设成为我国南方现代化、高效益、综合实力雄厚的滨水型城市群，形成经济繁荣、生态良好、协调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特大型城市化区域。而“两型产业”将为实验区的发展增光添彩。

3.制定优惠政策与提高服务质量相结合。一方面，制定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人才留驻。目前已经起草了相关方案，内容包括：第一，降低创业门槛方面的政策：拓宽准入领域，确立“非禁即许”的原则，放宽注册资本限制、经营场所规定、证照办理限制，降低注册成本。第二，培育创业主体方面的政策：支持学校、科研院所工作人员、大中专学生开拓创业，允许科技人员兼职创业，提供创业辅导、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低租金办公场所。第三，税费优惠方面的政策：扩大“两免三减半”等政策享受范围，减免工商管理费等行政事业性规费，给予税收大户一定奖励。第四，财政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设立“两型产业”发展基金，提供小额担保贷款，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创业，奖励争创名牌，等等。这些措施正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在与相应创业扶持政策对接之后，将全面实施。

另一方面，立足于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为全体从业人员建设孵化器、网站、信息共享平台、技术支持平台。举例来说，要使一个具备创意能力的人才从接受培训、租赁办公用房、注册企业、获取业务信息到取得软件、商业洽谈、展览展销等各个环节都能得到齐全的、迅速的、免费或最低廉的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创业成本和运行成本，在“两型产业”的海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们提出和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目的在于明确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两型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与“两型产业”人才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人为本”、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也是长株潭试验区“两型产业”、“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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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51-03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年)规划项目《江西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追踪及绩效评价研究》(08SH29)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社会保障的作用日益凸显，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总量不断增大，其比重也将逐步提高。2007年中央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03.16亿元，增长13.7%，完成预算的114.1%。①2008年，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较2007年增长1，288亿元。②2000年至2007年财政每年拨大量资金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财政拨入合计2，656.25亿元，财政净拨入合计2，649.72亿元。③

国家投入如此多的资金到社会保障，到底产生多大的效果呢?因此，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引用现代市场中的管理理念，像企业财务计划一样，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强化支出效益和责任意识，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益。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在于它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则是通过对一系列绩效指标进行评估，监测和跟踪资金运行整个过程，分析评估社会保障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和经济性，评估社会保障支出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客观反映社会保障支出政策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它能实现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监督，确保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管理的科学化和效益化；有利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部门的信任度，也就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最后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社会保障决策水平和分配社会资金的合理性，有利于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最终促进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为和谐社会编织一道牢靠的安全网。

二、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模型

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极大地推动社会保障向前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其模型设计是首要的，它清晰明确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具体工作及流程。依照系统理论的观点，任何系统只要存在输入就必然会存在某种运作表现和结果的输出，而这种运作表现和结果通常被称之为绩效。[1]但是仅仅有输入、输出的开环系统是不稳定的，系统要正常发展还须具备某种反馈回路，成为闭环系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一种特定的系统，其系统模型必然遵循系统普遍的、一般的规律。如图1所示。这个模型的构建是在分析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绩效因素的基础上。

绩效评估作为系统的一种反馈回路，是指对评估对象的输出结果进行判断并反馈作用于未来输入的管理行为。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就是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运作结果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判断并将评估信息应用于未来决策优化的管理行为。基于系统理论的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模型从图1可以看出，整个模型可以分为项目前期准备、绩效评估准备与实施、评估结果反馈及应用等三个阶段。

1.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包括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政策中绩效目标和确定战略目标、预期结果两项内容。

(1)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政策中绩效目标。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政策中绩效目标对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保障支出活动是依据于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政策条例。它是基础性的工作，有利于增加对社会保障支出活动的认识，更多地了解社会保障支出的发展与方向，有利于把握社会保障支出的使命。如果不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政策中绩效目标，以后的工作就会可能偏向不合理。根据社会保障支出基本理论，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产品的根本绩效目标是优先增进公平，兼顾提升效率。

(2)确定战略目标、预期结果。战略目标，是指能够描述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在一定周期内所取得的最终结果的可测量的“标的”。[2]目标的制定通常要求表述清晰，易于理解；具体化，不可过于抽象；可测量与结果导向；与社会保障支出的使命保持相一致。战略目标的确定在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绩效管理战略性框架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要在预测产出的基础上，注意确定预期结果。确定预期结果，需分析归纳开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各种有利、不利条件，主观、客观条件，还需审视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否则会产生偏差。

2.绩效评估准备与实施阶段

本阶段是整个模型的核心、关键，包括绩效评估准备、绩效评估实施两项内容，可细化成很多项内容。

(1)绩效评估准备。首先，了解社会保障支出投入、转换过程及产出结果，明确制定评估的内容。评估内容不同，其绩效成绩就有可能出现差异。如果是对社会保障支出某一具体项目绩效评估，一开始就得确定项目，因为绩效评估是服务于特定项目的。其次，确定评估标准与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可采用最优实践法、绩效协定法等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应包括对实施绩效、功能绩效、资金管理绩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内容的评估。评估指标可采用适合的绩效分析方法加以确定，同时考虑到输入、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构建适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必须要围绕评价对象的绩效目标来设计，因为评估社会保障支出的绩效根本是看评估对象在绩效目标方面的运作结果如何，而评估对象的运作结果即绩效信息是通过评估指标来体现的。同时，科学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确定评估方法。现有的绩效评估方法有多种，如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等等。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社会保障支出本身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

(2)绩效评估实施。收集与绩效评估指标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数据资料、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资料等。所取得的相关资料必须详实、有说服力，因为认识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基础上，而且这样才能评估产出成果的有效性。评估者应根据评估目的和所选择的评估视角对所收集的信息加以筛选、核实、鉴定，进行合进化处理，为我所用。之后采用合适的绩效评估方法分析绩效资料，依据选定的评估标准，计算出基本指标的分值，再进行修正，得出实际的分数。最后根据指标权重及指标实际分值得出绩效评估的总分。

3.评估结果反馈及应用阶段

最后这一阶段包括评估结果反馈、评估结果应用两项内容。有效的绩效评估系统应该有个连续的、随时反馈并及时予以纠正的监控运行机制。评估结束后，绩效评估组应按规定以书面形式书写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果再进行分析讨论，以确保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真实性。最后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社会保障支出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分析与应用评估结果，调整社会保障支出政策，调整下一期战略目标，更加合理配置社会保障资金。评估结果的最终价值也在于这应用，如果报告中的评估结果不能很好地被利用，那么绩效评估将成为一纸空文，失去意义。

三、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构建科学与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整个绩效评估中至关重要。由于指标体系不仅关系到绩效评估活动的实质性开展，也关系到评估对象下一周期绩效的改进和提高，而且其所具有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引导着评估对象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社会保障支出产生的效益是以间接的社会效益为主，有的需要长时间才体现出来。而且社会效益的量化一直是各种核算长期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难题。

基此，以公平与效率为核心，围绕系统的投入、过程、产出、结果等四个方面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表1. 社会保障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1)社会保障支出总体概况。这方面的评估指标设计，主要是从规模状况、水平状况以及结构状况三个方面来进行。每个方面包括若干个关键指标，其设计宗旨主要是了解、掌握社会保障支出的总体情况，并且由于支出的分配情况将直接影响支出整体绩效，所以突出公平方面的评价指标。

(2)社会保障支出过程情况。主要选取能反映社会保障支出计划完成情况的指标。

(3)社会保障支出产出情况。社会保障支出的直接产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所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包括若干个关键指标。

(4)社会保障支出结果情况。主要围绕社会保障支出的直接产出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两方面进行，每个方面也包括若干个关键指标，重点突出整个社会公平的实现、效率的提高。

此外，还需科学地确定评估指标标准值和权重。评估指标标准值的确定可采用三种方式：[3] 一是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值、国情与我国相当国家的标准值、国际平均标准值来确定标准值；二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绩效目标、战略目标来确定标准值；三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及国际经验或社会保障支出相关理论，确定理论上应达到的理想值作为标准值。对于评估指标权重，一般是根据指标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程度所赋予的[4]。也可采取排序法、层次分析法、专家直观判断法、“拉开档次”综合法等予以确定，还可根据因子分析法初步确定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调整与修改。

[注 释]

①数据来源：财政部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财政部网站.

②数据来源：2008年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较上年增长1288亿元，新华网.

③数据来源：财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金情况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网站.

[参考文献]

[1]吴建南，李贵宁.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型及其通用指标体系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25-31.

[2]王宇龙，周战强，安秀梅.公共支出绩效评估模型略论[J].理论探讨，2007，(5)：35-37.

[3]曹信邦.政府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6，(7)：30-34.

[4]丛树海，周炜.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J].财贸经济，2007，(3)：35-42.

Establish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Li Chungen，Li Jianhua

(Jiangxi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FinanceNanchang33001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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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域名 商标权 纠纷处理 处理机制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域名纠纷的处理机制

为了解决域名纠纷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曾经与 IANA、ISOC、IAB、ITU、INTA联合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因特网顶级域名谅解备忘录》，希望通过增加顶级域名来解决问题。但由于相关制度没有建立，而且增加顶级域名可能引起新的域名抢注和域名争议，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运作起来。1998年10月，美国组建了“因特网名址分配公司”(ICANN)。应美国政府的要求，WIPO开始从正面解决域名抢注问题。1999年4月30日，WIPO发表了《因特网域名和地址的管理：知识产权问题》(以下称《最终报告》)，作为推荐给ICANN的建议，为了有效的解决问题，WIPO在建议中限定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将争议解决目标限定为侵犯商标权的恶意域名注册。

《最终报告》列举了域名被恶意抢注和使用的几种情况，它们分别是：(1)以相当可观的对价，向商标所有人或他们的竞争对手发出出售、出租、转让域名的要约；(2)为赢利目的，通过与请求人的商标发生混淆的方式，引诱因特网用户访问域名持有人的网址或其他在线地址；(3)为阻止商标所有人将其商标标识反映在域名中，而抢先注册一个域名；(4)为破坏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而注册一个域名。

二、ICANN关于域名与商标权纠纷的处理机制

1998年10月成立的“因特网名址分配公司”(ICANN)是一家非赢利性组织，负责 IP地址空间的分配、协议参数的指定、域名系统的管理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目前，在 ICANN的不断努力下，其关于处理域名争议的主要规则有：《关于委任域名注册注册机构规则的声明》，主要用于对域名注册时可能产生的纠纷进行预处理；《统一域名纠纷处理规则》、《统一域名纠纷处理规则实施细则》是域名争议处理的实体法律依据；《统一域名纠纷处理规则补充规则》是WIPO制订的关于处理纠纷程序上的具体规定。

在对“恶意”的认定上，《域名争议解决统一方案》列举了以下四种情况：(1)有迹象表明域名所有人取得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域名注册以明显高于其注册成本的价格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给提起域名争议的商标所有人或商标所有人的竞争对手；(2)域名所有人注册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妨碍商标所有人将自己的商标注册为域名，如果该域名所有人曾经有过类似前科；(3)域名所有人注册域名的主要目的是干扰竞争对手的经营；(4)域名所有人为了获取商业利益，故意就其网站或网站上的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赞助、附属及支持关系制造与争议人商标的混淆，以吸引因特网用户访问其网站。

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ICANN首次引入了域名反向侵夺概念。首先，在《规则》第一条中，ICANN对反向域名侵夺下了明确的定义：“恶意使用统一域名解决办法的有关规定，以企图剥夺经注册的域名持有人的域名的行为”，其次，在办法和规定中规定了必要措施，以把反向域名侵夺减少到最低程度。第一，规则 15(e)规定，如果专家组认定投诉具有恶意，属于反向域名侵夺或其投诉本意在于讹诈域名持有人，专家组应在其裁决中明确指明。第二条，规则第二条(a)规定，投诉人投诉必须事先通知域名持有人。第三，办法第 4款a规定，在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中，举证责任由投诉人承担。第四，同款(k)规定，给予域名持有人在专家组决定做出后十天内上诉权利，也有利于减少反向域名侵夺的机会。

另外，ICANN认为必须在投诉人和域名持有人之间在上诉权方面，保持总体上的平等。为贯彻维持上诉权平等的原则，起草委员会建议，首先，规则第三款(b)(xiii)规定，要求投诉人在其投诉状中提交一个声明，声明投诉人如对行政程序取消或转让域名的裁决有任何异议，将把有关争议提交至少一个确定的法院予以管辖，该法院可以是域名注册机构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是域名持有人所在地的法院。与此相适应，办法第 4款(k)作了修改，即只有当域名持有人去上述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上诉，才可自动中止执行专家组决定从而达到保留域名的目的。以上规定，确保了双方上诉权的平等。

三、美国关于域名与商标权纠纷的处理机制

美国是因特网的起源国，也是世界上因特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因特网下一步如何发展无疑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以前，美国司法机关在审判网络域名纠纷时，主要以反商标淡化法作为法律依据。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对网络域名纠纷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对故意抢先登记他人公司名称或商标等情形，通常判决抢注人败诉；其二，援引商标淡化法案，以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判断域名的归属；其三，对不属于驰名商标的其他商标，根据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标滥用原则，平衡商标专用权与网络域名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的反商标淡化法虽规定在商标法中，却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性质。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处理域名争议的方法并不严谨，他们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救济方式、诉讼性质和管辖等都提出异议。

针对这种情况，继ICANN于1999年8月通过了《域名争议解决统一方案》之后，美国也于 1999年11月通过了《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它为司法机关认定域名抢注是否具有恶意列举了九条标准，其核心仍是域名注册人是否有主观故意。

四、日本关于域名与商标权纠纷的处理机制

日本以统一域名纠纷处理机制为基础，建立了自己本国的纠纷处理机制。1997年12月1日，日本公布了《有关域名注册等事项之规则》，该规则几经修改，最新的规则于1999年 4月1日起实施。

根据《有关域名注册等事项之规则》的规定，日本实行域名申请在先原则和单一域名制，即相同的三级域名在同一通用二级域名下申请注册时，按提交申请的先后处理。另外，一个机构只能注册一个域名，尽可能避免域名纠纷。

在责任认定方面，该规则规定，注册机构、机构内部官员、雇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对于域名注册的记载事项，以及与域名服务器运作有关的情况，均不向任何人承担责任；前述机构、人员由于过错给注册人、申请人或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注册机构仅负责赔偿实际的直接损失，赔偿额不超过注册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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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务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建设

目前高职教育的现状是――由于 “就业率”是考核高职院校的重要指标，导致高职院校过分重视专业素养，忽视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用人单位在对毕业生的录用更趋理性，在选拔人才时更加科学，职务分析理论成为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培养发展、薪酬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依据，因此更注重学生专业基础上的综合素质能力。由于培养理念上的偏差，导致高职学生在实际工作职位上无论从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还是技术革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出现毕业生要么找不到对口工作，要么频繁跳槽，而企业打着“高薪”的灯笼却招不到满意学生的怪象。公共基础课包括社会科学基础课、自然科学基础课和社会实践课，其主要目的是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职业核心竞争力（即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作为高职院校，有必要通过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尤其是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即职业能力的分层化教育模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升高职学生的核心能力素质，更好满足企业“岗位零磨合”和长足发展的需求。

职位分析理论下的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现状

1.企业职务分析工作不完善，与高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职务即工作，是指同类职务或岗位的总称。职务分析一般包括职位本身、人员特征及该类职位群发展的空间等信息内容，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的职务分析信息系统，由于无据可依，导致用人单位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出现偏差，特别是高职院校学生，由于就业时大部分进入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本身缺乏规范的用工制度，再加上二者的信息不对称，出现高职学生对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知之甚少，对所受教育是否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缺乏信心；同时，用人单位也认为学生对职位所需要的能力了解太少、核心能力储存不够。另外，这些用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正处在发展阶段，特别需要跨职位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员工，这正是当前高职毕业生所欠缺的。承担这些素质培训和养成的正是公共基础课程，但事实上， 由于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一般归属于基础部、社科部等，面对学校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很难做到针对特定职业群，建立不同的课程体系，因此，影响了最终的教育效果。

2.学生学习功利性强，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低，学习动机薄弱

从高校自身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职院校之间的生源竞争越演越烈，特别是以就业率为衡量学校好差的标准，使得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功利化思想日益加重，直接表现为重专业技术，轻公共基础课程建设（因其教育效果的滞后性）。

从教育对象方面来看，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基本上都是90后，独生子女偏多，由于家庭因素，这些学生一般思维活跃，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高；从生源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单招、注册入学、高考等多种形式的入学方式，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意志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等许多方面与本科生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对这些学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进入高职院校后，学生普遍认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决定着毕业后的饭碗；而高职公共基础课程，可有可无，对以后的就业影响不大，在这中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在加上许多基础课程本身无亮点和特色，对学生缺乏吸引力，从而大大削弱了公共基础课程的教育效果。

3.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为学生就业提供的渗透性和专业化程度不够

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共基础课，其目的都是为学生以后就业和发展提供服务的，因此，两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应相互渗透。可事实是由于专业老师与基础课程老师缺乏必要的沟通，在加上社会对公共基础课程的偏见和漠视，导致学生所学课程处于孤立状态，不能有效整合，从而降低了公共课服务专业课的功能。

4.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比较单一，缺乏课内到课外的延伸

公共基础课程中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生涯规划等课程则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直接对将来职务选择及发展产生影响，这类公共基础课程，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国际环境的价值多元化，使传统教育模式和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仅仅依靠基础课老师简单的说教，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大学教育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相对初、高中来说，业余时间要充裕得多，充分利用这一阵营，开展各种创业大赛、暑期社会实践、学生会工作、单位实习等活动，充实和提高学生意义重大。但事实上，目前这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公共基础课程老师走进院系参与的程度不高，从而丧失了课堂之外教育学生的机会。

职位分析理论下的高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策略

1.建立以职务分析为中心的高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体系

做规范的职务分析，其真正目的是使专业课和公共基础课在培养方向上有据可依，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类似美国《职位名称词典》的专业职业分析大全。加之中小型企业本身人员少、精力有限，也不可能主动去做职务分析，在此情况下，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可根据各学院的教学大纲为依托，针对高职学生“应用型”这一特点，按照“必需、够用为度”对内容进行选择，不必过分追求学科体系的逻辑严密性，通过优化整合，组成若干个模块。具体可分为思想道德修养模块、职业素质模块、心理教育模块、组织管理模块、科学文化艺术模块等，而每个模块又由若干课程组成。例如思想道德修养模块，一般由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组成，这是所有学生的必修模块，各高职院校还可根据情况增加专业讲座、社会调查和实践项目等选修模块，一来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对学生关心的共性和经常出现的问题运用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提高课程的感染力。二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规划，自由选择不同课程进行组合，在规定时间内修完要求达到的学分即可。

在教师的配备上，为了更好的体现专业针对性，可采用专业融合、专兼结合（社会上职称高，工作经验丰富）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社科部老师与各院系进行双向选择，让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与到院系的专业建设中，从而加深对专业的了解，使公共基础课开设的内容适应专业需求。

2.以需求为契机，以效用为导向，提升学生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

进入高职院校，学生一般由两种需求：一是就业，二是通过“专接本”、“专升本”来达到升学意愿，前者为主。针对就业欲望强烈的学生，在激发学生认可公共基础课的动机方面，可通过职业素质模块加以体现和进行。首先，利用入学教育、就业指导等课程帮助学生树立专业理想和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学生对相关职位群及发展状况作为关注点。由于学生认知层面的缺陷，导致目前高职学生就业需求中，浅层利益占到主导地位，多数学生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对深层利益即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就业能力则重视不够。因此，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可组织学生通过人才市场调查、讲座、单位回访、往届成功校友访谈等形式对职位进行分析，特别是社会对学生软实力（除专业技能以外的素质）的要求，然后对比将来的职业方向，通过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等方式找出差距，进行反思，制定出自己的各阶段学习目标。指导老师则在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通过项目化形式进行跟踪（可把同一类学生进行归类），利用档案袋手段（对学生进步、个人状况及存在问题的进行记录）进行评价和反馈。档案袋以个体为单位，注重学生的差异性，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独特性，培养学生反思的习惯。

其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来安排课程模块的先后顺序。如对新生要注意职业生涯规划的先行，通过入学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对二、三年级学生通过心理教育模块，调整部分学生的失落情绪和自我管理能力等。通过这些方式，满足不同专业和年级学生的需求，提升学生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

3.建立教学共同体，提高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化服务水平

教师素质决定着学生素质。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无论从内容目标的选择、还是教学计划实施，在其教育效果上，教师业务水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当今教育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基础课教师，除了具备本专业的业务素质外，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参与院系的专业建设和社会调查，从职位分析入手，用社科专业的“眼光”审视该职位从事和发展体系，剖析其整个过程，从中剥离出与公共基础课相关的内容，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织教学，有的涉及整个教学过程的，还需得到专业老师的支持。例如，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引导，从而提高学生的自学和自我管理能力；如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结合专业来进行阐述，专业老师在授课中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教师可在此基础上更全面、更系统的进行辅佐，通过社科专业的手段，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能力。

4.探索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教学有效途径，完善课内到课外的教学体系

社科类公共基础课程在内容的选择上，除必要的理论知识外，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根据学生特点和社会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与学生相关热点问题、敏感问题，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在教学模式上，可采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校园活动三块互动对接形式进行。课堂教学侧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教师在吃透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学生实际，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小组讨论等形式，找出贴近学生的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发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实践教学主要是鼓励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课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制定出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方案及操作细则。如对职位的认知、对职业道德的理解等，可先安排在学生专业实习中进行，社科老师可通过与专业老师沟通，对职位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汇总，同时罗列出该职位对人才关键能力的变化要求，通过影视观摩形式进行展现，然后由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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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管理体制；社会基础；法国；总统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294―03

为什么法国的体育文化会如此繁荣?法国体育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又是什么?构成这种体育文化形态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其体育管理体制为什么会走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模式?运作机制上又有哪些主要特点?这是本文极想探讨并欲想回答的问题。

1　法国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19世纪法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正处于政治风云激荡，社会思潮迭起的社会变革时期。整个社会因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而显现出的时代特质和社会氛围，给法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孕育、烘托、浸泡出一个法国体育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代。从18世纪末期开始，一场融合身体力量与人体生理知识的体育文化运动在法国渐露头角，并革命性地引入了对人类自身身体发展的兴趣。一些对人体科学的探讨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新的突破，生理学、心理学、临床医学、整形外科、体育教育等学科知识为人们更好地控制身体，锻炼体魄，发展意志，陶冶情操提供了科学依据，而工业化城镇社会的发展又削弱了传统社区之间的联系，随着非盈利性体育联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出现，英国的体育俱乐部，德国的体操和瑞典的体操在法国渐趋流行，从而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体育文化形态；“一是以传统大众为代表的古代经典体育项目如击剑和马术，它象征着传统社会秩序的力量；--是以德国和瑞典体操为代表的体育教育和身体教育的项目，它象征着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对体育的影响，三是以英国户外体育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项目，它象征了统治阶级中部分自由派和现代派的文化倾向”。

法国传统体育项目地位的削弱是始于20世纪初，主要是受更为先进的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体育运动的冲击而日显其落后和不适应时展的需要，相反，德国体操(Tureen)和瑞典体操(gymnastics)在人体生理学、心理学、康复医学和体育教育的科学原理支撑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使得这种体育项目带着政治色彩和意图在法国传播和流行，其形成和发展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进程，它是在近一个世纪中不同身体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之间、观念和体系之间碰撞和交锋的结果以及由此而产生相关社会文化的缩影。根据美国历史学家EugeneWeber(Weber，1983)的观点：“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法国社会的主要变化就是乡村社区从社会背景中逐渐削弱进而最终消失”。随着法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巨变。直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成为人们交往的基石；而基于性别和年龄群体的传统联系和当地身份都已不再成为识别人们的标准了。而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大众体育运动项目都被逐渐融入到诸如“守护神节”的文化活动中去了，从而加快了新型体育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各种身体活动与具体的社会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以组织化的方式出现的是“青年社团”，通过运动的规则化和仪式化向青年人进行社会一体化教育，传播和灌输新的体育价值观念和活动方式，并规定社区中的已婚男性或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人都必须参加这种活动。19世纪下半叶“体操社团”的逐渐发展则属于另一种类似的社会文化传播组织。1870年的普鲁士战争胜利逐渐引起了人们对体操的浓厚兴趣，不断有新的社团创立，德国的身体教育，尤其是通过体操的方法，被认为是军事成功的基础，所以这类非盈利组织的创立是在国家支持、倡导和控制下建立的，而不是仅仅从社会内部自发组织或产生的。当然，1873年组成法国联盟的体操社团还是基于自愿会员制的社会准则，但这并不能忽视政治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与此相类似的英国体育俱乐部却在当时没有得到大力发展；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英国式的“体育俱乐部”在法国创立，有一群年轻人创办的这类俱乐部赢得了一些推崇英国教育体系的教师支持，在这些年轻人的促进下，这些俱乐部和各所中学紧密联系。皮埃尔.顾拜旦将运动作为一个体育教育的主要课程设置引入中学失败后，这一首创精神仅被限制在一些非盈利组织中开展，由于体育俱乐部是基于自愿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团体，所以当时的学校和地方机构都不支持这一项目，其发展一开始也只能被限制在大城市中。直到20世纪初期，体育俱乐部开始由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组成，俱乐部的社会资源开始扩大，体育文化的上层建筑特色由些突现，上层和中层阶级进入了主流体育运动组织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60年代，普通民众和中上层阶层在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上仍然有显著区别；人们认为：身体的习性同样也是社会经历的产物；身体运作的方式在工人和资产阶级成员之间是显然不同的，对前者而言力量和身体技巧是谋生的条件，而对后者而言，身体运动则是彰显一定社会地位的符号和手段。那种不带直接生产目的的“自由”身体活动，逐渐从大众文化中消失，并被视作浪费时间和精力。然而，另一方面，当某种身体活动获得一定程度的合法化后，这种身体力量和能力展示的运动又会被大众接纳，如摔跤、拳击和举重。需要强调的是；法国大众体育的真正兴起还是政权归还平民这一思想的深入人心后才逐渐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提出了法国社会的公民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国家和政府真正能够让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得以实现，包括参加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力。体操社团和体育俱乐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01年关于“联盟的自由”的法案引入了支持公众主管的非盈利联盟。由于体育运动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二战以后逐渐变得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支持，国家开始全权负责其中的运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在二战后最初几届奥运会上招募运动员时违背奥林匹克的规则，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采用行政力量来进行组织和发动，而不是由非盈利组织如国家奥委会来承办这一特殊任务。

像许多西欧国家一样，二战之后，法国体育经历了快速崛起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多样化发展进程。除了传统体育项目重新获得继承和发展之外，法国体育运动还受益于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带来的新鲜血液，并与传统大众体育运动相结合，为健身、竞技、休闲娱乐和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过去50多年里，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数量就已经增长了5倍，并分别达到了全人口的50％，

也就是说每两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运动参与者。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深入，加之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体育不仅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青年人的专有领地，妇女参与体育运动也得到更多的尊重，与此同时来自下层社会参与者的数量也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一开始被视为上层建筑的体育运动的性质开始在微微发生变化。一种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展示自我和放松自我正成为人们参与体育的主要动机，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融入社会，放松，保持身心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2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现状

在法国，直接管理体育运动开展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由CNOSF(法国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CROS以及CDOS(区域级和部门级运动与奥林匹克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的体育俱乐部。二是青年体育部。这是国家负责管理体育的行政机构。在法国，行政区域分为大区、省和市镇。省下设专区和县，但不是行政区域。县是司法和选举单位。法国本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区。全国共有36565个市镇，其中人口不足3500人的有3.4万个，人口超过3万人市有231个，人口超过10万的市有37个。全国有9千名国家公职的体育管理从业人员负责各大区的体育事务，并同时依靠地方或区域机构培植相关管理人员15000名。三是学校体育教育。在全法国共有35000名教师负责1200万学童的体育教育。四是体育产业关联系统。它组成了所有和运动相关的商业活动。粗略估计大概有超过4万人受雇于这个亚群体。事实上这个亚群体还可以细分为：筹划常规运动(特定职业体育俱乐部)或更多特别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职业联盟；提供休闲活动和运动旅游业的机构(体操馆，私人网球或是高尔夫俱乐部等等)；以及其它运动服务的提供者。

和其它西欧国家不同的是，法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体育的资助是法国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基石。

通过对于受雇的人力资源评价，国家级雇员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数量(将近50％)。

这一信息告诉我们法国是以国家在处理国务中无所不在为特征的诸多西欧国家之一。许多俱乐部和联盟在发展体育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家的资助，从我们的采访和文献资料收集中发现，这些联盟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是完全依靠体育运动部门的联盟(其至少2/3的内部资源是由体育运动部门拨划)。这些运动联盟主要包括五项运动，摔跤，冰球，举重，泛舟，爱斯基摩划艇，剑术等。二是大部分依靠体育行政部门的联盟(其由体育部门拨划的资助占其内部资源的1/3到2/3)。其中还包括奥林匹克联盟项目的有冰上运动，拳击，棒球，游泳，排球，自行车，体操，射箭，羽毛球，帆船运动，手球，乒乓，射击，滑雪，柔道和篮球。三是主要独立的体育联盟(其由体育部门划拨低于其内部资源20％)。在这一分类中的奥林匹克联盟有马术，足球和网球。

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奥运联盟的财政主要依靠体育运动行政部门。如果把国家资助的数目折合成联盟统一预算的百分比的话，那么奥林匹克联盟占32％，单项非奥林匹克运动联盟占16％，多项运动联盟占20％。国家对于体育运动的帮助同样体现在使国家雇员被体育运动联盟接纳。由于大量的资助和间接的帮助(设备和人员的分配占了超过60％的预算)，法国体育俱乐部对社区就普遍存在很强的依赖。

3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发展的主要特点

1)国家行政协调负责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青年体育部是法国唯一官方主管体育的行政部门，直属总理领导，部长由总理任命。“该部门正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总部位于巴黎，下设体育司、青年司、总行政司和培训司。在全国的22个大区和96个省分别设有地方的青年体育部门”。全国各大区、省的政府青体部门分别接受国家青体部的“条条”管理，同时接受大区、省地方政府的指导。青体部的职能是负责全国体育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积极组织推动体育活动的全面开展。青体部代表政府，根据《体育法》和有关体育政策，与各社会体育组织进行广泛的体育合作，对全国的体育工作行使领导管理职能；各类体育协会有权负责组织开展各项体育竞赛与活动，接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和监督指导，培训高水平选手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的体育竞赛。

2)社会自我协调负责全国体育运动的具体落实。目前，法国的体育协会有120多个，这些协会大体上分三类：一是奥运项目协会27个，另一是非奥项协会，再一是综合性协会。许多协会创建的历史较长，在政府青体部设立之前便具有一定的规模，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协会的基层单位是俱乐部组织。各类协会在有关体育法规、体育政策范围内，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推荐和选拔该项目的优秀选手，负责训练，保障就业等。

3)教育部主管体育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作出了重大决定，原先由青年体育部负责的体育教育转为由教育部门直接负责和管理，尽管该决策的作用是削弱青年体育部的职能，但事实上，国家教育部并没有将体育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其中更缺乏具体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实施步骤。而当地方公众管理机构(行政区域，部门，行政地域)的权利增强时，分权立法同样也削弱了教育部门的直接影响。

4)商业部门的广泛介入。随着体育产品的日益丰富，体育市场的逐渐扩大，商业部门对体育运动开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商家企业在职业和业余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尽管这一新兴的体育市场尚缺乏非常系统和有组织的管理，但象高尔夫运动、网球运动和马术等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些边缘的职业体育联盟，并伴随休闲理念的更新而呈现出蓬蓬勃勃的发展势头。

4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对我们的启发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特点，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它是法国经济变革、阶级力量变化、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相结合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体育体制在具体形态上千差万别，法国是属于在欧洲国家中少数几个有国家行政部门主管体育的国家，为什么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会出现以政府行政协调为主体的体育管理体制呢?它的形成背后究竟有哪些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呢?我们认为法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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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设计与探索；体会

【中图分类号】G203.12 【文章标识码】C 【文章编号】1326-3587（2013）07-0088-01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物理课程标准》的三大课程目标。分析这三大目标，知识与技能是结果，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是手段，是初中学生可持续学习的动力源泉。原因之一：教学有法，法无定法，贵在得法。即教与学的方法要有灵活多样的特点，这为学生的可持续学习提供了基础。原因之二：根据学生特点，教学的趣味性，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成功感是初中学生可持续学习的动力。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谈谈我在实验方面的设计与探索。

一、增强实验可视性、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热传递”的知识教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中，其中热传导、热辐射，学生学习起来较容易，但对于热对流知识，学生理解起来较困难，因此在教学时，我设计了如下实验：

取一个大玻璃缸，在缸里装满清水。再取一个墨水瓶，在墨水瓶里盛满热水，在热水里滴几滴红墨水，然后用薄塑料膜把瓶口封住并放在大玻璃缸水底，用钢针把墨水瓶口的塑料膜刺开一个小洞。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瓶内的红色热水迅速向外扩散，一旦冒出瓶口后，就向上腾起，像一座喷发的火山，红色“火焰”形成一朵蘑菇云，然后徐徐下落。

该实验有趣、生动，好像水下在冒“火”，整个对流过程一目了然，可视性、趣味性极强，既达到了学生对知识的解疑，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加强对实验的开拓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验证大气压存在的“水杯倒置实验”，学生已倍感惊奇，学完本节并在学生解疑后，教师进一步设计出以下实验，并让学生根据有关知识分析、讨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将更透彻。

实验器材：两只口径相同的杯子，一张湿的吸墨纸，火柴若干。

实验过程：先点燃几根火柴，立即放进一只杯子里，然后把吸墨纸放在杯子上面，接着迅速将另一只杯子倒置在吸墨纸上。当火柴燃烧完毕后，杯内气体压强就减小了。这时提起上面那只杯子，结果就发现吸墨纸和下面那只杯子粘在一起被提起来了。

该实验拓展了学生的视野，通过学生自己的分析、讨论，更增加了学生对大气压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既符合《新课标》对学生的要求，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想一想，生活中的“拨火罐”是不是也应用了这方面的知识？

三、加强学生对实验的参与意识，满足学生的成功欲望

心理学研究表明，初中学生喜动手、好参与。往往因为一点点的成功，会得到很大满足。根据这些特点，我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实验并亲手制作小实验，尤其是苏科版物理教材的编写，为学生的动手提供了便利。实验后的成功感觉能使学生持续很久，延续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如自制潜水艇，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是改变自身重。根据这一原理，我让学生按以下步骤完成小实验的制作：找一个装眼药水的小塑料瓶和一根铁钉，用胶布把它们缠在一起；在紧靠铁钉的塑料瓶侧壁上钻几个小孔，在瓶口接上橡皮管，这样就做成了潜水艇模型，把模型浸入水中，从管里吸气或吹气，观察模型的位置变化，验证了潜水艇的原理。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实验热情和创作灵感

物理无处不在，物理实验当然也是随手可得。而学生初学物理对实验有着很神秘的感觉，如何使学生从神秘中走出来，是物理教师的一个迫切任务。教师如果能使学生明白日常生活皆实验，物理教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我在教学中除以上的自制潜水艇实验外，每次师生探究完一个小实验后，尽量培养学生联系生活中的实例，明白身边的瓶瓶罐罐皆可实验，从而大大降低了实验的神秘感，学生在无形中逐渐就揭开了实验的神秘面纱。

（1）水滴透镜。在桌子上放两支铅笔，它们之间的距离约为4 cm，在两支铅笔下面铺上一张人民币做我们的观察对象，把一块无色透明的塑料薄膜盖在铅笔上，用一支干净的毛笔蘸取些水，小心的把一滴水滴在塑料薄膜上，（水滴的直径约为4～5 mm）就做成了一只放大镜，能放大人民币上的图案。接着让学生验证放大倍数与透镜凸度的关系，验证的方法可以在透镜的塑料薄膜上分别滴上几个直径不同的水滴，来看看放大倍数和透镜凸度的关系。提醒：观察时要调节水滴和桌面的距离，水滴越小，离桌面越近。

（2）水杯透镜。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就是一个透镜，玻璃杯的侧面形成一个弯曲的表面，这很象一个中间厚、边缘薄的凸透镜（实际上是圆柱形透镜），水杯透镜可以象放大镜一样把东西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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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 PPP模式

一、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内容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指的是在城市范围内建设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信息基础设施，包含光网城市、无线城市、三网融合、智能电网、物联网等，使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满足公众“即需即供”的需求，像使用水、电一样方便。具体包括光网城市、无线城市、三网融合、智能电网和物联网。

二、浙江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坚持优先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极推进“宽带浙江”建设，开展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工作，TD-LTE规模商用领先全国，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5个城市获批国家TDD和FDD混合试验网试点城市，全省累计建设3G基站8.4万个、4G基站约7万个，在全国率先推出统一品牌i-ZHEJIANG免费上网服务客户端，开放AP 10万个。根据《2014年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14年12月，我省网民规模达到3458万人，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3070.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62.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0%。截止2015年8月，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1301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5377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普及率达23.6户/百人。

我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投资主体分散。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既有各级政府，还有三大电信运营商、广电、电力公司、相关企业等，投资主体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对多元投融资的激励不足。政府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前期建设过程中，往往以财政性资金投入为主，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不够，难以对民间资本形成有效的吸引和拉动，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发挥不够。三是运营管理效率低下。表现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融合共享程度不够，部门往往各建一套专有设施，难以形成高效的运行和管理模式。

三、构建浙江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的若干建议

PPP模式，是英文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的缩写，可译为公私合作伙伴模式。本文所指的PPP模式，借鉴了财政部科研所贾康研究员和孙洁研究员的定义，认为，PPP模式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的一种合作和管理模式。通过这种合作和管理，可以在不排除、并适当满足私人部门的投资营利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建我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PPP模式，可以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三种不同类型出发，打造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的三条途径。

（一）已有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PPP模式

政府可以通过出售、租赁、运营和维护合同承包、转让―经营―转让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由政府向民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证，让民营企业进来参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和管理。民营企业可以直接向使用者收费，也可以通过政府向使用者收费。

1.民营企业通过购买或租赁的形式获得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权。在这种形式下，民营企业可以在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下，自己向用户收费。如可对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网络托管业务，电信企业将自有网络、或设备委托民营企业进行第三方管理和维护服务，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升服务水平。同时，支持民间资本在互联网领域投资，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开放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和接入服务（ISP）业务，引导民间资本参与IDC和ISP业务的经营活动。

2.民营企业对政府拥有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经营和维护。在这种形式下，由政府向民营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如可在各部门信息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引进民营企业合作伙伴，对各部门电子政务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运行和维护管理，并由政务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支付相应的费用给运维企业，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扩建和改造的PPP模式

对于需要维修或需要扩建或改造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通过租赁-建设-经营（LBO）、购买-建设-经营（BBO）、建设（Wraparound Addition）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开展合作。

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改扩建过程中，由政府向民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证，民营企业负责对原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并对升级改造后的基础设施进行经营管理。在特许权下，经营者向用户收费，并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特许费，这不但可以加快提升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功能和升级改造的速度，同时也为政府新建基础设施筹集到了一定的资金。

作为配套措施，政府需要放宽对改扩建项目的准入门槛。民营企业在申请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改扩建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集成等过程中，需要简化审批条件和流程，凡具有相应资质的民营企业，均可平等地参与到项目招标中来。

（三）新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PPP模式

新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已有的基础设施已不可再用，需重新建设；二是根据业务和承载的需求，需要新建。对于新建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采用建设-转让-经营（BTO）、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

1.建设-转让-经营（BTO）。即由民营企业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完工后转交给政府部门，再由民营部门进行经营管理。这种形式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也利于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期间，所有权属于政府，民营企业则以租赁的形式获得经营权，同时也可以把建设时所使用的资金作为租金，从而获得优先租赁权。

2.建设-经营-转让（BOT）。即由民营企业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建成后由民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按照特许经营的合约时间，经营到期后转交给政府。在经营管理期间，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归属政府，民营企业无需向政府交纳使用费，但在经营到期后，需无偿交还政府。在交还政府之前，民营企业必须保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和正常功能。

3.建设-拥有-经营（BOO）。即由民营企业建设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民营企业获得其所有权和永久经营权。这里的永久经营权是个相对概念，指的是在特许权下的“永久性”经营。

新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私合作模式的一个典型应用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站机房、通信塔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即根据专业化分工经营，将基站机房、通信塔等基础设施外包给第三方民营企业，并加强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四、合理设计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私合作模式的保障机制

为确保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司合作模式能有效、高效地开展，还需要合理设计相关的保障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

完善的监管体系有利于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私合作模式的过程中， 需要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加强政府职能，避免政府监管缺位，杜绝操作过程中各种违规甚至违法现象的出现。同时，也要规范政府透明运作，降低进入门槛，简化进入流程，避免在市场层面干预过多，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建设环境。

（二）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金额大， 工期长， 不确定因素多， 相应的风险也大， 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任何一方单独承担， 都不利于项目的成功实施。因此，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让建设和运维风险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间进行合理分担，是十分有必要的。设计风险分担机制的一般原则是： 每一风险应该由最能控制该风险发生的一方承担。具体要求是：风险应与承担能力相适应、与控制力相称、与投资者参与程度相协调、与收益相对应、与造成的损失相对称、与对项目经济性影响相适应。

（三）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在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合作伙伴的过程中，需要在市场充分开放的基础上，引入公开透明、开放竞争和平等互利的竞争机制，选出真正有能力的投资人作为合作伙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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