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环境保护；刑法；完善措施

在十上，主席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描绘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蓝图，是“五位一体”的完美呈现。但近几年来，人类对地球资源的不适度开发已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相当巨大的破坏，甚至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于是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采取了许多环境保护措施，包括技术措施和法律措施等。但是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在此种环境下，我国如何更好地让刑法在环境保护领域内适用，如何更好地彰显刑法在环境保护体系的价值，已经成为需要广泛开展研究的现实问题。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对环境资源进行刑法保护是因为刑法是法律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它的严格性与惩治力最能体现国家意志，从而能够最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我国早在1997年刑法中就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罪”，然而，环境资源涉及到的对象实在太多了，仅仅惩治现有的几种关于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犯罪远不足以制裁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虽然我国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已有所提高，但相关法律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上仍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就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相关完善优化环境保护的刑法建议。

一、扩大立法范围，增加新罪名

在我国刑法中，现有的关于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仅涉及到四大类，分别是关于污染环境，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资源方面的犯罪。四大类罪行显然不够宽泛，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得不到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为了在环境保护工作当中更好地发挥刑法作用，加强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应扩大立法范围，根据犯罪的客体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下面设立若干“节”，并且相应地增加一些新罪名，这样不仅有利于细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完善其分类，而且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大提高刑法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同时，环境保护在国家当中的重要地位就凸显出来，对于我们整个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个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观念又提升了一步。同时还应增设相关新罪名，虽然我国97刑法增加了一些环境犯罪条款，但总体看来，所设罪名还不能与我国环境现状相适应。从我国现状出发并结合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还应增设类似噪音类，海洋类等最近新出现的环境罪名。

二、完善刑法理论

从目前来看，我国现有法律对污染行为的惩罚力度过于软弱，我们在实际当中能深切体会到，这客观导致了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三不怕”，不怕环境检查，不怕环境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环境维权实践中，我们深感到刑法没有发挥对环境保护的有力作用，更没有成为保护环境的利器。

例如，对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定性，应从“结果犯”转向“危险犯”，构成本罪的前提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这种定性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持续时间长、潜伏期长、波及范围广、对生态的破坏严重的特征，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原则，难以收到保护环境的效果。我们认为，只要构成对环境保护有严重危险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对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构成结果加重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能防范一些潜在的环境污染。

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完善环境问责制度。环境质量责任问责包括各级政府辖区内的经上级环保部门认可的经量化的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责任，辖区内污染源科学监管责任，环境污染事故防控责任等方面。把辖区内环境质量的变化作为相关工作人员业绩考核的量化指标之一。问责原则是：下级政府接受上一级政府和同级政府辖区人大问责；下级环保部门接受上一级环保部门及同级政府和人大问责。

三、从严惩处，确保罪责刑相一致

目前，我国环境纠纷的多发和环境案件的复杂化，行政手段已不足以震慑环境违法行为，需要加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和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但根据环境保护部的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其中受到刑事制裁的比例非常小。我国刑法中提到的关于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犯罪，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一般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只有遇到后果特别严重的，才会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只有个别特别严重的犯罪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从造成的损失及其社会危害性来看，相对其他犯罪而言，处刑明显偏轻，惩治效果严重不足。且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罚金刑的设置有一明显特征，即对罚金无具体数额的限制，具体数额由法官自由裁量，这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从执法上打击罪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有关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均未设置没收财产刑，因此，建议对严重环境犯罪，应增设没收财产刑并增加惩罚金额，以更好地达到刑法保障价值。

四、完善补救措施，实现刑法保障价值

我国刑法规定的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犯罪都只明确了刑事责任，而缺少对破坏的环境资源如何补救、修复的补充说明，这种规定给人的感觉是处罚完了就成，并未从源头上遏制，因此，应在相应的法条后面增加相关的补救、修复等措施，对拒不执行上述措施的法人，应追究刑事责任，从源头上杜绝这种破坏环境的现象，从根本上实现刑法的保障价值。同时还必须要加强刑事立法来解决环境问题，关于环境的犯罪都要纳入到刑法典里面，尽量涵盖完备，要具体化，而且要做到概念清楚明确。另一方面，虽然严格责任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还应该极力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尽量将其控制在最低限度。设想假如在我国环境刑法中一味推崇严惩，不仅会给刑罚的落实实施带来消极影响，还会给相关法人带来诉讼上不必要的麻烦，不利于国家的总体经济建设，更不利于国家的总体进步，因此建立完善相关的补救措施，将更有助于实现刑法的保障价值。

【参考文献】

[1] 郝艳兵.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7.16.

篇2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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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环境  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  完善

    1 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着的进步:

    1.1 体系更科学 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 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 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 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 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 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 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 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 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 立法体例上的缺陷 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 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 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 “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 刑罚上的缺陷 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 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 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 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 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 刑事程序法的修善 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ets outstanding gradually.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problem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it has come into the view of the world.Countries put it into treatment by politics、economy、technique, and law including criminal law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angle of development,revising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and perfect it to adapt to the special need that environmental crime requests.

    参考文献:

    [1]郑昆山.论我国环境犯罪防制之道[J].东海法学研究.1995.(20):20-21.

    [2]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J].河北法学.1996.(1):20-22.

    [3]杨春冼,向泽远.论环境与刑法[J].法律科学.1996.(1):15-16.

    [4]赵赤,田信桥.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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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  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  完善

        1 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 体系更科学 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 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 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 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 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 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 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 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 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 立法体例上的缺陷 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 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 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 “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 刑罚上的缺陷 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 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 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 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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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罪过形态包括故意、过失、无过失(注：无过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谓的“严  格责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对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  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该罪必须有造成一部分公众受到损害的事实，至于犯意，不是该  罪的必备要件。参见孙光俊：《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  1期，第94页。但是最近美国联邦及州之环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为构成要件，且  通过工业界的努力，美国联邦刑法建议案已取消对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无过失责任，  而将“犯意原则”(mens  rea  principle)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以处罚故意犯为  原则，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环境刑法中大多有关于过失犯的规定，通常  在一具体罪刑规范中附加规定有关过失实施同类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一般而言，这只  是普通过失的规定，就是说没有明示行为人的特定注意义务，但是从实践看，基于过失  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是由从事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违背有关环境管理规范，违反从事生产  经营应当秉持的注意义务，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危害构成犯罪，因而过失类型基本上可  归属于业务过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  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  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  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  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  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  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  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  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  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  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  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  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  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  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  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  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  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  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  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  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  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  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  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  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  ：《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  ，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  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  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  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  。(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  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  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  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  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  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  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  、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  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  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  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  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  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  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  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  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  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  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  ，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  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  。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  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  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  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  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  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  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  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  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  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  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  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  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  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  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  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  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  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  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  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  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  ，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  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  。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  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  “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  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  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  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  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  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  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  Umwelt-Rechtsgueter  )、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  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  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  von  oekologischen  und  anthropozentrische  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  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  、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  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  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  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  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  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  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  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  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  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  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  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  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  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  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  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  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  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  ，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  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  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  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  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  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  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  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  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  ，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  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  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  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  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  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  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  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  ”。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  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  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  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  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  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  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  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  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  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篇6

环境犯罪罪过形态包括故意、过失、无过失(注：无过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谓的“严格责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对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该罪必须有造成一部分公众受到损害的事实，至于犯意，不是该罪的必备要件。参见孙光俊：《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第94页。但是最近美国联邦及州之环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为构成要件，且通过工业界的努力，美国联邦刑法建议案已取消对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无过失责任，而将“犯意原则”(mensreaprinciple)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环境刑法中大多有关于过失犯的规定，通常在一具体罪刑规范中附加规定有关过失实施同类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一般而言，这只是普通过失的规定，就是说没有明示行为人的特定注意义务，但是从实践看，基于过失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是由从事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违背有关环境管理规范，违反从事生产经营应当秉持的注意义务，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危害构成犯罪，因而过失类型基本上可归属于业务过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够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进行详细的法则性的证明，但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认为其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大zhǒng@①仁认为，既然在社会观念上已经认识到某事实与某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就不妨肯定其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认为，占通说地位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认识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这种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疫学的因果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针对疫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学界对之持否定态度。(注：参见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日本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既然没有从医学、药理学的角度严密地确认存在科学的条件关系，就不能以它为基础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德国学者ArminKaufmann等人认为，既然没有确定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对于环境犯罪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台湾学者柯泽东甚至认为，为避免因果关系所产生对刑法适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应为：“环境之犯罪应以处罚其行为之危险为基础，将行为独立于其损害结果之外。亦即将行为与结果分开，不问行为之是否必然有效导致对第三者之损害，只要其行为构成危险，即应制裁之，而不必然须有损失之发生始予制裁。”(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篇7

关键词：环境犯罪；价值理念；附加刑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资源破坏现象也日益严重。近些年来频发的空气雾霾、水质污染、沙尘暴天气等等这些环境危机，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生存之本。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如何建立环境犯罪的科学法律对策，已经成为法律理论界和实务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现状

刑法典中的环境犯罪主要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七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全节共有十八个罪名。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侵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制度的相关犯罪行为，亦可以纳入到环境犯罪范围之中，如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等。

针对上述环境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两种附加刑。其中没收财产仅仅适用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罪，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罚金刑在环境犯罪中应用非常广泛，几乎在所有相关的罪名中都规定了罚金刑，适用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主刑并处适用。此外，对于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规定了双罚制处罚模式，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我国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存在的缺陷

（一）忽视“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的科学指导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此消彼长的矛盾体，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护自然环境势必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从事各种工作劳动都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出发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资源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被抛诸脑后。人们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惜毁坏甚至灭绝自然存在物，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全然不顾自然界的满目疮痍。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从而满足人类自身无穷的欲望视为自己的价值，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环境资源被肆意破坏到一定程度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对自身的惩罚，更是子孙后代的生存危机。

人类如此自私的毁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立法机关在法律层面也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然而，从刑法针对环境犯罪所设置的附加刑体系和司法审判实践来看，定罪和量刑的出发点仍然局限在对已经造成的自然危机和环境破坏的处罚，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将环境犯罪日后较长时间内可能造成的损失纳入到定罪量刑的考虑范围之内。环境犯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滞后性特征，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有时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才能体现出来。如2011年日本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据专家推测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要在之后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逐步显现。因此在环境犯罪附加刑的适用中，如果仅仅以当前所遭受的损失为依据和出发点，显然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二）罚金刑数额偏低，可操作性不强

在环境犯罪中，犯罪的起因大都与犯罪分子追求经济利益有关，如犯罪分子向空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以获取利益、药厂向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区域排放废水来节约成本等。正因如此，从经济上严惩犯罪分子，处以较大数额的财产刑可以使犯罪分子因无利可图而放弃犯罪，从而有效的防止犯罪的发生。在我国现有的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下，财产刑主要表现为罚金刑。

在一些比较发达国家中，环境犯罪罚金刑已经有逐步取代自由刑的趋势。罚金数量大、处罚时间长对环境犯罪分子可以起到很好的震慑和遏制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环境犯罪中虽然在几乎所有的环境犯罪中都规定了罚金刑，却存在着不容忽视

的问题：

第一，罚金数额偏低。在我国环境犯罪中，虽然几乎所有的罪名都规定了罚金刑，但因为考虑到税收、就业等诸多社会问题，从实践来看对环境犯罪的处罚数额远远低于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因如此，许多犯罪主体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对罚金刑不甚在意，在缴纳罚金之后，仍然能够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甚至一些企业，在制定企业年度预算的时候，已经将罚金纳入到财政支出中。环境犯罪不同于一般的犯罪，环境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的成本相当高甚至难以恢复，如遭到污染的空气和水域、被乱砍乱伐的林木、遭到破坏的矿产资源、肆意捕杀的珍贵野生动物等等，要想使其恢复原貌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时间。相比较而言，对犯罪分子仅仅处以较低数量的罚金，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第二，罚金数额依据模糊不清。在环境犯罪中，所有罪名的罚金刑都以抽象罚金制作为处罚标准，即根据“犯罪情节”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这种抽象的罚金制，缺少参照标准，太过简单模糊，既不符合生态犯罪的特点，也使实务届难以把握，会导致同案不同罚，造成司法上的不公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刑法典》中得到一些启示。《俄罗斯刑法典》中其罚金的种类为：抽象罚金制和个人收入罚金制两种。个人收入罚金制规定了最低劳动报酬比例罚金制和一定期限月工资额罚金制。其中最低劳动报酬比例罚金制的最高额度为最低劳动报酬的700 倍；而最低额度为最低劳动报酬 的200 倍[1]。一定期限月工资额罚金制的标准一般为 2 个月至 5 个月的平均工资[2]。这种抽象罚金制和个人收入罚金制的结合，即可以为处罚确定标准和尺度，同时又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

（三）缺少非财产附加刑规定

在我国现有的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中，没有关于非财产附加刑的规定。环境犯罪的主体大都是具有一定从业资格的个人或企业，比如拥有排污许可权、具备捕捞水产品资格、获得采矿许可证等等，这些主体因为具备从事相关活动的资格，才有可能实施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对犯罪主体科处财产刑，却不剥夺其从业资格，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犯罪主体在缴纳一定数额的财产之后，仍然具备有再犯的能力和资格。

此外，环境犯罪具有可恢复性的特征，环境资源在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之后如果及时治理补救，仍有可能挽回或弥补损失。如对遭受污染的空气和水域进行恢复性治理、重新种植因滥砍滥伐而被破坏的山林等等，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对环境资源的补救，其意义大于对犯罪分子本身的处罚。在我国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中，没有关于强制犯罪分子实施一定补救行为的刑罚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相比较而言，国外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借鉴：如在美国的判例中，法官对实施环境犯罪的犯罪分子判处2年缓刑，缓刑的考验条件是被告人必须对不同的行业组织作3次关于生态犯罪危害的报告[3]。波兰刑法典中规定，环境犯罪分子除了应承担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之外，还应为某个社会事业从事特定工作或劳动的行为。

三、我国环境犯罪附加刑体系的完善

（一）转变价值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法律需要以科学的价值观为指导，我们在完善环境犯罪附加刑的时候，既要考虑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兼顾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追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为人类生存和子孙后代的繁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以人类科学发展为目标，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土地、森林、淡水和海洋等自然环境和资源，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4]。

因此，在完善和适用附加刑时，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放眼全局，全面综合的考虑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环境犯罪的情节、现状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采取惩治、预防和治理恢复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和目的，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提高罚金刑数额，明确处罚标准

为了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应当适当提高罚金处罚数额，使犯罪主体感觉违法成本高，得不偿失，便会停止犯罪。此外，在决定罚金刑数额时，不仅要考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既有损失，还应考虑日后可能出现的损失及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所需的经济成本，综合多种因素确定数额。

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应当改变刑法中仅以“犯罪情节”为标准的单一处罚模式，采取抽象罚金制同比例兼倍数制相结合的处罚方式，建立明确统一的罚金刑处罚标准。对实施环境犯罪的个人和企业，根据其收入的比例或获利的倍数来确定罚金数额，同时辅以犯罪情节作为考虑因素，综合确定罚金数额。这种处罚标准既清晰明确，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又对不同犯罪区分对待，兼顾了公平合理性。

（三）增加非财产附加刑的刑罚种类

1.增加资格刑

所谓资格刑，是指剥夺或限制犯罪主体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或资格的刑罚。环境犯罪的主体，大都是具有一定从业资格的个人或者单位，仅仅对其判处罚金刑，难以从根本上有效的遏制再犯。因此应增设资格刑，在一定期限、一定领域内暂时或终身剥夺其从事某些活动的资格，从而杜绝其再犯的可能性。

首先，增设限制或剥夺从业资格刑。对于实施某类环境犯罪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多次实施环境犯罪的个人或单位，在一定期限内或永久的剥夺其在此行业的从业资格，如捕鱼、采矿、生产加工、伐木等。使其无法再利用自己的资格或便利条件实施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其次，增设勒令歇业整改刑。此类刑罚的对象是单位，对于实施污染环境、违法采矿等活动的单位，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歇业整改，使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达到整改目标，则关闭该企业。再次，增设强制关闭刑。强制关闭的适用对象是单位，对实施了严重危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后果恶劣或屡教不改的单位，强制其解散撤销，彻底杜绝再犯的可能性。强制关闭是资格刑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一旦适用相当于对单位判处死刑，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应当全面衡量，谨慎适用。最后，增设剥夺荣誉刑。对于犯罪情节或后果相对较轻，或初犯的个人或单位，通过剥夺其曾经获得的荣誉称号或奖励，使其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珍惜来之不易的名誉，严于律己，恪守义务，不能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丧失信誉，失去自己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和较高的地位。

2.增设行为刑

对犯罪分子，无论实施多严厉的刑罚，都无法改变环境资源已经被破坏，人们生存遭受威胁的事实。对所遭受的损失，如果能采取积极措施挽回或补救，其现实意义大于事后的惩罚。因此，可考虑增设环境犯罪行为刑，对犯罪分子判处主刑并附加行为刑，强制其实施一定的行为，如限期治理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实施植树造林、废物回收、恢复农用土地等弥补行为；责令其从事其他一定的公益劳动等。通过实施一定的行为，使犯罪分子对自己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有所弥补，并树立爱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对行为刑执行较好的犯罪分子，可以考虑适当减轻主刑的刑罚。

刑罚的严厉性是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比拟的，附加刑可以从根本上有效的防治环境犯罪行为。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为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应当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的附加刑体系，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俄罗斯刑法典》 247 条、256 条.

[2]参见《俄罗斯刑法典》 255条.

篇8

我国的环境立法注重在行政管理领域对环境保护制度的构建，但对包括检察机关实施监督在内的环境司法保护制度的确立却颇为不足，最高司法机关同样也面临规则贫困的问题。在最高法院已经颁布的司法解释中，与环境案件审判相关的极少，而且针对的也主要是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涉及的更少。相对检察机关环保监督职能而言，现有刑事规范与环保法律法规的相互渗透尽管令人欣喜，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如环境污染犯罪的相关规定刑罚宽泛，处罚偏轻，常陷入适度性把握的困境，与《环境保护法》中侧重针对超标超量排污、未进行建设项目环评、未履行环境信息公开等制度的规范不同，目前的刑事法规更多地将视角投向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等行为的制裁。在量刑幅度上，虽规定视具体情形而定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相对于行为可能和已经造成的危害度，实际刑罚却显得过于宽泛。司法实践中，基于环境刑事案件客体的特殊性，偏重从轻处罚，即使是造成巨大损失的重大环境污染案件量刑也较轻，处以重罚的并不多见，相对于危害行为本身其刑事责任显得非常轻微。但是，环境权益不同于一般的权利，其客体具有特殊性，它涉及的水源、森林、大气等环境元素属于公共物品，需要通过许可证或规定限额等方式来管理，一旦超出合理限度就给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则又显得处罚过于严苛。尤其是以“生态立本”为理念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领域若抛开对轻微污染环境犯罪从轻从宽的处理政策则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和司法困境。

二、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提升环保监督意识

1．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对大气、水源等涉及民生的污染有所认识，但对于哪些情况涉及到犯罪还不清楚或是比较模糊。因此，检察机关要结合自身职责，与有关单位配合，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深入到企业、社区、乡镇等宣传和引导了解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问题，通过以案说法、发放宣传资料，判决书上网、典型案件报道宣传，定期公布一些生态环境资源案例等形式，进行有关法规及有关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树立环境保护司法意识。每一名检察人员要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责任和环境保护法制观念，并贯穿整个司法实践活动中。检察机关应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深入环境保护一线执法部门，宣传环境保护中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教育和引导环境保护监管人员严格、公正、高效、廉洁地适用法律，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观念，提高环境保护监管人员的司法意识。

3．拓宽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环节、多领域，贯穿于整个社会。要实现全民治理，参与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这个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环境保护监管方面，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积极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监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环境整体状况令人担忧，如水源、大气污染等等，这就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保护我们的环境。检察机关应密切与人大、政协、环境保护等部门配合，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畅通公众参与举报、揭发环境资源犯罪的渠道，让环境违法犯罪付出巨大成本，以提高全社会的法制、环境保护意识。

(二)建立机制，提升环境保护监督水平

1．建立环境保护监督机构。目前，检察机关针对环境保护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应结合司法改革和各地实际，考虑建立与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对接的机构。在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及案件量大的地区，检察机关内部应成立专门环境保护的监督机构，全程负责此类案件。其他地区检察机关成立非常设机构，建立一套涉及环境保护案件近似于“绿色通道”的制度和工作流程，每个部门都确定专人具体负责，以提高处理环境保护犯罪行为的工作效率。

2．强化环境保护监督责任制。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检察机关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机制建设、人财物投入、犯罪案件办理情况及管辖地区的环境状况等指标予以量化，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进行奖惩和作为晋升提拔的依据之一，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一定后果的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环境保护工作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以提高环境保护实绩考核制度的权威性。

3．落实环境保护监督公开性。环境保护监督的公开性就是保证其合法、公正，增强环境保护监督的透明度，把工作置于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增强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全面推行环境保护监督的政务公开，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监督的依据、政策界限、具体程序等，建立环境保护案件的回访制度，多方面、多渠道征求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监督的知情权、参与权。

4．加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建设。加大环境保护监督投入力度，在人财物的投入上向环境保护监督工作倾斜，改变环境保护监督工作能力弱，装备差，侦查监控手段落后的现状，增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执法能力。加大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招录环境保护法学专业人才，积极开展专题培训，努力培养一批精通环境案件办理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在人民监督员中选任具有专业知识或业务背景的人员参与检察机关办案。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家、技术人员组成专家委员会，帮助解决检察工作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难题。同时，要加强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把“人情关”、“金钱关”和“权力关”，杜绝环境保护监督人员与环境违法企业有金钱来往或在执法过程中的现象，将环境保护监督队伍打造成一支敢作敢为、敢打硬仗、善打困难仗的强兵。

(三)发挥职能，加大环境保护司法监督

1．依法打击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活动。在查处环境保护领域违法行为过程中，单凭某个部门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公安、环境保护、国土、林业、农业、交通、工商等职能部门应整合执法资源，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健全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配合、共同预防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形成合力。作为国家赋予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其检察职能几乎贯穿于查处违法犯罪整个过程。如何有效地发挥自身职能，是打击环境保护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掌握本地基本情况，围绕项目建设审批、环境保护监管等方面，排查案源。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损失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及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批捕、职能，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对于督办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取证意见。同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在案件移送标准、证据收集审查、犯罪数额认定、法律适用、管辖设置等方面达成共识，统一执法尺度和证据标准，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执法效果。

2．查办和预防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当前，检察机关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职务犯罪时，要结合本地实际，重点查处和严惩国土、水利、环境保护等重点部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应当研究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发生的重点领域、部位、环节、人群、案发特点和规律，查找相关政策、规定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监督管理存在的漏洞，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此外，环境检察工作也要坚持“惩防并重、综合治理”方针，发挥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点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在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方面，环境检察预防工作应当密切关注有关开发行为的行政规划和审批环节，开展专题调研，找准此类环境问题症结，提出预防对策，督促落实检察建议。

3．开展对环境保护领域犯罪案件的诉讼监督。检察机关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需要内部反污、反渎、侦监、公诉等多个部门紧密配合，依法运用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查办职务犯罪等手段，督促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加强对涉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同时，充分发挥追捕、追诉职能，切实解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加强对审判活动和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监督，依法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涉及环境领域侵权案件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依法支持人民法院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执行工作，规范执行行为，促进判决裁定的有效执行。

(四)完善法规，健全环境司法保障

1．在刑法中扩大行为犯，增设危险犯、过失犯的刑法责任追究。由于有的危害环境行为与其危害结果之间有空间与时间距离，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则无法挽回。如果刑法只是惩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的行为而不惩治危险犯，则会削弱刑法在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作用。为了有效地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在环境刑事立法中，对一些诸如污染环境罪、破坏自然资源罪等罪名，以行为犯来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发生了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行为，不论是否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只要危害行为属实，达到一定的持续时间、数量或程度，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便更加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并已造成严重结果的行为进行制裁，还要规定处罚危害环境的危险犯。

2．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现代化生产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的严重危害，加之证明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主观罪过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加困难，可改变传统刑法中“无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借鉴英美一些国家将“无过错责任”引入环境刑事立法中，确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结果，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特殊性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应在环境资源保护相关刑法中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建立刑事严格责任制度，以适应现实需要。

篇9

当前，我国环境资源犯罪十分严重，而且总的看还在呈加剧的趋势。我们可简略地从以下几方面得出一些印象：

1、破坏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据林业公安机关早几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危害森林资源的案件有10多万起，其中构成犯罪的有2万多起。这2万多起危害森林资源的犯罪又大多是盗伐、滥伐林木案件。[1]另据国家林业局2002年11月的通报，该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斗争中，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件3.7万起，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四五万人次，收缴木材6万平方米、野生动物150万只。在国家林业局公布的10 起盗伐、滥伐林木的大案中，被盗伐、滥伐的林木达14055. 81万立方米。[2]此类案件往往涉案数量大，涉案人员多。如2003年3月初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6名盗猎分子一次就杀死了84头藏羚羊。[3]又如，2001年4月新疆伊犁地区发生的盗伐5000亩天然林-雪岭云杉一案中，被捕的涉案人员就达20多人。[4]在有的案件中，涉案人员甚至还是一些以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己任的人，如2001年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森林公安分局查处的一起捕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只黑熊一案，1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当地的林业工人。[5]

2、破坏矿产资源。当前，破坏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人通常在没有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盗采滥采；二是哄抢矿产资源；三是越界进行开采；四是有些矿山虽然取得了采矿许可证，但不按设计进行开采，而且采富弃贫，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大量的盗伐、滥伐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带来矿区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并使矿区附近的土地遭到严重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例如，湖南省雪峰山金矿区，由于盗采、滥采，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良田被毁，土质恶化。许多矿区千疮百孔，采矿结束后，无人进行复垦，致使水土流失，许多地方成为荒山秃岭。在陕北能源“黑三角”地区，全国各地的开发大军蜂拥而至，仅神府油田在开发初期就毁坏耕地1万多亩，目前每月排渣22.32万吨，致使一些地方成为不毛之地。地处内蒙古和陕西交界地带的乌兰木伦河，因河床下埋藏着丰富的天然精煤，两省区的许多单位和个人争相在河床内开间露天煤矿，把大量的采矿剥离物乱弃乱堆于河道之中，严重影响了行洪能力。江西省德兴市东南部的金山金矿，在不到2公里的矿田中，仅个体碾金机就有100多台，平时采金群众有2000多人，高峰期则达到近万人。简陋的采金巷道，毫无保护措施和设备可言，巷道塌方、金农被活活闷死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6]

3、环境污染。一些企业和个人或疏于管理，或惟利是图，造成大量的污染物甚至是有毒物流入江河、排入空中，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是直接损害。例如1999年由四川省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恒达化工厂非法排放污水严重污染环境一案，被告因违法排污，造成36人急性氟化物中毒，57人有摄入氟化物的反应。[7]2000年由江苏省淮阴人民法院审理的吴自柱等人非法处理氯气导致204名学生及2名教师急性中毒，127.9亩农田受损，部分庄稼和农作物绝收。[8]

4、非法进口“洋垃圾”。自1993年在南京海关首次查获“洋垃圾”入境案件之后，此类案件频频发生，仅1995年第3季度，海关查获的走私“洋垃圾”案件就达22起。[9]某些单位、个人为牟取非法利润，大肆将境外“洋垃圾”偷运入境，使得走私固体废物的违法犯罪呈蔓延之势，如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碣石镇，走私洋垃圾衫疯狂，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1000余人次“逐家清查”，而查获的洋垃圾衫竟达1200捆、近100吨。[10]又如，1994年5月，浙江某企业从德国进口225个集装箱的废旧乙烯薄膜，经检查全是生活垃圾。[11]

二、环境资源犯罪的原因

环境资源犯罪有着复杂的原因，现从社会、犯罪分子本人和周围环境三个角度作一扼要分析。

1、从社会看，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1）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政企分开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国家统管统揽的局面，使人和单位的利益直接与自己的行为挂起钩来，一些个人和单位于是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违法排污、非法捕杀珍稀动物和盗伐、滥伐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走私固体废物、走私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等犯罪提供了方便。这其中单位犯罪尤其引人注意，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没有或很少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市场经济却不仅使国有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明确的责权利，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拥有自己小集团利益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利益驱动和竞争性是法人犯罪产生的重要经济原因。”[12]又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往矿产资源大多由部属企业独占的格局受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冲击，地方政府要扩大资源占有量，以壮大地方矿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乡镇和农民也迫不及待要染指这些国有大矿，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乡镇和群众无视国家法律、公然抢采国有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13]（2）某些政策环节的失误。如农村实行后，在林区片面搞分林到户，一时社会上流行起“要想富，上山去砍树”的口号，致使50年代我国营造的森林在短时间内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4]（3）法律的不完善。如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缺乏刑法上的对应规定而落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15].新刑法修订后，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立法不足，对此，后文还将详细加以阐述。（4）执法机制的不健全。正如有的香港学者所指出：实践中符合环境资源犯罪条件的案件不少，但由于环境资源刑事执法不到位，因而判处很少，这说明中国内地环境资源刑事执法的能力和表现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环保机关的办案人员的环境刑法知识不足，对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握不准，很多时候对那些本来构成犯罪的仍然以为不构成犯罪。二是环保机关出于部门保护主义的考虑，以罚代刑严重，对明知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也不移交司法机关，只作出罚款了事（因为按照很多地方的做法，上缴财政的罚款可返还部分给主管单位）。[16]

2、从犯罪分子本人看，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就主观原因而言：（1）唯利是图的犯罪动机是很多犯罪分子走上环境资源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环境资源犯罪分子很少是为危害环境而危害环境的，他们大多是为了从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活动中牟取暴利。有的犯罪分子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公然置国家法律、法令于不顾，大肆从事破坏环境和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在那些盗伐滥伐森林、非法捕杀珍稀动物等破环自然资源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如建国以来我国首例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喻明李、郭发平等人非法猎杀大熊猫、倒卖大熊猫皮一案，犯罪分子明知大熊猫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但因打听到大熊猫皮可以卖高价赚大钱，遂无视法律的规定，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从枪杀、剥皮、窝藏、验货到运输，形成一个锁链式的犯罪团伙。[17]（2）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导政许多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如1981年7月2日，湖南省邵阳市合成洗涤厂供销科仓库保管员朱世斌，在负责烷基苯注入四号和一号贮藏的过程中，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卸完后未按操作规则将四号贮藏的底阀关闭即下班回家，致使四号罐的烷基苯流入一号罐后溢出。事故发生后，朱世斌并未吸取教训，于同年7月14日再一次负责卸烷基苯注入四号罐和一号罐，事前只对贮罐内的原剩余烷基苯量做了粗略估计，就开始卸料，致使烷基苯从四号罐顶部溢出。以上两次泄漏事故共流失烷基苯12.5吨，发现后从泡花碱下水道回收流出的烷基苯3.6吨，实际流失8.8吨，价值人民币13500余元。流失的烷基苯严重污染了邵水河。后朱世斌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个别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或不严肃执法，也是导致或纵容环境资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江西省某村村委会主任俞某以村委会名义向镇政府申请砍伐林木500立方米，而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梅某由于法律意识淡漠，擅自在报告上越权批示，导致了1997年1月至3月923.677立方米天然阔叶林被滥伐，2月20日当俞某知道公安机关将调查此案后，向镇政府提出采伐800立方米的申请，以掩盖其滥伐林木的行为。梅某在明知这是违法的情况下，为包庇犯罪，擅自签批了该申请，并把签批时间提前到1996年12月30日。后梅某、俞某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逮捕起诉。[18]又如，2000年四川省蒲江县大兴镇党委镇副书记兼治安室主任宁某、副主任熊某、林业站长叶某等在查处非法毁林案中多次将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案件不向司法机关移交，而是以罚代刑，擅自罚款了事，甚至有时因为熟人关系罚款也省了，致使该镇盗伐林木之风盛行。后宁某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9]

就客观原因而言，国家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宣传不够，致使一些犯罪分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例如，笔者曾在某县人民法院收集了两个案例：一个是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一个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前者的基本案情是：一个山村中的老人用粘有桐油的竹签围成一圈，以活老鼠为诱饵，猎捕鹰五只，公安机关查获后，经送往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这五只鹰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后者的基本案情是：一农民收购了一些蛙类准备去外地出售，但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送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其中有不少属虎纹蛙，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司法机关据此分别对二被告定罪判刑。在庭审中，二被告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觉得冤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动物属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可不，如果连办案人员都要送有关专门机构鉴定才能判断是否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对那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农民，要他们准确地知道何为可猎捕可收购之动物，何为国家保护的不可猎捕不可收购之动物，也确实为难他们了。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滥伐林木罪的对象也包括农民自己栽种的成片林木，而实际上由于对此规定宣传不够，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此规定，因而走上犯罪道路。如马某在荒坡上自行开荒，种了三亩火炬松，由于这片树林经常被人偷砍、盗伐，又不能给家里增加收入，马某一怒之下砍了这片幼林。由于马某擅自采伐林木没有达到该罪“数量较大”的标准，所以才没有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只由当地的林业局作了行政处罚。[20]

3、从周围环境看，有这样一些因素值得考虑：首先是周围整个环境都缺乏法律意识，从而助长了环境资源的犯罪。这里，不妨引用一个《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1日报道的案例，文章的题目叫“从捕蝶到被捕”，说的是曾被新闻媒介誉为“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刘敬槐竟是一个大肆非法捕杀并走私珍稀昆虫的犯罪分子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现年58岁的刘敬槐原系武汉某织布厂工作，1981年退体后，他迷恋上蝴蝶标本的采集收藏，便自费到四川、云南、贵州省等地山林大量捕杀珍贵蝶种，继而捕杀各类昆虫。至1989年，他和他的徒弟、汉西车站货物临时工湛安明非法捕杀近万只，品种达300余种，其中不少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昆虫。不久，刘、湛由收藏、交换发展到在国内大量非法出售，同时向国外、港台走私珍贵昆虫标本。经初步查实：1988年至1993年3月，他俩共捕杀各类蝴蝶2000余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虎凤蝶1100余只，含国家重点保护在内的各类昆虫2354只。自1988年始刘敬槐以邮寄的方式13次向某国标本商人走私蝴蝶标本1378只，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的393只；走私昆虫标本2354只，共非法获利3.9万余元。如此大量非法捕杀并走私珍贵野生动物，严重破坏野生资源，致使生物资源外流的案件，实属罕见。问题是，此种犯罪为何能持续10年并愈演愈烈？主要就是法律意识差的原因。刘敬槐本人只知道“到处都在捕杀、出售，我为什么不能搞呢？”同时，刘的采集收藏以及对某珍贵蝶种的首次发现，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极大兴趣，1987年至1993年6月，数家报刊、电视台先后对刘进行宣传报道，直到案发调查时，文章作者、编辑才知道这“捉虫子”也犯法。正是这些报道“招蜂惹蝶”，交换者、收购者、走私者也纷至沓来，使刘敬槐越陷越深。刘敬槐多次举办过个人收藏及蝶画展览，各展次均有人观瞻，但谁也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早有规定，即使出于展览目的而捕杀也要取得“特许猎捕证”，就是对非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也要取得“狩猎证”并限量才合法。另外，对刘的行为，有关专家和主管部门从无人过问。据刘交待，有的专家从报上得知或看过展览，还来信鼓励，或要求交换，或寄钱收购，他第一次出售标本就是因某专家的介绍。刘敬槐曾向海关去信询问昆虫标本出口手续，海关复函竟称“信中所谈事项不属海关范围。”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并规定了动植物标本属禁止出口之列。然而，几年来刘敬槐写明“昆虫标本”，大量邮寄昆虫标本出境，竟无一被截获。《野生动物保护法》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应当进行监督管理，“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但事实上有些标本公司的各种单据上公然写着国家重点保护昆虫名称，却从来无人过问，难怪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进出畅通无阻。难怪刘敬槐数年走私乐此不疲，并发展到完全按国外标本商人要求的季节、地点、品种捕杀。可见，刘敬槐走到这一步，与他周围的环境亦不无关系，如果早有人提醒他一下或早被查处，他也不至于陷得如此之深。

其次，特定的生存环境和饮食文化也滋生环境资源犯罪。如在有的矿区和山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运输不便，不具备发展副业的条件，又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盗采、滥采、抢采矿产资源和盗伐、滥伐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活动就十分严重。又如，在一些地区，盛行吃野生动物，认为那是大补，从而为非法捕杀、贩卖、收购野生动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最后，执法不严也给周围传播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如在不少地方，吃野生动物一条街，饭店门口招徕顾客的广告上公然写着某些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单，但就是无人查处，久而久之，就给人形成了一种好像这根本不是犯法的印象。又如某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品种齐全，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山上山下建起了不少饭店和招待所，它们都推出了野味菜，而出售的都是附近山民偷猎捕杀的珍贵野生动物，多年来却无人查处。

第二节 环境资源犯罪的对策

1、立法对策

要从内容到形式完善打击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体系。就内容而言，又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完善与环境资源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行政管理法规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环境资源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行政从属性，刑法中规定的环境资源犯罪均以违反一定的行政法规为前提和基础，因此行政法规的完善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象前面提到的非法捕杀、收购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之所以十分严重，与吃家们不无关系，正如刑法中打击拐卖人口同时也要打击收买人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打击也要打击一样，我们的法律在打击非法捕杀、收购珍稀野生动物犯罪的同时，也要对那些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追究适当的法律责任，初步考虑，可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此类行为加以规范。二是要完善现行刑事立法。1997年新刑法虽然在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1）法条之间不协调，例如，按照第151条的规定，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最高刑可至死刑，但根据第341条的规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者的刑罚不协调。（2）有些该规定为犯罪的没有规定，如施放噪音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拒不执行限期治理和停业、关闭决定以及其他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的行为，[21]还有那些违反有关环境资源法的禁止性规定，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的行为，[22]等等。（3）有些条文规定不严谨，给法的适用带来困难。如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此处“国家重点保护”和“珍贵、濒危”属同义反复，因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都是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也只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才受国家重点保护。[23]现在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这显然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不符。而且国家只有一个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并没有一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名录，在刑法中使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反而给刑法的适用带来歧义。又如，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没有区分故意排污和过失排污，将两种性质不同的排污行为规定在同一个法定刑幅度内，显然不科学。此外，在“非法采矿罪”等条文中也存在使人困惑之处。[24]

若从更广一点来看，环境资源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还涉及此类犯罪的一些刑法总则问题和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如：关于刑罚，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官对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分子除判处刑罚外，还附加罚其栽树的判例，[25]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法律而言，这种判决并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因为在我国的刑罚种类中，并无此种附加刑，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也只针对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不包括国家的损失。虽然在我国的《森林法》中有此类规定，但那只是行政处罚，并不能自然适用于刑事案件。实际上，在国外，象这类附加刑是广泛存在于环境资源犯罪中的，包括履行社区劳动，清除污染物，命令暂时停业、撤消从事某项活动的执照，公开其犯罪记录，等等。[26]我们可以考虑增设一些这样的附加刑，并相应地减轻犯罪分子的主刑，这样无论从刑罚经济性还是从减少受害人包括国家的损失看都是有好处的。再如：关于环境犯罪案件的起诉人资格、举证责任分配、因果关系的确定等，也需要加以专门研究。[27]

在完善环境资源刑事立法时，还有必要谈谈立法的形式问题。我国的立法传统是不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单独设罪定刑，这就造成了有的环保行政法律往往在“法律责任”中对需要犯罪化的行为来一条“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方式缺乏可操作性，不符合刑法明确性的要求，因此今后不宜采取这种方式，具体选择有二：一是在颁布行政法律的同时，颁布一个刑法修正案之类的刑事法律与之配套，二是直接在行政法律中设罪定刑。目前后一种方式还未曾见过，但笔者主张，这也许是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因为放在一起规定，不仅有利于与相关的法律责任相衔接，而且还有利于普及和宣传法律。也许有人会说，那样会肢解我们“统一”的刑法典，但事实证明，“统一”的刑法典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幻想而已，难道修正案和决定之类的立法方式就维护了统一的刑法典了吗？

2、执法对策

法律在立法者制定出来时还只不过是一株幼苗，它的形状长成何样，它的枝头伸向何方，还得看执法者这一园丁如何栽培。这就是卡多佐所谓的“法律的成长”。在执行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时，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保证法律得到健康的成长：

（1）提高执法质量。执法者要严肃执法、文明执法，要树立“执法的最高境界是无罪”的思想，惩罚犯罪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目的；决不能在打击犯罪中夹杂创收、报复等不正当的动机，也不能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执法要一以贯之，不能忽冷忽热，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因时因地，抓住主要矛盾，如针对特殊区域、特定季节对相关的环境资源犯罪进行重点防治；要针对执法中发现的犯罪原因和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2）树立正确的刑事政策观。首先，要准确理解和遵循“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要找到平衡，不能为了打击犯罪就不择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充分发挥刑事政策调节法律刚性的积极作用，在现有法制的篱笆内，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以“违法性认识”为例，由于我国刑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一直实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但对于环境资源犯罪这类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联系的行政犯（法定犯）而言，并不公平，特别是在我国某些还处于“前现代”的边远山区，对于那些确实不知道某种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而捕杀的，应作无罪处理，因为此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无所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的定义）。退一步，如果司法实践还走不到这么远，至少也应对此种情况从轻处理，能缓刑的缓刑。再如，在一些环境污染受害者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采取过激措施的案件中，就要考虑到事出有因，尽量做从轻甚至无罪处理。

（3）作好司法解释工作。刑法中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等模糊用语，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明确的司法解释，并公之于众，既指导和统一司法，又能让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知道行为的尺度，从而具备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但时下这一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完成。例如，关于什么是刑法上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目前司法实践中参照的是1987年国家环保局的《报告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暂行办法》只是一个行政规章，并不能自然地对司法机关有约束力。[28]

（4）加强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协作。如前所述，实践中经常存在环保机关“以罚代刑”的错误做法，这要么与环保机关的刑事法律知识不足有关，要么与本部门利益有关。针对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机关的现象（不只环保机关，在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同样存在此种现象），国务院曾在2001年7月颁布过一个《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此应严格执行。再者，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有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如何尽快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建立与环保机关的协作机制，对确保此类案件的成功侦破、起诉和审判都有不可小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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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刑法 法益 环境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资源开发所带来的资源过度浪费和环境严重污染，任何国家政府都会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立法。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从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和破坏到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进而进行环境立法保护的历史。日本战后高速发展经济，但在几次大型的公害事故后，日本传统刑法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公害刑法”转变到“环境刑法”。随后德国、澳大利亚等各国法律都表明环境刑法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和重视。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对比国内外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发展，可以清楚看到生态环境的安全已经日益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基本问题之一。人们对环境的保护也已经不是局限在原有的规则上，而是愈来愈依赖于刑法这一以自由乃至生命为代价的“最后保障法”。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法制保护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世界各国刑法基本上都规定了环境资源类的犯罪，总体上讲，都是在保护越来越脆弱的自然资源。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保护日益脆弱的自然资源的层面上是无法响应实践需求的，刑法作为一部保护法益的基本法，它的目的就是保护人之生活利益。随着环境刑法立法的发展，关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问题，即将何种生活利益纳入环境资源之刑事法律保护的范围内，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的理论研究

法益，仅指刑法所保护的利益，而不是泛指法律所保护的一切利益。“法益”一词来至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毕伦巴姆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毕伦巴姆在研究犯罪的规范概念时，针对费尔巴哈的“权利侵犯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命题。毕伦巴姆认为，犯罪并不单单是对权利进行侵害，而是对权利背后所保护的利益进行侵害，权利的侵害只是表象，而“法益”才是其实质内容。后来，在刑法领域，“法益侵害说”成为刑法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犯罪的规范概念。环境刑法法益，就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当下关于环境资源类犯罪的法益观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环境问题产生开始，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与环境刑法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高速发展，环境遭到破坏问题就愈严重，相应地对环境刑法法益的问题研究也愈迫切。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经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熟理论，下面就最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刑法法益观，逐一进行审视检讨。

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观点透出了它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刑法提出的观点，此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本身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人类的生命、健康、身体才是环境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那些与生命、身体、健康无关的作为公共财产的环境不是所要保护的法益①。这个观点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环境利益本身不是刑法保护法益，保护环境最终也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及财产，可以极端地讲，对环境的破坏只要没有达到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的重大损失的程度就不视为罪，这样的环境犯罪也就是典型的结果犯，德国刑法理论界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以较少的代价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如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倡的“又快又好地大干社会主义”一样，也如“发展经济”“效用优先”一样，各国发展经济之初，都避免不了以这种指导思想来发展经济。其实，对环境资源要给予一定的刑法保护观念的形成，首先是因为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受到严重的侵害，然后对这个惨痛教训进行总结反思才形成这个理念。环境污染一般并不直接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财产造成侵害，甚至很多危害都是隐形的，只要不是直接地受到侵害，就不会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对环境要素的破坏，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其行为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由于生态系统自身所具有的自净能力，亦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结果表现为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②

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论观点又透出了它的尴尬。“生态中心利益观”的出现，是随着学者和公众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扩展发展而来的。人们从传统观点的束缚中想进行突破，所以进而就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例如有些国家的刑法已经开始将水、土地和风景区等直接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据此，如果把环境犯罪的法益仅仅界定在对人的保护，显然是很狭隘，如果把以环境是否受到侵害作为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标准，这样就把环境刑法保护上升了一个层次，环境法益的界定就在对整个环境的保护上，通过这样的法律规制，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对环境的破坏，即使未达到造成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严重损害的程度，也是为刑法所禁止的，但这样环境犯罪就不单单是结果犯，而且可以有危险犯的存在。

很显然，当“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显现其滞后被动的缺陷时，这个观点应运而生。不过，“生态中心利益观“这个观点也有其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生态中心利益观“，强调的是生态主宰一切，为了不让环境遭到破坏，进而把环境作为一个实体权利来进行保护，这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次，人作为万物的主宰，从其诞生之初，就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区别于其他存在物，该学说为了主张对环境的保护，而去否定人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样会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最后，让人类背负沉重的道德责任，以人类是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生命体去承担关爱世间万物、保卫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为了这个沉重的使命人类却畏惧不前，这确实太过偏颇。再说，道德毕竟是个自律的社会范畴，光靠道德教化是难以奏效的，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用道德去规制人们的活动，必然会面临许多尴尬，因为道德毕竟不是法律，道德是要靠法律这个最后的防线来防卫的，将生态中心主义的道德标准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只会导致其适得其反。

生态中心学和人类中心学折中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狭隘和“生态中心法益论”的尴尬，曾经一度导致学者的迷茫，后来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将“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均作为保护法益加以规定的折中论上。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是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这两种学说所显露的狭隘和遭遇的尴尬，让人们想到只有把两者关联起来，找出这两种观点的契合点，那么生态学的法益才最终可以成为环境刑法学上环境犯罪所界定的法益。其实这种观点的出现，是鉴于上述两种观点都存有一定的缺陷，才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学说，在现代的德国仍非常盛行。不过，在人们似乎找到了解决两者矛盾的同时，恰恰又忽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环境生态价值的独立性，折中说认为环境刑法的对法益的保护应该是将人类本位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所谓的本位又是唯一的立场、原点，这两种本位之间根本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当两者一致时，利益的保护一致，没有选择的痛苦，问题都好解决，当然立法也就没有问题；当两者出现矛盾，必须进行选择时，那就再一次地陷进“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两难境地，由于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环境的生态价值的独立性，因而在刑法理论上对其保护不够，当然在立法上也显得保守。③这种折中说把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一并继承，虽然它强调环境犯罪法益的保护必须和人类相关联，好像最终又回到了人类保护，不管怎样它始终逃脱不出“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环境利益保护―环境刑法研究的新视角

通过上面的观点争论，人们进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经过一段时间反思之后，人们集中认为不管怎么选择，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对人类的保护上，也就是说立法的立足点应该还在也只能在人类保护上。直至后来学界环境利益法益说的提出，人们开始关注一个概念“环境权”，环境利益法益说的提出，就是源于对“环境权”概念的研究，环境权这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按照传统宪法及民法理论，公民是无权对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表面上好像空气、水、阳光等是与公民无关，只有把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视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才能当这些环境要素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至于严重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公民就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去追究侵害环境利益的当事者以达到对环境利益的保护。由于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我国学者也不乏在此领域进行研究。④

首先，在立法思想上，要从整体观念出发，对环境刑法法益的界定，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更不要陷进所谓折中学说的泥潭，而是要立足于环境的整体利益。所谓利益“其实就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当某种状态所反映的是人们所需求的一种秩序时，它便是利益。”⑤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就是人们对环境所享有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整体的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提出，并不是说环境利益可以脱离人这个主体，由于个人权利和整体环境利益的不对等，让人们开始反思环境利益的平衡与保护是否一定要借助于权利的界定？还必须要满足权利的构成要件，尤其是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正因为有些利益缺少主体的明确性，或者无法与意志自由相关联，所以即使权利本身正当，也不能被法律以权利的形式予以认可，法益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为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利益不能以权利予以保护，比如环境利益。

我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还没有跳出传统的观念，关于环境犯罪的界定仅限于部分法益的保护，1997年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以及后来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了15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从刑法规定的这15种环境犯罪来看，从其保护的法益可以具体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其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制度；另一类是破坏资源类的犯罪，其不仅包括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破坏土地资源的犯罪、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和破坏植物资源方面的犯罪，而且侵害的客体也不外乎是国家关于这些资源保护的相关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对此研究，也引起立法的反思，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环境污染罪”，首先就是在立法的思想上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把对环境的整体利益的保护在立法上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其次，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提出，并不是说环境利益的概念可以脱离人这个主体。因为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当然也是法律产生的原因。由于个人权利和整体环境利益的不对等，让人们开始反思环境利益的平衡与保护是否一定要借助于权利的界定？因为环境利益与传统的法益如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不同，不过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诚如奥斯汀所言“权利之特质在于给予所有者以利益”。当年德国刑法学家毕伦巴姆认为，权利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是一种形式的东西。某一种权利的背后还是利益，权利不能脱离利益而存在。⑥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因为一种利益要上升为权利，除了需要具备法律予以认可的正当性外，还必须要满足权利的其它构成要件，尤其是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正因为有些利益缺少主体的明确性，或者无法与意志自由相关联，所以即使本身内容正当，也不能被法律以权利的形式予以认可，法益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为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利益不能以权利予以保护，比如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源于环境权概念，在当今时代，权利话语遮蔽了法律天空，怎么解决这些虽然不具备权利条件但有保护必要的正当利益，就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最后，法益来自于利益与权利的差别，但法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环境利益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权，但它权利主体的公众性、权利客体的客观性，使环境利益也成为一种权利上升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生态价值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考虑定罪时就不能只注重对人类造成的实际损害，就像传统刑法上要求造成多少人伤亡、多少森林被毁、多少河流被污染等等，如果仅仅纠结在这些方面，不但不能达到对环境的保护，可能还会导致更大破坏。瑞士刑法很早就立法保护森林，谁破坏多少森林，就要栽种多少以补偿，这里不是有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考虑由于森林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利益的损失。所以，我们的刑法不仅要从立法思想上突破传统的人本主义观念，还要在司法上改变原来的以实际造成的损失来定罪量刑的理念，必须要考虑该危害环境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能仅考虑直观利益，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

由于立法者发现了环境状态的巨大价值，一些国外的环境刑法已经规定了“环境犯罪危险犯”，不单单从犯罪结果上来定罪量刑，而是认定危害行为只要足以造成环境破坏的危险就为罪。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是在其不同的介质及其他表现形式上来理解。⑦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强调的仍是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至于“过度”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本文提出的环境利益法益观，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理论路径，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学理性比较强的命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各自的观点，可以说是总说纷纭，其中不乏有很高的见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过，纵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应该说各种学术观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其探讨的意义。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2400410448）

【注释】

①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杨通进：“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迭共识”，《伦理学》，2006年第6期。

③简基松：“论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④杜万平：“论环境刑法法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⑤王秀梅：“环境刑法价值理念的重构―兼论西部开发中环境刑法思想”，《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⑥张明楷：《法益初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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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立法模式；罪名体系；立法完善

人类的立法理性在工业文明的扩张对生存环境产生威胁的时候开始慢慢觉醒。刑法作为法益保护的最后屏障，对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人类经济行为对自然界恣意侵夺的日益加剧，以及灾难性后果的频繁发生，侵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人类及其后代的生存安全，其道德的非难性也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同，于是各国才开始将其作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的惩治范围。在中国，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侵害的类型和危害性亦不断扩大，现行刑法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一、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一）法典化的德国模式

联邦德国在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之前，惩治环境的犯罪主要由单行行政法规定。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将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中刑罚内容集中纳入刑法典，即所谓的危害环境犯罪。1994年的《第二部环境犯罪防治法》，不仅扩大了环境刑法的范围，而且还加重了环境犯罪处罚的力度。立法者采取这种立法模式是为了强化公众对环境犯罪危害社会的认识，并希望由此强化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追究。《德国刑法典》规定了9个环境犯罪的罪名，包括以下罪名：污染水域的犯罪；第污染土地的犯罪；污染空气的犯罪；制造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的犯罪；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的犯罪；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的犯罪；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的犯罪；侵害保护区的犯罪；释放毒物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等。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立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刑法典加附属刑法的模式，刑法典成为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附属环境刑法则处于补充地位。

（二）以单行刑法为主的日本模式

日本最早的关于公害的法律规定是1949年东京都制定的《工厂公害防止条例》；大阪府和神奈川相继制定了《企业场所公害防止条例》；195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排水控制法》，1962年制定了防止大气污染的《煤烟排放规制法》。随着日本四大公害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在该法中规定了六种损害环境的形态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公海对策基本法》成为日本政府综合防治公害的基础。1970年底，日本召开了国会，立法以特别刑法的形式制定颁布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公害犯罪制裁法》开创了制订公害刑法单独立法的先例。日本环境刑事立法以《公害罪法》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的刑事手段，并辅之以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单行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条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立法模式主要是以单行刑法为主，根据现实的需要，出台相应的单行刑法以应对环境犯罪的新兴形式。单行刑法成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

（三）以附属环境刑法为主的英美模式

第一，英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英国是没有成文法的传统的国家，故英国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方面的规定都均散见于各个环境行政法当中。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为《公众卫生法》。1865年、1866年和1874年，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地下水利用法》、《环境卫生法》、《河川污染预防法》等的法律。现在英国环境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大气污染方面，主要有《清洁空气法》、《制碱等工厂法》、《放射性物质法》以及《汽车使用条例》等。关于水质污染方面，两度颁布《河流防污法》，主要集中了过去关于工业及住户废水管理的相关规定；《海洋倾倒法》对未持有倾倒许可证，以及未按倾倒许可证的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的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的行为制定了刑事罚则。关于固体废物污染方面，《垃圾法》则规定不许随意倾倒废物。

第二，美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美国的刑事立法与英国一样也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因此，美国的环境刑法也是附属于相关的环境行政法的。基于成文宪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州）分权的原则，美国的环境立法分为联邦法、州法、地方条例三个部分。美国关于公害治理的联邦的法律主要有：《水污染法》，《固体废物处置法》，后经多次修订改称为《资源回收法》；此外，还有《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管制法》、《国家环境政策法》等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中都具体规定了各种环境管理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

总之，英美国家的环境犯罪立法特点有以下两点：一是，环境刑法以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罚条款为主，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都以大量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的规定为准。二是，环境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

（四）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之现状

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颁布过两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两部刑法中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环境犯罪。前者只规定了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三个罪名，并且是零散地规定在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而1997年刑法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我国现行刑法则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且用专节进行规定。

从比较法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诸多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境犯罪被规定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个亚类罪。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环境犯罪的同类客体应当是环境资源保护制度，因此，环境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环境本身。这实际上极大的降低了环境犯罪在整个刑法典中的地位，也与环境犯罪应当保护的环境生态安全相去甚远。

第二，定罪标准过高，不能体现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诸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设置成结果犯，加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只有在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之后才能进行处罚，这时，事后的刑罚则异变成裸的报复与威吓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予以完善。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完善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确立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第二，确立独立一章规定环境犯罪。基于上述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德国刑法典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可资参照。我国刑法可设立“危害环境生态安全罪”一章，在分则中的排列顺序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

二、罪名体系的完善

在环境犯罪分类上坚持以法益为标准进行分类是传统刑法理论一致认同的做法。问题是在环境犯罪作为类罪名之下的具体的个罪如何分类？我们认为，对环境犯罪进行分类应当以体现环境生态安全的具体的环境要素为基础，坚持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的统一。“由于各国过去对环境法的分类是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即按环境问题的两大表现形式（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及其对策进行分类，一般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护法。”

因此，可以将我国的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环境的犯罪”又可以分为“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和“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前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间接性；后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生态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性。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将我国现行环境犯罪进行归类：第一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二类“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其中“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其次，我国环境犯罪罪名的覆盖面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确立的罪名相对较窄，刑法中环境犯罪确立的罪名还无法覆盖环境概念所包含的环境要素。因此，应重新修订或增加如下环境犯罪的罪名：在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将现行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分解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增加噪音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核污染罪等罪名；另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中的“固体废物”修订为“废物”。在破坏环境的犯罪中，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破坏风景名胜区罪、破坏草原罪、破坏性使用土地罪、破坏湿地罪等罪名。

再次，我国环境犯罪罪状表述也不尽完善。

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基本构成特征的描述。根据分则条文对基本罪状的描述方式，可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罪状的分类，我国环境犯罪的罪状大多数都属于混合罪状，一般是空白罪状和叙明罪状的混合。

例如，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法条的罪状明确表述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可以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视为传统刑法上典型的结果犯；而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前两个罪属于行为犯，而“非法狩猎罪”的规定中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规定，可以视为结果犯的规定。

由此可见，正如我国有的刑法学者所说，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多属于结果犯，少部分属于行为犯，没有规定危险犯的内容。因此，应对那些使环境资源或者人类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危险环境犯罪行为加以处罚，才能实现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愿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对环境犯罪罪状表述的研究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应当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二是环境犯罪的既遂模式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在现有的结果犯、行为犯的基础上应当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1、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

在现行环境犯罪立法的条件下，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如果说环境犯罪是结果犯的话，认为只要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后果的，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就将造成的后果归责于行为人，此时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个归责的问题，这种立场似有可取之处。但是，可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环境犯罪的法益是环境生态安全，则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人身重大伤害和伤亡就变成了环境犯罪的加重情节，对于这种加重的情节归责于行为人，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在此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没有探讨的余地。

2、环境犯罪的危险犯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环境犯罪确立为行为犯，那么刑法介入的点就大大的提前了。于法益的角度看，行为犯的成立应当在具体的危险出现之前即已成立，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具体的危险犯存在的空间。至于抽象的危险犯，其本身具有含混性，事实上抽象的危险犯是从法益一端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抽象的危险犯对行为犯来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在确立了环境生态安全作为保护法益的基础上，罪状表述应当以行为犯为既遂的模式，但对于可能出现的重大公私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应作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的罪状表述，并规定相应的相对严重的法定刑。

结语

以比较法观之，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无法凸显刑法的环境犯罪的生态保护功能，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改革。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罪名着眼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自然资源保护的价值基础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从这一点来说，现行环境犯罪立法体现了刑法对生态保护的价值不足，体现在环境犯罪的罪名上就是我国环境犯罪的确立的罪名的范围过窄，很多环境要素得不到刑法保护，因此有必要增设环境犯罪的罪名。

参考文献：

[1]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吴献萍.关于中日环境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马克昌主编.刑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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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关于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问题，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巍从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的对立出发，认为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均有缺陷。提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另一类是环境权，虽然环境权的内容、界限并不十分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环境权的存在。

关于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立法，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炳宣介绍了韩国环境立法的内容。韩国环境立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律规范，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性法律以及刑事法律；第二部分是附属性刑法条款。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良顺从环境犯罪执法不严的原因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一）强化环境保护的刑事政策，具体而言应扩大刑法保护环境的范围以及加大刑法保护环境的力度；（二）严格执法、从重处罚的刑事政策；（三）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关于我国环境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检察官学院杨建军从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状况出发，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犯罪存在“过宽”的疏忽。其结果导致我国的环境犯罪行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提出应在环境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

关于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陈建旭介绍了日本的“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同时认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同时也存在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疑虑，并以刑法第338条规定予以说明。认为如果想要将疫学因果关系引进国内刑法理论，甚至在司法实践上加以适用，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借鉴日本的立法例，参照日本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的规定，对国内现行环境刑事立法进行修改。同时参考日本与德国关于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立法例，无需等到危害环境的损害结果实际发生或扩大，刑法就应当提前介入。

与陈建旭的理由不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勇主张将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原则运用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认定，认为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推定，就是对污染损害后果和危害行为之间经过医学（病疫学）证明存在盖然性的联系，在被告人举不出反证证明危害结果并非自己所为时，推定为其行为所致。

关于环境犯罪与环境违法行为的界分，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永明指出，区分两者主要从主体、主观要求和客观危害程度等方面加以甄别和判断。在界分的路径上，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坚持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

关于环境刑法行政化问题，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侯艳芳提出我国环境刑法行政化在立法技术方面的具体完善途径应包括：刑法典不能将环境行政违法性作为环境犯罪成立的前提；刑法典应当增加基于规范本位主义立场的环境犯罪的规定；附属环境刑法中环境刑法行政化的立法技术应予完善。

关于具体环境犯罪问题

关于具体环境罪名中是否应设立危险犯问题，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永江主张我国刑法不但应设立环境犯罪的故意危险犯，而且应当设立过失危险犯条款。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法定位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文华主张应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独立出来，专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罪”。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问题，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孟庆华主张：（一）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由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二）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三）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宜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其无限额罚金制应改为限额罚金制。应当建立针对破坏环境犯罪适用的非刑罚措施。

篇13

环境污染罪的特点

环境污染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有着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显著特点，理解和掌握这些特点对环境犯罪的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具体环境形成了环境犯罪立法的独特体系，主要体现在：第一，个人代替单位成为环境污染犯罪刑事审判的主体。随着企业的增多，经济发展的加快，单位环境犯罪现象已经不足为奇。但很多地区要靠实施地方保护，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政绩，加上行政执法不力等，致使许多单位犯罪并未出现在刑事法庭上。第二，虽然环境污染犯罪的前提与其他行政犯罪一样，一般要违反特定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定，但本质却与他类犯罪不同，是破坏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正是由于这样，近几年来环境犯罪的种类不断增多，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完善，我国已经有14个和环境污染犯罪有关的罪名，且有上升的趋势，随着现阶段由环境犯罪导致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例四川省绵阳市涪江水源被污染等众多水体污染导致给我国居民的恐慌，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刑法学者对环境犯罪的种类做了大量的研究，要求增加类似于噪声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和水体污染罪等罪名的呼声愈加增高。第三，环境污染犯罪大部分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犯罪都有很高的逐利性，即行为主体为自身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惜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身试法，破坏环境资源，构成犯罪的行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单位为主体的环境犯罪，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这种逐利性驱使行为主体敢冒着被法律惩罚的巨大风险去从事环境违法犯罪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我国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为主。环境破坏类犯罪基本都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污染类环境犯罪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存在较大争议之外，也基本都是故意为之。第四，我国环境犯罪主要犯罪形态是结果犯和行为犯。众所周知结果犯和行为犯都是在行为主体作为或者不作为才可能有结果或行为犯的产生。在我国刑法中，虽然与环境犯罪有关的相关罪名有14个。但这14个罪名基本上都是结果犯和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我国刑法并没有相关规定。换言之，我国对危害环境的行为的态度仅仅是量与形式上的问题，形式上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产生了刑法所禁止出现的后果或是从事了国家所禁止的活动时，才被定为犯罪。量上也与德日的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有关规定相似，只要情节不严重则不为犯罪。或者只有当这个行为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时，才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待环境这一具有特殊性质的问题时我们是否应当是将保护环境的时间提前？即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笔者认为，增加在刑事立法上环境犯罪危险犯，刻不容缓。日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危险犯的规定，这就给我国的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理论界通说都认为制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符合我国当今的国情。

环境污染罪中危险犯的导入

（一）危险犯的概念与理解对于危险犯各国学者也给予了不同的意见和理解，但我国应如何对危险犯作出科学的界定，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界定的对象问题，危险犯的界定对象须是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犯罪；其次是明确其界定的标准，危险犯界定的标准应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犯罪成立和犯罪既遂两个标准；还有就是指明危险状态在危险犯中的地位；发挥出危险犯概念的界限功能；涵盖危险犯各种典型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危险犯概念应有的界限功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危险犯的全部特征。所以，对于危险犯，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法定既遂标志的犯罪（直接故意的危险犯），或者是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二）从危险犯的客体特征看确立环境污染罪危险犯的必要性危险犯的成立，从理论上看，虽不需有法益的实际损害发生，只要对法益侵害有紧迫的危险性就成立危险犯。而危险犯所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安全秩序、国家安全、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及公民人身权利等重大法益，所以危险犯的犯罪客体是复杂的。而之所以设立危险犯，说明这种犯罪已经对法益的侵害成都相当严重，已经不容忽视。危险犯虽不是实害犯，但一旦危险变成了实际损害的结果，那么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无法估量的，继而应在危害结果发生前给予其以刑法上的严厉打击。对于刑法所保护的这样的法益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是：一，利益的重大性。危险犯之所以不以时还结果为必要要件门就在于其所侵害的利益重大，给国家、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危及国计民生，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使政府和国家政权威信降低，动摇社会根基。二，范围的不确定性。因为危险犯不知道是会给一个人还是多个人的法益造成侵害，所以形成了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危险可以是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可以是人们财产安全等等。③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根据我过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整个人文状况，笔者认为，更应该在环境犯罪中增加危险犯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城镇居民生活密集的国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无论是这样的污染和破坏的后果严重与否，久而久之，都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慌，继而对政府和国家失去信心，造成城镇人口流失，整体经济滑落，这样的后果时我们无法估量的。我们只有在刑事立法上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才可以防患于未然，将环境犯罪扼杀于摇篮之中。污染环境是一旦发生就会对现实社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如果听之任之，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不平衡，而对于这点，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注重污染环境危险犯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刑法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单位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财产造成威胁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我国也应该大胆借鉴上述经验，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以实现与国际环境刑法之并轨。

作者：刘琪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篇14

 

关键词：环境刑法　行政从属性　刑事立法　影响 

 

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是环境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环境刑法的立法思想、立法技术等是通过不同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体现出来的。同样，环境刑法对环境行政法的依赖性是环境刑事立法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各国刑事立法模式中的体现也各有不同。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国外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各国大规模的环境立法具有相同的立法背景，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在大量的环境行政立法及其刑事罚则仍然没有控制住因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环境质量恶化势头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存环境，有效遏制污染，建立环境污染综合管制体系的需要，通过环境刑事立法，突出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模式、科技实力状况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立法习惯、立法技术等有诸多不同。根据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方式的不同，可将立法模式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由刑法典加以规定，这几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用的立法方式，即在刑法典中以专章或专节的形式，或者至少设置几个条款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专门的规定。 

第二种形式，创制特别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规定。例如，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通过的《公害罪法》，是具有刑法附属法规性质的特别刑法，从立法上确认了危害环境的犯罪性质，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第三种形式，普通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判例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环境刑事法规来惩治环境犯罪，英国判例法作用较大，美国成文法作用较大。 

 

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在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渊源，有两种：其一，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这是环境刑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罪名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整节的规定之中。其他一些派生性罪名散见于各章节中。如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固体废物罪”。第八节中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九章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等。其二，附属环境刑法。附属环境刑法即规定于环境行政法当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3条有关追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1条对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这是狭义的环境刑法，广义的环境刑法还应该包括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但是从学理上分析，我国的环境刑法还应包括一些新的罪名如拒不执行环保命令罪，以及经过改造的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律条款。

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刑事立法对污染破坏环境者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而且确实有一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受到刑事制裁。但是就总体而言,《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每年都会发生数起特大和重大污染事故，但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为少见，大多数案件都由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以罚（行政罚款）代刑（刑事制裁）的方式解决。这与我国环境刑法体系在设置之初就具有的行政从属性密不可分。如何完善环境刑法中必要的行政从属性，防止过多的行政从属性，以便于环境刑法有效的发挥刑罚功能？这是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体系设置的重要挑战。 

 

三、环境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 

笔者认为，“环境刑法”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刑法”为主语，在主语之前添加“环境”这一定语，将“刑法”涵盖缩小到特定的范围，一方面表明了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存在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种概念，环境刑法与刑法的概念有所剥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环境

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并不是传统刑法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刑法其所保护法益的独特性与以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这样的价值理念下建立起来现行环境刑法体系是不适应的。所以鉴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必须将环境犯罪与一般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相区分。 

鉴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建议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修订刑法的模式，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设为一章，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以增加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同时，增加、修改、具体化现行环保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的内容，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采取特别环境刑法的模式。 

现阶段，我国不能仿照日本采取特别刑法模式（程序和实体相结合），是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对于危害环境罪的规定。虽然环境犯罪有其特殊性，但是如果单独设立一部《危害环境罪法》，一方面与我国现有的立法水平不相适应，不利于维护刑法的完整性，加之我国已有刑事诉讼法。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能通过特别环境刑法规定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综上所述，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有不利的一面。过分的行政从属性，将使环境刑法在环境行政法立法缺失或者环保行政行为基础违法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从而削弱了刑法在处理环境犯罪问题上的权威性和刑罚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上也有待加强，要求各部门恪尽己职。所以在环境刑法的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泛滥的问题。 

笔者认为研究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不是简单地将行政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而是在环境刑法对行政法的依赖性与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发挥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这有利于我们在环境犯罪控制中，既能够合理地利用环境行政法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功能，又能够进一步发挥环境刑法独立的刑罚制裁与预防控制作用，有利于保护我国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3]刘振英，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