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概述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唐宋文学概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历史；要点；风格特点；意义影响

一、唐宋诗之争的历史

有关唐宋诗之争的争论从南宋至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南宋时期

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来诗歌的流变。宋朝初期，诗歌的风格仍旧沿袭唐风，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风格，宋朝的文人对此不满并进行改革创新，经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开创了宋诗风气：诗歌的内容包括谈笑、谐谑、人情、物态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诗”，“以议入诗”。坡、黄庭坚在宋诗上更是各成风格，尤其是黄庭坚写诗遵循法度，自创理论，易于被后世学习。他的诗擅长炼字、用体，引经据典，被称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江西派便是苏黄的拥护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响极大并发展至极端，这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南宋人对江西派评论，从而引发了唐宋诗之争。出现了永嘉、江西两派的对垒，永嘉派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而严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江西诗派，他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王若虚、元好问也极力贬斥宋诗、苏黄与江西派。但从总个时期来讲，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总体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导。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诗为准，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此剧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后有明朝复古尊唐之论，虽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诗的文人，但他们远远不敌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致不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对七子，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认为他们的主张“救七子学唐之流于肤廓”。只有毛先舒维护七子学说并因此著有《竟陵诗解驳议》。但纵观整个明代宗唐是明显的形势。

（三）清代时期

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简而言之就是有开始的宗唐之风的流布发展到宗宋之风的兴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诗融合的发展历程，到晚清宋诗更受尊崇，清诗的唐宋之争以宋诗胜出为结局。从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优势，大约康熙十年左右，宋诗开始蓬勃发展，到康熙中叶唐音回归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宗唐，袁枚的性灵说力主无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宋，这三派三足鼎立，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是乾嘉时期的主导潮流，宗宋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道咸同年间诗风大转，宗宋派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满，唐宋诗之争变得激烈，这一时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趋势。光宣民初，陈衍的同光体积三元说构建了时代性的宗宋理论体系，河北派与诗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运，南社及章氏师徒宗唐，但总的来说宗宋派无可阻挡，导致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四）五四以来的时期

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结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一定的评论。

二、唐宋诗之争的要点

（一）唐宋诗之争“非朝野之别，实风格之殊”。

就是说唐宋诗之争争论的不是诗是唐人写好的还是宋人写的好，因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写的诗开创了宋诗的风格，宋人中如陆游等写的诗中也有的具有唐诗风范。唐宋诗之争真正争论的是对于“唐、宋诗风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诗之争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诗歌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并且这四个时期诗歌的风格差异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诗宋词的说法，这证明唐诗受到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诗歌的顶峰甚至可以用唐诗来代表整个诗歌，但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盛唐（初唐）时期的赞美。中晚唐时期，尤其是贾岛、姚合等为代表的诗人创造出了苦吟体，而恰恰是宋初诗风沿袭中晚唐，导致的唐宋诗之争的发生。

（三）自南宋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况。

如江西、永安两派对垒，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对峙，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的共同存在等等。区别在于宗唐、宗宋谁占主导，在研究是要两方面都考虑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诗之争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唐诗的总体特点是尚意兴，相对于宋诗更加的雄浑、雅正、豪放、外向、宽容，唐诗是高亢明暖的色调，诗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满了尚武的精神气息。比如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流动多姿的春江花月夜为明丽的背景，对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体现了一种意兴。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尤闻侠骨香”，有一种大气、尚武、豪放的积极的气息；还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终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等，表现了色彩的层次感，体现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唐诗风格，是因为唐朝开放的总体风气及唐朝的经济繁荣。唐朝的统治者有鲜卑血统，受胡人文化影响，对外族的文化宽容并能进行吸收。唐朝经济繁荣，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样，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都东西杂糅，对女性的束缚也较小。在这种繁荣与开放下唐人对人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态度，拥有恢宏的胸怀气度，能够对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这些都反映在唐诗上。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也很繁荣，也影响了唐诗。唐代士人喜欢漫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边塞与通都大邑，唐人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很多士人经历过入幕与贬谪的生活，而这些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唐诗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宋诗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宋诗相较唐诗，更加的内省精致含蓄，细微浑沉，保守封闭，内倾淡雅。宋诗重文，呈现出一种舒缓的冷色调。在形式内容上，宋诗重议论，以文入诗，以议入诗，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使得宋诗思考性强，娓娓道来，但却少豪气。而宋诗形成这样的风格，有一下几方面原因。宋朝的产生起源于兵变，于是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导致宋人重文的风气。宋朝的理学发展使得宋人宋诗内敛、重思考，而“文、道”的关系的讨论使宋诗更加重议论，有散文化倾向。宋朝文人对国家、对民生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宋诗中，宋诗中有干预政治的主题。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响了宋诗的雅俗共赏的特性。

四、唐宋诗之争的意义及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唐宋诗之争不仅可以了解南宋以来的历代诗坛的风尚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唐宋诗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也对古典诗歌、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总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1）

[2]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篇2

关键词：

1. 引言

宋词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学体裁之一，以其通俗的形式而能够自由丰沛的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意象在宋词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可谓是词的精髓所在，那么在宋词的翻译中，意象的成功翻译对于再现原词艺术美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选取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部分词的翻译为例，从格式塔意象再造的角度，分析词中意象翻译，探讨宋词的翻译如何实现原词中意境美在译文中的审美再现，实现译文的自然和谐。

2.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概述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起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是该心理学同翻译美学结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中意象的整体性即格式塔意象。该理论认为，格式塔意象包含了语言信息和美感体验，是这两者结合之后的整体效果；译者的任务是在译文中再现这个格式塔意象而达到同原文中一致的整体效果。格式塔意象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作为一个中介发挥作用，格式塔意象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于此同时，该理论认为，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格式塔意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各个语言成分所构成的"格式塔质"有机综合到一起的。对于"格式塔质"的整体把握则有利于加深对原文本中各个语言成分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利于在译文中更好的再造符合原文的格式塔意象。

3. 宋词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分析

意象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都很常见，李清照词中也不例外。实际上，在所有的中国文学中，"意象"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承载物，也是作者主要的描述方式。"描述"既是作者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表达方式，又是意象这种抽象概念的可见结构形式，通过它描述意象这种抽象的概念得以用语言充分的表达出来。如：

卖花担上，买得一支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答，徒要教郎比并看。（李清照 《减字花木兰》）

译文1: ...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I'd put one aslant in my hair,then ask him to look and compare.( Eugene Eoyang译)

译文2：... 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 I pin it slanting in my thick black hair. And ask him to compare us.（Kenneth Rexroth译）

原词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描写了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的意象，后半部分表达了女词人的心情和感受。女词人对于不会得到情郎爱慕的担忧和前半部分描写的花的意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把两种译一对比发现，译文2更好的再造了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充分再现了女词人为爱惆怅的心情和感受。译文1中的"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 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根本没有传递原词"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中所流露的淡淡的忧愁。与此不同，译文2"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 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则成功的再造了原词中所构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译文1将"云鬓"简单的译为"hair"，根本不能唤起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的美感体验，因此也大大削弱了译文中格式塔意象的完整性。译文2中将此译为"thick black hair"，生动的再现了女词人美丽动人的意象。

相比较而言，译文1没有把原词所表达的情感作为一个整体的格式塔意象来看待，而是拘泥于词汇层面的对等，从而使译文丧失了原词中所蕴含的审美效果，而使得译文中所再造的格式塔意象缺失了内涵，与原词中的描述意象相去甚远。在翻译宋词时，过分拘泥于词汇上的对等，而忽视原词中所构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将会破坏译文中格式塔意象再造时的完整性，也就不能再现原词中的审美体验。根据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的论述，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宋词的时候，首先在欣赏的时候要把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格式塔意象图式，然后再用目标语再造一个既包含语言认知又包含审美体验的格式塔意象。

4结语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魅力，而作为词所蕴含的美感载体的各种"意象"的成功翻译则是宋词翻译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词中常见的意象的译文得失，认为译者能够在目标语中成功的再现原词中的意象的审美体验，那么该译文就成功的再造了符合原词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而也成功的翻译了原词。

参考文献

[1].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国翻译,2000(1):26-30.

[2].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2）：:5-56.

[3]. 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

[4]. 刘莉琼.从格式塔意象看古诗《江雪》的翻译[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9-53.

[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6]. 王晓骊.当代唐宋词研究学术史的探索之作评《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    纲》[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85-89.

A Study of Image-G Actualization of Images in Ci-Poem

Li Chao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Ci-poem is another high-peak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translators to actualize it in English.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to see how to actualize the image-G of those images in Ci-poem to realize this goal, proving a new perspective in this area.

篇3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诗文观是不断演变的，从追随何李，诗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顺之在诗文中的历史成就是唐顺之诗文成熟的体现。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唐顺之在古文诗歌以及时文上都有着极大的成就。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经世的意识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诗文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唐顺之的诗文中可以体味不同的风味。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唐顺之的诗词和他所撰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来进行概述。

一、唐顺之的诗词成就

唐顺之的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风格是伴随着唐顺之的生活阅历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顺之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诗歌的内容多为酬和之作，诗歌的风格所效仿初唐诗歌的风格，诗律精严，诗的风格清丽有幽逸冲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顺之的《塞下曲赠翁东?侍郎总制十首》中的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预知水草军无乏，试辨风云虏欲降”，文笔张弛有度，诗律精严。

嘉靖初期，一批诗人欲开先河，从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顺之也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风格。所以，唐顺之早期的诗歌中是带有初唐诗体的风格和韵味。唐顺之早期的诗歌章法很严谨。从他早期的诗歌中看出，唐顺之很少有五言的诗歌，除了少数几篇七言诗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诗。这主要是受到了唐顺之在早期学习初唐诗歌的影响。因为初唐的诗歌开始向律诗定型，因此唐顺之在这个时期也就开始创作大量的律诗。从唐顺之早期创作的诗歌语言来看，这些语言中还蕴含了初唐诗歌的痕迹，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过，唐顺之学习初唐诗歌那种华丽的语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了束缚。从唐顺之的一些优秀诗歌中可以看出他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游刃有余，而且还能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顺之的《杨教师枪歌》中的“老杨自是关东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健。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辩。坐惊平地起波涛，蠕蠕龙蛇手中现。拨开双龙分海嬉，攒簇两蛇合穴战。争先尽教使机关，缩退谁知卖破绽。”这首诗其实也就是写唐顺之自己，唐顺之是抗倭名将，枪法很准，这首诗里正表达了唐顺之抗倭的决心。

唐顺之文风的转变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响，王慎中学习宋儒之书后因发现宋人文章之好开始学习唐宋的散文。唐顺之对宋代散文的追求也开始对宋儒之书。而唐顺之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他的诗歌中除了体现了禅趣以外，其中还流露了唐顺之归于自然堂，闲适的思想。如《晓发喜峰》“客心流水与争驰，寒垒疏星度峡时。未返王孙犹草色，初来戍卒是瓜期。去乡?觉蝉声似，出塞方知马脊危。辛苦下情何计达，早年曾诵《采薇》诗。”

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因为得罪张璁开始罢工归于田园，回归到自然中过着乡居的生活。唐顺之自己曾一度认为自己归隐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闲谈之外也无他事可做。

唐顺之的理气诗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联系的，从理气的发展方向来看，唐顺之的理气诗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顺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诗，因此唐顺之的理气诗的创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顺之的诗歌还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唐顺之强调诗歌见正面目则是本色，但是唐顺之也认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诗歌表现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诗。唐顺之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他以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创作的本色诗都是信手写出，直接抒发自己情感的和他原来的理气诗中不掉不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唐顺之还强调诗歌要冲破旧程式束缚，向自由的格式发展。而唐顺之这种无拘的表达方式对于传统的诗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的本色论不仅影响了公安派，也为后人开创了新的领域。后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出各种新的诗文，赋予了文学界新的面貌。

二、唐顺之的散文成就

唐顺之的散文可谓是各体兼备，皆有可观者。唐顺之的碑传文中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叙事的内容也十分详尽，故事的波澜起伏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唐顺之的碑传文还打破了以往泛泛铺叙描写传主人公履历的俗套，而是以体现人物的精神事件为主，在矛盾中描写人物，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周襄敏公传》中描写的周金处理兵变之事就表现除了传主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风度。

唐顺之的记叙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叙广右战功》是他的记叙文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深得《史记》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笔法描绘了沈希仪的战斗，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形象。文章的以先声夺人和精炼的笔法描写了沈希仪经历的几个战斗，把沈希仪富有生气的大将之风生动的描绘在纸上。

唐顺之的尺犊序文主张本色，收发随心，有时候显得缺乏剪裁不够精炼。他尺犊序文有的谈的是学问，有的是说事议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笔调十分老辣。但是唐顺之的序和记诸文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推敲的，具有艺术性。在他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虽然题目是以“记”命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以议论散文的形式出现。文章本应是为竹园作记，但是文章却是没有直接描写竹园的布局等，而是通过对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对珠竹子的态度进行描绘来赞扬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层次分明，安排有度。

篇4

大约在1986年秋天，笔者与李涵中、水天中先生南行考察，曾拜访陆俨少先生。笔者当时值不惑之年，正思用功补课，也便关心前辈如何修行。斯时，《陆俨少自叙》一书刚刚出版，余喜得先生签名赠书一本，喜不自胜。归而读之，获益匪浅。书中有一段话，记述陆老青年时代从前清翰林王同愈读书之事：“我得到王同愈先生的指导，一面读书，一面写字，和画分头并重，互相促进。我自己有一个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我知道的东西不多，不会琴，不会棋，也不会其他娱乐，只有此三者有癖嗜，而且常常鞭策自己，要学得好一点，把诗、书、画三者，当作我一生的寄托，锲而不舍，定下目标，以不辜负诸位前辈的期望。”

我当年从理论上知道修养的重要，但万万想不到一个画人却把读书放在首位，而且占得比例最大。那么，陆俨少青年时代从王同愈读什么书呢？其《自叙》言，每夜读诗，各家读选集，唯独杜集通读；古文则是《史记》《韩昌黎文集》《世说新语》等。为画山水，加看《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柳宗元《山水记》《苏黄题跋》等。

现在看来，读书惠陆俨少先生颇多。若无那“四分读书”的功夫，也便没有到浙江美术学院任教的机遇。因为潘院长“素来主张画画的人，兼应有些文学修养，又能写几笔毛笔字，所以用此标准来物色山水画教师”。斯时，潘与陆素昧平生，陆还是刚刚摘帽的“”，能得潘天寿青睐真赖于那“四分读书”的学养。就日后的艺术而言，陆老若没有那杜诗功夫，绝画不出2 0世纪5 0年代的《杜陵诗意画卷》八段和6 0年代的《杜甫诗意图百开册》这画史空前之作。杜诗“孤舟一系故园心”“听猿实下三声泪”“白头吟望苦低垂”那怀乡忧国的深情对陆老精神的影响更无以计量，对陆老画风、节律的启发亦非表面文章可以概述。环顾今日之山水画坛，恐无一人有陆老那诗思文意，恐无一人有陆老那般一画既竟“缀小诗短文”“兴到点笔，随意数行，以摅写性灵”的文化境界。每念及此，便免不了有些文化失落的悲凉。

古人有“三绝”“四全”之说，近现代亦不乏例。黄宾虹一辈子读书研史，深得传统文化之堂奥，方有那浑厚华滋的美学追求。齐白石出身寒微，乃一牧童、木匠，如“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读完了唐诗，读《孟子》，又读唐宋八家古文，他感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这乐趣也涵养了他的书画，那画中也便多了层文思。当今许多画人，功夫真不错，但总觉得离“大家”“大师”还有一步之遥，我想这一步恐怕就是读书，就是文。宋邓椿言“画者，文之极也”，潘天寿曰画乃“文中之文”，若无那“四分读书”的功夫，也便无文，亦无真画人，更难臻艺术高端。吾侪不学，老来迟悔，仍愿与友共勉，“四分读书”做画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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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南宋；类书；博物学；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81-07

古代中国的博物学，是古人通过对物的广博知识，表达对自然、人事、社会等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想象，其思想发源于传统学术文化内核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其发展演进伴随整部文化史的始终。目前学界对传统博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至隋唐即所谓中古时期①，以及明清以后西学影响下近代科学化的博物学。事实上，学者对于博物学的探讨，不管是强调中国博物学科学属性共同性，还是坚守传统博物学的独特性，其理论和方法预设都很难脱离西方近代科学的自然史观念。因此，坚持独特性的研究，特别关注中古博物学所具有的殊方异物色彩；而重视共同性的研究，则努力条理出博物学的科学史因素，指出其最终在西学冲击下完成博物学向近代科学转化的历程。从学科背景上看，前者多出于古代文学领域，后者则多出于科技哲学或自然科学史领域。唯独科举应试知识兴盛、强调个体成德的两宋时代，既无奇物异产所激发的知识兴趣，也无西学东渐下的科学探索活动，其博物学研究明显相对较为寂寥。但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方术与异域想像渐渐落幕，近代科学尚未涉足，固有传统创新复苏的特殊时期，应更能展现出博物学在自身文化语境影响下，如何吐故纳新、承袭转化的进程。科举社会中的宋代博物学，不仅未走入式微，反而是在其影响下，表现出多元并进的趋势，在专门著作、经学名物训诂、类书、笔记、方志、本草、谱录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涉及的博物知识领域和文献载体十分庞杂，本文拟以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知识为对象，讨论宋代博物学知识世界的独特图景与演进。

一、瑞物与博物：宋代类书分类体系中的博物学图景

唐宋类书数量众多，其发展大体上处于从官修为主向文人私撰为主的过渡时期，北宋真宗《册府元龟》以前，类书修纂大体以官修为主，此后至宋亡，类书均由文人私撰，成为科举应试、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书。南宋末，受到印刷术和科举应试的影响，民间士人不断参与到商业编书活动中，根据日常生活所需知识而汇聚成编的民间日用类书逐渐增多，元明以后成为类书重要组成部分。就两宋时期而言，类书编撰主体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而以文人私撰为主，因此讨论宋代类书则往往以文人私撰类书为主，兼及官修类书和民间日用类书。

与官修类书讲究体例严整，内容无所不包，或受限于帝王特定的修撰目的不同，文人私撰文献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学者文人创造性生命意志的参与。真宗以后的类书，因此“充满了编纂者的意志和对知识结构的想象”，“各类书编纂者呈现出来的知识编排倾向，越来越多元化”〔1〕，事实上北宋中期以后至南宋类书，均表现出独辟蹊径的编纂创新意识，不再简单遵循唐宋之际官修类书，内容全面、分类严密为准则，如高承《事物纪原》以考辨名物原始为主，章如愚《群书考索》专注汇编类纂经史、职官、制度方面的文献，并以典章制度为类目编题，节录摘引文献，构成专题考证体式，又如陈景沂《全芳备祖》属于花草果木专科类书，林o《古今源流至论》则是以议论综述为主的、道学知识为中心的科举类书。宋代官私类书中，汇集天文、地理、金属、器物、矿石、动植物等博物知识者主要有《御览》、吴淑《事类赋》、高承《事物纪原》、叶廷《海录碎事》、佚名《锦绣万花谷》、宋惠父《记纂渊海》后集、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陈景沂《全芳备祖》、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

从体例结构上看，唐宋类书多以天、地、人、事、物为基本分类体系，展现的天人合一、王权中心的价值信仰系统。然而详加比较唐宋诸类书，在此一贯的分类体系下，实际上存在不少差异，这一差异正体现私撰类书编撰者的意志和活力。

中古时期的中国，以结合儒家政治伦理、神仙方术、佛道异说的天人感应学说为基本信仰体系，天地宇宙之物及其行为变化与具体政治社会生活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有流传甚广的祥瑞符命与灾异感通之学。中古博物知识的重要底色，即来自汉代天命感应之学，包括星象、山泽、动物、植物及变化异常作为博物知识图景的一部分，表现出浓厚的奇幻神异色彩。鬼神灵异与自然博物知识也相容不分，如崔豹《古今注》将鬼神、草木、虫鱼归为一类，“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2〕类书中谶纬符瑞知识与自然博物构成并行部类，也体现了这一灵异之物与自然之物不分的观念。如唐代四大类书均辑录有此类谶纬物感知识，《北堂书钞》以帝王、政术、设官、礼仪、艺文、服饰、酒食、天地、岁时为大类结构，其中《帝王部》二有“征应”一目〔3〕；《艺文类聚》以天地、岁时为首，其余部类秩序与《北堂书钞》相近，唯文末有《祥瑞部》（上、下）和《灾异部》三卷，将体现谶纬博物列于果、木、鸟、兽、鳞介、虫豸诸部之后〔4〕；玄宗朝的《初学记》沿袭《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而未列祥瑞部，只于《帝王部》“总叙帝王”一目“事对”中辑录祥瑞灾异故事〔5〕；白居易《白氏六帖》则于卷三十六中列帝德、祥瑞、图书等类目，而将鸟兽、草木、花果置于文末。〔6〕

宋初《太平御览》则采用《艺文类聚》的体式，以《休征部》、《咎征部》及《鬼神》、《妖异》为先，次以鸟兽、鳞介、虫鱼、果木等动植物部类置于全书之末。《册府元龟》则与《北堂书钞》更为接近，均以帝王治国言行为主要分类和抄录主题，未设立其他博物知识部类，并且同样将“征应”“符瑞”等目置于卷首《帝王部》中。与北宋初期以前祥瑞部的游离变化不同，北宋中期以后的私撰类书中有关祥瑞博物知识的归属更为统一。首先，真宗朝以后的部分宋代类书，以至民间日用类书如《事林广记》，多已不再设祥瑞、灾异等相关门类，其主体结构表现出重视历史与现实制度经验的知识兴趣，甚至以经史典籍、典章制度为类书编撰专题。其次，部分宋代私撰类书保存的祥瑞门类，不但篇幅往往相当简略短小，如《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目下，仅13条文字，其内容多抄自正史、唐宋史料笔记等，包括《汉书》、《晋书》本纪、《邵氏见录》、《涑水记闻》、《宋朝事实》等，无一录自中古谶纬、历法、小说之书。〔7〕第三，宋代私撰类书有关祥瑞灾异门类，均置于天地、时令部与帝王、职官部之间，不再置于动植博物相关部类之中：《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后集卷七《帝五符、谶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九、二十《祥瑞门》、《灾异门》；淳v八年（1248）宋惠父编《记纂渊海》后集一百二十五卷，分类体系与潘自牧前集（今存宋刻本）迥然有别，其中卷三十至三十四《祥瑞》、《灾异》（《四库全书》本分别为卷四、卷五），也位于天文、皇亲、时令与地理、郡县、礼仪之间，其最后二十卷仍为花果、木竹、禽兽、水介等。①

①关于潘自牧《记纂渊海》前集与宋惠父后集及相关版本流传情况，见李伟国《〈记纂渊海〉作者、体例及版本考略》，收入李伟国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49-260页。

主要作为科举、教育实用工具的宋代私撰类书，其知识分类、取舍固然受科举内容影响，也是自然宋代学术文化史变迁的反映。相对于谶纬、术数博物之学作为政治常识的中古神文时代〔8〕，祥瑞灾异已不再是宋代士人普遍必需的知识领域，“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 〔9〕，宋代以后之政治文化中，五德终始说衰落，灾祥符瑞之说仅留存于帝王权术工具，或下沉为民间巫术方伎，不再是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部分，北宋欧阳修已谓“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10〕在类书编撰者的知识图景中，谶纬符瑞之物，是人类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册府元龟》将符瑞知识归于帝王部中，其《博物》一门序并言：“古之学《诗》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谓乎！”在真宗朝士人看来，所谓博物，就是指鸟兽草木等自然万物，所谓奇物灵怪，只是由于此物“不时而出”，少见多怪，博物洽闻之士便能洞悉其性，即可称博物君子。〔11〕因此，宋代类书将符瑞之物回归古代帝王之学的历史典故，另一方面则将博物之学回归日常鸟兽草木实用之学，而不再主要是神仙方术所听闻的殊方异物之学，南宋人郑樵曾言：

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12〕

在郑樵的知识视野中，鸟兽草木之学与本草之学一样，都属于田野之物，即当是实践求证所得的真实知识。一方面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也需参合《诗》《书》文献。郑樵所谓之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正是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型和特征，在亲历目验中求博且信，是唐代晚唐《北户录》以来博物学的新动向〔13〕，沈括《梦溪笔谈》为代表的宋人笔记博物学无疑拓展了这一路向。类书的编撰者当然未必认同田野实践，在回归经史典籍方面则更为突出，参合经典探求博物知识的务实求真精神，代表了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变。类书分类体系中祥瑞异物之学与草木鸟兽之学的分立，既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结果，也是谶纬符瑞在士人知识体系中边缘化的结果：天命感应知识不再作为单独部类列于类书之中，而其进入的二级子目附属于其他部类之下。

二、述异到识真：宋代类书博物内容所呈现的知识演进

古代中国的类书，虽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但二者本质不同之一，后者呈现的是客观性的学科知识，前者则是追求知识体系背后的信仰价值秩序。如前所述，宋代文人私撰类书，不仅在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其文献辑录内容和方式上也体现了编撰者的知识兴趣和学术文化追求。

古代类书以辑录前代和当代典籍文字为特点，如果说中古博物学著作的博物知识主要来自于实践和文献记载两部分，并且以记载所谓亲历、目验或听闻的灵异物怪为主，那么隋唐以来类书中的博物知识，则显然基本源自文献知识。不同类书所征引四部典籍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时代编撰者各不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图景。以唐宋类书有关草木、虫鱼、鸟兽等博物知识部类所征引五部主要文献为例，其引用频次较多者分布情况如下表：

唐宋各类书引经部文献涵盖各经，其中以《诗》（毛诗）、《礼记》以及解经训诂之《说文》、《尔雅》等为最多。《诗》以动植物比兴，多涉及博物，至孔子以《诗》教化，以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4〕，为历代博物学知识获取的基础典籍。考虑到草木鸟兽相关部类在类书中的卷数篇幅，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对《诗》的引用率远高于其他文献，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引《诗》同样也位居白孔《六帖》之外的前列。《礼记》等礼学之作则涉及各类礼制器具、物品，也成为类书博物之门知识渊薮之一。古代博物学的重要知识方式，是辨析物名物性，名物学与博物学紧密相连，郭璞《尔雅序》云：“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15〕博物学往往始于名物之辨，因而解经之作也成为历代类书博物的共同知识基础。不论是官修还是私撰，唐宋类书修撰者均表现出以儒家典籍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和知识根柢，儒家经典和经学博物知识，始终是传统社会各阶层博物知识图景中相沿不变之钤键所在。

与经部文献相关联，史部文献中正史，特别是《史记》《汉书》，作为正统教育的重要部分，也始终是传统士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类书征引频次至南宋末仍未衰减。正史以外的其他史部文献，如杂史、地理类，则表现出明显的演进差异。此类文献多记载西南、西北以及西域、八荒之地风俗物产、异闻奇物。汉唐间以《异物志》为名之作，据学者统计至少曾有21种〔16〕，包括如《临海异物志》《岭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等，外加《山海经》《岭表录异》等，在中古时期曾是史部博物之作的重镇，至北宋初以前类书均中有较高频次的引录。而在南宋类书中，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均迅速减少，或已散佚不传，或不为士人所重视，逐渐淡出宋代士人博物知识世界的中心。事实上诸种《异物志》应当正是在北宋间逐渐亡佚。考诸家书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载有6种，《新唐书・艺文志》载9种，《崇文总目》载3种，而南宋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未见著录，至《宋史・艺文志》仅录3种，所录与《崇文总目》，反映的当是北宋留存情况。而引录种类最多者如《太平御览》，共计15种200余条。可见诸家《异物志》在《御览》及欧阳修的时代仍有至少部分存世，至南宋初年当已不见完书。中唐至北宋以降儒学复兴，文学领域中小说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汉唐博物地理类文献逐渐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小说”而不受士大夫正统观念所接受，与此同时学术性杂史笔记与小说分化明显，成为文人世界新的著作形式，大量六朝志怪录异类文献在北宋前后亡佚，由此也带来了北宋以后博物学观念的变动。

子部文献中，不同小类的征引频次彼此消长差异甚大。与史部地理类文献情形相近，魏晋六朝博物志怪小说，如西晋博物名著张华《博物志》，晋宋时期广博物志之书郭义恭《广志》，以及《异苑》《述异记》等，构成北宋以前类书的主要知识来源，而南宋类书对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逐渐下降，中古地理博物类杂记小说正逐步淡出南宋士人的知识结构。另一个相关例证，是秦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及曹魏吴普的《吴氏本草》，在巫医治疾共存的时代〔17〕，受重视服食丹药、求仙不死世风影响〔18〕，其中所辑录动植物、丹药矿物知识，带有明显的鬼神、方术色彩，以“鬼精物、蛊毒恶气”解释疾病成因，或以服药能如“神仙不死”等，体现出与地理博物小说相近的神仙方术色彩，故《本草经》卷下《虫兽部》上品“丹雄鸡”条云鸡头“主杀鬼”，鸡蛋“可作虎魄神物”〔19〕，《博物志》引《神仙传》亦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20〕松脂经数千万年形成琥珀，却非茯苓所化，此与鸡蛋化琥珀恐同为传闻异说。不过“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唐宋以后的各类《新修》《证类本草》中，这一色彩逐渐淡化，《本草》原有的草木虫鱼博物特征日益增强。体现在类书征引《本草》文献中，北宋初《御览》所引四百条中，此类神仙方术色彩仍较明显，卷九百八十六《部三》“芝下”条引《本草经》曰“食之身轻，不老神仙”，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桃”条引《本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卷九百八十八《药部五》“空青”条引《吴氏本草》曰“久服有神仙玉女来侍”等等。〔21〕至南宋本草“务在识真”的观念更受重视，本草博物知识进入儒学多识传统之中，乃是“天地间玉石，草木、禽兽、虫鱼万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亦穷理之一事”。〔22〕宋代儒医取代巫医的兴起，已将《本草》视为博物穷理之事，南宋类书延续了《本草》作为动植博物知识重要来源和良性互动的传统，表现出去神仙巫鬼色彩的新变。如《全芳备祖》所引《本草》频次居各家之首，却剔除神仙、鬼神之说，而皆为草木名称、种类、性状相关材料，不复中古博物草木述异色彩。

此外，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白居易及宋人孔传续辑之《六帖》，《御览》仅见一条《杂俎》引文，却是南宋私撰类书征引频次最高的文献。兼容博物笔记与志怪小说的知识杂俎类编文献，伴随着唐宋兴起各种文人笔记，笔记杂纂类文献已逐渐取代中古博物志怪小说，成为南宋科举类书编撰者更为直接的知识来源。文人笔记不断进入并成为类书重要的知识底色，改变了唐宋类书以缀缉博览、志怪逸闻提供统治者缀文御览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成为南宋士人科举教育、读书格物的穷理学问之具。南宋类书作为科举类书具有商I出版的特征，开始注重简单抄录前人类书以成书，相较前代表现出更突出的承袭现有文献，知识常识化、理性化特征。

总之，南宋士人私撰类书的知识体系中，中古神仙方术、志怪传奇类博物小说从中心走向边缘，而传统经史文献以及《庄子》等子部传统经典文献，则始终保持并不断凸显其作为宋人博物知识的基础性角色，这体现出宋代以降知识世界，真正超越《博物志》体系，逐步由方域、奇幻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多重知识图景，内转为历史、现实经验世界的单重图景，由鲜活生动的感受想像，转化为人文常识理性的辨析反思。

三、博物到格物：宋代类书博物学的知识追求

传统博物学，并非一个科学知识增长的体系，而是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学术史演进的知识基础。在早期中国，博物知识仍是天命观的一部分，鸟兽草木除了作为生产实践，包括饲养、驯化、祭祀、狩猎的对象，在精神文化层面，它们既是统治“权力的对象和媒介”〔23〕，政治运行和变化的象征，也是情感激发和文化道德教化的象征。所谓多识之学，目的在于通过博物知识认知社会政治、道德情感，并最终体悟天命价值所在。中古中国，随着权力符命和谶纬感应为核心的天命学说不断瓦解，从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神仙方术和异域传入的宗教观念，为战乱分裂时代的古人打开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域外、神秘、灵异世界。方术和宗教之士正是通过博物知识，引导世人相信并构筑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由此进入生命和精神的解脱安顿。宋代以后的近世中国，人文和理性的文化传统得以复兴，宗教的虚幻世界或者心性哲理化，或者进一步民间化，博物知识不再需要承担描述中古想像和异域世界的功能，而重归现实世界的常识自然，“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24〕物出于自然，有其自身道理，不附属于人类理性知识，从累积习俗经验中反复探究方能获知。不论是古籍所记载的博物知识，还是亲验实践所收集的自然之物，均加以经验合理的重新挖掘和求证。近古中国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只是一个合乎“理”的同一世界，自然万物与人是社会同处其中，博物学所要完成的不再是叙述多个不同的世界，而是印证一个普遍之理的世界。

宋学兴起之前的《御览》编撰时代，即有僧人赞宁的《物类相感志》，开启博物求理之先。释法道绍兴十四年（1144）《重开僧史略序》云：“观师所集《物类相感志》，至于微术小伎亦尽取之，盖欲学佛，遍知一切法也。”〔25〕在博学僧人看来，一切微术小伎皆法，欲穷究佛理，须遍知博物。北宋博物学家沈括于其《梦溪笔谈》中多处申辩当求天地自然博物之“常理”，物类中有“天理不可易者”〔26〕，而对前人文献博物之说“妄说”予以辨证。宋学兴盛之后，格物之学为博物学转向提供了思想学术指导。南宋类书则直接以格物为学，将博物知识作为穷理尽性的学术起点和基础，韩境宝v元年作《〈全芳备祖集〉序》言：“盈天壤间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则理存焉。《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27〕天地自然之物，各具其性，而天理即存于其中，认为其有人陈景沂的草木之学，尽录文献，乃“穷性理之蕴”，正是恢复孔门多识之训。“六经不语怪，宜吾圣人之门不及”〔28〕，这是南宋类书编撰者的普遍意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自后集始，每于条目之下先以总序概括议论，如“古今源流”、“历代沿革”、“舆地提纲”概述典章名物沿革源流，“事理发挥”总论人事性行。其别集卷二十一至九十四，则以“格物总论”或“格物丛话”总论名称、体态、性状等每一物自身相关知识，更直接表明博物穷理之旨。而此后分主题抄录前代四部文献以成类事、纂言结构，则是常识化、文本化的知识缀缉，真正展现宋人文化精神特质的，正是格物总论文字。博物学在格物穷理的思想框架下，获得了全新的知识图景：自然之物重归常识之境，为明清博物学朝向和接纳西学自然观提供了思想前提。

中古博物学总是偏向从“物”中体会和叙述其灵怪奇异之处，是对神怪和异域世界的发现。宋代博物学则将“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力图从中发现和印证“道理”的存在，物成为辨析和考证的对象，并借此试图厘清名称、性状。北宋博物学家苏颂以为“博物者亦宜坚考其实”〔29〕，与中古博物学坚持“发明神道之不诬”为“真实”不同〔30〕，宋人所谓考实，多指立足文献进行考证，沈括《梦溪笔谈》中也多博物考辨。类书考论名物，北宋已有先例，神宗时期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中有数条考草木虫鱼之原，如“牡丹”条：

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药，开元时，宫中及民间竞尚之，今品极多也。一说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刘公嘉话》云：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禹锡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b。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阳杂俎》曰：前史中无说牡丹，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除多牡丹。段成式检《隋种植法》，并不记说，则知隋朝花中所无。（下略）〔31〕

对牡丹花成为观赏植物及命名始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辨析。南宋类书的博物考证，包括直接考论和辑录考证两种，其中后者实为南宋类书普遍使用之考证方法，最为典型者为《群书考索》与《玉海》对典章名物及艺文目录的辑考，有所谓“辑考体”之说。〔32〕除《考索》、《玉海》外，南宋其他私撰类书仍有博物考证之例。前者如《备要》别集卷二十四《花门》“牡丹花”条“格物丛话”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论者以为花王。考之前史无说，自谢康乐集中始言。”考证花王之名始于谢灵运。别集卷九十四《虫豸门》“蝗”条“格物总论”：“蝗……或以为即螽当考。”〔33〕对蝗与螽的异同存疑。后者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花部》“牡丹”条，首先祖述古代异名，“一名鹿韭，一名鼠姑”（《本草》），“唐人^之木芍药”（《花谱》），再引《酉阳杂俎》证唐前牡丹花“有之久矣”，却“无牡丹名”，又引《太平广记》载“开元间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之牡丹”，正与前文构成所谓“事实祖”，推祖名称之始。牡丹花种植并作为药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神农本草经》中即有牡丹之名，南宋类书考证似乎不甚准确。不过作为观赏植物普遍种植，始于隋代前后，“牡丹”作为定名普遍被接受，大约在唐代。在这方面，《事物纪原》与《全芳备祖》相关考证不可谓无所得。又如后集卷六《果部》“枇杷”条，碎录云“（枇杷）或云：一名卢橘”，杂著引汉赋、宋诗话，皆称枇杷为卢橘，应该说各条文字前后是有一定逻辑印证关系的。此外，《备祖》也偶有直接考论辨析之语，如前集卷七《花部》“海棠”条杂著云：“惟紫绵色者谓之海棠，余乃棠梨花耳。江浙间有一种，柔枝长蒂，颜色浅红，垂英向下，谓之垂丝海棠，与此不同类，盖强名耳。”〔34〕作为《全芳备祖》“必稽其始”的事实“备祖”，其引文当不是随意无序为之，而是试图以节录引文，松散地构成对一物类编题的推原考证，以“究其本原”。这一辑录而考的编纂方法，正符合陈景沂对于天地生物“理所难知”部分的初衷：“常谓天地生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则与朝菌何异？”陈氏的知识兴趣和追求，正在于借此穷知“万物所以各正性命”。〔宋〕陈景沂编；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3-4页。郑樵《昆虫草木略》“牡丹”条亦云：“牡丹本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古亦无闻，至唐始著。”可见初“牡丹”之名，至唐始著的观点，在宋代士人中较为流行。〔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992页。从《梦溪笔谈》到《事类备要》的考辨求实，正是宋代博物学考证化、文献化的体现和结果。一定程度上，宋代博物学已不再停留于对殊方异物的平面铺叙，而是对自然知识和文献记载的纵深考述。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变了他们的博物知识追求方式。

四、结语

博物学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宋代类书博物部类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侧面。从唐宋时期士人博物学知识图景的演变，也可见北宋初期整体知识体系和结构，与中古时代较为接近，不啻为后者的总结，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则真正w现了新的学术范式和思考路径，以及与中古时代不同的知识图景。从类书所呈现的这些问题，或许从某个方面印证，“唐宋变革”的真正实现是在两宋之际。关于唐宋变革的时代问题，参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1期，125-171页。作为一般士人科举入仕之前的重要知识资源，在学术文化史、知识社会史视野中，南宋中下层士人的类书编撰，可以并且应当呈现出更多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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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宋〕高承.事物纪原〔M〕.金圆，许沛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551.

篇6

一、私家园林的概述

在历史上,游憩境域因内容和形式的不同用过不同的名称。 “园林”一词,见于西晋以后诗文中,如西晋张翰《杂诗》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句;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评述司农张伦的住宅时说:“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唐宋以后,“园林”一词的应用更加广泛,常用以泛指以上各种游憩境域。

私家园林是区别于皇家园林、宫苑、宫囿的园林。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有四大派系:北京私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岭南私家园林、皖南私家园林,这里所述的主要是江南私家园林。

二、南方私家园林的历史

私家园林的历史较为悠久,苏州园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秦汉以来在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有宫室的园林,又称宫苑。西汉时已有贵族、富豪的私园,规模比宫苑小,内容仍不脱囿和苑的传统,以建筑组群结合自然山水,如梁孝王刘武的梁园。茂陵富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反映当时已用人工构筑石山。园中有大量建筑组群,园中景色大体还是比较粗放的,这种园林形式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大动荡,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人口锐减,人民对前途感到失望与不安, 于是就寻求精神方面的解脱,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此时士大夫知识分子转而逃避现实,隐逸山林,这种时尚必然体现在当时的私家园林之中,其中的代表作有位于中国北方洛阳的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和中国南方会稽的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两者均是在自然山水形基础上稍加经营而成的山水园。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发展到写意。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隋朝私家园林的风格明显受到南北朝自然山水园的影响,采取了以湖、渠水系为主体,将宫苑建筑融于山水之中。这是中国园林从建筑苑演变到山水建筑宫的转折点。唐宋时期,社会富庶安定,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诗书画艺术达到了颠峰时期。文人造园更多地将诗情画意溶入到他们自己的小小天地之中。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诗人王维的铜川别业和作家司马光的独乐园。

唐宋时期,尤其是北宋,人们崇尚恬淡自然的风格,这一时期也以自然山水园为主。盛唐时期,山水画的大发展,出现了山水写意园。这些园林创作反映了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是在充分认识自然美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来造景、借景而构成优美的园林境域。这一时期园林艺术总的特点是,效法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极富诗情画意,形成人们所说的写意山水园。在具体造园的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创造美好的园林意境,造园中很注意引注泉流,临水又置以亭、榭等,注意划分景区和空间,并力求建筑的造型、大小、层次、虚实、色彩并与石态、山形、树种、水体等配合默契,融为一体,具有曲折、得宜、描景、变化等特点,构成园林空间犹如立体画的艺术效果。

到了宋代,造园中已非常注意利用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的植物,并注意四季的不同观赏效果。临水植柳,水面植荷渠,竹林密丛等植物配置,不仅起绿化的作用,更多的是注意观赏和造园的艺术效果。园林建筑的造型到了宋代,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木构建筑注重相互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并用预先制好的构件成品,采用安装的方法,这在宋代是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木构建筑的顶峰时期。此时不仅有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有了专门造假山的“山匠”,为我国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发展,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才是园林的真正创造者。唐、宋时期打下了非常厚实的造园艺术基础,使得我国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元朝在园林建设方面不象宋朝,没有多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大都和太液池。元代私家园林也有所建,但是并不多,如苏州的狮子林等。主要的风格和造园的特点跟唐宋有些相似,但与宋朝园林在各个方面都不能比拟,要逊色很多。(图1 狮子林)

明清时期,私家造园之风兴盛,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意境达到了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的有机统一。尽管此时私家园林多为城市宅园,面积不大,但是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却营造出了无限的境界。正如清代造园家李渔总结的那样:“一勺则江湖万里”。此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私家园林,其共同特点在于选址得当,以假山水池为构架,穿凿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朴实自然,托物言志,小中见大,充满诗情画意。这时期著名的南方私家园林有扬州的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上海的豫园(图2 豫园)等。

明清的私家园林略有不同,明代宅园风格继承了唐宋写意山水园的传统,着重于运用水景和古树、花木来创造素雅而富于野趣的意境,因景而设置园林建筑,并巧于借景。清代乾隆以后,宅园中建筑增多,趋于繁琐富丽,和明代风格迥然不同。

中国南方私家园林的特点非常明显,从水池大小来看,南方私家园林因基地水源丰富而水面较大。从假山材料来看,南方私家园林选用的是太湖石;从园林建筑外观造型来讲,南方园林建筑空灵、飘逸,屋角起翘很大(图3)。从植物材料上来看,南方私家园林中常以梅花、玉兰、牡丹、竹子、榆树、芭蕉、梧桐等为主要树种。从色彩构图上讲,南方园林则是以灰瓦、粉墙、琼柱、棕门窗、灰白石、绿树为特点,色彩清雅,柔和。私家园林的成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与封建权力之间持久的冲突与融合。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原也是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腐败总令信奉礼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形成与儒家五行学说比较形式化的天地观相对立的、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天地观念,因此园林中的山水不再局限于茫茫九派、东海三山;又由于封建权力和礼制的打压,私家园林的规模与建筑样式受到诸多限制,这正好又与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思想相吻合。

自南北朝时期起,私家园林就自觉地尚小巧而贵情趣,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情趣和构园的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儒家知识分子有“道不明则隐”的清醒选择,于是他们需要一个能与封建权力分庭抗礼的环境,使他们在简朴的生活中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已可直接与天道相通,而不必假皇权的申介了。这当然也是符合他们的人生社会理想的好去处。他们在小小的园林(勺园、壶园等)中“一瓢饮,一箪食”,乐而不改其志,坚定地等待着。失意的士大夫们便可“文酒聚三榴,晤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纺,卧游边,山山水水”了。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不仅建筑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单体建筑量不大,屋面常用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不施彩画等,然它们的淡雅精深,其中文学艺术作品(檀联、勒石、诗词书画)之多和寓意之深刻,是皇家建筑所不能比的。

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后来为皇家所吸纳,一些宗教寺庙,尤其汉传佛教寺庙的营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一些儒家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地方官,也适时修建一些郊野公共园林或少量园林式建筑,供市民踏青登高赏景之用。这种园林或建筑就更与私家园林气味相投了,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形成就与著名诗人坡两度在此为官,曾先后疏浚西湖,筑苏堤,修石灯塔,造各种亭台,并留下大量赞美西湖的诗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了解私家林之美,可进一步懂得中国园林之妙,并直观地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另一个重要一面。

我国的古典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中常包容了许多小庭院落,从整体看,它们是全园有机组成部分,但仅小院而言,又是各自独立,自成一个体系的完整环境。这样的小院大多为粉墙包围,主体建筑之前采用花街头铺地,周边布置花木山石,能造成一种静谧的气氛。另一为墙角屋隅的花石点缀。最常见的是贴墙布置的花台。台脚用块石自然堆叠,其上植栽花木,辅以石峰,犹如一幅天然图画。更简洁的仅芭蕉一叶,修簧几株,顽石数块而已,虽然景物不多,但十分清新、雅致。

三、江南园林的艺术特点

第一,叠石理水。江南水乡,以水景擅长,水石相映,构成园林主景。太湖产奇石,玲珑多姿,植立庭中,可供赏玩。宋徽宗营艮岳,设花石纲专供搬运太湖石峰,散落遗物尚有存者,如上海豫园玉玲珑,杭州植物园绉云峰,苏州瑞云峰。又发展叠石为山,除太湖石外,并用黄石、宣石等。明清两代,活动于江南地区,对园林艺术贡献甚大。今存者,扬州片石山房假山,传出石涛手。戈裕良所叠山,以苏州环秀山庄假山为代表,今尚完好。常熟燕园黄石湖石假山经修理已失旧观。

第二,花木种类众多,布局有法。江南气候土壤适合花木生长。苏州园林堪称集植物之大成,且多奇花珍木,如拙政园中的山茶和明画家文徵明手植藤。扬州历来以莳花而闻名。清初扬州芍药甲天下,新种奇品迭出,号称花瑞。江南园林得天独厚和园艺匠师精心培育,因此四季有花不断。

江南园林按中国园林的传统,虽以自然为宗,但绝非丛莽一片,漫无章法。其安排原则大体如下:树高大乔木以荫蔽烈日,植古朴或秀丽树形树姿(如虬松,柔柳)以供欣赏,再辅以花、果、叶的颜色和香味(如丹桂、红枫、金橘、蜡梅、秋菊等)。江南多竹,品类亦繁,终年翠绿以为园林衬色,或多植蔓草、藤萝,以增加山林野趣。也有赏其声音的,如雨中荷叶、芭蕉,枝头鸟啭、蝉鸣等。

第三,建筑风格淡雅、朴素。江南园林沿文人园轨辙,以淡雅相尚。布局自由,建筑朴素,厅堂随宜安排,结构不拘定式,亭榭廊槛,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而以清新洒脱见称(见图4)。

这种文人园风格,后来为衙署、寺庙、会馆、书院所附庭园,乃至皇家苑囿所取法。宋徽宗的艮岳、苑囿中建筑皆仿江浙白屋,不施五彩。清初营建北京的三山五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有意仿效江南园林意境。如清漪园的谐趣园仿寄畅园,圆明园的四宜书屋仿海宁安澜园;避暑山庄的小金山、烟雨楼都是以江南园林建筑为范本。这些足以说明以蕴含诗情画意的文人园为特色的江南园林,已成为宋以后中国园林的主流。北方士大夫营第建园,也往往请江浙名师为之主持修建。

第四,我国古代南方私家园林代表了各个朝代文人士大夫的的思想意识,代表了他们心底的愿望――追求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朱建宁:《中国传统园林的现代意义》,《广东园林》,2005年第4期。

2.李玉堂,方茜:《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中的名称文化初探》,《新建筑》,2005年第5期。

3.方茜:《岭南私家园林中的景名文化》,《中外建筑》,2004年第4期。

4.汪峰:《中国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造园艺术的比较》,《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5.张承宗:《六朝时期的江南园林》,《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周海星,朱江:《明清时期江南与岭南私家园林风格差异探源》,《南方建筑》,2004年第2期。

篇7

【摘 要】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璀璨明珠，宋诗亦是中国诗歌的高峰。两者之间因时代先后必然有着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本文从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认为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且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继而引出宋人学唐现象之普遍这一观点，再以黄庭坚学杜为例分析宋人对于唐诗的继承及创新。最后得出此现象是符合继承与发展这一艺术规律的这一结论。

【关键词】崇唐心理；黄庭坚学杜；继承及创新

一、宋人学习唐诗的崇拜心理

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对后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宋人集体无意识地接受着唐诗的影响，隐约地延续着唐诗的脉搏。他们对唐人难免有着崇拜心理，因而常将今人之诗与唐人作比较，这在大量的宋记中可以发现。文莹《玉壶清话》中：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其中就将郑毅夫诗歌与李白、杜甫之格相比，于此只言片语中便能看到其集体的无意识的火花。不仅如此，宋人自比为李白、杜甫及唐人的现象，更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欧阳修《归田录》中：予尝在福州见山僧有朋有诗百余首，其中佳句……不减唐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这都清晰地反映出了宋人对唐诗潜意识地接受。

在接受唐诗的过程中，宋人也清晰地看到了唐诗的优点。在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正是宋人对于唐诗的极大肯定。从具体诗歌来说，宋人认为唐诗写得十分之妙，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试笔》“余尝爱唐人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 这无不体现出欧阳修对于唐人温庭筠的欣赏之情。此类宋人赞赏唐诗之例更是不胜枚举。

正是由于宋人对唐人的崇拜心理和对唐诗的肯定，使得宋代学唐现象十分普遍。

二、宋人对唐诗的模仿及创新

宋代诗学思潮的演变，自始至终便是在如何选择唐诗典范的过程中推进的。由宋初的学白乐天，转而学李商隐，或者学贾岛、姚合，再进一步去学韩、学杜，最终树立起韩愈、杜甫为宋诗的最高典范。在宋初诗坛上有着诸多诗歌流派，这些流派都各领，但其共同特点都是师法唐诗，同时也是在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尽管师法的对象与探索的方式有所不同，最终却都不可避免地落入唐人的窠臼之中，可谓“青出于蓝而未胜于蓝”。然而，他们的探索并非没有意义，也并非纯粹的模仿。

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陈师道、秦观、张耒等诗人在苏轼影响下活跃于诗坛，被称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崇杜学杜，迎来了宋代诗人学杜的第一个。黄庭坚学杜，更是宋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因而以黄庭坚学杜来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模仿及创新是再恰当不过了。对于黄庭坚学杜，其实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失败的。魏泰就曾批评黄庭坚“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临汉隐居诗话》）张戒也说他未得子美之精髓。认为其只知从形式上学杜而不能得其精神实质的片面性。严羽则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对此，傅明善先生认为持此论者可谓代不乏人。然而，正是这些对苏黄诗风有异于唐人风致所表示的不满言论，却恰恰给我们提示了苏黄在变创唐宋诗歌风貌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即使是苏黄与唐诗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背离，而是继承与发展，推陈出新的关系。对于此说法，本人十分认同。正如黄庭坚说的作诗要有所创新，“听他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甚至于逆传统而动，“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石林诗话》）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宋人自己的个性旗帜。

黄庭坚学杜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对杜甫诗歌的继承和创新。根据黄庭坚本人的论述，他对杜甫的继承主要在于句法。《冷斋夜话》卷一记载“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 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段话说明黄庭坚学少陵，就是想尽量做到 “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他学的是杜甫的表达方法，不是诗歌内容。黄庭坚对杜诗的继承和创新是基于对杜诗的正确认识。《后山诗话》记载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所以不工耳 。”这也恰恰表明了山谷学习杜诗是有选择地学，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其创作方法。

另外，近人往往认为黄庭坚尊杜仅仅着眼于杜诗的句法与用典，而对于其思想方面很不重视，其实这是一大误解。实际上，他是很注重杜甫的思想精髓的。如元丰二年三十五岁时所作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样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报遗编校舛差。” 由此可知黄庭坚在杜诗中品味到了“忠义”精神。可见，黄庭坚首先注重的是杜诗所继承并发扬的《诗经》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忠君爱国的情怀。他在晚年时期还教导后学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言。”（《潘子真诗话》），“忠义”二字在此处更是有了十分深刻的表现。黄庭坚学习杜甫，绝不是仅仅看到了“无一字无来处”和“点铁成金”，更包含了深刻的思想。虽然黄庭坚在实际创作中没有像杜甫那样表现出“一饭而未尝忘君”的忧国忧民思想，却也写出了像《流民叹》和《书摩崖碑后》这样的刺世之作。

其实，杜甫的精髓就在于学习前人却不模仿前人，自成一家，而黄庭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恰恰是学到了杜甫学习前人却不模仿前人的独创精神 。清人袁枚说：“古之学杜者，无虑数千百家，其传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义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后村、放翁，谁非学杜者？今观其诗皆不类杜。”（《与稚存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一）这也正表明了上述观点。因此，用莫Z锋先生在《江西诗派研究》论及黄庭坚对前人诗歌艺术的继承时所说，黄庭坚学习杜甫，就重在从杜诗中得到某种启发而有助于自己的创新，所以黄诗是黄诗，并不类似杜诗。因而，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纯粹模仿这一说了。

在此暂且表达我的观点：学习前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借鉴遗产是为了推陈出新。因而山谷学杜而不似杜，正是其成功之处。这种学习是琢磨艺术品的创作途径而非复制艺术品的学习，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创造更多成就的学习。

参考文献：

[1]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

[2]刘叶秋《历记概述》北京出版社， 2003年.

[3]傅明善《宋代唐诗学》研究出版社， 2001年.

篇8

[关键词]元代散曲；宋词；诗体嬗变

[作者简介]盘莉娜，广西大学文传学院2005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34－04

从唐诗发展到宋词，又到元曲，虽然反映了诗体嬗变的历程，甚至有视之为诗体递次解放者，但是，不论词抑或曲，都不曾得到有如诗那样的充分发展，这一文学史上的遗憾早已为前贤所道破。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便指出：“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本亦有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像诗一样的浩翰，而自《花间》以后，大都类似清溪曲涧，虽未尝没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而壮阔的波涛终感其不足。”词的发展中间，尽管也曾出现过苏、辛那样的大家翘楚，振起雄风，然而，作为词坛总的气脉，总是囿于花前月下，太多阴柔之美而太少阳刚之气。这固然反映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卵翼下的文人难得做出大文章的普遍心态，但因此内容得不到更广阔的开拓、形式得不到更充分的利用，也就成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定格”。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也就这样形成并延续了下来。

一、曲为“词余”?

元代的曲，又被称作“乐府”，或“北乐府”，包括剧曲和散曲。不过，剧曲并不属于抒情性文学而是戏剧剧本，且已有了“元杂剧”的专称，就不在本文谈论之内。从音乐意义来说，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在以前的文艺类型中，散曲和词的关系最密切，体制也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但散曲和词的差别又是很大的。因此，说及散曲的兴起，首先要考虑的是词的情况。词原来也是民间的歌曲，发展成为文人文学的样式以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如前所述，宋词主要有两种路数。一路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写得自由奔放，音律上不很讲究，这一路实际是朝着脱离音乐而成为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另一路则保持委婉的抒情风格，在音律和修辞上精益求精，到了南宋姜夔、、王沂孙、张炎诸人手中，填词成为一种高深的专门学问，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当然也不合适于民间的演唱。到了元代，由于不能适应音乐的变更，词基本上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单纯的书面文学创作。

而与此同时，民间对娱乐歌曲的需要并没有中止，在宋代，实际上仍有许多俗谣俚曲在流传。而民间文艺的特点，就是能够顺应各种变化，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原则。从金人入主中原到元人统一全国，异族的音乐大量流人，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便与这种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这就是所谓“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在北曲酝酿成熟的过程中，金代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对于音乐的整理定型和文字表达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这种随子一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唱词；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并由于文人的参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现存最早的可以正式称为“散曲”的文人作品出于金末名诗人元好问之手。到了元代，众多的文人加入进来，于是形成散曲的繁盛。世称唐诗、宋词、元曲，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作为抒情言志的文学手段，只有散曲才与诗、词一脉相承。

散曲兴起于金末。金亡之后，蒙古大军统治了北中国，散曲以其语体化的通俗直白的鲜明特色，更深得落魄文人的青睐，一时间名家辈出，佳什纷呈，显示了这一诗坛奇葩的勃勃生机。它犹如一支彩笔，或大写意或小工笔，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描摹出一代读书人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愤懑心态。今天看来，它相对地缺少正面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是，表现形式的解放和抒绪的强烈，它所达到的韵文发展史上的新的高峰，又是毋庸置疑的。而这又几乎形成了散曲成就的“定格”。宋、金而后，随着散曲作家活动中心的南移，接受南宋词风的影响，曲而趋于词，俗而趋于雅，复成倾向。试读晚期一些名家的散曲之作，不用衬字，依谱填曲，已经与词难于分辨了。于是，对散曲这一新诗体来说，解放变成了束缚，发展变成了回归，重新钻入艺术的死胡同，以致出现今日度曲更难于填词这样的在韵文发展史上极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散曲在后期的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丝毫不影响其前期所取得的成就的光辉。元人散曲的成就不在后期向词的回归，而恰恰在于前期从词的格套束缚中挣脱出来、最终形成与词全然不同的新诗体。这有代表性的新诗体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于以往诗体的审美特性?

二、曲“俏”：俊俏畅快，俏皮滑稽

相对诗来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是李清照的话，指的是在取材、情致、出语、铺叙等方面，词都不同于诗，且为人所未道。同样，相对词来说，曲也“别是一家”，举凡上述一些方面也都应与词有所区别。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话中虽另有寄托，然而他所强调的，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气”的元代曲家的作品有着与传统诗词完全不同的品位，则又是明白无误的。

仅从格律上看，曲虽与词均为长短句，但于格式之外可以加衬字，韵脚可以平仄通押，又不避重字重韵，更近于宽泛灵活的口语，与词的区别是明显的。散曲的语言风格，与词更有明显的不同。词也有写得通俗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精雅；散曲也有写得精雅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通俗。分析起来，散曲的用语写法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大量运用俗语和口语，包括“哎哟”√“咳呀”之类的语气词。这正如凌蒙初《谭曲杂札》所说的“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二是散曲的句法大都比较完整，不大省略虚词语助之类，句与句的衔接也比较连贯，一般在精炼含蓄方面不太讲究。在诗词中很常见的省略语法关系而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脱联接的写法，在散曲中比较少见。三是散曲(尤其是前期作品)常常通过一个短小的情节写出人物正在活动着的情绪。不仅套数，小令也是如此。这种写法带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比诗词更显得生动。

上述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的特点，形成散曲活泼灵动、浅俗坦露、使得欣赏者毫无间隔感的总体风貌。这样，一首散曲的涵量会比较小，欣赏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对诗意加以再创造的余地也比较小，

但它在宣泄情感和娱乐方面的功能却加强了。这是由通俗文学的性质决定的。市民阶层对文艺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娱乐性，以闲暇的消遣和情绪的宣泄来消解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紧张。以一首无名氏的《塞鸿秋・村夫饮》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特征：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

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的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繁盛的文学样式，原因固然也有多种，譬如它的新鲜感，它和杂剧的亲缘关系(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杂剧作家)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元代文人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而与市民社会接近，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时，散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其思想情感的工具；他们的世俗化的、纵恣而少检束的人生情怀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像王和卿的名作《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蝴蝶这一诗词文学的常见意象，在这里作为文人放狂个性的象征得到夸张、诙谐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者情绪欢快奔畅的律动。通常，蜂蝶采花是男女风流情事的暗喻，但这首曲子给人主要的感受毋宁说是生命力的扩张。它和传统诗词中常见的矜持、蕴藉实是大异其趣。

不过，仅此尚不能把曲与词完全分开，而曲的特点似也不只于此。读者之所以读曲与读词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总应还有更为潜在、更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存在，那就是曲所独具之妙，或者说曲所特有的倾向和神韵。探索这一奥秘者，代不乏人。

“论曲之妙无它，不过二字足以尽之，日能‘感人’而已。”这是明末清初曲家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的说法。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这是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的观点。 他们对元曲奥妙的揭示无疑都是对的，但也都如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感人”，那是文学创作的功效；“自然”，那是文学创作的追求。元曲虽然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取得这样的效果，而达到这样境界、取得这样效果的却非元曲所独能。

倒是第一个把元曲用韵的实际情况做了科学归纳的元代著名曲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的自序中的一段话较为中肯。他在概述“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仁甫)、马(致远)所作曲的共同特色时指出：“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守自然”、“通天下”，肯定了元曲用语的通俗直白；一是“字畅语俊”，肯定了元曲用情的俊俏畅快。前者通俗直白，是就表现手段而言；后者俊俏畅陕，则是就表现神韵而言，可谓别具只眼，一语中的。

前文提到“诗庄词媚”之说，意思是诗用以庄重言志，其韵致较为郑重严肃；词用以妩媚抒情，其韵致较为细密缠绵。那么曲呢?倘或也用一个字来表示，该用什么字更合适呢?笔者想选用“俏”字。“俏”固然指俊俏，而这俊俏畅快更表现为俏皮。幽默、诙谐，玩世不恭、正话反说，乃至寓庄于谐，都是“俏”字的应有之义特有之义。如此“一言以蔽之”，也许自不免以偏概全，失之片面，但也不会认为元人散曲的每一首都能在“俏”字上对号人座，不过是想把元曲那种在尽情尽致、通俗直白的宣泄之中，或多或少总要拐弯抹角地表现出“俏”的灵气这一点加以强调罢了。夸张一点地说，有元一代之散曲创作，竞形成“无俏不成曲”的局面，并被奉为曲之正宗。散曲在明清两代虽未在诗坛成大气候，但从散曲大家明的陈铎、清的孔广林将自己的散曲集各自命名为《滑稽余韵》《温经堂游戏翰墨》的取意看，也是视幽默滑稽、游戏笔墨为散曲传统的。至20世纪60年代初，当代散曲大家赵朴初先生所著之《某公三哭》，嘻笑怒骂，把曲之“俏”发挥到了极致，因之名噪一时，更是深谙元人散曲三昧的明证。

三、元曲之“俏”时代胎记

形成元曲的“俏”的这一独特神韵，绝非偶然，它是由其作者群――元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境遇所决定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蒙古大军于公元1234年灭了金王朝，统一了北中国。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破坏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造成社会秩序的异常混乱，人民陷于水火之中，而其中的知识分子更几乎遭致灭顶之灾。在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作“士”，向居“四民之首”，他们自己也有着超人一等的优越感。自隋唐兴科举取士，即使庶族百姓中的读书人也有跻身统治阶层的机会，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了时代的宠儿。到了蒙元时代，这一切竟成了难圆的旧梦。窝阔台太宗九年(1237)，沿袭金朝旧制，曾举行过一次科举，随后即行废止，直到仁宗延二年(1315)方始恢复。七十七年间科举不兴，这几乎断送了几代读书人的谋生之路、进身之阶!所谓的“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马致远《荐福碑》杂剧一折)，所谓的“天丧斯文也，今日个秀才每逢着末劫”(宫大用《范张鸡黍》杂剧二折)，所谓的“嗟乎，卑哉!介乎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虽是愤激之词，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切身遭际。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在读书人那种生不逢时、愤世嫉俗的情绪亟待抒发之时，恰有一种新兴的诗体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就是在宋、金时代已经流行于民间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复融人“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终而形成的散曲。这种“新声”较之诗词更便于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绪，“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纡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元曲》)。由此可见，散曲之所以能够在蒙元统治时代的前期迅速形成规模，读书人借其鸣不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虽说重要，也只是元人散曲兴盛的一般性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元代读书人又给散曲这一新兴文体注入了些什么样的新因素，这一新兴文体又展现了元代读书人的怎样心态。

特殊的时代酝酿着特殊的情绪，特殊的处境也决定着特殊的处世态度。历代知识分子都将孔老夫子的教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奉为立身之本，其中也还保留点洁身自好、自视清高的姿态。然而在蒙元时代，因着读书人遭到彻底的遗弃，这一套就行不通了。“仕”既无路，“卷而怀之”也不得自专，对此，就连当时的大儒元遗山也不禁发出“穷通前定，何必苦张罗”(小、令[双调・骤雨打新荷])的哀叹。现实的严酷、命运的失落，逼迫得广大读书人的人生取向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活灵活现于散曲的名篇佳什之中。既然人世不成，索性避世隐居，“官品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关汉卿(双调・碧玉萧])。既然用世不成，索性自暴自弃，“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莺花”(马致远[大石调・青杏子]《悟迷》)。既然仕途艰险，索性全身远祸，“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贯云石[双调・清江引])。既然世情浇薄，索性与世无争，“指鹿做马，唤凤做鸡，葫芦今后大家提，谁想别辨个是和非”(周文质[越调・斗鹌鹑]《自悟》)。既然不容于世，索性我行我素，“闲讴乐道歌，打会清闲坐，放浪形骸卧。人多笑我，我笑人多”(乔吉[双调・殿前欢])。不仅于此，他们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公然发出“许大乾坤，由我诙谐”(孙周卿[双调・蟾宫曲]《自乐》)这样的调侃人生的宣言。凡此无不反映出当时读书人的特殊情绪和特殊处世态度。总之，从元人散曲的创作实际看，少的是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多的是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于蝇营狗苟之中追求“闲适”，于浑浑噩噩之中标榜“悟迷”，从而最终形成了元曲的寓庄于谐，在俏皮里透着几分凄苦、在悲愤里含着几分自嘲这样一种迥别于诗词的独特的倾向和神韵。

篇9

我国古代的文学鉴赏，不管文论、诗论、诗话、词话，还是札记、评点，不仅写出了鉴赏者的艺术感受，提出了一些精当的见解，而且都很注意语言的精警凝练、形象生动，珠圆玉润，晶莹璀璨。因此，鉴赏文字不仅给人以理性的启迪，而且它本身就给人以审美享受。概括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语言运用，有如下特点。1.善于比譬我国古代的理论家较之西方长于形象思维，像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文字也多用比喻、寓言以表现抽象的道理，形象生动，使人觉得可感易懂，文学理论著作同样广泛运用比兴手法，使人产生联想，并深谙其中的道理。如说对各个诗人品评的感受，宋代敖陶孙的《癯翁诗评》曰：魏武帝（曹操）如幽燕老将，气势沉雄，曹子建（植）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照）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灵运）如东海场帆，风日流丽，陶彭泽（渊明）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维）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应物）如园客独坐，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牧）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居易）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稹）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禹锡）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雪，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愈）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贺）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郊）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乡伙，酬献秩如，时有恢气；柳子厚（宗元）如高秋独眺，霁晚孤炊；李义山（商隐）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非要适用。

本朝坡（轼）如屈注天汉，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阳修）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荆公（王安石）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山谷（黄庭坚）如陶弘景祝诏入宫，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观）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苏舜卿）如九皋独唳，深林孤劳，冲寂自妍，不求赏识；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迁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见《癯翁诗集序》）敖陶孙谈及魏晋唐宋二十多家诗人，如要详加说明，非长篇累牍不可，而只三言两语，勾勒出不同诗人作品的独特风貌。作者善于比譬，有的以特定人物相比。如“幽燕老将”、“三河少年”、借以说明其“气韵沈雄”、“风流自赏”。有的以特定事物相比，“缕冰雕琼，“流光自照”。“百宝流苏，千丝铁网”，使人缘此而联想诗境。有的以特定景物相比，如“东海，风日流丽”、“洞庭始波，木叶微落”，使人由此情境推及诗的意境。有的以历史人物为比，也有的以特定状态为比。

总之，所用比喻都形象生动，贴切自然。对一个时期作品的品鉴，有时也以比述意。明代谢榛谈初唐、盛唐各个诗人不同修养时说：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古雅如瑶瑟朱弦，壮丽如层楼叠阁，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文学所养之不同也。（《四溟诗话》）“雄浑”、“秀拔”、“壮丽”等词比较抽象，用“大海奔涛”、“孤峰峭壁”、“层楼叠阁”的具体形象一比，则给人以实感。这种形象化的语言，一方面为概括语，如“雄浑”、“秀拨”作了注脚，另一方面与诗作相映照，激活人的想象，沟通联想渠道，有着举乎此而概乎彼、举乎少而概乎多的效果。如果采取释义诠解法，如刘勰讲“壮丽”“：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讲“新奇”：“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文心雕龙·体性》）显然是大异其趣的。2.精于概括古代文学鉴赏中，往往对某一作家或作品，以简洁的语言或个别字词予以概括。这种概括，犹如提纲挈领，使人极易把握客体的个性恃征。

如明代胡应麟概述各种文体的作品时说：国风雅颂，温厚和平；《离骚》、《九章》怆恻浓至；东西二京，神奇浑璞；建安诸子，雄赡高华；六朝徘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调，清圆秀朗：此声歌之各擅也。（《诗薮·内编》）胡应麟概括了历代“诗格”的特点，并说明其缘由：“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水为宗；古诗之妙，文艺春秋48江海纵横2009年第4期古代文学鉴赏的语言艺术徐应佩我国古代的文学鉴赏，不管文论、诗论、诗话、词话，还是札记、评点，不仅写出了鉴赏者的艺术感受，提出了一些精当的见解，而且都很注意语言的精警凝练、形象生动，珠圆玉润，晶莹璀璨。因此，鉴赏文字不仅给人以理性的启迪，而且它本身就给人以审美享受。概括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语言运用，有如下特点。

善于比譬我国古代的理论家较之西方长于形象思维，像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文字也多用比喻、寓言以表现抽象的道理，形象生动，使人觉得可感易懂，文学理论著作同样广泛运用比兴手法，使人产生联想，并深谙其中的道理。如说对各个诗人品评的感受，宋代敖陶孙的《癯翁诗评》曰：魏武帝（曹操）如幽燕老将，气势沉雄，曹子建（植）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照）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灵运）如东海场帆，风日流丽，陶彭泽（渊明）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维）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应物）如园客独坐，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牧）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居易）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稹）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禹锡）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雪，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愈）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贺）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郊）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乡伙，酬献秩如，时有恢气；柳子厚（宗元）如高秋独眺，霁晚孤炊；李义山（商隐）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非要适用。本朝坡（轼）如屈注天汉，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

篇10

这是一本有历史文化的宏观叙事,有乐象舞容的微观摹写,还有精美图像穿插其中的赏心悦目之学术著作。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要塞。高德祥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艺术、风俗等时空背景切入,对两千多年来敦煌乐舞的生成、发展、变化、融合作了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的论述。

气度恢弘的敦煌石窟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735个洞窟、西千佛窟15个洞窟、瓜州榆林窟42个洞窟、东千佛窟5个洞窟、肃北五个庙5个洞窟,高德祥亲临其境对总共802个洞窟,反复认真地予以观、考、思、察,还要把宏伟浩繁的敦煌壁画的乐舞内容形式理出头绪,其研究工作之纵深难度可想而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精诚钻研,思接千载,通贯中外,终获洞见。

高德祥的《敦煌古代乐舞》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以壁画的乐舞图像资料为主,叙、考、论、述;下卷以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资料为主,研、探、疏、证,涉及古代乐谱、舞谱和绢画等。他精选不同时代、风格、形式的典型图像380多幅,可谓洋洋大观!

作者在东西文化交融史中,不仅对壁画中的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化生伎乐、不鼓自鸣乐等一一详细论说,同时还探讨了一些颇有意味的理论问题,如佛教与乐舞的人类生活历史关系、壁画乐舞的虚实关系、乐舞对称的美学理念。对经变乐舞、世俗乐舞、童子乐舞、“西凉乐”、“鸟歌万岁乐”,敦煌遗书中的音乐文学、傩与悉磨遮,遗画中的乐舞、古代的乐教、著名的音乐家也都有所论介,图文相映互补、古今参照互证,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高德祥在书中对壁画中的打击乐器、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拉弦乐器也一一作了若干考证。除当今常见的几十种民族乐器外,还拈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乐器,如唐宋时期的凤首笛、义觜笛、篪、底箫(排箫之一种)、凤首箜篌、花边阮、手鼓、双鼓、书鼓、都昙鼓、毛员鼓、差头鼓、钲鼓、磬(钵状体)、音叉(非现代定音器),还有西夏壁画中的三弦、二胡、中胡、板胡等,有的乐器在历史文献中或语焉不详或了无记载。只有从对图像的观研中有所发现,起到对传统乐舞史的补遗充实作用。琳琅满目、千姿百态的乐器可使我们对古代“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乐舞情景增加新的感性直观认识,有助于整体理性把握。

本书载录了敦煌遗书中的琵琶谱和舞谱,并对多家解读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概述,同时也探讨了译解乐舞古谱的方法论问题。他指出“敦煌琵琶谱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愿我们不要把真的东西再搞成假的,这不仅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也有愧于我们的后代。”真哉斯言,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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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自;艺术歌曲;风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056-01

一、黄自生平介绍

黄自，1904年3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现属上海市），1938年5月9日病故，年仅34岁。黄自留下的作品共有一百余首，其中就是多首是他回国后在近八年时间里创作和改编的。他的音乐创作题材多样，涉及交响音乐、室内乐、清唱剧、合唱、重唱和艺术歌曲等，而已声乐作品为主。黄自的管弦乐《怀旧》是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引用钱仁康先生评价是“….初试锋芒，就才华毕露，充分显示了他长于抒情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特点”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词，1932年）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1934年与萧友梅等创办了《音乐杂志》，艺术歌曲主要有《思乡》、《春思》、《玫瑰三愿》等。

二、艺术歌曲

（一）艺术歌曲概述

艺术歌曲是一个外来词，最早产生于德奥，是由德语Kunstlied翻译而来，关于其定义国内外有不同的阐述，《中国大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关于艺术歌曲的描述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一种抒情歌曲，通称艺术歌曲。其特点是歌词多半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段及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主要地位。”

（二）艺术歌曲的特征。1.诗与音乐的结合。一般的艺术歌曲都是采用文学性丰富的诗作，因此艺术歌曲通过诗词的含义及原诗的押韵与否等进行创作，歌曲所呈示的是作曲家对诗歌的主观看法。2.结构精致。艺术歌曲一般短小精致，是一种精华之后的音乐小作品，在聆听或演唱时要特别注意细节，因为每个字、每个音都有原诗作者特意的安排及用意。3.要求演唱者就有较高的演唱技巧与艺术修养。

三、黄自艺术歌曲创作的风格特征

黄自的艺术歌曲数量虽然只有屈指可数的九十二首，可里面却融合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性。

（一）旋律的抒情性。黄自先生所作的艺术歌曲大多是选自唐宋古典诗词以及同时期的诗词来作为歌词的，歌曲《玫瑰三愿》就是在中国处于战乱时期有感而发所作的一首反应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作品。

这首歌曲生动刻画了一位弱女子不甘命运的安排向往憧憬美好的生活，并且希望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关爱。音乐旋律委婉，词曲紧密结合，触景生情，精细的力度速度安排都为演唱作品的歌者提供了发挥歌唱技巧的良好条件，此作品是一首小提琴协奏，伴有钢琴伴奏的抒情独唱歌曲，并在这首独唱曲中黄自先生做到了使音乐的意趣、节奏、句法等等一一与歌词吻合，同时还利用和声伴奏将情感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黄自先生在旋律上的巧妙配合，使此作品更加显得活灵活现，抒情的旋律，拟人的修辞，都不难看出黄自先生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因此才使得后人对此类抒情作品产生深深的喜爱。

（二）歌词的文学性。音乐与诗词都是表达人物情感的一种艺术题材，但是想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黄自先生所做的《花非花》一曲中就充分体现了歌词的文学性。其中歌词“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就是“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并且加上优美的旋律也非常自然的形成了由平向高的一个变化趋势，另外“夜半来，天明去”是“仄仄平，平平仄”从中不难看出此歌曲的声韵和旋律的结合，更加准确的表现了我国的诗歌语言所富有的音乐性质，也突出了一定的民族特色韵味。

（三）内容的深刻性。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是其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代表了他本人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有大部分的作品多以古诗词为题材，更加进一步的体现了文化的深刻性，并且也能进一步渲染其艺术作品的内容，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社会背景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因此这个时期的艺术歌曲在内容上不应该仅仅的局限于对中国古代的诗词文化的一个体现，而具有了一种抒发现实的一种体现。

四、研究黄自艺术歌曲创作风格特征的意义

黄自先生是我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好多作品流传至今，经久不衰成为经典。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专业音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我国现阶段的艺术歌曲创作缺乏生机，不被重视，课堂教学缺少民族性教材，笔者希望通过研究黄自先生艺术歌曲创作风格特征的这一角度，探究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发展历程，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1]赵震.声乐理论与教学[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沈湘.沈湘声乐教学艺术[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3]黄自歌曲集选[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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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初中生必须“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识和文化常识”。因此，文学常识是中考命题的重要指向之一。文学常识题的命题范围是初中语文教材所涉及的古今中外重要作家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有时还涉及有关的文体常识。考查时常和名著阅读相结合。

文学常识内容繁多，面广量大。综观近年来各地的中考试题，可以发现当前中考对这一考点的具体要求是：①熟记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出处；②了解有关的文体常识和文化常识，如“说”“记”等古代文体常识；③了解重要作家及文学流派的成就、风格；④了解重要作品中的典型文学形象。

备攻策略

针对中考对文学常识考点的要求，考生只有对教材所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作品内容、作品人物和相关文体常识、文化常识有较充分的了解，答题时才能得心应手。基于此，笔者建议从三方面备攻:

1. 梳理归纳，系统识记。可将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名篇按国籍、朝代、籍贯或文体分门别类梳理汇总，形成表格，以便系统复习。

2. 重点难点，巧妙突破。对于高频考点、难记考点，可以采取摘录法、歌诀记忆法、圈点勾画法、反复重温法等多种方法巧妙复习，务必个个击破。

3. 强化训练，查缺补漏。可将近年来的中考试题演练一番，分析出相关的常考点，查找出自己的易错点，反省出备考的遗漏点，适时复习，以利周密备攻。

实战精讲

文学常识题的主要题型有选择型、填空型、连线型、对联型等。现择2010年中考试题加以解析：

选择型

例1（2010河南卷）下列各项关于文学常识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A． 《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B． 李白是盛唐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他的诗大多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

C． 宋词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分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别。其中豪放派代表人物是苏轼和辛弃疾。

D． “说”是一种议论性的古代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写法上跟现代杂文相似。

解析解答这类题型一般分三步走，一是解读题干要求，看清题目要求是选出“有错误的一项”还是“正确的一项”；二是在平时熟记积累的基础上逐一分析各选项内容是否符合题干要求；最后筛选出其中“有错误的一项”或“正确的一项”填在答题区。亦可采用选项排除法解答，先排除不符合题干要求的选项，然后得出正确选项。本题第二个选项中“沉郁顿挫”是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风格，因此这一选项表述错误。

参考答案B

填空型

例2（2010福建三明卷）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与虎结下不解之缘的英雄人物，请猜猜他是谁。

① 沂岭西风九月秋，雌雄虎子聚林丘。因将老母残躯啖，致使英雄血泪流。猛拼一身探虎穴，立诛四虎报冤仇。（英雄： ）

② 景阳冈头风正狂，万里阴云霾日光。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出兽中王。昂头踊跃逞牙爪，麋鹿之属皆奔忙。清风壮士酒未醒，冈头独坐忙相迎。（壮士： ）

③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孙郎：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的了解情况，解答这类题型的关键在于平时应熟读教材以及课标推荐的名著、名篇，对作品中提到的典型人物有深刻的认识。

参考答案①李逵②武松③ 孙权

连线型

例3（2010宁夏卷）选出你最熟悉的一部作品，用直线将其相关的作家、国籍以及作品中的人物连在一起。

《名人传》 笛福

美国 蓓姬

《鲁宾逊漂流记》 马克・吐温

法国 米开朗琪罗

《汤姆・索亚历险记》 罗曼・罗兰

英国 星期五

解析解答这类题型的关键是识记准确，不可张冠李戴。平时可将课标要求的名著，按照作品名称、作家、人物形象、内容梗概等项目，予以梳理，做成卡片，整体识记。

《名人传》 罗曼・罗兰

法国 米开朗琪罗

《鲁宾逊漂流记》 笛福

英国 星期五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

美国 蓓姬

对联型

例4（2010辽宁沈阳卷）沈阳某中学与韩国某中学进行了一次“走进唐诗宋词”的文化交流活动。下面是学生搜集的三组诗句，请根据第二组或第三组诗句的内容补全对联。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

*******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

上联：忆李杜吟唱壮志情怀，

下联：。

解析这类题型借对联的形式考查对有关文学常识的把握情况。解答此类题型，首先要清楚对联的基础知识，对联有四大基本特征：字数相等，结构一致；内容相关，上下衔接；词性相对，位置相同；平仄结合，音调和谐。从这些特点出发，再结合具体问题的情境，问题就不难解决。本题下联内容必须从题干要求的第二组或第三组中拟出，而且要与上联思想倾向、风格格调相一致，即欣赏赞美诗人诗句；字数必须跟上联相等，即九个字。结合平时课内学过的文学常识，我们知道“王孟”并称，他们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苏辛”并称，他们是豪放派词人代表，该题下联即可迅速拟出。至于对联的平仄，因为情况复杂，考试中一般不会过分苛求，只要宽对就可以了。

参考答案①品王孟寄情碧水田园； ②读苏辛歌咏赤胆忠心

通关演练

1． （2010重庆綦江卷）下列各项中作家、作品及相关信息搭配有误的一项是（）

A． 鲁迅――《故乡》――小说

B． 苏轼――《小石潭记》――北宋文学家

C． 余光中――《乡愁》――台湾诗人

D． 都德――《最后一课》――法国作家

2. （2010云南昭通卷）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雪》《藤野先生》都是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B．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书中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张飞就是其中之一。

C． 苏洵（父）、苏轼、苏辙“三父子”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都属于“唐宋家”。

D． 《我的叔叔于勒》选自短篇小说集《羊脂球》，作者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莫泊桑。

3. （2010广东梅州卷）下面有关判断，错误的一项是（）

A．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又称《太史公书》），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 古语“化干戈为玉帛”中的“干戈”指战争，“玉帛”指和平。

C． “高山流水有知音”与“白雪阳春传雅曲”可组成一副对联。其中，“高山流水有知音”是上联。

D． “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学习成绩大大增加了。”这句话词语搭配不当，应当把“增加”改为“提高”。

4. （2010云南玉溪卷）下列关于文学常识和名著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者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B． “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怒杀阎婆惜”等情节说的是《水浒传》中英雄人物武松的故事。

C． 喜剧《威尼斯商人》是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剧中，假扮律师的鲍西娅一定要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原原本本地执行契约，用智慧战胜了夏洛克。

D．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

5. （2010福建龙岩卷）下列对文学常识和名著内容的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都出自鲁迅的小说集《朝花夕拾》。

B．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是一部具有极大社会讽刺性的喜剧。

C． 《格列佛游记》讲述的是英国船医格列佛因海难等原因流落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以及马国等地的经历。

D． 《伊索寓言》中《乌龟和老鹰》的故事通过乌龟非要学飞翔不可，结果摔死的悲剧，说明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性。

6． （2010四川乐山卷）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马说》一文的作者是我国唐代文学家韩愈，他是我国散文家之一。

B. 《杨修之死》选自清代小说家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C.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傅雷家书》中，苦心孤诣地教导儿子，他希望儿子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D. 《童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7. （2010浙江宁波卷）名著阅读。

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他似乎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地向四外看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地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① 文段中的“他”是_________________。

② 下面选项中与“他”有关的两个细节是（）（）

A. 他掏出一本谈话手册，用一般耳聋者惯有的尖锐的声音，让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

B.立冬前后，他又喝醉。一进屋门，两个儿子――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岁――就想往外躲。

C. 他回到故乡后，又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自容。现在是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

D. 地上的水过了脚面，湿裤子裹住他的腿，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和背，横扫他的脸。

8. （2010山东临沂卷）“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清代爱国名将左宗棠书塾的一副对联。我们知道，读破万卷，首推名著经典；神交古人，当交心灵品格。中外名著所礼赞的圣哲先贤，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有许多都值得我们“神交”。请从下面推荐的4人中任选其一，先填写作品名称及作者，再用一句话概述你愿与之“神交”的理由。

贝多芬保尔・柯察金诸葛亮鲁智深

① 我选，出自作品：《 》，作者：

_______________② 理由：_______________。

9. （2009广西河池卷）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学样式，请你根据下面提供的内容，拟写下联。

他恩怨分明，为兄报仇，斗杀西门庆；他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替金眼彪施恩夺回快活林；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痛杀王道人。

上联：疾恶如仇，鲁达拳打镇关西；

下联： 。

参考答案

1. B2. D3. C4. B5. A6. B7.①祥子② B D

篇13

【关键词】新化山歌；声乐教学；地方高校

新化山歌对地方高校声乐教学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中有效地运用新化山歌，不仅可以丰富地方高校声乐教学内容，为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也能更好地继承和保护新化山歌。

一、新化山歌概述

新化山歌起源于先秦，兴盛于唐宋，流行于明清，当前是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广为流传的汉族民歌。目前新化山歌已经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化山歌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原始性的古朴特征、丰富多样性特征和文学艺术特征三个方面。古朴特征主要表现在曲调和音韵的古朴，也表现在素材的质朴、贴近生活；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多面性上，还表现在行腔特点和表现形式上，因为新化山歌通过高腔、花腔、弹腔等形式演绎了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和历史歌等多方面的内容；文学艺术性体现在“赋”、“比”、“兴”等艺术形式上。

二、新化山歌教学能激发学生对民间艺术的兴趣

结合当前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现状来看，学生对于民间艺术、地方民歌文化的兴趣普遍不高。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很多音乐专业学生对其鉴赏能力较差，难以感受其魅力，因此兴趣不高；另一方面，一些高校缺乏对学生兴趣的正确引导，地方民歌教育难以收到实效。针对这一现象，地方高校应引起重视，通过有效手段加强声乐教育资源的整合，在声乐教学中应丰富新化山歌的教学内容。新化山歌的内容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它的曲调、节奏、结构、句式都很自由，音乐特色鲜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是民间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三、新化山歌教学能完善高校声乐教学体系

当前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中，对于地方民歌课程的设置较为单一，缺少地方特色鲜明的教学内容，对于地方优秀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教学体系的完整性没能得到落实。新化山歌的音乐特色鲜明，有很多俚俗方言衬词，同时还有浓厚的说唱风味，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通过新化山歌与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融合，可以丰富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中地方民歌课程，使声乐教学体系更加完善。

四、新化山歌教学能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

当前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以培养全面、高素质的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因此学生在声乐学习中要涉猎广泛、触类旁通、开阔眼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以实现自身音乐素养的全面发展。新化山歌作为优秀的地方文化，其音乐学习价值不言而喻，通过新化山歌与地方高校声乐教学资源整合，可以加深学生对地方民族文化的了解，不仅丰富了学生自身的音乐知识，提升了学生的音乐素养，更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

五、新化山歌教学能促进民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有人把地方民歌比作中国民族声乐的根源，实际上地方高校声乐的教学，也可以作为传播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阵地，地方高校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间音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新化山歌在2006年被纳入首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继承和发扬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新化山歌与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资源整合，有助于发挥地方高校对新化山歌的继承与发展的作用，也对提升地方高校声乐教学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化山歌对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使当前地方高校声乐教学更加完整和多样，另一方面也让的得到了更科学合理的继承与发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关声乐教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新化山歌的理解与学习，深入挖掘新化山歌对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重要价值，让它在地方高校新环境中绽放出更绚丽的色彩。相信随着新化山歌不断深入地方高校课堂，声乐教学工作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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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博.浅析新化山歌的艺术特征与传承[J].芒种,2015,(16):151-152.

篇14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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