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4:34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哈耶克;教育;兴趣;高考
中图分类号:C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5-170-03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向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宽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s.Gor—don在评论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德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证的学者更重要。”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中,有关教育的论述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耶克利用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教育问题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一、哈耶克的基本理论观点
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证明了他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的社会理论大厦奠基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解决经济学难题中,哈耶克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类似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具有广阔的适用范围,不像“看不见的手”那样仅仅能够利用在对市场的研究中。哈耶克甚至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是所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而由“看不见的手”所形成的“市场秩序”只是它的一个范例…。
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独立于人类的控制、组织和设计而由社会自发生成的秩序。这里的“秩序”,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结构”,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哈耶克认为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都是“自生自发”而来的,而不是人类理性所主观创造出来的,哈耶克的经典表述是,“人类的一切文明皆由进化而来”。哈耶克认为,道德、法律、语言、文字等人类基本文明成果的形成和变革,都是由其本身“进化”而来。从“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出发,哈耶克区分了“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理性主义”,从而更加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理论,同时也更加透彻地解释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
建构论理性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命题是,人生而具有知识、智慧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人通过审慎的思考来创造文明。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制度、文明形式都是、而且应当是人类主观思考和设计的产物。然而,进化论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文明乃是经过不断试错、日益累计而获得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独立于人类理性”的人类行动的结果。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命题可以表述为,文明于偶然之中所达到的种种成就,乃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知识、智慧和主观设计的产物。简而言之,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文明(包括道德、宗教、法律、语言、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人类“设计”或“组织”的产物,而进化论理性主义则认为文明是由本身进化而来的,文明的进化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组织或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是“自生自发”而产生的。
对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区分和对前者的批判,哈耶克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在奥妙无穷的社会面前,人类的理性无法穷尽对社会的无限知识。因此,如果人类完全抛弃传统和历史,妄图利用已经掌握的关于社会的有限知识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必然会导致失败。
在人类理性优先这一根本性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完美和谐呢?哈耶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主体的多样化与哈耶克理论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自由是一致的。决策主体多元化就是允许每个人运用自己拥有的知识、获得的信息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自由不仅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而且也是导致社会进步的手段。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有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类滥用理性带给人类的伤害,哈耶克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结局来说明了自由的重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自由受到了巨大的抑制,决策主体高度一元化,个人的决策都由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作出,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也影响了文化和思想的进步。相反,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法制下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使市场经济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
二、哈耶克的教育思想
沿着人类理性有限性和决策主体多元化这一逻辑思路,哈耶克提出了他对教育的主张。哈耶克引用了约翰·穆勒(J.s.Mill)的一段话,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的教育观点:
一般的国家教育(state education),仅是一项将人们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为设计,而通过此种教育强加于人们的模型,则又决定于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型力量——不管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当今社会的多数感到满意的东西;随着这种国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将渐渐确立起一种控制人们心智的专制,而这势必会导致确立一种对人身的专制。
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对教育的基本观点:反对国家对教育严格的、统一的控制,即“国家教育制度”。
从经济学上看,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作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完全清楚教育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清楚国家在一定范围对教育进行支持、干预的必要性。哈耶克所反对的,是国家对教育的过多干预和控制,以至于教育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现状。哈耶克对国家教育制度的担忧,在其作品中处处流露,如“正是那种高度集权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将控制人们心智的巨大权力置于权力机构的操纵之中;这种境况当会使人们不致贸然地接受这种教育”,再比如,“教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很快就会转变成一个如何防止人们滥用其已确实拥有的能力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乃在于:政府不再充当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提供者,而应当成为个人公正的保护者,以防止一切滥用此类新近发现的能力的做法”。
哈耶克强烈反对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首先是因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引导和塑造作用,而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一前提下,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塑造和引导青少年的发展。而且,人的发展是否有“最佳的”模式和发展路径,同样值得怀疑。即使我们真的找到了一条“最适合”青少年发展的路径,让所有青少年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学习同样的知识、养成同样的思维模式、形成同样的世界观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很显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实际上,目前的国家教育制度就是利用了我们“已知的最佳模式”对青少年进行了统一性的引
导和控制,而这种模式已经阻碍了青少年成就多样化的形成,也阻碍了社会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为了防止根据我们已有的有限理性对青少年作出错误的引导和控制,就需要减少国家对教育实行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内容的丰富化。哈耶克以德国著名教育家冯‘洪堡及其他所倡导的国家教育制度为例,来证明国家对教育严格控制的危害。
冯。洪堡在倡导国家教育制度之前,曾是个人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论辩说,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是有害和必要的。冯·洪堡认为教育完全超出了政治机构应当受到恰当限制的范围。后来,由于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国防的需要,致使冯·洪堡放弃了他此前的立场。虽然普鲁士的经济崛起以及德国后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教育制度所带来的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哈耶克反问说,在此后几代人的时期内(一战和二战期间),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有可能被人怀疑,普鲁士那种曾经备受赞誉的国家教育制度,对于世界,或是对于普鲁士本身,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幸事。
三、哈耶克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根据哈耶克的教育思想来看我国的教育改革,就会发现在我国的教育中,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过于强烈、统一和僵化。在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决策是由国家统一作出的,国家通过对教育实施严格的、统一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选择范围,从而限制了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
国家实施对教育的控制和干预,主要是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来进行的。高考制度在实际上规定了学生要学习的内容,而在诸多教育决策中,学习内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教育决策,也是对学生发展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国家通过统一的高考,就控制了全国学生的发展。从理论上说,高考并不是我国的教学大纲,但实际上,高考这根指挥棒比教学大纲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我国,要进入高等学府进行深造,虽然有比较多的渠道,但是通过全国性的高考还是最重要的一条。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这些学生的唯一渠道,就是于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通过经济渠道或其他渠道虽然可以进入高等学校,但是要进入最好的大学,也必须在高考中有一定的表现。因为能够进入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学习,对于个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高考就成为我国教育的最重要指挥棒,也成为评价学生、老师、学校和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对于高考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曾经作过专门的论述。
国家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对全国学生进行统一的规定,是导致应试教育在我国盛行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现在看来,导致应试教育的盛行还不是高考的最大弊端。毕竟,激烈的应试教育提高了我国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这从我国学生在历年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笔者认为,全国统一的考试对我国教育的最大影响是对学生多样化发展的戕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入兴趣这个因素作为中间变量进行分析。
兴趣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杜威高度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说,“兴趣显示着最初出现的能力”,“成年人只有通过对儿童的兴趣不断地予以同情的观察,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里面,才知道他要做什么,用什么教材才能使他工作得最起劲、最有效果”。皮亚杰在著作中也引述了另一位教育学家的话说,“兴趣的规律乃是整个体系随之运转的唯一轴心”。兴趣依赖于独立的个人,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生活背景和智力禀赋的学生,对不同课程兴趣肯定是不同的。一些学生可能对某些课程感兴趣,而另外的学生可能对这些课程不感兴趣。我们的教育要承认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就要承认和尊重学生在兴趣上的差异。但是,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则不管学生对某些课程是否有兴趣,要求所有学生对所有学科(至少是考试科目)同等对待。
目前的教育体制,在不顾及学生兴趣、强制所有学生学习相同课程的时候,实际上也禁止了学生学习其他某些课程。以音乐和美术为例,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主要内容,经典的教育学理论认为美育对于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到我国的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去看看,就知道音乐和美术大部分都是其他课程的陪衬:一般没有专任老师、上课时间经常被侵占,而在大部分高中根本就没有音乐、美术课。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有些学生对音乐或美术感兴趣,企图利用自习课的时间钻研一下乐谱或美术,一定会受到老师强烈的批评和制止。
哈耶克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建议,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反对国家对教育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实行教育决策的多样化。而这正是教育满足儿童兴趣的必要条件,也是儿童兴趣得到满足后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学习内容这个最重要的教育决策,除了国家,学生、家长、老师、中小学、高校都应该成为重要的决策主体。目前,我们需要特别强调落实学生和高校的决策权力,因为给予学生和高校教育决策权在目前最具现实性。学生自己决策,是实现兴趣满足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让高校成为教育的决策主体——给予高校充分的招生自,可以对学生的兴趣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激励,而不致使学生的兴趣漫无边际地发展。高校的独立决策和国家的统一决策具有完全不同的后果,不同高校的独立决策可以保证教育决策的多元化,而国家的统一决策只能阻碍学生发展的多样化。
王坤庆老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到了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的例子。臧克家仅仅在试卷上写了一首诗,就被国立青岛大学录取。如果臧克家现在报考大学,可能就不会如此顺利了。国际影星巩俐就是一个例子。巩俐虽然很有表演天赋,但因为文化课不理想,几次报考山东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名落孙山。后来她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也差一点因为文化课而被拒之门外,最后由文化部表演艺术司作出特批才勉强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我们不否认臧克家时代的多元化教育决策模式有其缺陷,我们也同样承认目前统一的高考模式有其长处。但正是因为每种体制都有利有弊,而且,对每种模式的利弊进行准确的比较和评价,可能超出了我们目前人类的有限理性,我们才需要实行教育决策主体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育领域中人类滥用已有的有限理性带给人们伤害。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一《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M]//[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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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美]约翰·杜威.明日之学校学校与社会[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3-14.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创业项目展销会上,大家都在争相询问一款产品。其大小厚薄就像现在的苹果手机一样,外观时尚,携带轻便,最重要的是拥有它,好像就能展现出低碳生活的环保品味。这款产品是太阳能电池板。后来得知,该电池板给手机充电的效果竟然连5%都达不到。然而当时,在政策扶持的带动下,正掀起一波大力进口多晶硅的热潮,市场更是借此机会,春光灿烂的炒作了一把,直至太阳能概念泡沫的破灭。正如现在市场上各类概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在实体经济中最终会不会又是下一个太阳能泡沫呢?
我们正走在改革的路上,在转型的过程中,“”的思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超前”政策的扶植导向也许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律,最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免陷入“碎片化”,一味机械化的追求,只起到了拔苗助长的作用,华而不实,必不长久。依然清楚的记得在刚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国报纸媒体热衷讨论的问题都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过境迁,回首来看当初讨论的新经济增长点,几乎没有在后来的经济增长中贡献出特别的力量,反倒是悄然启动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世贸,着实为我国经济再上台阶贡献了重要力量。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近期媒体热炒的“克强经济学”。总理的改革有浓烈的个人特色,比如《金融时报》等外媒曾经提出过一个“克强经济学”的概念。有专家认为经济学核心有三条:一是强化市场经济的概念,二是放宽管制,三是改善供给。摩根大通把经济学总结为三要点:一是不刺激,二是简政放权,三是要素市场改革。无论哪种解读方式,“克强经济学”都被描绘为一种“减法”。他的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在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六年中,他用自贸区、减少审批和直接面见支持标志性企业家的方式,来给企业松绑和打气。和“马上办”、“这就去”相比,更多的是“马上停”、“不要做”。和进取的调控相比,削去政府向企业乱伸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了数字速度、忍受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最需要的一大支持。
回到我国资本市场上来说,近些年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地进行改革,但缺乏认真、系统的思考,反而从局部的、有针对性的视角着手,丧失了市场建设的大格局,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问题不断。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新推行的制度在现实面前遇到问题之后,又试图以技术手段小修小补,加以解决。所谓大格局,就是要跳出部门利益和行政桎梏,在高度要求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确定监管者的定位是什么?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有哪些?有了这些思考,才能系统的解决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进入、退出问题。
目前资本市场建设最欠缺的,就是各方对市场的认知和理解。大家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哪些是应该规范的,哪些是该交由市场来解决的。只有充分认知市场的力量,尊重市场的规律,才能完成资本市场的改革建设任务,而不是创业板热了,就都推出类似板块来跟风,蓝筹股热了,就都推出大盘板块来。
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而放弃另一项经营活动的机会,或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另一项经营活动应取得的收益或另一种收入即为正在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制定国家经济计划中,在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在新产品开发中,乃至工人选择工作中,都存在机会成本问题。它为正确合理的选择提供了逻辑严谨、论据有力的答案,在进行选择时,力求机会成本减小,是经济活动行为方式的最重要的准则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税收效率 福利经济学 税收中性 配置作用 扭曲税
目前,财经界主流的税收原则理论主要源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税收在经济条件下的职能作用立论。虽然具体提出的各种税收原则名称不尽相同,但综合起来最主要的两大税收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着重于社会问题,矫正收入分配不均和财富两级分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乱是不可或缺的。税收公平原则同本文关系不是很大,在此不再赘述。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的意义在于使税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不仅要使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本文正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税收政策的制订中,对不同的征收对象征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市场均衡及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纪20年代创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这个工具也经常被其他经济学流派所借用,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阐述的是市场均衡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结论之一,他们的正确性已经通过艾奇沃思方框图等工具中得到论证。这两个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税收效率的理论依据,在此简单介绍如下: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是指在没有消费的外部性效应条件下,市场竞争价格下所达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简单的讲就是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联系实际情况,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参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每一个参与者不必知道所购买的商品如何生产、制造原理、成本结构等情况,他们做出购买决策时只需要掌握商品的价格这一信息即可。竞争市场可大大减少每个参与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这一事实有力的证明了市场竞争确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我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则总会有一组这样的价格,在这组价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状况是在适当的商品禀赋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简单的讲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市场机制在资源和财富的分配问题上是中性的,无论打算如何在在经济中分配财富,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计划。在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区分两个词语: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确定资源的归属,属于所有权、产权等法律范畴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据商品的稀缺性,使资源流向最能实现其价值的地方,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告诉我们,这两种作用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价格就能实现这两种作用。而我们即将展开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场价格实现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二、税收经济效率分析
税收制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一个概念就是“税收中性”,税收中性原则要求:首先,税收的成本尽量以所收到的税款为限,尽量避免社会额外税收成本;其次,税收尽量避免干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然而,税收中性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目标,是可不能完全实现的。税收通过税负的转嫁最终都会或多或少的增加额外税收成本并干扰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
上节我们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的阐述中,我们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够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而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来实现这一支持的。在税收政策讨论的过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分配公平,应当通过税收来干预商品的定价,例如消费税。仅仅从经济效率的纯理论角度来讲,这种干预会让经济偏离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为价格的改变使消费者无法正视其行动真正的社会代价,在他们做出决策时面临着一个错误的边际替代(即价格)问题。我们知道,价格在市场中拥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经济效率直接相关。如果仅仅是为了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税收只要根据消费者的禀赋价值来征税,就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公理给我们税收政策的制订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价格拥有资源的分配作用和资源的配置作用,改变价格的税收制度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实为低效率的下策,因为通过改变价格达到重新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影响了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通过对禀赋征税,即可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证了价格(即边际替代率)仍然能够正确的反应稀缺,以达到最终经济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结束语
税收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众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讲的消费税,除了要考虑税收的经济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产业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等。然后税收的经济效率分析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上面的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税制结构中,都是以按禀赋征税的所得税和不改变商品价格的增值税(价外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同时,相信税收的经济效率也是我国部分服务业逐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商务印书馆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计划,对于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最重要的是要有主导产业
何教授说,设立关中-天水经济区,学术界曾讨论过一年多,观点不同,各有说法。持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这个跨越两省的经济区,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区域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区就如同虚设,未必能真正达到设想的目标。当然,表示赞同、坚决支持的经济学专家学者更多。
从未来西安发展的角度来讲,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区域范围整体扩大了,尽管甘肃经济与陕西还有距离,但从甘肃的一些优势来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联合甘肃建立经济同盟,是一条快速发挥区位优势的道路。因为天水也有煤炭、天然气、石油这些能源,有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力量l从文化产业发展来看,关中、天水旅游资源有相似之处,比如佛教文化、秦文化等,都是建立联盟的基础。
“一个地区要强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主导产业,这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何教授反复强调,“如果抓不好主导产业,设立经济区就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形式,就成了一个炒作的概念,而失去了规划的战略意义。”
实现两地“双赢”
“关天经济区”必须在两地的主导产业合作上实现共赢。何教授认为,依据目前两地的经济基础,无论陕西还是甘肃,虚拟化的软产业如金融、文化,很难配合,不容易达到共谋发展,强调这样的软实力不现实,应该看硬实力,这就是发展工业化的问题。农业很重要,但两地目前的产值不大,不能担当主导产业的重任;而煤炭、天然气、石油这些世界性的产业,无论对陕西还是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并且两地恰好都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因而能源产业必然是“关天经济区”的第一大产业。
同时,围绕能源产业,要积极搞石化工、煤化工产业,以大大提高能源的产值。甘肃有这方面的优势,比如发挥兰化集团的作用,推广“兰化模式”。
另外,两地装备制造业基地的优势,应该是“关天经济区”的另一大主导产业,比如石化、有色、电力、钢铁、冶金、汽车等产业,像陕汽、陕鼓、西电、比亚迪等著名的企业,都应在经济区发展中起领先作用。
经营问题如何落实?他认为,“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