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方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金融监管的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宏观审慎 资本率 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一）微观审慎监管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监管主要是基于微观审慎视角的，这次的金融危机反映出其具有很多监管不充分之处。

对于银行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是基于以下逻辑的：银行利用不会令其遭遇撤资的政府担保存款来融资，此时损失由纳税人来承担，这使银行经理倾向于承担过量风险。资本管制的目标就是促使银行能够将损失内部化，从而保护存款保险积极并且减轻道德风险。因此，如果存款承保人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降低到一个低水平时，微观审慎管制即发挥了作用。

但是微观审慎监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管理者利用微观审慎原则引导出现问题的银行恢复其资本比率时，管理者并不在意银行是通过分子还是分母调整――即筹集新资本还是缩减资产。

当我们考虑的是单个因为特定原因陷入困境的银行时，这样对调整方式并不在意的监管是合理的。如果此银行选择缩减它的资产，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买入。事实上，这样的资产缩减可以视为是优胜劣汰，市场份额由弱势机构转移到强势机构。然而，如果大部分金融系统都陷入困境，大量机构同时进行资产缩减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危害。

（二）宏观审慎原则

简单来说，宏观审慎方法是：当多家金融机构受到冲击时，控制由过量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带来的社会成本。

当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时，需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多家金融机构同时缩减资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是什么？第二，为什么金融机构不将这些成本内部化？或者说，为什么当其所持股票贬值时，为什么它们更愿意减持资产而不是筹集新资本？为什么它们不事前建立充足的资本缓冲，这样不用进行筹资或者减持资产？

大规模的资产减持有两个主要的影响：信用紧缩和廉价出售。如果银行通过削减新贷款来减少资产，则企业由于信用更昂贵而减少投资和雇佣数量，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大多数银行没有减持资产而是抛出同种低流动性证券，这些证券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被Shleifer 和 Vishny 称为“fire sale”的廉价出售行为。而且，廉价出售效应和信用紧缩效用是紧密联系的（Diamond and Rajan,2009;Shleifer and Vishny, 2010;Stein,2010a），廉价出售的实际成本也表现为未来信用紧缩的加剧。

当经济危机开始出现时，资金由于“债务积压”（Myers，1977）会出现流动缓慢的现象。一旦当银行陷入巨大的困境并且其债务价值受损，即使是为了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对象，银行也不愿意筹集新资本。这是因为其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被优先债权人所占有。在出现债务积压问题的情况下，银行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更倾向于通过缩减资产来调整资本率，即使筹集新资本更有利于社会利益。

总体来说，基于fire-sale和credit-crunch的模型显示金融机构有以下强烈的倾向：第一，当危机出现时，银行更愿意缩减资产而不是再融资；第二，银行在危机发生前持有资金缓冲不足，因此提高了危机发生和系统性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可能性。因此，宏观审慎管制的目标在于平衡这两种倾向。

二、宏观审慎管制的工具

有两种方法可以阻止银行缩减资产：第一，银行可以筹集新资本来弥补损失；第二，银行可以降低资本/资产比率。宏观审慎工具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调整的。

（一）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

防止资产负债表缩水可以直观地通过制定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银行被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比经济衰退时期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在这样的规则下，银行可以在出现困难时通过减少缓冲资金来继续运营，而且面临较少的资产减持压力。Kashyap and Stein (2004)认为当政策制定者意在将福利函数最大化时，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是一个优选方案。

设计此机制有一个难题，当经济萧条时，监管情况下的资本要求对银行的约束力并不强。当银行资产的风险增大时，市场通过拒绝融资于实力不强的机构而给银行以更大的考验。所以，为了达到有意义的时变资本率，经济繁荣时管制的最小资本率必须在实质上超过经济衰退时市场赋予的标准。IMF（2010）估计美国银行从2007年到2010年的累计信用损失大概是资产的7%，如果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充足率的市场标准是8%，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最小标准应该是15%。

（二）更高质量的资本

传统意义上，管理者最注重的资本指标是一级资本占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一级资本包括普通权益和优先股，因此当衡量是否满足资本管制要求时，权益和优先股用同样的方式来计量。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合理。如果只是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导致存款保险承保者遭受损失，只要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持有者的清偿权在存款承保人之后即可。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许多投资者和监管者开始讨论银行的资本质量问题，并且讨论了普通股是如何在资本质量上优于优先股的。尽管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两者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从更注重动态、全局的宏观审慎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对待是很自然合理的。普通股之所以在再筹资过程中比优先股的质量更高，是因为它的清偿地位次于优先股，这样会更少受到债务积压问题的影响。

当处于困境中的银行面对快速融资的目标时，监管者应该要求资本要求中的大多数都为普通权益。

（三）对债务期限的管制

从近期的金融危机中，监管者意识到没有足够重视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之间的差异。尽管被政府保险的存款在危机开始时不容易被挤兑，但是对于大规模资金来说不尽然。事实上，大规模资金的挤兑――拒绝回购协议和商业票据的债务人延缓贷款偿还――在北岩银行、雷曼兄弟等的破产中起了重要作用(Shin,2009;Gorton and Metrick,2010;Duffie,2010)。

监管金融机构对于短期负债的使用是基于以下两个观点的：第一，短期债务债权人在挤兑时比同量的长期债务能给银行带来更大的冲击。第二，在存在市场范围的廉价出售时，对债务期限的选择具有外部性作用。当一家银行选择短期负债来进行大部分的融资时，它没能在金融危机中将其内部化，无法对短期负债延缓偿付会促使银行变卖资产，这种廉价出售会对持有同样资产的机构产生负面效应，间接增加了其成本。

宏观审慎监管方法主要涉及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如果从一个长期、平稳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对贷款的成本产生长期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很小。

三、金融改革

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在Basel III中针对银行监管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强调了金融机构保持较多资本及更高质量的资本的重要性，在这方面，Basel III也同样重视。它将普通权益量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最小比重从2%提高到7%。尽管这个比重应该更高，但是Basel III的要求表明其正向正确的方向探索。

资本金政策的主要不足是实施的过程很缓慢，预计到2019年1月新的资本要求才能完全有效，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要求银行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更高的资本率要求，银行会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筹集新的外部资本来实现，这样又会导致长远的信用紧缩。在过渡阶段，监管机构应该强制要求银行筹集新的美元股票权益，同时不能给它们进行缩减资产的选择。美国于2009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如果将其应用在过渡期间会使资本要求落实的更快而且对信用供给的负面影响很小。

我们同样讨论时变资本要求的有效性。Basel 委员会提出一个位于0到2.5%之间的逆周期缓冲，具体的数量则针对各国不同情况给出。Basel 委员会在报告中给出：“逆周期缓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宏观审慎目标，即在信贷增长过量的时期保护银行部门，对于任何银行来说，这种缓冲的生效条件是由整个系统范围的风险增加导致了过量的信贷增长。”这条规定在大体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具体衡量“信贷增长过量时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Basel III 中的某些改革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债务期限问题，Basel 委员会引入了“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测试，要求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包含一定量的长期融资，并且其中应有期限超过一年的权益和负债。然而，关于这条规则的设计和校准的细节问题还没有完全落实，从2012年开始“观察期”直到2018年才正式引入这条标准。可以说委员会的确认识到了债务期限管制的重要性，但是具体的执行还需要很长一段路。

最后，在Dodd-Frank法案和Basel III 中都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弱点――没有全面地认真对待影子银行系统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如果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金融监管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由政府保险的储蓄，而是减轻在整个金融系统内由过量短期借贷引起的廉价出售和信用紧缩效应。

尽管对银行较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可以帮助其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考虑到金融服务领域竞争的激烈性，这很容易使金融中介将其一部分份额转入影子银行领域。比如，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贷款被证券化，并且这部分证券会被大部分高杠杆率的投资者持有（比如对冲基金），这些投资者不受针对银行的资本管制。如果这样，受监管的银行也许更安全，但是整个金融系统则不尽然。

为了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就必须确保政策的制定能涉及到各个领域，避免导致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后果。因此应该在管理影子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系统部门上具有一致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特定工具。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管的执行程度。在美国和欧洲，宏观审慎已经被分别授权予FSOC和European System Risk Board。这两个机构都由许多监管部门组成，其是否能有效执行或者引起权限之争还是个待解的问题。不过在判断监管系统是否存在不足上，这些委员会会起关键作用并能合理地进行处理，就像在影子银行问题上。

参考文献：

[1]Diamond, Douglas W., and Raghuram G. Rajan, 2009, “Fear of Fire Sales and the Credit Freez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2]Gorton, Gary B., 2010, Slapped by the Invisible Hand: The Panic of 200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Gorton, Gary B., and Andrew Metrick, 2010,“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 Yale ICF Working Paper 09-14

[4]Kashyap, Anil K, and Jeremy C. Stein, 2004, “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Basel-II Capital Standards,” (with Anil Kashya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Q1, 18-31

[5]Shin, Hyun Song, 2009,“Reflections on Northern Rock: The Bank Run that Herald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101-119

篇2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 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性行为，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 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 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

篇3

关键词：绿色建筑 建设设备方案节能效益的评估

一、绿色建筑的特点

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增加环境负荷。据统计，人类从自然界所获得的50%以上的物质原料用来建造各类建筑及其附属设备。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又消耗了全球能量的50%左右；与建筑有关的 空气污染、光污染、电磁污染等占环境总体污染的34%；建筑垃圾占人类活动产生垃圾总量的40%。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就技术层面而言，绿色 建筑应考虑以下关键问题：能源、排放物、水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对地区生态的影响和室内空气质量等同时还应考虑与之相应的建筑的功能性以及建筑美学意义。

绿色建筑的实践毫无疑问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建筑师具有生态环保的理念，并需要建筑设备师尽早融入，共同采取相应的设计方法，同时需要管理层、业主都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这种多层次合作关系的介入，需要在建筑方案评审阶段确立明确的评价及认证系统，以定量的方式检测建筑设计生态目标达到的效果，用一定量指标来衡量其所达到的预期环境性能实现的程度。评价系统不仅指导检验绿色建筑实践，同时也为建筑市场提供约和规范。促使在设计，运行、管理和维护过程中更多考虑环境因素。对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节能效益评估，将引导建筑向节能、环保、健康舒适，讲求效益的轨道发展。

二、建筑设备方案未尽早融入设计方案的遗憾

由于目前许多方案设计公司不配备设备工程师，方案评审时，过多的重视设计方案的美学效果，以此作为建筑物设计方案中的重要条件。而忽视建筑设备方案的融入，业主却要求在不改变设计方案的前提下，配套建筑设备设计。造成许多建筑先天不足，使建筑的适应性、机动性、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能、经济性大打折扣，使绿色建筑的节能问题遇到许多不应有的困难。如等方案确定后，再进行设备方案设计就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出现为节能牺牲建筑美学的效果，或为了建筑造型需要造成建筑能效降低，所建的建筑寿命周期内使用费用增高等。我国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为50年。由于建筑设备方案未尽早融入设计方案的造成的遗憾严重影响了业主的使用费用提高，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的生活方式。由于目前许多建设业主不是最终业主，各自会站在自我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因此更需要对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节能效益进行尽早评估。

三、设计方案中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优点。

首先应考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第二，资源消耗，建筑的自然资源消耗问题；第三，环境负荷，建筑在建造、运行和拆除时的排放物，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潜在影响；第四，室内空气质量，影响建筑使用者健康和舒适的问题；第五，可维护性，研究提高建筑的适应性、机动性、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能；第六，经济性，所研究建筑在全寿命期间的成本额；第七，运行管理，建筑项目管理与运行的实践，以期确保建筑运行时可以发挥其最大性能。以商业建筑为例：据有关统计，写字楼和酒店等商业建筑中空调、照明、电梯等系统的耗能情况大致如下：1空调：写字楼空调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平均为60%，其下限为50%，上限不高于70%；酒店HVAC（热、通风和空调控制）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44%。2照明：写字楼照明耗能占总能的比例为23%~55%，平均26%；酒店照明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29%。3、电梯：写字楼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8%，酒店电梯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10%。4、热水：酒店热水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2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建筑设计方案中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重要性。如空调方式，空调机房的位置对空调水系统平衡与变流量的影响、配电间位置造成供电半径过大对线路损耗的影响、光源选择对耗能的影响、太阳能热水的利用、雨污水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节水规划，废水回收技术和节约用水等，绿色建筑的节能是指绿色建筑内能源的消费和合理利用之间的平衡关系。衡量一个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节能的经济效益应该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节能设计的范围、类别，是仅仅考虑了直接节能、还是包含了广义节能？是否具备潜在节能？另一方面是节能的实际效率和深度。节能效益到底有还是没有、高还是低？这些都是判别建筑智能化系统实际功效的重要指标。通常建筑物节能的内容和对象包括建筑设计、空调系统、照明与设备、给排水，绿色建筑节能不但包括原有传统建筑所采用的节能方法，更重要的采用先进的科技来达到更准确的调整和控制，即”主动节能’’。要达到绿色建筑的优化方案，就需要设计方案中尽早融入设备方案。

四、绿色建筑全寿命周期节能的经济效益评估

1、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用于评价住宅建筑和办公建筑、商场、宾馆等公共建筑。《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六大指标：1）节地与室外环境；2）节能与能源利用；3）节水与水资源利用；4）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5）室内环境质量；6）运营管理（住宅建筑）、全生命周期综合性能（公共建筑）。

2、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是指建筑从最初规划设计到随后的施工、运营及最终的拆除，形成一个全寿命周期。关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其中运营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耗、无害的活动空间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因此可见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是绿色建筑的节能效益评价的关键。

3、绿色建筑的节能效益评价可以考虑的内容与方法推荐表见下表。

绿色建筑评估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建立我国玩整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及评估方法，从设计方案的源头做起，是建筑可持续发展战略刻下容缓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探索。

五、结 束 语

篇4

你院请示的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收悉。

经研究认为，杨金容之夫于1976年与交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并经房管部门同意，交纳了契税，且价格合理，交付多年。特别是居委会在诉讼期间，又报请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政府批准，补办了审批手续。故该买卖关系已经具备了我院（1985）民他字第14号批复规定的要件。据此，我们同意省院审判委员会的第一种意见。即承认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有效，驳回杨金容的诉讼请求。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审判委员会因对鹰潭市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的处理意见不一，特请示报告如下：

原告：杨金容，女，54岁，汉族，江西省贵溪县人，系鹰潭市邮电局退休职工，住月湖区赵家巷34号。

被告：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办事处新建居民委员会（主任饶桂金）。

被告：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办事处广场居民委员会（主任胡普秀）

争议房屋座落在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70号，两层石木结构，楼上楼下面积计90.98平方米。此房屋是原告丈夫缪火阶1974年继承他父亲缪祥茂的遗产。1976年3月，缪火阶经过当地房管机关审核同意，以1084.46元的价格卖给交通街居民委员会（1985年以后，此房划分给新建和广场二个居委会），写有买卖契约，买方交付了房价款随即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并依法办理了房屋交易手续。

1982年11月，原告丈夫缪火阶病故，1988年4月1日，原告首先以“典当”要求回赎，后又以买卖房屋她“不知情”为由向月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房屋买卖关系无效。在诉讼期间，被告向月湖区人民政府补办了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

月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缪火阶于1976年3月将房屋卖给交通街居民委员会，是在等价有偿的基础上成交的，有买卖契约，办理了房屋交易手续，且原告在1987年7月前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据此判决买卖关系有效。

原告不服，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鹰潭中院对此案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全部有效。理由是已经房产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且原告长达十多年未提出异议。故买卖关系早已成立，全部有效。第二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一半有效，一半无效，理由是缪火阶只有权出卖自己那一部分（即：半栋房屋）房屋的权利。而无权出卖妻子杨金容的那一部分房屋；第三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全部无效。理由是国家一贯政策规定：不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购买私人的房屋，如确需购买也必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但是交通街居委会购买此房时没有经过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贯精神，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故这起房屋买卖关系无效，该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因把握不准，故向本院请示。

本院承办人认为，从本案的情况来看，以承认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为宜。理由是：

1.成交时，买卖双方完全自愿；

2.写有房屋买卖契约；

3.买方交付了房价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十多年时间；

4.缪火阶当时将房屋的全部契证交给了交通街居民委员会，只是买方未能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照章交纳了房屋交易税（经电话询问，中院民庭的同志说办了过户手续）。

5.原告在其丈夫将房屋出卖给交通街居委会11年之久，从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的规定，其它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

6.诉讼期间，被告向月湖区人民政府补办了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因此，房屋买卖关系有效，鹰潭中院应驳回上诉，维持第一审判决。

民庭集体讨论意见：

同意承办人意见，房屋买卖关系有效。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第一种意见认为，房屋买卖关系有效，其理由是：该房屋所有权已转移到被告方，被告长期使用管理了该房屋。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国家一贯强调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不经批准不得购买私房的限制之列，被告在诉讼期间补办区人民政府批准手续符合最高法院〔1985〕法民字第14号批复精神。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家虽然一贯强调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不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购买私房，但居委会不是机关、部队，也不是团体、企事业单位，不属于限制之列，无须补办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主张房屋买卖关系有效；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居委会属于不经批准不得购买私房的单位，那么，其在诉讼期间补办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的行为是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宣布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篇5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