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监管的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宏观审慎 资本率 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一）微观审慎监管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监管主要是基于微观审慎视角的，这次的金融危机反映出其具有很多监管不充分之处。

对于银行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是基于以下逻辑的：银行利用不会令其遭遇撤资的政府担保存款来融资，此时损失由纳税人来承担，这使银行经理倾向于承担过量风险。资本管制的目标就是促使银行能够将损失内部化，从而保护存款保险积极并且减轻道德风险。因此，如果存款承保人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降低到一个低水平时，微观审慎管制即发挥了作用。

但是微观审慎监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管理者利用微观审慎原则引导出现问题的银行恢复其资本比率时，管理者并不在意银行是通过分子还是分母调整――即筹集新资本还是缩减资产。

当我们考虑的是单个因为特定原因陷入困境的银行时，这样对调整方式并不在意的监管是合理的。如果此银行选择缩减它的资产，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买入。事实上，这样的资产缩减可以视为是优胜劣汰，市场份额由弱势机构转移到强势机构。然而，如果大部分金融系统都陷入困境，大量机构同时进行资产缩减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危害。

（二）宏观审慎原则

简单来说，宏观审慎方法是：当多家金融机构受到冲击时，控制由过量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带来的社会成本。

当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时，需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多家金融机构同时缩减资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是什么？第二，为什么金融机构不将这些成本内部化？或者说，为什么当其所持股票贬值时，为什么它们更愿意减持资产而不是筹集新资本？为什么它们不事前建立充足的资本缓冲，这样不用进行筹资或者减持资产？

大规模的资产减持有两个主要的影响：信用紧缩和廉价出售。如果银行通过削减新贷款来减少资产，则企业由于信用更昂贵而减少投资和雇佣数量，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大多数银行没有减持资产而是抛出同种低流动性证券，这些证券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被Shleifer 和 Vishny 称为“fire sale”的廉价出售行为。而且，廉价出售效应和信用紧缩效用是紧密联系的（Diamond and Rajan,2009;Shleifer and Vishny, 2010;Stein,2010a），廉价出售的实际成本也表现为未来信用紧缩的加剧。

当经济危机开始出现时，资金由于“债务积压”（Myers，1977）会出现流动缓慢的现象。一旦当银行陷入巨大的困境并且其债务价值受损，即使是为了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对象，银行也不愿意筹集新资本。这是因为其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被优先债权人所占有。在出现债务积压问题的情况下，银行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更倾向于通过缩减资产来调整资本率，即使筹集新资本更有利于社会利益。

总体来说，基于fire-sale和credit-crunch的模型显示金融机构有以下强烈的倾向：第一，当危机出现时，银行更愿意缩减资产而不是再融资；第二，银行在危机发生前持有资金缓冲不足，因此提高了危机发生和系统性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可能性。因此，宏观审慎管制的目标在于平衡这两种倾向。

二、宏观审慎管制的工具

有两种方法可以阻止银行缩减资产：第一，银行可以筹集新资本来弥补损失；第二，银行可以降低资本/资产比率。宏观审慎工具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调整的。

（一）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

防止资产负债表缩水可以直观地通过制定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银行被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比经济衰退时期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在这样的规则下，银行可以在出现困难时通过减少缓冲资金来继续运营，而且面临较少的资产减持压力。Kashyap and Stein (2004)认为当政策制定者意在将福利函数最大化时，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是一个优选方案。

设计此机制有一个难题，当经济萧条时，监管情况下的资本要求对银行的约束力并不强。当银行资产的风险增大时，市场通过拒绝融资于实力不强的机构而给银行以更大的考验。所以，为了达到有意义的时变资本率，经济繁荣时管制的最小资本率必须在实质上超过经济衰退时市场赋予的标准。IMF（2010）估计美国银行从2007年到2010年的累计信用损失大概是资产的7%，如果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充足率的市场标准是8%，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最小标准应该是15%。

（二）更高质量的资本

传统意义上，管理者最注重的资本指标是一级资本占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一级资本包括普通权益和优先股，因此当衡量是否满足资本管制要求时，权益和优先股用同样的方式来计量。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合理。如果只是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导致存款保险承保者遭受损失，只要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持有者的清偿权在存款承保人之后即可。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许多投资者和监管者开始讨论银行的资本质量问题，并且讨论了普通股是如何在资本质量上优于优先股的。尽管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两者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从更注重动态、全局的宏观审慎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对待是很自然合理的。普通股之所以在再筹资过程中比优先股的质量更高，是因为它的清偿地位次于优先股，这样会更少受到债务积压问题的影响。

当处于困境中的银行面对快速融资的目标时，监管者应该要求资本要求中的大多数都为普通权益。

（三）对债务期限的管制

从近期的金融危机中，监管者意识到没有足够重视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之间的差异。尽管被政府保险的存款在危机开始时不容易被挤兑，但是对于大规模资金来说不尽然。事实上，大规模资金的挤兑――拒绝回购协议和商业票据的债务人延缓贷款偿还――在北岩银行、雷曼兄弟等的破产中起了重要作用(Shin,2009;Gorton and Metrick,2010;Duffie,2010)。

监管金融机构对于短期负债的使用是基于以下两个观点的：第一，短期债务债权人在挤兑时比同量的长期债务能给银行带来更大的冲击。第二，在存在市场范围的廉价出售时，对债务期限的选择具有外部性作用。当一家银行选择短期负债来进行大部分的融资时，它没能在金融危机中将其内部化，无法对短期负债延缓偿付会促使银行变卖资产，这种廉价出售会对持有同样资产的机构产生负面效应，间接增加了其成本。

宏观审慎监管方法主要涉及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如果从一个长期、平稳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对贷款的成本产生长期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很小。

三、金融改革

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在Basel III中针对银行监管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强调了金融机构保持较多资本及更高质量的资本的重要性，在这方面，Basel III也同样重视。它将普通权益量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最小比重从2%提高到7%。尽管这个比重应该更高，但是Basel III的要求表明其正向正确的方向探索。

资本金政策的主要不足是实施的过程很缓慢，预计到2019年1月新的资本要求才能完全有效，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要求银行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更高的资本率要求，银行会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筹集新的外部资本来实现，这样又会导致长远的信用紧缩。在过渡阶段，监管机构应该强制要求银行筹集新的美元股票权益，同时不能给它们进行缩减资产的选择。美国于2009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如果将其应用在过渡期间会使资本要求落实的更快而且对信用供给的负面影响很小。

我们同样讨论时变资本要求的有效性。Basel 委员会提出一个位于0到2.5%之间的逆周期缓冲，具体的数量则针对各国不同情况给出。Basel 委员会在报告中给出：“逆周期缓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宏观审慎目标，即在信贷增长过量的时期保护银行部门，对于任何银行来说，这种缓冲的生效条件是由整个系统范围的风险增加导致了过量的信贷增长。”这条规定在大体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具体衡量“信贷增长过量时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Basel III 中的某些改革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债务期限问题，Basel 委员会引入了“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测试，要求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包含一定量的长期融资，并且其中应有期限超过一年的权益和负债。然而，关于这条规则的设计和校准的细节问题还没有完全落实，从2012年开始“观察期”直到2018年才正式引入这条标准。可以说委员会的确认识到了债务期限管制的重要性，但是具体的执行还需要很长一段路。

最后，在Dodd-Frank法案和Basel III 中都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弱点――没有全面地认真对待影子银行系统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如果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金融监管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由政府保险的储蓄，而是减轻在整个金融系统内由过量短期借贷引起的廉价出售和信用紧缩效应。

尽管对银行较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可以帮助其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考虑到金融服务领域竞争的激烈性，这很容易使金融中介将其一部分份额转入影子银行领域。比如，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贷款被证券化，并且这部分证券会被大部分高杠杆率的投资者持有（比如对冲基金），这些投资者不受针对银行的资本管制。如果这样，受监管的银行也许更安全，但是整个金融系统则不尽然。

为了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就必须确保政策的制定能涉及到各个领域，避免导致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后果。因此应该在管理影子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系统部门上具有一致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特定工具。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管的执行程度。在美国和欧洲，宏观审慎已经被分别授权予FSOC和European System Risk Board。这两个机构都由许多监管部门组成，其是否能有效执行或者引起权限之争还是个待解的问题。不过在判断监管系统是否存在不足上，这些委员会会起关键作用并能合理地进行处理，就像在影子银行问题上。

参考文献：

[1]Diamond, Douglas W., and Raghuram G. Rajan, 2009, “Fear of Fire Sales and the Credit Freez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2]Gorton, Gary B., 2010, Slapped by the Invisible Hand: The Panic of 200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Gorton, Gary B., and Andrew Metrick, 2010,“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 Yale ICF Working Paper 09-14

[4]Kashyap, Anil K, and Jeremy C. Stein, 2004, “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Basel-II Capital Standards,” (with Anil Kashya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Q1, 18-31

[5]Shin, Hyun Song, 2009,“Reflections on Northern Rock: The Bank Run that Herald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101-119

篇2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 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性行为，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 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 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

篇3

关键词：绿色建筑 建设设备方案节能效益的评估

一、绿色建筑的特点

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增加环境负荷。据统计，人类从自然界所获得的50%以上的物质原料用来建造各类建筑及其附属设备。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又消耗了全球能量的50%左右；与建筑有关的 空气污染、光污染、电磁污染等占环境总体污染的34%；建筑垃圾占人类活动产生垃圾总量的40%。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就技术层面而言，绿色 建筑应考虑以下关键问题：能源、排放物、水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对地区生态的影响和室内空气质量等同时还应考虑与之相应的建筑的功能性以及建筑美学意义。

绿色建筑的实践毫无疑问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建筑师具有生态环保的理念，并需要建筑设备师尽早融入，共同采取相应的设计方法，同时需要管理层、业主都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这种多层次合作关系的介入，需要在建筑方案评审阶段确立明确的评价及认证系统，以定量的方式检测建筑设计生态目标达到的效果，用一定量指标来衡量其所达到的预期环境性能实现的程度。评价系统不仅指导检验绿色建筑实践，同时也为建筑市场提供约和规范。促使在设计，运行、管理和维护过程中更多考虑环境因素。对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节能效益评估，将引导建筑向节能、环保、健康舒适，讲求效益的轨道发展。

二、建筑设备方案未尽早融入设计方案的遗憾

由于目前许多方案设计公司不配备设备工程师，方案评审时，过多的重视设计方案的美学效果，以此作为建筑物设计方案中的重要条件。而忽视建筑设备方案的融入，业主却要求在不改变设计方案的前提下，配套建筑设备设计。造成许多建筑先天不足，使建筑的适应性、机动性、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能、经济性大打折扣，使绿色建筑的节能问题遇到许多不应有的困难。如等方案确定后，再进行设备方案设计就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出现为节能牺牲建筑美学的效果，或为了建筑造型需要造成建筑能效降低，所建的建筑寿命周期内使用费用增高等。我国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为50年。由于建筑设备方案未尽早融入设计方案的造成的遗憾严重影响了业主的使用费用提高，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的生活方式。由于目前许多建设业主不是最终业主，各自会站在自我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因此更需要对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节能效益进行尽早评估。

三、设计方案中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优点。

首先应考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第二，资源消耗，建筑的自然资源消耗问题；第三，环境负荷，建筑在建造、运行和拆除时的排放物，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潜在影响；第四，室内空气质量，影响建筑使用者健康和舒适的问题；第五，可维护性，研究提高建筑的适应性、机动性、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能；第六，经济性，所研究建筑在全寿命期间的成本额；第七，运行管理，建筑项目管理与运行的实践，以期确保建筑运行时可以发挥其最大性能。以商业建筑为例：据有关统计，写字楼和酒店等商业建筑中空调、照明、电梯等系统的耗能情况大致如下：1空调：写字楼空调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平均为60%，其下限为50%，上限不高于70%；酒店HVAC（热、通风和空调控制）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44%。2照明：写字楼照明耗能占总能的比例为23%~55%，平均26%；酒店照明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29%。3、电梯：写字楼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8%，酒店电梯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10%。4、热水：酒店热水耗能占总耗能的比例为2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建筑设计方案中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重要性。如空调方式，空调机房的位置对空调水系统平衡与变流量的影响、配电间位置造成供电半径过大对线路损耗的影响、光源选择对耗能的影响、太阳能热水的利用、雨污水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节水规划，废水回收技术和节约用水等，绿色建筑的节能是指绿色建筑内能源的消费和合理利用之间的平衡关系。衡量一个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节能的经济效益应该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节能设计的范围、类别，是仅仅考虑了直接节能、还是包含了广义节能？是否具备潜在节能？另一方面是节能的实际效率和深度。节能效益到底有还是没有、高还是低？这些都是判别建筑智能化系统实际功效的重要指标。通常建筑物节能的内容和对象包括建筑设计、空调系统、照明与设备、给排水，绿色建筑节能不但包括原有传统建筑所采用的节能方法，更重要的采用先进的科技来达到更准确的调整和控制，即”主动节能’’。要达到绿色建筑的优化方案，就需要设计方案中尽早融入设备方案。

四、绿色建筑全寿命周期节能的经济效益评估

1、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用于评价住宅建筑和办公建筑、商场、宾馆等公共建筑。《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六大指标：1）节地与室外环境；2）节能与能源利用；3）节水与水资源利用；4）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5）室内环境质量；6）运营管理（住宅建筑）、全生命周期综合性能（公共建筑）。

2、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是指建筑从最初规划设计到随后的施工、运营及最终的拆除，形成一个全寿命周期。关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其中运营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耗、无害的活动空间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因此可见设备方案尽早融入的是绿色建筑的节能效益评价的关键。

3、绿色建筑的节能效益评价可以考虑的内容与方法推荐表见下表。

绿色建筑评估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建立我国玩整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及评估方法，从设计方案的源头做起，是建筑可持续发展战略刻下容缓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探索。

五、结 束 语

篇4

你院请示的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收悉。

经研究认为，杨金容之夫于1976年与交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并经房管部门同意，交纳了契税，且价格合理，交付多年。特别是居委会在诉讼期间，又报请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政府批准，补办了审批手续。故该买卖关系已经具备了我院（1985）民他字第14号批复规定的要件。据此，我们同意省院审判委员会的第一种意见。即承认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有效，驳回杨金容的诉讼请求。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审判委员会因对鹰潭市杨金容诉新建、广场两居委会房屋买卖一案的处理意见不一，特请示报告如下：

原告：杨金容，女，54岁，汉族，江西省贵溪县人，系鹰潭市邮电局退休职工，住月湖区赵家巷34号。

被告：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办事处新建居民委员会（主任饶桂金）。

被告：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办事处广场居民委员会（主任胡普秀）

争议房屋座落在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70号，两层石木结构，楼上楼下面积计90.98平方米。此房屋是原告丈夫缪火阶1974年继承他父亲缪祥茂的遗产。1976年3月，缪火阶经过当地房管机关审核同意，以1084.46元的价格卖给交通街居民委员会（1985年以后，此房划分给新建和广场二个居委会），写有买卖契约，买方交付了房价款随即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并依法办理了房屋交易手续。

1982年11月，原告丈夫缪火阶病故，1988年4月1日，原告首先以“典当”要求回赎，后又以买卖房屋她“不知情”为由向月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房屋买卖关系无效。在诉讼期间，被告向月湖区人民政府补办了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

月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缪火阶于1976年3月将房屋卖给交通街居民委员会，是在等价有偿的基础上成交的，有买卖契约，办理了房屋交易手续，且原告在1987年7月前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据此判决买卖关系有效。

原告不服，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鹰潭中院对此案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全部有效。理由是已经房产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且原告长达十多年未提出异议。故买卖关系早已成立，全部有效。第二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一半有效，一半无效，理由是缪火阶只有权出卖自己那一部分（即：半栋房屋）房屋的权利。而无权出卖妻子杨金容的那一部分房屋；第三种意见认为这起房屋买卖关系全部无效。理由是国家一贯政策规定：不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购买私人的房屋，如确需购买也必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但是交通街居委会购买此房时没有经过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贯精神，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故这起房屋买卖关系无效，该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因把握不准，故向本院请示。

本院承办人认为，从本案的情况来看，以承认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为宜。理由是：

1.成交时，买卖双方完全自愿；

2.写有房屋买卖契约；

3.买方交付了房价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十多年时间；

4.缪火阶当时将房屋的全部契证交给了交通街居民委员会，只是买方未能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照章交纳了房屋交易税（经电话询问，中院民庭的同志说办了过户手续）。

5.原告在其丈夫将房屋出卖给交通街居委会11年之久，从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的规定，其它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

6.诉讼期间，被告向月湖区人民政府补办了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因此，房屋买卖关系有效，鹰潭中院应驳回上诉，维持第一审判决。

民庭集体讨论意见：

同意承办人意见，房屋买卖关系有效。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第一种意见认为，房屋买卖关系有效，其理由是：该房屋所有权已转移到被告方，被告长期使用管理了该房屋。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国家一贯强调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不经批准不得购买私房的限制之列，被告在诉讼期间补办区人民政府批准手续符合最高法院〔1985〕法民字第14号批复精神。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家虽然一贯强调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不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购买私房，但居委会不是机关、部队，也不是团体、企事业单位，不属于限制之列，无须补办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主张房屋买卖关系有效；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居委会属于不经批准不得购买私房的单位，那么，其在诉讼期间补办购买私房的批准手续的行为是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宣布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篇5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 成本收益分析 边界

概述：

本文将通过对金融监管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根据西方经济学中“有成本和效益就存在均衡点”的论断，得出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存在性，进而比较两种分析方法，得出如何确定监管边界的一般方法，并分析我国金融监管形势。

第一章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的内涵及构成

实施金融监管是需要耗费资源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存在着成本问题。同样，金融监管会给监管当局带来好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存在着收益。因为受到金融监管成本和收益的约束，且无论哪个国家，金融监管都被认为是必要的，因此金融监管边界问题的研究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一、 金融监管的成本及构成

根据金融监管所引发成本的直接程度划分，金融监管成本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金融监管引起的直接资源成本。二是金融监管引起的间接效率损失，或者称间接成本。三是金融监管的其他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等。

（一）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

1、行政成本

（1）监管的机构设施、设备配备

（2）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

（3）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

2、执行成本

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构成复杂。它主要考虑的是被监管者为监管所付出的成本。

（二）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

1、监管的道德风险问题

2、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导致静态低效率

3、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金融中介的创新，导致动态低效率

4、监管可能造成对金融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

5、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

（三）金融监管的其他成本

1、当出现欺诈事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等时，监管当局为维持金融稳定所进行的代偿性支付

2、机会成本

二、金融监管的收益及构成

（一） 微观分析：对监管对象的影响

金融监管促使个别金融机构实现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即比照不存在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收入水平更高，并且这种较高的收入水平完全或直接是由于金融监管因素而导致的。但金融监管使得被监管机构收入的提高，并非是立竿见影的，在监管的初期，被金融者的收入甚至是下降的。因为监管的存在使被监管者增加了成本，确切地说是增加了执行成本，而使净收入减少。

（二）中观分析：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金融监管通过保护充分有效的竞争、防止垄断和欺诈行为以及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实现，而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有效的消除金融机构副外部效应。

（三）宏观分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是，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三、最佳监管边界的存在性

在现实世界中，既不可能没有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存在没有约束的绝对有效的金融监管。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结构的角度看，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反之则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第二章金融监管边界的确立：两种分析方法的比较

一、金融监管边界的成本―收益分析法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分析纯理论模型概述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包括以下几个变量：

金融监管的强度

金融监管的预期收益

金融监管的总预期收益，以下记为r(x)，又称为预期收益曲线，这里x为监管强度。

金融监管的成本

金融监管的总成本，以下记为c(x)，又称为成本曲线，这里假定c(x)具有通常的成本函数性质,x为监管强度。

4、监管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监管的预期边际收益(MR (x))；监管的边际成本(MC(x))。

概述：当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即MR=MC时，监管的预期净收益n(x)＝r(x)-c(x)达到最大，此时达到理想的监管状态，监管强度则为理想的监管均衡强度x*，此时监管达到最佳效率水平。当监管强度低于理想监管均衡强度时，监管的预期净收益随监管强度的提高而增加，反之递减。

以成本―有效性分析替代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的收益可以从一下三个层次进行考察：

1、金融监管促使被监管机构收入水平提高

2、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系总体收入提高

3、金融监管促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由以上的性质我们可以了解到，金融监管由于要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方面来探讨收益性，那么它就必然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说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种替代的决策思路是进行成本有效性分析，这指的是在无法确定某公共项目具体的收益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它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的完成目标，那么毫无疑问，成本更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

两种分析方法的差异及结论

以上对两种分析方法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方法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各有优势和劣势。虽然二者有较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种分析方法在对金融监管成本的要求上是相同的。在金融监管的收益方面，显然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要求要高些，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困难。而成本有效性分析法由有效性来表示金融监管的收益，实际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在金融监管边界的确立方面，成本收益分析由于是定量的分析，在各种数据完备的情况下，能够准确的得出我们理想中的监管边界。而成本有效性分析只能对已经发生的监管评判其优劣，不能真正的得到我们想要的金融监管边界。尽管如此，成本有效性分析由于其在实际运用方面的优势，一样可以为我们探求金融监管边界提供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章我国金融监管边界的确立

一、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当投保银行(或存款机构)经营破产不能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为其付现，提供事后补救，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减少存款人的损失，并防止挤兑风潮，来稳定金融体系。随着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退出将不可避免，要实现保护存款人的目标，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二、建立有效的成本评估机制

我们认为的有效的成本评估机制，不仅仅包括对金融监管直接成本的评估，更加重要的是对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行评估。在这方面，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建立有效的成本评估机制，才能使金融监管的成本准确、明晰、完善，才能为监管当局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明确监管目标

在总体监管目标之下，应有具体的细化目标，或者称之为中间目标。因为我们认为监管目标是监管收益性质的，其收益的大小应该有中间目标的完成情况来决定，只有具体细化了中间目标，明确了目标的完成程度，才能真正做到对金融监管收益的准确把握。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了两种分析方法的异同。只有研究和利用各种分析方法，确立我国金融监管的边界，才能正确面对我国目前在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方面存在的问题，保证我国金融监管的健康正常发展。

引用文献：

1．【美】 艾伦•加特.管制、放松与重新管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3．陈小平,杨俊川.日本银行的监督与评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4．雷达.从放松管制到再管制.金融与保险.2000年第3期

篇7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金融创新的大背景做了介绍，接着概括了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浪潮持续高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前推后涌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金融业又是一个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敏感性行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多样化的风险因素，这就使金融监管成为必然。次贷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金融业界的主旋律；因此，如何在做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做好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已成为一个金融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削弱。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各机构涉足领域广泛，进行大量业务与工具创新，增加表外业务，一旦创新活动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规定的行为边界，但监管当局也没有明文限制，这就使原有的监管法规效力下降、监管手段、监管方法过时，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监管有效性被大大削弱。如果新推出的金融产品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但却被市场普遍接受，那么原来的金融法规就完全丧失效率。金融创新可能产生一些模糊的产权关系，导致风险监管失效。比如：某些以境外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工具涉及货币所在国、交易发生国、交易者所在国等不同对象，各国对风险责任的认定不同，有可能导致这些金融创新没有任何约束。某些跨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的风险监管不确定是属于子公司所在国还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家。一些混合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交叉性业务，比如储蓄保险既涉及储蓄业又涉及保险业，这样很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使得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往往已滞后金融创新的步伐，使监管的时效性大打折扣，这就迫切的需要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创新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政府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 

适应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需求，积极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应该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监管首先要真正保障投资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再把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行作为单一的目标。 

树立监管效率观念，努力降低监管成本。要改变监管不计成本的观念，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与监管执行中都坚持贯彻成本最小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的资源占用。 

增强监管风险意识。在监管过程中强调监管的依法性和有效性，坚持监管行为的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三、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衡量而是以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如任何规章，生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超过成本的规章才能被通过；生效后每一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掌握规章对金融活动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规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或金融监管目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不是先设计标准，而是采取选择性的方法：如绩效标准，市场激励和信息战略。这种监管方法的改革要求废除那些限制市场效率、增加个人与企业负担、有失公平的和过时的规章制度。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基础作用。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审计部门的联系，共同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积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金融机构有关经营情况公开性，同时要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共同推进金融监管。 

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与委托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外部审计，弥补中央银行监管在人力和技术上的不足，确保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共同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四、创新监管手段 

 

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实现监管机关与被监管机构的电子联网，实时监测金融机构运营，确保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监管信息，提高监管应变能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非现场监管运作体系，运用特制软件，对金融机构非现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比，归纳管理，并最终形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判断，为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积极稳妥地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级体系，对金融企业定期进行资信评级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实行区别监管，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金融风险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否则也不可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但金融监管不是金融抑制，而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监管理念、监管法规，通过金融改革不断的完善监管。 

 

参考文献： 

篇8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金融业正感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挑战，必须尽快制订出符合国际化要求、与WTO金融法律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游戏规则，构建起我国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这是保障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重要性

1．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国际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或者由国际官方或民间组织制定的一般规则，只有对明确表示接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了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2．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我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济贸易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领域和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当然也涉及国际金融业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法律基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金融业也就承认了并要遵循这些规则。因此，我国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方法，改变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理念。

3．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大胆借鉴外国经验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捷径。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其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而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存在滞后的问题，而且疏漏不少。因此，借鉴国外金融监管法制的经验极为必要。监管当局应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保持立法的前瞻性；还应借助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力量来推动对外国先进法制的研究和学习；更应大胆借鉴外国监管立法的成功经验，在制度选择上要适当超前。

4．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动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如下积极意义：一是可以把握当今金融监管法制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二是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并有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三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国际化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二、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构想

1．逐步清理、修订、废止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加快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的学习和人才培训，提高我国加入WT0的适应能力。中国入世后，金融服务市场的扩大和全方位国际竞争已经开始，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开放顺序，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依次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向内地扩散，经营范围也将扩大至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此时，竞争的需要呼唤着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改革。所以，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改革必须适应这种发展形势，从立、改、废、创新四个层面同时展开。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应迅速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按照法制统一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规定，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使我国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手段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外，就是要培养人才，提高金融监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是《WTO协定》，1997年底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并于1999年初签署生效。我国加入WTO，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将面向世界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工作者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干部必须全面掌握这一协定的内涵，掌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分期分批对广大监管干部进行培训，做到熟悉规则并能熟练地运用规则。要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深厚的金融知识并能掌握国际通用规则的综合性人才和专门人才。

2．把住市场准入关，优化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止“先天性缺陷”问题。首先，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科学制订各类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金融布局和适度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确定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征和监管重点，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其次，市场准入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环节，把好市场准入关是保障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基础。撒准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进入金融市场，并根据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审慎性标准来审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而发生恶性竞争，防范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第三，金融机构是否能稳健、安全经营，关键在于其自身能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目前，国际上监管当局非常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管理来实现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金融监管当局就应当介入，并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展和蔓延。

3．接受国际金融新技术渗透我国金融领域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填补立法真空。现代国际金融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创新技术、工具等层出不穷，服务领域愈加宽广。我国的传统银行业其金融产品单一性和服务领域的有限性，使得金融工具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入世后诸如金融租赁、典当、保险中介、消费信贷和新兴的金融衍生工具等新金融业务将大量呈现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同时，在加入WT0后，商业银行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国外商业银行的进入使得我国政府开禁国内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权不可避免。因此，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及早出台。另外，总领时代潮流的当属网上银行，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积极通过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在协调内部关系的同时努力争取利己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的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较快，网上银行已经出现。针对网上银行的风险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任务是：健全网上银行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营造有法可依的外部环境；督促网上银行强化内部管理，从内部控制制度入手查堵漏洞；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技术力量，建立网上银行业务审批和监管机制；密切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对网上银行跨国业务的监管任务。

篇9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金融创新的大背景做了介绍，接着概括了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浪潮持续高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前推后涌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金融业又是一个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敏感性行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多样化的风险因素，这就使金融监管成为必然。次贷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金融业界的主旋律；因此，如何在做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做好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已成为一个金融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削弱。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各机构涉足领域广泛，进行大量业务与工具创新，增加表外业务，一旦创新活动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规定的行为边界，但监管当局也没有明文限制，这就使原有的监管法规效力下降、监管手段、监管方法过时，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监管有效性被大大削弱。如果新推出的金融产品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但却被市场普遍接受，那么原来的金融法规就完全丧失效率。金融创新可能产生一些模糊的产权关系，导致风险监管失效。比如：某些以境外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工具涉及货币所在国、交易发生国、交易者所在国等不同对象，各国对风险责任的认定不同，有可能导致这些金融创新没有任何约束。某些跨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的风险监管不确定是属于子公司所在国还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家。一些混合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交叉性业务，比如储蓄保险既涉及储蓄业又涉及保险业，这样很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使得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往往已滞后金融创新的步伐，使监管的时效性大打折扣，这就迫切的需要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创新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政府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

适应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需求，积极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应该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监管首先要真正保障投资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再把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行作为单一的目标。

树立监管效率观念，努力降低监管成本。要改变监管不计成本的观念，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与监管执行中都坚持贯彻成本最小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的资源占用。

增强监管风险意识。在监管过程中强调监管的依法性和有效性，坚持监管行为的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三、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衡量而是以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如任何规章，生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超过成本的规章才能被通过；生效后每一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掌握规章对金融活动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规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或金融监管目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不是先设计标准，而是采取选择性的方法：如绩效标准，市场激励和信息战略。这种监管方法的改革要求废除那些限制市场效率、增加个人与企业负担、有失公平的和过时的规章制度。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基础作用。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审计部门的联系，共同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积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金融机构有关经营情况公开性，同时要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共同推进金融监管。

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与委托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外部审计，弥补中央银行监管在人力和技术上的不足，确保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共同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四、创新监管手段

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实现监管机关与被监管机构的电子联网，实时监测金融机构运营，确保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监管信息，提高监管应变能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非现场监管运作体系，运用特制软件，对金融机构非现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比，归纳管理，并最终形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判断，为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积极稳妥地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级体系，对金融企业定期进行资信评级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实行区别监管，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金融风险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否则也不可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但金融监管不是金融抑制，而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监管理念、监管法规，通过金融改革不断的完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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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主要包括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三个阶段，而我们知道，事前监管又称预防性监管，对于维护一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在一国的金融立法中确立符合客观实际、切实有效的预防性金融监管制度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金融业“预防性监管”的方法和手段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主要是以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的，对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以及业务范围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此后1993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的“标准化监管”方式也仍然延续了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特点，主要是按不同的风险级别确定不同的资本要求进行监管，使得计算程序进一步的简便了。但以上两个阶段中的这种机械的、强制性监管方法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做了很多的外部规定，并且监管者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和业务在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进行严格的审查，这种监管方式明显没有考虑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的连续动态过程提高了其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为应对监管程序而产生的外在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及国际竞争整体实力，实践证明其越来越不适应全球金融业飞速发展的客观要求。1996年，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内部模型监管方法（ValueAtRisk，即VAR）替代了“标准化监管”，“十国集团”监管当局随后也采纳了该规定，允许金融机构自己选择计算方法，并规定必须将资本保证金的数额与计算出来的风险损失直接挂钩起来，内部模型监管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验不对称的问题，在计算上也更加的灵活和准确，但是，其却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弊端，被称作是一种“半刚性”的监管方法。在内部模型监管的运用上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保证用来计算风险的内部模型是准确的，否则，被监管金融机构就极易对他们的风险状况进行虚假陈述。[1]

随着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研究和运用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励规制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规制理论在西方逐渐兴起和发展，而把激励规制理论应用到金融监管领域中，就产生了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其是采用激励相容的原理，由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测试期开始时向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保持的最大损失值），并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该期间内，只要累计损失超过承诺水平，监管当局便对其进行惩罚，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银行不得不审慎确定其预先承诺的资本量水平和实际的风险头寸规模。[2]预先承诺方法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避免了以往通用的内部模型监管方法的诸多弊端，经过实践检验也是有效的。1996年，纽约清算机构委员会组织美洲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纽约公司、大同银行等十家大型银行机构成立了一个国际性机构，共同参与了预先承诺方法的实践活动，实践证明在风险控制和资本控制等方面都比现存的其他方法更具有激励作用。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现状

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基本上还是按照分业监管的模式，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其子公司进行监管，由于其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风险结构及风险的传递机制也呈现特殊性和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的要求也就更为的严格。[3]经实践证明，我国目前单纯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能对其起到有效的监管效果，即使在2003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明确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分业监管制度，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将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可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还明确了三家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收集与交流制度。但在现实的监管实践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因为缺乏牵头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究竟如何分工及执行的问题并没有实际解决，而且以上的《备忘录》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因为监管机构之间行政上处于平级地位所带来的互不买账、推脱责任的情形仍不能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重复、交叉监管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监管的漏洞和盲区也极为普遍。这就使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预防和控制问题日益凸现，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法律规定，但自从2003年我国银监会成立以后，颁布了有关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多部规定，这对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主要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等，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细规定。综观其具体的规定，主要是全面借鉴了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相关规定，体现了逐步向风险性监管转型的国际趋势，虽然以风险内部模型作为市场风险的主要计量方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预先承诺制，但在以上相关规定中都体现了监管激励相容机制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完全行政强制性的指令式监管，标志着我国预防性金融监管以行政指令式向内部模型监管的正式过渡，但由于内部模型监管的诸多弊端，以及全球监管激励相容趋势的逐渐加强，加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导致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未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中引入预先承诺制，充分运用激励机制发挥金融控股公司自身风险预防和控制的能动性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必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中确立预先承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预先承诺制的优势已日益显露，将其引入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中，并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定，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势必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事前预防和控制起到重要的作用，进而有助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效率的整体提升。

（一）有利于改善我国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

一般情况下，虽然很难给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给出一个精确的定量结果或者准确的概念，[4]但却可以通过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下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数量，金融机构的违法率等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虽然，近些年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监管工作，但监管的绩效却仍然不容乐观，不良资产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偏低，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的情况极其普遍，这些都和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强制命令式的，直接的、单纯外部金融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忽视和压制了其他机制对于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不但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监管目的，同时，也压抑了被监管者自身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不利于我国金融业整体效率的提升。因而，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立法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尝试引进预先承诺制，这将充分调动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的能动性，节约我国金融监管的成本，避免行政命令式监管的无效和失灵，从而引导并最终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目标的统一，提高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整体效率。

（二）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机构的效率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一国金融监管当局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有效的金融监管在更大程度上应更多地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自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应该将由一国政府外部施加的行政强制性监管同金融机构内部自发的内控制度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通过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诱导金融机构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一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目标。相对于前几个阶段的监管方式来说，运用预先承诺方法对其进行预防性监管，可以避免和克服以往“一刀切”式监管方法的诸多弊端，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的积极能动性，使金融机构做出的行为与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逐步统一，从而实现激励相容的监管效果，使监管更加透明化和公开化。监管机构只负责金融机构在没有实现预期承诺时候的惩罚和制裁，节省了金融监管机构大量的监管成本和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尤其是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监管无效和失灵情况将起到很好的避免和预防作用，必将提高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效率。

（三）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和发展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金融分业体制下实现混业经营目的的一种组织创新模式，其产生的主要动因和缘由就是通过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大效率的整合从而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如果仍然按照我国以往机械的、“一刀切”式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不但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管效果，甚至会因为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等问题造成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不必要的压制和束缚。而运用预先承诺方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预防性监管，可以充分发挥激励相容机制的作用，使金融控股公司自身承担较少的约束和行政干预，在其保持资本水平和风险水平相称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业务特点自主的进行安排，这就极大的调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能动性使其自觉的对自身面临的风险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内部控制，这就在维护了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宏观金融秩序的同时促进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

（四）有利于缓解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利益冲突的，一般来说，金融监管当局更多重视的是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处于被监管者地位的金融机构，往往受利益的驱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其最终目标，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或牺牲经营安全的情况屡禁不止，这种短期行为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中表现得最为清晰。这就产生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金融监管当局越是想实现监管目标，被监管者越是想尽方法规避和逃脱监管。因而，将预先承诺方法引入到我国的金融监管领域，并以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定，将有助于引导被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将改变我国以往行政命令色彩浓重的金融监管方式，对缓解金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价值目标的冲突将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ArupratanDaripa＆SimoneVarotto1998．“Valueatriskandprecommitmentapproachestomarketriskregulation”EconomicPolicyReview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issueOctpages138．

[2]张荔等著．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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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外部性、非对称信息及巨灾发生的可能性广泛存在，为政府监管金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也使人们认识到对金融业的适度管制和合理监管是一种明智之举。政府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是适度管制与有效监管。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业较强的外部性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的核心作用，使各国政府都对金融业实施相对其他行业而言较为严格的管制。虽然这种监管符合社会稳定的要求，但政府必须以市场活动为基础进行适度管制，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

政府实行金融监管的过程中，为金融市场提供公平的行业规则，并确保这些规则贯彻落实，是政府监管金融的基本方式。具体有三种。一是行业规则的制定。金融行业规则的制定涉及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严格的公司法、合同法的制定以及打击金融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欺诈的法律规则的制定等。二是行业规则的实施和秩序维护。政府在金融行业要实施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并且保证实施这些规则的执法部门可以各司其职，赋予这些部门足够的执行能力，以提升监管的合法性、公正性。

三是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的信用环境建设。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引导全社会建立信用意识，改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动相关部门、媒体和有关各方对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共同监督，减少金融机构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确定管理内容、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并切实贯彻实施。目前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地方政府管理权限有限，管理职能弱化，主要表现为“责”与“权”不协调。一方面，我国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总责。另一方面，依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各地金融机构的管理、改革和发展的主导权均掌握在以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监管部门手中，地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与辅助其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2.地方政府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偏重于监管与查处，而对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重视不够。近几年，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得到强化，在规范金融秩序，遏制、降低金融风险方面成效显著。然而，监管部门严格要求地方金融机构只能做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允许做的，没有明令禁止的一律不允许试点和尝试，这不利于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创新性金融活动，影响其发展。

3.县区级金融监管部分缺位。在一些地区，目前“一行三会”中仅有人民银行设有支行级机构，并且职能仅局限于贯彻央行货币政策、对地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机构尚无分支机构，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保险、证券等机构基本处于监管缺失的状态。

4.金融监管手段落后，导致整体金融监管效率较低。一是监管手段单一。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手段主要以检查、罚款等行政性措施为主，面对金融风险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科学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三是对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监管，技术比较落后。四是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

提升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策略

1.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规范、有效的地方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一是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监督体系，明确地方金融机构的上级管理机构，并监督其合法经营，防止出现违法经营及其他危害地方金融安全的行为。二是进一步改进管理方法，运用有效的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地方金融机构。例如，政府有股权的地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派出董事和监事的办法，加以管理和监督，实行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在改革产权制度、完善经营者离任审计制度、年度财务审计制度和重大事项审计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地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机制。清理整顿不合格的地方金融机构，在改革现有机构的同时，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让符合条件的地方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壮大。

2.加快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督与管理。一是要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是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外部监管必须辅之以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质作用。完善的内控制度主要体现在：对业务人员有明确的授权范围，财会信息的记录准确及时，能有效保护资产、控制债务，管理人员能恰当地评估业务风险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树立内部审计的权威性，赋予稽核部门相对独立的地位。二是要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加强金融业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行业公会或协会是处于金融机构的微观实体与国家行政监管机构的宏观体系之间的中间监管环节，地位非常重要。充分发挥金融业行业公会的监管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控能力，促使金融业整体走向良性竞争。这一举措是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重要的组织制度条件。

3.运用科学监管手段，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一是要提升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对金融监管要制定一套规范科学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对监管内容进行深层次分析，实现工作重心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加强对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监管，使各金融机构通过监管交易网络和现场加强信息交流与信息共享。同时，还需要参照国际上对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监管标准和惯例，设计出较为完善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监管系统。二是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给金融业的经营带来风险，但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先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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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05-01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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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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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决定一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主要因素是该国的金融体制和监管的具体目标，这将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监管体系的运作、监管权力的行使、监管政策的传导、监管方式方法的采用以及监管效果的维护等谙多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我国也不例外，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各项金融监管工作刚刚起步，监管力度和效果还不够明显，表现为应急救火的多，提前预防的少；单项检查的多，综合考评的少；孤军奋战的多，协同配合的少；区域监管标准多样且随意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监管思路缺乏多维性、科学性、超前性，监管格局也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初合理性，这与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业要求，同国际惯例及通行作法尚有差距，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将走向世界，推向市场，这种的必然客观要求我国的金融运作和监管，必须按国际规则来办事。为此，现阶段如何找到有效的合力监管同盟，构建一套新形势下适合国情的高效、规范的监管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比较与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遵循国际惯例和监管准则、拟可采取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中国国情，选择好监管模式，建立一元化、分层次、独立运作的监管组织体系，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确立科学的监管指标体系、权威的法规体系、规范的操作体系、可靠的信息体系和配套的外部运作环境，量化监管内容，规范监管程序，寓监管于服务，以监管促发展，构筑规范化的监管模式。具体可作如下分析：

1、从监管主体来讲，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金融监管的主体是指由谁来担当监管职责。，我国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已形成，对银行业监管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但由于监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可能由一个主体全部承担，为适应加入WTO后强化监管之需要，就要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主体自身建设上下功夫，一是改进完善现有监管主体的层次及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真正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摆脱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借助银行机构内控和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促进法定监管主体进一步完善，并制约和防范其滥用权力。此外，为保证法定监管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机构及社会舆论监督的补充作用。

2、从监管定位来讲，应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并重。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政府控制下的封闭型金融市场而构筑，监管视野局限于国内。加入WTO后，必须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完全的市场进入许可和国民待遇，并公布通过具体措施对金融放松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时间表，这就促成我国金融监管要走放松管制之路。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特别是针对外资进入的监管还远未达到GATS及FSA的一般要求，加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现有监管不力、效率低下、该管的尚未管起来等问题，倘若将此置于放松监管的背景下，势必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为此，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甚为关键。应该明确，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管而尚未管的监管，同时要突出重点，顺应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需要，在监管的手段、措施等方面下功夫，以保证监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3、从监管目标来讲，应定好位，划分清楚，明确而不模糊。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首先应明确监管目标体系函数中包含的变量，由于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日益突出，金融监管还没有完全独立于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这一客观形势。为此，监管目标的设计和定位仍应以此为中心，并为之服务，形成以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为主，保护存款人利益，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监管目标。

4、从监管方式方法来讲，应突出多元化、化，促使传统监管与现代化监管手段相结合，以提高监管的整体效率和水平。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传统的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现场检查等方法的运用，坦对于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加入WTO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成为监管主体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监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创新监管手段，以提高监管工作的适应性和整体效率。目前，监管方向应是由现场监管转移到非现场与现场相结合上束，由侧重于手工操作转移到运用计算机初其他现代化工具上来，从而逐步提高金融监管的科学性和快捷性。

5、从监管来讲，根据国际监管惯例和准则的要求，金融监管的内容应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稳定为中心，以合规性监管为基础，风险性监管为重点来设计，同时由于金融改革不均质性的特征，针对不同监管对象应各有侧重。对国有商业银行仍以合规性为主，并逐步过渡到风险性监管；对新办金融机构应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合规性监管为辅；对外资金融机构应遵循与国际接轨的原则，依照国际统一准则实施监管；另外，在具体的监管内容设计上力求做到全面、、实用且具可操作性。

6、从监管制度和标准来讲，金融监管的实施必须依法进行，市场是法制经济，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的保证，其作为的规范构成了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是金融业监管的“尚方宝剑”。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依法监管不仅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各国金融监管通行的惯例。我国陆续颁布了各种金融法律、法规近干件，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但关键的在于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规范而灵活、权威而超脱。一般而言，健全的金融法律基础和一套公认的准则是监管的必要条件，监管标准应依法规为准绳。因此，当务之急是作好金融法的调整规范和废、改、立工作，提高金融法的司法性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