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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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经济杠杆 服务经济

一、杠杆和支点

财政是职能部门代表政府管理辖区域内所有资金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管理活动，用发展的眼光来说，当地政府不但是要守住现有的钱，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保证国有资金安全的基础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可以用资本经济的眼光来管理国有资产，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拿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市场运作，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的不断壮大是需要通过经营运作来实现，进而来实现财政增收、资金起到牵牛鼻子作用的爆炸式运作方式。简单一点的说，就是在市场化的经营运作中把国有资产、资源进行保值和增值。“经营财政”同时也是一个广泛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经营国有资产资源，还有整个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由于经营财政资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所起的作用。就好比阿基米德说：“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二、怎么运用财税的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可以整合各种经济扶持政策，把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起来，讲究投入和产出，这样就可以算出来政策对经济促进到底实际有多少作用。如果想通过经济杠杆作用要把财政资金的牛鼻子充分的发挥出来，我们政府先期还必须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另外我们也可以用政府贴息、政府担保的形式来参与进来，形成一种由政府来先期投入带动，从而带动民间资本进来运作，达到政府牵头进来运作，民间资本参与的良好运行模式，进而达到提高财政资金的牵牛鼻子作用，从而来达到促进地方经济振兴和快速健康发展的既定目标。

我们政府可以规范金融优惠政策整理合并财税政策，将当前所有政策中的的财税政策进行综合合理分析验证，撤销那些没有用的条条框框。要法制化、规范化那些合理的优惠政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是财政，强大稳固的财政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当前逐步缩紧的宏观调控，面对更加紧张严厉的的土地管理政策，如果我们政府想保障以后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政府要站在时展的制高点，用长远发展的目光来发展当地经济，造福子孙后代。当地政府财政部门一定要充分发挥财政应有的职能，使当地的财政实力不断快速增强，逐步建立良好的经济发展新局势，为目前资金相对短缺的形式下，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开好局、起好步，大好良好的基础。

三、怎么来解决资金的来源

（一）拓展财政收入渠道，提高政府使用资金收到回报的率

可以用资本经济的眼光来管理国有资产，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拿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市场运作，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的不断壮大是需要通过经营运作来实现，要想把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当地政府可以在中央政策的指导和群众的监督下，采取财政专户资金存款银行招、投标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

政府可以在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贷资金，同时必须有防范财政风险的意识，使银行信贷资金被我们手中稳妥地利用，还可以利用社会的资金参与进来建设当地的基础建设，壮大地方经济。

积极大范围整合不同类别、不同部门和同一部门内的财政性资金，当地政府可以把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政府性债务资金使用管理权利都归属到财政。把政府的预算的资金统一筹划安排运作监管和资金调度，加强政府统筹资金的能力，将分散于不同领域的资金整合起来完成大建设。

进一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支出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资金的使用绩效评价和管理机制。依据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在进行资金资源整合规范的时候需要按照改革要求研究建立绩效考评方法和考评细节条件，对有关重负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进行严格的考核评价。

逐步完善财税相关体制，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构建基层财政的奖励和惩处机制。尤其是针对事业经费中按人头发钱的支出比重大、但实际用在发展支出比重小的现状，完善补助发放机制，鼓励基层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成本，必须清理那些用途不明和效果不明显的项目，集中好有限的资金办好群众的大事。通过财政经费压缩，一步一步建立良好的财政应用体系，把财政的钱实实在在地用于促进统筹发展和为老百姓服务必须由体制上作为保证。

（二）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国有资产发展体系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第一目前各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所有权属变更，统一变更为一个所有；第二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变更后对所有国有资产进行统一分配；当地政府必须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尽力让国有资产充分动起来，实现国有资产快速增加。目前，因为建设工程大、耗资多，如果只靠财政投入，那么很多高速、大桥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很难实施。那么有效的办法就是，项目建设初期，政府在前期先投入小部分资金，然后可以招募有实力的社会资金参与进来，把股份转让后退出。政府投资公司应以融资为手段，代表政府来形式其权利，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还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实现这个项目增值后，通过转让股份的形式，让社会资金来操作完善项目，然后用转让股份的资金来运作其他的项目，把政府的死钱变成活钱，逐步壮大政府资金的规模和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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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 困难 财税扶持

中小微型企业是我国经济中具有极大活力的因子，其发挥了创新科技、扩大就业推动增长等一些重要作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关注的焦点。而在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中，国家的财税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小微型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成本提升，利润降低

首先是人工、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招工难，人工成本迅速提高，加上能源和原材料成本节节升高，导致中小微型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但又由于生产商品附加值有限，中小微型企业缺乏议价话语权，导致利润空间压缩。2012年众多企业在承接订单时显得格外犹豫，利润低也只能硬撑市场份额，严重制约了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其次中小微型企业融资贵和融资难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小微型企业能得到正常贷款，企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企业，2011年经营成本比2010年增加近29%。

最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实际税负普遍超过利润的30%，除法定税费外，还要承担协会费、会议费等其他费用。

（二）缺乏科技创新

中小微型企业受技术、人才、资金等的限制，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困难较大，致使其创新能力十分缺乏。在对外贸易中，创新能力的缺乏导致中小型企业竞争力的缺乏，而中国中小型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正在失去，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被东南亚一些国家瓜分，为了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中小企业必须积极创新。

二、运用财税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业生存和发展

（一）给予财政补贴

在运用货币政策放宽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条件，降低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运用财政政策给予中小微型企业财政补贴是更为迅速有效的办法。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如2012年第1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为8.1%，而财政收入增速高达14.7%。针对成本提升的问题，运用财政政策给以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补贴，这样既可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又可以提升其生产积极性。

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通过开设创新基金，对满足条件的中小微型企业进行贷款贴息、无偿资助等方式，对创业初期,需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小微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等给予资金支持，如以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及高技术服务业等高新技术领域为重点，帮扶中小微型企业走创新之路，促进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其顺利进入成长期，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具有管理规范、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等的中小微型企业群体。

此外，可运用资金支持中小企业集约化、专业化、集聚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创业投资机构等资本投向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小微企业创业服务环境。

我国已于2004年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规模也逐年扩大。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央财政于2011年投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28.7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接近9%。

（二）给予税收优惠

在给予中小微型企业资金补助的同时，财政部门通过建立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大对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财政部门加大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力度；继续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税制改革，健全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税收政策。

今年来，我国税制基本保持稳定，总体上以减税为主基调。在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冲击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税率由33%降到25%，有力减轻了中小企业负担，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产生的不利影响。2011年以来，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进一步有效支持其壮大，在已有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又加大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制定完善了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

首先是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在营业税方面，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每次（日）营业额1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将按期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月销售额1000元至5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在增值税方面，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现行每次（日）销售额150元至2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将应税劳务、销售货物的起征点幅度分别由月销售额2000元至5000元、1500元至3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后，全国924万余户个体工商户将无需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在全部个体工商户中占比高达63%以上。

二是延长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并扩大范围。在2012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进一步规范了农产品初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作了扩大。

三是加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力度。

四是延长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五是免征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印花税，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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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98年的财政政策，起码凸现三大思考。

一为积极是可以预见的。

2008年8月4日。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谈到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由来。“我接班后，提出发行适度的国债，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部里给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最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第二个是现在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第三个是现在的财政部经建司司长王保安(现财政部部长助理)，这三个人给我提出建议：现在货币政策不行了，该由财政发债发挥作用了。现在看来他们都是有识之士，我没什么‘识’，只是把这些建议汇报给了中央。”项怀诚当时如此回忆道。

由此可见，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由财政部门主动提出的，财政部门也提前预见到了积极财政政策。

因此，亚洲金融危机狂澜下j中国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积极是可以预见的，这应是1998年那轮积极给我们的一大启示。那么，未来下一次危机如果来临，我们是否可以事前预见到积极昵?

另一大思考则是：积极。如何让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实现双赢。

1998年如何积极?我们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众多基础设施。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特意与几位企业家和市长进行了探讨。

企业家表示：那时外需没有受到影响，积极财政把路修通了，我们企业就可以在路旁办厂生产，然后再出口。企业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市长们则表示：大家现在对“铁公机”争议很大，但当时路修通了，等于是把企业的社会成本这块降低了，企业更容易赚钱了，经济自然恢复起来，财政收入也最终上去了。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由此实现了双赢。

可见，积极财政，应把握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的本质，套用公司理财的术语，叫“战略财务”、“管理会计”等。

1998年的那次积极，也有不足，笔者认为是当退难退。

印象中，财政部门的主政者在2002年就公开宣传：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淡出。

但是，很难。当时的主政者后来曾对本刊记者袒露心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会形成一大批利益集团，他们，宁愿晚退一些也不愿当退则退。因为，“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

甚至，积极财政政策曾经的倡导者此时公开放出“狠”话：“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直到2004年，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历时6年才艰难退出。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运用。或者说，积极财政政策，只有在经济生病的特殊时期才可使用，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特别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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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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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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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宏观诸调控手段中，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就是经济学百年以来争论的问题，至于谁优谁劣各国的国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

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有效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如果经济处于过渡的膨胀之中，就使用缩小政府支出的办法，已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对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种手段来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扩大总需求，因而有较大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这样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所以财政政策对凯恩施主义者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项政策。

转移支付（TR）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调节转移支付的大小来熨平经济的波动。转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的收入，个人对于这种收入通常是认为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并不会等同于其消费支出，个人会依照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才形成了社会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财政购买性支出的作用。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促进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转移支付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下降。对于目前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不足，由此建议以扩大转移支付为手段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说财政能否承受如此负担，真如果扩大转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盖了经济失衡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国策。

二、支持货币政策的理论

支持货币政策理论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并没有好的调控效果，反而会有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坏的影响，其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事实上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情况将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只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很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社会效应抵消掉。

货币政策支持者认为，如果使用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时滞效应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和恢复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而这些情况使用货币政策就不用考虑，他们奉行单边政策，即只使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的建议

（一）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不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中的特点地位不同、手段运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们应有所分工。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以发挥其活跃经济的作用。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要发挥好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则偏重于“公平优先”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但也要要确保经济的“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货币政策解决。换言之，财政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二）不放松的高频使用货币政策

从2014年全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去产能”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5年股灾之后，央行已经在调整现有的货币政策，几次降息降准，尽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应扩张货币信用规模。当前我们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低甚至取消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备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劝说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缩减存贷差，提高乘数效应；继续加大政策性贷款的规模，在目前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财政透支贷款或通过公开市场增持财政债券，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所以，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相对无效而抛弃它，应该发挥其对财政政策的配合和辅助作用。

（三）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建设，突出其协调交叉点

国债的发行应与公开市场业务结合。当前国债发行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与发展和稳定为一体。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等产业，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运行仍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需要，保证一定利润。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借以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财政调控，完善税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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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政策;有为政府;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49-01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财政调节手段，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它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方面，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它对市场经济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组织流通管理的政策，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构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类型及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通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投资支出两条渠道，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而货币政策则要通过利率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引起投资的变化来影响国民收入。从逻辑上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外有四种配合模式：

（一）以增加供给为宗旨的“双松”组合模式

将宏观经济调控的方位单纯选择在供给方，一般需要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谓的“双松”政策模式。这样的政策选择，旨在拔低就高，通过财政和信用的同时扩张来扩大社会购买力，刺激经济增长以求增加供给、实现经济均衡。

（二）以压缩需求为目的的“双紧”组合模式

将宏观经济调整的方位选择在需求方，一般需要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谓的“双紧”政策模式。这样的政策选择，旨在压高就低、通过财政和信用的同时紧缩来压缩社会购买力，降低社会总需求以实现经济均衡。

（三）调整消费需求偏旺而投资需求不足的“松货币，紧财政”的组合模式

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鼓励投资，而紧的财政政策能够限制公共和个人消费。财政以减少支出或提高税收实施其紧缩政策，其结果是使国民收入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必须依靠货币政策使利率下降，以刺激投资。

（四）调整投资需求偏旺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松财政，紧货币”的组合模式

当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时，抑制通货膨胀就成为政府调节的主要目标。这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配合模式，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为了不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衰退，需要财政实施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扩张性政策，缓解滞胀现象的产生。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存在的问题

根据改革开放后历年来实施的政策组合工具实践来看，两种政策组合运用后拥有了更多的优势，但在深层次的配合和高水平的运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我国在两大政策运用之前，政府在两大政策的区分和界定上并未给出明晰和准确的标准，导致两种政策在调控时在调控重点及调控方式上出现了模糊不清、相混干扰的现象，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

第二，我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上并不明确，财政投资融资的体制不完善，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功能界定不清，分工不明确致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未起到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调整过于缓慢，致使最终宏观调控失效。

第三，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不能充分的发挥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力，社会资金总量和资金规模极速增大的同时，资金结构严重失衡，资金盲目流动，致使整个资金结构失衡。

四、强化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政策建议

（一）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使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政策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国家财政规模GDP占比较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常常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不足，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强的调节功能，所以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节功能。

（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分工

在政策分工上，财政政策一般侧重于经济“过冷”的情况，而货币政策则一半适用于经济“过热”的情况。在控制通胀方面，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只要货币总量被控制住了，就可以大体控制物价上涨的速度了。但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时期，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就不太明显了，货币政策侧重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应该以价格的稳定为主，而财政政策则应该以控制实际经济目标为主。

篇9

[关键词]学理争论

财政政策

功能

目标

后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55―06

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影响到经济稳定的效果。其实，在两大学派碰撞中，如果依据它们针对的问题原因，将政策功能、目标进行二分，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偏颇。由此，对处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对抗国际金融危机中，史无前例的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无疑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复苏，对后危机时代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提出了新要求。以下仅从财政政策功能、目标二分法视角，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财政政策双重任务。

一、财政政策的功能和目标问题

(一)财政政策功能二分法

财政政策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宏观经济政策是用来稳定经济的，至于如何稳定经济，不同学派观点不一。凯恩斯学派(财政派)认为：放任市场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因而需要政府干预：而新古典学派(货币派)则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因而不需要政府介入。尽管两派主张相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派都同意：基于经济波动所为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代价，政府有责任为实现经济稳定创造前提条件，只不过做法有别。凯恩斯学派主张以动制动，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新古典学派则主张以静制动，即以不变应万变。对此，弗里德曼声称：两派的论战是“假论战，非论战”。其实。从学理上说，两派并非经院经济学，都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双重检验，皆闪烁着真理光耀，但也投射出谬误阴影。像凯恩斯学派那样，完全肯定政策有效性是错误的，虽说政府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动，但基于信息、激励、不确定时滞等等原因，政策本身也有引起更大波动的可能。而像新古典学派那样。完全肯定市场稳定性也是不对的，一则垄断存在影响到经济自身稳定，二则是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自身很难完全消化经济波动。因此，单纯穿上某一学派理论的紧身衣都是片面，甚至是危险的，它既限制了政策作用发挥，也难以实现经济稳定。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兼收并蓄，根据引起波动的不同病因，将财政政策基本功能进行二分，因症施治。

由于经济波动原因有别，据此，我们可将财政政策功能一分为二：一是通过稳定财政政策消除威胁经济自稳定机能的垄断，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维持下去；二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对抗外来冲击，将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复位。这种划分绝非语言上标新，而是一种政策构想上立异，它可有效吸收两派之长。避免之短，从而使财政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基于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机能，因此，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必须消除垄断对市场稳定机能的危害。在一个垄断充斥的经济体系里，缺乏准确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缺乏生产和消费自由，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的滤波器机能也就无从发挥。由于维护竞争是市场经济“圣经”，因而通过稳定财政政策维护竞争也就具有长期性、一致性，显然也就没有紧缩和扩张性之分。稳定政策持之以恒，能够稳定人们预期，进而稳定经济，反之，如果人们预期不稳定，经济运行就会紊乱无序，经济也就难以稳定，所以，稳定财政政策的长期性、一致性非常重要，被称为“稳定政策之稳定”。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分高估市场的稳定机能，面对外来冲击激起的经济巨浪，仅凭市场滤波器难以吸收消化，此时需要出台紧缩或扩张性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

再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源于市场自稳定机能有限性，当经济面对外力的强烈冲击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偏离稳定的经济复位。由于一国经济易受外来因素冲击而导致失衡，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保护、资源短缺、政治动荡等等，因此，经济遇到外来冲击，常与冲击形成共振，使市场滤波器超载，波动衰减时间会大幅延长，经济和社会损失会急剧增加，此时就需要再稳定政策的对抗冲击。与稳定财政政策不同，再稳定财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机动性。应对外因所致的临时性经济失衡，这种纠偏特点决定了其实施具有短期性，逆经济风向相机抉择，这个操作原则决定了其实施具有机动性。尽管学者对关于市场能否实现稳定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是无论是对凯恩斯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来说，再稳定财政政策都是必要的，因为当经济遇到外来冲击时，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以恢复稳定。

总之，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维持稳定，而再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恢复稳定，这种一字之差政策划分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吸收了不同宏观经济思想养分，体现了一种经济宏观政策的重构。根据经济波动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避免在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宏观经济政策走极端，宏观经济运行走刀锋。

(二)财政政策目标二分法

前面分析可知，经济稳定时，需要稳定财政政策维持，经济不稳定时，则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纠偏，然而，如何理解经济稳定很重要。垄断存在使得市场调节失灵，自然危及到经济稳定，失业和通胀的存在同样使得经济时冷时热，导致经济波动。显然，作为稳定经济的财政政策目标应是双重的，即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在大多情形下，经济呈现稳定状态，稳定财政政策功能就是保持这种稳定状态，由于垄断是经济稳定的天敌，因而稳定财政政策目标就是反垄断，这也是政府的天职。

市场稳定机能的核心是竞争，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力倡导反垄断。垄断抑制了市场调节机能，这可从垄断成因和行为两方面看出。1.垄断成因是进入障碍，而进入障碍限制了厂商投资和居民就业，从而抑制了产出、投资和就业增加。2.垄断行为是限产保价，垄断价格偏离了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使得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信号失灵，实际上也使得生产成本失真。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具有自我调节依据，而后者属于盲目人为调节。市场竞争提供了真实生产成本和消费偏好信息，而且竞争越充分信息越真实，市场调节也就越有效。而计划经济无竞争，也就无真实成本和偏好信息，政府成了一个万能垄断者，如此调节也多是在“一个脑袋思维，一只手指挥”下进行，盲目性极大。

垄断使市场机能麻痹，商品和劳动市场供求失衡。因此，稳定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消除垄断，促进竞争，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商品和要素价格弹性，通过降价竞争增加消费和要素需求，使价格逼近生产成 本，特别是通过消除进入障碍，可以驱动稳定经济的最重要需求――投资需求增加，增强市场稳定机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稳定机能的增强，反过来又可增强再稳定财政政策有效性，毕竟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对象主要还是市场，那么市场机能越灵敏，再稳定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在特殊情形下，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会剧烈波动，出现通胀和失业，此时就需运用再稳定财政政策进行纠偏。然而，纠偏的准星――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需要专门分析。

一般经济稳定衡量包括了一个目标序列，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这些号称神秘四角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冲突难免，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说明了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间的矛盾。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能够针对的经济变量有限，一个政策也不可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指出：你可以安然地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据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主要工具，却要面对四个目标情况下，就存在一个目标选择问题。此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事关社会目标实现，而且涉及政策角色分工。

从实现社会目标来看，在设定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人们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稳定后面的社会目标问题。单纯追求GDP，往往容易患上有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的“发展病”，这警示我们在选择政策目标时，一定要明确经济稳定的最终目的，即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即注重对社会大多数人――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必须具有以人为本的属性，经济过程应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由此，社会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稳定最终目的，经济稳定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因此，选定经济稳定目标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那么，社会发展包括哪些目标呢?按照注重市场调节与社会和谐的德国经济学家观点：对于这一问题。在科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自由、安定、公正是社会总目标或基本目标。由此，如何选择经济稳定目标，实现自由、安定、公正就大有讲究。在经济稳定目标序列中，相对说来充分就业与社会总目标联系最为密切，究其原因可以很多：一是失业率的增高会恶化收入分配，影响社会公正；二是失业率的增高容易滋生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激进倾向，影响社会安定；三是失业率的增高限制了就业者和失业者自由选择职业，影响社会总效用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确定经济稳定目标时，理应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

再从政策作用分工分析。就政策作用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工具的特性决定了其目标应瞄准充分就业。经济学家早已形成共识，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对有效；失业由需求不足所致，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减少失业作用较好，特别是在经济遭到较大外来冲击时，更是如此。此时，在人们悲观的预期下，尽管价格和利率很低，但消费和投资依旧难以增加，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一方面恢复人们信心，一方面拉动需求。因此，从政策分工考量，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理应盯住充分就业。

其实，从单纯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并非经济稳定的目标，个中原因很多：一是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稳定目标之间存在着很长的因果链，即政策手段一策略变量一中间目标变量一目标变量一稳定目标，产出只是此链的一个中间目标，并非可调整目标。二是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而不是相反。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失业关系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H㈣”其实这里损耗的原因很简单，随着收入的增长，劳动价格提高，厂商必然会用资本替代劳动，结果导致增长带动就业的作用有限。三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无法说明经济稳定。由于通胀与失业成因不同。可容忍物价上涨率与可容忍失业率两者对应的产出，根本不可能相同。如此产出增长多少才是稳定?无从知晓，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目标无法描述经济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或最佳的增长，此时无论增长高低，经济依然是稳定的。

显然，如果再稳定财政政策瞄准经济增长，实属张冠李戴，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目标错位也不利于经济稳定。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双重任务

依据经济波动的原因，将财政政策功能和目标进行二分，对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益处非浅。后危机时代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有所企稳，但又未完全稳定。这一特点决定了此间财政的政策任务与此前不同，如果说此前的重点是要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纠正经济失衡的话，那么现阶段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国内经济趋于稳定，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就显现。因此，此间财政政策面临的任务也是双重的，既需要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也需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一)利用稳定的财政政策反垄断

在中国，由于缺乏运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的意识，致使稳定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很大。改革以来，尽管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时至今日，垄断现象依然横行，利益集团更是霸道，表现在许多行业未对民营资本开放，投资需求弹性受限；户籍制度桎梏犹在，劳动供求弹性受限；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阴影未散，产品供求弹性受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极大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减损了社会福利。而且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稳定的机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其垄断价格持续多年大幅上涨。就与进入障碍有关。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实际控制者，形成资源控制型垄断，以极高价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在开发市场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开发商又将含有高地价和暴利的房价销售给土地真正所有者买房人(因为名义上土地还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并非政府所有)，结果政府和开发商皆得暴利，这种所谓“双赢”主因还在于市场垄断，也即土地市场完全垄断和开发市场不完全垄断，这种垄断使得“很多开发商自己都说‘赚钱赚得不好意思了”’。其实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房价泡沫很好刺破，也即放开土地和开发市场。当然，这里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垄断如何反?

再如，在技术上早无问题的三网合一，在中国却是步履维艰。由于推动三网融合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的分割，结果相关主体为了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直到现在也无改观。由此说明经过30年改革开放，垄断集团利益已经凝固成坚冰，其固有的高收入极大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早在10多年前，总理就说过：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扫。而现在的央企垄断地位更高了，垄断利润更多了，对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国际警戒线推动很大。这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的反垄断工作成效不大，也说明后危机时代反垄断工作依然十分艰 巨。

无论如何，政府应该一以贯之地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总额和结构，惩罚垄断，扫除进入障碍，激励竞争，如此，既能增强市场自稳定机能，又能增加社会福利。

(二)利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1.调整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

如前所述，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依然如此，如保八目标的确定。这种目标错位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简单地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业自然就会增加。这种观点不仅缺乏理论支持，也与事实不符，这种GDP拜物教的长期苦果必然是失业问题长期未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扭曲，经济不是过热就是过冷。

其实，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性并不强。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就业弹性逐渐下降。就业弹性系数从1978-1991年的0.38急剧减少到2001-2005年的0.11，由此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地拉动作用越来越小。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与我们政策目标张冠李戴不无关系。其实，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主因还是所谓金融创新，按多恩布什的话来说，金融创新通常是规避政府管制的结果)。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保GDP的政策，而是通过经济政策刺激就业，这对于我们这个迈向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很有启发。除了目标错位，在中国还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额定目标值的僵硬化。长期以来，政策目标值都习惯于确定为一个固定数字，如保八目标的确定，缺乏一个调整范围，如7.5％-8.5％。这是有失科学的。因为统计数据和计算方法缺陷的存在，以及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使得财政收支多少与额定值高低缺乏精确对应关系，往往使得精准实现额定目标成为空想。

以上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再稳定政策的目标及目标值。其实，这次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失业，如首先是广东沿海出现的工厂关门倒闭的，引发失业潮，进而影响经济稳定。而且今年还面临着加薪潮，以及4万亿振兴计划工程的逐渐完工，数千万临时工可能面临失业，如此就业问题会更加突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也应选择充分就业。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保障社会稳定，还是实现经济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都应盯住充分就业。政府应该确立一个社会可容忍的失业率，以此作为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最好具有一定的变化范围，以便增加目标的可实现性，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稳定。

2.从劳动供求两方面促就业。

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盯住充分就业，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实现充分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经济难题，解决不易，不过结合中国特点和国外经验，从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政府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增支减收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除此之外，还可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加强对小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到了学生人数70％，而英国只占32％。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失业率比英国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比重不大，但吸收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该“抓小放大”。在美国小企业中，就业人员占整个社会就业的70％，自1970年开始，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应为“抓小放大”。并且政府人为“抓大”也极易形成垄断，比如现在很多效率不高、利润很高的央企。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于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且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因此，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三是加大制造业资本的投入。减少资本闲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力，而且从长远看，由于资本就业率高，提高了资本收益率，如此又会导致未来更多的投资，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力。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业大多寿命较短，在美国一般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劳力较少，其就业人数还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1／8。而且其发展的速度也不如制造业，据美国芝加哥《企业》杂志对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业进行评选，一半以上是制造业，只有不到1／4是高科技企业。

其次，从劳动供给方看，政府可通过财政收支，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具体表现为：一是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使劳动者掌握一门符合市场需求的就业技能。二是向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免费的劳动力市场。加强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使技能与岗位相适应，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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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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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财政经济；结构；总量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之间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也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笔者通过国内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中如何使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进行探究。

一、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时单独使用，有时配合使用。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一般有四种组合紧货币、松财政；紧财政、松货币；财政、货币“双松”；财政、货币“双紧”。在这几种组合中，政府究竟采用哪一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说来，“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双紧”主要解决总量问题。

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紧”财政，使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直接减少；“松”货币，使公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金，并使因增值税导致的收入减少得到补偿，其结果是调整了政府与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相反，“松”财政，直接扩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紧”货币，使企业和公众的借贷数额减少借贷成本增加；其结果是企业投资和一般性投资减少。

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进行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因此，当经济运行因特殊情况出现临时失衡时，用货币政策来解决；而当国家欲作长期调整时，采用财政政策来实现。

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双松”或“双紧”。在经济萧条后期，设备大量闲置，工厂开工不足，而失业率又很高，为刺激生产和投资，启动闲置生产能力，一般实行“双松”政策。在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经济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双紧”政策。在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

二、我国货币与财政的政策关系应考虑的问题

由于商品经济的共性，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从四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其次，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增长有多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三，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而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在分配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的目标主要是货币的供给量和贷款总规模，2009年大幅增加贷款量，成功拉动基础建设，使国民经济GDP仍能保持8%的增长，有效地避免经济大幅衰退。而财政政策的调节的对象主要是纳税入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货币政策由于要经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才能影响到市场和经济单位的行为，为此，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有一个较长的调节过程；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征税还是拨款，都直接影响经济单位的购买力，直接影响其投资或消费行为，故调节过程较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存在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个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因此两大政策要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最后，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在确定或调整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时，首先需要判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若总供求失衡，是求大于供还是供大于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应该以控制需求为主还是以增加供给为主，或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并重？若需求膨胀，是发生在投资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若二者同时膨胀，是否需要双管齐下，同时紧缩？如此等等。只有在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决定究竟采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若需二者并用，采取哪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更为有效。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对策和调节手段，需要不同的调节深度和广度，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所以对当时实际国情的客观分析和正确判断，是确定如何进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依据。

三、小结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目前全球正推行低碳经济、减排等对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都必须运用好这两大政策配合，才能产生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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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税收;财政支出

一、前言

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财政收支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由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等组成，其主要功能包括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稳定功能。居民消费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所有常住居民对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消费性支出，与政府消费一起构成最终消费。财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政府履行各项职能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复杂化且逐渐下降的趋势。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是当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来分析财政策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从文献研究小视角出发，找出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并进行整理和归类，并略提出一些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针对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或挤入效应之争。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是经济学主流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AlfredoSchclarek(2006)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选择了21个发达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30年(1970－2000)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2］AthanasiosTagkalakis(2008)利用经合组织19个国家1970年—2001年的面板数据，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经济处于由衰退向繁荣时期转变时，增加财政支出更能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且两者之间的挤入效应强度与其国内信贷市场的发达程度呈反向关系。［3］此外，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挤入效应，而是存在挤出效应即替代效应。JuanA．Correa(2014)通过利用理论工具在跨时期的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未来的税收收入增加，从而给私人消费带来负面影响。［4］此外，VictorValcar-cel(2013)通过构建两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运用VAR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论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居民非耐用品的消费上，而财政支出对居民耐用品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5］

(二)国内研究现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储德银(2011)理论阐释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作用机制，选择1978－2008年期间省级面板数据(去除西藏的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消费、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的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6］郭长林(2016)从金融市场扭曲的视角，基于中国1998年至2014年的宏观数据，理论分析表明:在积极财政政策下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经验分析表明:实施以政府主导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而且具有不对称影响［7］范金、伍琳瑜、严斌剑(2018)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消费者选择模型，研究了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差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衰退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要比经济繁荣期更明显且更有效，产生差异效应的影响主要源自初始政府财政状况、流动性约束人口比重的变化等。［8］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岳增刚、王玉凤和王春艳(2014)利用1997年至2012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建立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数据处理以及检验，进一步论证了财政支出F与居民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得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9］吴强，刘云波(2017)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至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结构来看，财政分类支出对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即教育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食品和衣着消费，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文化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衣着消费;医疗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医疗消费。［10］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廖信林、吴友群、王立勇(2015)在不同税负水平下，通过建立DSGE模型来分析直接税比重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且采用两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当前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11］李宏涛、吴伟军、熊志发(2018)运用有向无环图，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而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居民消费都没有显著的影响。［12］樊轶侠(2018)认为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结合税收政策对消费升级的理论效应与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促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强化其改善消费者预期的作用，并进一步从消费供给入手进行完善。［13］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研究结果依旧可分为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和抑制居民消费两大类，两者之间的驱动性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如果过度扩张政府的财政政策规模，将不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甚至会抑制居民的消费。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达到长期的均衡之后会出现挤出效应。

三、对策建议

(一)从财政政策的角度面对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提高对居民消费的互补品的供应，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应。此外，财政支出要更加倾向于给居民带来较高的收入效应的领域，这样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消费的提高有坚实的基础。［14］财政政策的制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利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结构的优化，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二)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具有时滞效应，当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不符时，会影响内需拉动作用，通过利用相关的模型分析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应更加倾向于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应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的滞后作用。

篇13

首先，在作用方向上，货币政策的主导方面是通过调节总量促进总供求的平衡，财政政策之中，公共财政的政策主导作用在于需求总量的调控，而国有资本财政的主导方面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改善结构促进总供求的平衡。虽然货币政策也具有影响需求结构的功效，但它是间接的。财政政策虽然也可以普遍提高或降低税率，直接调节需求总量，但其中也存在税率结构配置问题，体现对结构的调整；财政支出的扩张或收缩也具有结构上的区别对待问题。中国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应该是财政政策唱主角，政策的作用点在于调整结构，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配合结构调整把握住总量，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其次，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更能起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因为政府投资具有引导作用、担保作用和带动作用，对经济的拉动比较快。最后，从制度环境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更高的市场条件，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货币政策就很难发挥作用，近几年连续7次降息、推动消费信贷等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的实践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基于这些理由，政府选择了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可以选择多种组合。紧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是为了防止启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我国沿着管理短缺经济的政策惯性，紧的政策意图一直没有放弃，1998年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曾一度沿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提法，尽管在操作中实际也在实行松的政策。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应该是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

二、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一定的事先规定的增长率，而是消除阻碍增长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竞争和由坚定而实际的原则指导的政府行为会引出增长。”这种增长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后来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逐渐为实践所接受，增长政策不再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的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长政策的上述转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济增长政策常常是两者的结合，当谈到需求管理时，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稳定政策。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人推动并为人服务的，国民素质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质无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准无力承受财富。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是我国增长政策长期努力的方向。科教兴国不是空话或套话，应该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三、财政政策的着眼点：储蓄、投资和消费

在经济中政府和私人都没有多少储蓄的时候，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如赤字预算，那么只有向中央银行借款或印刷钞票，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相反，在私人有储蓄的时候，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另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实施赤字预算，可以向私人借款，发行公债，这样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要注意是否有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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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

所谓“财政政策”，一般指的是运用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减变动以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总需求水平或总供给水平）。例如，失业过度时，则减税――变动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影响取决于减税的多少和乘数。又如，递增的政府开支，也会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总量相等于政府开支变动乘以一定乘数。有些经济学者已论证，与现在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动是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恰当手段。而只有在对公共品的需求有变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政府开支。政府预算的变动，包括有可能出现赤字，如为了减少严重失业和提高总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当的，但是也应注意赤字财政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如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长期“高增长、低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经济“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滞胀”现象就是长期实行扩大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饱受了经济“滞胀”的痛苦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对平衡的财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3%，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60%。由此可见，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的一种循环，已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1993年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前提，必须长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由稳健走向积极。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三、财政政策应当实现“四个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明确地提出，2011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因为从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的情势来看，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这意味着，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从主要扩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全面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从以扩张社会需求总量为主转变到以改善结构为主。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改善结构，即通过财政结构的自身调整。

二是从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消费扩张为主。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早在1998年就提出来了。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一直没有真正转变到扩大消费上来，国民消费率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投资不应再是主要的着力点，而应转变到消费上来。对于财政来说，扩大消费，主要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即通过扩大各项社会性消费支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