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的背景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智慧教育的背景，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改革;智慧城市;现状

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国家预计在2025年中国将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城市社会，故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的新理念。现如今，高校多建立在城市，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那么可想而知高校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承载力，来应对此趋势，故而传统的音乐精英式教育必须改革。推陈出新才可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俱进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上世纪末，高校纷纷设立了音乐专业，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但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音乐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现如今，适逢国家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的新思路提供给笔者一些新的启发。

一、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育现状

1.课程量大音乐教学方法“表皮化”

新世纪以来，各高校虽纷纷响应音乐教育发展的口号，积极进行教育创新，但由于教学任务多且繁重，教学内容只停留在浅层，而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创造性。在音乐的情感和发散思维模式的探索上大为欠缺。而学生在进入高校前虽经过系统的培训，但却仍是专业上的初学者，教师这种教学的“表皮化”，久而久之会使很多学生丧失兴趣和热情，只能略知一二，终日模仿，但终不得法。

2.传统的教学方法效率低下

现如今的音乐教学中，尽管一直改革，但一直使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采用“一对一”的高耗时教学模式，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在教育教学中大大增加教育开销，高校内的教师资源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随着音乐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多，我们不能一味的沿用“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这远远不可满足现今社会的发展。缺乏多样的教学模式是制约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3.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够精确

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是后起之秀，但自成立便是一直沿用音乐院校的教学轨迹，对自身缺少明确定位。我们应该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为普通高校学生另辟出路，以填补音乐学院学生面向社会时的一些弊端。因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模式自然也不可相同，普通高校也要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创新。

二、智慧城市新理念对高校教育改革的启示

智慧城市是指把城市中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信息化系统整合起来，提供为较好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构建以政府企业市民的三大主题的交互共享平台。

智慧城市的战略重点可归纳为：

（1）城市发展特色

（2）适应知识经济的政策

（3）完善政府公共服务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城市智能服务环境

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主要作用是引导、示范、创造和发展环境，结合智慧城市的发展策略，我们可跟高校教育改革进行融合，不难发现政府就好比学校，教师就是执行者。

教育的改革发展必将顺应社会的发展，也应与社会理论保持高度的统一性。根据“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带来了如下启发：

2.要建设具有普通高校所特有的创新教学模式

普通高等院校和音乐学院、高师甚至国外的学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故而学校不可以以相同的模式进行教学。要根据自身优点设一套有普通高校特色的教学模式之路。

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音乐学科是一个国际化的学科故而更新速度更加快速，所以我们要更加具有更新和创新知识的能力。

4.学校要完善知识服务体系

学校要建设“智慧型”的图书馆资源，把学校所有可用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充分体现智慧型校园。

5.同一领域分清主次

对于国家号召的重点学科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对于该专业，学校要先研究透彻同一专业我们也要分清主要和次要。对于适合本校生发展的方案要着重发展，大力推广，做到扬长避短。

6.强调整体实现“实学研”一体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校带领学生进行理论的学习，然后提供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实践可以让学生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并在实践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待回到学校后解决问题，最后方可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结语

音乐教育是一门多功能的学科，学校通过此法改革后所教出的学生，使学生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特色，特色即为优势。而且这样教出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较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院校学生，而且实践多的学生在就业时就比一般大学生具备更多地优势地位。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应在智能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审视自身，完善自己。相信在中国高校不断地努力下定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质人才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永民.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界.2011（3）：12-21

[2]胡小明.智慧城市的思维逻辑[J].电子政务.2011（6）：84-91

[3]谢安邦.高等教育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篇2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24-0128-02

笔者在从事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困生上课经常调皮捣乱，不是不带教学器材，就是唱歌时不跟着节奏来，常常令教师头痛不已。对此现象，笔者经过了长时间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要真正上好以唱歌教学为主的音乐课，教师就要不断地去总结经验和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尝试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只有这样，音乐课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音乐课唱歌活动组织教学的探讨

各个学校在安排音乐课时，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般排课都在上午最后一节或是下午。对学生来说，这一个时段，旺盛的精力有所消退，他们普遍感到疲倦、困乏，思想不够集中，正处于唱歌的低效阶段。这时上音乐课，如果不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课堂效率将会大打折扣，歌唱的效果也会不尽人意，因此，精心地设计组织教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笔者认为，要针对班级学生的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例如，在上课前，教师可弹奏（或播放）音乐，让学生律动进教室，也可以与学生一起作动作，以节奏练习的方式进入教室；还可示意全班学生唱歌来创设课堂歌唱氛围，等等。上课开始，师生可以用音乐的方式相互问好，可通过音乐语言建立起音乐常规，如起立：用主和弦的上行音阶；坐下：用主和弦的下行音阶；安静：用一段旋律平和的音乐；律动：用一段节奏鲜明的音乐等，使学生养成聆听音乐后迅速做出反应的良好习惯。

二、从巧妙发声，谈激发学生的唱歌兴趣

在唱歌教学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此，以训练学生巧妙地发声为例：在小学高年级的歌唱课中，学生的发音尤其重要，所以教师们大多会在新歌教唱之前做些发声练习。传统的发声曲难以引起小学生的兴趣，因此往往达不到训练目的，而给发声曲填上合适的词或将发声训练与学习歌曲结合起来，效果就会好很多。例如，发声曲 12 34|5 －|55 5|55 5|54 32|1－教师配上趣味化的词，如“小鸡 怎么 |叫 —|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还可不断变换动物的名称和叫声，再加上模仿动作，学生就会很感兴趣，而且还可启发他们自己进行创作。又如，《童年多快乐》这首歌曲，其中后八小节的二声部合唱是歌曲中的难点，但如果把它作为发声曲来练习，效果就很明显，既练了声音，又解决了难点，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由此看来，要培养学生的兴趣，首先就要保护他们的音乐好奇心。作为音乐教师，应了解儿童与成人对音乐兴趣的差异，让学生对音乐美感进行自然、无拘无束地参与和体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兴趣品质。其次，要尊重学生的音乐感受。儿童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音乐教学要给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感受、表达音乐的机会，比如，让他们对其所聆听的音乐发表看法，尽可能地让学生自由发挥。从现代教育理念看来，倡导苦学并不能有效解决学习问题，而对于以美育为特征、具有审美愉悦性的音乐学科来说，枯燥、机械的苦学方式更是不可取的，要营造高效的音乐课堂，就要通过音乐教学让学生充分感受和体验快乐。

三、关注学生唱歌的心理特点

调查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对歌曲的态度处在“写实阶段”，他们喜不喜欢作品的刻板标准是像和不像。例如，他们喜欢的歌曲多是以拟人化手法所写的动物、植物，或者是贴近自己生活的人和事，像《动物说话》、《老鸟、小鸟》、《鸭子拌嘴》、《小雨沙沙》、《蒲公英》等歌曲，这些歌唱作品因其形象鲜明而使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在唱歌活动中，他们往往对唱歌、律动、音乐游戏等内容感兴趣，并以教师或某一模仿对象作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低年级学生在校内的音乐学习中，一般以教材和教师的选择为喜欢标准。

而小学高年级学生已基本学会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歌唱作品，他们对课堂中教唱的歌曲逐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对歌曲的喜好方面，更喜欢给人以力量的队列歌曲、进行曲，给人以美感的抒情歌曲、器乐小品。同时，在唱歌的表演风格上也开始有了需求，如优美、舒展、活泼、开朗、奔放、豪爽，通俗易懂，能够共鸣等。这一阶段，他们对歌曲的态度处于一种动态变化时期，由喜欢到不喜欢，由满足到不满足，对于合乎他们品位的作品，他们就喜形于色，积极配合，课前、课后要求教师教唱或者组织聆听；对于不感兴趣的作品，则往往消极对待。

四、赏识每一个学生，让人人参与唱歌

每个人都渴望被肯定、赏识，赏识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学生不同的特点决定赏识点的不同，要认真观察每个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的细微变化，给予不同的鼓励和表扬，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从而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与别人的差距。

赏识每一名学生，不仅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还鲜明而具体地反映与体现在唱歌教学之中。任何层次的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有着被别人尊重的渴望，因此，教师的注意力应投向每一个学生，给每个学生都提供开口唱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学生的歌唱潜能，促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歌唱教学中。

五、鼓励学生在歌唱中创作

实践证明，把创作运用到唱歌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在创新能力方面得到训练、培养和提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师可引导学生为歌曲配伴奏的创作，为歌曲打击乐伴奏，要求学生挑选合适的乐器，按节拍、节奏及歌曲情绪特点，注意音量、力度的控制，创作出固定节奏的伴奏，等等。例如，在学会《别来接我》、《我们学校亚克西》等歌曲后，笔者就要求学生根据旋律创编歌词，让他们来演唱自己创编的歌曲，这样，他们就会兴致勃勃，唱得特别投入。

六、用歌唱的美感染学生

气质是音乐教师人格和个性特点的外化，主要体现为聪慧、自信、幽默、真挚等。作为美与爱的使者，音乐老师不仅要具有敬业和奉献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还须有优异的音乐感、开阔的音乐视野、较好的理论和审美修养。诚然，音乐教学也会因教师而异，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如果为学生所认同，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教学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学生，为他们所喜爱。

笔者认为，面对天真可爱的学生，教师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美丽的音乐的传递者，因为在小学生的眼中，漂亮的老师和好听的歌声是融为一体的。例如，在教学生学唱歌曲《茉莉花》时，笔者特地换了一身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化了淡妆，在音乐伴奏声中舒展着轻盈的舞姿，模仿着飘舞的蝴蝶和摇曳的花朵，用优美、动听的歌声进行歌曲范唱时，学生们的眼中除了被吸引，还闪着奇异的光彩，那是对老师的欣赏和喜爱。因此，教师要注重自身的气质培养，让学生对自己产生好感，这样，他们就能更真切地看到歌唱中的美，从而情不自禁地走近美，此时，教师再告诉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学生的认可。一滴汗水，一级台阶；一分耕耘，一片秋色。让智慧唤醒歌唱的课堂，让课堂创造歌唱的智慧，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如何“建构智慧音乐课堂”，是我们毕生的思考。笔者将在不断的实践中践行音乐新课程改革理念，不断探索前进，学习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

参考文献：

[1]郭静舒.从网络歌曲看数字原住民的文化审美取向[J].人民音乐, 2012,(9).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思政教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117-01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空前嬗变，市场和功利观念强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思政教育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日渐式微。从形式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文本教育为主导范式，¨；现僵化和异化现象；从内容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理想化素材为主体，出现虚伪化倾向；从功能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人的规范为主旨，逐渐开始制约人的发展。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社会转型条件下，要克服传统思政教育的上述问题，必须探讨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和转型。

一、思政教育的工具化向人本化价值诉求的转向

工具理性是以计算和预测思维为基础改造和控制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所形成的基本理念，随着物质世界的丰富，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主见呈现物化态势。在此背景下，思政教育背离了生活化的要求。一方面，思政教育片面强调社会政治价值，忽视育人功能的发挥，思政教育功利化倾向明显。在传统思政教育的文本内，思政教育多从社会需要和国家本位出发，人的自身价值和人格的培育有所缺位，把思政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思政教育的功能开始异化。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凭借科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思政教育既不能满足计划条件下思政教育的政治功能，又不能满足人自身的发展需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思政教育意识形态功能逐渐弱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思政教育更加关注手段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工具性，赚钱的知识技能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于是，思政教育的内容表现为知识化，越来越远离生活化的场景，知识性德育代替了生活性德育，最终背离人精神自身发展的要求，与人的生活实践越来越脱节。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济转变，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人身依附逐渐解放，人格独立意识逐渐培育。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人本化的转换。思政教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责任，创造条件，在多元化和生活化的教育方式下，“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开展全面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只用对思政教育功能取向的认识发生转变，思政教育的模式、形式、内容和目标才真正符合思政教育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

二、思政教育的规范化向发展化路径演变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思政教育都是一种反映社会客观需要的教育活动，要求具有规范人的属性和特征。思政教育的规范性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思想信念，进而规范人的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根据某一政党的立场、信念和方针，灌输和传授给受教育者，最终达到统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传统思政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从国家和政党本位出发，以控制、改造和利用为抓手，是通过对人的控制和改造以培养符合特定阶级和政党所要求的人。

包括思政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育人，使人生活更美好。传统的思政教育多从理论出发、从规范出发，代替本真的现实生活，最终消解了教育的育人功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当社会从物质匮乏时代向过剩转变时，人们的生存压力减少，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和精神生活。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思政教育从规范化向发展化发展演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空前嬗变，市场和功利观念强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与转型势必带来强烈的精神冲击，人们常常很难或无法用既定的主流价值取向予以合理的解释与妥善的处理。特别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客观需要个体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完善。因此，思政教育应该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

三、思政教育价值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篇4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 职业教育 问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5-0178-02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学者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可分三个方面：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变迁。社会转型从本质上讲应该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这种变迁包括很多层面：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转型等。社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大致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从那时起，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优的判断局势下，选择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

中国学者从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怎样适应社会的转型，怎样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有效性，怎样提高其自身的吸引力，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探讨的现实问题。

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缓解就业压力，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与经济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必定会受其影响，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有效性、吸引力、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职业教育适应性问题

职业教育对社会具有适应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产业、行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提出要求。在适应性问题上，职业院校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适应度不高

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之间，尤其是与产业结构之间并未形成一种良性的相适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产学研合作在职业院校中作用的发挥。产业调整包括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相应地，人力资源也应随之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也就是对人才培养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到职业院校就是在专业结构的设置上进行调整。学校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专业设置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走“立足地方、依托地方和服务地方”之路，主动适应地方经济与人才结构调整的要求，通过科学预测和论证来设置专业，才能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而目前不少院校专业结构的调整与新的产业集群形成不断壮大、产业链逐渐延伸等特点不相适应。

2.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企业需求的适应度不高

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应与企业的需求密切相关。现在有些职业院校不了解企业的价值链和价值趋向，不清楚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学校与企业联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化和形式化现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用人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培养的学生专业不对口，通过2～3年的学习，毕业出来不能学以致用。除了一些品牌企业，更多企业对职业院校一无所知，用人标准等信息更多靠行业协会、教科院等机构来传递。久而久之，学校抱怨企业不热心，企业埋怨学校不主动，校企合作不能“遍地开花”。

二 职业教育有效性问题

长期以来，因学校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使然，很少谈论效率和效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也应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职业院校应注重人才培养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所谓职业教育有效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职业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受教育者全面发展需要及社会发展要求的满足程度。职业教育有效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指向职业教育效率本身的有效性；指向职业教育效果的有效性；指向职业教育过程方式方法的有效性，这里主要指职业院校教学的有效性。

从生存阶段进入发展阶段，社会成员温饱问题等基本需求得到解决，私人物品短缺已成为历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成长型需要过渡到对教育的需求。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经济的推动上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部分学校由于在教学目标定位、教学观念、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着错位和越位现象，职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仍然不高。

1.教学目标定位有失偏颇

在目标定位上，部分学校存在偏差，仍然以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体系为主，以学科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与普通学历教育雷同，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无精湛和熟练的技术，又缺乏职业竞争力，在后续的职业生涯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上较困难。

2.教学观念落后

在传统教学观的支配下，不少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观表现出诸多诟病：一是对教学价值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实践操作，以知识理论为价值中心。使学生不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具备应有的职业岗位能力。二是教学效率、教育效益等观念不强，一味强调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忽视对教学手段、教学结构和教学设计等的反思和优化，一些职业院校还是依靠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不能很好地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引路人的重大使命，故其教学观念的落后陈旧限制了学生积极能动性的发挥，拖曳了教学变革的步伐。

3.教学质量不高

对教学中理论知识部分而言，当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业设置缺乏适应性及课程体系缺乏职业性等问题，教学内容与实习实训脱节、与企业用工需求脱节，学生的理论学习长期局限于旧概念、老知识，与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实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而对教学中实际操作部分而言，实践教学设备更新速度严重滞后于现代企业的生产设备升级速度，实训基地建设缺乏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导致教学质量不高。

三 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

1.职业教育社会声望不高，学生、家长不愿就读职业院校

社会学的大量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因素，而人们对职业的集中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职业的吸引力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财产层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社会分层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是以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为前提的，人们渴望通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进入一定的社会阶层，获得或改变某种职业以向更高的阶层流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为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获得某种职业的吸引力。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工人，越来越多的社会调查数据表明，当前各大阶层的收入差距在加大，产业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职业教育的社会声望不高。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观念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对普通高等教育重心倾斜的影响，加之学历仍然是学生升学或就业的法宝和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基本标准，许多家长对职业院校“另眼相看”，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不如读高中上大学体面。由于职业院校招生制度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院校录取的学生成绩偏低，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院校的社会评价相对较低。有研究者指出很多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并非出自志愿，他们对专业认同度不高、学习动机不强。

2.生源质量下降，从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长期以来，“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使很多学生家长认为上职业学校没有前途，是不得已的选择，与此对应的问题就是职业学校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从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20世纪末，职业学校分配制度实行全面改革。鉴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职业学校也彻底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坐等生源的局面。

一方面，社会上熟练掌握新技术的一线劳动者严重缺乏，俗称“技工荒”，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生源缺乏及培养的学生是否瞄准了产业发展方向也有很多疑问，供需似乎陷入了矛盾的怪圈。

3.高职毕业生回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对于教育的要求更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加剧，不少技校为了增加招生吸引力，这几年纷纷改成高等职业学院。可高职的课程设置缺乏职业教育特色，不少学生毕业后，还得去中职学校“回炉”才能找到工作，这是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问题

职业教育在纵向上分为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关于职业教育体系问题，尽管许多学者各抒己见，但其观点主要集中在目前在职业启蒙教育重技能、轻意识，重单一技能、轻广泛职业探索；职业准备教育除初、中、高职层次外，缺乏本科、研究生层次的构建，不能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文凭；职业继续教育体系缺乏；横向上普职沟通不够，学生缺乏多次选择的机会。狭义的职业教育体系属于从教育内部，且以职前教育为主来构建的体系。

可以看出，适应性和吸引力属于外部因素，主要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层面提出的，适应性侧重于职业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更倾向于被动层面，吸引力侧重于职业教育自身魅力，更倾向于主观层面；有效性和体系构建属于内部因素，有效性是指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需求的满足度，侧重于教学的有效性，体系构建也是有效性的主要方面。

就本人看来，研究从这四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经济转型期的职业教育发展面临问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探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型人才的培养、国际办学理念确立等面临的问题；从职业教育现代化方面研究课程、装备、信息化等面临的问题，这样有助于研究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1]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阴祥.转型期职业教育有效性的现状分析[J].职教通讯，2012（4）：19

[3]欧阳芬、欧阳河.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探讨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J].职教论坛，2010（12）

[4]谢红、吕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构建――来自重庆的经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26

篇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兴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均有一个通病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一、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把所要研究问题的含义搞清楚，是研究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涉及到国际比较分析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甚至会大相径庭，与社会组织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

第三部门是美国学者Leavitt针对以前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而提出来的，指的是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强调的是组织的非营利性，即这些组织建立的初衷不是为了营利 ;志愿组织强调这些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志愿者的志愿加入和工作投入 ;非政府组织是专指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外的组织，而不包括政府组织以外的私营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的外延更广，英文是CivilSociety，概念比较模糊，是为了体现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立而提出来的，是与政府相对应的概念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

这些概念虽然名称不同，内涵有不同的侧重，外延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基本含义上都是指处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社会组织，是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分立框架下提出来的，对国家-市场二元理论的发展，其特征大都可以用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律性、志愿性、公益性来形容。

二、西方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固有的自治传统

(一)个人本位与公民社会

在西方社会，个人本位不同与中国传统理解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种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社会理论 ，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要建立在保障个人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基于个人本位的秩序逻辑，西方社会的公与私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众私即公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的公与私观念不是对立取舍的。私人领域强调了个人意志在法律规范下享有自主权，特别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公则代表相对于统治者个人而言的国家、公共权力，因此，个人本位的秩序规则核心是如何制衡国家的或者其他各种特殊霸权的权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私人领域的公民社会形成，成为独立于国家的自治空间，进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自治传统

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就有自治的传统，自治传统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及其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例如美国的特殊环境形成了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由于到达北美洲的人大多是来自于英国的公民，而这部分公民大多是受不了英国专制集权的压迫或者宗教的迫害而来到美洲的，因此在美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自治的形式。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确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这种自治的源起形成了美国社会的自治传统。

在德国也有自治的传统，德国乡镇行政的基础是自治原则，即公民应当自行调整和管理地方事务。在德国地方自治是通过有独立权利义务的公法团体来实现的，这些公法团体将市民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授权行使地方自治权，管理地方的社会事务。西方的这种自治传统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模式

现代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独立于国家，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经济生活的自由，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的自主性增强，自由、竞争的意识加强，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随着市民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结构，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形成了有效限制，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要符合公民的愿望，为保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要受到制衡，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边界的限定，形成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要受到社会的有效限制，受社会监督，政府的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均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扩张。

三、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与专制集权

(一)国家本位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是国家本位的国家，即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国家，个体与社会之间具有相互对立性、取此舍彼的私与公的关系。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最推崇公而无私的精神。中国理性化政治的最高境界也是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社会。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下，个人品行修养的形成在于私与公的取舍过程，通过牺牲下一层的利益来服从上一层的要求，即舍小家，保大家，在这种理念下，个人被国家淹没，社会被国家淹没，不存在自由、自治的私人领域。

虽然近代西方制度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社会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国家控制社会的观念和官本位的传统仍然渗透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为了应付国家刚成立的各种危机和保卫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国家对各项活动都进行了控制 。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性政治整合，形成了我国国家统领社会的局面。

(二)家族本位的专制集权

相对于西方的自治传统来说，我国一直以来是奉行中央大一统的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下，王权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在王权掌握之内的领土范围内地方几乎没有自治的权力，而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小的单位体，在这个单位体中有族长(家长)，一个家族内个别重要人物的兴衰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兴衰，我国古代刑罚中的族株，株连正是反映了我国家族制的特点。同时在家族之外，在国家之内又是皇上说了算，所有的家族又都是为王权而服务的，一个家族无论多庞大，人员多广，最后还是服务于皇权。在此基础上公民主要在家族范围内进行各种活动，社会的各种公益活动也是通过皇权或者家族的形式进行，像西方那样自由的公民社会是不存在。

(三)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我国社会组织的特性

1.中国社会组织的存在来源于国家让渡的空间

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对野蛮状态的文明城邦;然后是16-17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力争国家分权;20世纪后叶以来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分离的理念形成。我国与西方不同，我国没有自治的传统，也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建国后改革开放前，对于刚成立的国家政权，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政权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我国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行政管制权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组织一体化等国家治理手段 ，一些社会组织的国家行政管制权被构造了出来，这些本不具有国家行政管制权的组织被赋予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行使着国家公权力，分享着国家的行政权。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但是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活动空间的扩大，而国家权力的边界并没有界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在经历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动推动的过程，中国无论是市场经济发展还是公民社会的产生都与国家主动让渡空间相关。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些特质：(1)中国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补充性强，分权性弱。中国社会组织的成立产生于政府让位的空间，以补充满足这些社会服务、需求为目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力制衡取向弱，这样容易使这些社会组织偏离自己的使命。(2)在运作机制上，对政府的依赖性强，受政府的干预多。特别是一些官办社团难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即使是民间社团也是常常由于生存原因寻求官方背景，社团行政化倾向明显。(3)在功能上，社会组织执行性强，自制性弱。中国社会组织很大一部分是官办社团，再加上人事安排上的关系，社团在协助政府执行部分管理职能的目的较多，而自主治理实现社团宗旨和社会公益的较少。

2.我国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组织

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分类，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那种类型，都来源于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转移而让渡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行政化程度高。

(1)在法律层面上，我国法律缺乏对政府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利界限的认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这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法依据。但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直接适用性不强，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具体化，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对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批制度，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将社团至于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决定了中国某些社会组织的半官半民性。

(2)政府对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式的行政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的组织，一般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活跃性。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政府拨款是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地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过多的干涉非营利部门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3)我国社会组织高层人事权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有一些社会组织干脆就是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在职能转化中演变而来的，整套人马还是原来政府部门的结构，甚至连级别也有相应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