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的背景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智慧教育的背景，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改革;智慧城市;现状

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国家预计在2025年中国将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城市社会，故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的新理念。现如今，高校多建立在城市，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那么可想而知高校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承载力，来应对此趋势，故而传统的音乐精英式教育必须改革。推陈出新才可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俱进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上世纪末，高校纷纷设立了音乐专业，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但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音乐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现如今，适逢国家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的新思路提供给笔者一些新的启发。

一、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育现状

1.课程量大音乐教学方法“表皮化”

新世纪以来，各高校虽纷纷响应音乐教育发展的口号，积极进行教育创新，但由于教学任务多且繁重，教学内容只停留在浅层，而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创造性。在音乐的情感和发散思维模式的探索上大为欠缺。而学生在进入高校前虽经过系统的培训，但却仍是专业上的初学者，教师这种教学的“表皮化”，久而久之会使很多学生丧失兴趣和热情，只能略知一二，终日模仿，但终不得法。

2.传统的教学方法效率低下

现如今的音乐教学中，尽管一直改革，但一直使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采用“一对一”的高耗时教学模式，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在教育教学中大大增加教育开销，高校内的教师资源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随着音乐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多，我们不能一味的沿用“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这远远不可满足现今社会的发展。缺乏多样的教学模式是制约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3.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够精确

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是后起之秀，但自成立便是一直沿用音乐院校的教学轨迹，对自身缺少明确定位。我们应该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为普通高校学生另辟出路，以填补音乐学院学生面向社会时的一些弊端。因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模式自然也不可相同，普通高校也要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创新。

二、智慧城市新理念对高校教育改革的启示

智慧城市是指把城市中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信息化系统整合起来，提供为较好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构建以政府企业市民的三大主题的交互共享平台。

智慧城市的战略重点可归纳为：

（1）城市发展特色

（2）适应知识经济的政策

（3）完善政府公共服务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城市智能服务环境

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主要作用是引导、示范、创造和发展环境，结合智慧城市的发展策略，我们可跟高校教育改革进行融合，不难发现政府就好比学校，教师就是执行者。

教育的改革发展必将顺应社会的发展，也应与社会理论保持高度的统一性。根据“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带来了如下启发：

2.要建设具有普通高校所特有的创新教学模式

普通高等院校和音乐学院、高师甚至国外的学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故而学校不可以以相同的模式进行教学。要根据自身优点设一套有普通高校特色的教学模式之路。

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音乐学科是一个国际化的学科故而更新速度更加快速，所以我们要更加具有更新和创新知识的能力。

4.学校要完善知识服务体系

学校要建设“智慧型”的图书馆资源，把学校所有可用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充分体现智慧型校园。

5.同一领域分清主次

对于国家号召的重点学科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对于该专业，学校要先研究透彻同一专业我们也要分清主要和次要。对于适合本校生发展的方案要着重发展，大力推广，做到扬长避短。

6.强调整体实现“实学研”一体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校带领学生进行理论的学习，然后提供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实践可以让学生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并在实践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待回到学校后解决问题，最后方可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结语

音乐教育是一门多功能的学科，学校通过此法改革后所教出的学生，使学生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特色，特色即为优势。而且这样教出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较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院校学生，而且实践多的学生在就业时就比一般大学生具备更多地优势地位。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应在智能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审视自身，完善自己。相信在中国高校不断地努力下定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质人才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永民.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界.2011（3）：12-21

[2]胡小明.智慧城市的思维逻辑[J].电子政务.2011（6）：84-91

[3]谢安邦.高等教育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篇2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24-0128-02

笔者在从事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困生上课经常调皮捣乱，不是不带教学器材，就是唱歌时不跟着节奏来，常常令教师头痛不已。对此现象，笔者经过了长时间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要真正上好以唱歌教学为主的音乐课，教师就要不断地去总结经验和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尝试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只有这样，音乐课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音乐课唱歌活动组织教学的探讨

各个学校在安排音乐课时，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般排课都在上午最后一节或是下午。对学生来说，这一个时段，旺盛的精力有所消退，他们普遍感到疲倦、困乏，思想不够集中，正处于唱歌的低效阶段。这时上音乐课，如果不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课堂效率将会大打折扣，歌唱的效果也会不尽人意，因此，精心地设计组织教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笔者认为，要针对班级学生的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例如，在上课前，教师可弹奏（或播放）音乐，让学生律动进教室，也可以与学生一起作动作，以节奏练习的方式进入教室；还可示意全班学生唱歌来创设课堂歌唱氛围，等等。上课开始，师生可以用音乐的方式相互问好，可通过音乐语言建立起音乐常规，如起立：用主和弦的上行音阶；坐下：用主和弦的下行音阶；安静：用一段旋律平和的音乐；律动：用一段节奏鲜明的音乐等，使学生养成聆听音乐后迅速做出反应的良好习惯。

二、从巧妙发声，谈激发学生的唱歌兴趣

在唱歌教学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此，以训练学生巧妙地发声为例：在小学高年级的歌唱课中，学生的发音尤其重要，所以教师们大多会在新歌教唱之前做些发声练习。传统的发声曲难以引起小学生的兴趣，因此往往达不到训练目的，而给发声曲填上合适的词或将发声训练与学习歌曲结合起来，效果就会好很多。例如，发声曲 12 34|5 －|55 5|55 5|54 32|1－教师配上趣味化的词，如“小鸡 怎么 |叫 —|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还可不断变换动物的名称和叫声，再加上模仿动作，学生就会很感兴趣，而且还可启发他们自己进行创作。又如，《童年多快乐》这首歌曲，其中后八小节的二声部合唱是歌曲中的难点，但如果把它作为发声曲来练习，效果就很明显，既练了声音，又解决了难点，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由此看来，要培养学生的兴趣，首先就要保护他们的音乐好奇心。作为音乐教师，应了解儿童与成人对音乐兴趣的差异，让学生对音乐美感进行自然、无拘无束地参与和体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兴趣品质。其次，要尊重学生的音乐感受。儿童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音乐教学要给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感受、表达音乐的机会，比如，让他们对其所聆听的音乐发表看法，尽可能地让学生自由发挥。从现代教育理念看来，倡导苦学并不能有效解决学习问题，而对于以美育为特征、具有审美愉悦性的音乐学科来说，枯燥、机械的苦学方式更是不可取的，要营造高效的音乐课堂，就要通过音乐教学让学生充分感受和体验快乐。

三、关注学生唱歌的心理特点

调查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对歌曲的态度处在“写实阶段”，他们喜不喜欢作品的刻板标准是像和不像。例如，他们喜欢的歌曲多是以拟人化手法所写的动物、植物，或者是贴近自己生活的人和事，像《动物说话》、《老鸟、小鸟》、《鸭子拌嘴》、《小雨沙沙》、《蒲公英》等歌曲，这些歌唱作品因其形象鲜明而使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在唱歌活动中，他们往往对唱歌、律动、音乐游戏等内容感兴趣，并以教师或某一模仿对象作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低年级学生在校内的音乐学习中，一般以教材和教师的选择为喜欢标准。

而小学高年级学生已基本学会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歌唱作品，他们对课堂中教唱的歌曲逐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对歌曲的喜好方面，更喜欢给人以力量的队列歌曲、进行曲，给人以美感的抒情歌曲、器乐小品。同时，在唱歌的表演风格上也开始有了需求，如优美、舒展、活泼、开朗、奔放、豪爽，通俗易懂，能够共鸣等。这一阶段，他们对歌曲的态度处于一种动态变化时期，由喜欢到不喜欢，由满足到不满足，对于合乎他们品位的作品，他们就喜形于色，积极配合，课前、课后要求教师教唱或者组织聆听；对于不感兴趣的作品，则往往消极对待。

四、赏识每一个学生，让人人参与唱歌

每个人都渴望被肯定、赏识，赏识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学生不同的特点决定赏识点的不同，要认真观察每个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的细微变化，给予不同的鼓励和表扬，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从而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与别人的差距。

赏识每一名学生，不仅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还鲜明而具体地反映与体现在唱歌教学之中。任何层次的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有着被别人尊重的渴望，因此，教师的注意力应投向每一个学生，给每个学生都提供开口唱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学生的歌唱潜能，促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歌唱教学中。

五、鼓励学生在歌唱中创作

实践证明，把创作运用到唱歌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在创新能力方面得到训练、培养和提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师可引导学生为歌曲配伴奏的创作，为歌曲打击乐伴奏，要求学生挑选合适的乐器，按节拍、节奏及歌曲情绪特点，注意音量、力度的控制，创作出固定节奏的伴奏，等等。例如，在学会《别来接我》、《我们学校亚克西》等歌曲后，笔者就要求学生根据旋律创编歌词，让他们来演唱自己创编的歌曲，这样，他们就会兴致勃勃，唱得特别投入。

六、用歌唱的美感染学生

气质是音乐教师人格和个性特点的外化，主要体现为聪慧、自信、幽默、真挚等。作为美与爱的使者，音乐老师不仅要具有敬业和奉献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还须有优异的音乐感、开阔的音乐视野、较好的理论和审美修养。诚然，音乐教学也会因教师而异，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如果为学生所认同，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教学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学生，为他们所喜爱。

笔者认为，面对天真可爱的学生，教师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美丽的音乐的传递者，因为在小学生的眼中，漂亮的老师和好听的歌声是融为一体的。例如，在教学生学唱歌曲《茉莉花》时，笔者特地换了一身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化了淡妆，在音乐伴奏声中舒展着轻盈的舞姿，模仿着飘舞的蝴蝶和摇曳的花朵，用优美、动听的歌声进行歌曲范唱时，学生们的眼中除了被吸引，还闪着奇异的光彩，那是对老师的欣赏和喜爱。因此，教师要注重自身的气质培养，让学生对自己产生好感，这样，他们就能更真切地看到歌唱中的美，从而情不自禁地走近美，此时，教师再告诉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学生的认可。一滴汗水，一级台阶；一分耕耘，一片秋色。让智慧唤醒歌唱的课堂，让课堂创造歌唱的智慧，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如何“建构智慧音乐课堂”，是我们毕生的思考。笔者将在不断的实践中践行音乐新课程改革理念，不断探索前进，学习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

参考文献：

[1]郭静舒.从网络歌曲看数字原住民的文化审美取向[J].人民音乐, 2012,(9).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思政教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117-01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空前嬗变，市场和功利观念强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思政教育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日渐式微。从形式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文本教育为主导范式，¨；现僵化和异化现象；从内容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理想化素材为主体，出现虚伪化倾向；从功能上看，传统思政教育以人的规范为主旨，逐渐开始制约人的发展。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社会转型条件下，要克服传统思政教育的上述问题，必须探讨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和转型。

一、思政教育的工具化向人本化价值诉求的转向

工具理性是以计算和预测思维为基础改造和控制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所形成的基本理念，随着物质世界的丰富，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主见呈现物化态势。在此背景下，思政教育背离了生活化的要求。一方面，思政教育片面强调社会政治价值，忽视育人功能的发挥，思政教育功利化倾向明显。在传统思政教育的文本内，思政教育多从社会需要和国家本位出发，人的自身价值和人格的培育有所缺位，把思政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思政教育的功能开始异化。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凭借科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思政教育既不能满足计划条件下思政教育的政治功能，又不能满足人自身的发展需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思政教育意识形态功能逐渐弱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思政教育更加关注手段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工具性，赚钱的知识技能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于是，思政教育的内容表现为知识化，越来越远离生活化的场景，知识性德育代替了生活性德育，最终背离人精神自身发展的要求，与人的生活实践越来越脱节。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济转变，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人身依附逐渐解放，人格独立意识逐渐培育。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人本化的转换。思政教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责任，创造条件，在多元化和生活化的教育方式下，“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开展全面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只用对思政教育功能取向的认识发生转变，思政教育的模式、形式、内容和目标才真正符合思政教育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

二、思政教育的规范化向发展化路径演变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思政教育都是一种反映社会客观需要的教育活动，要求具有规范人的属性和特征。思政教育的规范性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思想信念，进而规范人的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根据某一政党的立场、信念和方针，灌输和传授给受教育者，最终达到统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传统思政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从国家和政党本位出发，以控制、改造和利用为抓手，是通过对人的控制和改造以培养符合特定阶级和政党所要求的人。

包括思政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育人，使人生活更美好。传统的思政教育多从理论出发、从规范出发，代替本真的现实生活，最终消解了教育的育人功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当社会从物质匮乏时代向过剩转变时，人们的生存压力减少，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和精神生活。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思政教育从规范化向发展化发展演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空前嬗变，市场和功利观念强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与转型势必带来强烈的精神冲击，人们常常很难或无法用既定的主流价值取向予以合理的解释与妥善的处理。特别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客观需要个体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完善。因此，思政教育应该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

三、思政教育价值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篇4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 职业教育 问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5-0178-02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学者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可分三个方面：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变迁。社会转型从本质上讲应该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这种变迁包括很多层面：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转型等。社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大致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从那时起，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优的判断局势下，选择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

中国学者从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怎样适应社会的转型，怎样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有效性，怎样提高其自身的吸引力，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探讨的现实问题。

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缓解就业压力，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与经济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必定会受其影响，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有效性、吸引力、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职业教育适应性问题

职业教育对社会具有适应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产业、行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提出要求。在适应性问题上，职业院校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适应度不高

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之间，尤其是与产业结构之间并未形成一种良性的相适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产学研合作在职业院校中作用的发挥。产业调整包括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相应地，人力资源也应随之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也就是对人才培养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到职业院校就是在专业结构的设置上进行调整。学校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专业设置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走“立足地方、依托地方和服务地方”之路，主动适应地方经济与人才结构调整的要求，通过科学预测和论证来设置专业，才能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而目前不少院校专业结构的调整与新的产业集群形成不断壮大、产业链逐渐延伸等特点不相适应。

2.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企业需求的适应度不高

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应与企业的需求密切相关。现在有些职业院校不了解企业的价值链和价值趋向，不清楚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学校与企业联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化和形式化现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用人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培养的学生专业不对口，通过2～3年的学习，毕业出来不能学以致用。除了一些品牌企业，更多企业对职业院校一无所知，用人标准等信息更多靠行业协会、教科院等机构来传递。久而久之，学校抱怨企业不热心，企业埋怨学校不主动，校企合作不能“遍地开花”。

二 职业教育有效性问题

长期以来，因学校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使然，很少谈论效率和效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也应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职业院校应注重人才培养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所谓职业教育有效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职业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受教育者全面发展需要及社会发展要求的满足程度。职业教育有效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指向职业教育效率本身的有效性；指向职业教育效果的有效性；指向职业教育过程方式方法的有效性，这里主要指职业院校教学的有效性。

从生存阶段进入发展阶段，社会成员温饱问题等基本需求得到解决，私人物品短缺已成为历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成长型需要过渡到对教育的需求。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经济的推动上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部分学校由于在教学目标定位、教学观念、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着错位和越位现象，职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仍然不高。

1.教学目标定位有失偏颇

在目标定位上，部分学校存在偏差，仍然以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体系为主，以学科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与普通学历教育雷同，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无精湛和熟练的技术，又缺乏职业竞争力，在后续的职业生涯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上较困难。

2.教学观念落后

在传统教学观的支配下，不少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观表现出诸多诟病：一是对教学价值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实践操作，以知识理论为价值中心。使学生不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具备应有的职业岗位能力。二是教学效率、教育效益等观念不强，一味强调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忽视对教学手段、教学结构和教学设计等的反思和优化，一些职业院校还是依靠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不能很好地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引路人的重大使命，故其教学观念的落后陈旧限制了学生积极能动性的发挥，拖曳了教学变革的步伐。

3.教学质量不高

对教学中理论知识部分而言，当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业设置缺乏适应性及课程体系缺乏职业性等问题，教学内容与实习实训脱节、与企业用工需求脱节，学生的理论学习长期局限于旧概念、老知识，与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实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而对教学中实际操作部分而言，实践教学设备更新速度严重滞后于现代企业的生产设备升级速度，实训基地建设缺乏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导致教学质量不高。

三 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

1.职业教育社会声望不高，学生、家长不愿就读职业院校

社会学的大量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因素，而人们对职业的集中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职业的吸引力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财产层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社会分层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是以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为前提的，人们渴望通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进入一定的社会阶层，获得或改变某种职业以向更高的阶层流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为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获得某种职业的吸引力。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工人，越来越多的社会调查数据表明，当前各大阶层的收入差距在加大，产业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职业教育的社会声望不高。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观念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对普通高等教育重心倾斜的影响，加之学历仍然是学生升学或就业的法宝和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基本标准，许多家长对职业院校“另眼相看”，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不如读高中上大学体面。由于职业院校招生制度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院校录取的学生成绩偏低，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院校的社会评价相对较低。有研究者指出很多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并非出自志愿，他们对专业认同度不高、学习动机不强。

2.生源质量下降，从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长期以来，“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使很多学生家长认为上职业学校没有前途，是不得已的选择，与此对应的问题就是职业学校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从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20世纪末，职业学校分配制度实行全面改革。鉴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职业学校也彻底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坐等生源的局面。

一方面，社会上熟练掌握新技术的一线劳动者严重缺乏，俗称“技工荒”，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生源缺乏及培养的学生是否瞄准了产业发展方向也有很多疑问，供需似乎陷入了矛盾的怪圈。

3.高职毕业生回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对于教育的要求更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加剧，不少技校为了增加招生吸引力，这几年纷纷改成高等职业学院。可高职的课程设置缺乏职业教育特色，不少学生毕业后，还得去中职学校“回炉”才能找到工作，这是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问题

职业教育在纵向上分为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关于职业教育体系问题，尽管许多学者各抒己见，但其观点主要集中在目前在职业启蒙教育重技能、轻意识，重单一技能、轻广泛职业探索；职业准备教育除初、中、高职层次外，缺乏本科、研究生层次的构建，不能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文凭；职业继续教育体系缺乏；横向上普职沟通不够，学生缺乏多次选择的机会。狭义的职业教育体系属于从教育内部，且以职前教育为主来构建的体系。

可以看出，适应性和吸引力属于外部因素，主要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层面提出的，适应性侧重于职业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更倾向于被动层面，吸引力侧重于职业教育自身魅力，更倾向于主观层面；有效性和体系构建属于内部因素，有效性是指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需求的满足度，侧重于教学的有效性，体系构建也是有效性的主要方面。

就本人看来，研究从这四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经济转型期的职业教育发展面临问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探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型人才的培养、国际办学理念确立等面临的问题；从职业教育现代化方面研究课程、装备、信息化等面临的问题，这样有助于研究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1]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阴祥.转型期职业教育有效性的现状分析[J].职教通讯，2012（4）：19

[3]欧阳芬、欧阳河.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探讨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J].职教论坛，2010（12）

[4]谢红、吕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构建――来自重庆的经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26

篇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兴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均有一个通病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一、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把所要研究问题的含义搞清楚，是研究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涉及到国际比较分析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甚至会大相径庭，与社会组织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

第三部门是美国学者Leavitt针对以前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而提出来的，指的是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强调的是组织的非营利性，即这些组织建立的初衷不是为了营利 ;志愿组织强调这些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志愿者的志愿加入和工作投入 ;非政府组织是专指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外的组织，而不包括政府组织以外的私营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的外延更广，英文是CivilSociety，概念比较模糊，是为了体现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立而提出来的，是与政府相对应的概念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

这些概念虽然名称不同，内涵有不同的侧重，外延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基本含义上都是指处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社会组织，是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分立框架下提出来的，对国家-市场二元理论的发展，其特征大都可以用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律性、志愿性、公益性来形容。

二、西方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固有的自治传统

(一)个人本位与公民社会

在西方社会，个人本位不同与中国传统理解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种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社会理论 ，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要建立在保障个人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基于个人本位的秩序逻辑，西方社会的公与私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众私即公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的公与私观念不是对立取舍的。私人领域强调了个人意志在法律规范下享有自主权，特别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公则代表相对于统治者个人而言的国家、公共权力，因此，个人本位的秩序规则核心是如何制衡国家的或者其他各种特殊霸权的权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私人领域的公民社会形成，成为独立于国家的自治空间，进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自治传统

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就有自治的传统，自治传统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及其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例如美国的特殊环境形成了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由于到达北美洲的人大多是来自于英国的公民，而这部分公民大多是受不了英国专制集权的压迫或者宗教的迫害而来到美洲的，因此在美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自治的形式。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确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这种自治的源起形成了美国社会的自治传统。

在德国也有自治的传统，德国乡镇行政的基础是自治原则，即公民应当自行调整和管理地方事务。在德国地方自治是通过有独立权利义务的公法团体来实现的，这些公法团体将市民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授权行使地方自治权，管理地方的社会事务。西方的这种自治传统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模式

现代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独立于国家，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经济生活的自由，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的自主性增强，自由、竞争的意识加强，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随着市民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结构，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形成了有效限制，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要符合公民的愿望，为保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要受到制衡，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边界的限定，形成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要受到社会的有效限制，受社会监督，政府的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均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扩张。

三、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与专制集权

(一)国家本位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是国家本位的国家，即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国家，个体与社会之间具有相互对立性、取此舍彼的私与公的关系。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最推崇公而无私的精神。中国理性化政治的最高境界也是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社会。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下，个人品行修养的形成在于私与公的取舍过程，通过牺牲下一层的利益来服从上一层的要求，即舍小家，保大家，在这种理念下，个人被国家淹没，社会被国家淹没，不存在自由、自治的私人领域。

虽然近代西方制度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社会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国家控制社会的观念和官本位的传统仍然渗透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为了应付国家刚成立的各种危机和保卫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国家对各项活动都进行了控制 。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性政治整合，形成了我国国家统领社会的局面。

(二)家族本位的专制集权

相对于西方的自治传统来说，我国一直以来是奉行中央大一统的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下，王权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在王权掌握之内的领土范围内地方几乎没有自治的权力，而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小的单位体，在这个单位体中有族长(家长)，一个家族内个别重要人物的兴衰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兴衰，我国古代刑罚中的族株，株连正是反映了我国家族制的特点。同时在家族之外，在国家之内又是皇上说了算，所有的家族又都是为王权而服务的，一个家族无论多庞大，人员多广，最后还是服务于皇权。在此基础上公民主要在家族范围内进行各种活动，社会的各种公益活动也是通过皇权或者家族的形式进行，像西方那样自由的公民社会是不存在。

(三)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我国社会组织的特性

1.中国社会组织的存在来源于国家让渡的空间

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对野蛮状态的文明城邦;然后是16-17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力争国家分权;20世纪后叶以来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分离的理念形成。我国与西方不同，我国没有自治的传统，也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建国后改革开放前，对于刚成立的国家政权，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政权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我国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行政管制权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组织一体化等国家治理手段 ，一些社会组织的国家行政管制权被构造了出来，这些本不具有国家行政管制权的组织被赋予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行使着国家公权力，分享着国家的行政权。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但是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活动空间的扩大，而国家权力的边界并没有界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在经历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动推动的过程，中国无论是市场经济发展还是公民社会的产生都与国家主动让渡空间相关。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些特质：(1)中国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补充性强，分权性弱。中国社会组织的成立产生于政府让位的空间，以补充满足这些社会服务、需求为目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力制衡取向弱，这样容易使这些社会组织偏离自己的使命。(2)在运作机制上，对政府的依赖性强，受政府的干预多。特别是一些官办社团难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即使是民间社团也是常常由于生存原因寻求官方背景，社团行政化倾向明显。(3)在功能上，社会组织执行性强，自制性弱。中国社会组织很大一部分是官办社团，再加上人事安排上的关系，社团在协助政府执行部分管理职能的目的较多，而自主治理实现社团宗旨和社会公益的较少。

2.我国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组织

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分类，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那种类型，都来源于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转移而让渡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行政化程度高。

(1)在法律层面上，我国法律缺乏对政府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利界限的认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这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法依据。但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直接适用性不强，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具体化，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对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批制度，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将社团至于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决定了中国某些社会组织的半官半民性。

(2)政府对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式的行政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的组织，一般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活跃性。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政府拨款是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地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过多的干涉非营利部门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3)我国社会组织高层人事权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有一些社会组织干脆就是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在职能转化中演变而来的，整套人马还是原来政府部门的结构，甚至连级别也有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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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人员；学分积累；职业教育；终身教育

作者简介：蔡静（1976-），女，重庆人，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高校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9-0095-02

针对企业和社会人员自身对劳动技能和素质亟待提高的需求，某市电大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把教育送到企业中，搭起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劳务人才素质提高需求之间的桥梁。在社会人员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中的引入学分积累的模式，走出一条为某市滨海新区服务，开展实用性人才培养的特色办学之路。

一、学分积累的提出

（一）问卷调查

2009年8月，我们以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人才需求、合作的可能性为题，组织人员走访了区内部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共计15家，开展问卷调查。行业涵盖电子电器业、仪器设备制造业、高技术研发以及汽车产业配套业等。

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所有企业均表示非常急需与本行业对口的，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一线务工人员；对于社会人员学历要求，90%的用工企业表示，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要有机结合，课程设置要有较强针对性，在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和应用能力强，有技能，用的上、留得住的应用型人才的同时使他们获得相应的学历。在企业走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十方物流有限公司，正在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打造“百年十方”的企业人才建设规划。为此十方公司提出开展全员培训，提高全体职工素质，奠定可靠的人才基础，不断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决策。

（二）学分积累的策划

企业对人才需求说明电大教育服务滨海新区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发挥电大学历教育所具有得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一是某市电大滨海学院的学历教育（中专）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同时为学习者设置灵活的学习时间，便于解决外来工的工学矛盾；二是全国电大学分互认，采用单科累进，学分积累的培养方式，使流动性强的外来工得到学习积累能够在全国电大系统互相承认；三是电大网络学习资源丰富，涵盖了学历、非学历、职业技能、心理、法律和生活常识等教育内容，适应外来工学习多样化的需求；四是学费低廉。十方物流有限公司因而最终选择与某市电大滨海学院合作办学。

对十方物流有限公司外来务工学员培养，学院既考虑到企业的人才需求，又要充分顾及到外来务工学员的学习特点，把学分银行的理念引入到对社会人员的学习规划中。采用学分积累，制定弹性学制方式。

二、学分积累的实施

（一）过程

1.招生录取。既然学校是帮助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那么用工企业的推荐选拔是社会人员报名学习的前提条件，由企业推荐贡献大的生产一线骨干员工，参加由本企业组织的专业技能考核和某市电大组织的入学水平测试，并以此作为重要依据面向企业公示录取学员。此举充分发挥企业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务工学员的荣誉感。招生录取工作的创新，提高了企业参与支持力度，迈出了校企合作的第一步。

2.课程设置。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与传统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必须按市场和用工企业的需求来设计专业和课程，如果仅仅采用传统课程是缺少使用价值和生命力的。

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和外来务工学员的需要出发首批设置了机电一体化和物流管理两个专业，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了教学计划，把企业需要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全部纳入了教学计划。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课程设计包括了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程和毕业实践环节4个模块，每个模块的教学内容均紧紧围绕企业岗位需求。

在课程评价中，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情况，学分以平时大作业和练习为主的形成性考核和期末考试加权平均的成绩来计核，每门课程实践课程不低于学量的40%。为了保证学习质量，对于出勤、作业等制定严格要求。这样一来，强化了对学生施行过程管理。

本案某市十方物流有限公司提出，职业道德规范、应用文写作、计算机应用、港口物流与运输、汽车构造及维护保养、仓储与配送作业、现代港口工作组织等课程希望纳入教学计划。学校考虑到该企业是某市港的物流企业，应该突出港口物流方向的特色，经与企业和教育行政部门反复协商终于出台由市教委通过、企业满意的教学计划。

3.师资资源。本案除教学计划中文化基础课选用传统学校师资外，大胆启用了潜在的师资资源，整合包括滨海新区各领域专家、大型企业的内部讲师、甚至是企业的骨干员工，加入到应用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来。按照高校教师任职条例，为他们申报电大教师任课资质。从实践过程中看，他们所传授的实际工作经验是院校师资无法比拟的，也是学习者和企业所急需的。这些师资在完成本案培养策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支持服务：（1）学习信心与辅导支持。电大教学一贯提倡的自主学习模式。而本次与企业合作，经过对外来工入学水平测试分析，发现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多数还是比较薄弱的，如过多强调自主学习，忽视外来务工学员的特点，他们将很难获得学分和完成“学分积累”的。为此本案从实际出发，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模式，如：传统组班学习、混合式学习、案例式学习、小组协作学习、行动学习等模式，大幅提升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此外还特别注重引导学生树立学习信心、从帮助学生养成学习习惯入手，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同时加强教学模式改革，减少学生的学习障碍，对学困科目有针对性地重点帮扶，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技巧；（2）学习地点与资源支持。十方物流有限公司从开展企业全员素质提升工程出发，创建了职工终身学习教室，利用某市开发区社区学院数字化学习中心学习资源平台，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公司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每人一个电子档案，无论是参加公司内的还是公司外的学习与培训全部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公司学习教室为倒班工人24小时提供学习支持。通常在面向社会办学时无法应用的技术在企业内部是可以应用的。如企业的办公系统、企业员工拥有的个人邮箱、终身学习教室的学习系统等等，都在本案中得到了充分利用。

5.学分替换。学分替换是未来学分银行实施的核心环节，本案中高中毕业生参加中专学历班学习，原高中课程可以替换现文化基础课程如数学、语文、英语的课程学分。程序是学生提供已修课程的相关资料（课程名称、课程标准、成绩）；由相关专家进行比较并提供学分互认建议，由学校教务部门正式批准。又如学员参加了物流员级以上的职业资格培训达到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者，可以替换中专学历专业基础课模块的课程如“物流学基础”等课程。公司还将职业道德规范、港口物流与运输、现代港口工作组织等课程根据员工工作岗位安排全员培训，参加培训的员工，学习行为和考核结果与学历班的学员一样计学分，给暂时没有机会完成学历教育的社会人员“存学分”。成绩合格换取单科结业证。此项制度减轻了学员的学习负担，促进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间课程的互通。实践证明学分互认依据双方课程标准中相同的要求来实现是可行的。

（二）效果

首批82名社会人员，通过学分积累，达到规定的总学分，“支取”了毕业证书。学分积累的培养方式，为企业培养了“学有所用，用有所成”的技能人才，企业发展和职工个人获得双赢。进一步打通了外来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通道。2011年对十方物流有限公司回访，首届毕业生中34.6%的学员岗位技能等级得到提升。提升了企业和职工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在我为“百年十方”献一策活动中，15人“好建议”被公司采纳，并给予奖励。无论什么基础的学生，都力争用最短的学习年限，用学分兑换学历证书，对学生既有“压力”又有“诱惑力”，事实上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自觉性。对于持续开发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学习型企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一线职工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三、意义和启示

所谓“学分银行”（school credit bank）是一种模拟或是借鉴银行的功能特点，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信息储存、学分认证管理、学分流通消费、学习信用管理的银行化管理模式。“学分银行”的主要内容为累积学分。学分积累是衡量学生在课程方面经历的发展水平的一种课程评价制度。它突破传统的专业限制和学习时段限制，将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结合起来。特点是淡化结果评价，注重过程评价，淡化学生的分数，突出学生的学习过程。

本案学分积累设计以符合企业全员参与，提高职工素质和技能的愿景为基础，加强岗位学习信息、学分积累，完善全员培训三方相结合，达到提升员工素质的目的。要求学完一门课经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并记录学分；参加技能培训、考证也计算学分，然后按全部应得学分累积。

弹性学制即学分统计打破学年界限，以整个学程（如本科、专科、中专阶段）为单位，统筹计算学生修习的学分。在规定的年限内，允许学生提前或推后毕业。弹性学制为外来务工学员提供了更大的学习自由度，照顾到不同学习需要的学生。学分累积达到学历教育教学计划规定毕业最低学分和最少学习年限，即可兑换学历证书。

十方物流公司外来务工学历教育从策划组织到实施，将国家成人中等学历教育的质量标准和企业的用人标准结合起来，建立了以专业知识和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专业课程计划，是变革教育质量观念的创新。实现了学历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打破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间的壁垒，从单一走向灵活多样；本案实施以来，受到了社会人员的广泛关注与欢迎，并赢得了企业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基于某市滨海新区社会人员每年以30%的增长速度递增，目前超过100万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文化水平偏低。探索社会人员的文化素质教育培训和行业岗位技能培训的学分制管理及课程模块化管理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实践并完善相应的学分管理办法与制度迫在眉睫，建设某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系统平台，建立终身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学分体系和机制，实现各类终身教育形式之间的学分认定、累积和转换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严冰.数字化学习港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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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艺术类专业职业教育现状

目前各大高校的教学仍主要是学生在教师的讲解下，全日制在教室中学习理论知识，而对于实际操作性的课程，亲自动手实践较少。当然，对于这一学习模式的形成，不仅仅在于各大院校或是某些老师的责任，这一教学模式的改变也无法仅仅借助某方面力量快速完成。各大院校的艺术类学生，多数是高中文化基础课程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或高考失利，其中的部分学生由于对学习兴趣的缺失，认为进入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镀金，等到毕业后由学校安排工作。

二、灰领人才背景下如何创建职业教育新模式

在当下的教育背景下，尤其是就业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许多学生选择艺术设计类专业就是为了能够在毕业后有份可心的工作，可是不少学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差，对学习兴趣的缺失，进入学校后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作为高校职业教育的教师，就应该坚持以育人为本的原则，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努力探索创建出一套新的职业教育模式。

第一，借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力推动艺术设计的职业教育网络资源库设。首先，要以我国职业教育资源网为基础，力争实现对职业教育资源的全面整合。打造出更加完善、健全，也更高效的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其次，要充分利用网络上的海量资源，打造富有特点的专业和课程资源。在现阶段，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学的发展，广大的艺术院校一定要积极利用这种政策的东风。大力推进校本课程项目的建设，打造富有本地特色的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一系列精品专业和课程体系。并将之作为教育样本共享给其它合作院校。再次，要大力推动对公共课程资源的建设，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全面，以艺术设计的毕业生为例，如果毕业之后从事动画设计却不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地掌握，所设计出来的作品就只能是美、日动画的抄袭品或者毫无文化深度的快餐式作品。因此艺术院校应强化包括德育、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在内的公共课程教学资源。

第二，打造富有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随着社会化分工体系的愈加细化，社会对于艺术设计业学生专业技能的专精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学生的职业教育，艺术院校大力推动学生实践能力的增长成为了必然趋势。而这种增长必须是建立在对课程设置体系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基础之上的。例如台州师范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以满足个体发展，适度超前教育为原则，将课程体系划分为文化基础、专业理论、整体实践、专业岗位实践等四个主要的模块。并将其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合理地分配在学生的学习之中，从而将三年制教学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4.5比5.5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

第三，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教培养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院校要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提升学生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就一定要积极地观察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合理调整本院校的培养目标。首先要充分发挥整体的区域优势，立足本省市场的需求，进行课程体系和实践模式的调整。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下的互利互惠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力争尽可能地吸引优质实习企业加入到会员单位的团体中。大力推动本院校重点特色专业的建设，不断创新学生社会时间的形式和内容，形成校企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其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重点突出本院校的教育优势与特色，从而在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增长的同时，提升本校适应就业市场初、中级职业需求的能力。再次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深化改革，及时吸收兄弟院校在职业教育进行中的经验、总结不足。为学生营造更好的适应其以后职业发展的学习和实践环境，并反过来促进本院校课程体系的创新，丰富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管理方法，深化工学结合模式的内涵，使本院校的职业教育能够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对设计艺术的职业教育模式展望

设计艺术类专业的职业教育模式一定要向灰领人才培养目标上靠近，因为设计艺术类专业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能够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其次要有夯实的理论基础做指导，而这些要求正好符合灰领人才的定义。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设计艺术类的人才培养，要仿照灰领人才培养的模式来进行推动。

首先，要注重加强理论基础的教学。专业理论的教学是为了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少走弯路。现阶段，我国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出于对绘画的喜爱才报考该专业的，这些学生由于在高考录取方面的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导致他们在文化课方面的先天不足，造成学生的理论基础相当薄弱。因此教师一定要加强对学生艺术设计相关理论的教学。在理论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将理论讲授、示范作品分析、课间辅导与课后总结等几个关键环节进行科学融合。帮助学生尽快建立关于设计专业的理论体系，增强他们对于本专业属性与特征的认识，了解艺术设计的方法和要求。

科学的教材选择与搭配对于提升艺术理论教学效果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因此要想有效地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就必须要注重选择内容与方法兼备的优秀教材。艺术院校的相关领导一定要注重对教材的选择与更新，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自己编写教材，合理开发校本课程。与此同时，艺术学院的教师还可以尝试将学生专业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借助通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解决，例如在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中，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一些知名播音员普通话失误的视频，然后同课堂教学内容相比较，从而生动形象地将学生需要注重的问题表现出来，使学生能够产生深刻的印象。

其次，要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据相关调查显示：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作品的构思、图纸绘制到制作实施的工程，是学生参与性最强、思维最为活跃、理论结合实际能力发展最快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将已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和整合，还能够从中发现自己学习的遗漏之处以为对一些尚未学习的知识点产生科学的见解，从而提升自己在专业实践范围内的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尤其是一些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如photoshop等，单纯依靠老师讲述和死记硬背很难将各种命令都进行得心应手地运用，而如果通过具有针对性作业的布置，使学生自己动手来进行操作，学生的掌握程度无疑会大大提升。最学生的作品完成之后，教师应以趁热打铁的精神来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讲评和总结。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相互之间的讨论与交流。要求他们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出其它同学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并试着从理论角度分析其作品的优势所在，从而为今后的设计获得有益地参考。这样不仅使学生从理论上总结专业设计实践，更主要的是促使学生加深和巩固已学的知识，使认识深化。

激发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是关键。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院校一定要以身作则，提升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不仅要注重引进专业的实践教学人才，还要加强对本校现有教师的培养，从而能够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进行科学地指导。在专业课的教学中，也力争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观念进行渗透，从而加强学校职业教育的氛围。此外，学校还可以鼓励学生组建一些以社会实践为主的团体，并定期举办经验交流会，以此来提升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兴趣。

最后，在学生实习的时候，要注意时刻引导学生思考和解答所遇到的每一项问题。对于当代大学生加强职业教育是国家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难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它对于全体高校学生尤其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今后的实际工作当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进行讲解的时候，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理论指导，并且要让学生培养出自学的能力，必要的指导可以解决学生的难点问题，这对于学生建立理论框架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就业之后面向的是广大观众，他们的社会示范力量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加强职业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动手水平，能够使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进一步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使他们提前适应社会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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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故事教学；有效提问；优化策略

我以大班故事教学《最佳守卫》为例，谈谈在《指南》背景下对故事教学的思考与体会。

一、关注幼儿年龄特点合理选材，充分挖掘教材蕴含的教育价值

在正确把握整体教育目标的基础上，需要我们选择适合幼儿的（符合幼儿现有生活经验的，能引发幼儿学习兴趣，激发幼儿学习动机），具有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对幼儿长远发展有益的，有多重的教育价值）教学内容。要对教学内容进行价值分析，思考其蕴涵有哪些教学价值。结合大班幼儿“好奇心强、思维活跃，喜欢挑战”的年龄特点，故事《最佳守卫》结构简单，情节有趣，动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浅显易懂，“山羊公公以闯关选守卫”的情节符合大班幼儿乐于挑战的愿望，能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守卫”这一角色可对应生活中的“保安”，能与幼儿已有生活经验建立链接。而“做事要有责任心”作为故事的灵魂，对于大班幼儿社会情感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幼小衔接工作中重要的内容。这符合《指南》中指出“幼儿的语言学习需要相应的社会经验支持，应通过多种活动扩展幼儿的生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力。”

二、关注文学作品学习的核心价值，合理制定活动目标

确定教学目标是成功的故事教学的首要环节。目标是活动准绳，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是故事教学成功的核心。教师制定的目标要以幼儿现有的发展水平为依据，既要符合幼儿现有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又要略高于现有水平。同时，目标的实施应该是动态的过程，要根据幼儿在活动中的实际情况时调整教学目标。

三、关注幼儿语言学习的环境，创设和谐、融洽的师幼互动氛围

良好的教学环境是开展有效教学的基础，这里的教学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的创设。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应尽可能地为幼儿学习创设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教师应乐于接纳幼儿的疑问并耐心地给予解答，引导幼儿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幼儿尽可能多地融入活动中。硬环境对教学活动的开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室的布置，墙上图画的设计、涂色等，都会影响幼儿。因而，在布置教室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幼儿的身心特点进行设。此外，墙饰应及时更新。

四、关注幼儿语言学习的特点，灵活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幼儿是精力旺盛的，故事教学活动应避免形式的单一，要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通过听、看、想、说、演等多种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效率和参与热情。因此，故事教学活动还可以引入与故事内容相关的游戏，通过游戏帮助幼儿获得体验和发展。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采用故事表演的形式，让幼儿在表演的角色扮演中获得体验和发展。故事《最佳守卫》，我以“参与山羊公公选守卫”的过程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体。

1.通过观察、猜测、讨论、交流等形式，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山羊公公选守卫的过程，充分体现教师主导与幼儿主体。“如果你是山羊公公，你会选择谁当守卫？为什么？”“如果你是山羊公公，你会用什么办法让动物们比灵活？”等开放性问题，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及时、有效的回应、提升和梳理，有效提升幼儿语言应用能力。在幼儿出现语言表达不完整或句式表达错误的情况，我及时进行纠正。

2.集中、小组、个别形式的灵活运用，能为幼儿学习语言创设更多的机会，巧用两次投票的形式，充分尊重幼儿意见和看法，幼儿在投票过程中充分表达、讨论、交流，并进行情感迁移，转化行为。幼儿在理解守卫所需的必备条件“高大、强壮、灵活”，进行第一次投票，在看完“老虎、大猩猩、猎狗三只动物当临时守卫”的图片后，进行第二次投票，从而让幼儿明白责任心的重要性。有了积累，情感迁移就有了基础。于是，我又引导幼儿讨论“猎狗不是最高大强壮，也不是最聪明灵活，为什么就能当选最佳守卫”“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学做一名有责任心的好孩子”等，帮助幼儿将故事中猎狗坚守岗位、认真负责的情感迁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理解责任心的重要性，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学习。

有效故事教学是我们每个教师的追求，有效故事教学要求我们必须做有思想的教师。泰戈尔说“最远的距离是到达你自己”，就是说改变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每天能多学习一点，多反思一点，多提升一点，多改变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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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新媒体技术 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27-01

新媒体是针对传统媒体而言，传统媒体指的是电视、广播、报刊等，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技术应运而生，数字电视、智能手机、电脑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1]。大学生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学习能力非常快，他们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媒体技术易于接受。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已经掌握了微信、微博、网上学习等技巧，该技术已经渗透至大学生的生活中。在新媒体背景下，必须强化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注重强调专业技能的学习

在高职院校的教育中，老师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学习更加看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上的关注度不够，在经济利益、经济成分影响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会产生一定变化，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想也会造成影响，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大，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让他们适应社会激烈的竞争，学校对专业技能教育更加重视，忽略了价值观教育的作用[2]。

（二）教育缺乏针对性

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完善的教育系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出现了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若在课堂上重复讲解相关内容，便会让学生产生厌倦心理，甚至对该科目的教学失去兴趣。在教育过程中，部分老师未将理论教学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教育互动性不强，与学生的新观念和思想具有一定冲突，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难以挖掘其学习潜能。

二、新媒体背景下强化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

（一）重视对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要以学生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的特征为依据，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教育内容给予整合。在教学过程中，要避免重复、交叉内容的出现，挑选重点内容讲解，提高课堂效率，遵循讲授、讲透、讲深三点原则，另外，还需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不可过度拘泥于书本知识，要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将网络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中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不过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技术能够将学生视野扩大，另一方面，部分非主流东西也对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一定影响，为此，高职院校老师必须将教学投入力度加大，可建设网站，建立校园网络，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3]。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将网络媒体技术应用于其中，对教育软件进行开发，还能够利用QQ群、微信、论坛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将理论教育与实践结合

任何科目的教育都不能单纯依靠理论教学，实践教育也非常重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也需注重实践教育，可鼓励学生加入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创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形式，将专业特色、时代特征充分突出，强化对学生的实践教育。

（四）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学习的热情，学校可以开展文化活动，宣传核心价值观，将教育与文化活动相结合，通过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有利于彰显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对学生职业道德的能力具有培养作用，可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培养高度责任感[4]。

（五）学生注重自我修养

高职院校学生要重视自我修养，学生的品行需要在后天培养中形成，高职生必须强化自我修养，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中，重视自我教育，增强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要融入群众、了解社会，锻炼自己的意志，将自律与道德规范相结合，注重将精神追求、物质追求统一起来。

高职院校学生要重视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心，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义务服务活动中，引导他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指导学生强化自我修养。本文首先分析了高职院校中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然后对强化高职院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有利于为日后高职院校价值观的教育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曹燕宁.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初探[J].经济研究导刊，2010（13）：219-220.

[2]乔芬，李洁.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5（10）：46-48.

篇10

残疾人就业对策尽管《残疾人就业条例》于2007年2月14日国务院第169次在常务会议上通过，于2007年5月1日起实施。但是现阶段残疾人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残疾人的发展，也是我国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谐社会中，如何让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通过特殊教育而能够相对独立生存，对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应该寻找合理的途径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

残疾人渴望社会关注并期望在社会中体现自我价值，他们渴望靠自己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然而，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就业难的现有条件下，作为残疾人群体，他们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他们有强烈的生活和就业的欲望，但在社会中仍然存在许多残疾人无法就业的现象。

首先，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从整个的社会大环境下，劳动力已经供大于求了，并且每年的劳动力不断的在增加，同时，还面临着很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所以，从残疾人就业的问题看，矛盾更加突出。

其次，尽管我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在我国，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提供1.5%到2%的残疾人就业的比例，用人单位如果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应根据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和年度的差额人数来为残疾人支付就业保障金额。但有些用人单位宁愿缴纳残疾人的就业保障金额，都不愿意为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个别单位甚至拒绝接受残疾人。

第三，残疾人在社会上的服务体系不健全和一些执法单位的执法力度不够，使得现在的残疾人保障体系和职能没有发挥，而且存在其实残疾人就业，个别企业对残障人士靠“名义”的虚挂和只得到“生活费”等现象，不仅骗取了国家的税收，并且侵犯残障人士的个人权益。

第四，很多残疾人的就业观念素质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他们的文化素质低，学的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就业需求，也不适应当下的竞争机制。部分残疾人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并且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因此容易受到同事的排挤，也容易被解雇，失去很多的就业机会。更严重的是，一些残疾人有严重的依赖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竞争和自我完善意识。

由上述看出，残疾人在寻找成功的路上要比正常的人困难许多，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所以，针对残疾人当前的就业形势，谈谈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一些对策：

第一，政府应宏观调控残疾人就业政策并对残疾人就业加以重视，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环境。

要做到认真落实好残疾人就业比例的有关规定。税务、工商、金融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保证就业的保障金足额缴纳。综合利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支持和大力安排残疾人就业。在产业调整、企业改革中，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企业福利改革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使残疾人就业的企业重组或使他们下岗。

完善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使残疾人的就业联合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挥并能做出相应的处罚。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保险，福利，工资等等进行检查和监督以保障残疾人的权利。

第二，社会要全面展开助残的宣传力度，组织助残活动。

尤其是媒体宣传方面的加强，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残疾人就业的舆论环境，开展残疾人企业的宣传工作，如问卷、传单，以便广大残疾人能够有一个正确认识，真正从残疾人的意识形态转型，全社会要尊重并接受残疾人，残疾人与常人平等。

社区、街道和其他服务单位也要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帮助残疾人找到就业机会，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残疾人的就业，使全社会能充分认识到实现残疾人的就业不仅是追求目标，也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第三，残疾人群从学生时代开始要加强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

残疾人从学生时代就要意识到今后要走进社会、服务社会。培养自身技能，是解决残疾人学生毕业后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特殊教育的学校要培养的目标。

1.学校教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扬长避短，建立职业教育课程。

例如，由于严重的耳聋学生的听力损失无法形成听觉，认知不全面，影响发展的能力感知的东西。但比普通学生的视觉图像更有发展。他们的视觉意象丰富，容易找到的东西所有的小细节，所以在艺术或设计上的选择职业教育，很容易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因地制宜，进行个性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再如，选择和使用很弱或没有听力和视力有更高的职业需求的残疾人进行职业教育，开设专业课程。根据当地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长期的专业课程培训，或短期培训课程，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然后进入社会，被社会所接受。

2.课堂教育要走出去，打破封闭式教育，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

职业教育要服务于社会，它是社会性的教育。和“校厂联办”，“校厂挂钩”是解决残疾人学生就业有效的途径。学生学习一些技巧，使他们在社会中生存，学校可以走出课堂，让学生进车间，并采取请专家，民间艺人为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教学。这样既可以解决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职业教育的教师缺乏的问题。

加强学生的劳动实践，创造就业渠道。现代社会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许多新的工种，所以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去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使企业了解残疾学生的技能和工作能力。同时，特殊教育学校和学生自身也可以推荐给企业和机构，并积极参与社会竞争和就业。

3.使学生认识到就业的形势，加强其对传统美德的教育

努力工作，坚定地专注于创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特殊教育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参加自愿劳动、公益活动，培养学生努力工作、奋斗、努力、勇敢的精神。同时我们应该让学生看到社会就业形势，通过形势教育，加强学生对当前的就业竞争形势的理解，这样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努力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社会现代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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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闽琴.城镇残疾人就业问题的成因与对策研究\[D\].厦门大学，2007.

\[3\]孙宝建.残疾人就业权研究\[D\].吉林大学，2008.

\[4\]任友媛.社会转型时期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促进政策研究\[D\].苏州大学，2009.

篇11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育政策执行;情境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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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招生改革

学习型社会，最早是美国学者哈钦斯于1968年提出来的概念。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文化、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发展，一种终身学习的观念开始产生，并引起各国的重视。所谓学习型社会，就是有相应的机制和手段促进和保障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善于不断学习，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核心内涵是全民学习、终生学习。就像是坐标上的两个数轴，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从两个维度标示了人们的学习与其生存、发展的关系。学习型社会是时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对学习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持久、更全面，全社会的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应对新的挑战。学习型社会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需要人们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一个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社会；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才智得到充分的展示，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和财富，从而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学习型社会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在学习型社会中，人是教育学习的中心，是教育学习的基础，也是教育学习的目的，人在教育学习中得到成长和全面和谐的发展。

学习型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建立优质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而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神圣使命。高校继续教育作为大学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窗口，是将知识与教育输送到有需求人群和社区中的重要手段，是联系大学与企业、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途径和关键力量。

党的以后，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猛，但到目前为止，仍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招生的决策和理权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招生活动的主要管理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招生的基本政策由国家统一制定，凡涉及招生的条例、规定、准则、指示等行政手段，都具有法律效力。高校必须遵照执行，对招收和培养的人数实行指令性计划控制。这种招生计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许多弊端。

1 当下成人教育招生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全国成人高考采取全国统一的试卷：以一张试卷衡量具有多种特性的成人的综合素质，缺乏时代性层次性多元性，使许多优秀人才被拒之于高等教育大门以外，忽视了各地区的教育条件差异、教育资源差异、教育质量差异以及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差异。从这一点来讲，各地区的考生在参加入学考试上就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

1.2 全国成人高考录取后入学即进入保险箱，有严进宽出倾向：有的学校将成教的收入视为本单位的第二经济增长点，而教学疏于管理，有的教师上课从不备课，也没有教案，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以至对学生考试的要求只能很宽松，不但破坏了正常的教学规律，也严重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1.3 统考难以体现成人考生的真实水平和知识差异：考试内容和形式偏重于普通高考的标准化和客观性，仅靠试卷和考分，不能把一个合格的人才选出来，很难有效地反映成人考生的真实水平。就专科和高起本而言，考试类别和科目与普招基本相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主要依据招生计划和生源状况来划定，不能充分反映成人实践经验丰富，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点，也不符合成人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1.4 录取分数线差别较大：教育对于所有人来说应该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权公平的享受教育资源，但同一次参加考试的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的相差很大，使得获取受教育的资格有非常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使多少考生错失了提升自己的机会，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1.5 作弊行为屡见不鲜：在成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下，有部分考生投机取巧，为获取一纸文凭，采用办理假身份证，由代考人到成高现场照相等作弊方法参加考试，只要不被查出，基本上都能顺利过关，即使查出来也不会对当事人进行严厉处理，使得国家级考试的公正公平不能得以彰显。

以上诸多弊病，与我国的教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如果不加以改革，将大大阻碍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前进步伐。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革。与此相对，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局部调整已不能满足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对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改革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2 实行开放式招生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所谓开放式的招生，指的是成人高等教育不再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统一招生，而是由高校自主招收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质量实行监控，促进对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教育对象、教育形式、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等的全面开放，让高校在竞争中创造自己的教育质量品牌，以这样模式发展我国的成人教育，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全面构建。

2.1 有利于提高招生吸引力，保证成人高等教育生源稳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各类办学类型生源争夺异常激烈。主要原因有：一是普通高考放宽了对考生年龄限制，加上近年来快速扩大招收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专）科生；二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迅猛发展；三是电大免试入学，招收注册视听生；四是各种民办高校的大量涌现；五是网络学院和远程教育网上大学悄然兴起等等。各种高等教育形式利用合法的手段，采用灵活的办学机制和较现代化的教学条件来提高办学吸引力。突出办学的开放性，吸纳了大量原本走成人高考之路的生源。相比之下，高校的成人高等教育由于受国家招生政策#学校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的限制，招生吸引力明显下降，生源出现危机，计划控制已失去意义。试行开放式招生制度，能充分将提高成人高等教育与同类办学形式的竞争力。

2.2 有利于成人多样性学习需求，推进终身教育，朝学习型社会迈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和加入WTO后教育领域的开放，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主体导向，并做出相应调整。应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满足社会对成人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为出发点。成人高等教育实行开放式招生制度，便于吸收社会各种人才入学，利用闲暇时间学习的、边工作边学习的、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再接受教育的、只要具有同等学力，都可以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学制年限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开放招生将生源扩大到全社会，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待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满足社会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扩大就业机会，以服务社会、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于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最最大程度满足现代成人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学习的需求，促进全民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从真正意义上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逐步向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拉近，逐步向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方向迈进，将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由目前主要实施的适龄教育向“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目标过渡，为进入学习型社会创造条件。

2.3 有利于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要有跳出教育办教育的思路，成人高校应通过开放招生，充分利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可以承担起教育大量社会青年树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积极向上的社会理念、主动负责的公民态度的任务，可以通过对文化知识的不断传承把科技教育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环境机制。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招生制度的刻板僵化以及大多数人对高等教育的不了解，尚有很多人不能进入高校学习，提高素质。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更是资源紧缺。如何有效地盘活成人高等教育资源，促使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大部分是20-30岁的年轻人，对学习的需求特别旺盛，成人高校应为其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成人高校应成为大量青年技能培训、知识学习、改变命运的平台，成人教育要发挥其办学灵活、机动性强的特点，应更敏锐地感觉出当地社会的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把成人招生优势挖掘体现出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 实行开放式招生的设想和思考

3.1 要调整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运行机制，取消政府指令性招生计划：要从国家办教育高度集中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快建立和完善基于我国国情又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成人高等教育的开放体系和运行机制。成人高等教育应定位于：社会需要什么人才，人们需要什么新的知识技术，成人高等教育就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此才能有发展。同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的范畴的：函授教育、电大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应对这些类型的办学体制进行整合，将其看作是成人教育的不同学习形式，应统一归并到为成人高等教育，由具备一定资质的高校统一招生，统一管理。而最带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性质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逐步将成人学历教育招生管理权限由政府转入办学主体高校，政府进行宏观评估、检查、监督，其招生计划的管理应逐步取消政府指令性招生计划，改由成人学历教育办学主体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的可能。自主确定招生计划，自主确定招生专业，自主确定和调整各专业之间招生计划，自主根据学科专业性质和成人学生求学的实际转换专业等等。

3.2 要建立成人高校自主招生的录取机制，取消统一考试的招生方式：取消全国成人招生统一考试，实行“宽进严出”的开放式招生政策。凡是成人公民，不管年龄、不问户籍、只要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并自愿要求入学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我们都应该尽量给予提供学习的机会。努力实现教育均等的具体做法是放开入学条件，简化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入学手续，实行开放性的报名、审核、注册办法；实行真正的没有固定学制的学分制，不拘于固定的学习年限对无法坚持学习的学生，允许中途离校，一旦想回校继续学习时，原来获得的学分仍然有效；入学时间、学习形式、学习专业、课程安排根据学生意愿自主选择，学校根据所报专业进行面试或入学水平测试和资格审核后录取。这样具有高中学历或同等学习能力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形式，进入成人高校专科阶段或直接进入高起本，在职人员在水平相当的大学学习所获得的学分可以得到认可和转换。在知识的创新与发展的激烈冲击中，这样的招生方式可以使每个人凭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不断地甚至周而复始地学习，接受教育。

3.3 要建立多样化的入学水平测试，注重实用能力的考查：从社会发展需要看，科学发展的分化和综合趋势需要不同类型与层次的人才。这种分化和综合在成人高校的不同类型和专业设置上已得到充分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要求学校依据多样化的标准来选择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以满足成人高教多样化选才的需要，其次，根据个体智能和素质发展的优势领域的差异设置多样化的入学水平测试标准，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科学性。而检测不同智能和素质，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应用多样化的水平测试标准来衡量学生的不同优势领域，以便在以后的教育中促使个体的优势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多样化的入学水平测试的目的在于识别考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为以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提供基础。因为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招生计划的限制，也不排除通过水平测试，对个别考生进行淘汰，但测试的这种功能仅居于次要位置。入学考试的分流功能应由教学过程来承担，在教学中实现优胜劣汰，这就克服了考试评价单一、僵化的弊端，也符合人才培养和教育规律的要求。

篇13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本文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和谐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课题。这不仅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期适应社会变革时期的新特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其目的是科学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三对关系中,人自身和谐是最为根本的,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和谐的人是教育的结果。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传播者,也是创造者。我国未来先进生产力、思想、精神、文化的创造群体将是今天的青年大学生,这些未来建设者的素质关系到我们党执政目标的实现,接班人的质量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其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在基本内容、功能上有着高度统一性。从基本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个层面的全面和谐。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与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角度重新定位和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处于较好的状态。但是,还存在诸如重视不够、办法不多、机制体制不适应等不和谐的音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层次矛盾的具体体现,亟待需要重视和解决,这就需要以构建和谐社会角度重新定位和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在目标上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为重要目标之一。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应当把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也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规划,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增添新力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

(二)方法和路径上

第一,要把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规划,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增添新力量。

第二,要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要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都应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加大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的力度,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

第三,要大力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工作方法。要联系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际,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难点、焦点与社会问题,鼓励大学生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来加深对书本理论知识的高度认同。要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思想、情感、信息上的双边交流过程取代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观念下的“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模式和“一刀切”的工作方式,变家长式、保姆式、说教式的教育方式为启发式、引导式、渗透式、激发创造式,强化自我教育功能,力求把教育内容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求,从而最终实现教育本身的要义。

第四,要着力培养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一批坚持为指导,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老中青相结合的哲学、社会科学性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队伍,使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篇14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决定，做好市级党政机关所办经营性企业的脱钩工作，经北京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对我市市级党政机关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范围

    移交、撤销企业的人员应是2000年6月30日前正式录用，并与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在册人员。

    二、移交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移交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随企业一并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的人员，原则上随企业去向安置，并与机关脱离行政关系；离休人员由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负责安置，不随企业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的人员，参照市委、市政府《北京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意见》的有关政策，符合提前退休、提前离岗条件的，可以提前退休、提前离岗，不随企业移交。

    （二）移交企业的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仍然有效。由于企业移交造成企业名称变化的，应变更劳动合同的企业名称；造成职工岗位、待遇变化的，双方应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协商不一致的，企业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三）移交企业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应按《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8年第2号）、《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38号）、《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市政府令1995年第6号）、《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及有关规定，在企业移交前到企业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职工养老、失业、大病统筹、工伤保险等手续，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若企业无力补缴，2000年12月31日前所需社会保险经费由企业原主管单位筹资解决。已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移交后应继续向所在区、县社保机构缴纳各项保险费用，不得因移交而中断或拖延缴费。移交企业中凡编制在党政机关或具有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职能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首次办理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时，其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可视同职工个人缴纳保险费的年限。

    三、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撤销企业的职工，由企业主办单位本着“统筹安排、积极稳妥”的原则负责安置。

    （二）撤销企业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的约定处理劳动关系。职工被安置到其他企业就业的，原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职工与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新企业应将职工在原企业工作时间视同现企业工作时间。企业主办单位与职工就重新安置协商不一致的，原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比照经济性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撤销企业职工自谋职业的，企业可以按照每人一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给安置费，安置费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四）撤销企业工伤职工伤残程度为五至十级的，由企业主办单位负责安置。如本人自愿自谋职业，由企业按照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的规定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五）已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大病医疗、工伤保险的撤销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到其他企业的，社会保险关系随同转移，社会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自谋职业的职工，可将其档案委托存放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人事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存档，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与存档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失业的职工，可由企业将档案转到职工户口所在地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失业人员进行求职登记，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