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4:0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4月19日,巴西再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9.75%大幅下调75个基点至9%,接近其历史新低。就在4月17日,印度央行也将其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8.00%,降幅远大于市场预期。除了巴西和印度外,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瑞典等国都释放出货币放松信号,就连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也在督促欧洲央行降息。日前,中国央行也表示,将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等方式增加流动性。
新经济体通胀稍缓 降息保增长
降息放松流动性,根本原因就是希望能挽救下滑的经济,拉动经济发展。
像这次降息的巴西,从去年三季度起经济就陷入停滞后的挣扎复苏。巴西央行称,目前通胀风险有限,鉴于全球经济依然脆弱,来自海外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同时考虑到之前的货币条件调整进程,决定减息。
而在印度,截至今年3月31日其经济增长速度6.9%,虽然仍跻身于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行列,但增速已明显低于两年8.4%的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工业生产受到国内高利率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双重打击。
4月17日的印度央行意外降息50个基点,为近3年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之前市场预期印度央行会降息25个基点。印度央行称,此举意在提振陷入停滞的经济增速。
之前,为了应对经济下行风险,4月10日越南央行宣布大幅调降再融资利率和贴现率100个基点,还下调了越盾存款利率最高上限。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单从越南降息到印度、巴西降息可以看出,保增长依然是许多国家政策重点所在,但目前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总体通胀压力正在趋于缓和,但来自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仍是潜在威胁,仍会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印度央行在降息的同时也警告称,后续降息空间有限。
欧、美、日印钞机或再加马力
除了新兴经济体的降息行为,欧、美、日对于流动性的举措也备受关注。
近期,IMF就在敦促欧洲央行降息,在IMF4月17日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提到,如今,支撑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重担落在货币政策上,欧洲央行应下调基准利率,并持续运用非常规政策,以处理银行业融资和流动性的问题。
欧债危机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财政紧缩的严峻形势,令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黯淡。欧洲央行早在去年就已两次降息,并在去年12月,向银行体系注入超过1万亿欧元资金。花旗集团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情况恶化并且通胀走低,欧洲央行还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预计今年欧洲央行将两次下调利率25个基点至0.5%的水平。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自从公布非农就业人数不及预期、3月CPI增速放缓之后,美联储排名靠前的两位大佬副主席耶伦、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等就希望再次开动印钞机来拉动经济发展。他们认为目前经济虽然复苏,但是进程缓慢,如果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则将需要更多的宽松政策,这些表态无疑再次提高了投资者对于QE3的预期。
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在近期的一次论坛上指出,美国QE3并没有退出舞台,为了挽救当前美国经济的就业和房地产两大难题,今年夏天美国就可能推出QE3。
中国的近邻日本,其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也在4月18日表示,日本央行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额外货币宽松措施,来帮助经济复苏并躲避通缩。
流动性宽松 大宗商品再现投资机会
面对全球即将扎堆放松的流动性大军,中国央行又是什么态度呢?
对此,多家机构表示,中国央行降息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与通胀率很接近,如果降息,势必再度出现负利率状况。中国央行或许会更倾向于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一定程度地放松货币政策。因为今年中国存在经济增长维稳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通胀基本得到抑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能引导前期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在4月18日,中国央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印证了这一预期,央行表示将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等方式增加流动性。
在会议明确的明年五大主要任务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毫无争议地位列其间。会议部署了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各项关乎民生的任务,凸显了决议中明确的“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会议明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事实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体现了决策层认识的深入。从为发展而发展,到为民生而发展,多年衔枚疾走的中国经济终于觅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以此为基石再次起跳,方有逃出“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决定了中国决策层绝不会忽视民生的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杜书云指出。
而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蒋选看来,如果被裹挟在高速发展洪流中的民众,连最基本的住房都住不起,那么“这样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政府的职能又体现在何处呢?”
12月1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明确,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在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学者看来,选在此时再次强调此语,彰显了中国决策层保民生的决心与信心。
除了置身舆论聚光灯下的房地产行业,决议中对于其它关乎民生的各项工作均予以定调。12处民生的明线,辅之以纵横交错于公报文字间的种种暗线,昭示着来年经济工作进一步向民生倾斜的大势。
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自我救赎”。以外贸为例,面对欧美经济的不振,风光多年的中国出口增速已呈连续回落之势,这一现状对扩大内需形成空前强大的倒逼。12月14日公布的决议中,强调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而攻克这一“战略基点”的首要“秘笈”,无外乎“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面对风云诡谲的2012年,中国经济前路之荆棘可以想见。此间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了来年“为民生而发展、以民生促发展”的必然之途。可以预见,“民生”将成为统御来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更将成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源代码”。
编后语:
“稳中求进”才能应对复杂多变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会前被高度关注、多方揣测的“定调”也公之于众: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求稳而非求快,先稳而后求进,是纵观国内外经济大局后作出的审慎判断,是应对未来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明智决策。
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将复杂多变,控制风险的难度也日趋增大。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膨胀的泡沫风险、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的影子银行风险等等。加上外部需求趋于下滑、通胀并未根本缓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等等,种种风险交织纠结,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
关键词:统计学理论;安全经济分析;应用
具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每年由于相应灾害事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死个百分点。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文章将以统计学理论在安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1安全经济统计标准的构建
安全经济指标即通过数字,客观的体现安全经济统计目标的状态及特性数据,亦为安全生产状态及能力的定量化显示。安全经济标准机制即通过一些和安全因素存在内质联系的经济特点标准所构成,要客观、合理的体现安全目标、安全状态及效果等安全经济质量特征。
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
2安全经济指数的应用
众所周知,安全生产即为连续的过程,安全投入与事故为正相关,那么怎样从安全经济结构的相关环节,分析安全系统的基本状态即为安全经济综合指数的侧重点。安全经济综合指数要分析安全投入、事故损失及安全效益等参数,对安全经济系统运行环节予以综合性研究,分析安全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安全经济统计指数的意义包括下述几点:第一點,通过统计指数分析繁琐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方向。举例说明,经编制安全生产指数能够在纵、横双向上体现安全生产相对水平及改善情况,同时事故综合指数能够通过差异化事故后果特点指标去整体评定事故的危害性;第二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予以因素研究,分析相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环境中,研究经济发展及安全生产之间的影响,可以为出台有效的安全生产策略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点,通过统计指数研究繁琐安全现象的长期变化状态,依附于动态指数所构建的指数数列,体现安全现象在很长时间范围内的动态特性;第四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多指标的安全经济予以整体评估。而安全经济现象能够经指数予以整体评定,这样便于对特定安全问题的发展程度予以整体的数量分析。
3安全生产及回归分析
安全经济系统涵盖下述及方面:①安全经济利益;②安全分工协作;③安全经济效益;④安全数量关系,而且安全生产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内质联系。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相互制衡,会因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能力的影响而出现改变,经济活动能力及产业结构、工艺等因素都对安全生产形成一定的冲击。
安全经济的数量相关性即为安全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安全经济的数量比率即为安全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所以通过统计学评定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举措,可以理顺安全生产及社会经济进程间的关联与影响结构,研究经济损失、安全投入和安全有效性的关系,能够发现安全生产方面经济现象中潜藏的规律,这样便于从根本认识安全经济客观规律,为安全经济的规划与安全管理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安全生产的时间序列分析
安全经济现象即社会生产环节的构成因子,与社会经济现象共同处在运动与发展中。安全经济统计也是了解安全问题的一种方式,不但要从安全经济现象的关联性及制约中予以分析,同时要从其发展规律中予以分析。在安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经时间序列资料研究,能够有效规避下述问题:首先,经计算水平标准及速度指标,掌握安全生产的发展变化规律;其次,通过时间序列的解析,利用长期趋势研究、循环变动研究等掌握安全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在对时间序列相应变动的基础上予以研究,把安全生产过去与现在的脉络及规律予以拓展,通过定量模型预测安全生产在以后发展的情况。
安全经济的时间趋势预测,尤其是匹配于宏观经济予以预测,针对客观了解安全经济发展规律意义深远,设计安全生产发展举措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安全生产方面,对生产安全事故率指标予以预测,可以掌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5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通过经济学及统计学理论处理安全经济问题,研究企业安全生产现状与未来可能达的水平,评定安全投资收益及择取最佳安全经济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安全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能够找到对安全状态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为企业安全经济决策铺平道路。
作者:王奥
参考文献:
[1]王子介.试用经济学理论评估安全效益[A].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安全健康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6.
[2]丁卫平,王杰华,管致锦.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教学评估智能辅助决策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4,04.
[3]张文文,尹江霞.AIC准则在回归系数的主相关估计中的应用与计算[A].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3.
[4]黄江林,杨俊义.试论当前县级政府统计工作及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A].2015山西省统计科研成果汇编[C],2015.
一、现代物流对运输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无论从何种角度定义,无论实现管理的形式和手段为何,现代物流的基本实质似乎都可以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来概括。现代物流的这种实质内涵,对作为其管理与经营运作的核心环节的运输组织与服务,在上述三个方面较传统的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输组织与服务能否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现代物流系统的构建和系统运转的顺畅。
综观当前现代物流的发展特点,考虑到未来现代物流的总体发展趋势与方向,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服务的要求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对运输成本的要求
运输成本在现代物流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较大,虽然物流组织的形式或供应链的结构不同,但运输成本大体在物流总成本中占50%~90%左右的比例,所以,运输成本的高低,直接关乎物流成本的大小。现代物流对运输成本的要求主要反映在5个方面:1.要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要求运输成本要合理和提供这种运输服务的企业的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2.运输成本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性。其含义是同一种运输方式的运输供应商在成本较低的基础上,因管理与经营的优势而具有与其他企业竞争的能力;或不同运输方式企业因运输组织方式、服务方式的合理和科学,使完成运输全过程的成本具有系统性竞争优势。3.运输成本比较稳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使成本的波动在合理的、不影响物流总成本的范围内,确保物流系统的稳定性。4.运输成本可以调节和控制。现代物流是一项管理技术,管理技术的特点是应用该技术形成的管理系统随管理对象的改变而可以改变,但在这种改变中,对运输的组织会发生变化,运输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能够调节和控制,以适应这种系统性的变化。5.运输成本可以不断降低。在物流服务规模化运作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具备较大的降低运输成本的空间。
(二)对运输时间的要求
无论何种结构的物流供应链系统,完成物流全过程的时间的准确控制,对物流系统的稳定性和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运输是物流活动的核心环节,对运输时间的控制就成为很重要的因素。物流对运输时间的要求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对运输时间的准确性要求。从目前物流发展的现状分析,这是一种时间段要求,即通常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如天、小时)内完成运输任务。2.对运输时间的精确性要求。供应链系统对各个环节的衔接具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当这种要求达到较高水准时,运输的送达时间就必须做到精确,如零库存的生产线、JOT(just_on_time)物流系统等。3.运输时间的可调节与可控制性要求。有时由于生产和销售活动发生变动,供应链过程需要调整,以便维持整个供应链的系统效能,这种调整要求运输能从速度和完成运输的时间上进行调节和控制。4.时间的稳定性。物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要求相对稳定,在物流节点上的时间相对容易控制的情况下,运输过程的稳定性将非常关键。
(三)对运输效率的要求
运输效率的高低除取决于运输技术和装备外,较为重要的因素是:1.运输组织的合理性。要求运输企业的服务组织、运输过程的指挥与调度等要科学和合理,适应或符合物流系统对运输组织的高效率要求。2.运输衔接的快捷性。在完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要求不同运输方式之间、运输与节点作业之间的衔接要尽可能节省时间,以保证所需的运输效率。
(四)对运输能力的要求
运输能力是构建物流系统的基本保障,从宏观的角度,物流系统要求运输基础设施和装备的供给要充足,但从物流的特点出发,所要求的还包括:1.运输能力的适应性。在物流组织过程中物流量的变化中,在服务能力上运输要能够做到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2.运输能力的选择性。物流量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在批量上产生对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承受能力的改变,从而可以选择与过去不同的运输方式来完成运输任务,运输要为这种改变提供可能的条件。3.运输能力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运输能力满足物流服务要求应是基本目的,但从物流效率和成本特征出发,达到这种目的需要经营管理能保证能力提供上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否则,运输能力仅仅是物理上的意义,而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
(五)对运输安全的要求
从物流活动的整体安全性分析,运输的安全性对其具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1.运输车辆的安全。从总体上分析,运输车辆的安全既是技术性指标,也是管理指标,只有选择技术可靠的适应物流服务要求的车辆,以及在管理上保证车辆的安全,才能达到安全的目的。2.运输货物的安全。货物安全也是构成运输安全的因素之一,除去车辆自身因素对货物安全的影响,货物安全主要来自运输装卸过程的作业安全,驾驶员按照安全规程进行操作,防盗措施,防变质、毁损等措施。
(六)对运输质量的要求
从目前已掌握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合同中对运输质量方面的要求分析,物流对运输质量的要求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条目既多且细,既包括上述已经涉及的运输成本、运输时间、运输效率、运输能力、运输安全等方面的具体指标性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了物流对运输服务的可靠性的要求;同时,也包括单证传递、信息传递、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质量要求,反映了物流管理对运输管理的可靠性、运输组织的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在反映物流服务质量的KPI(KeyPerformanceIn dicator)指标中,相当部分是针对运输过程和环节的,从这种特性考虑,传统的运输是很难做到的。
(七)对运输服务系统的要求
从系统的角度分析,物流对运输的上述六个方面的要求,站在运输发展的高度,即是对运输服务系统的要求,这种从系统角度的要求,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1.要有适应物流网络化运作的货物运输网络系统。要求具备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规模适当的运输节点设施,要具备保证运输效率的网络化运输服务与组织方式,节点与运输间的衔接要便利。2.运输企业的服务组织要适应运输网络系统发展的需要。运输企业必须通过企业组织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以运输服务的多样性,运输组织方式的可选择性,适应物流网络化运作方式和运输网络系统建设的需要。3.必须建立具有信息化特征的运输服务体系。信息化是运输网络化和企业服务组织创新的基本保证和重要手段,运输领域从整体上必须具备必要的信息管理手段,并使信息管理手段成为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车辆调度、车辆跟踪、货物跟踪、信息传递的基本技术手段,从而建立具有信息化特征的由运输网络和企业服务组织系统构成的运输服务体系。
二、货物运输发展理论的创新问题
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基础设施网络化、运输经营管理与组织高效化、运输服务质量与水平高标准化、企业经营管理与运作手段的信息化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从现状的货物运输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建设等方面权衡,从既有运输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与服务模式现状分析,从货物运输整体效率、质量、效益角度考虑,传统的货物运输要完全适应这种具有现代经济基本特征的服务需要,差距是明显的,指导上述各个领域发展的基本理论,也因货物运输发展环境的改变而很难完全适应需要,因此,必须进行货运发展理论的创新,以期用新的理论引导货物运输向适应现代物流发展要求的方向转型。
(一)建立现代货运的概念,推进货物运输的全面发展
既然传统货物运输已在相当程度上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物流的发展需要,要推进传统货物运输服务转型和货运产业升级,必须首先建立新的货物运输发展概念。1.现代货运是在更高水平上发展货物运输的新概念。现代条件下的货物运输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5种运输方式组成,之所以提出现代货运概念,并非指超出既有运输方式出现了一种新的运输技术或服务形态,而是希望通过对既有运输方式注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物流管理需要等方面的新的发展内涵,使其在服务效率、成本、质量、安全等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其“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综合运输理论的成熟和应用环境的逐渐具备,对货物运输的整体经营组织和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发展综合运输要求开展的货物运输服务,其内涵和外在表现形态是全新的;现代物流技术的出现,对运输组织效率、成本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善服务,各种货物运输方式必须从运输基础设施布局、企业经营组织管理、企业经营运作关系等方面做出相应改变和调整,其管理和经营业态与传统运输是不同的。2.应按照现代货运的基本内涵,推进货物运输的发展。现代货运是指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按照综合运输理论和现代物流发展对运输的基本要求,从追求系统效率的角度与合理的社会综合货物运输成本的层面,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而构建的具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的货物运输系统。按照现代货运的内涵,推进我国货物运输的发展,将既是货物运输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物流管理技术进步对货物运输的要求,符合现代经济发展和货物运输产业更新的基本规律。
(二)现代货运概念作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点,缘于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改变后一系列新的发展命题的出现
首先,货物运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是生产、流通、消费链条的有机衔接者和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活动需要得到高效率货运的强有力的支撑。同时,现代化的货物运输对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为使社会再生产得以有效进行和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现代化的货运系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再生产对货运发展提出的新命题。其次,我国在新世纪将全面实施推进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在既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将得到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改善,对高效率、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系统的需要将更为强烈。从我国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为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也必须面对货物运输现代化的命题。其三,经济的全球化、区域化和企业的跨国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活动的范围扩大、发展的层次提高、竞争的程度加大,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激化和对发展机遇的把握要求提高,更需要高效率和网络化、集约化的货物运输发展的全面支持。与此同时,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会更激烈,提高运输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是提升产品竞争力和竞争范围的必然要求。货物运输的现代化正是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全新的交通运输发展命题。
从我国货物运输系统的整体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货物运输尚处于服务水平较低的发展状态,必须尽快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包括货物运输基础设施、政府管理、企业经营与发展、技术装备更新与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以便全面提高我国货物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这是现代货运概念作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点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基点的成立,是建立在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命题基础上的:1.宏观经济命题。从宏观经济的高度,货运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货物运输发展战略上的要求,以及构建支持经济发展战略所需要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要求;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方针继续执行,需要从培育现代服务产业角度加快提升货物运输产业发展水平的要求;三是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通过货物运输的信息化和以信息化的货物运输支撑现代物流的发展,从而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要求;四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间的经济分工日益深化及联系越来越密切,需要货物运输在基础设施合理布局、运输组织高效率与货物服务高质量方面的支持;五是科技创新及产业化的发展,既需要货物运输的支撑,也需要货物运输自身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六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货物运输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货物运输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七是农业和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低成本、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运输将是基本条件。2.微观经济命题。要实现货物运输发展理论的创新,在微观经济的领域,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解决发展的若干机理问题。一是竞争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从竞争的意义上分析5种现代货物运输方式的出现,除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寻求新的市场竞争手段,导致了不同运输方式的出现,同时,竞争也导致了不同运输方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在现实的条件下,我国需要谋求通过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加快推动货物运输进一步向现代化方向前进,这应当成为货物运输发展的基本法则;二是效率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氛围中,具有效率的企业和运输方式应当在发展进程中获得成功,确保具有效率的企业和运输方式的发展,是货运发展中应解决好的问题之一;三是价格与成本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和服务的企业及运输方式,将会获得更高利润,从而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从此角度,合理的价格和不断降低成本,应成为货物运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四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作用。货运在市场中存在的形态是企业组织,企业的发展无疑将推动其作为经营手段的运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固化的,往往是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模式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改进而变化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模式的演进恰恰是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从微观角度推进货运发展,应将此作为基本前提。3.综合运输命题。综合运输理论一直是我国推进运输发展的重要理论,但这一理论要在实践中得到真正应用,取得预想的效果,需要在应用领域进行理论的创新,应用理论将是综合运输理论目标实现的重要依托。为此,应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运输分工的基本原理问题。综合运输理论下运输分工的基本原理是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市场竞争,但在政府的调控和企业的发展取向作用下,从世界范围的运输发展态势分析,运输分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运输在效率、综合成本、服务模式的作用下,替代性增强。所以,运输分工的原理应向技术经济为特征的运输效率、综合成本和服务模式的方向转变;二是运输发展的协调原理问题。既然运输分工的原理发生了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发展的协调中,不应再有太多的人为的判断,而应引进具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用资源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进行控制,为运输分工提供有效的决策信号。4.现代物流命题。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出现,对货物运输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命题,这是本文提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命题的基本所在。由于现代物流是在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先进管理技术,明确了现代条件下经济发展对运输提出的基本命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物流发展对货运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的命题,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发展的要求较过去任何时候经济对货物运输的要求都要全面和具体,物流管理是一种必然出现的技术,货运的适应物流要求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三)在现代货运的概念下,实现货运发展理论创新应解决的系统性理论问题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以人为本,人本地审视社会发展,并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实际工作中,怎样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笔者担任___省___县长以来,对此深有体会。
一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___县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需要面对诸多发展难题和挑战。
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我们来讲,首先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观念,特别是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就是要从粗放开发、外输初级资源产品为主向集约经营、就地转化利用为主的资源开发格局转化,充分实现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还远远不够。
其次,要解决发展质量问题。增长不等于发展,有时还可能是负发展。发展是质量和速度的统一,但对于一个具有相当发展程度的经济体而言,质量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提高发展质量,就要破除指导思想上的GDP崇拜,拒绝虚假繁荣泡沫。政府在提高发展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责,特别是要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解决好总量和结构方面的问题,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这方面,___焦炭行业的发展就有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再次,要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我县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免征农业税;县财政每年安排近亿元,加上中央、省、市各类专项资金,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第四,要解决好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调节,需要政府依法监管,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平衡,决不以牺牲基本生存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的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高标准、严要求推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加快实施“五小工业”清理整顿、集中供热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保护工程,推动全县环境质量的稳步提高。
二是要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基点,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当然是要抓好经济建设,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现在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的也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后,精神文化需要就会变得迫切起来,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就___而言,应该说,历届县委、县政府对这一点的认识还是很明确的,也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开创了今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也应该看到,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相比,我县的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滞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影响了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具体言之,就是要以素质教育为方向,在巩固提高“两基”成果的基础上,围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建设全省教育强县;围绕能源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实用新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工作,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加强城市医疗卫生工作,创建全省县级一流医疗条件,抓好重大疾病预防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以农村为重点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就医成本,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优良的就医条件;坚持“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独具特色的文化事业,积极主动地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建设文化大县。
三是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
按照现代人权理论,生命权和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维护和发展人权,做到以人为本,首先就要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物质日益丰富,生活质量也空前提高。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危险因素也接踵而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加以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___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县,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安全生产是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县近年来安全生产保持了平稳势头,未出现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以煤炭生产为例,百万吨伤亡率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掉以轻心,放松警惕,必须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持之以恒地做好工作,把各种安全事故降到最低限度;要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把工作责任落到实处;要强化安全预警体系,及时发现和排查隐患,将各种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以安全促生产,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要完善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预案,提高应对能力;要加快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促进安全生产稳定好转。应该说,许多安全问题
表面看上去是天灾,实质上也是人祸,所以只要我们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了,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关键词]困境;对策;转变;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94-02
1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我党历来重视这一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效。但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很滞后,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入分析发展方式难转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传统发展观念的存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观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与转变具有重大的影响。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六二五”讲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目的就是要对以往发展理念的反思,在新阶段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但直到今天,以GDP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仍然存在,并影响人们的行动,追求经济增长,只见物不见人;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低质量高增长,不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这种发展观念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使是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多年,也没有真正形成新的发展理念,这是造成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首要原因。
(2)国内消费长期不足,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拉动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率长期明显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这导致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只能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较快增长,形成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使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易受外部经济的影响与干预;由于消费不足,影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第二产业。这种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环境约束,其后果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消费不足,也说明居民收入较低,只够维持日常的生活,而不能再有多余的收入进行人力资本或教育的投资,使得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后果是经济只能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成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深层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阶段体制不健全,也成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深层原因。政府管理体制的滞后,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绩考评体系的不科学,导致过分追求GDP增长与短期利益,忽视质量与效益;财税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扭曲、创新能力不足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价格机制改革不到位,价格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全部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低估、资源浪费严重,重要生产要素,如土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当。
(4)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支撑是高投入和高消耗,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这种以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中国制造”,缺少“中国创造”,许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由于技术水平低,生产中资源消耗高又导致国内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又会出现我国三大产业不协调,结构不合理,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工业结构不合理、不高级等问题,服务业发展缓慢,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位置。
2 采取多种措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建议》提出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十二五”期间,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转变发展理念,落实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理念,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抛弃以“物”为中心的旧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转型发展中,让老百姓看到的、体会到的是收入增长、福利保障、实惠越来越多。
除此以外,现在的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只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将认识转化为行动,并以一种主动的、刻不容缓的态度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2)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政府参与到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节能、降耗、减排、民生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财政支出方面,降低政府对一般竞争性领域投入,强化对文、教、卫、农业等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部门的投入;在财税政策上,制定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再次,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继续改革和完善资源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完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加强激励性、限制性和惩罚性制度建设。
(3)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综合全社会,采用多种手段,刺激消费需求,使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鼓励消费,释放消费欲望,让消费者充满信心,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要采取多种手段,增加收入,实现“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消费”,达到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潜在的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消费,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制定有利于消费的财政政策,以达到鼓励消费的目的。此外,作为消费者要转变消费观念,树立科学消费、理性消费、可持续消费的理念,逐步做到“敢于消费、善于消费”,释放消费能力。
(4)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要树立自主创新的理念,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形成产、学、研、政模式,这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促成经济发展快速转型的关键所在;要坚持强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创新的成果由企业享受来鼓励企业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科技人才,努力建立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等。
宽松政策悄然展开
“保增长”成首要目标
11月8日,央行将一年期央票利率下调1个基点,这是自28个月以来首次下调一年央票利率。
王琦分析指出,在日前召开的G20峰会上,主席表示,各个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增长。而我国央行这一行动传达的信号,也是政策转向的开始,“保增长”或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政策的主要目标。
从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两大动力,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工业化,未来这两个根本的动力还有很强的推进空间。“未来,政府将有很大的施展空间,经济蕴含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方面也会释放出很大能量,从各个维度来看,中国经济本身是健康、具成长性的。换言之,从基本面来看,A股市场目前仍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王琦如是表示。
稀缺性凸显刚需强劲
资源行业迎入场良机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资源约束和瓶颈也日趋明显,供需矛盾突出。王琦表示,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是中国经济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未来随着行业集约度的提升,资源企业抵御周期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在整体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资源企业将能够长期享受超额收益。
王琦同时指出,受全球经济放缓、局部地区危机影响,前期金属价格暴跌使得泡沫已经得到了较大幅度的释放,基本金属价格已经开始在新的平台震荡整固。未来随着政策的转向,预计宏观经济将进入筑底过程,此时正是介入资源板块的良好时机。
此外,四季度是传统的煤炭销售旺季,预计整个冬季煤炭价格都将在高位徘徊。短期来看,受资源税影响,板块估值下移,但上游企业成本上升将自然而然向下游企业转移,调整反而提供了介入良机。
正在发行的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基金跟踪标的为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该指数的成份股均为各个资源行业的龙头企业,被视为大宗资源品的集中营。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成份股由沪深两市资源主题行业的50只资源龙头个股组成。全面涵盖了煤炭与消费用燃料、基本金属、黄金、白银、多种稀有金属等各项资源行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然资源需求的持续上扬与供给瓶颈日益突出,因此,从长期来看,稀缺资源的投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十二五”规划的不断深入,资源行业整合力度不断加强,具有资源优势的龙头企业将长期利好。
指数显示高弹性特征
分级运作彰显交易性机会
Wind数据显示,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过往表现出高弹性特征,这为分级基金提供了较好的交易性机会。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27日,中证内地资源指数近5年来累计收益率达147.99%,而同期沪深300收益率为82.51%,上证综指收益率为34.52%,其大幅跑赢沪深300、上证综指等指数同期收益率。而按照分段数据统计显示,2005年1月4日至2007年10月31日的整体上涨阶段,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涨幅高达惊人的814.94%,超过上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614.42%的涨幅,更远超上证指数370.18%的涨幅。
王琦表示,从指数历史收益情况来看,中证内地资源指数体现出较高的弹性,波动空间较大,可交易性较强;同时,成份股平均508亿的总市值规模决定了其大盘指数风格,近年来其周期性逐渐弱化,而体现出了较强的长期成长型,显示出较佳的攻守兼备性特征。
关键词:日本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世界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01
想象有这么一个国家:增长迅速、储备率高、金融市场繁荣、信心十足,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生产率极限,但有忧越来越多的产业,尤其是电子产业,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这个国家有个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但许多银行内部却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存在贸易摩擦,这个国家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允许货币升值;这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和证券市场相对而言依然不够发达。听到这些也许你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但回想一下也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日本当时也是如此。古语说:以人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中国将遭遇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状况”。
一、政府管理把航向
(一)日本模板: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正如没有永动机一样,也没有永远有效的模式,只有不断的改革与创新。在80年代以前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曾创造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但 90年代以后则弊端频发。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政府面对不景气的企业和银行大量坏账,仍然贯彻“护送船队”的政策,过分相信政府调控力量,希望通过政府的调控来走出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大量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发展,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巨额国债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的政府和学者已认识到政府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弊端,放松行政管制,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适应因特网时代需要的更加灵活的市场经济,是目前日本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在金融体制方面推进更加自由化、更加有选择性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机构的合并中,允许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的自由化。在企业关系上,开始进行打破束缚企业之间竞争的序列关系的改革,在企业内部,对终身雇佣制进行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鼓励人员开始流动、竞争,促使劳动力市场发展。在对外开放上,鼓励外资进入日本,收购日本的企业和不良资产。这些改革都是围绕一个目标进行的,就是使日本市场机制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开放性。
(二)中国启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复杂因素和不确定风险,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政府要积极干预并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要随着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否认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反,政府的有效指导和干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
一方面,政府一定要在贸易、资本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在外部环境方面,政府要对在未来将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内产业,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等措施给予积极保护,以此弱化来自外部的冲击。在内部环境方面,政府要通过强化法制,诱导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健全和完善各类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企业间的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要通过各级职能部门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的不同和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分析,在经济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的选择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二、结构调整过大关
(一)日本模板:产业结构存在的缺陷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50年代中期,日本的科技水平落后美欧约二、三十年。日本充分利用这个差距,大力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依靠引进和模仿美欧先进技术,取得了技术开发的高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进入70年代后,随着日本同美欧之间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日本技术模仿走到了尽头,“追赶效果”渐趋减弱。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依赖技术进口,忽视了基础研究,导致科技的创新能力不足,知识储备缺乏,技术进步对经济推动效应下降。工业进步率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长率明显减缓。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环境一旦变化,相对于70到80年代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而言,日本企业制度许多优势的东西不仅不能继续保持,甚至还会走向其反面,变成企业发展的障碍。在面对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挑战中,日本企业表现出对应迟缓。
(二)中国启示: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调整经济结构
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式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
首先,转变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坚持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的道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牢牢把我扩大呢徐这一战略基点”,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立足内需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结构调整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其首要任务是解决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确立消费需求的主导地位。同时,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可实施性。
其次,改变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驱动的现状,提高经济的内生动力。启动民间投资需求的症结在于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民营企业、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以及逐步打破相关垄断;解决居民消费不足,最重要的入手点就在于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快地提升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变政府、企业的消费及储蓄远大于居民的现状。
第三,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注重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产业,为过剩资金开辟投资渠道,避免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市、股市等虚拟经济市场造成的泡沫现象。2012年1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整制造业。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当谋求改变单纯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要努力提升要素禀赋,着力突破能够有效提升国际分工的关键环节,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传统模式。
三、产业升级做引擎
(一)日本模板:未能实现产业升级错失经济振兴好时机
在引入西方尖端技术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工艺流程和产品中进行追加的技术革新是日本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的典范。但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出现了新的技术。传统的制造业技术,从原创性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实用的技术和产品,需要两次创新才能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产业升级换代的目标,成为严重制约经济振兴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传统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面临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高新技术的扩散效应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后者的产业性能价格比越来越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日本由于未能成功实现产业升级而错过了经济振兴的好时机。
(二)中国启示:创造新优势抢占制高点
在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我国产业总体还未能摆脱过度集中于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中的地段现状,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一方面,产业升级最大的制约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多年来,中国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大国不强一直是发展中的软肋,许多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和重要基础件都依赖进口,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在新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形成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突破核心技术,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当前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动向来看,“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地球”等新兴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和创新方式,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要准确把握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变化方向,明确主攻重点,加强基础研究,突破核心技术,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世纪之交,该如何认识商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地位?我们也许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新诠释与认识“重商主义”。
第一,商业资本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判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要实现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关键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发现,新的供求矛盾并非仅仅是孰大孰小引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障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的经济运行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关于“垄断价”的争论持续不休;二是诸多领域中“价格大战”此起彼伏。这两个现象并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生产者的供给价格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说明了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协调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主体就是独立承担流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资本。批量采购的“国美”已经用其打破“峰会联盟价”的事实证明,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用理论语言概括就是,可以起到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趋于协调、衔接的作用。扩大内需,不仅要启动有效需求,而且要振兴商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商家广告取代厂家广告“标王”地位之日,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真正实现之时。
第二,商业的繁荣是提高城市资源价值的根本措施之一。
传统地,人们认为,商业以及独立商业资本的存在价值就是可以降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流通费用。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商业的作用还在于提高城市资源的自身价值。一个曾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级差地租的来源问题。其实常识可知,就城市经济来说,级差地租的存在并非是由于这些土地自身的生产率高,而在于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市场价值。同理可证,为什以香港营业员的收入要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倍?并非因为香港营业员销货过程中的递拿效率比内地营业员高多少,而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别是商业发展水平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价值远高于内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推进城市化。不论是建新城还是改造老城,一个重要思路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所提供的利润,而且要依靠商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
第三,商业的发达与成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世纪之初,中国不仅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还要实施让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战略。而现代化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就是要有高度发达、成熟的商业体系。一个已为国际经验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都是商业高度发达、成熟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唯有流通活跃经济才有活力,要素的不断流动与重新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实现。对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商业体系。
关键词 日本海洋战略 海洋法律体系 权益争端 挑战
日本海洋战略,名曰实现“新海洋立国”——二战后日本官方从不承认有“国家战略”。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大企业团体和民间团体的有力推动下,2007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正式启动海洋战略。两年后,鸠山内阁提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已经拥有了国土面积约12倍的世界屈指可数的管辖海域”,当务之急是保全“决定日本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外缘的偏远海岛”。至2010年,日本两届内阁基本完成构建海洋法律体系的工作,目前正在通过修改成法以进一步充实调整。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实施推进规模庞大的“海洋事业”——海洋战略项目。舆论关注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中国海域非法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指“礁”变“岛”圈占“冲之鸟岛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含外大陆架)、日本援助我国南海岛礁的声索国巡逻艇、海上自卫队舰艇在中菲黄岩岛争端激化的敏感时期访问菲律宾等热点问题,都是其海洋战略的阶段性“成果”。
《海洋基本法》确定日本海洋战略的领导体制
2007年4月20日,日本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启动海洋战略。基本法宣布:“实现和平、积极开发利用海洋与保全海洋环境之间的和谐——新海洋立国”,建立国家战略指挥中枢“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本部)。由作为海洋本部事务主管大臣的内阁首相担任本部长,副本部长由国务大臣担任,本部员全部由国务大臣兼任;海洋本部的事务归内阁官房处理。海洋本部的主要职能有:一、制定并实行海洋基本计划;二、全盘协调相关行政机构根据海洋基本计划实施的政策;三、起草、立项及总体调整其他海洋政策中的重要计划。如有必要,海洋本部有权向相关行政机构、地方公共团体、独立行政法人的长官或特殊法人的代表,要求提出资料、表明意见、说明及其他必要的协助;有权委托上述规定之外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此外,基本法规定了国家、地方自治政府、事业机构及国民的相关职责与义务,管理海洋的制度、政策理念和基本方针,并且约束内阁(海洋本部)在国家财政允许的范围内,确保将每年所需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实施地方自治制度,都、道、府、县自治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管理海洋事务。在依法建立内阁兼任海洋本部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后,海洋政策担当相也由国土交通相兼任。在这一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海洋的体制下,不仅地方要无条件服从中央,而且,无论是政权更替、首相换人,还是遭遇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灾害的重创,历届日本内阁必须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制定、执行实施海洋战略的基本计划,保障海洋预算,逐年审核调整海洋战略项目。内阁作为海洋战略的领导中枢,内阁官房处理海洋本部的业务,可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集权、高效、精干。
在此基础上,内阁(海洋本部)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构建海洋法律体系,约束各相关的涉海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制定处理海洋事务的联系手续。以海上执法为例,各部门之间必须制定从监视、警戒、巡逻到确认并处罚违法行为的衔接手续,避免在部门间“踢皮球”或重复执法。在法律的约束下,向来以纵向权力分割、争夺国家预算闻名的中央政府各部,在承包、分包及执行海洋项目之际,不再受部门利益驱动争夺海洋预算,避免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敷衍、争权夺势的弊端。由此可见,海洋法律体系对日本各级政府及国民的制约是实施海洋战略的根本保障,一元化的海洋战略领导体制,则是高效推进海洋战略的制度保障。
构建海洋法律体系
在历届内阁、民间团体及学界精英的努力下,2007年4月至2010年12月,日本基本形成了海洋法律体系,至今仍在不断充实之中。其间,尽管福田内阁制定了《海洋基本计划》,但每年一次的内阁更迭,影响了海洋法制建设的政策连续性,直到2009年9月鸠山内阁上台,构建海洋法律体系的工作才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期。《海洋基本法》是引领制定具体海洋政策及相关制度的“上位法”,落实基本法规定的法律、法令是“下位法”,此外,海洋本部制定的方针、基本计划,内阁和安全保障会议审议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等也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法律及政府文件构成海洋法律体系。
关键词:去杠杆化 货币政策 改革
全球经济发展的去杠杆化背景
时至今日,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效应仍在一些国家持续。为了应对危机,各个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资金的投入,纷纷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如今,这一增长模式所积累下来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已日益突出,产能过剩、泡沫滋生、实体经济复苏缓慢无力等情况已经显现,投资拉动型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一次危机显现出了与历史上各次衰退都不一样的特征。发生危机的各个国家面临着两难困境:不加大资金投入,就无法刺激经济复苏,还会引发民众对立,社会动荡;实施短期的刺激政策,效果则又不理想,而且必将引发新的通货膨胀,造成恶性循环。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世界经济并不像有观点所指出的,在触底后复苏。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为,这一轮经济萧条,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一直推行凯恩斯主义,过度透支信用,无节制发行货币造成的。“去杠杆化”似乎已经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去杠杆化”就是政府、企业及投资者减少金融杠杆的过程。首先,不能再无限制地借钱;其次,要把“借”到的钱还清。高杠杆化在危机爆发前,给各个国家带来了高收益,但是这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在危机爆发后集中释放,且被迅速放大。风险的暴露会迫使一些高债务国家首先进入“去杠杆化”进程。早在2010年5月,希腊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削减财政预算300亿欧元,保证到2014年将财政赤字从目前的13.6%降至欧盟规定范围内;西班牙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削减500亿欧元财政预算,到2013年将11.2%的赤字降到3%;葡萄牙政府决定年内将9.4%的财政赤字降到7.3%;法国政府未来三年削减财政预算950亿欧元,赤字比率从8%降至4.6%;意大利政府未来两年削减预算260亿欧元,到2012年将5%的赤字比率降至3%;爱尔兰政府目标是,到2014年将11.7%的财政赤字比率降至欧盟规定范围。荷兰、卢森堡、德国、芬兰和丹麦等国也纷纷宣布要采取财政紧缩措施。2011年12月15日,匈牙利经济部长表示,匈牙利承诺执行欧元区财政紧缩计划,按照欧元/匈牙利福林汇率299.0的标准制定财政预算,并争取使赤字/GDP比率达到2.5%的目标。
但是去杠杆化会带来诸多问题,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产生的阻力较大。事实上很多国家一直在抵触“去杠杆化”,在货币政策上只采取很微弱的“去杠杆”操作,甚至采取进一步宽松政策。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特点
(一)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处于相对高位
利率作为一个资金价格的结果,其背后反应的是货币政策的变化。受到金融危机波及,自2008年底以来,央行进入一轮加息周期,直到2013年才有了两次降息的动作,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利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比以往的低速增长期要高,这从图1中可以看出。
由于存在对于通胀和房价的担忧,我国央行在主动的货币政策放松方面比较谨慎,资金供给面出现约束,资金的流出也显著增加。毕竟目前我国经济中的存量货币规模是较大的,央行主动扩张的意愿并不强,主要通过逆回购的方式适度投放流动性,若按照以往的总量扩张政策,一旦激起存量货币的流动加速,则短期内局部的价格压力会比较惊人。由此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市场利率还会维持在高位。
从图2可以看出自2008年底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一路攀升,近期虽有一定下调,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这说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趋紧的货币政策。
(二)稳增长依然是主要的选择
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欧美经济复苏迟缓等因素影响,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我国仍处于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转变。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外需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尽显疲弱,国内内生增长动力还需增强。在结构性及周期性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需根据经济运行规律和结构性变化把握好宏观调控工作,同时继续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步伐,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释放长期增长的潜力。国家政策指向在于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我国货币政策在2012年已经做了相应松动,这从图1和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目前货币供应量的数据对此提供了印证。2012 年9 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6月末高1.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8.7万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比6月末高2.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6月末高2.5个百分点。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和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等多项政策工具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回升。2012年9月末,M2增速创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高,M1增速则创2012年新高,其中,M2、M1增速分别较上月末明显提升1.3个和2.8个百分点。2012年第三季度,央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25%下降到3%,下调0.25 个百分点;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6.31%下降到6%,下调0.31 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 倍。货币条件总体相对宽松,有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建议
受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自身经济放缓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也趋于进一步宽松。印度7月31日宣布将法定流动比率从24%下调至23%,9月17日将现金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5个基点至4.5%。巴西分别于7月11日和8月29日两度下调基准利率共100个基点至7.5%。韩国于7月12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3.0%。此外,越南、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也分别下调基准利率。各国似乎已经纷纷摒弃“去杠杆化”的进程,但是即便如此,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依然处于相对紧缩状态。
相比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时间不长,还存在很多问题,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佳,对实体经济作用不大或者有较长的时滞,改革已经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去杠杆化”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配合这些政策,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以应对新情况。本文认为,未来我国货币改革的核心方向在于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回归公平的本位。
(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有助于解决信贷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稳定而企业利润下滑,制造业产能的严重过剩是重要原因,而这与以信贷为主的融资模式密切相关。过去我国贷款利率被长期管制,使得贷款的分配取决于与银行的关系而非企业效益,许多低利润率行业存在盲目投资的冲动,落后产业得不到淘汰。在利率市场化之后贷款利率有望成为投资的切实约束,逐步缓解落后产业的投资冲动和产能过剩问题。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转型。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同样存在管制利率的情况,贷款利率持续低于GDP名义增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经济波动的加剧。之后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贷款利率持续高于名义GDP增速,有效地淘汰了落后产业,使得经济结构更加稳定。日本的经验也与美国类似,20世纪70年代以前贷款利率显著低于GDP名义增速,在高增长的同时也扭曲了产业结构。20世纪70年后期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样使得日本贷款利率开始持续超过GDP名义增速,从而逐渐改善了经济结构。而央行以数量为主的调控方式也导致了资金分配的低效,转向以利率为主也有助于提高资金和经济的效率。
在我国央行的相关文件中可以发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一直是政策导向。2012年6、7月份央行宣布在降息的同时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降至0.7倍,然而截至2012年9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多下浮至0.9倍,这意味着即便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取消也不会影响现行的银行贷款利率,贷款利率已经基本完成市场化。
(二)关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化
我国过去的货币中介目标主要是M2增速和新增信贷,其中M2目标增速会在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公布,例如2012年目标增速为14%。而近两年虽然不再公布信贷目标,但是可以根据主要银行的信贷计划估算大致的总信贷目标,例如2012年的信贷目标约在8至8.5万元之间。由于贷款利率低估,信贷需求大于供给,过去几年央行政策对信贷的调控比较倚重于准备金率等数量政策,而且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也成为常态。而对信贷供给数量的管制在客观上导致资金分配的低效。
在2012年6、7月份降息并推动利率市场化之后,央行的政策操作转为以逆回购为主,而且以逆回购招标利率的稳定低位来体现央行偏松的货币政策取向。短期回购利率、存贷款利率和汇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其对应的融资总量及M4可能成为我国货币政策新的中介目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调控目标从信贷和M2转向融资总量及M4已经很明显,而调控手段也从数量为主转向价格为主(见图3)。
(三)严格执行国家既定货币政策思路
我国央行多次表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预调微调,把握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风险防范三者的平衡,为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和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我国央行严格执行国家既定货币政策思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性,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合理增长,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使作为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切实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陈燕.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思考[J].企业经济,2011(2)
2.张小平.货币政策借逆回购构建新中间目标[J].中国经济导报,2012(9)
3.闫坤,刘陈杰.新一轮全球货币放松背景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应对策略[J].中国财经报,2012(10)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加快。一是生产总值增长,增长总量,由2000年的全国第24位、2005年的第19位前移至第17位。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均呈现持续加速状态。三是财政总收入增长,各旗县的财政收入,也都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四是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现在,自治区上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基础、调结构、增效益,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牧(农)业现代化和特色城镇化。
增长方式转变取得进展。牢牢抓住历史重大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传统工业基地向新型产业基地转变,加快推进传统牧(农)业向现代牧(农)业转变,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并突出强调处理好“三个关系”,即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防止增长过快与避免出现回落的关系、扬长与补短的关系。坚持“好”字当先、好中求快,注重发展的代价、风险和隐患,注重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注重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保证内蒙古在新一轮发展中升位,使工牧业各条战线大展风采,创造辉煌。
和谐内蒙建设凸显成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城乡工牧(农)区建设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基础工作:一是坚持把促进科学发展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战略基点,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坚持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重中之重,做好富民惠民各项工作;三是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根本保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是坚持把培育和谐文化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重要任务,打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五是坚持把完善社会管理作为构建和谐内蒙古的内在要求,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并以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推进和谐内蒙古建设。
关键词:专利权;个人利益;社会利益
中图分类号:DF5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07-02
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创新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被认为是对创新的激励最有效的专利制度,也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面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要求日益加强专利权保护的压力,业内的许多人士就此认为,加强专利权的保护是中国今后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的重点,也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呼吁要警惕知识产权保护的攀高和超标。而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于200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也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警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专利制度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是应追随发达国家的这种趋势进一步扩张对专利权的保护?亦或是应冷静地思考以作出适合本国现状的策略?而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之处则是如何为专利权设定一个合理的边界。本文通过分析专利制度的目的以及专利制度的运行机制,从而指出确定专利权的合理界线,应当是在专利权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而这一基点的确定,必须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专利制度目的之探讨
评价一种制度的安排是否合理有效,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则是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使得制度设计时所确立的目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对专利权边界的确定问题上,笔者以为也应首先探讨这一制度或权利设置时的目的所在。
专利制度的目的经历了一个变化。最初涉及专利保护的1883年《巴黎公约》表明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工业产权。在历经百年之后,于1995年生效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确立的目的则是: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与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对此,中国《专利法》也有相似的规定: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特制定本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专利制度的立法理念在百年当中经历了一个重大变迁,即从单纯的保护权利到更有效地保护权利和更为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推进了[1]。这也就意味着,专利制度在现实中要实现两个目标:即提供有效的机制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从而不断激发人们的创新;与此同时,也要保障社会公众接近和利用专利技术的权利和利益、促进先进技术的广泛传播,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专利权被认为是一种私权,是一种私人的财产权,但法律对其提供保护的最根本目的却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从表面看上去是为专利权人提供了一种垄断性的、排他性的权利保护,但这一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创新,从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一种动力。这也是专利权区别于其他私权的重要之处,即公众利益成为专利权的直接保护对象。因此,笔者以为将专利权界定为一种因公权力介入自然状态的产物,可能会更好地说明专利权的特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专利权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将其定位在一种普通的私权层面,而应更多地去考虑其特殊性。
明确了专利权设置的目的,则在界定专利权的边界时就应沿着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而努力。
二、平衡论――专利制度的运行机制
“平衡”也可以理解为均衡。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均衡是指利益关系中的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形式[2]。这种“平衡”模式正是专利制度运行机制的核心部分。
如上所述,设置专利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制度的两个目标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
在专利制度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表现在,对个人利益的适当保护,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发明创造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明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还要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而发明人所创造出的成果即专利权的客体,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信息,是一种无形的财产,它具有使用上的共享性,即可以被多人同时使用或被多人反复使用而不致减损,也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现象。因此,若不对这种发明创造给予特殊的保护,则发明人就无法或难以收回其在创新过程中所投入的高额成本,而无偿使用或仿制他人的发明创造者,却可以不付出或仅付出很少的成本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不仅会造成发明人与无偿使用者之间的不公,也会极大地打击人们的创新热情。最后人们可能都不愿意投入成本去创新,而是等待他人投资科研活动获得成果后而进行仿制。这最终会阻碍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得专利制度的目的落空。国家通过赋予发明人以专利权,使得发明人在一定期限内就其专利技术享有独占权,这就使得发明人得以收回其投入的研发成本并获取一定的利润,从而激发人们不断的创新,进而实现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且专利权的设置也会促进市场的竞争。就专利权人而言,由于拥有一项专利技术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久占有竞争优势,技术发明会不断地被加以革新,为保持自己的市场优势,就需要不断进行创新。而对于专利权人之外的竞争对手,为了能够与专利权人相竞争,也必须进行独立的开发研究,开发出与之不同的更新更好的技术,以对抗其他竞争者。
但另一方面,对专利权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又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公众利益的实现。技术发明作为一种信息,又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社会公众对其也享有合法的需求。由于人们学习知识离不开对他人思想成分的吸收,因此思想或信息向公众公开对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世界,很少有信息是完全地源于一人,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对公共领域的东西的整合。人们要想不断地进行技术的革新,就必须建立在已有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2]。就专利技术的后续发明,必须要以现有的发明为基石。因此,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对信息的公开和接近是必须的,即信息的公有领域越广,对其越有利。但专利权作为一种垄断权,在本质上却具有反竞争的特性。专利权人为保障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就可能会尽量限制他人对其信息的使用并会自然地开发限制模仿的战略。而在专利权过于“密集”的领域内,他人由于惧怕受到专利侵权的指控,而遭受经济损失,使得在同一技术领域中进行开发研究就会有所顾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妨碍了新技术的产生。而且若专利权人滥用其专利权,就会导致后续的发明受到极大的阻碍。由于专利权人享有独占权,他人未经许可就不得从事对其专利产品的制造、销售等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产品的供给量,从而有可能使得该领域的产品价格相对抬高,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3]。因此,对专利权人的保护,潜在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总而言之,在确定专利权的边界时,必须要在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技术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对专利权的保护过强,将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专利产品及信息的权利和利益,不仅不能刺激有效的科学创造活动,还可能影响新技术的传播和使用,妨碍技术进步,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反之若对专利权的保护不足,将严重影响人们的创新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源动力严重不足。无论哪种情形,都将导致一个结果,即专利制度的目的落空。
三、小结――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专利权的保护
就专利权边界的确定上,如何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基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多地涉及到经济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应当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这已大大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笔者在此只想也只能是就影响这一平衡点的关键因素作一简要论述。而这一关键因素就是一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各国的专利制度发展历史来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专利权的保护强度成正比关系。即在同一时期内,发达国家对专利权的保护程度要强于发展中国家[1]。这一方面是出于本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发达国家借以在国际市场上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策略。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地制定和修改知识产权立法,导致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的不断扩张,扭曲了专利权的最初目的,而逐渐将其演变成为它们在国际社会中争夺市场、垄断资源、进行信息时代“圈地运动”的工具[4]。这就是发达国家不断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而不应盲目随从。中国目前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能力要远远低于美、日、欧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强化专利权的保护只能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将适用于他国的专利制度策略简单地套用在本国身上,只能使专利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来,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策略,并随着经济的进步而逐步完善。就目前来讲,我们应警惕专利权保护的攀高和超标。
参考文献:
[1]刘华.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6-171.
[2]冯晓青.知识产权理论中的平衡论[G]//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