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幼儿托管服务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区幼儿托管服务，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婴儿托管；主体；类型；特点

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年轻父母对子女抚养质量越来越重视，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大，使我国的家庭绝大多数呈现出双薪核心家庭的局面，谁来照顾低龄婴儿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老人协助、雇佣保姆是目前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主要方式，但力不从心、护理质量让人不放心等问题也是绝大多数家庭已经面临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为年轻父母寻求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目前，0-3岁婴儿托管服务在美洲、澳洲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也形成了较成熟的模式。澳大利亚政府为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开设了多种多样的儿童保教机构托管0-6岁儿童，包括全日托机构、家庭日托机构、居家托管机构、临时托管机构和一系列非主流保教机构等，家长可根据家庭情况和孩子需要任意选择。政府也为各种机构提供了不同的资金帮助和专业技术支持。而我国部分省市和个别学者也早就提出过发展0-3岁婴儿托管服务的建议。北京市早在2001年9月1日就开始执行《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年龄由3-6岁向前延伸到0岁。郑健成在《0-3岁早教社区服务现状与示范性幼儿园作用的发挥》中提出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0-3岁早期教育服务网络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并建议可将示范性幼儿园作为重要推动力量，发挥指导、研究、枢纽作用。

可见，0-3岁婴儿托管服务是可行的，也是有一定需求的，而目前在我国，这一方面的实践几乎还没有起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教养婴儿责任重大，而家长对婴儿托管不能放心。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解决婴儿父母参与社会工作的后顾之忧，让社会服务更好地与现实中青年人的生活需求相适应，就是解决这个难题首先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婴儿托管服务主体选择的依据

根据本课题研究小组对成都市市区及郊县县城随机走访的115名婴儿家长的调查发现，其中有88人认为照顾孩子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烦恼，有83人认为自己的家庭照顾孩子的方式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问题对孩子产生着不利影响。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年轻父母对婴儿托管的需求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方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更专业地给予孩子照顾并促进其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谁应该为年轻人的工作提供方便和保障以解决后顾之忧；第二，谁能够给予孩子更专业的照顾促使其更健康地成长和更好地发展。

二、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类型

由于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几乎还未起步，因此谁能更好地开展这项服务目前还不能进行实际的比较，根据各种相关机构的特点分析，不同的主体开展该项服务也会有各自的特点。

（一）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进行分类

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来看，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可以有福利支持性质的和市场盈利性质的两大类。当今社会，社群生活的主要活动发生于六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中，包括亲属、宗教、工作单位、市场、互助和政府。当人们的需求无法以福利或者支持的形式得到时，就只能依靠市场来满足。也就是说当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够完善时，人们获取服务的途径还可以依靠市场，而市场也就是以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实现盈利和满足需求的目的。市场也是众多新兴行业兴起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婴儿托管服务这一新领域，其实施主体也很可能将从市场中诞生。然而，从社会这一宏观整体来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参与社会工作都既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便利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迫切愿望，也应该是社会工作的提供者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的社会构成中，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工作效率、维护劳动者权益、服务人们生活而存在的组织或行政部门主要有工会、妇联、社区等。为了让劳动者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为社会真正创造效益，这些组织或者部门有责任为劳动者的生活需求考虑，当劳动者出现参加工作和照顾婴儿的矛盾冲突时，工会、妇联、社区等机构应尽其所能帮助解决困难，这种帮助应该是福利性质或者支持、互质的工作，这种工作开展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更好地工作和发挥其个人价值，是一种以过程与过程、行动与行动相交换的方式。

（二）根据服务主体的职能进行分类

不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将是以市场盈利的方式诞生，还是以福利支持的形式形成，从其体现的职能上来看，也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主体。一种是以筹集和分配资源、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为职能的行政主体，另一种是以拥有专业技术，能提供专业支持为特点的技术型主体。能实现其行政职能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派出机构，而能提供专业支持的主体主要有妇幼保健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

（三）根据服务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进行分类

由于社会构成和社会分工的现实决定了能够宏观组织和协调各方关系的行政主体不一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而具备专业水平的技术型主体不一定能取得相关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根据不同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可以将服务主体再分为监管主体和实施主体两大类。比如某单位的工会考虑到职工的实际需要，筹备开办了婴儿托管服务中心，但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该中心委托给专业的学前教育机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那么该工会是此项托管服务创办的主体，而受托的机构是真正实施该服务的主体，工会对该机构实施服务的过程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利，是监管的主体。

三、各类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特点

通过对各类可以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本身特征的分析看来，各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可能在资源上、条件上、专业性上、方式上都有不同。

（一）工会、妇联

工会是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工会应协助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妇联的基本功能是代表、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同时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关心妇女工作生活，拓宽服务渠道，建设服务阵地，发展公益事业，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会和妇联应该为职工的实际需要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由各单位工会或妇女委员会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更清楚本单位工作的具体情况，更好地协调服务与本单位工作之间的关系，比如服务时间可以更好地根据职工上下班的时间进行安排。同时，可以根据单位情况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资源，比如组织职工轮流进行志愿者服务。

（二）社区

社区是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特点是一个社区生活的人群会面临某些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具有某些共同需要，因此结合在一起。社区的构成是以地理区域来划分的，因此，社区为人群提供的最大便利在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参与活动更方便。社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家长采取就近原则，方便接送，家庭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分工合作，家庭成员也都可以方便参与社区的相关活动。

（三）妇幼保健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以群体保健工作为基础，面向基层、预防为主，为妇女儿童提供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开展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服务。由于妇幼保健机构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儿童身体健康的维护，这也是家长在照顾婴儿过程中最重视的问题，而且在维护和促进婴儿身体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机构也是最专业的部门，婴儿如果遇到疾病或者意外，也能最及时地得到相应处理。因此家长对妇幼保健机构的信任度相对最高，如果由妇幼保健机构对婴儿开展托管服务，家长的认可度更高，更放心。

（四）学前教育机构

学前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0-6岁儿童施加影响的活动。相比其它各种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实施婴儿托管服务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促进儿童发展的专业性方面，作为教育机构，能够更全面地关注到婴儿成长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身体、心理、能力、个性、情感、习惯等。同时，学前教育机构能够更好地关注到婴儿发展的连贯性，更好地与以后幼儿入托幼儿园相衔接。学前教育机构延伸向3岁以下婴儿的服务应该是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婴儿托管服务最主要的实施主体。

（五）市场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市场机制也被大量引入了教育行业当中，教育被视为商品而进行服务性消费，而这种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由来已久，北欧国家的学前教育已经实现从完全福利到市场机制的引入，美国英国的学前教育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保底的方式开展。市场经济遵循市场规律，学前教育进入市场竞争，也就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婴儿托管服务以市场的方式来发展，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灵活变通，实现多样性，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探索出更好的服务模式。

总之，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社会中将是一个有需求、待发展的行业，各种相关的主体机构值得积极将该项服务推进起来，一方面解决年轻父母工作压力与家庭生活需求相冲突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婴儿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照顾和发展寻求更适宜的方式。但不管由何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其工作人员都应接受有关婴儿保健和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培训，其资质都须经过严格审核。

参考文献

[1] 王春亚.澳大利亚儿童保教机构的类型及政府资助概述[J].当代学前教育，2012（1）.

[2] 郑健成.0-3岁早教社区服务现状与示范性幼儿园作用的发挥[J].学前教育研究，2008（1）.

[3] Neil Gilbert，Paul Terrell.黄晨熹等译.社会福利政策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 荣芳，高春凤.城市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5] 王海英.常识的颠覆――学前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篇2

关键词：托管班；现状问题；对策

校外托管班是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学前班儿童及其家长，提供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照料、陪伴儿童游戏的一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这种机构在大中城市尤为普遍。

一、校外托管班的现状

以本文的调查对象――襄阳市高新区四所中小学为例，笔者抽取小学学段1-6年级共计15个自然班、初中学段共计11个自然班作为调查对象，经过对调查数据整理发现，其中小学低年级学段（1-2年级）总体托管率为12.3%，小学中年级学段（3-4年级）总体托管率为17.9%，高年级（5-6年级）总体托管率为34.7%，初中学段七年级托管率为24.2%，八年级18.5%，九年级10.4%，在义务教育学段，接受校外托管班服务的学生比例随学段增加而呈现先快速增加再整体回落的趋势。同时在调查中也发现接受托管的家长的职业和知识文化水平差异较大，呈两极分化状态，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外来务工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大部分为初中水平，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大部分为本科及以上水平。

为上述调查对象提供托管服务的机构共计45个，在这些托管机构中学业辅导老师共计94人，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少部分为专职学业辅导老师；生活管理服务老师共计74人。机构之间差异非常大，最大的机构有28名学业辅导老师，5名生活管理服务老师，最小的机构只有1名学业辅导老师与1名生活管理服务老师。同时托管机构对小学生与初中生的服务功能差别明显，小学学段主要接受中晚间托管服务，以生活管理为主，初中学段主要接受晚间托管服务，以学业辅导为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张，内地城市大量接受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产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反映在义务教育学段，这两类人群的子女接受托管服务的比例较高，同时校外托管班还存在着无序化的灰色成长状态，其机构性质、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在客观上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急需社会各级给予高度重视。

二、托管班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社会流动需求和家长需求，校外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目前社会对托管班的性质以及运作界定模糊，使得托管班处于“灰色地带”，也存在着无证经营、监管机构缺失、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等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分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大部分校外托管班监管机构缺失、无证经营

在笔者调查的45个托管机构中，有37家托管机构属于无证经营，另外8家注册为文化补习学校或者艺术教育学校，无证经营率为80%以上。就校外托管班的服务内容而言，小学学段以生活管理为主，课业辅导为辅，其专业性并不强，而初中学段则与之相反。生活管理与课业辅导相互交融的服务内容使得社会对托管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校外托管机构注册为教育机构的审批通过率极低，又达不到商业机构的审批标准，托管机构长期在教育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徘徊不定，使得行政管理监督存在困难，虽然个别省份出台了相关的管理条例，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这方面的管理规定，而且我国也没有全国性的相关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工商部门等都无法对其进行监管，托管班目前处于行政监管的空白地带。

（二）校外托管班安全与卫生堪忧

在笔者调查的45个校外托管班中，大部分托管班既没有相应的证件，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也没有必要的安全设施。有的托管班还存在随意改造房屋、私拉乱接电线等情况，空间小、学生多、安全隐患多。对于饮食，大部分校外托管班提供的饮食是托管人员自己做的，而托管人员又不是专业的厨师，没有健康证，食品来源更是无法审核，卫生问题堪忧。既无许可，又无标准，一旦发现食品或是人身安全事故，如何追责也是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三）校外托管班服务水平层次不齐

在笔者调查的45所校外托管机构中，只有8所注册为文化补习学校或者艺术教育学校的机构拥有相对相对稳定的分科教学的专职教师，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课业辅导，还可以进行专项培优和转差，服务质量和社会反映都比较好，其余的37家校外托管机构的教师还是以在校大学生兼职为主，工作时间不稳定，随意性大，有些机构还存在学业辅导老师和生活管理老师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使得托管服务质量较低，但是这些校外托管机构由于收费相对较低，也拥有相当一部分的市场。

三、解决托管班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加强政府监管，引导规范经营

目前校外托管班最大的问题是性质界定模糊，在教育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徘徊不定，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对其性质进行明确的界定，根据其服务性质和内容，设立相应的注册登记标准，鼓励其合理选择，以教育服务为主的注册为教育机构，以生活管理为主的注册为商业机构，并协调相关部门引导其规范经营，促进校外托管班健康、良性发展，更好地服务家长与儿童。

（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政府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实行相应的职业准入制度，规范行业入口；校外托管班自身也应当建立托管班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同时为托管班从业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机会，使其能够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更好地提供托管服务水平。

（三）整合社区资源，主动服务家长

就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与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是接受托管服务的家长群体，同时由于忙于生计或工作，与其所处的社区交流有限，也难以得到有针对性的社区公共服务，因此，有关部门如学校或社区，应当积极主动地挖掘整合该社区优秀的人力、物力资源，如退休老教师、厨师以及医护人员、社区场地等，开办社区专业化的综合性的托管服务中心，并与家长签署相关协议，为家长提供科学、安全健康的托管服务。

参考文献：

[1]于洁.试谈校外学生托管班的发展方向[J].成人教育，2008，11：83-84.

篇3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增多，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佛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区的禅城，其教育的供给从量到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压力。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持续推进，城市建设中心西进战略的不断升温，日渐多元的教育成才观，对禅城教育的供给结构提出了全新的高要求。

而祖庙布泽千年的文脉蔚然，南风古灶绵延至今的文化传承，大佛山教育创新发展的迫切要求，则无疑是禅城教育厚积薄发的底蕴与动力。

当禅城这样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在21世纪的今天，用供给侧改革来思考与实践区域教育发展的高位突破，其智慧与勇气所衍生出的无疑是一片令人惊艳的风景。

治理体系结构：由二级向一级转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国家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各领域改革的总要求。教育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一切改革的举措和行动，毫无疑义都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从教育部门自身改起，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正是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阈下，禅城区对区内中小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大幅调整，实现了从区镇二级办学、二级管理向区一级办学、一级管理的改变。

1.历史沿革

禅城区于2003年建区，建区之初中小学、幼儿园的管理还是沿用建区前各镇（街道）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区、镇（街道）、村”三级办学管理，除原市直中小学、幼儿园由区直接管理，其他中小学、幼儿园均由属地镇（街道）管理。2008年，禅城区进行中小学办学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以区为主，区、镇（街道）共同管理”的二级办学、二级管理，村一级不再承担办学职能，将原村办小学归口到镇（街道）管理，并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而原本属于镇（街道）属的中学，统一归口到区教育局管理。

这种二级办学、二级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镇街办教育的热情与积极性，但资源分散、管理低效、各自为政、步调不一等问题同样非常突出。禅城教育需要与中心城区的地位相匹配，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家长需求，需要进一步激发活力，需要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这种模式无疑已经成为禅城教育拔节向上的桎梏与阻碍。

2.实践路径

在2013年初，禅城区召开动员会议，正式出台《禅城区办学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根据《方案》，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实行“一级办学、一级管理”的办学管理制度和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负担”的经费投入与管理制度、实行区级统筹调配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促进学校依法行使办学自及引导各级各类社会资源发展教育事业等内容。《方案》明确提出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成人学校全部收归区一级管理，镇（街道）不再承担教育管理职能，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做好协同管理的办学管理制度。

从2003年建区之初，区、镇（街道）、村“三级办学、三级管理”，到2008年实行“以区为主，区、镇（街道）共同管理”的“二级办学、二级管理”，再到2013年落实《义务教育法》要求，实施区“一级办学、一级管理”，体现了禅城政府改革创新的魄力，完成了办学管理责任的回归。而一级办学、一级管理的实施，将有利于更准确的区域教育定位，有利于更高效的区域教育投入，有利于更好落实学校自主办学，有利于更具活力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有利于更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有利于更优化的教育环境改善，有利于更开放的教育系统构建，有利于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选择。

3.效果明显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收归区一级管理后，随着办学管理层级减少，管理成本亦随之降低，政府对教育资源的统筹能力与教育管理的专业水平从根本上得到了提升，为学校自主办学与优质多元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资源保障。2013年9月，老城名校佛山九小成功合并南庄紫南小学使之成为其西校区，通过师资共享，使得原南庄镇紫南小学的学生在家门口就可以就读名校。同样，佛山九小师生也可以共享原紫南小学的校园资源。两校合并办学，让两者的优势资源实现共享融合，进一步实现了九小优质学位的扩充。

原本分属于两个镇街的两所学校，之所以能够顺利“联姻”，无疑是得益于禅城区办学顶层治理结构转制结出的硕果。“一级办学、一级管理”体制下，禅城教育部门开始强化区级教育统筹能力，高效配置公共教育资源。这才有了佛山九小顺利“牵手”紫南小学的佳话。

办学主体结构：由包办向多元转变

优质的学校和学位已成为城市的重要竞争要素，成为投资企业、中高级人才选择在禅城就业安家的首位要求。禅城作为大佛山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区域教育的价值与责任担当不容旁落。而这种责任与担当，不可能仅是依靠公办学校就能悉数解决。 因此，在推动禅城教育向均衡化、优质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投入体制改革，由政府包办教育向引入社会资金开办学校转变，由公办学校包打天下向民办教育成为区域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转变，让区域教育办学主体结构日渐丰富多元，向社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教育服务，成为禅城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由路径。

1.搭建平台，把社会资金引进来

2016年8月28日，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区举行落成仪式，随着新校区的投入使用，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的办学规模将大为扩充，其中，新入学的初一年级将在原来基础上增加160个学位，从4个班扩展为8个班，而未来3年，中学部将逐步扩展到每个年级16个班的办学规模，新校区最高可容纳6000人。

据了解，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成立于2012年，经过四年的快速发展，生源不断扩大，原来的校区无法满足需要。去年10月，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区在位于张槎长虹路1号的普立华地块动工，今年建成后正式启用，初一、高一新生首批入驻，其他年级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决定是否搬迁。

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区以高标准建设，每间课室配备触屏多媒体一体机、两台空调和学生书柜；实验室、艺术楼均按照高标准配备器材教具。学校共有8个篮球场、6个排球场、2个网球场、400米标准塑胶环形跑道，另设3个乒乓球室，室内大型体育馆等。在学生生活方面，学校饭堂配有中央空调，学生宿舍4人一间，每间宿舍有独立卫生间、浴室、配有单独电话。

值得注意的是，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区在普立华地块动工，充分利用旧厂区原有基础，根据学生使用需求进行改造装修，重新激活了现有资源。“新校区的课室、宿舍和饭堂，感觉不错，孩子在这里读书感觉很放心。”一位高一学生家长参观后表示。

而这正是禅城区大力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兴资办学的成果之一。

2013年以来，禅城区已成功引进超过6亿元的社会资金，先后建成了佛山市外国语学校、罗格实验学校、协同学校等一批优质民办学校，为禅城学子提供了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就读选择。

禅城教育部门除了借力社会资金建设了一批优质民办学校外，一些公办学校也积极参照这种模式，引进社会资金建设学校宿舍，为学生提供优越的住宿条件和环境。

2.出台文件，让民办教育“美”起来

为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禅城区教育部门还专门出台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改革的持续深入提供制度保障。

2015年底，《佛山市禅城区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可持续发展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印发。根据《意见》，禅城区政府可将符合条件的闲置工厂、宿舍租赁给民办学校，特别是要探索“一元象征租赁场地用于民办学校办学”制度。

《意见》对禅城民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发展目标、实施路径、特色内涵都给予了清晰的定位，提出力争到2018年，禅城区全区民办学校各学段招生规模科学合理，办学行为规范有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100%达到标准化学校、规范化民办幼儿园达到100%。

为此，《意见》明确，政府将对民办学校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并探索政府对民办学校购买服务，对于承担政府教育公共服务职能的民办学校，根据学校的层次、类别、质量以及办学成本等因素，由教育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制定购买服务的价格标准。

《意见》指出，对经改造能达到办学条件的闲置的房舍、厂区等，经审批后可用于举办各类民办学校。在规划上，要将民办学校办学用地统一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在解决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师资差距上，《意见》指出，鼓励公办学校优秀管理人员和教师到民办学校挂职交流，组织民办学校教师到公办学校挂职交流或跟岗培训。

资源配置结构：由僵化向灵活转化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课题。在大力实践区域经济供给侧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当下，禅城教育通过对资金、师资、学位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资源效益的集约化、高效化、精准化。

1.经费：引入竞争性分配

近几年，禅城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十二五”期间，禅城教育总投入连续5年实现增长，从2011年的16.6亿元跃升至去年的21.9亿元，五年总投入达96亿元，其中财政教育经费投入超70亿元，比“十一五”期间投入大幅增长56%。统计显示，“十二五”期间，禅城区生均投入超6万元，位列省内县区前列。

禅城区为进一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激发广大学校的改革创新活力，在部分教育专项经费引入竞争性分配制度，主要特点是引入第三方专家参与评审，全面科学把握学校情况。竞争性资金分配涉及教育联盟、中小学信息技术、可持续发展项目等众多内容。

以教育联盟专项经费竞争性分配现场答辩会为例。答辩会评委由区教育局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答辩会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教育联盟进行项目陈述，第二个环节是答辩。在项目陈述环节，各教育联盟围绕教育联盟共建项目的打造，从目标愿景、实施措施、成果展示和资金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在答辩环节，专家评委与各教育联盟答辩团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通过项目答辩，联盟既展现了联盟共建项目发展思路，同时得到专家的现场指导，对建设项目的必要性、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竞争性资金分配立足于联盟学校的合作与共建，体现投入与绩效相挂钩的原则，旨在通过促进教育联盟共同打造重点项目，以点带面，深入推进联盟学校开展全面合作共建和共同发展，打造区域优质教育资源集聚群，彰显品牌效应。

2.教师：区管校聘，合理流动

2014年，禅城落实教职工全员岗位聘用制，形成“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岗薪一致”机制，激活教师工作热情。在此背景下，禅城区教育局利用中小学校新一轮岗位设置及人员聘用工作契机，推动超编学校富余教师到缺编学校，共有200名教师在区域内学校流动，占义务教育公办教师总人数的5.3%，基本达到全区教师资源“削峰填谷”的目的。

刚性流动有机制。2015年，禅城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区管校聘”管理改革示范区。对此，该区通过建立制度化的教师流动机制，把教师参与校际间的流动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挂钩，促进区域教师资源均衡发展。统计显示，当年全区共199名教师参加交流轮岗，占义务教育公办教师总人数的5.28%，其中骨干教师110人，占交流轮岗教师的55%。

今年，禅城进一步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建设，制定了《佛山市禅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方案》，在刚流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指导交流、跟岗交流、合作交流、优化交流、支教交流等方式。数据显示，今年共交流轮岗教师303人，占义务教育公办教师总人数的8%，其中骨干教师131人，占参与交流教师总数的43%。

霍藻棉小学是禅城区教师交流轮岗机制的获益学校。过去3年，累计有10多名优秀教师交流轮岗到该校。该校校长介绍说，优秀教师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激发了本校教师工作热情，推动学校教学水平稳步提升，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除了区域层面的交流，一些教育联盟在内部实施同学段或跨学段教师交流，禅城实验高中教育联盟和佛山市实验中学教育联盟等交流力度较大，客观上为联盟内教师成长搭建了更多平台，为学生成长拓展了渠道。

柔性流动有情怀。教师交流轮岗牵动着教师的切身利益。为了让流动机制真正能够得到落实，禅城教育稳扎稳打，一步步推进，不论是评估考核、评价激励机制，还是出台的相关政策，都将教师的合理利益诉求放到前面，确保教师在流动期间的待遇得到保障，从而调动教师自觉自愿流动的积极性，推进了这一机制的良性运转。

如今，在禅城，好教师不再是“一校独享”，而是每个学校都有，优秀师资在学区内流动起来，不仅催生了学校的活力，更促进了学校的共同提高，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惠性，满足了人民群众希望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的心愿。

3.学位：增量优质，存量优化

作为中心城区，禅城要打造与中心城区相适应、让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教育，首先就必须扩大优质学位和资源的供给，给家长和孩子更加丰富的选择。围绕这一目标，过去5年来，禅城深化教育改革，新建、扩建、改建学校和幼儿园，增加优质学位数量供给；同时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建教育联盟，促进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提升了优质教育供给能力。

增量优质。2016年9月1日开学首日，张槎街道将迎来比往日更多的中学生。而对于这群中学生来说，这也是他们在张槎上学的第一天。在开学前夕，落户张槎的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和佛山四中新校区先后举行揭幕仪式并正式投入使用。

8月30日，佛山四中举行新校区落成暨揭幕仪式，这所有着59年历史的老校，成为全日制完全中学，办学规模扩大为60个教学班，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初中为18个班，高中42个班，新增学位1000多个。同时，该校区为学生提供3000个床位、食堂等生活配套设施。

佛山四中校长徐杨介绍，新校区按照“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要求打造，由教学办公区、宿舍生活区及体育活动区三个区域组成。整个学校空间由教学楼、图艺楼、综合楼、宿舍、食堂及体育馆组成，形成布局合理又丰富多彩的空间组织。

在教学区，几栋教学楼之间由平台、空中连廊进行连接，设计有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多功能教室等先进教学设备，还建有一流的现代化理、化、生实验室，科技创客实验室等。而在生活区，宿舍为8人一间，配有上床下桌、独立卫浴、空调等设施，并与食堂紧密相连。在校区北侧的体育活动区，400米标准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游泳池及击剑馆等设施一应俱全。

“智能化是新校区最突出的特点。”徐杨介绍，新校区目前拥有最先进的智能化教育管理系统，建设包括数字校园平台系统、计算机网络及无线局域网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高考监控、多媒体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等设施，同时全系统能与禅城区教育局“睿智教育”公共服务云平台数据实现无缝对接。“通过应用服务的集成与融合，新校区可以实现信息获取、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从而推进智慧化的教学、科研、管理、生活以及服务，实现教育信息化和智能化，还可以基于大数据的精细化管理提升教育内涵品质，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过去5年，禅城通过新建环湖小学，扩建铁军小学、澜石小学，创办启智学校，扩大佛山四中、实验中学、同济小学等学校招生规模，开办佛山市外国语学校等民办学校，全区新增中小学优质学位约15000个，同时新建一批幼儿园，新增幼儿园学位4000多个。

禅城区教育局常务副局长李红侠说，大致算来，2011年至今，禅城全区新增学位约2万个，目前全区总学位量超过16万个，总学位量完全能够满足户籍人口的就读需求，并基本能满足常住人口的就读需求，其中公办学校学位占比72%，民办学校占比28%，市民的就读选择也越来也多。

存量优化。在做大增量的同时，禅城教育局还大力推进存量优化，针对区域内现有学校的实际情况，实施优质学校创建工程、组建教育联盟、推行一校多区战略，改善办学条件，有效促进区域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禅城创新资源整合方式，积极探索集团化及联盟办学。在迈向集团化上，禅城深度整合同济小学两校区，整合佛山九小与紫南小学形成九小“一东一西”两个校区，整合南庄三中与南庄小学成立佛科院附属学校，佛山市实验学校增设中学部，委托实验学校管理佛山市外国语学校等。

在集约化办学上，禅城目前已成功组建禅城实验高中教育联盟等6个中小学教育联盟，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想法进行实践，推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以公办园、省一级园为领衔园，全区近140所幼儿园形成20个学前教育发展共同体。

禅城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通过教育资源大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办学效应，带动原先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有力地促进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2014年禅城区成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

招生供给结构：由固化向可选择转移

入学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准点，也是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每年招生季，学位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需求，禅城从2012年起大力推进招生制度改革，通过自主选校、部分片区及教育联盟内部学校对口直升、普通借读生积分入学等举措活化学位供给，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1.调整普通高中招生结构

调整普通高中体艺类考生招生结构。针对2016年区属公办高中将全面取消择校生的新情况，在区属公办高中进行招生模式改革，区属4所学校安排适量招生计划不限制考生的报考条件，进行创新招生。根据各学校招生计划需求合理制订录取原则及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优化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方式

为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需求，禅城实行辖区户籍生免费自主选读公办小学、初中。初中从2012年，小学从2013年起，在全部户籍生按照地段安排后，户籍生可以根据已经安排的学校和本人意愿，选择一所学校作为本人自主选校意愿，参加自主选校录取，选校成功的学生免费到意愿学校就读。

统计显示，2012年以来，该区初中招生选校成功的学生约4000人，2013年以来小学招生选校成功的3000多人。而随着外来人员子女入学需求的增长，为妥善安排大量政策性借读生入读公办学校，2015年起，禅城也对政策性借读生学位分配方式由统筹安排改为自主选校加统筹安排的方式。

禅城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主选校体现招生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同时也有效促进公办学校不断提升自身办学质量和影响力，标志着禅城教育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转变。

“目前一门式改革也深入到招生事项，禅城正在推进无纸化报名，预计到明年，义务教育阶段户籍生、政策性借读生入学报名只需在终端上自助报名，更加方便快捷。”禅城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禅城的招生工作近年来也更加立足实际。禅城区从2015年起在部分教育联盟内试行片区小学对口直升公办初中，今年试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同一学校6年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参加对口直升，大大减少了片区内学生的升学压力。

据介绍，禅城区近年来在招生方面的改革还有义务教育部分地段两校选一，普通借读生积分入学，中职春季招生等，并通过实行招生全城通办，推进入学报名无纸化等，多措并举，极大活化了学位供给。

服务社会结构：由管理向便民惠民转向

教育为民，不仅要在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还应该回应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在服务方式、服务环节、服务途径上花心思，做到精准服务、有效服务、贴心服务。禅城教育供给侧改革在面向社会的服务供给上不断调整，摸索出了一条便民惠民的新路径，效果喜人。

开放学校设施惠民。目前禅城区共有公民办学校100所，全区有6所学校有标准体育馆，8所学校拥有400米标准田径场，55所学校有200米田径场。在保障学生体育锻炼需要的前提下，各学校积极面向社区和市民开放。其中，华材职中、荣山中学、惠景中学、佛科院附属学校4所有体育馆的学校由文化体育局购买服务向全社会开放，部分中小学课后和节假日主动面向村居开放。全区32所中小学拥有游泳池，除了文化体育局驻点学校，大部分具备条件的均已对外开放。

利用网络沟通便民。近年禅城区教育局特别注重通过广佛都市网、禅城、禅城教育微信等网络平台就重大教育决策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市民互动。通过开展微信投票活动，对教育微信公众号即时信息进行回复，增设新生入学信息自动回复菜单，开设具有吸引力和趣味性的信息栏目，在电台播放微信宣传声带等，加强了禅城教育微信公众号建设，大大提高了该公众号关注人群粘度，目前该公众号粉丝已超过15万人，周阅读量超过10万，其影响力名列佛山市各级政府部门官方微信前茅，成为教育部门与社会各界互动的重要平台。

规范提升托管为民。为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禅城区政府将“提升学生托管服务，抓好14个示范点建设”列为2016年禅城区民生实事。《2016 年禅城区学生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16年以“校内为主、校外为辅，校内提质、校外规范”为原则，坚持“规范培育校外托管机构、提升校内托管工作、学生托管服务向社区延伸”为主要工作方向，确定了18个示范点建设对象，包括校外托管机构示范点建设对象8个、托管服务延伸至社区示范点建设对象4个、校内学生托管服务示范点建设对象6个。截至目前，已建成6个校外托管机构示范点，召开了校外托管机构经验交流会，起草了《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校内托管方面，印发了校内服务工作指引，明晰校内服务的时间、内容、工作人员等工作要求， 6个校内托管服务示范点学校分“家校共建、丰富课后活动、引入第三方机构”三个方向开展试点，召开了校内托管服务经验交流会。学生托管服务延伸至社区方面，已在各镇（街道）选定示范点建设对象，并对区内可供学生托管服务的公共资源进行全面梳理。

整治校园周边爱民。禅城区教育局在职能范围内针对辖区部分校园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大胆尝试，按照“教育学生、影响家长、带动社会、削峰减量、一校一策、部门联动、综合整治”的工作思路，指导各相关学校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就缓解校园交通拥堵情况进行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校园周边拥堵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主要措施包括分段放学，舒缓车流；义工协助，提高车辆通行效率；家校合力，维护通畅；部门联动，加强管理；教育学生，带动家长；低碳出行、拼车上学；多点疏散，分流压力；等等。

记者观察：禅城教育供给结构改革的现实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教育的品质，决定了她内在的气质；教育的高度，决定了她发展的速度；教育的现在，决定了她的未来。

禅城，这所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古城，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结构突破，给我们展示了她不断创新的蓬勃活力与深化改革的无穷动力。

禅城教育供给结构改革的成功，首先在于各级党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教育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反之，教育只有很好地服务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赢得广泛的支持。把教育系统的改革作为民生实事来抓，切实呼应和解决学生、家长的教育需要，不到5年时间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学校，增加了近20000个优质学位……一桩桩，一件件，枯燥的数字后面无不是禅城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感情与关爱。而禅城教育以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优质化、多样化、信息化、国际化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着人才培养、智力支撑、环境优化、资源整合等切实有效的反哺与推动。在禅城，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

禅城教育供给结构改革的成功，还在于禅城教育人敢于改革的勇气与善于创新的智慧。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内生源源发展动力，只有持续创新实践才能衍生无穷成长活力。禅城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改革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招生机制……每一项改革都意味着破旧立新，而破旧立新需要敢于碰硬、敢于攻坚、敢于担当的勇气，禅城教育人无疑是一群勇者。但禅城教育供给侧改革在供给结构上的攻坚碰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系统解决禅城教育的实际问题和发展束缚，坚持理性思考、深入分析、科学决策。所以，无论是实施一校多区、教育联盟，还是教师区管校聘合理流动，每一项改革，每一次创新，都立足实情、注重实干、得出实效，禅城教育人更是一群智者。

篇4

“在一起”的梦想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小孩子没有带在身边，特别想孩子的时候，我只能打电话给孩子，每次孩子说‘妈妈我想你’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当天的报告会上，身为母亲的流动工人胡雪秀介绍了自己身为一个母亲，却不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无奈。

这也是许多流动工人的无奈。中国目前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因为身处大城市和工业区无法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与家人分离导致父母认为自己不称职，他们感到焦虑，与孩子的关系变得疏远。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家长“经常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的感受最为强烈，各个年龄段占比均在60%以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评价父母不合格的首要原因也是“父母不在身边”；其次是“在一起时间少，没有什么感情”。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在城市或工业区奋力拼搏的身为父母的流动工人仍怀揣梦想：希望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希望子女接受完善良好的教育，希望和其他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福利……

“尽管每天上班累死累活的，下班后还要洗衣服洗澡、照顾孩子写作业……哪怕到晚上10点，也要看着孩子把作业做完才睡，但是能跟孩子在一起心里还是美美的。”流动工人江水莲说。也正因为抱有“在一起”的美好希望，流动工人更希望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调查显示，流动工人最希望获得的支持包括帮助他们协调子女入学（72%），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64%），给予住房补贴（54%）。工作时间方面流动工人父母希望得到的照顾具体体现在：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在孩子生病或者有急事的时候允许请假。还有许多父母希望企业设立企业内部幼儿托管中心、课外辅导中心等。

让“梦想”变现实的多方努力

企业的支持。流动工人的幸福梦想与自己所在的企业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企业对流动工人父母给予的支持力度决定了流动工人的幸福程度。与此同时，工人的幸福与否也与企业的持续运营有着密切关系。报告显示，在受访的家长中，有40%的家长因为考虑到孩子而辞职，9%的家长经常这样做。这直接导致企业难以留住熟练且稳定的工作人员。

流动工人父母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企业的关注。当天的报告显示，受访企业中大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些行动归纳起来包括：1）关注女性流动工人，例如开设哺乳室，开办家庭教育讲座，重点开展妇幼知识保健讲座及健康培训等。2）提供各项福利和援助。例如，提供返乡探望补助、开展心理与情感咨询服务、协助员工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提供夫妻房服务、允许员工工作时间打紧急电话等。3）针对有子女流动工人的特别政策，如为有子女员工提供假期照顾、开展社区托管服务、开办厂内幼儿园和开展社区儿童公益项目等。

相关专家表示，企业的上述行动无疑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此议题上尚有巨大提升空间。企业未来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加强与供应商的政策，制定支持家庭的政策。其次，改进信息分享渠道，帮助流动工人了解与户口、教育、社保和现有社区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信息。第三，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及探亲假，让流动工人有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和其他基本需求。最后，企业应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合作。

政府的支持。企业并不能解决流动工人的全部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例如，流动工人面临的子女平等教育的机会、家庭廉租房和社保待遇等问题需要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

报告显示，在这一方面，重庆地区采取了一些创新措施，包括公租房政策向进城务工无住房人员开放，只要收入符合标准，通过摇号，流动工人就有可能在城市里住上环境优美价格低廉的房子。而在重庆新开发的工业园，园区一般都会提供环境较好的配套宿舍给企业，从而改善企业员工的住房条件。

社会组织的支持。“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企业都要去办个幼儿园，办个托管中心，术各有所长，不要忘了有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有能力（去帮助流动工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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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早期教育；家庭需求；0-3岁婴幼儿：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1)06-0043-04

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机构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上海市在国内率先整合多方力量，初步形成以社区为依托，以学前教育机构为中心，向家庭辐射的早期教育公共服务机制与网络。作为一项公共事务，上海市早期教育服务具有依托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管理的特点，推广和执行力度较强。但因为是初创的事业，也面临积极性不够、资金缺乏、服务能力有限等困境。本研究试图从0-3岁婴幼儿家庭对早期教育服务的需求与期望出发，由下而上地考察上海市的早教服务，以期为完善早教服务提供有益参考。

一、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调查工具为自编问卷。调查对象为上海市徐汇、浦东、青浦等共8个区县的0～3岁婴幼儿家庭。共回收有效问卷574份，以父辈家长填写为主(占62.9％)。被调查家庭婴幼儿男女比率分别为47.9％和52.1％，其中独生子女占86.2％，非独生子女占13.8％。

二、调查结果

1　婴幼儿家庭有早教需求，但真正接受早教机构服务的还不多

调查表明，目前上海市婴幼儿家长普遍意识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对此有一定需求，比如96.2％的家长表示愿意参加各类早教活动，75.4％的家长希望能够就近参与早教活动，11％的家长表示会积极寻找优秀的早教机构。然而，调查发现，需求和实际存在一定差距，被调查的家庭真正接受早教机构服务的并不多：目前0-3岁婴幼儿大多散养在家中，77％的婴幼儿完全在家接受照料，仅12.2％的会在双休日参加亲子教育课程，3％的进入半日制托班，7.8％的进入全日制托班。

2　婴幼儿家长缺乏早教知识，家庭内开展早期教育活动存在困难

调查显示，54.5％的家长表示“不知道如何在家庭内开展早教”，对婴幼儿的发展特点“不了解”“不清楚”的超过半数(53.1％)，有的家长表示“以前说孩子不好教，现在是根本不会教”。郊区婴幼儿家庭更缺乏早教知识和经验，63％的家长表示“不知道如何在家庭内开展早教”，41.5％的家长“对孩子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无法理解和有效引导”，另有30％的家长表示，“对照同龄孩子的发展水平。为自己孩子的发展感到焦虑”。2010年上海市妇联儿童部和上海市亲子教育研究中心公布的《亲子教育研究报告》提到，上海约80％的父母并不清楚该如何获取科学的育儿知识。

调查表明，家庭内开展早教也存在不少困难。11.1％的家长表示“工作太忙，育儿心有余而力不足”；37.3％的家长表示“让祖辈带养，安心放手”；20.6％的家长表示“有空就参与育儿”；仅28.9％的家长表示“回家后，就陪伴孩子”。虽然近八成的被调查家长表示“早教主导人是父辈家长”，但真正完全承担起早教责任的父辈家长并不多，隔代教养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有二，一是父辈家长工作较忙，时间有限；二是很多父辈家长对承担教育责任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将此责任交付给他人。16.6％的家长认为早教的关键是“早教老师”，16.1％的认为是“专家”，17.8％的认为是“孩子本人的配合”，仅49.5％的认为早教的关键是“父辈家长(主要照料人)”。

3　社区早教资源不够丰富，可利用率和普及程度不高

调查表明，上海市社区早教资源不够丰富。所在社区附近“有托幼机构”的有54.2％，“有早教服务机构或指导中心”的有41.6％。由于公办早教机构容纳度与服务能力有限、民办早教机构费用昂贵等原因，不少家庭附近虽有早教机构，却没有享受早教服务。可以说，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可用的、合适的早教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进一步访谈得知，有限的社区早教资源的可利用率和普及程度也不高，仅有55.1％的家长曾带孩子参加过社区／街道早教中心的活动，其他参加过的早教活动要么是附近民办早教机构组织的，要么是附近幼儿园组织的。另有25.4％的家长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机构组织的早教活动。

目前早教市场的高收费也是导致早教服务难以普及的原因之一。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家长对早教服务中的托管服务、亲子活动／课程以及以儿童学习／游戏为主的课程等趋之若鹜，但八成家长表示能接受的早教费用低于60元／小时，这与目前上海市社区早教机构50-100元／小时、民办早教机构100-150元／小时的收费标准存在明显差距。许多普通收入家庭只能对早教机构望而却步。

4　家庭、社区中缺乏适合婴幼儿活动的专门场所

家庭与社区是0-3岁婴幼儿的主要活动场所。然而，上海市家庭中适合婴幼儿活动的环境与资源有限，社区中适合0-3岁婴幼儿活动的专门场所或公共设施(除了早教机构)也几乎没有。

调查表明，有43.6％的家长表示允许婴幼儿任意探索家庭的环境，21.8％的家长为婴幼儿开辟了游戏活动区域，仅6.1％的家长为婴幼儿提供了独立的儿童房间／游戏室，尚有28.4％的家长表示家里没有婴幼儿专用的活动空间。因为家庭居住空间有限，上海市区的婴幼儿比郊区的婴幼儿更缺乏专门的活动场所。

社区缺乏供婴幼儿嬉戏的场所是被调查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占46.2％)，仅41.8％的家长表示社区附近有儿童游乐设施或场所，如滑梯、广场等，但现有的游乐设施基本不符合0-3岁婴幼儿的生理特点。访谈得知，目前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社区中心绿地(占49％，但各类宠物的活动使绿地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健身区(占45.6％，但成人健身器材对婴幼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公园(占39.7％)和儿童游乐场所(占38.7％，但现有的游乐设备基本不适合3岁以下婴幼儿使用)。

三、讨论与分析

1　现有的早教资源难以满足民众对早教服务的迫切需求

根据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及预测，2007～2017年，上海市每年有近50万0-3岁婴幼儿。截至2007年。上海市18个区县建立了社区早教指导服务中心，下设412个早教指导站(点)，并依靠托幼园所建立了面向社区、服务家庭的早教服务平

台。从0～3岁婴幼儿数量与早教机构数量的配比情况看，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可以利用的早教资源还是相当缺乏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完全依托幼儿园开展早期教育指导工作可能面临无法落实的困境。一是由于近年来生育高峰的到来、非户籍人口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等原因，入园难、入托难已是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幼儿园首先要解决的是3～6岁儿童入园问题，因此，无法保证18个月～3岁的婴幼儿入托。换句话说，对在园幼儿趋于饱和、资源紧缺的幼儿园来说，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服务会显得有心无何彩平：从家庭需求看上海市0～3岁早教服务力。2010年10月，上海市人大没有通过上海市妇联史秋琴代表提出的“关于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至18个月的建议”，原因就是持续多年的高出生率导致现有的托幼机构远远满足不了众多家庭的入托需求。

2　父辈家长职责不明，改变家长观念成当务之急

调查显示，祖辈家长是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的主力军。目前，上海的许多社区已形成了一个个颇具规模的“祖父母一孩子圈”：祖辈家长带着孙辈玩耍，难得见到年轻父母的身影。有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父母(占54.6％)每天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3小时，而子女渴求父母多陪伴玩耍的比率高达85.9％。

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前教育阶段父母是主要责任人，早教服务机构起辅助父母教育子女的作用。而在我国，家长更注重早教机构对孩子的影响。早期教育应提前到3岁之前的观念普及之后，不少家长只是期待能够选择到合适的早教机构来托管孩子，或者期待在早教机构实现对孩子开展早期教育的目的。大部分家长有意无意地把早期教育的责任人认定为早教机构及教师。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家长(尤其是父辈家长)的早教观念，帮助家长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早教职责。

3　依托社区提供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是发展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教机构基本上都是以社区为依托，面向儿童、家庭提供各种服务的。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教育、文化、娱乐设施以及人文景观和自然环境，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幼儿家长共同开展教育活动。如美国的早教班通常是由社区举办的，参加人员可能就是十来个邻居。而且，美国的社区、公共绿地、商场等大多有免费儿童乐园、沙坑之类的供儿童玩耍的场所。在英国，很多社区专门建立了“社区玩具图书馆”，以0～5岁儿童为服务对象，并把家长也纳入教育指导范围。在日本，社区的幼儿教育设施很丰富，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儿童馆、儿童咨询所、保健所与保健中心等。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传统的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原来与工作单位挂钩得到的一些福利和服务已经消失，社区的概念则被日益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逐渐扩大，社区资源的利用也受到居民关注。家庭与社区的关系日益密切。调查表明，大部分家长愿意就近选择早教指导服务(占75.4％)，超过六成的家长首先选择“社区儿童活动中心”。从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开展以社区为依托的早教服务是可行的，也是一种趋势。

四、关于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的几点思考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是希望以此促进儿童的发展，满足家庭的需求，促进社会的进步，最终实现多方受益的社区公共福利服务目标。目前上海市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机构在功能定位上与“以社区为基础”尚有差距，早教服务现状与客观需求也有一定落差。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几点关于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的思考。

1　政府要重视早期教育服务，将早教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职责范围

目前，我国尚缺乏以社区为依托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专项政策，托幼机构、街道、社区等服务于家庭和儿童的职能部门只了解与自己有关的政策，难以打破壁垒建立以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早期综合服务模式。

因此，政府非常有必要制定关于社区早教服务的相关政策，比如出台一些经费支持亲职福利和配套服务的政策，从而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促进早教事业发展。政府应将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纳入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将早教服务列为社区服务内容，给予人力、物力支持；将早教服务(包括服务内容、服务场地等)纳入文明社区创建的考核指标，以促使早教服务落到实处；要求社区免费开放已有早教资源，扩大受惠面。

政府还应协调教育等行政部门研究和制定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质量标准，建立早教服务工作评估督导制度，如制定早教指导覆盖率、家长满意度、社区早教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等，以规范早教服务市场，保障婴幼儿家庭的切身利益，促进早教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2　社区要整合多方资源。因地制宜地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早教服务

目前，上海市各区县的早教服务是由教育局、妇联、卫生局和人口计生委四个部门联合开展的，虽然各区县的合作模式不尽相同，但最终落脚点主要还是社区。因此，社区早教资源的可利用率和早教服务内容的丰富性是婴幼儿家庭更为关注的问题。

社区可以整合多方资源，充分利用现有早教资源(如社区早教服务中心、幼教机构)和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家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等)，在所提供的为民服务项目中增设早教服务内容。相较于社会上的其他公共机构或服务场所，社区早教中心或幼儿园的软硬件最适合0-3岁婴幼儿。社区幼儿园、早教服务中心若能适时对外开放，对婴幼儿家庭来说将是非常有力的支持，也能强有力地改变目前早教指导流于形式的局面。另外，社区可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早教服务，如提供早教活动场地和活动设施；开展育儿沙龙活动，鼓励婴幼儿家长相互交流经验；邀请托幼机构专业工作者定期开展早教指导活动，等等。

3　调动家长积极性，提高其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的意识和水平，因地制宜开展早教活动

篇6

社会福利基本由各级政府买单

在加拿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其实形成了不同的系列，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社会保障基本上由各级政府承担，通过不同的项目直接向个人或家庭提供经济资助。社会服务则侧重于解决社会成员具体的生活需要，提供各种物质性和劳动型的服务，在过去家庭人力和物质资源匮乏时，经常由教会、私人慈善组织等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需要扩大。政府最初通过资助教会和私人慈善团体提供社会福利，后来便直接参与管理，并加大了各项投入。

在我们所在的社区，就有许多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为双职工家庭提供幼儿托管服务的日托中心，关注社区儿童早年健康成长的幼儿协会（CATCH）,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住所和看护服务的老年中心（Parkinson Senior Centre），为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食品救济的食物银行（Food Bank），为残障人士提供咨询、心理康复服务的资源中心（Living Positively Resources Centre）等。加拿大社会服务的对象通常是一些特殊群体，比如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人、体智残疾者、身患绝症者等等。

照顾学龄前儿童的日托机构主要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而设立。日托机构是由政府发放执照或批准的育儿部门，主要有两种形式:日托中心和家庭托儿所。家庭托儿所在私人家庭内兴办，受政府管理。而日托机构分为私人商业性、私人非赢利性和公共福利性三类。联邦政府根据全国性的补助计划向省市政府提供相应比例的经费，帮助低收入者的幼儿接受日托照料。加拿大日托中心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但绝大部分日托中心成立于70年代以后，原因在于妇女解放运动后，大量妇女走出家庭、踏上工作岗位，职业女性的增长使得学龄前子女的看护服务社会化。40年前，加拿大仅有一万所全日制日托机构，而目前已增至近40万所。尽管如此，现有的各种日托中心、家庭托儿所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和残疾儿童。

加拿大社会的老龄化现象较为明显，有大量老年人需要特殊照顾，一些地方为此设立大型老年中心，为老人提供长期住所和护理，同时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护理网络，包括护理室、老人之家、上门供餐和家务方面的服务。我生活的接待家庭有位年过九旬的老祖母，就生活在当地政府设立的老年公寓中，并得到当地社区服务中心和民间自发成立的邻里机构提供的照料和服务，家庭的负担因此大大减轻。

加拿大还为有身心缺陷的居民建立了大型服务机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居住设施，如养育院、寄养公寓。此次项目所在社区即建有培训中心，提高残疾人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适应社区环境和日常生活，此外还建有社区性心理康复机构。

此外，加拿大近来年均接受各国移民20万左右，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为他们提供学费进行语言和职业培训。在移民相对集中的城市，政府专款支持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服务项目，包括心理、法律、住房、就业、子女教育和照顾等方面的指导和咨询。

成熟运转的社会服务系统

要运营和管理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服务机构自然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联邦、省政府每年征收的赋税中有很大一部分即用于此。根据加拿大宪法，社会服务由省和地区政府负责，省市政府一般通过签订合同、提供经费的方式，将大量服务项目交由志愿性社区组织来具体操作。联邦政府通过与省和地区政府签订分担服务的协定，鼓励开展社会福利。联邦政府的国家性补助计划规定在多数服务项目上与省按1：1的比例分担经费开支。但到1990年，联邦政府对此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三个经济最富有的省，即安大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将所承担的份额扩大到2/3，以减轻财政负担，这在当时自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激烈争议。普遍的舆论是各级政府应保证服务性开支，鼓励私人团体来进行具体管理和运作，因私人性质的社会服务比公共性社会服务更为高效和实用，也更符合社会的需求。由此，也产生了更多的非商业性、非政府性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它们往往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比较著名的有“食物银行”（Food Bank）、“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其中，“食物银行”是加拿大民间的志愿性救助组织。在加拿大城市的许多食品商店、教会，都可看到标有“食物银行”字样的食品捐献处，许多人将自己所购食品的一部分放到“食物银行”收集箱中，这些食品大都为罐装品或其他能够长期存放的食物，通过社会服务机构或教会慈善团体免费发放给社区中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家庭。“食物银行”是政府食物供应服务项目之外的重要补充，同时可以及早收集生产、批发、零售企业中的“过剩”食品。据了解，多数“食物银行”不接受政府资金，注重保持非机构性社会服务性质。“食物银行”的日常运行依靠志愿者的参与和帮助。

加拿大的非商业性、非政府性社会服务机构发展十分成熟，已经形成专门的领域，专业的管理方式和从业队伍。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不同，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社会服务机构的使命是提供社会期许的服务。对于此类机构的设立，政府会从公共效益等角度进行考核，然后予以批准登记。政府对此类机构给与了政策扶持，如对其募集到的资金给予税收减免，经政府注册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免交所得税，并可以退回在服务过程中已支付的服务和商品税（GST）的50%。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通常由专职管理者和志愿者两类人员组成，其内部结构运行像现代商业和事业机构一样存在复杂的模式，从规划设计、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到项目实施、伙伴合作、质量保证各个环节，都需要专职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有很高的事业心和专业才干。具有良好素质的成员对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的管理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每一个成功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都注重吸引合适的人员加入。

篇7

超过半数一孩家庭不想生二孩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累，不想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其中，北京地区和城市地区70%以上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不足、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比其他人群高出5-10个百分点。

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从地区看，东部省份不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比例最高，北京已有二孩的家庭仅为24.8%，不想生二孩的比例达到62.3%；从家庭类型来看，城市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为29.6%，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5.9%。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多种因素影响生育二孩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城里人是最不想生二孩的人群。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分析，这与人口行为机制有关。从人口大势来看，生育势能的较大释放估计在政策落地后的1.5-2年内，形成人口出生高峰。从家庭来看，也不是政策放开就马上会生育，“生孩子是一个重大家庭决策，不像买白菜那么简单，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商量、意见磨合，最终形成共识。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也不一样。”二孩政策落实可能会受到生育家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个体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成本效用评估，生孩子、照料孩子、上学花费，家庭成员时间精力的付出，特别是女性作为母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社会观念的影响，二孩政策对象以80后和70后末端人群为主，这批人生于或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生育观念新，可能更多地追求自由生活、自我空间，不愿做所谓“孩奴”；身体状况影响，如今不孕不育、流产情况并不少见；生殖技术制约，符合政策的人群2/3都是高龄孕产妇，在现有生殖技术条件下，可能在临床上会面临较高生育风险。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诙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专家认为，综合考量如上因素发现，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在四五千元以上，有育儿证的育儿嫂价格更高，如果是两个孩子，那就要请两个保姆。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不菲，公立幼儿园少，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每月起码也要两三千元。再加上孩子的课外班，如钢琴、舞蹈、英语、跆拳道、围棋、奥数班等，有些课程一年费用高达2万元。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两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母婴硬件方面，民航、铁路等公共场所提供育婴室，单位、企业也可以提供一间房子，只需要简单的设备，如冰箱、沙发、桌子、一些玩具等，让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两头兼顾。小学阶段的儿童下午两三点就放学，父母要五六点才下班，如果社区提供接送、托管服务，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建立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专门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篇8

一、十三五工作总结

这五年，我们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一是做好“老树新枝”的文章，加快提升传统产业。瞄准传统行业分散、企业偏小、产业链较短、技术中低端等问题，筹建占地2平方公里的绿色创新产业园，目前已完成总规评审。盘活上村村318高炉资产，引进总投资3.5亿元、年产35万吨的球墨铸管项目，亚鑫工贸目前一期完工，二期完成初审，进入征地阶段。全面提升优博瑞、瑞地工贸等涉煤、冶铸、建材企业的加工技术，有力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二是做好“育种蹲苗”的文章，大力夯实农业产业。以“产业化、规模化”为目标，狠抓农业项目建设，县滋农有机肥加工厂投入使用，市级生猪产业园顺利推进，庵峰岭现代农业产业园初见规模、上村、瓮山农林文旅康项目初见成效，连翘田园综合体、利康园辣椒种植项目投入运行。瓮山香椿、刘村辣椒、成庄苹果、史村面粉、花椒、上村香菇等农特产品融入电商，走向全国，农业布局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三是做好“插柳成荫”的文章，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依托上村古村落、瓮山香椿园、成庄四十八院、史村河永胜寨、杨庄白泉寺、圣公寺等现有景点，打造“忘忧小镇”系列乡村旅游品牌。建成瓮山“椿满园”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上村党建文化公园，隆重举办三届瓮山香椿美食节和二届农民丰收节，成功申报上村村国家传统古村落，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规模成型、效果显著。

这五年，我们着力深化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发展活力不断激发

一是积极完成农村“三变”“四块地”改革。截至目前，土地确权全部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到位，全面完成了清产核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挂牌和赋码登记颁证。二是积极筹建上村淘宝村。截止目前，投资300万元的电商会展中心正在装修扫尾阶段，完成电商注册52户，618电商活动初战告捷，销售额达到了200万元。三是积极发展庭院经济。投资145万元，依托市庭院经济试点村上村村和瓮山村，利用清理旱厕腾退的空地和闲置土地，发展果树种植，种植桃树16000棵、甜柿树1000棵、苹果1000棵、香椿16200株。现已全部完成。

这五年，着力推进扶贫开发，补齐小康短板，脱贫攻坚成效明显

一是持续发力脱贫攻坚。共投入各级财政资金120余万元，落实好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帮扶措施，实现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37户74人稳定脱贫，剩余1户2人。二是探索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创新实施爱心菜园、土地托管、务工补贴、公益岗等多项扶贫措施，大力发展“菜园子”经济，减少贫困户支出；完成97.09亩贫困户土地的托管服务；为所有有务工情况的贫困户发放每人每天五元的务工补贴；为人均收入不高、有劳动意愿的贫困户提供公益性岗位；设立慈善基金，实行扶贫救助。所有贫困户收入逐年增加，2020年预计收入均可实现翻番。

这五年，我们着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项目建设，城乡面貌大为改观

一是狠抓采煤沉陷区治理。杨山、西陈庄完成了搬迁入住，、、、完成18栋主体工程封顶，、的搬迁安置工作在加紧推进、配套道路和配套设施正在全面施工。二是狠抓镇村道路建设。建成“四好公路”13.86公里。重新硬化了中村至万里道路，大面积维修了大周路和东大路，目前正在积极筹建两条道路建设，车寨井田至镇区的道路建设已具备招标条件，河东至大甘线道路已完成可研批复，准备招标。三是狠抓“五化共建”项目建设。投资2400万元，建成了便民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集贸市场、园林式公交站、报佛山公园、上村党建公园和游乐园，共投资580万元的电商会展中心、干部周转房正在扫尾阶段。

这五年，我们着力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

一是户厕改造、垃圾分类引领新风尚。完成户厕改造5300余座，改厕率96%，完成26个村的户厕服务站建设；完成5个村的垃圾分类连片建设，全部购置垃圾智能回收机、垃圾分类回收点，配备餐厨垃圾清运车。二是拆违治乱拆除新成效。拆除违章建筑350余处5434平方米，拆除围墙2875米，拆除临时建筑面积3068.5平米，清理垃圾2452吨。三是通道“三化”美出新效果。26个行政村全部完成道路净化，在道路两侧完成植“绿林”140余公里，打造大阳界—大周路—瓮山—刘村—成庄—畅安街—中村新区—上村精品线路，两侧洒满了紫玉兰、格桑花，种植了蜀桧、塔松、法桐等10000余棵。四是长河生态治出新景观。完成了境内长河河道清淤30万方、干砌石河坝700余米、长河两岸绿化2000余亩，建成长河湿地公园“绿肺”12余公里。

这五年，我们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加大资金投入，群众福祉全面提升

一是社会保障逐年扩大。截止2020年，养老保险完成参保14109人，基本医疗保险完成参保31602人。二是技能培训全面进行。在厨艺、家政、养殖、按摩服务等岗位技能培训1464人，在舞蹈、音乐、绘画等方面培训382人。三是文娱活动好戏连台。举办三届香椿美食节、二届农民丰收节，每年一次重阳节文艺汇演、国庆千人红歌大合唱等活动，送戏下乡65场次。四是水网改造全面开展。截至目前，柳树底村、成庄、中村已完成，上村、、万里、石伏头等村正在实施。中村、成庄完成了污水二级管网铺设。五是惠民措施全面落实。学区内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9.75%，幼儿入园率达100%。公办学校全部实现集中供暖；乡村公交实施“一元惠民票价”，联通全镇；数字电视覆盖全镇，每月每户减免收视费11元；怀孕妇女免费产检，提前筛查与诊断983人次，群众幸福指数逐步提升。

这五年，我们着力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治理方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是安全生产筑牢底线，牢牢把握“红线意识”“底线思维”，认真贯彻县委“四个四”安全理念，抓关键、压责任、强排查、重落实，每年开展专项行动12次，召开安全例会12次，排查整改隐患近千个，五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二是环保攻坚态势良好，通过发放工资的形式重新调整网格员，强化网格化管理，配合各级环保督查组督导，强力实施秸秆禁烧、湿式作业、绿色出行、错峰生产、规范排放等环保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三是扫黑除恶氛围浓厚，多渠道、全方位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处理史村、大南庄等多起涉恶事件，形成强大震慑。四是稳控成果显著，着力化解史村、、3个村群访和58个个访问题，达到了减存量、遏增量的目的，在重要时间节点，严格执行重点对象盯守制度和车站值班制度，“五包一”制度落实到位，连续五年未发生进京赴省情况。六是疫情防控有力有效。面对2018年的非洲猪瘟和今年的肺炎的严峻形势，我们高度重视，严加防范，多措并举，强力遏止了肺炎和非洲猪瘟传入，并形成了常态化疫情防控制度。

二、十四五工作思路

“十四五”时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因此，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将重点补齐“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短板弱项，围绕乡村振兴总体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聚焦“六新”产业、深化转型发展，抢抓机遇，赛道领跑，奋力开创美丽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篇章。

时代洪流、奋楫者先，我们要矢志不移深化转型发展。一是在现代农业上突出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完成市级生猪产业园项目建设、万亩香椿基地建设、庵峰岭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连翘田园综合体建设、千亩花椒园区建设、蔬菜花卉基地建设，为打造出长河源生态经济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上村淘宝村电商平台，全面实现全镇域农产品线上线下展销无缝对接，将瓮山香椿、上村黄桃、师庄苹果、庵峰岭茶叶等等农产品、矿产品、制造品销往全国各地。二是在传统工业上突出园区化、科技化、精细化转型。通过完成约1平方公里亚鑫318铸造园区建设，集全镇铸造企业于一园，通过完成天泰岳南煤业铁路专用线改造，建成约1平方公里型煤配煤加工园区建设，集全镇洗煤选煤加工企业于一园，全面改善实现规模发展、集约发展、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