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类别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的类别，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 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篇2

关键词：非遗文化；历史教育；课程基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5A-0059-05

睢宁县古邳中学于2014年申报成为江苏省“下邳文化综合学习”课程基地，2015年又成功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下邳文化的课程资源开发研究”，让我们有机会全面、深入地研究“下邳文化”，发掘非遗历史文化素材的教育新作用，探索一条适合乡村中学教学改革的新路。

一、非遗文化进校园动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动机和就业问题决定着学生的流进和输出，制约着他们的成败，因而也就控制着人们进入或离开教育领域”，“然而，好奇心，即要求理解、认识和发现的欲望，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策力之一”。[1]看得出，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动机，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持续挖掘的素材，我们在这方面探索得越深，学生学习兴趣越浓，学习效果会越好。

（一）非遗文化传承的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文化源于农业文明，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理念和智慧，默默地启示着现代人，让我们真正静下心来体悟，汲取营养。

起源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省级非遗“怀中抱子扇”、“云牌舞”等，然后逐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非遗文化在我们的校园重放光彩。但让我们揪心的是，现在，很多非遗文化渐渐消失或正在走向失传的边缘。如据史料记载，1934年，本地蒲包、蒲扇销售额68.85万元，但今天本地会编此扇的人不足10人，且均为古稀之人。

怎样科学合理地传承非遗文化？有人认为应原汁原味地“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人认为要与时俱进，原先农村里那么土的东西如何登上艺术的高雅大堂？有人认为要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融进现代高科技的元素，才会有长久的传承生命力。我们经过实践发现，无论非遗文化以前“长成什么样”，我们都不要嫌弃她，而要保护她、爱护她，核心要素应当是学习这些非遗文化里的智慧元素，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整合、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以“非遗文化进校园”为抓手，校本课程为依托，走进乡村跳出文化为特色，让乡村中学的学生们体验到不一样的多元成功教育。

（二）适应乡村课改的需要

乡村教改，如何解决乡村教育的洼地困惑？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如何与城市学校一样，如果乡村学生没有真切的乡村情怀，他将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生活，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难服务好乡村建设。

我们的课题、课程基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乡村教育情怀，大胆地引进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在地方文化的浸润中成长发展。非遗文化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们凝集了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智慧，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灵感源泉。

（三）人的多元智能特点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经过研究发现，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的成功路径不可能只有一条，而真正能够发现并找到这条成功路的人却并不多见。其实这与他们所受教育有关。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课程改革上更倾向于关注不同学生的多元教育需求、多元成功需求。

（四）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

2016年，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和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被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列为三个试点小城镇，这为我们研究下邳文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有关部门将会从地方经济、环境、文化等多角度来评估、设计、引导地方建设，使其走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实践路径

（一）校本课程开发

1.制定校本课程纲要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延伸，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教育发展要求，课程纲要从全局引领、规划我们的课程建设。在纲要里，我们明确了下邳文化非遗课程的目标、实施路径、评价方式、学习效果等，为校本课程建设提供了方向。

2.分类开发校本课程

每门课程依据各自的文化特点和我们的教育发展，由师生与民间艺人共同开发完成。校本课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我们的教育同步行进，同向同步调。

依据文化、教育特点，我们已开设了20多门下邳文化校本课程，如“下邳史话”“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云牌舞”“御甜油的制作”“黄河故道考”“古邳地名考”“下邳地理”“剪纸”“古邳风俗”“下邳文化游戏”等。

3.建立课程评价机制

清晰的学习目标和评价目标是有效评价的关键，校本课程的评价主要包括“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部分，遵循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要求，这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不同的评价任务需要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根据评价功能的不同，评价任务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类型。

（二）传统文化工作室

1.分类建设

依据文化特点、课程特色及学生兴趣，我们分出不同的课程类别，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一些特殊的文化，集中部分力量，建设相应文化工作室，形成相对集中的研学空间。

工作室课程不同于教室课程，相对单一、集中，有“专题”特点，有的以工作室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辐射链，内引外连扩展开来。

2.常规活动

工作室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召集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室内布置，依文化特点，分步推进。刚开始，学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本的用品、水电网络等到位。随着工作室的活动展开，大量学生作品出现，学生创意呈现，工作室随之成为学员作品的展览区、演出厅、实验室。

在这里，有师傅带徒弟，有学员相互切磋，还有录像、微课、网络，给不同层级的学员提供不同的学习素材。

3.工作室特点

（1）课程的专业性。工作室的教学并不像课堂教学那样严格，基本的教学环节类似，这符合学校教学的实际，能与常规教学有效衔接。教学中师傅会对每一环节进行讲解，教师在一旁进行辅导，必要时当“翻译”，把民间艺人的口头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让学生快速领会。

（2）文化的专题性。工作室研究从某一个点切入，做成专题，形成特色，有时一个文化元素牵引出众多的学科联动。如，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不仅有“编”的艺术，更有“织”的艺术，有同学在民间采风中获知：“扇子有风拿手中，蚊蝇一见影无踪，下地干活隔汗水，拍拍打打搁煎饼”，有同学查阅资料后获悉，蒲草是一味中药，有蒲黄、蒲白等，有的同学尝试不同的扇形、编扇材料，有的研究怀中抱子扇的礼品盒，有的还想研究怀中抱子扇的机器制作程序等。

（3）活动的多样性。工作室并不只有室内的实验、制作，还承担更多的宣讲任务，让我们的文化传承走出工作室，走出校园，与社区联动，与乡村发展同步。

4.工作室举例

具体来说，工作室的建设情况如下：

（1）怀中抱子扇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5月，至今已经开办三期，累计培训学员60多人。考虑到民间艺人的生活情况，我们把学习时间定在中午12：20―14：20，由民间艺人亲自到学校传授各类蒲扇的编制技艺；16：30―17：30为学生研学时间。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我们制定奖励措施，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学校给予优秀学员一定的物质奖励，颁发优秀学员证书，优先参加相关活动，优秀学员作品优先外出展示。

（2）云牌舞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9月，至今已经开办两期，累计培训学员32人。

学习时间安排在18：30―20：30，相对集中，有利于巩固学习成果。

（3）剪纸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9月，主要是我校美术老师教学，利用周三下午第7节活动课，与民间艺术家进行交流展示。

（4）御甜油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6月，以古邳镇“老三益”御甜油厂为基地，参观、考察、制作。主要请甜油师傅进行讲解，教师指导化学分析，学生完成实验报告。经过实地考察、操作，部分学生已经掌握了御甜油的制作技巧，并开始试验产品。

（5）传统体育游戏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11月，主要采集地方的游戏项目，加以复原，项目主要如下表所示。

（三）课题引领

非遗文化进校园，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合理的提升和发展，通过课题研究，我们把相关的实践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1.申报课题

近些年，我们先后申报了省市级课题3项，参与市级校本课程研发1项。课题研究让大家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更加科学地传承非遗文化。

2.课题资源化

课题研究是教育研究活动，既是一次师生共同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非遗文化资源整合过程。研究中，我们通过查阅、采访、实践等，让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非遗资源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文化研究资源群落，便于更多的人来学习、研究。

3.学习小组建设

课题研究依然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我们选取的是高一学生，分为多个学习小组，每4个人为一小组，分别有组长、材料员、新闻发言人、记录员等角色，而这些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活动，是要轮换角色的，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锻炼。每一次活动，组长们要研讨，设计好活动方案，保证活动的正常、高效、有序运行。

活动小组的组成，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及学生的多元智能特点和兴趣来划分，每个小组均配有一至多名辅导老师。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人物，他们不仅自己学习理论，更要指导学生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并把课题理念贯彻到课题研究的每一项活又小P∽橹饕有故事采集组、剧本创作组、剧本表演组、模型制作组、拓片绘制组、导游创编组、甜油实验组、地名考察组、方言采风组等。有些小组，工作起来进度快，有的组因资料欠缺、学生知识有限等原因导致工作时有困难，教师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大规模的“非正规教学”，好在大家热情度高，时常试验出颠覆性的方法。

课题研究，让非遗文化传承得以理论提升，各项活动有序联结、整合、归纳，形成完整的资源链，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四）课程基地建设

1.让“一室一本”走得更宽广

非遗文化的传承教育，在我们学校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成为省级课程基地后，我校积极行动，抓住改革发展机会，把乡村文化引入到农村中学教学改革中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课程基地建设，让我们的“一室（工作室）一本（校本课程）”走得更远，再配上“一景区”，学校课程基地环境资源有“下邳文化广场”“下邳文化长廊”“圯园”等，让学生可以在立体的非遗文化中徜徉，流连忘返。场馆建设，便利了非遗文化进校园，使抽象的形象起来，让大家能够触摸、感知。

2.实践、导游

篇3

摘 要：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资源进行教学开发已经成为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如何将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新的教学环境以适应时展的需求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作者分析了目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术课程，并梳理了其优势和需要关注的问题，希望架起一座通向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桥梁，同时也提出了对“非遗”美术教学发展和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术教育课程资源 教学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具有恢复传统文化记忆与智慧的重要功能。非遗课程获得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并成为基础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要探讨“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明晰将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及其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充分理解非遗文化对美术教学的作用，判断出目前非遗美术教学存在的缺陷，才能准确找出此类课程的发展出路，更好地为美术教学服务，达到教学目的。

一、“非遗”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

（一）课程类型的灵活性。

非遗文化贴近传统生活和审美，积淀了劳动人民一代接一代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体现在遗产包含的历史文化、审美取向和工艺技术等价值，美术教育者能够有目的地提取、开发其中需要的部分。非遗文化包含的多样的价值注定了非遗题材教学具有灵活性，面对同样的题材，不同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和重点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以陕西皮影为例，授课者既可以借助皮影人物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艺术形象，让学生通过平面化、夸张化和戏剧化的手法自己创作设计稿，上一堂设计应用课，又可以借助皮影巧妙的制作技艺，让学生对材料进行镂刻、敷彩、合成，亲手制作皮影形象，上一堂综合探索课。

（二）教育资源的潜在性。

教育者为了满足教育需求需要不断开发课程资源，丰富的非遗是一座素材宝库，可以应对多样的教学目的。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量的非遗文化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些素材背后孕育着卓绝的文化思想和匠心独运的美学追求，提取其中优秀的元素，对于开发美术课程和提高美术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视觉性。

非遗进入课堂能够给学生带来新鲜的视觉体验，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视觉性。特别对于工艺性很强的非遗作品，不简单地用图片展示，而是直接将鲜活的素材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达到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如南通蓝印花布是中国汉族民间传统的工艺印染品，将实物展示在课堂上，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接触，其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的花纹很容易打动学生，让学生认识到朴拙淡雅的文化韵味；怀袖雅物折扇，“轮如明月尽，罗似薄云穿”，既可舞文弄墨，显露风雅，又可用于表演，展现优柔的舞姿。不同种类的扇子，或美观典雅，或清新秀丽，或温文尔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把玩和欣赏后，会生出许多疑问，这恰恰就是教学的源头活水。对视觉形象的依赖是美术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所在，非遗文化突出的视觉性，有助于美术学习情境的创设。

（四）实践性。

传统美术课以纸上作图或用泥塑造为主，非遗课程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美术课堂实践内容。工艺类非遗文化都有独特巧妙的制作技艺，如明式家具制作技艺，正宗的明式家具以精密巧妙的榫卯技g结合部件，不用任何胶水或钉子等工具。教育者可以提供简易的模型部件，让学生进行组合和拼接，充分感受匠人高超的制作智慧，体会动手操作的乐趣，上一堂精彩的美术实践课。非遗课程能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教育者根据需要降低材料和技术难度，以学生的操作体验和感受为主，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人文性。

新课程标准强调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而不是单一的技能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经历了持久的历史筛选和升华，折射出了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充满鲜明的人文色彩和深刻的人文魅力，其本身就具有人文性的特点，满足了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如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秦淮灯会，民众通过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等诸多形式营造“万星烂天衢，广庭翻人潮”的美好景象，寄托风调雨顺、家庭美满、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是群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

非遗课程为美术教学注入了鲜活的题材和探索方向，使美术课程体系更立体，内涵更丰富，表现更多样，有助于在美术课堂上创设完整立体的文化情境。开发非遗美术课程，要充分认识到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并发挥这些优势，弥补传统美术课程的不足，既满足学生学习美术的需求，又理解美术知识的多样性，获得艺术体验和实践能力。

二、“非遗”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非遗教学目的的确立。

谈到“非遗”，人们往往条件反射地就想到非遗保护。但是，在基础美术教育中非遗课程的开发，绝不仅仅是从非遗传承的角度上考虑。诚然，中小学教育作为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教育范围最广，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进行非遗内容教学，是普及非遗文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对于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民间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美术教育者更应该从美术课程的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对非遗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中小学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展，并不是为了培养传统技艺的接班人，这从中小学美术课的数量和容量上看，是不现实的。归根究底，非遗美术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中小学生的美学素质，这是所有美术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非遗文化要为美术课程服务，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非遗美术课程只会停留在对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宣传的层面上，对中小学生的美学素养的提高没有实质帮助。

（二）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的关联性。

非遗美术课程开发能力的不足，导致美术教育和非遗文化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将非遗和美术课程资源画上等号，因为非遗本身是一种文化资源，两者实质上属于不同范畴，没有从属关系。要将非遗引入美术课堂，首先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分析和筛选，对于筛选出的非遗内容也要进行剖析，提取其中能够利用的元素，进而为美术课程服务。若缺少这些环节，美术课程就会空洞，丧失教育的针对性，美术教学就陷入无序的局面。其次，非遗融入美术课程，涉及非遗的传承问题，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缺乏联系，就无法使学生进入美术学习的情境中，停留在欣赏和临摹照搬的阶段，学生就不会从心底热爱传统文化。

（三）“非遗”美术教学设计的革新需求。

中小学美术课程中非遗内容的加入，能给美术教育者带来极大的发挥空间。各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制作技巧各异，教育者一方面可以在降低传统技法难度的基础上以更灵活的教学方式带给学生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非遗的人文性传授非遗背后蕴含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传统文化思想。这些方面的改变，可以为教育者提供更多元的教学手段和更生动的教学设计。目前非遗课程还未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设计过于拘泥守旧，教学内容不能以知识讲述、纸上作画和普通手工为主。除了课程设计缺乏创新外，教学内容也脱离生活实际，学生很难与精彩的非遗文化产生共Q。非遗美术课程的设计不能重技能轻情感，而要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让学生思考和感悟。

（四）作为课程资源的“非遗”的开发准备。

受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教育者在选择非遗元素作为教学课程资源的时候，在准备阶段不容易得到完善的资料和参考帮助。美术教育者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和从网络与书籍查询到的资讯，导致对教所选内容没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缺乏教研员或学者的指导，教学设计可能存在欠缺和不足。非遗美术课程范围广，类别新，教育者选择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设计课程时，很可能会发现没有前人做过这个课程或得不到有效参考，这就使课程的开发遇到一定的困难，非遗内容的精髓和细节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呈现。而对非遗的详细了解和研究，又需要相应非遗传承人的帮助，美术教育者与这些传承人之间的联系，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非遗美术课程的准备就会沦为对非遗资料的整理、搜集和罗列。

三、“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才正式提出的，所以虽然历年美术课程标准中涉及很多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内容，但还没有对非遗有专门的论述，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研究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需要充分认识非遗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对现有的非遗美术课程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具有很好教学效果的已有课堂案例，逐步取得规律性认识。

（一）建立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多达1836项（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64项；2014年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3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53项）。国务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非遗的研究和管理日趋完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美术教育者省去了很多需要自己探索的工作，可以直接在各级名录中寻找和开发潜在的美术课程资源。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美术教育工作者可以建立自己的“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名录”。将非遗筛选进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需要以科学的标准进行调查和探讨。成为潜在美术课程资源的非遗首先在内容上要具有代表性，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美术的学习范围相当广泛，但中小学美术课程设置的数量有限，其中非遗课程的设置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要让学生接触到最具有民族代表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次，筛选出的非遗内容要符合学生当前的身心发展水平。从小学到初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认知水平分为不同的阶段，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能够为具体教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对于越低龄的学生，更简单的表现形式和实践操作有助于他们接受和学习；年龄越大的学生，他们的视觉能力和思维能力相较于低龄学生有很大的提高，太过简单的内容难以满足他们的知识探求欲望和动手操作需求。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教学设计，使非遗美术课程符合认知过程的规律，体现教学的循序渐进。另外，还要考察所选取的非遗内容是否贴合美术课程标准，对实现课程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其形式是否便于开展美术教学活动，过于复杂的内容会使具体教学遇到阻碍。

（二）按照美术学科知识类型对非遗进行划分，建立非遗与美术课程的联系。

要让非遗充分融入美术课程，需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充分的分析，将非遗分解成美术学科知识要素，并用这些要素与美术课程建立起联系。美术学科知识可以说是组成美术课程的最重要的内容，从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视角看，从认知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进行教学设计，会对课程内容形成更教育学化的分解，对教学方法策略的选择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非遗文化具有综合的特征，在教育者对其进行分解和组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系统的知识划分，在教学中就很难兼顾学生的认知方式，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参考南京师范大学秦华副教授的《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美术课程大致可分为美术理论、美术技法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可以分解成多个分支。例如美术理论可以分为美术史、美术造型原理、视觉心理学、美术批评等内容，技法又因专业技能领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将知识维度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识知识。事实性知识指学生通晓一门学科或解决其中的问题所必须了解的基本要素；概念性知识指在一个更大体系内共同产生作用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程序性知识指做某事的方法，探究的方法，以及使用技能、算法、技术和方法的准则；元认识知识指关于一般认识的知识及关于自我认识的意识和知识[1]。

参照知识维度的划分，我们以朱仙镇木板年画为例进行分解如表：

除了美术学科知识外，非遗美术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还要关心学生的多维度思考方式和人文修养。非遗课程给学生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和大量实践操作机会，由此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在具体美术情境中的探究可以培养人文意趣，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

（三）非遗实体教具的开发。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传统的美术课程发生巨大的变革，丰富的静态图像和动态影像资源因为获取和操作的便捷大量应用于美术课堂，美术教学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多媒体教学的不足慢慢显现，一是多媒体对教学内容的呈现偏平面化，降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能力，尤其对于非遗来说，工艺性制作很强的特点得不到足够的表现；二是多媒体信息具有现成性，对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师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三是图像的大量运用会导致课堂呈图示化，削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非遗实体教具拥有其他教学手段无法代替的直观性。非遗教具的灵活运用使学生产生对所学内容的直观认知，提高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的积极性和效率，让课堂更生动有趣。另外，非遗教具的开发有效地使教育者投入教学内容的研究中，更深刻地分析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湖州吴兴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徐军老师对美术实体教具的开发具有多年研究经验，他提出了“组装式”美术教具的创制并运用到了实际教学中，开发了《怀袖雅物――折扇》、《凿枘工巧――明式家具欣赏》、《木板年画欣赏》等有深度探索的课例，取得了杰出的教学效果，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公开课。“组装式”美术教具是用纸、木、竹、泡沫、塑料等物质材料，围绕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教学用具。其最大的特点是“活”――教具不加固定，容易拆卸，便于重组，可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2]。

“组装式”美术教具为非遗教具的开发提供了参考和指导，教具制作要发挥创新精神，最大限度地减少过程中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并取得最大的效益。徐军老师在《朱仙镇木板年画》课例中，为了解决学生对年画制作里套色印刷技艺的理解问题，运用透明硬塑料薄片，将年画里相同颜色的部分涂绘在同一张薄片上，最后几张薄片一叠加，便组合成完整的年画。

一件成功的教具不仅对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有着莫大的帮助，而且能贯穿整个课堂，推动整个教学。教具的设计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这就需要教育者对教学内容有深刻透彻的理解，把教学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非遗美术教具的巧妙运用弥补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足，两者的有机融合势必会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成为提高美术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四）基于微视频的翻转课堂\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推动着时代大跨步前进，来自现实和网络的大量视听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人们的生活中传播，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如今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和能力已经远胜从前，传统的美术教学形式愈发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具有颠覆性的新教学模式“翻转课堂”逐步走进美术教育者的视野。

翻转课堂的概念是2007年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沃兰帕克高中的两位化学老师提出并实施的，这种教学模式是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师的视频学习和理解教学内容，课上，教师对学生的疑难困惑进行解答，学生专注于问题解决的主动式教学。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学习有别于传统课堂的预习，传统的预习是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了解，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是教师提供一个简短视频供学生学习，这个视频精练了一整堂课需要教授的内容。视频播完后学生可以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反复观看，适应各层次学生不同的学习状况而不需要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重复讲解，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教师节省了讲授知识的时间，就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不同学生的解疑和水平提高上，实施个性化教育。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尤其契合非遗美术教学的需要。非遗的特殊性让非遗美术课程适合设计成设计应用课和综合探索课，这两类课程都需要在课堂上留给学生大量时间进行构思和创作。正常程序的此类美术课都需要10至20分钟的时间供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除去课堂结束阶段5至10分钟教师的集中点评，留给学生的时间非常紧凑，难以满足学生的创作需要。翻转课堂的出现，节省了教师讲授知识的时间，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设计和创作的阶段，教师集中精力进行指导，课堂效益大大提升，学生作品质量也得到保障和提高。

翻转课堂有效开展的核心和基础是课前微视频，在微视频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翻转课堂，所有课前微视频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非遗美术课程一方面发挥着传承非遗的作用，所以非遗美术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会有一定的科普性。独立性和科普性的共同作用使非遗课前微视频不仅能服务于美术教学，更能应用于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将这些微视频公开于网络等信息传递途径，使其进入大众视野，将给非遗文化的传播带来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障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实际上不仅承担着拓宽和发展美术教育的任务，在守护本土文化的层面上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非遗美术课程体系还处于需要完善的阶段，成熟性和普遍性还不高，基于非遗美术教学的研究需要时间论证。除了以上总结的外，非遗校本课程的开发、跨学科式美术教学、将课堂搬进博物馆的馆校结合教学等模式也是非遗课程发展和创新值得思考的方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积累大量的非遗教学经验，不断完善规律性认识，才能科学地对非遗课程资源这座“金山”进行开发，构建独特的非遗美术教学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秦华.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J].文教资料，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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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每一个民族和群体保护了自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深深地根植于民俗民间艺术文化中，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民族特征，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内在精神基因和根基，是凝聚和延续精神文明的土壤与血脉。

然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使民族“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传之已久的口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危险境况。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每一位精神文明工作者的心头隐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只有植根于人民才有生命力，只有与青少年结合才会有希望。因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和教育，对延续中华文脉、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月21日，“我们的节日——端午”海淀区“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端午展示活动在海淀区西玉河小学举行。端午节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西玉河小学开展已久。学校多年来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年是学校第9次开展端午节集中展示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用粽子制作、旱地龙舟赛、传统剪纸、服饰走秀、中华酒文化介绍、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展示、茶艺表演等多种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端午文化的魅力。

在观看完表演后，孩子们纷纷表示，要小手拉大手，携手护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

海淀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在市区发展的有机更新中，不仅注重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度辐射力，还从精神文明层面着手，注重增强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注重发挥文化遗产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力，以及对社会和谐的调和力。

多年来，海淀区一直致力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从而凸显特色文化风貌，塑造城市之美，提升城市之神。

如今，海淀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统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190多项，其中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50多项，近30项进入北京市级名录，7项入选国家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全部十个类别，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如“扑蝴蝶”是海淀苏家坨镇后沙涧村一带流传至今的一个民间舞蹈项目，最早出现在南宋江浙地区。海淀扑蝴蝶源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上的一次民间歌舞表演。西北旺“少林五虎棍”创建于光绪24年，是西北旺皇会中的一堂会，经过15代相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五虎棍以少林武术为基础，包含套路棍、摆阵、引阵、打阵、破阵等，械斗形式不一，时而单打独斗，时而对打群斗。“花样空竹表演”集游戏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于一体，能锻炼四肢、健脑益智、舒筋活络、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如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面人郎面塑”艺术集美术、雕塑、服饰、化妆及造型艺术为一体，每创作一件作品就需付出艺人的智慧与心血，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并对研究老北京民俗民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曹氏风筝工艺”融民间文化、宫廷艺术、南北扎制技术的精华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拟人化的“扎燕”更凸显了北京特色。

大手拉小手 携手护非遗

近年来，让非遗走进青少年课堂一度成为被关注的话题。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曾建议，应增强全社会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尤其应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作为全国先锋科技聚集地的海淀，这次也勇争潮头、敢为人先，在北京市率先开展了“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系列活动。

早在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这一法律框架性地对非遗在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对非遗建构传承模式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海淀区开展非遗在青少年中传承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背景。海淀区文明办经过调查研究，最终确定“青少年非遗大课堂”活动为2012年海淀区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教育模式之一，计划全年陆续在西二旗小学、西玉河小学等10所学校，开展皮影文化课堂、端午文化课堂、曹氏风筝文化课堂等活动项目，以普及讲座、实地参观、动手实践、观摩演出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非遗感染力和影响力，还将在今年10月开展非遗大课堂成果集中展示活动。

同时，为了在演出内容、形式创新上下功夫，增强非遗项目的时代感和凝聚力，海淀区文明办正积极与文化委、教工委等有关单位协调，尝试将传统技艺和动漫、影视等产业相结合，推陈出新，以“大手拉小手、携手护非遗”为主题，让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孩子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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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京昆曲；数字产品；APP设计；昆曲主题游戏

作为号称九朝古都的南京，延续600年明文化的发祥地，昆曲是明文化最高艺术结晶之一，在南京已有600年历史了。《板桥杂记》一书中，就有关于秦淮河旁演奏昆曲的记录，南京就如唱昆曲的“仙都”“乐国”，让人心魂摇曳，成为全民迷恋的一种最高艺术表现形式。然而，繁华时代下演绎几千年沧桑浩荡的戏台却已显得苍白老旧，昆曲200多年前的盛世景象已不复存在，昆曲文化传播途径较为局限，绝大多数都市人对昆曲还是抱有些许成见。这源于我们对昆曲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专业表演者本身、戏曲舞台的搭建抑或是戏曲道具的展示，能够真正亲自踏入戏曲领域体会艺术本身的途径却很少，这使当前环境下的群众和昆曲文化艺术逐渐疏远。昆曲文化保护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将昆曲艺术融入新媒体语境中，通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为昆曲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传播途径，这对未来昆曲文化的活态化传承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

一、南京昆曲数字化传播路径

（一）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

昆曲表演中传统程式化的语言动作表达故事内容，渲染舞台氛围的展演形式，带给接触昆曲不多的群体更多的是距离感和时代的隔阂。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是将昆曲文化中的图形图案、人物角色、经典曲目、故事情节等艺术元素进行数字化整合与创作，通过新媒体背景下数字文创产品移动APP设计，主题游戏开发，通过线上展售、在线学习、创意视频等方式达到文化趣味性的传播。构建数据平台对昆曲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非遗类数字产品软件的应用

随着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迭代，移动媒体数字化技术对保存发展昆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乐理知识、培养昆曲学习兴趣、挖掘昆曲艺术人才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和媒介。数字产品的功能性寓于用户的体验中，数字产品下第三方应用程序具有多样功能性，第一是体验性，移动设备的触摸屏提供了较好的操作体验，互动体验性带给受众更优质的知识学习情境；第二是识别性，应用程序APP可以通过收集系统的各类信息和识别用户的兴趣习惯，精准推送用户感兴趣的昆曲文化知识和相关视频节目；第三是共享性，网络视频课程的开发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的共享性，推动了共享知识共享学习的发展。张婷、彭丽指出，APP在非遗文化记录、展示和传播中有着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①张飞越、靳璨以扬州APP界面设计方案为目的提出了非遗类APP的设计结构和理念。②在游戏设计方面，杨媛媛、季铁、张朵朵指出，游戏作为一种复合、互动式的艺术形式，结合了新技术、交互媒体和情感叙事的潜力，可以激发年轻的“数字原住民”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③可以看出，数字文创产品的设计对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层面

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中APP与游戏的设计从五个用户体验要素层面进行研究，分别是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层、表现层。战略层包括了产品设计者和用户的需求层面，范围层是指向产品的功能层面，结构层是指向操作使用流程层面，框架层用于优化设计布局提高使用效率，表现层体现了产品的设计审美层面。应用设计项目“昆趣”APP和“南京昆曲主题游戏”即是从数字产品设计的这五个层面展开设计构思的。

二、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要素分析

（一）体验要素

系统化、人性化的界面设计可以给用户带来优质的互动感，应用界面设计需要具有良好的操作体验和舒适的视觉体验。昆曲文化类应用界面具有清晰的板块化设计，用户界面中菜单、对话框、窗口和其他控件的风格设计完整统一，用户从选择功能到查找内容等都具有良好的体验感。

（二）功能要素

数字产品的设计需要确定其功能目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第一，移动应用的设计中以了解昆曲文化，学习昆曲艺术知识为导向，主要为了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学习功能；第二，主题背景界面和图标按钮的风格，色彩和图形的设计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审美价值；第三，与昆曲动画人物的互动，了解游戏中的昆曲故事情节，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娱乐性。

（三）视觉要素

优化APP和游戏的界面设计，能提高用户的操作兴趣。具有美观性的界面设计能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下APP和主题游戏设计富有深刻的艺术文化内涵，其界面设计内容通过隐喻性、象征性、故事性等手法将昆曲文化元素提取并展现出来，界面色彩风格和空间布局也传达其独有的内涵。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一）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从“战略层”到“范围层”

沉浸式体验功能设计是为了引导用户自主的探索产品内容，鼓励用户参与到数字产品的体验和互动功能中。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不断引导用户深入学习昆曲艺术文化知识。原创应用设计项目“南京昆曲主题游戏”是以当下较为流行的沉浸式体验游戏为创意点设计思考的。以昆曲戏目经典桥段所衍生的剧本进行设计再创作，通过沉浸体验式游戏所呈现，旨在将昆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情节和故事人物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再通过数字产品设计制作成沉浸式体验游戏，让用户置身其中仿若身临其境，其目的是体验游戏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文化知识。沉浸式游戏是数字文创产品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文字沉浸类游戏软件“橙光阅读器”，它具备了娱乐性、审美性、体验性、互动性等特点，且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市场。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下“檀郎谢女互动游戏”，檀郎谢女一词出自唐代李贺的《牡丹种曲》，后昆曲戏目中也出现此词，用来形容才貌双全的夫妇或情侣，昆曲的折子戏作品中《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等经典曲目也多以对男女美好爱情的向往为主。如图2，“檀郎谢女”情景体验式游戏是以昆曲人物中小生和小旦人物形象为基础展开联想设计的。此板块情景体验的功能提供了用户不同的昆曲作品故事并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故事流线、游戏道具，玩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男性或女性角色和不同的故事剧情走向，不同的剧情走向会有不同的故事结局。站在用户的角度设计互动功能，使得昆曲的经典桥段故事通过游戏能够生动再现，引导用户通过阅读文字，欣赏画面的方式参与到游戏的互动沉浸体验中，进而不断了解昆曲艺术文化。

（二）构建用户需求模型板块——从“结构层”到“框架层”

板块的区分将信息进行了有效的规整，模型板块的构建有利于用户清晰认知界面的不同功能导向。设计项目“昆趣”APP体现了数字产品的结构板块化设计。“昆趣”APP设计旨在将南京昆曲以线上推广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并体验昆曲艺术的风致雅韵，且“昆趣”取自昆曲谐音，寓意是体会昆曲文化艺术中独特的趣味。“昆趣”APP的开发设计是以多板块发散型功能为出发点，如图3效果图，分为“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曲目配音录制”“曲艺美妆视频教学”三个结构板块。首先是“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板块设计。该板块的功能是提供多种多样的昆曲艺术衍生文创产品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以购买者年龄阶段和产品种类为区分，如儿童文具专区、昆曲玩偶摆件专区、纪念版手账专区等等，展售的产品配有三维动态短视频宣传和精美效果图，且部分产品还可依据不同产品材质类型和昆曲元素图案进行自由DIY组合搭配，划分专区可以有效地让用户区分并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有层次性地进行昆曲文化产品价值输出，使受众能充分感受到昆曲艺术元素的多元化和趣味性。衍生品的设计使得昆曲文化得以延伸，昆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一点，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效益，带动了南京周边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文创衍生板块的设计同时也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媒介的转化，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既然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所以对任何一种媒介的研究都有助于对所有其他媒介的研究。④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传达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的，而数字化技术产品往往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所产生的。用户从选择产品类别，观赏产品宣传视频，自由组合产品样式都有具体易操作的交互界面，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转化使受众的选择和体验过程更加自由自主多样。其次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昆曲音律婉转缠绵，结合了诗歌语言的优雅和音乐的韵律感，是陶冶人情操的高雅艺术。杨荫浏老先生曾指出，会唱90套昆曲，可以明白音乐史上的很多问题。⑤曲目配音板块则为想要学习昆曲演唱和了解戏曲配乐乐器使用技巧的用户设置，此板块收录了昆曲历史经典曲目和一些昆曲大家的作品，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配音的昆曲作品，进入配音录制并演唱合成。用户吟唱词曲，也可自由选择曲笛、三弦伴奏乐器和控制节奏的鼓、板音效按键，配音过程中系统会根据你的发声旋律和音调高低为你进行打分并给你相应的奖励积分和学习指导建议。与此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线上跟学指导服务。线上跟学是提供昆曲学唱和乐器学习的课程，线上互动课程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只有进入行业领域才能学习的限制。曲目配音录制能引导受众熟知昆曲的乐曲旋律并乐于体验，从而帮助有从事昆曲表演潜质的学生进入行业领域工作，不断传承发展创新优秀的昆曲文化艺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主体的迁移，艺术的主体性表现在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戏曲表演者作为艺术主体的表达者与普通观众在剧场的环境中具有相对的对立面，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更加注重受众自身对昆曲艺术的感知与创造，尽可能地挖掘受众主体的能动学习能力。再次是“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设计。美妆视频作为短视频发展的强势力量，美妆视频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推广逐渐成为大众获取美妆资讯和学习美妆教学的主要途径。受众中尤其是女性更加青睐于通过美妆视频提升自己的气质，选择更多独特的时尚搭配风格，而古典国风妆容便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潮流风格之一。昆曲艺术元素丰富多样，也可融入古典国风妆容的造型设计中，提取昆曲艺术元素，例如昆曲元素中纹样精美色彩艳丽的点翠，其形状有似牡丹花、或是荷花等花型，也有鸟类和昆虫类等图形，元素纷繁多样。“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则提供了丰富的昆曲艺术元素图案，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案进行自由设计，并录制妆容教学视频。昆曲国风元素美妆旨在通过广大自媒体的创意创新思维撞击出多彩的艺术火花，带来具有美感韵味的创意昆曲妆容教学视频内容。

（三）呈现界面视觉风格——设计“表现层”

界面视觉风格的呈现是数字产品整体画面表现十分重要的一点，色彩搭配和图形设计是体现数字产品整体色调和风格的标志。“昆趣”APP在风格基调上，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进行了融合，并设计了具有昆曲特色风格的图形，从而体现在初始加载界面和符号图标设计中，加载界面的标志是简约的特殊图形处理过的线形标志，图案淡雅简约且融合。其中，界面主题背景图便是采取了偏角山水的构图方法，这种描绘局部画面的手法给予了无尽的想象留白。另外，数字产品的人物立绘形象设计也能衬托出界面画面的视觉风格。例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中立绘人物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视觉风格特点。昆曲本身是具有浓厚中国古风韵味风格的，可以利用提取的古风元素也十分丰富，故立绘人物以薄涂偏厚的偏水彩风格呈现，颜色汲取了昆曲多彩的戏服和妆容来勾勒设色，混合了水彩元素的中国风与现代风格进行交融碰撞，从而产生耳目一新的视觉风格。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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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注入时尚 延续文化DNA

我国非遗元素繁复庞杂，从设计应用的角度出发可以分为视觉元素、材质元素、技艺元素和工艺元素等几大类。视觉元素的内容最为丰富，可分为图案、色彩、造型等子类别；材质元素包括木材、石材、金、银、铜、陶瓷、布等传统常用材料；技术元素包括书法、瓷、髹漆、蜡染、扎染、镂空印花、竹编等传统工艺，侧重于实际成产。无论从质的角度衡量还是从量的角度计算，我国的传统元素都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素材，其关键在于如何应用。

2015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羌织绣传承人杨华珍为植村秀品牌特别设计了两款具有深远寓意的羌绣图案――“source of life生命之源（不息）”“external youth青春不朽（生发）”。这次跨界合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碰撞，是一次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尝试。爱马仕、周大福等名牌，甚至一些奢侈品品牌都闻风而来，希望能相互融合、合作。杨华珍说：“我们所刺绣的图案都在反映我们的生活，技艺只是媒介，图案和内容才是创作的灵魂。”

2016年，日本SK-II推出的限量版包装和中国传统剪纸艺术相结合，选择了象征女性至高权威的凤凰图案，许下新年的美好期许同时向中国非遗艺术致敬。中国的剪纸技艺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传承，如今更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z产，一张普通的纸张在剪纸艺术家的手中不断创新传承。

2017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与NE・TIGER时尚设计师灵感碰撞，联袂打造美轮美奂的《水墨姑苏》刺绣华服大秀，展现了标志性、经典性、民族性、兼容性的现代中国特有服饰形象，呈现了数千年华夏礼服的文明。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非遗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留存，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了。其实，我们更应该看见非遗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其内在闪耀着的时尚性和现代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 非遗作为人类文化的“活记忆”，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它能适应时代变迁得以存活，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汇集了每个时代的文化精华，更吸引了当代大众的、时尚的文化观念，成为当时最鲜活的、最能吸引大众的文化形式。因此每个时代的各种时尚元素便容易与之相结合。

在时尚界，一直存在着隔代流行的规则，譬如上海流行“上海风气，时时变更，三数年间，往往犹如隔代”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的魅力，对于设计师来说，不断回到传统中，是获取艺术创作的一个途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源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拥有的非遗文化资源的数量决定了我们的创造性转换或者创新的可能性概率。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被誉为日本现代设计之父，其设计灵感源泉正源于对民间艺术的挖掘。不仅如此，日本设计师整体上主动自觉地把本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自身的设计行为当中，形成与其文化底蕴相称的设计风格面貌，营造出“日本化”的设计，在世界的设计舞台上独树一帜。

打造非遗品牌帝国 传承过去创新现在

传统刺绣成为品牌成衣高定的新宠，只用做装饰品的剪纸变身为实用性梳妆用品……在全新的设计下，非遗能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这些充满时尚简约元素的非遗产品，也让消费群体渐渐从小团体的文艺青年扩散到大众市民。非遗不只是传统艺术，随着新工艺、新理念的不断加入，在定制、混搭、“互联网+”等多种方式下，传统非遗也变得越来越时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表示，传统手艺本身即为一种时尚，与时尚消费并不冲突，手艺人应该不断革新意识，提高自身水平，让传统手艺融入现代审美。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时尚商圈仅仅还是建立我国非遗品牌万里的第一步，但是在非遗的保护进程中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CHANEL自己就拥有10多家手工坊，这些手工坊分工细致，有专门的粗花呢坊、纽扣坊、羽毛花饰坊、刺绣坊、胸针刺绣坊……每一个都是经由最专业的工坊师傅亲手制作。奢侈品能够展现出最高境界的，一定是传统手工艺所带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有那么多精湛丰富的传统手工艺，为什么没能继续发扬，为什么没有我国的CHANEL？我们难道不曾感慨，历代皇帝穿的龙袍是多么精致的工艺？

中国传统的织绣印染技艺，由于其具有极好的装饰效果和独具的美学特质，具有优先作为一种服饰装饰时尚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是精细雅洁的苏绣，还是精美细腻的蜀绣，或是灿若朝霞的云锦，它们都“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将这些经典永恒的传统元素用于时尚设计创意不仅可以表现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刻的文化内涵，更能折射出产品内在的时尚文化魅力。在每年NE・TIGER高定华服会上，不但会出现珍贵的云锦及缂丝，还在刺绣、剪纸、印染、珠绣等非遗工艺上的极尽奢华。在缂丝华服被首都博物馆收藏后，NE・TIGER为打造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奢侈品品牌形象而不断的努力。

杨华珍是率先做起品牌授权、跨界合作的非遗人。近年来，她一直和国外企业有业务往来，但是合作模式依然很初级。在一次香港国际授权展上，有一家国外企业想与她合拍动漫，由她提供藏羌文化中大鹏金翅鸟的故事脚本和图案文样，她曾感慨地说“我们只是在打工”。学习过海外品牌运作模式后，杨华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文化企业要大胆走出去谈合作，不要怕吃亏，要学习他们成熟的理念和模式，最后要静下心来做自己的品牌，同时，要深挖自己的本土文化、民族特色，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如今，在杨华珍的努力下，她的作品已经慢慢从过去仅用于鞋、帽、袜垫、腰带、围裙、衣服等拓展到了时装、家居、日用、提包、手包、装饰、壁画、唐卡等，适用范围已经从传统的实用品、装饰品拓展到时尚品、艺术品、美术品，产品档次也得到不断提升。系列产品有着时尚、美观、实用、精致的特点，把古老藏羌织绣技艺融入现代元素和民族特色，既美化了生活，也增加了生活中的文化品位，更受到了海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通过时尚创意、创新设计、跨界授权，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杨华珍也注意同时规范和提升文化企业，加速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文化企业核心价值品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的传承人张德明，让竹编这种“草根技艺”成功“牵手”世界顶级品牌――爱马仕，共同打造出一系列充满中国味的时尚艺术品。张德明与国际著名品牌爱马仕保持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他的作品通过爱马仕的大橱窗卖到了世界各地。与爱马仕成功合作之后，他发现了青神竹编广泛的国际市场，并创立了“竹福”品牌。“这样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作品，也能拥有自己的品牌。”看着眼前一件件竹编艺术品，张德明谈起未来的设想：很多年前，中国瓷器走进了欧洲上流社会，如今我想让中国竹编瓷器再次跻身世界。让传统工艺成为时尚的缔造者，需要想象，也需要实干。青神竹编正谋划着一场越传统、越时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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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有它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具有不同的类别，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民间文学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出了社会性、多元性、活态性、民族性、本土性、整体性等多种特征。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传承价值一直是被人们认可，但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了其重要的旅游价值，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通过欣赏、参与体验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历史价值，也可以说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保护方式。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简介

河北历史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北文化资源丰富，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的。2002年6月7日，518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省共39项入选。在全国居第四位。6月8日，河北省确定的13类1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公布。河北省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在这份名录中得到充实印证。虽然这些不能完全涵盖河北的整个文化遗产，但毫无疑问，在一定范围里它们是河北文化遗产最杰出和最典型的代表，构成了河北独具风味的深厚文化背景。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按地域主体分类遍布全省11个市30多个县区，其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但相对分散。按国家划定的表现形式主体分类，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是种类丰富，涵盖了全部10个大类。河北省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遗产就有230项之多，民间文学类有9项，包括伯夷、叔齐的传说、契丹始祖传说、邯郸成语典故文化、孟姜女故事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等；民间美术类有12项，有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曲阳石雕、无极剪纸、白沟泥塑、八沟石雕工艺等；民间音乐类共34项，有丰宁满族吵子会、涉县寺庙音乐、任丘大鼓等；民间舞蹈类共35项，有昌黎地秧歌、井陉拉花、丰宁蝴蝶舞、曲周龙灯、二贵摔跤等；传统戏剧类共40项，有河北梆子、评剧、唐山皮影戏、定州秧歌戏、冀南皮影戏等；曲艺类共15项，有西河大鼓、燕山大板（三河市、平泉县）、木板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杂技与竞技类共24项，吴桥杂技、邢台梅花拳、杨氏太极拳、沧州武术等；传统手工技工艺类共41项，有著名的板城烧锅酒五甑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刘伶醉酒酿造技艺、刘美烧鸡手工制作技艺、山庄老酒酿造技艺、直隶官府菜系烹饪技艺等；还有民俗类24项及传统医药类1项。如此之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的旅游开发价值，但是不能泛泛开发，要与某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原则

原真性保护原则。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人文积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文化空间，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一定要保持原真性保护原则。有些地方为了大肆开发旅游业，不顾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将其舞台化、不正当的演绎，单纯为了利益或开发而开发，不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的真正价值，失去了其旅游开发的真正意义。

可持续利用原则。目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民族的和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环境以及遗产传承人，这样才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利益均衡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完成，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会遇到各方利益不均衡的情况。所以在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照顾到某些部门的经济利益均衡，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传承人的利益、考虑旅游开发空间的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要从全局及长远利益考虑，使所有的参与者及至全民族世代都是受益者。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策略

1.借助著名旅游景区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对旅游都吸引较小的遗产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强，单独进行旅游开发的难度较大，因此将其依托著名旅游景区，辅助开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可以顺便欣赏、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对此类遗产的认识。例如，契丹始祖传说、乾隆民间传说、丰宁满族吵子会、承德清音会等可依托著名的承德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表演；孟姜女传说可依托山海关及长城景区进行开发表演等。

2.借助产业及产业旅游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类遗产。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此类遗产时，可以在美术品上附着产品文化简介、粘贴或内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的标签等，如将蔚县剪纸、武强年画等做成小型产品或标签样式，在山庄老酒、板城烧锅酒、刘美烧鸡等外面贴上标签或盒内放置标签，小型工艺品等，并可以借助商场、超市等商家进行促销、采用包装内附简介或集标签等活动，通过促销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拓宽公众了解的渠道。还可以开展产业旅游的形式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学习。

3.借助非遗文粹园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如建立一个非遗文粹园，将全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中，在园中按一定时间进行展示、展演、销售等活动。在园中不仅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服装、道具等，还可以现场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竞技、传统工艺技艺等精美的技艺，使人们在现场了解其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人们共同参与、亲身体验，人们可以亲自娱乐，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还可以品尝美味，同时开发单位还可以向人们进行产品销售，有人们亲身参与的宣传应该会收到不错的销售效果。

4.借助媒体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首先，可以借助电视，拍一些纪录片，在省市台进行专题介绍民间传说、民俗、音乐、舞蹈、美术、传统技艺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其历史、现状、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还可以借助电视，编排一些动人的短片，优美动听的歌曲，做一段央视的广告进行播放，效果会大大不同，如现在央视播出的五粮液的广告，配以歌曲、短剧《香醉人间三千年》，使得五粮液广告家喻户晓。其次，可以借助网络，建设专题网站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的图片、简介、视频等资料全部放在网上，便于人们随时在网上查阅、了解、学习。此外，还可以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连载介绍。

5.借助名人效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适合于商品类遗产。现在许多产品都借助名人效应，无论是日常用品、食品还是家具家电，甚至是药物，只要有名人做广告，产品的知名度就大大提高。如，板城烧锅酒的代言名人是杜雨露，衡水老白干的代言名人是胡军，其他商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扩大知名度，深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当然，在具体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时候，要针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准确、适度开发，确保开发的投入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也真诚地希望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其旅游价值，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1]张捷．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J]．人文地理，1997 (3)：20~24．

[2]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244－246．

[3]刘茜．试用科学发展观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79~184．

[4] hebfwzwhyc.cn/。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迅速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断层。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立法势在必行。

一、依法确认和确定遗产持有者身份问题亟待解决

(一)立法确认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对于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的一项遗产,如何确认最具传承能力和资格的持有者的问题。因为同一遗产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都有权做传承人,而非遗特有的自身文化技艺决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均地接受非遗的技术传承,有的是家中的长子,有的是次子,有的甚至是族外师徒。所以,应明确确认遗产持有者身份的程序,规定首先由一家之主来提出遗产持有者的人选,然后由遗产保护组织进行审查和认定,以确保遗产持有者符合条件。另外,在确认中不能单纯地将遗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作为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

(二)族人和族群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需要建立相关的认定条例。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中,同一项遗产在同一族源中或家族支系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现象不断增加,有的因家庭成员意见不一致,而造成申报失败或遗产流失。对此,需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认定条件。立法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属于族人,同时也属于社会、民族和国家。强调在保证遗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各族成员之间加强合作,共同申报保护。

(三)确立遗产授权人的身份和资格。国家已规定每一项遗产在申报保护前要由遗产持有者向相关单位授权。但目前的授权要求是遗产的实际操作者(指遗产的具体传承人)有时因家庭、家族的当家人出面干涉,使这个授权往往被否定。为此,应明确规定:“授权时必须由遗产持有者和家庭、家族主要当家人共同签名授权。”以避免发生矛盾和纠纷。

(四)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和资格需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特别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经过层层选拔认定的项目代表人,一经国家选拔和认定后,要立法保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不受相关事项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他们在非遗技艺的传承上,在收徒弟的日常工作上,要给予保障并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行使和发挥他们传承人的工作能力。

二、要通过立法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是指遗产的自身特点性。如前郭的查干淖尔冬捕、延边的民众节,各项与自然和生活相关的礼仪活动、传统节日等等。要立法促进这些项目的正常活动的开展,以促使这些遗产得到传承。

生产性保护的观念还可以施用于那些可移动遗产的制作和展示,特别是不受环境和背景限制的手工艺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剪纸、浪木根雕、石刻、泥塑、草编、柳编、布贴画、刺绣,包括各民族的服饰制作,还有民族表演艺术和歌舞音乐等类别的项目,可以给它们创造生产性保护的条件。提倡这些类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或进入旅游区展示。特别是在民族节日和传统节日期间,要充分发挥其特点,为族人和社会展示自己的技艺,同时获得经济利益,以促进它们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三、应明确做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承活动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依靠传承人来传承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既固定又流动的活态文化,应区别不同的项目,允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传承。

(一)家庭或家族性遗产要保持遗产传承的传承性和背景环境性。许多遗产属于其家庭或家族自身祭祖或展示表演。要慎重对待这种遗产,不支持脱离本地域本区域的异地展示。但如政府和重大活动在相关组织或部门的安排下出去展示可以安排,但一定要得到遗产持有者当家人和本人同意方可。因为,脱离了背景环境的非遗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非遗文化形态,违背了非遗的真正精神和面貌。

(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由于传承人自身流动而带出遗产,要对传承人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加强解决。如前郭县的非遗项目蒙古博的传承人青春就是这样的实例。她由前郭到了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女儿家生活,从而将蒙古博的技术带到了另一个地域。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设法为她解决回到本地的条件,让她回到本地传承保护。如果不成,要立即同异地相关部门联系,作为特殊情况同异地联合申报这项遗产。

(三)关于建立遗产展示基地。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遗产专题园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这种做法直接起到了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作用,开辟了非遗传承的新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一些可移动性项目,不受遗产背景和条件限制的民间艺术类遗产剪纸、雕塑、制作类,集中在这样的地点展示,真正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但是作为一些依靠背景和民俗信仰空间而生成的遗产,如祭祀类、信仰类,还是慎重到异地传承为好。同时,在异地存活的这类遗产是否由异地组织者申报,要非常慎重。应该立法解决这类遗产与异地组织者间的关系,从而解决目前非遗类型中存在的多种情况和问题。

四、成立保护机构和设立专项资金应依法进行

(一)全面建立独立的非遗工作机构。目前国家已经建立并要求各地组建非遗保护工作机构和专家机构,但因机构编制等问题,多数地方没有设立,有的非遗机构置于文化机构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这不利于开展工作。国家应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工作。一些非物质遗产资源比较集中,并且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但要建立独立的非遗保护工作机构,还应建立传承机构,确定人员和编制,以利于工作的开展。

(二)应依法设立专项经费。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将非遗保护工作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统一支出,专项使用;并制订有关政策吸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项目,确保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五、应将促进全社会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增强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来体现

非遗的保护是全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到国家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因此要立法促使全社会能自觉地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遗产持有者,并给他们创造保护的条件和环境。

(一)要加强宣传,普及非遗保护知识。针对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及社会大众对非遗概念还不太清楚的现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力度宣传非遗保护知识,尽快普及公民对这个领域知识的了解,从而不断提高全民非遗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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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孜州 音乐 遗产 保护 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国家级舞蹈类3项，国家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国家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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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影像拍摄中把“文化”包容进来?如何体现出艺术家的情感、个性、智慧和审美?如何通过影像将艺术的特性和历史叙述组合在一起，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如何在上述基础上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影像库?都是我不断思考的全新课题。

一、动态影像的特点

人们在生产方式、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形态、所表达出来的情感世界，凝聚成了一种民族传统，其技艺与艺术形式已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归纳与总结构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阻止人为地改变它的自然演进过程，使其能按照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去变化。作为文化内涵所积累的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社会环境、时代变迁的影响，其发展空间日渐狭窄，生存状态日趋恶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因此，漠视文化形态的任意流失和非理性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取的。艺术文化传承，人是唯一的载体，所谓抢救也正基于此。许多身怀绝技的名老艺术家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面临技艺失传、授艺无徒的难题。此外，部分非遗传承人为了改善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另谋高就，导致相关艺术门类加速消亡。目前绝大多数艺术教学的形式，受环境和观念的影响缺乏系统性，传承工作面临着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在这种现实下，采用动态影像来记录这类非遗项目就显得非常紧迫。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和不断完善，即便将来物是人非，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影像记录来了解和学习。在现有的文化研究领域，主要是以文字撰写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与总结。我们知道，任何文字的记录都会有理解上的偏差，而影像的介入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影像纪录提供给观众一种全新的知识和感受，就像微观的电子和中子对于自然科学家至关重要一样，因为影视记录是直接并具体地将场景呈现出来，不会欺骗我们的眼睛，具有动态、科学、真实、多维等特点，是记录、保存、保护和展示艺术形式和文化遗产原生形态的重要载体。影像记录又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口语化的语言使得它的理解力更为宽泛，并以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因此非遗项目动态影像库的建立是今后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的重要工作基础，也是专业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

二、动态影像记录的原则

影像记录有它自己的拍摄要求，需要同步、真实、完整地记录人物和事件。资料记录的同步性表现在它与所记录的客观事物的时空完全一致。尤其是长镜头的运用，可以完整记录在这段时间和空间中人物的动作、语言、表情等细节信息以及事物的发展变化。正是通过这种影视原生态的记录，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住它的“脉”和“魂”，还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见证并记录真实的历史和记忆，这样才使文化艺术具有坚固的“根基”。

表演艺术都是以人为载体，随着人的消亡，其艺术也随之消亡。如果某传承人由于种种原因身故，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记录并保存下来，那么这项珍贵的艺术文化可能就从此无法再现。若能在平时的资料录制过程中，通过影像中人物诉说，连接历史与现实、过去和未来，并为展示文化历史厚重感和时空穿透力，提供一个特殊并有效的时空环境，体现“生活的原版”，让文化真实再现，从而成为见证民众生存状态和生活文化的“活态文献”。由于影像这种特有的记录功能凸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明显优势，从而实现了对人类文化视听、信息、形象的全面统一。

在我们从事影像记录、编辑汇总和资料保存工作中，决不能任意杜撰，更不能简化程序、简化内容，否则就违背了这项工作的根本初衷。如果这些文化形态因为我们的原因产生变异，导致文化生态的损坏和断裂以致失衡，我们将罪莫大焉，如此说并非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传承的愿望和保护的行动，更要有科学、有序、慎重的收集过程以及保存方式和传播途径。

当前我们急需的，便是将那些已面临消失而又无法继续传承的文化遗产，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的“活”形态，包括那些仍然存在的艺术活动内容、生产工艺流程、专业的唱腔技巧，全面立体地记录下来并存档，通过拍摄记录的过程激发更多人的兴趣和参与。只有作为主体存在的大众亲身去体验艺术的魅力、享受文化遗产，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尊重、热爱乃至保护非遗文化的意识，这种方法才是“保护”中最首要、最重要，最急需的措施。当然，在记录影像和发动群众参与的同时，更要兼顾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的原则。

所谓完整性，一是要将文化属性的内涵完整地表达出来，二是要体现出文化发生时间的特点。非物质文化由不同的文化构件组成。任何的文化形式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的出现都是与它所处的地域特点、人文环境及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所以在进行影像记录采集时，一定要注意此类艺术形态所存在的人文空间和生活环境，充分表述出它的整体特征。

所谓真实性，影像采集的拍摄空间必须是现时存在的，艺术的内容必须真实，没有特别的原因不得以重拍的方式予以弥补。这样才能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真性，更是建立文化动态影像库最核心的原则之一。也就是说，拍摄影像中的内容必须是不加修饰，没有虚假，任何相关的人物、行为、声音必须是确切存在的，任何粉饰，都会影响并损害到该文化项目的真实性，使其本来的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

所谓客观性，有两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必须拥有独立的视角，不能受到其他任何事物的影响；二是在后期制作过程中，编辑人员必须将相关文化艺术完整地体现出来。避免因情感波动而将自己的态度注入其中，更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影响艺术行为的自然发生。要保持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来真实地加以记录。在后期编辑中，应该展现拍摄内容的自然、原生态特点，保持拍摄素材内容的质朴，摒弃一切与构建该项目学术价值无关的资料。

三、动态影像记录的注意事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影像录制并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要面向大众的。在影像采录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艺术形态来做相应侧重点的处理。但是，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必须突出主题特征和实际价值，比如传统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项目，就要对它的表演、唱腔最具有传承价值的部分予以着重展示。而传统技艺类，则需要对其独有的制作过程和工艺水平予以突出强调。其他诸如民俗、民风等类别也都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特点去挖掘并表现出来。

影像采集必须精确到位，从业者必须要有使命感。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文化同样面临着不断变化以致最终消失的历史命运。我们把今天的变化拍摄下来，就会给明天留下珍贵的形象的历史。通过文字报告撰写与影视专业的结合，使拍摄出来的影像从文字报告的辅助手段，发展成为富于展示和研究应用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积极地保护那些逐步消失的文化，努力搜集、整理、采集、录制现有的文化遗产，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光荣任务。

篇11

作者简介：葛立辉（1968― ），邢台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元代;藏书;特点

摘 要：文章从官府聚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藏经目录四个方面对元代藏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1588 （ 2016 ） 01-0136-03

元朝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随着元帝国时代的到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五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大统一。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统一，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大冲击。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又相互促进。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藏书工作中也呈现出了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特点。

1 官府聚书成为元朝藏书的主要来源

元统治者崛起于北部蒙古高原，本来以游牧为业，建立政权后，一部分蒙古贵族就建议铁木真把中原作为牧地，继续游牧产业。但是对汉文化颇有研究的大臣耶律楚材就向铁木真父子进言，阐述推崇儒学思想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是我国金元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为官，曾积极辅佐蒙古贵族推行“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在蒙古军队攻下金国首都南京（今开封）后不久，耶律楚材就主持在燕京置编修所，在金朝原来刻书的中心平阳设立经籍所，史称“由是文治兴焉”。元代掌管图书的不仅有兴文署，还有艺文监。艺文监中有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元代还设有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太医院下属的医学提举司，负责“校勘名医撰述文字”。另外的一个重要藏书机构是秘书监，至元九年（1272）设置，“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这些机构的设立在组织机构上为藏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在一大批汉臣的力阻下，元军没有进行屠城、烧杀，使得一些重要的文献典籍得以保存。据南宋史料记载，靖康以后，宋朝廷曾经大量聚书。淳熙五年（1178）的《中兴馆阁书目》计存书四万四千余卷，比《崇文总目》所载还多出了一万二千余卷。嘉定十三年（1220）的《续中兴馆阁书目》又多续一万四千余卷。此时南宋秘书省的藏书已达到六万多卷。再加上以南宋皇帝为首的文人墨客所著的书，当时临安的藏书非常多。元军在攻下临安后，向天下诏谕“秘书省图书……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2]大将伯颜命人将宫中的图集、秘书省的藏书全部收集。后来又收集了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的图书、祭器、乐器等，共得到图书五千余册，由卢挚奉诏将所得善书精本悉数转运到大都，交与行文署。这看似一场文化的掠夺，实际上对文化书籍的遗存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元代官府聚书的过程中，许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祖籍河内李封，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天文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衡在政治上推行仁政思想，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曾经十次召他为官，辅佐朝政。在元军取得宋朝藏书后，许衡建议把杭州以及其他主要大城市的官府藏书、书板都要收集起来。于是元军又对宋朝的主要官府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搜罗。书板（版）的收集保存，对元代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至正三年（1343），元朝廷诏修宋辽金史，因史馆藏书不足，曾经在全国购求遗书，这也成为元官府聚书的一个途径。危素在《史馆购书目录序》中叙述曰：“至正三年诏c辽金宋史，遣使旁午购求遗书，而书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备数史馆，中书复命往河南、江浙、江西……于是藏书之家稍以书来献，驿送史馆，既采择其要者，书诸策矣。暇日因发故椟，其目藏焉。期间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他本，今亦有之。”[3]据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记载，这次危素在松江购得庄肃家藏书五百余卷。官府藏书通过元秘书监编写了一本《元秘书监志》，该本志书按照秘书库上的书目排架编成目录，分为“在库书”“送库书”“发下书”“读发下书”等类别。

2 书院藏书为元代藏书做出了较大贡献

书院在历朝历代都是讲学、藏书、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宋代由于理学的高度发展，书院的设置曾经盛极一时，讲学的规模也在逐渐增大。元代的书院讲学之风承继了宋代的风格，无论是藏书、刻书都不逊于宋朝。元政府对书院的设立和活动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态度。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明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府州县及书院置之。”[4]并且规定元书院的学生和州县的生徒一样可以被举荐到政府为官。这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生源和讲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元代著名的书院有太极书院、江西锦江书院、余杭集虚书院、渤海东庵书院、许昌颍昌书院、袁州南轩书院、河南伊皋书院、武昌南阳书院、湘潭主一书院、杭州西湖书院等。尤其是太极书院的设立，为元初理学思想的确立以及儒学入主科举考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复、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在太极书院讲学或学习。

元代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朝廷赏赐和各路官府的支持。《元史》卷《儒学》记载：“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意思是说杨惟中、姚枢建立太极书院时，将朝廷所得的8，000册遗书作为藏书。临汝书院建于南宋淳v八年（1248），元延v二年（1315）其尊经阁在火灾中毁灭，后来官府命令并出资重建，重建过程经历了。建成后，程钜夫曾为尊经阁作序曰：“南阳书院既成，乃茸旧阁谋藏书也。会宪使历山公俾提举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学者。”[5]可见书院的藏书受到了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二是私人捐赠。书院接受私人捐赠也是藏书的一大来源。宋代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向上的，无论是儒学还是科技都是较为先进的。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流落到私人手里的藏书是比较多的。一些开明士人为了使这些书籍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捐赠给了书院。辉州共山书院就接受了不少的私人捐书。柳贯《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曰：“汲郡张公自始仕好蓄书，洎通显矣，益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6]意思是张思明公将三十年薪俸所得都购买了书籍，捐赠给了共山书院。三是书院购买和刻印图书。元时的公立、私人书院都有农田。农田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为书院购置和刻印书籍提供了保障。据记载：淮海书院有农田13，570亩、明道书院有农田4，900亩、文学书院有农田4，200亩、南阳书院有农田4，000亩、沅阳书院有农田1，200亩、清忠书院有农田1，100亩、伊川书院有农田1，000亩、江东书院有农田900亩。农田的收入不仅保障了书院的建设，还为书院的购书提供了巨额资金。

3 士人秘藏书籍成为元代藏书的一大补充

元统治中国时间不长，从灭南宋到元亡，仅有80余年，私人藏书不算太多，较宋朝的私人藏书相去甚远。但是就是为数不多的私藏也为元代藏书事业做了巨大的填补。

元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雨、汪惟正、耶律楚材、张文谦、张柔、贾辅等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松江的庄肃。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仕宋时为秘书院六品小吏。宋亡后，弃官浪迹于海上，隐居于松龙镇，于青龙镇建藏书楼“万卷轩”以贮书，收藏图书至8万卷，多为手抄本，上至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均有收藏，并把书目分成十门归类，被时人称为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元至正六年（1346），为了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元朝廷指派史臣危素到庄肃家访求遗书，庄氏怕书中有触犯禁令之处，乃将书焚毁，危素只选得500卷。庄肃撰有《庄氏藏书目》，其分类除经、史、子、集外，另有山经、地志、医卜、方技、小说6目，加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以区别，今已佚。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v元年（1213）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他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避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赵孟\本是赵宗室之后，后仕于朝廷，诗文书画无不精妙，藏书亦多珍本。

元末兵乱，对士人秘藏是一场劫难。明宣宗时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文籍志序》中说：“吾先世藏书数万卷，元季悉毁于兵。”元代的兵乱，使不止一家的私人藏书毁于兵乱之中。

4 藏经目录的编纂丰富了元代藏书

元代对佛教的传播、寺院的建设、佛学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视的。元时著名的两大居士耶律楚材、刘秉忠都是元朝的开国重臣、一代名相，尤其是刘秉忠的佛学思想影响着元代最高统治者。刘秉忠（1216―1274），元代政治家，元代北京城规划建设的肇始者，字仲晦，原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曾为僧，法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元代佛学的发展体现在佛寺的大量兴建与信徒的大量增加，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有各种高僧主持的大规模法事活动，元皇帝曾主持修纂藏经目录。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藏经目录在汉末、曹魏之际。而概括全面、分类合理的藏经目录，当是唐朝的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元代各地的藏经数量很多，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藏经流传很久，但有不同的文本，如：藏文本、汉文本甚有差异。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召集各地高僧，包括蒙人、汉人以及各族的高僧齐聚京都，为用各民族语言准确地翻译佛经进行了讨论。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校对诠释了1，400余部藏经。后来忽必烈又命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华梵对辨，各题各标，编著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部总录共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记录了自东汉初至元世祖时期的所译经藏、律藏、论藏的数目。二是分别记述历代译经的目录。三是大小乘教各部藏经、律经译本的著录概况。四是元代译经的业绩。这部总录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佛教对我国历代思想的影响，了解佛教在我国发展的历史。

元朝文化的发展特色既有中原文化的渗透，也有异域文化的利用，呈现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文化的特点。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收藏也具有不一样的特色，值得我们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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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宋濂.元史・世祖本纪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179.

[3] （明）危素.危太仆文集卷八[M].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4] （明）宋濂.元史・选举志卷八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32-2033.

[5] （元）程钜夫.雪楼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篇12

关键词：汉绣；针法；图案；服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志码：A

The Art of Han Embroide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odern Clothing

Abstract： Han embroidery is one of the handicrafts in the list of protected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further develop and preserve Han embroidery， the species of Han embroidery need to be updat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 embroidery culture and based on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it discusses how to combine traditional Han embroidery with modern-style clothing， offering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of Han embroidery art.

Key words： Han embroidery； stitch； pattern； fashion design

汉绣是湖北地区发展起来的绣种，以荆州、武汉、洪湖地区为主，以绣者自身想象并创作的图案为主，作品颜色鲜艳亮丽。汉绣的特点在于绣者对传统的纹样和图案或人物理解后，进行了吸收并再次创作。

目前，汉绣新产品的研发进展比较缓慢，多数汉绣产品以图案挂幅作品、丝巾绣品、布包、佛教用品为主，精品的汉绣作品仅局限于汉绣的挂幅作品、佛教的人物刺绣，其余的如包类、丝巾类等大部分可复制性高，价格低廉。汉绣在服装上的运用更是少得可怜，作品的款式也是以传统式的改良式旗袍为主，可穿性与实用性较少，这使得汉绣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汉绣这门工艺的传承不仅仅停留在绣工上，也应该有新的突破。为了让汉绣得到更多群众的接受，同时也为了研发新的汉绣产品，在现代款式的服装上进行汉绣的刺绣是一个尝试，也是开始。本文从汉绣的特色针法开始研究，在汉绣图案上找到适合现代服装纹样的种类，并尝试在现代服装上进行运用，探索将汉绣的技艺在高级定制服装上的发展，希望将传统文化注入新生的力量。

1汉绣与其他绣种的区别

1.1汉绣的传人在选择上尤为不同，且有传男不传女的历史

据汉绣第四代传人任本荣老先生口述，汉绣与其他以女性为主的、以女红见称的绣种的区别在于，它更倾向于男性技工，困难的、复杂的针法都在男性技工的手中，所以汉绣发展到现在也就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毕竟现代男性从事这种工作少之又少。

1.2汉绣的图案及颜色更接近民间平民老百姓，讲究夸张不写实

汉绣绣品的图案与其他绣种写实逼真的效果不同，通常汉绣讲究将现实的图案纹样进行再次设计，并且图案更抽象和夸张。汉绣绣品的绣线颜色以红、黄、绿、蓝等亮色为主，浓墨重彩，对比浓烈，颇具乡土气息。汉绣的纹样有梅兰竹菊、人物花鸟，也有佛教文化的驱邪接福和对未来生活向往的吉祥如意的图案纹样，这些图案纹样接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出汉绣文化与其他绣种为达官贵族服务的不同之处。

1.3绣的针法讲究集百家之长，并保留自己的特点

汉绣针法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地域性的绣种的针法技艺，将百家之长吸取熟练运用后，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针法。汉绣通常下针果断，图案边缘齐整，这就是汉绣所具有的独特“齐针”。绣品多从启绣，然后层层向内走针，进而铺满绣面。

网格针法也是具有汉绣特点的针法之一。通过丝线针法打出格子，在格子中铺满绣线，体现出非凡的视觉效果（图1）。

塑绣是将图案立体化，先在绣品图案里面进行填充，在填充物的外面进行刺绣，使图案更立体化，效果更完美。

蹦针是汉绣的创新针法，将图案做成整齐的纹路，针线边缘犹如尺比划过的整齐、平板。板指刺绣艺术中丝理方面的审美特点，通过丝线排列留下的痕迹，表现边界分明、平整光亮层次丰富的效果。

1.4汉绣的产品种类更具生活化特点

在明清鼎盛时期，汉绣产品主要分3类：生活用品、装饰品及敬神赛会的礼仪用品。20世纪80年代，汉绣产品已由原来的民用小绣品和少量古典戏剧绣服，发展到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床上用品、房屋装饰品及服装服饰等多个品种。

1.5汉绣艺术具有长江流域老百姓的文化及性格特征

汉绣具有湖北一带的人文特征，比较质朴，雅俗共赏，而且粗狂豪放。武汉人讲话大大咧咧，嗓门粗大，泼辣热情质朴。朴是拙朴、朴实无华、古朴、质朴、淳朴之意，是汉绣风格艺术在整体上所呈现的具代表性的独特面貌。粗用来表达粗犷、泼辣、豪放的汉绣艺术精神气质，这是在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俗是内容上反映民间百姓的现实生活和愿望，形式上满足市民阶层、欣赏品味和喜好，最大程度满足了大多消费群体的审美情趣。

1.6汉绣艺术品通常在图案设计上也不忘书法与绘画技艺结合的特点

在美学家眼里，汉绣艺术品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还可出枝，这充分体现了“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汉绣“字中有画”的独特韵味比较突出的是“平金夹绣”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2汉绣艺术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近代以来，汉绣产品已由原来的民用小绣品和古典戏剧绣服、佛教绣品发展到与生活相关的多个品种，在2013年，汉绣大师杨晓婷将汉绣技法运用到服装上，款式以礼服、传统样式为主，这也可说是汉绣产品创新的开始。

汉绣艺术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也有诸多限制，要想将汉绣进一步发展保留，势必要将汉绣品种的种类进行进一步更新。现在我国服装行业发展势头较好，更多的人们喜爱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定制的精品服装。在服装行业发达的欧美国家，高级定制常常是与刺绣密不可分的，而国内人们对刺绣的认知仅仅局限在刺绣画、刺绣摆件等物品上，将现代款式的服装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可以有效保护非遗文化产业，并得到汉绣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在设计创新和文化上有所发扬，并推动汉绣新产品的开发。

目前汉绣产品从开发类别看，实用性强、大众化的汉绣产品较缺乏，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及附加值有待提升。汉绣销售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区域性较强，客户类型较为单一。从调研情况看，武汉汉绣市场产品售价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苏绣名家绣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所以，汉绣产品目前在武汉乃至全国有巨大需求空间，将汉绣艺术产业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汉绣，欣赏汉绣文化。

2.1汉绣艺术在现代服装上的设计构思

2013年，武汉商学院将汉绣引进大学校园，聘请汉绣第四代传人任本荣及其女儿任炜为汉绣教师，将传统的汉绣文化与服装挂钩，成立了汉绣专业方向，欲培养出既有设计理念又有传统汉绣工艺的高层次人才。在这种前提下，笔者挑选了2014年优秀毕业生首次尝试在毕业设计上运用汉绣技艺的作品。在设计构思之初，服装款式已定为以立体裁剪的现代款式设计为主，设计稿将汉绣与现代服装设计结合，使得该系列既有女装潮流的裁剪与款式，又将传统汉绣纹样的仙鹤与祥云图案运用于服装上，衣片线条裁剪流利，辅以蓝色、绿色、紫色的刺绣线条，局部设计用蓝色的亮钻与亮片钉缀，显得华丽又不失简洁，高贵而典雅。主打汉绣服装为两件，仙鹤与祥云本来就是汉绣传统经典图案纹样，在许多佛教用品上仙鹤运用的十分多，祥云图案是许多汉绣戏服与明清时期嫁娶服装图案运用较多的图案，在针法运用上以汉绣主打针法齐针为主，辅以刻鳞针、游针、定针、长短针、钉金绣等传统的具有汉绣特色的针法，设计稿见图2，局部刺绣见图3，作品完成后拍摄照见图4。

2.2汉绣针法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刻鳞针：传统织绣针法之一，先用长直针平铺为底，再在其上绣鳞羽形状，因形似鱼鳞，故称刻鳞。本案例使用刻鳞针绣出仙鹤身体的纹路。

钉金绣：经常与齐针一起运用，适宜以丝绣图案为依据，将金线回旋，加于已绣或未绣的图样边缘活需要加工的地方。绣线有“双金”、“单金”之别（两根金线并在一起绣称双金绣，一根金线称单金绣），钉线色彩要与刺绣色彩相呼应。本案例使用的是单金钉金绣。

齐针：以针线平行或斜向地刺绣在织物上，起针和落针均位于纹样边缘，针脚排列紧密，绣面匀称平整，不重叠，不露地，汉绣的齐针针法更整齐，绣片光亮如新。齐针是本案例的主体针法。

定针：用短小的丝线整齐地将轮廓丝线钉住，能避免长的轮廓丝线勾丝，起到牢固美观的作用。本案例是用定针做为刻鳞针与仙鹤羽毛的辅助。

游针：先顺着设计稿的任务或者图案的外轮廓，从外顺着内轮廓走针，一般在汉绣中用于任务皮肤走势比较多，本案例用于仙鹤皮肤轮廓。

3结语

汉绣这一极富地域特色的手工艺艺术，以浓郁的汉味气息与浓厚的重墨色彩体现出长江流域一带的“汉文化”、“汉特色”。汉绣的突破之处在于用线条表现心灵世界，刺出想象中的图案，但是当针尖上的传奇遭遇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传统技艺再美也会被抹上一层沧桑的色彩，需要广大刺绣爱好者与研究者将汉绣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发扬广大，让更多的人们欣赏到它独特的艺术气息，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它、喜爱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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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戡平，1977年生，副教授。

篇13

关键词：四库全书 征集 辑佚 校勘 文献价值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2]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

篇14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料管理系统 专题数据库 知识分类

分类号 G250.74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Zhang Xiaofeng， Yu Naihua， Qian Yich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yles and characters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this paper argues its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and offers solutions to some critical problems. It puts forward an idea of constructing an online management system by drawing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the mature library scie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hyper text management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through this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Database of special topic.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简论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虽然是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看不见、摸不着”“无形的”传统文化事项，但其往往是通过附着有这些传统文化事项的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形式保存和呈现出来，使我们得以能够使用文字、图像等某种“物化”了的形态去纪录、保存、总结研究非遗各种事项。例如对技艺、技能、原生空间等非程式化的过程性知识类事项，使用全程不间断录像纪录完整的制作流程，用照片纪录器物、工具、制成品的外观和质地，用文字、录音纪录和描述传承人口述史及有关该工艺的原理、用途、制作技艺、沿革流变、文化含义等相关知识要素……这样不但能够详细记录非遗传承人制作、表演的整个过程和取得的成果，还记载了他们对所传遗产的理解。在不割裂原生语境和个性情形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文字、图像、声音相互参照的“三位一体”形式将非遗知识转化为文献知识，这些纪录和保存构成了可供人们学习和研究的非遗资料，有利于对非遗领域知识进行规范化组织管理，建设完整的资料体系并实现充分利用，能够对非遗知识进行更好的保护，促进交流、传播和发展，使其跨越时空，为人类所共享。“文化信息一经文献化，就借文献这种客观实在的物质形式得以外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物化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信息存在形式的转换才使它可以成为供众人共享的智力资源并为跨时空的存在与扩散奠定了基础。”[1]

1.2 非遗资料类型

非遗资料主要内容包含有相关事项源与流的各种显知识，文化空间等“言不尽意”的隐知识，传承人和传承流变情况纪录，资料采集者和研究学者撰写的调查报告、背景资料、备注及所作的文化诠释、科研成果等等。非遗资料主要载体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1.3 非遗资料特点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以杰出传承人口传心授活态传承与流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殊文化现象，其独特的自然生态构成特殊的价值，非遗资料具有多样性、自然语言丰富、碎片化、异构性等特点。

1.3.1 多样性

其一，非遗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传承变异过程，非遗资料是凝固的文献化信息与传承人活态文化信息的有机结合体。其二，非遗关联知识甚多，知识脉络交叉重合，很多知识处于一种隐知识况态。其三，受语言、地域、族群等影响，非遗知识结构地方特色鲜明，普遍性和独特性共存，相同主题表达方式不同，同一文化事项可能有多种形式的存在和表达方式，名称也存在多样性和多义性，如某些题材跨越地区，甚至流传全国。不同的文化环境演变派生出多种表现形式、内容、种类、门类，不同的版本，同一地区也有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差异。其四，口承传统的重复性、情节性、叙事场景化及韵语化使得口承传统文献化的形式本身具不稳定性，所谓同曲不同韵。不同传承人性格上的独特度带来的共性与个性区别，即使同一个传承人讲述由于表达程度、环境分围、时间长短、着重点差异、状态等也会产生差异，保存下来的口头传统艺术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口承传统操演由一定的程式化的文本为基础，但……每一年表演出来的文本，都具有某种随意性和偶然性，都是不可再现和不可重复的。”[2]最后，非遗是一种鲜活的知识形态，在不断的发展传承中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特定现实需求，会不断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

1.3.2 自然语言丰富

极强的地域性差异特征，使非遗事项表达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语言变体，运用大量来自民间，由劳动人民创造，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口语化、通俗化，语境化，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定型的语句，还存在大量的行话术语。

1.3.3 领域知识碎片化

“民间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化的不单一性。一个民间文化的品种或类型不是单一独立，而是混同一体，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文化的整体。”[3]非遗事项更多地来自民间基层群众的创作，缺乏有序完整的文字记载，原生状态的非遗资料大都未能经过系统的显性整理，处于支离破碎状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一个完整的非遗知识集合往往以许多相对独立而又通过某种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知识片断形式呈现出来。换言之，是许许多多零散分布的相关知识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非遗文化事项。如同属于某一个事项范畴的一则传说、一件实物、数张照片等。碎片化另外一层含义是指大量分散，还未能为研究者或传承群体所认知和清晰定义的相关领域知识。

1.3.4 数据结构各异

其一，非遗事项本身表达方式和纪录符号丰富多样（文字、语言、音乐、美术等）；其二，同一事项可以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表现类型和不同的版本，如一则故事可以派生出文学、戏剧、剪纸等等；其三，现代化技术在非遗资料收集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承载体（文本、磁带、照片等）。

2 非遗资料管理系统设计思路

从民间搜集到的大量非遗资料呈现出形式种类多样、内容繁杂混乱、彼此割裂、无法系统利用的状况，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实现非遗资料科学有序的组织和控制。寻求能够适应非遗领域知识内容特征与传承规律的知识融合、知识存储、知识组织、知识检索方案和法则，在最大限度保持原始性的同时，对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非遗资料各种相关知识元素进行科学、有效的分类解构和主题描述，通过各种知识表示和知识组织手段和技术清晰揭示这些资源对象的各类属性以及与其相关知识间的联系，促进非遗知识元素有序化、规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多角度、立体地反映该项目的内涵和外延，实现超文本的知识连接、重构与检索，形成能够被用户所充分利用与共享的完整体系。

文献是纪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文献学角度解读非遗资料，与传统文献并无本质改变，只是载体形式和传播途径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历经长期发展，作为知识信息管理学科的图书馆学在针对知识的组织、规范管理和利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有效，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习惯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充分汲取借鉴图书馆学文献分类、目录、语词控制、检索等专业知识技能，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最新发展成就和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建设科学规范、结构合理、利用方便的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同时还能够有效降低技术风险。

“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4]非遗事项更多来自民间，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非遗资料数据库的用户群体十分广泛，既有具备高深领域知识和检索知识的专家学者，还有大量没有接受过较高层次文化教育，信息素养相对偏低的基层百姓，他们可以是传承人、参与者、爱好者。结构层次如此丰富的用户群体访问使用非遗资料数据库的目的不同，需求各异，查询和使用的习惯和方法各不相同，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必须面向全社会，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实现资源共享。系统构成和服务方式以基层用户能够理解和掌握为原则，提供人性化服务，在网页界面、检索策略和检索工具、搜索引擎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各类型用户的诉求，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熟悉和掌握的方式方法，方便、快捷地使用资源。网络是现代社会各阶层熟悉和习惯使用的访问平台，同时大量非遗资料用户的检索更着重于单元知识而非深入完整的过程性知识，使用的检索点主要集中在项目类名、传承人等，需要搜索引擎那样方便快捷易用的检索工具和功能，数字化与网络化成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的必然之选。通过提供超级链接、专题跟踪服务、知识发掘工具等形式和手段满足高层次读者需求。

非遗资料管理系统由两大部分构成：数字化非遗资料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系统需要实现以下技术指标：所记录和提示的相关信息全面、丰富；全系统拥有良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强；方便对资料进行动态更新和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方便在不同文本及图文声像与数字信息之间进行超文本自由转换；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检索和调用；能够在调查人员、传承群体、研究学者、用户群体以及资料管理人员、数据库管理系统编程人员之间实现交流与互动。

3 非遗资料数据库建设述要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非遗知识内容体系的特殊性和丰富性，需要对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知识组织技术和知识揭示形式进行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分类方法和分类体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人类非遗分划为五大类，我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中分为与联合国基本一致的六大类（将“文化空间”明确列为一个基本类别）。我国实际颁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只使用了一级类目，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项（三批名录只是少数项目的称呼有些变化），采用序号、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申报地区或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五项内容以表格形式。综观联合国和我国颁布的分类方法和实际颁布的名录，都是笼统的出自保护目的产生的纲领性基本分类，难以与国际各种分类体系接轨，无法起到非遗领域知识组织和充分利用的作用。我国目前尚缺乏一种权威、统一的非遗事项分类方法，制定一个涵盖非遗所有事项，既充分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和国家分类标准，又能够与现行主流分类体系接轨融合，自上而下、层次丰富、脉络清晰完整，可资对海量资料进行实际操作管理的分类方法和分类体系，是建设非遗资料管理系统首要任务。

我们在此针对非遗事项及其资料进行主观的分类和解构，只是出于管理和研究上的方便，而不是人为的主观割裂和定义。具体解决方案如下：对照国家的第三批名录，将非遗资料划分为与名录十大项名称完全相同的十个基本大类作为一级类目，每个基本大类之下根据事项各个维度和向度的知识单元，严格依据《中图法》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对各次级类目的设定作进一步细分，需要的话还可仿照《中图法》的《地区复分表》《时代复分表》《民族和种族复分表》等附表制定符合本地域特点的方法和细则对主表类目进行复分，从而实现与《中图法》最大程度的接轨。分类代码使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

3.2 著录事项

参考依据国家文献著录正式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制定的规则和方法，结合非遗资料的内容和外形特征，将非遗资料的著录项目确定为题名与责任者项、版本说明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项、载体形态项、系列项、附注项、获得方式项八个大项目，下设若干小项目。结合非遗事项国际、国家、省级和县级四级名目划分确定著录的详简级次。款目有所区别侧重，一些普通文献著录中不甚重要的项目在揭示、识别和检索非遗资料时却显得富有意义，如文献特殊细节项、载体形态项、附注项和声像资料著录的系列项。著录格式沿用《中国机读目录格式》数据字段的结构、录入方法和使用的标识符号。

非遗资料碎片化给著录带来很大不便，因为它们既是同一个文化本体的构成要素，又以一种相对各自独立的姿态存在。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记忆》的技术方案，将“件”作为数字馆藏最小的知识元素单位对这些碎片进行分散著录，并将同一不同形态的内容进行表征统一化，制定整合融入标准，将相同文化事项范畴的“件”进行聚类，体系化组织在该文化事项之下，“聚件可以用来组织更为复杂数字馆藏”[5]。群体传承项目的著录问题类似碎片化，既包含纵向的历史沿袭产生的多名传承人，又存在横向的多位传承人，可仿照上述方案处理。

3.3 领域知识形式化

“活态传承”是非遗最为显著和独特的表征，存在大量模糊而不确定的自然语言，存在同一文化现象不同称谓和个性化释义现象，过程性知识缺乏统一、规范的概念和定义，内容特征抽取复杂，规范困难，给领域知识的形式化表示带来很大困扰。从知识表示和知识组织的角度来看，非遗资料管理体系必须保证对非遗知识理解和运用的一致性、精确性、相对稳定性、可重用性和共享性，根据非遗事项的核心内容特征和表达的基本形式进行规范标注和描述。

词表有助于实现某个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管理和利用。通过编制和利用非遗知识领域中文概念词典及兼顾语义和语法的范畴词典和范畴语法等对自然语言进行严格界定和语义规范，消除歧义，在充分保存“话语”体系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话语”控制，强化领域知识词条目录的规范控制以提高知识序化程度，保证语义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准确反映类目及词汇之间的等级关系、相关关系等特定关系，规范检索点，方便计算机理解、匹配与管理利用。由于只是出于利用目的，非遗对语义复杂逻辑的需求不是很高，可以通过对现行受控词表进行改造和补充的办法编制各种词表。例如参照《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模式编制非遗领域知识分类主题词表，使大量的民间词汇能够转换为正式主题词。还可以按照代表人物、传承谱系、流派等作进一步的区分，辅之以地区、民族等复分表，实现对内容和表达层面的揭示控制。增加叙词表相关词间关系语义描述、组织和揭示，在叙词下设置更多参照项，在叙词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够反映主题词之间关系的概念完整的语义网络。叙词的选择应充分考虑非遗事项的特点、现状和发展，从标引和检索的实际需要出发，加大对主题词的标引深度，以内容和以内容结构类型为对象进行款目聚集，在类目下增设多重列表或多表列类与主题词对应，从多个角度组织揭示信息。例如同时从主题对象、环境、流派、题材等不同角度增加标引，提供更多检索入口。所编制的各种电子叙词表应当是开放形式的，能够实现动态更新和修改，增强词表的兼容性、涵盖性，避免缺漏、不够严谨等弊端。

元数据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语义基础和标准，使用元数据方案描述、管理和揭示非遗资料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格式相对简单、检索功能强大的要求。依靠现有DC元数据标准完全解决非遗知识领域语义异构的问题力有不逮，需要在15个DC元数据核心元素基础上，依据非遗事项中人物、事物、器物、文化空间的各种类型、各种载体的内容和形式特征适当增加一些辅助标准，从描述型和管理型两方面设计、制定完善的非遗DC元数据标准。

3.4 知识检索路径

知识大多呈现为二维形态结构，可以用扁平树状或网状序列结构的有向图来表达。非遗事项有着自己独特的知识表示形式和特点，其构成形式类似立体多向度的化学分子式模型，是由多个二维结构形式的知识节点，如时间维度（悠久的历史）、空间维度（地域）、表现形式维度（不同的版本）、传承维度（传承人及流变）通过具有相同关联属性的知识节点联系在一起，层层叠加形成多维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全面、立体地反映该事项知识和知识关联，通过体系中某一个节点与另一个知识网络中有着相关领域知识联系、相互重叠的节点相连接，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维度，经过周而复始反复搜索连接，形成对该领域知识完整的遍历。知识元素之间按知识内在关联形成这种具有层次关系的网状知识结构体系，为我们实现非遗知识检索途径和检索工具的开发提供了指引和途径，通过多次检索、层层深入的方式，也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层次的需求。

3.5 统一技术标准

针对各项技术制定相应统一标准。如照片采用包含信息量大、无压缩的RAW格式存档，使用读取运行方便的JPEG格式提供阅读浏览。音频采用通行的MP3格式。视频文件尤其要注意保存好母带，根据不同播放器灵活设置相对应格式。

3.6 保护知识产权

在服务器上设置一个网关，避免信息系统直接暴露于外部。通过水印、标签、限定文件大小等方式对图像进行保护。

4 建立基于Web平台的非遗资料管理系统

4.1 选择Web平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数字化文献中，各个知识对象最终是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存在着的，或者说它们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物理载体，单独被用户或系统所访问、编辑和描述。”[6]非遗资料主要载体形态是文字、音频、视频、3D多媒体资料，非遗资料管理系统选择的管理机制必须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组织方式才能实现对项目的立体重现和完整描述。超文本的管理平台优势是允许把参考资料和非线性的补充信息混合起来使用，从而实现不同文本之间方便转换利用。“这种多媒体信息管理技术从拓扑性质讲，超文本或超媒体是一个由若干个节点及节点间的链构成的语义网络，它模拟人脑的联想思维，非线性地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信息的技术。”[7]超文本链接是一种全局性的信息机构，它将文档中的不同部分通过关键字建立链接，使信息得以用交互方式搜索，通过一组关键词或相关主题词不同的组合检索，利用超文本技术多媒体与文本共同作用实现知识网络的立体重构，多角度、全面反映项目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很方便地对站点上的信息进行更新和改变，实现跨平台、跨操作系统、跨语言数据交换。超文本平台是一种用户接口范式，一种有机融合体，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相关的内容，超文本中的文字可以链接到其他字段或者文档，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所指向的文字。超媒体是超文本和多媒体在信息游览环境下的结合。用户不仅能从一个文本跳到另一个文本，而且可以激活一段声音、显示一幅图形、播放一段视频动画。

Web是一个由许多互相链接的超文本组成的信息系统，它的三种表现形式即是超文本、超媒体和超文本传协议，具有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它是动态化和交互式的，可在一页上同时显示文本和图形。Web使得文本不再象一本书一样是固定的线性的，而是可以从一个位置跳到另外的位置，通过FORM的形式可以从服务器获得更多的动态的信息。基于Web的数据库访问利用信息资源和服务器可以实现很大的访问频率和更高的信息承载度。Web还具有强大的导航功能，可以方便地转到另一个主题上，想要了解某一个主题的内容只需要在这个主题上点一下，从一个连接到另一个连接，就可以跳转到包含这一主题的文档上，实现在各页面各站点之间进行浏览。Web技术传播信息的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能够充分发挥用户的作用，构建的服务平台是开放的、共享的，不仅仅能支持用户与系统之间，还包含了用户之间的交流，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Web平台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如同为非遗资料管理度身定制，选择Web作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平台是不二之选。

4.2 利用.net技术搭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框架

非遗资源的特点决定了资料管理系统必须具备开放性和动态性，能够有效解决资源异构问题，提供高效的Web网站查询和服务。作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平台，.net是一种建立在公共语言运行库上的编程框架，可用于服务器上开发功能强大的Web应用程序，构建互联互通的应用系统，这些系统具有标准的、联通的、适应变化、稳定和高性能特性，其执行效率高，对代码控制好，支持Web cotenmet功能和多种语言，具高安全性、管理性和高扩展性，.net开发工具的兼容性非常好，能提供多种解决方案，能提供基于开放架构的服务器组件开发平台，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开发成本较低，简单易用，效率高，可以轻松地创建网页和应用程序，将自定义功能集成到应用程序中。.net技术提供的正则表达式可以让用户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特殊字符构建匹配模式，把匹配的模式与数据文件、程序输入以及Web页面的表单输入等目标对象进行比较，查看比较对象中是否包含匹配模式执行相应的程序，实现检索信息的提取，包括检索到的记录总数、每条记录的标题、责任者、超级链接、相应的摘要和背景资料等信息，是一种非常适合非遗资料实现超文本管理的技术平台。

参考文献：

[ 1 ] 张欣毅.现代文献论纲要[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43.

[ 2 ] 朝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0-11，18.

[ 3 ] 陈勤建.寻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C].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323.

[ 4 ] 马盛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2012（3）.

[ 5 ] 真溱.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4）：313-315.

[ 6 ] 张成昱.数字化文献的知识解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3）：32-36.

[ 7 ] 毕强，杨达，刘田学，等.超文本信息组织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3.

张晓峰 黄山学院图书馆馆员。安徽黄山，24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