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占俊英，方齐云.中国农村走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领娣，付秀梅.劳动经济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篇2

【关键词】 招工难 就业难 劳动力市场 结构性失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一批批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增大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人数，成为中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主力军，中国也逐渐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近几年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建筑业、制造业招工难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工人缺口数量巨大。各企业只能提高工资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而加薪终究解决不了用工荒的问题。而与农民工就业情况不同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一项对2012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到毕业离校前，2012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不足百分之五十，近七成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竟然不到两千元，低于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当前，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并存，部分应届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工资的怪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体现了当前我国存在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等普通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我国农民工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提高农民工收入，可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的现状下，农民工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对社会具有不利影响，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一是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学业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毕业后就业难，工资低的状况，将更加加重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二是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长期处于待业状态，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三是长期的民工荒将使我国建筑业、制造业产出水平降低，影响相关产品的供给，降低社会福利。四是考大学不如当民工的怪现象使读书无用论不断滋长，很多同学、家长开始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期望产生了质疑，甚至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外出打工。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五是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增加过于突然，企业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大部分普通劳动力的工作量大增，工作压力过大。六是大量农民工收入突然增加，收入增加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过快，收入效用的作用使得大量农民沉迷赌博，败坏农村风气。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产生原因

第一，高校扩招增大了大学生的供给，减少了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后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将进入就业市场，需要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以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世界上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高校扩招，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另外，教育也是一种需求，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大学录取人数不断上升，1998年录取人数为108万人，至2012年，录取人数增加至685万人。高校扩招，加上长期的唯读书论，使大量即将成为普通劳动力的青年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供给不断增加，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不断减少。这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供方原因。

第二，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当前我国产业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粗放生产阶段，在GDP总量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建筑业、制造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消化了大部分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中国经济对大学生的需求较少，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一般情况下，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会保持在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力成本时的规模下，由于劳动力边际成本递减，在工资水平下跌时，企业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使边际产出等于成本。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和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大学生工资的降低和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将改变劳动力供给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劳动力的比重，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给曲线右移，社会资源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者将寻求劳动力替代，增加机器投入，改造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程将促使企业更多地招用大学生，减少使用劳动力。

然而，高校的扩招伴随着放低要求和标准的降分录取，扩招入校的学生平均素质降低。人类的智力发展呈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和特别低的人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当高智商的人被招入大学以后，进一步扩招，就只能降低质量录取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大学扩招使大学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变为大众化教育，大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不想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等各种不良现象逐渐增多。教育管理难度加大，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学风日下，相对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水平有限，缺乏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难于适应就业市场，这部分大学毕业生进入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的就业市场时，会增大大学生劳动投入所增加的边际产出，甚至使边际产出低于工资成本，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会因为大学生供给的增加而扩大产业规模，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

第三，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2009年，中国出口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外需比重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幅上升，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附加值较低的普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转移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生产因素的出口，中国知识和技术型劳动力生产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竞争力。同时，由于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国内购买力不足，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需求长期被抑制，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也主要是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因此，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中，对低附加价值的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服务的需求占大部分。如果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企业转变生产模式，增加高附加价值产品的产量，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会由于需求结构不合理而不利于产业的成功转型，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

二、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几点中长期对策

第一，保证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高校扩招开始于1999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开始于2002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就是扩招的结果。不得不指出的是，扩招虽然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剧，但扩招却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长不足。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大学生的数量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扩招规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但不能随意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

第二，提升大学生能力水平，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含量，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国内高校应该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学风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加强师资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专业建设，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结构，培养多元化人才。加快培养一批结构合理、数量适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增大劳动力供给结构中知识含量，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改变偏重重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投资方向，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重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当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偏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的状况，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消除产业结构不协调带来的隐患，引导国内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大量使用普通劳动力的企业中，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增大机器等资本投入，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减少普通劳动力的用工数量，逐步从普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过渡为资本密集或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增大对高知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我国内需的比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违背了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完善居民的市场化收入形成机制，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另外，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支出，完善保障体制，提升国民消费信心，有效调整需求结构。

此外，我们要鼓励与扶持高附加值产业以扩大其产品出口，实现内外需求均衡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贸易和出口产品竞争力，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规模，但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将会有效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着力解决当前的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问题，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楚元、李俊杰：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高校内因探析及责任构建[J].等教育研究，2008（2）.

[2] 王智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态势及促进就业的政策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08（3—4）.

[3] 于平：产业结构要与需求结构相适应[J].新，1999（10）.

篇3

［关键词］ 凯恩斯就业理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 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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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受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巨大影响，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该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企业的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症。

一、结构性失业的定义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纷繁复杂，许多经济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性失业作过一些定义。目前，中国学者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技能，甚至性别、年龄结构等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结构。同时导致这种结构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另一类为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没有随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

二、结构性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根源复杂。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划分依据，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归类划分。本文依据其形成根源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划分。

1.结构调整型。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引起的失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促使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劳动者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从而导致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也会陷入失业状态，而企业需要的高级工却处于缺位状态，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

2.体制转轨型。指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一致而产生的失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严格的成本约束下，国有企业中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无效劳动力）就会下岗失业。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中下岗的员工和新增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入非公有制企业。因而下岗失业也是由于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3.教育发展滞后性。指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提高或劳动者学非所用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要求而引起的失业。如中国目前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发展滞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再加上体制僵化，导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职业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加剧。总之，教育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导致因劳动者文化素质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失业；另一方面导致专业难以对口的高学历人才也被迫流入失业人群。

4.技术进步性。是指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工种、技术、知识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业现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劳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如果劳动者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就无法满足新技术岗位的需求，必然会被抛入失业的队伍中，而与此同时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岗位空缺，继而引发结构性失业。中国高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失业。

5.地区差异性。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区域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失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人才为追求高收入，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于集中，出现失业现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更容易被市场淘汰，从而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业率的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结构性失业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是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引发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力需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是经常存在的，它们的现实作用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下面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保持恒定，系统中有两个劳动力市场I和II，两市场教育培训费相同，且职工工资是完全刚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该假设下，该系统处于均衡且充分就业的初始状态。如图1，DI和D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I和S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看出系统均衡的劳动力供给量为O1O2，为I和II两市场供给量之和，均衡的工资率为W0。

图1I 和II两市场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I和II的需求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扩张，设两市场需求各自扩张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总量恒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无失业。

二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缩小，设两市场需求各自缩小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总量被假定恒定，这样需求小于供给，出现总量性失业。

三是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假定I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了ΔDI，需求曲线DI向下移动为DI1，II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了ΔDII，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为DII1。如果此时劳动力可以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由于两市场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I市场劳动力会部分流向II市场，当两市场供给曲线由SISII移动到SI1SII1时，两市场工资水平一样，系统达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从W0移到W1，在工资率W1水平下实现了新的充分就业（如图2）。

图 2结构性失业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劳动力不能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市场I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不会移动，仍然是SI，这样需求的收缩会引起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2；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失业。而市场II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会移动，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3，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岗位空缺。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不变，因此系统中的失业不是由于总量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由此可得：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拉开差距，结构性失业越突出，工资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统内，即使劳动力总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对称，劳动力又无法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结构性失业就在所难免。上述结论对多个劳动力市场构成的系统，也同样适用。

四、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一致。而引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加上中国某些政策的偏颇或推行力度不够，不利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产业结构调整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使政府无主动的调整意识，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自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式，即新兴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在各产业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要求劳动力也要相应在各产业间调整转移。但因为新的劳动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衰退产业自动或被迫退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胜任难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滞性，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就会造成新兴产业岗位空缺，衰退产业大量失业的局面，即结构性失业。由此我们得出，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并没有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它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力。之所以将它列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各方面调整远远不到位，使它本应该带来的经济正效应反而表现为负效应，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是有利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失业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大力倡导合理产业调整，制定产业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改善配套调整，而不应该是限制产业调整。

2.行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行业是产业的细分类，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支撑，不同的科技水平带来不同的行业格局。它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子，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依托新技术的行业不断诞生，而基于淘汰技术的行业也会逐渐被淘汰。这注定了行业之间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它也并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它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问题在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要求不同，劳动力不具备在各行业间转移所要求的素质和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3.所有制改革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计划体制下，企业实行就业配额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员以削减成本。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国企改革的同时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主体即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发展缓慢，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现。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失业，但由于相关改革未到位，使结构性失业凸现，加剧了失业危机。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时，政府理应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4.劳动者自身素质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要求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却是总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当缺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而且也成为劳动力自身就业难的主要障碍。中国劳动力的这一状况，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诱因，再加上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的现状。因此在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时，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5.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已逐渐转向市场体制，这要求有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来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晚，成效还不显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劳动力配置的基础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导致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政府理应建立一个适应向知识经济新时展的要求，高效、有序、开放、规范、公平，能积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劳动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大市场。

总之，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症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客观地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目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康文.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3，(6).

[2]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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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化英.结构性失业：难以弥合的城市裂痕[J].新财经，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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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燕飞.结构性失业的概念界定及类型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5).

篇5

关键词: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农村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09-02

一、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由于传统部门中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直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刘易斯模型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王德文,等,2005;蔡,2005),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经常出现。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就是这个新趋势的端倪。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两个标志性变化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结合这两个标志性特征,我们来分析中部省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2000-2008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水平。除了2000年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外,中部地区其他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明显减缓,说明相较全国而言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上升趋势。事实上由历年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大,且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于全国水平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似乎还没有到来。

再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度来分析。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本文从这几个行业进行比较。从近几年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林渔牧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三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2003-2005年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2006-2007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较小,与2003年水平相比,行业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似乎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不能形成一个总体良性的趋势,且各行业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差距扩大,这势必进一步恶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综上所述,针对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劳动力供给状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增长仍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2)从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农业部门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中部地区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农业工资水平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其他行业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实现一体化。因此,从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市场这两个方面来说,中部地区的刘易斯转折点仍未到来。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跟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部地区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许多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各市产业结构的差距逐渐拉大,例如湖北省花大力气打造号称中国硅谷的光谷产业园以及湖南省的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可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引起了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吸纳弹性的差异。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就业容量还将进一步收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经验来看,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增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5653亿元,占全国的27.01%(西部地区乡镇企业5.73%),新吸纳农村劳动力111.4万人,中部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就业的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如何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中部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课题。

三、中部地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劳动力转移?

图中,Q代表劳动力的数量,P代表劳动力的价格。在政府没有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一般是通过劳务中介或熟人等方式到异地就业,而且一般是提供初级工业劳动或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价格比较低廉,劳务输出数量较少。此时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均衡点就为E。,原始劳务输出量是Qn,达到此均衡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均衡价格为Pn。若当地政府将待转移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通过政府的一些中介组织或者鼓励经济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带动劳动力输出,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最终,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s1上升为s2,均衡点从E1转变为E。,此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由Q1上升为Q,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但是由于供给的增加,其均衡价格由Pn降为P1,此时0Q。EP与OQ,E1P1的面积难以比较,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农村劳务输出的行为所实现的社会效益并不明显。倘若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及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通过职业教育等培训方

式,使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增加其劳动技能,提升了过剩劳动力的价值内涵,从而扩大农民在城镇的就业范围。对这种提升价值后的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均衡点从E,变更为E:,此时均衡时的劳务数量仍会增加,即Q1增至Q1,劳务价格由P1上升至P1。对于政府干预前的劳务价格P1和干预后的最终价格P2的大小比较,关键要看劳务需求增加的幅度与劳务供给的增加幅度大小关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政府干预后的最终劳务价格P2将大于干预前的价格P1,反之亦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参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及技术指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用工单位对输出农民的需求量。

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迅速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其职能要求。目前,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各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正确的功能与作用,是当前政府调控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应有的义务,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地方政府探寻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的积极探索。

四、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对其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具有绝对的正的外部效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职业教育可以增加劳动力转移时获得工作的概率。而从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查到的资料发现,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存在很好的基础,但是其社会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m。对比全国范围,中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个数不少,基本上中部六省全部排在中上游,特别是湖北和河南的技工学校数量分别排全国第一和第四。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防,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K].开放导报,2005,(4).

[2]蔡防.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分析[K]//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7[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