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占俊英，方齐云.中国农村走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领娣，付秀梅.劳动经济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篇2

【关键词】 招工难 就业难 劳动力市场 结构性失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一批批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增大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人数，成为中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主力军，中国也逐渐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近几年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建筑业、制造业招工难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工人缺口数量巨大。各企业只能提高工资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而加薪终究解决不了用工荒的问题。而与农民工就业情况不同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一项对2012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到毕业离校前，2012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不足百分之五十，近七成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竟然不到两千元，低于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当前，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并存，部分应届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工资的怪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体现了当前我国存在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等普通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我国农民工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提高农民工收入，可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的现状下，农民工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对社会具有不利影响，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一是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学业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毕业后就业难，工资低的状况，将更加加重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二是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长期处于待业状态，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三是长期的民工荒将使我国建筑业、制造业产出水平降低，影响相关产品的供给，降低社会福利。四是考大学不如当民工的怪现象使读书无用论不断滋长，很多同学、家长开始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期望产生了质疑，甚至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外出打工。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五是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增加过于突然，企业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大部分普通劳动力的工作量大增，工作压力过大。六是大量农民工收入突然增加，收入增加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过快，收入效用的作用使得大量农民沉迷赌博，败坏农村风气。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产生原因

第一，高校扩招增大了大学生的供给，减少了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后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将进入就业市场，需要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以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世界上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高校扩招，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另外，教育也是一种需求，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大学录取人数不断上升，1998年录取人数为108万人，至2012年，录取人数增加至685万人。高校扩招，加上长期的唯读书论，使大量即将成为普通劳动力的青年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供给不断增加，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不断减少。这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供方原因。

第二，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当前我国产业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粗放生产阶段，在GDP总量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建筑业、制造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消化了大部分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中国经济对大学生的需求较少，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一般情况下，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会保持在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力成本时的规模下，由于劳动力边际成本递减，在工资水平下跌时，企业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使边际产出等于成本。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和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大学生工资的降低和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将改变劳动力供给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劳动力的比重，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给曲线右移，社会资源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者将寻求劳动力替代，增加机器投入，改造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程将促使企业更多地招用大学生，减少使用劳动力。

然而，高校的扩招伴随着放低要求和标准的降分录取，扩招入校的学生平均素质降低。人类的智力发展呈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和特别低的人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当高智商的人被招入大学以后，进一步扩招，就只能降低质量录取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大学扩招使大学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变为大众化教育，大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不想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等各种不良现象逐渐增多。教育管理难度加大，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学风日下，相对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水平有限，缺乏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难于适应就业市场，这部分大学毕业生进入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的就业市场时，会增大大学生劳动投入所增加的边际产出，甚至使边际产出低于工资成本，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会因为大学生供给的增加而扩大产业规模，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

第三，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2009年，中国出口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外需比重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幅上升，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附加值较低的普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转移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生产因素的出口，中国知识和技术型劳动力生产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竞争力。同时，由于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国内购买力不足，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需求长期被抑制，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也主要是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因此，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中，对低附加价值的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服务的需求占大部分。如果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企业转变生产模式，增加高附加价值产品的产量，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会由于需求结构不合理而不利于产业的成功转型，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

二、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几点中长期对策

第一，保证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高校扩招开始于1999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开始于2002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就是扩招的结果。不得不指出的是，扩招虽然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剧，但扩招却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长不足。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大学生的数量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扩招规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但不能随意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

第二，提升大学生能力水平，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含量，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国内高校应该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学风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加强师资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专业建设，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结构，培养多元化人才。加快培养一批结构合理、数量适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增大劳动力供给结构中知识含量，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改变偏重重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投资方向，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重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当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偏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的状况，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消除产业结构不协调带来的隐患，引导国内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大量使用普通劳动力的企业中，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增大机器等资本投入，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减少普通劳动力的用工数量，逐步从普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过渡为资本密集或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增大对高知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我国内需的比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违背了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完善居民的市场化收入形成机制，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另外，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支出，完善保障体制，提升国民消费信心，有效调整需求结构。

此外，我们要鼓励与扶持高附加值产业以扩大其产品出口，实现内外需求均衡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贸易和出口产品竞争力，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规模，但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将会有效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着力解决当前的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问题，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楚元、李俊杰：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高校内因探析及责任构建[J].等教育研究，2008（2）.

[2] 王智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态势及促进就业的政策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08（3—4）.

[3] 于平：产业结构要与需求结构相适应[J].新，1999（10）.

篇3

［关键词］ 凯恩斯就业理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 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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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受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巨大影响，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该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企业的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症。

一、结构性失业的定义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纷繁复杂，许多经济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性失业作过一些定义。目前，中国学者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技能，甚至性别、年龄结构等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结构。同时导致这种结构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另一类为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没有随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

二、结构性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根源复杂。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划分依据，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归类划分。本文依据其形成根源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划分。

1.结构调整型。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引起的失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促使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劳动者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从而导致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也会陷入失业状态，而企业需要的高级工却处于缺位状态，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

2.体制转轨型。指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一致而产生的失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严格的成本约束下，国有企业中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无效劳动力）就会下岗失业。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中下岗的员工和新增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入非公有制企业。因而下岗失业也是由于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3.教育发展滞后性。指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提高或劳动者学非所用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要求而引起的失业。如中国目前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发展滞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再加上体制僵化，导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职业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加剧。总之，教育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导致因劳动者文化素质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失业；另一方面导致专业难以对口的高学历人才也被迫流入失业人群。

4.技术进步性。是指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工种、技术、知识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业现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劳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如果劳动者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就无法满足新技术岗位的需求，必然会被抛入失业的队伍中，而与此同时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岗位空缺，继而引发结构性失业。中国高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失业。

5.地区差异性。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区域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失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人才为追求高收入，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于集中，出现失业现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更容易被市场淘汰，从而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业率的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结构性失业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是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引发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力需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是经常存在的，它们的现实作用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下面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保持恒定，系统中有两个劳动力市场I和II，两市场教育培训费相同，且职工工资是完全刚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该假设下，该系统处于均衡且充分就业的初始状态。如图1，DI和D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I和S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看出系统均衡的劳动力供给量为O1O2，为I和II两市场供给量之和，均衡的工资率为W0。

图1I 和II两市场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I和II的需求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扩张，设两市场需求各自扩张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总量恒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无失业。

二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缩小，设两市场需求各自缩小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总量被假定恒定，这样需求小于供给，出现总量性失业。

三是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假定I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了ΔDI，需求曲线DI向下移动为DI1，II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了ΔDII，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为DII1。如果此时劳动力可以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由于两市场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I市场劳动力会部分流向II市场，当两市场供给曲线由SISII移动到SI1SII1时，两市场工资水平一样，系统达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从W0移到W1，在工资率W1水平下实现了新的充分就业（如图2）。

图 2结构性失业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劳动力不能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市场I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不会移动，仍然是SI，这样需求的收缩会引起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2；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失业。而市场II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会移动，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3，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岗位空缺。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不变，因此系统中的失业不是由于总量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由此可得：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拉开差距，结构性失业越突出，工资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统内，即使劳动力总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对称，劳动力又无法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结构性失业就在所难免。上述结论对多个劳动力市场构成的系统，也同样适用。

四、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一致。而引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加上中国某些政策的偏颇或推行力度不够，不利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产业结构调整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使政府无主动的调整意识，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自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式，即新兴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在各产业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要求劳动力也要相应在各产业间调整转移。但因为新的劳动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衰退产业自动或被迫退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胜任难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滞性，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就会造成新兴产业岗位空缺，衰退产业大量失业的局面，即结构性失业。由此我们得出，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并没有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它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力。之所以将它列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各方面调整远远不到位，使它本应该带来的经济正效应反而表现为负效应，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是有利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失业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大力倡导合理产业调整，制定产业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改善配套调整，而不应该是限制产业调整。

2.行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行业是产业的细分类，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支撑，不同的科技水平带来不同的行业格局。它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子，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依托新技术的行业不断诞生，而基于淘汰技术的行业也会逐渐被淘汰。这注定了行业之间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它也并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它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问题在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要求不同，劳动力不具备在各行业间转移所要求的素质和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3.所有制改革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计划体制下，企业实行就业配额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员以削减成本。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国企改革的同时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主体即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发展缓慢，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现。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失业，但由于相关改革未到位，使结构性失业凸现，加剧了失业危机。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时，政府理应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4.劳动者自身素质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要求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却是总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当缺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而且也成为劳动力自身就业难的主要障碍。中国劳动力的这一状况，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诱因，再加上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的现状。因此在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时，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5.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已逐渐转向市场体制，这要求有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来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晚，成效还不显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劳动力配置的基础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导致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政府理应建立一个适应向知识经济新时展的要求，高效、有序、开放、规范、公平，能积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劳动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大市场。

总之，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症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客观地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目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康文.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3，(6).

[2]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

[3]杨宜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着力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4).

[4]谌新民.民工短缺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5]彭化英.结构性失业：难以弥合的城市裂痕[J].新财经，2007，(2).

[6]周呈奇，冯杨.中国的就业问题与中小企业发展[J].经济与管理，2004，(10).

[7]严燕飞.结构性失业的概念界定及类型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5).

篇5

关键词: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农村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09-02

一、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由于传统部门中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直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刘易斯模型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王德文,等,2005;蔡,2005),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经常出现。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就是这个新趋势的端倪。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两个标志性变化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结合这两个标志性特征,我们来分析中部省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2000-2008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水平。除了2000年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外,中部地区其他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明显减缓,说明相较全国而言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上升趋势。事实上由历年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大,且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于全国水平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似乎还没有到来。

再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度来分析。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本文从这几个行业进行比较。从近几年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林渔牧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三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2003-2005年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2006-2007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较小,与2003年水平相比,行业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似乎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不能形成一个总体良性的趋势,且各行业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差距扩大,这势必进一步恶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综上所述,针对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劳动力供给状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增长仍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2)从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农业部门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中部地区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农业工资水平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其他行业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实现一体化。因此,从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市场这两个方面来说,中部地区的刘易斯转折点仍未到来。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跟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部地区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许多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各市产业结构的差距逐渐拉大,例如湖北省花大力气打造号称中国硅谷的光谷产业园以及湖南省的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可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引起了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吸纳弹性的差异。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就业容量还将进一步收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经验来看,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增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5653亿元,占全国的27.01%(西部地区乡镇企业5.73%),新吸纳农村劳动力111.4万人,中部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就业的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如何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中部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课题。

三、中部地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劳动力转移?

图中,Q代表劳动力的数量,P代表劳动力的价格。在政府没有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一般是通过劳务中介或熟人等方式到异地就业,而且一般是提供初级工业劳动或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价格比较低廉,劳务输出数量较少。此时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均衡点就为E。,原始劳务输出量是Qn,达到此均衡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均衡价格为Pn。若当地政府将待转移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通过政府的一些中介组织或者鼓励经济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带动劳动力输出,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最终,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s1上升为s2,均衡点从E1转变为E。,此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由Q1上升为Q,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但是由于供给的增加,其均衡价格由Pn降为P1,此时0Q。EP与OQ,E1P1的面积难以比较,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农村劳务输出的行为所实现的社会效益并不明显。倘若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及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通过职业教育等培训方

式,使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增加其劳动技能,提升了过剩劳动力的价值内涵,从而扩大农民在城镇的就业范围。对这种提升价值后的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均衡点从E,变更为E:,此时均衡时的劳务数量仍会增加,即Q1增至Q1,劳务价格由P1上升至P1。对于政府干预前的劳务价格P1和干预后的最终价格P2的大小比较,关键要看劳务需求增加的幅度与劳务供给的增加幅度大小关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政府干预后的最终劳务价格P2将大于干预前的价格P1,反之亦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参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及技术指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用工单位对输出农民的需求量。

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迅速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其职能要求。目前,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各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正确的功能与作用,是当前政府调控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应有的义务,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地方政府探寻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的积极探索。

四、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对其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具有绝对的正的外部效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职业教育可以增加劳动力转移时获得工作的概率。而从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查到的资料发现,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存在很好的基础,但是其社会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m。对比全国范围,中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个数不少,基本上中部六省全部排在中上游,特别是湖北和河南的技工学校数量分别排全国第一和第四。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防,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K].开放导报,2005,(4).

[2]蔡防.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分析[K]//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7[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84).

篇6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4．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农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却无法很好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对比城市的繁华，乡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和在城市的车流中盲目穿梭的农民工仍然只是与富裕无缘。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如何保持转移的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下，不仅要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还要积极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市场失灵，两者顺畅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张隽. 浅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 山东劳动保障, 2003,(5).

2、李炀. 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西南大学民族学报(人文社科版)[J]，2003,(8).

3、周元福.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对策. 经济师[J]，2003,(3).

4、刘甲朋、尹兴宽、杨兵杰.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 人口与经济[J]，2004,(1).

5、杨辉、罗素清. 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原因及出路.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03(8).

6、 中国农村年鉴[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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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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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需求 供求关系 人力资本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6]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6-13.

篇9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不同的就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模式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劳动力 就业模式 比较

城市化加速期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

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城乡劳动力因其就业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就业特点。

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特点是：就业压力大,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4年到2003年年均登记失业率3.3%（实际失业率更高）。城市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国有(含控股)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其比例超过城镇就业人员的35%。城市劳动力就业群体相对稳定,省际间流动少。

农村进城务工者就业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庞大，以青壮年为主，素质较低。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390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的23.2%。40岁以下的占85.9%。只有15%的外出务工人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或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及餐饮服务、社区服务行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资料来源：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劳动力相互竞争的局面并未形成,相反两者构成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两极。造成城市劳动力就业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劳动力和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比较分析

这里的劳动力就业模式是影响就业行为的诸因素的总和，由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为的诸因素存在差异,才导致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需求模式比较分析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于劳动力的工资率（W）和边际产品收益(MRP)。我们假定：企业的生产水平等诸因素不变,企业的生产要素仅有劳动力变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能力,而复杂劳动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这种能力能带来经济收益。无论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企业生产的目标都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边际产品=边际成本。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唯一可变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投入,因此可变成本也就是工资(W),那么增加单位劳动投入所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MC)即MC=W，所以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RP=MC＝W。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率呈反方向变动。进城务工者的工资比城市劳动力低很多,因此在从事简单劳动时,对于这两者而言,均满足MRP =W，而Wc>Wr(c代表城市劳动力，用r代表农村进城务工者)，企业会选择进城务工者。但从事复杂劳动就不一样了.因为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进城务工者,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一经雇用就能带来经济收益。而农村进城务工者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才能具备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能力。由于企业要额外支付农村进城务工者培训成本(Cr)，于是MCr=Wr+Cr。此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因雇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雇用城市劳动力的条件是MRPc=Wc 。假定进城务工者接受很短时间的培训就能掌握与城市劳动力同样的技能而且在培训前也不支付其工资,则可以将企业在培训进城务工者以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看成是现期收益,于是雇用进城务工者的条件为MRPr=Wr+Cr。经过培训后, MRPr＝MRPc,则有Wc-Wr=Cr,Cr>0。企业支付给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大于农村进城务工者,其差额是企业支付的培训成本。经过培训后进城务工者具备了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技能,两者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而进城务工者的工资低于城市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进城务工者要求得到与城市劳动力相等的报酬。如果企业增加了其工资,则Wr’+Cr>Wc。此时的雇用条件与简单劳动的相同，企业选择成本较低的城市劳动力而不会雇用农村务工者。另一种情况是企业不增加进城务工者的工资。,进城务工者不能接受同等的边际收益不同的工资报酬，他会选择离开企业。若此，企业将损失培训成本,这是企业不愿意的。由此可见,在复杂劳动中，企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所获得的是预期收益,企业要承担损失培训成本的风险,而选择城市劳动力无须承担这种风险,因此简单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而复杂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城市劳动力。

城乡劳动力供给模式比较分析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比较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来解释。如果就业带来的收益能够补偿各种成本就会产生劳动力供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之前除了其劳动力价值外不占有任何资料。劳动者就业获得的收益其实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报酬，此时城市劳动者就业动力决定于其实际工资报酬和生存成本。如果城市劳动者在就业时有一定的储蓄，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时就会考虑个人偏好及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这时城市劳动力提供劳动力的前提是劳动报酬-生存成本-机会成本>0(个人偏好属于心理因素这里不讨论)。

与城市劳动力不同的是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在其进城务工前就拥有一份土地收益。因为城乡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农村剩余劳动力认为其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益一定会高于其在农村务工的收益，其就业的动力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拥有土地所获得的实际收入总是存在的，而且足以补偿其生存成本，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农村进城务工者提供其劳动力的前提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进城的迁移成本>0。

城乡劳动力素质比较 城市劳动力就业范围广泛，几乎遍布所有行业，而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基本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就业领域的不同和两者的素质差异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高，受教育时间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长。城市劳动力70％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进城务工者只有15％左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年，后者为7.7年。城市劳动力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而农村劳动者中不足15%的人接受过职能培训,农村劳动力参与率高，使本该接受教育的适龄人口过早地从事经济活动,农村劳动力参与率为75.98%，城市劳动力参与率为62.41%，农村劳动力参与率比城市劳动力参与率高13.57%（根据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过低的素质、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和过多的人口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更大。

城乡劳动力就业弹性比较 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小于农村进城务工者。从就业弹性来看,城市劳动力基本集中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低的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来实现，没有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第三产业是以吸纳劳动力为主的服务部门。农村进城务工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以非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相对大些的第三产业（虽然还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业的施工部门，但这个行业的危险性高,工作既脏又累。在房产经济迅速膨胀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很少涉足此行业。因此，建筑施工业对农村进城务工者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见表1）。

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来看,由于国有企业工资刚性的惯性作用，城市劳动力的工资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供给也缺乏弹性。2003年国有单位劳动力供给弹性为0.3(2004年统计年鉴)。相比较而言，农村进城者的工资按市场机制给定,其劳动力价格弹性和劳动力供给弹性很大。农村外出务工的供给弹性为1.13（据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比城市劳动力富有弹性。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差异的存在，是由于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滞后于城市化速度，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替代程度不高而产生的短期现象。它将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逐步消除。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差异：一是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二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简新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口变动与就业.江汉论坛，2004.9

2.喻桂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新华文摘，2004第23期

3.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第4期

篇10

一、逻辑主线：农业机械化———雇佣关系———土地流转

农业生产既是农作物利用阳光、降水等条件的自然生长过程，也是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作用于土地的社会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劳动力、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现有家庭经营模式下，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从市场上用货币购买，可以统一表示为资本；劳动力由作为产品索取主体的家庭成员提供；土地由集体所有，通过承包，家庭获取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因此，从生产要素角度出发，我国传统农业可以向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方向演进，推广农业机械化、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是其演进的可行性路径。

1．农业机械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二、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对价格变化引起了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如劳动力流出，资本流入。农业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也发生变化，如劳动密集度下降，资本密集度上升。农业机械化实质上是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将农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属性改造成资本密集型属性。然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工业对能源和机械需求量大，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价格偏高；制造机械、使用机械和维修机械的工用劳动本身也处于一种短缺状态。农用劳动与工用劳动的价格差是劳动力流出的内在动力，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则随着可流动性下降而递减，农村中不可流动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农业机械化带来的资本排挤劳动力，必然导致农村中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农业各个生产环节依次继起而非并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生产周期长且各环节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将导致农用机械投资总量大、使用频率低，生产成本难以得到有效分摊。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已接近饱和状态，大规模投资带来的产量增量将打破市场原有的均衡，进一步拉低农产品价格。现有资源禀赋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实质上是以稀缺的资本要素代替丰裕的劳动力要素来生产已经相对过剩的农产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必然进一步降低其经济效益。可见，现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难以大面积推广，传统家庭生产模式仍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2．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下，农民拥有劳动力供给主体和产品索取主体双重身份，承担着生产和监督双重职能。农业生产所得减去生产资料购置成本后的净收益，是对农民双重身份的统一回报。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农民承担劳动力供给的全部成本，作为剩余索取主体，农民获得劳动供给的全部收益。因此，家庭生产模式为劳动力供给提供了自动激励机制。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中，产品索取权归雇佣者所有，被雇佣者仅仅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而存在。没有产品索取权的激励，被雇佣者往往滋生机会主义倾向，劳动力供给扭曲性地减少。尽管劳动力供给扭曲性减少会受到雇佣者监督努力的制约，但是雇佣者的监督努力并不是无成本行为，而是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达到均衡。被雇佣者的“偷懒行为”在监督努力的作用范围之外依然存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决策必须在现场做出，否则信息不足。然而，农业活动的劳动空间范围广、劳动强度大，被雇佣者偷懒的动机十分强烈；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也难以程序化，监督十分困难。同时，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往往集中于某一时段，需求的时际波动大；生产环节之间的时间间隔长，各个环节对农用劳动力的需求呈现离散状态。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可流动性差，难以跨区域流动。因此，农村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雇佣关系也只能以零工、散工方式出现。监督困难、偷懒行为和劳动力的时际离散需求大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效率。3．土地市场：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以一定的条件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

农户或经济组织。流转后的土地，仍然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用作房地产开发等其他用途；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权益，如租金、股份分红等。土地流转后，相当于实行“三权分离”，经营权归受让方，承包权还是归承包农户，所有权也还是属于集体。我国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有限，流转后的土地仍然用于农业生产，有助于保证农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下，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土地的流转，进一步强化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天然优势：农业生产的产品索取权对家庭所有成员提供充分激励，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和偷懒行为。土地流转代替劳动力雇佣，一方面，通过保留索取权的自动激励机制，避免了雇佣关系带来的监督成本和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减少；另一方面，土地由弱生产能力家庭向强生产能力家庭的转移，重新实现了土地和劳动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土地流转有效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农民可以在转让土地要素和出售农产品之间做出选择，农用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从自给自足的角度出发，通过转出土地，实现横向生产规模的收缩和纵向销售环节的退出，变传统的出售产品为转出土地，从而有效防止“农产品卖难”问题；转入土地的家庭则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横向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纵向销售环节的延伸，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细碎化土地的有效集中，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生产活动的协调，避免农活之间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行为个体对公共资源（如水资源）的“攫租行为”，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流转，有助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实现转出方和转入方的互利共赢，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二、基本结论

篇11

“前几年，说是经济过热也行，或者说是外需引起的经济增长能力的极度膨胀，实际上劳动力供求关系不是一个均衡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翟燕立说。他认为今年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供求的均衡年，现在可能就是均衡点。对劳动力的需求高于目前情况，劳动力市场反映的就是一种过热的情况；低于目前情况，劳动力的就业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升有效供给的过程。

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副司长认为2009年整个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

据盛来运介绍，国家统计局在去年10～12月份组织开展了针对部分外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加快。另外国家统计局在春节期间，利用农民工大量回家过年的机会，开展了一个将近7万个样本、7000多个村的调查，发现金融危机确实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农民工在第四季度回流加速，但具体人数在完成数据汇总之前尚不确定，总之，人数会超过1000万。

翟燕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今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在农民工方面。2009年春节以前，回乡的农民工大概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员一半以上，比往年大概增长10%左右。“但这不完全是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有大量的农民工因去年的南方冰冻灾害没有回去，他们把两年的假一起歇了，所以今年回来的多一些。”翟燕立说。春节后，80%的农民工回城了，主要还是集中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回城的80%农民工中，又有80%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这样一算，全部回城农民工中，64%是有岗位的，16%是暂时还没有岗位的。而20%没有回城的农民工中，又有70％还是要回城的，只不过是眼下没有走。另外30%是打算在本地就业，或者是务农，或者是非农就业，或者是自己创业。

篇12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制造业；工资差异；劳动需求供给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中国吸收外资的水平连续增长，然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从制造业部门出发，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希望找到中国贸易和FDI的发展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贸易开放对工资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产生的分歧也不断增加，从传统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然而，实践结果与S-S理论有所出入。Feenstra（1996）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这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也会扩大工资差距。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喻美辞（2008、2010）分别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等（2009）、邓军（2011）、王云飞和朱钟棣（2010）、赵明亮和臧旭恒（2011）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入手，发现研究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和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由于选取的数据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学者们对开放与工资差距关系的结论也有所不同。本文，笔者将借鉴Avalos等（ 2006） 的方法来衡量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利用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分析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Murphy等（1998）的模型为基础，同时加入于中国国庆有关的相关变量，得到一个如下的方程：

在式中，i代表截面单位（各省市i=1，2，…，28 ），t表示年份（ t=2007，2008，…2011）。

本文通过引入供给和需求模型，从影响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的角度，重点关注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差异的影响，这便是上式的研究意义。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1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被解释变量为上30%与下30%行业平均工资之比的回归结果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后面括号中的数字为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15%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上。

表1是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EGLS得到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贸易开放度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贸易开放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进一步解释为贸易开放提高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或降低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使得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与S-S定理是不一致的。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地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模型（2）加入了研发费用的投入R&D这一估计量。结果发现，它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R&D能够显著地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这可能与以往的经验相反，以往的经验是R&D的投入主要提高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熟练劳动的工资，扩大相对工资差距，但中国的生产优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往往是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的产品，因此对这些产品的科研投入越多，越能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工人的工资，使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缩小。

模型（3）加入了教育水平edu这一变量，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加熟练劳动供给，熟练劳动供给的增加会降低熟练劳动的相对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

模型（4）继续加入popu，urb和ref三个变量， popu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它可能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urb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ref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中国实行市场化经济以来，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这说明市场化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工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

三、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12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劳动力供需关系模型对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缩小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而贸易开放则扩大了制造业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

参考文献：

[1]王中华，王雅琳，赵曙东.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7）.

[2]邓军.制造业的生产分割与工资收入差距16个行业证据[J].改革，2011，（1）.

[3]王云飞，朱钟棣.贸易发展对我国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0，（4）.

篇13

一、劳动力供给来源的变化

（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长期以来，中国的总人口和15—59岁之间的人口（以下称劳动年龄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但是，由于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影响，其增速日益下降。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计算，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将在2010—2015年间降至0.42%，同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只有0.09%；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在2015—2020年间变为负值，总人口增长率也将在2030—2035年间变为负值。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2011年末减少了345万人，称这是计生政策下绝对数量的第一次减少，并且到203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还将维持持续减少的减少。综合上述测算判断，中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时期。而这将在总量上制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二）青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少

青年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从工业企业看，青年从业人员的比重近年出现了下降趋势。2011年与2002年相比，在制造业就业的16—39岁之间的青年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9.2%下降到63.8%，降幅为5.4个百分点。在采矿业就业的16—39岁之间的青年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3%下降到45.3%，降幅为17.7个百分点。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就业的16—39岁之间的青年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5.2%下降到53.5%，降幅为11.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40岁以上从业人员的比重，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

在总体下降的趋势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青年从业人员比重的下降尤为突出。2011年与2002年相比，16—39岁之间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全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比重，从70.1%下降到58.8%，降幅为11.3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从业人员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工业企业的发展。一是减少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供给数量。二是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缩小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了快速发展。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低成本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但是，近年农民工流向及就业地域分布发生了改变，预示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缩小。

首先，跨省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减少，而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59亿。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外务工的占47.1%，在省内务工的占52.9%。和2008年相比较，在省外务工的比重下降了6.2个百分点，在省内务工的比重上升了6.2个百分点。

其次，东部地区农民工增长低于中西部地区水平，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下降。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2010年增长2%，同年，中部地区增长8.1%，西部地区增长9.6%。2011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比20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同年，中部地区上升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8个百分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对工业企业的发展有两方面影响：第一，减少农民工的数量。第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四）高学历求职人员增加

应届毕业生也是工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受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高等教育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占全体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初中应届毕业生求职者占全体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比重，2000年是73.4%，2011年是40.9%，十余年间下降了32.5个百分点。高中及职业高中应届毕业生求职者占全体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比重，2000年是19.8%，2011年是20.9%，十余年间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但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者占全体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比重，2000年是6.3%，2011年是35.4%，十余年间却上升了29.1个百分点。研究生应届毕业生求职者占全体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比重，2000年是0.5%，2011年是2.8%，十余年间也上升了2.3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的学历构成已具有鲜明的高学历化特征。

高学历求职人员一般要比低学历求职人员就业期望值高。因此，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求职人员的数量增加不会增加工人的供给，反而会由于减少了初、高中毕业生的数量而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造成工业企业招聘不到足够数量的工人。

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

（一）劳动力供给日趋紧张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供求呈供给大于需求状态，反映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劳动力市场，就是求职人数多于招聘人数。但是，2010年以后，求职人数增长放缓，求职人数逐渐少于招聘人数。2012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招聘人数为2376万人，比2011年增长了14.9%，同年求职人数为2233万人，比2011年增长了14.1%，供给缺口人数为142万人，比2011年增加了30万人，供给缺口呈扩大趋势。

劳动力供求关系在2010—2012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全国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在2010年超过了1倍，之后小幅度上升，2012年达到了1.07倍，表明相对于每个岗位需求的求职人数日益减少，劳动力日趋紧缺，从用人单位看，招聘难度增大。

（二）劳动供求结构明显失衡

1、青年劳动力相对紧缺

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多数针对青年劳动者。《2012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劳动供求关系分析》指出，16—34岁之间的用人需求占总用人需求的63.8%。但该年龄组的劳动力供给比较紧缺。具体来讲，25—34岁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最高，该年龄组的供给最紧缺；35—44岁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排在第二位，其供给比较紧缺；16—34岁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在2012年也超过了1倍，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综合起来看，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与此相反，45岁以上的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和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青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有关。

2、初、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相对紧缺

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绝大多数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要求。2012年，要求有高中和初中学历的用人需求超过了有高中和初中学历的求职人数，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达到了1.11倍和1.08倍，其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专文化程度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更高达1.32倍，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专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十分抢手，但是，要求有大学文化学历的用人需求低于有大学学历的求职人数，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只有0.97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相对困难。这说明高中、初中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很大，但供给相对不足，而大专、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很大，但需求相对不足。

造成上述不平衡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与高等教育扩招有关。由于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专、大学毕业生大幅度增加，但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又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所以造成大专、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相对过剩。二是与教育结构不平衡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相对快，而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大学毕业生在2000—2011年间增加了6.4倍，而同期技工学校毕业生只增加了1.84倍。

3、技能、技术人才相对紧缺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专业技术人员是工业企业最主要的两类从业人员群体，目前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2012年，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于供给，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达到了1.11倍和1.09倍。相比之下，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员的需求小于供给，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小于1倍。

这个局面的形成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内涵型发展模式，它们需要提高技术含量、调整产品结构，因此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大学教育内容普遍滞后，教学方法僵化，无法培养出量足质高的技能、技术人才，而企业存在人力资本投资吝惜倾向，这也加剧了高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增长缓慢，不能满足需要的局面。

（三）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

受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的影响，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2000—2011年间增加了4.15倍，每年的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特别是2011年的增幅较大，该年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36665元，比2010年增长了18.6%，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工资快速上涨，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其他亚洲国家水平。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亚洲各国日资制造企业的统计，北京、上海的劳动报酬远远高于达卡、河内、新德里、马尼拉、曼谷、吉伦坡的水平；大连、深圳的劳动报酬高于达卡、河内、新德里、马尼拉、曼谷，但稍低于吉伦坡的水平；青岛的劳动报酬高于达卡、河内、新德里，但低于马尼拉、曼谷和吉伦坡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沿海地区城市的劳动报酬和其他亚洲城市相比已不具有竞争优势。

三、解析与建议

（一）挑战与机遇

目前劳动力市场上有三类劳动力相对紧缺。第一是青年劳动力。青年劳动力不仅体能条件好而且成本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要人力资源基础。第二是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这其中分为简单劳动力、技能劳动力两部分，前者作为普通工人，后者作为技能工人或现场技术员，都是企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资源。第三是技能、技术人才。这些人是有技术等级资格的技能工人、专业技术人员，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如果不能足量获取这些资源，就会影响到生产和技术创新活动的正常进行，拖累企业的发展步伐。然而，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人口政策、教育体制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

受劳动力供给紧缺的影响，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近年大幅度上涨，这已造成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研究推算，如果工资增长率为10%，并且劳动力成本增加部分不通过转嫁价格而是通过减少企业利润来抵消，企业也没有采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等提高生产率、减少成本的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造成制造业企业利润减少7%—18%，平均减幅为11.8%。要避免利润大幅度减少，企业就要在产品、技术、管理、价格各方面采取措施，减少劳动投入比率，降低成本与利润结构对工资的敏感度，但这涉及到经营体制、生产系统、产品结构等方面的较大转型，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因此，企业在短期内将无法避免利润减少，利润空间原本较少的企业将可能被淘汰出局。

但是，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只要及早采取战略转变，发展的机遇依然是有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缓慢、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平衡，恰好也是中国发展模式从偏重劳动投入转向注重技术与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制约了企业发展甚至影响到了国民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国外引进质量都符合要求的劳动力，政府就只有调整人口和教育政策，逐步放宽出生限度，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提高职业教育比重，加大职业培训力度，使劳动力供求接衡。

（二）有步骤地采取战略转变

第一，引进新设备以替代劳动力，减少劳动投入比重。在工业生产中，设备与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增加设备可以适当地减少劳动投入数量。现在有很多机器人、省力型设备、自动化设备可用来替代人手操作，被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医疗产品、食品等生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普遍遇到了订单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很多企业开始引进机器以替代人力，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当然，引进设备除了能替代简单劳动力，还可以稳定产品质量、简化管理，总之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第二，拓宽现有员工的技能范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企业人力资源的差距在哪里？主要在技能的广度和深度上。平均来看，一个工业发达国家员工能做2—3个中国员工的操作，所以工业发达国家可以取得比中国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企业如果能拓宽员工的技能范围，让员工掌握更多技能，胜任更多业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即使工资水平上升，也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得到抵消，从而不影响到企业利润。因此，拓宽员工的技能范围也是可行措施之一。为此，企业要从根本树立人力资本投资理念，根据业务流程建立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有步骤地做好相应培训，并在报酬上对员工的技能学习行为以及达到的技能水平进行激励。

第三，采取先进生产技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生产技术涉及设备、工序、工艺、模具、工具各方面的使用方法。先进生产技术可以使企业用最佳的人力、设备组合达到最高的产出。“细胞生产方式”（因为具有细胞自成体系的特征而得名）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先进生产技术。由于“细胞生产方式”非常适合于多品种少批量生产，因此在信息化产品、家电、汽车零部件、机床等企业得到迅速普及。另外，模块化也是先进生产技术之一。在家电行业，模块化可以使原本需要20多人的生产线减少到只需要2—3个人。因此模块化技术应是中国企业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可能选择之一。

篇14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