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老龄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老龄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0-02

劳动力是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改革开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规模的持续扩大。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逐渐放缓，人口老龄化也将对未来劳动力供给量产生影响。而对于城镇化背景下，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退休年龄延迟等新的因素综合作用下，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学者研究尚未达成共识。阎坤[1]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高龄化。赵喜顺[2]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设计不同的劳动参与率变动假设，一方面保持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另一方面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预测，并结合201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其次，通过设计不同的政策方案（维持现行退休政策方案；根据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将延迟退休政策纳入预测过程，探讨了不同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模型与数据

1.劳动参与率模型

本文根据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模型，在王金营建立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基础上加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模型分析。模型逻辑结构如下：首先对年龄别劳动参与率进行logit转换：

其中ls（x） 表示以基期劳动参与率的基准，本文以1990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基准； Ys（x）为基准的logit转换值；lt（x）（本文考察时期t=1990、1995、2000、2005、2010），分别为t年份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YtYxY为t年份的劳动参与率的logit转换值。

YtYxY与YSYxY之间呈线性关系：

其中μ为随机误差项；α（t）、β（t） 是与时间有关的待估参数，会随年份t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预测α（t）Iβ（t）的变动趋势，继而可以按照公式3预测得到未来分性别的 ls（x） 。

2.劳动力供给预测方法

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进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彭秀健[3]的年龄结构分解方法，将总的劳动参与率分解为年龄结构因素、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两个因素。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取决于分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

其中，PRt为t _（）_D_DPRi，t用来表示t年年龄组i的劳动参与率，通常把15～64岁之间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Si，t为t年年龄组i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份额，Lt为t年劳动力数量，WPt是t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3.数据来源

（1）未来劳动人口预测数据：结合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现行政策中放宽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变动现实，采用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4]等人研究中关于未来人口预测与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方案中方案II的预测结果。（2）劳动参与率数据：数据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数据①。

二、多方案下劳动力供给的预测

方案一：单纯考察“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

为明显突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劳动参与变动趋势的影响，本文将对单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效应”对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作为预测模式下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的对比。具体处理方式如下，本文中以5岁为单位将劳动年龄（l5-64岁）人口划分成10个年龄组（i=1，2，…，10）。式（3）表示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是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或者分年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构成变化的结果。我们将后者的影响称为“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会影响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在此暂时不考虑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只分析人口构成影响。

假定2010-2050年间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维持在2010年水平保持不变，均为 RPt，2010，只考察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指的是在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t年可观察到的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预测结果：根据方案一，有效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45-64岁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也会引起总和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20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换言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即使保持不变，而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则未来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减少。

方案二：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数据，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考虑健康水平的提高，假设男女退休年龄按照2014年国家关于渐进式退休政策的信息，自2016年起，男、女退休年龄每2年延迟1岁，直至退休年龄达到65岁为止；同时参考2000年日本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对未来40年内中国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做出预测：当当年退休年龄未达到65岁时，每间隔10年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将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每间隔5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根据间隔10年的劳动参与率采用插值法求出；当当年退休年龄达到65岁时，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直接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但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约为10%。

方案三：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数据，保持现行退休年龄政策；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2010-205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方案二、三中显示的中国总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之后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方案二、方案三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在于尽管方案二、三劳动供给总量变动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但方案二劳动供给量在每一时点都高于方案三条件下，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下行的效果；其二在于方案二中起始于2016年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于2030年后才逐步显现出来，但效果比较有限，并且2040年之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逐渐减小。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不管是方案二或者方案三，在2030年后劳动供给量的变动趋势相似且总量差别不大，可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劳动力总供给逐渐减少的趋势。

三、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通过设计多种方案，将不同政策变量纳入预测过程，并结合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倾向于减少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

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红利进一步缩小，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都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安排面临新的课题。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延缓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速度，从数据发现，目前我国劳动参与率较低的是50-64 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也通过多方案对比，发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男性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女性50-54岁、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产生明显冲击，并且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执行时间愈久，政策效应越明显。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于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除着力于延缓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的政策举措，应重视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同时通过清除劳动力流动藩篱、完善劳动保障制度，进一步激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全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200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参考文献：

[1]阎坤.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Z].中国人口年鉴， 1997.

[2]赵喜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发展老年产业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01）.

[3]彭秀建.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

篇2

关键词：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过小规模；规模报酬；老龄化

一、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日本农业时，往往将日本农业视为“人多地少”情况下现代农业的典型模式。诚然，日本农业虽然相比许多国家来说是比较发达的，尤其是从技术上讲是现代化农业的典范，但其中却存在着诸多内在问题，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

图1是日本核心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的趋势变化图，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日本到2000年前后，核心农业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了。从表面上来看，老年人从事农业似乎有利于已过适龄年龄的劳动力发挥余热，而且也能充分体现日本农业的高科技水平。但是这对于农业本身的持续的良性的发展却极为不利。这会使得许多农作技术由此变得越来越后继乏人，这会给日本农业的长远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一些人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混为一谈，但分析发现即便日本没有出现人口的老龄化，也必然会出现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那么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根源又在何处呢？很直观的感觉便是日本户均耕地面积小，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少，试想农家的耕地靠一个60多岁的老年人便可以打理，那么由青壮年及年轻人专职去打理的话自然是一种劳动力的浪费。笔者认为这种直观的感觉没有问题，但或许考虑的不够完全，所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试图通过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探讨一下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此外，上述的简单逻辑似乎说明一个问题，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似乎不是由于年轻人不愿意选择农业，倒更像是小面积的农田更加愿意选择老年人，这便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小面积的农田不会在市场的自发调解下变成大面积，反而是劳动力在市场的自发调解下变成老年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即对日本农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的分析留待第三部分。

二、从生产规模角度的一种解释

（一）关于规模报酬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在内部组织交易，也可以在自由市场上组织交易，前者意味着企业规模增大，后者意味着企业规模减小，因此企业规模最终取决于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即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生产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规模报酬将是递增的，随着其不断扩大，规模报酬递增的幅度将会不断地减小，直到减小到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单位便不会再扩大生产规模。而对于农业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其主要生产要素土地的面积扩大。

（二）日本农业的小规模生产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日本农业老龄化与兼业化的发展趋势。

如表1所示，日本的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规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当明显。［1］被我国学者大力提倡的日本的“农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单位农田上的大量投资以及农业的科技化，这使得日本土地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劳动生产率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日本，如果不降以小规模农户为主的传统农业结构改变称能够充分发挥先进的劳动节约性生产技术的大规模农业，农业将难以自立。

其实在日本农业中，与生产规模过小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如果农户扩大耕地面积，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趋势，理论上应该会鼓励农户尽量扩大耕地面积。但现实中的日本却并不是这样，相关数据显示，户均耕地面积在1970-1990年间并没有大规模的上升。

生产规模过小与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这两个问题其实完全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之所以造成生产规模过小，就是因为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所以在本文将二者合二为一来看待。

（三）生产规模过小与老龄化

如果从效率劳动的角度来讲，老龄化问题可看成是农业所需效率劳动的减少，以至于对于许多农业生产单位来说，占用一个高素质的劳动者来说将不再成为合理的配置，而只需要一些效率低的劳动者即可。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即造成单个生产单位效率劳动过分减少的原因可源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小。

第一，当单个农户土地规模小时，自然所需与其配套的效率劳动也会很少。

第二，由于生产规模过小时，农业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这会造成单个生产单位所需配置的效率劳动进一步减少。这可通过简单的函数来说明。假设单个生产单位生产函数为F（K，L，T），其中T为土地面积，L为效率劳动，K为资本，所有一阶偏导均大于0，且各边际生产率递减，同时函数为λ次齐次。假设先将生产规模扩大到合适的水平，则λ=1，此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农业效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相比是相同的，即，其中W为非农部门效率劳动的工资，而如果此时，缩小规模到λ＞1，即规模报酬递增时，则意味着此时是λ＞1次齐次的，进而意味着从初始规模缩到此时规模时势必是减少的，这意味着此时农业部门的效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均衡工资水平，这会造成农业效率劳动力进一步的减少。

第三，上面使用的简单函数的分析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主要是对其中的资本量K并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分，所以只能是在总体上的一种概述。而对于资本进行区分也是很有必要的。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例如肥料等；另一类则是为了节约劳动力，例如一些机器设备。如果在农地面积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投放提高生产率的资本，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上面的函数来分析，这意味着增加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会增加效率劳动的投入。但反之，如果增加投放的资本是劳动替代型的，那么必然会减少效率劳动的投入。而在日本农业资本化过程，劳动替代型的资本确实占了总资本投放的不小比重，这进一步造成农业效率劳动力的减少。

三、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因素分析

对于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本文将试图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资本主义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而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依托的是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则是依托资本品的升级，例如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设备的使用。分工与合作的深化的前提便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资本品如机器设备等的投入使用也是需要建立在相对大规模的基础上才有效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与合作的深化，资本品不断的升级，工业品的产量越来越大，价格也随之下跌，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逐渐在市场上挤掉了成本较高的小规模生产单位，从而资本主义工业一步步从小手工业者发展到机器大工业。

如果我们考察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其实是与上述工业发展过程很类似的，这或许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但日本的情况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便在于人多地少，它没有那么多荒地去让农户可以肆意开发，因此规模的扩大便不像美国那样容易，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日本农业技术的进步。

如果我们假定日本的农业经济是完全封闭的，那么由于技术进步有限，耕地面积有限，而人口却是众多，那么农产品总量一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过剩，从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下跌，这样便使得日本的小规模生产者难以在市场中自动地被淘汰，从而造成了生产规模难以进一步的扩大。随着现代部门的迅速发展，它与农业部门差距拉大，在封闭的情况下，贸易条件会变得不利于现代部门，并且由于农产品是必需品，现代部门的生产率的相对提高甚至会完全被贸易条件的不利所抵消，不但不影响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甚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以现代部门产品表示的收入水平，从而不会形成自发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使得农业生产者没有追求提高生产率并继而追求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

如果我们假定日本的农业经济是完全开放的，那么将世界看成是一个大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日本这种地少人多的国家从资源禀赋上来看，其农业一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日本农产品的产量与世界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例如欧美这些农业发达的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会决定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欧美国家农产品价格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大而逐渐走低，或许日本的农业部门在完成农业现代化之前，便已在世界市场上被完全挤掉了。这也恰好使得日本集中资源去生产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实中一定不会是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是会处于两者之间，也因此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显现。

1）农林水产业产品物价相对指数=农林水产业产品物价指数/国内产品总平均物价指数

2）原始数据来源：日本行局「物指数年「物指数月

从图2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产品物价上涨幅度相对于国内产品总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来说是显著增加的。从图3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谷物自给率是持续下降的。这基本上验证了上述的两种情况。

以上是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但是市场的力量毕竟还是会向均衡的方向推进的，上述阻碍因素也仅仅是起到延缓的作用，真正造成阻碍的原因，还是要从政策扭曲的角度来考虑。关于政策扭曲以及改革方向，速水佑次郎与神门善佑从水稻面积调减、农地转用、农协组织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论述。笔者在总结其论述的基础上，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农地转用政策的不完善以及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不完善的农地转用政策使得农民会由于抱有转用做非农用地的期望，而不肯按照正常的土地边际生产率进行转让，从而造成农业用地不能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阻碍了生产率低下的小农户在竞争中被淘汰，使得他们因为得到补贴而使其收入水平与现代部门劳动力相同，这便阻碍了其彻底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进而阻碍了农业规模扩大。［1］

四、结论

虽然从技术上讲日本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典范，但却远未达到真正的良性发展阶段，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本文从生产规模过小出发对此问题给予一种解释。虽然阻碍生产规模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扭曲，但本文也还是力图从市场的角度对有可能造成生产规模过小的因素进行了补充论证。

由上述可见，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政策的调整，但这势必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或者可以考虑合作经济的形式，直接将农业耕作规模扩大到将规模报酬的利益完全发挥出来的规模，在现今的情况下，需要农协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发挥一个类似卡特尔的消极作用。

虽然对于日本来说，农业在其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所占很小，但是，对于志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日本来说，真正促进农业良性发展，实现自立农业的构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农业经济论（新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3］ 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New Series，1937，4（16）.

［4］ 精一.日本の展程，岩波店，1936.

［5］ 希林斯基.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

［6］ 张准，徐臻，胡民.镀金时代美国农业发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5）.

篇3

引言

中国粮食生产已取得“九连增”，但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左右，高产、低效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传统村落“空心化”、“凋敝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年龄断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增加，已成为事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问题[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进度，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更为严重的是还阻碍了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因此，研究厘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3～6]。如林本喜、邓衡山[3]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认为担心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仅是耕地单产表现，无法衡量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与利用效率差异。胡雪枝、钟甫宁[4]则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并无明显不同，认为生产决策的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研究则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7～9]。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而老龄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特别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沿袭老经验、老办法，不利于先进技术与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0]。杨俊等[11]虽然未发现农户劳动力年龄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从侧面证实了随着农户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呈倒“U”型趋势。

3结论与启示

篇4

关键词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区人口数量现状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福海县土地面积为33 250.74 km2，阿克陶县土地面积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县人口户数2.47万户，人口数为7.5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3.06人；而阿克陶县人口户数为5.83万户，人口数为22.1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县人口死亡率较高，为6.09‰，阿克陶县人口死亡率为5.88‰，福海县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阿克陶县（表2）。

2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

通过典型县调研，了解典型县牧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形成原因，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牧区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发展快、程度较严重、绝对数量大。牧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早于新疆整体甚至我国整体，且老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牧区老龄人口高龄化。老龄化通常划分为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高龄老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三是牧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呈现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龄化程度偏高的特点。牧区在人均收入远远落后的状况下提早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给牧区经济和畜牧业的发展，甚至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2]。

3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被调查牧户分为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农户）和非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户）2个类型。同时，运用对比分析法比较2种类型牧户对牧业活动的不同影响，以此来反映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给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3.1 对牧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及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牧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农区、城镇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导致牧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3]。牧区人口老龄化对牧业生产劳动力的影响是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牧区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劳动力数量，留守老人再次参与畜牧业生产，但其在体力、体质、受教育水平、对事物的反映程度、先进技术使用水平等方面与青壮年有较大差距，而且中高龄老年人无法参与畜牧业生产，老年人主导的畜牧业生产远不及青壮年。另一方面，牧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本文中劳动力素质主要指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方面。牧区留守老年人口在体力、精力、反应速度上远不及青壮年劳动力，致使牧区整体劳动力素质下降。

3.2 对牲畜拥有量的影响

因调研区牧户的牧业生产来源结构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典型牧户养殖羊、牛等牲畜的数量，并采用转化比例，即“1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牛相当于5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羊”，分析选取的福海县、阿克陶县108户牧户的养殖情况，以60岁的劳动力年龄为区分老龄型与非老龄型牧户的标准，统计不同类型牧户的牲畜拥有量情况（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龄型牧户均比非老龄型牧户少。由此说明，非老龄型牧户在牲畜产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体生理方面原因，老龄劳动力难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牧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投入不足，进而导致其牧业产出普遍低于非老龄型牧户；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导致了“老年牧业”的低产量[4-5]。

3.3 对牧业生产投入情况的影响

牧区的牧业生产资本投入大致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本文以机械租赁费用作为衡量牧业不变资本的指标，以饲料、草种、运输支出总额等牧业物资费用作为衡量牧业可变资本的指标，对比2种类型牧户生产资本投入情况（表4）。

老龄型牧户在机械租赁费上投入比非老龄型牧户略高，说明劳动力老龄化需要更多的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但对牧业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区活动区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规模农牧业机械的使用，2种类型的牧户在此方面投入差别不大。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在牧业物资费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说明老龄化对牧业可变资本影响不大。原因在于近年来从事牧业生产收益较少，牧户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即便是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牧户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与老龄型牧户在对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随主流活动方向。

3.4 对畜牧业产值的影响

牧民年龄与生产率关系非常密切。与年轻劳动力相比，高龄劳动力技术熟练、养殖经验丰富，但智力、体力、反应速度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高龄劳动力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对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够，使畜牧业生产始终处于依靠经验生产的粗放式经营状态，劳动生产率上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高龄劳动力身体素质下降，导致医疗需求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畜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畜牧业生产总值。

3.5 对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随着牧区老龄化程度的加大，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散养为主，养殖规模有限，很难形成规模优势效应。目前，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为放牧和放牧+舍饲2种，随着草原保护政策的实施，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放牧+舍饲。因此，草业发展是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物质保障。福海县近年来树立“以农促牧、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草业发展模式。2016年全县拥有人工饲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贮玉米4 633.33 hm2、饲料玉米3 773.33 hm2。同时探索并出台饲草料奖补政策，逐步将草料交易市场发展成应急饲草料储备点，更好地平抑饲草料交易价格，提高饲草料交易配送能力。这都需要先进的思想及观念，否则牧区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制约牧区经济的发展。

3.6 对畜牧业先进技术进步的影响

提高牧区生产力必须推广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畜牧业是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与标志，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防疫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促使畜牧业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牧区老龄化问题对提高畜牧业科技应用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牧区劳动力转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了其风险承受能力。牧民从而更愿接受新技术并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畜牧业生产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畜牧业科技的应用。

3.7 对加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

牧区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的改变，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牧区劳动力的非牧转移，减少了牧区有效劳动力供给，间接提高了老年劳动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比例[6]。但是老年劳动力由于自身各种因素而无法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等，若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增加整个家庭的负担。而对于外出务工的牧民家庭，宜将草场承包和牲畜入股给留在牧区的其他青壮年牧民劳动力，以入股分红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获取收益。同时，牧区劳动力的转移相对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场占有面积，为畜牧业规模化生产提供可能。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等很多新的畜牧业经营主体印证了这一点。

4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影响的计量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进一步定量分析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通过比较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的畜牧业生产行为模式，得出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本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耕种面积和种植结构行为选择模式的影响。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草场的影响可以分为2种情况，一是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二是不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此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可以采用计量经济学中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模型中因变量只取2个值，即草场面积减少的取值为1，草场面积不会减少的取值为0。模型的回归方程：

4.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是实地调研所得，根据牧民定居的具体情况，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状况的不同，选择调查的县（市）分别是北疆的福海县、南疆的阿克陶县。通过课题组人员的实地调研和调研数据共享，调查的定居牧民户数为108户，总人数467人；其中劳动力207人，劳动力人数占总人数的44.33%。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随机抽样对108户进行了现场调查问卷及访谈，收回有效问卷102份。

4.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建立牧户草场面积模型后，必须对设定的模型进行检验。运用逐步筛选方法进行自变量的筛选，将相关性不强的自变量剔除。最终通过整体性检验，模型预测总体准确率达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体性拟合良好，较适合用于分析牧户草场面积的生产行为。在逐步回归分析中，畜牧业劳动力总数、牲畜产仔量和土地等级3个自变量被剔除。最后，5 个自变量通过了回归系数检验，进入了回归方程，包括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家庭年畜牧业总收入、非畜牧业收入比重、劳动力性别结构和牧户类型。基于设定的模型和调查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系数为-0.386，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草场拥有量越少，与本文假设吻合，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明显。

（2）畜牧业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03，说明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和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越多，其草场拥有面积越多，与本文假设一致，但是影响不显著。分析认为，虽然牧户年畜牧业收入越多，其从事牧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草场面积也会扩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较收益要高于单纯的牧业收入，牧户认为开展牧业的机会成本很高，畜牧业总收入对牧户草场面积扩大的影响不明显。

（3）非畜牧业收入比重的系数为-0.123，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非畜牧业收入越多，草场拥有面积越少，与本文假设相符。畜牧业收入在牧户家庭总收入中作用不凸显，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重要性较大。牧户非畜牧业收入比重越大，则畜牧业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户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就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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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2

一、长沙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况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或者主要环节的劳动力，包括兼业但在主要农忙时节回家完成农业生产的农民，并非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

（一）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随着长沙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城市或者转向了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短缺，所调查的76个农户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兼业农民却几乎没有，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外务工。有时候农忙的时候甚至某些兼业的农民不回家参与农活，而是家里雇请本地区的一些留守的老龄农业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

通过对样本中的120位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我们所调查的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处于失衡状态。

1.样本的年龄结构分布

根据文献，我们了解到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我们调查的长沙县2012年部分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13.33%，而65岁以上的高龄农业劳动力占了总农业劳动力的5%，这足以说明该地区农业劳动力已经是处于老龄化边沿。

2.样本的性别分布

120个样本的数据显示，其中有64人是男劳动力，56人为女劳动力，从性别分布来看，男女的分布比例比较平衡，但是却能发现这中男女的平衡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良的现象，那就是农村的女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从访谈的反馈来看，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参与了家中农业生产全程的是家中的主妇，男性作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般都是在外务工，成为兼业农民甚至专职工人。

3.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分布

样本中体现的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只有一个高龄男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情况存在，但是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家中受教育稍微高点的都离开了农业生产部门。具体的受教育程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分析

经过对样本的统计推测，长沙县所反映出的是整个劳动力老龄化边缘状态，由上面分析出的样本的年龄分布看，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大，受访的76个农户中，样本年龄大于45岁的农业劳动力占调查样本总体的54.16%，大于50的占50%，大于55岁的占29.167%，大于60岁的占13.33%，大于65岁的占5%，从这些数据与国际标准对比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从兼业化的角度看，有79.17%的人属于兼业的农业劳动力，而且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业劳动力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从图一中能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仅是表现在人数上的增加，更是表现在老龄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农业劳动力比重部分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并且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我们在走访调研中能够看到，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留守家中的妇女，而且妇女处于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地位。从受教育程度看，75%的农业劳动力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而且调查对象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员，没有进入城市的也没有参加过多少农业生产，缺少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与经验。

二、样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耕地产出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资金、与劳动力，我们的分析也主要是从老龄化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去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我们的调查与访谈中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些消极影响，还有一些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正面影响

1.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76个受访人中有45个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在外打工不会回来务农，甚至有一大半人认为对于子女今后从事农业不能接受，而面对这一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户在访谈过程中明确表示与其放下手中的工具造成农用土地抛荒的困境还不如利用现行良好的政策将自己家的农地投入市场，参与土地流转，从问卷回收的情况看，有41.33%的农户表示如果子女以后不再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家里的土地也会找到适合的农业大户转让出去。

而土地参与流转的程度越高，就能促进以人力投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向以土地密集型和科技带动型的新型农业生产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当更多的土地参与流转，就能将大片的土地集中起来连片进行整改，把丘陵地区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生产的土地变成可以使用大型农械的“标准”田，这对于提高土地利用与产出效率、发展规模农业是意义非凡的。

2.对于土地的保养也有积极的影响

当土地没有参与流转而得到整改时，农户的田地每年是只种水稻且从不轮换种植，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年大量化肥的使用使得农田土地板结情况加重。而当土地得以流转后，大户农户可以运用大型机械和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来将各农户家的绿色有机肥收集起来洒向农田，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通过大型耕作机械的使用也能有效的提高土地的质量，缓解土地板结的不利影响。而农田使用有机肥的做法也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村禽畜粪便污染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新生代农民接班，提高农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与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的减少上，而作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要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影响除此之外也不可忽视新生代农民的诞生。当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步入老龄队伍时，作为接班人的新生代农民就会成为农户家中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者与主力军。新生代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所受的教育程度是要比老龄农户高。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新生代农民所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辈农民。这也从劳动力方面改善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质量，使得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新的思想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收程度能够从劳动力方面提高农村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

4.生产性的资金投入增加，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在资金要素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地生产性投入的增加。首先，外来资金的流入指的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资金流入到农业生产中作为农业生产的一大要素参与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老龄劳动力在经济实力方面失去了地位，兼业农民对农户的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户收入的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性支出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也使得外来资金的投入成为可能，当现代农业产业开始在农村发展时，非农产业的资金就开始有机会进入到农业产业中参与发展农业生产，其主要表现在外来资金的流入给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集约化等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经济支持。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有了资金的支持就能开展一系列新型农业生产，原本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去实施的一些生产计划也有机会得以实施，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水平。

（二）负面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不合理

在所调查的长沙县村，由于高龄农业劳动力体能和技能的制约，土地产出有限，而且由于年轻农村人口进入其他产业离开农业生产，造成了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总量的减少，其直接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粗放。

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2.粮食产量下降

老龄劳动力致使单户农户的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耕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本来可一年两熟的耕地，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的地位的下降。而从农业经营活动的承担者由中青年男性变为大部分都是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的现象可以看出，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不会对耕地产生感情，所以就不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耕地的产出，严重影响了耕地的产出效率。

三、建议

（一）加大农业扶持，留住农业劳动力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与农业收入差距的增大，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一代农民逃离农村的弃农现象很是普遍。农民弃农从工，对农业缺乏积极性，其根本原因还是农业比较效益低。

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引起的农业后顾之忧问题，其核心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服务于农业生产，这样才能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留住农业劳动力是要提高农业收入，政府需要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内容涉及粮食生产奖励、良种补贴、新技术应用补贴、农机补贴、大户种植补贴等，来提高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入，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在农村的就业机会，有了各种增收的途径，农民即便每年比在外务工少收入点，他也愿意留在农村。当农村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就能得到保障，农村的各项建设就有人来操作，最关键的是保住农业生产，保证了粮食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全力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

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业基地，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增加农业产业收入的先进平台。长沙县作为农业大县，独特的丘陵地貌导致土地的分散，各自为政的单户生产造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结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与契机，需要充分发挥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着力促进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业机械化，同时需要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集中统筹，合理配置，尽快形成片区规模农业，加速形成粮油、水果、蔬菜、茶叶、牲畜等优势农产品产业。

（三）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要留住农业劳动力，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需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中心镇，加强交通连接以缩短与城市空间距离。继续推进一镇一特色的发展思路，形成各个地区的特色和支柱产业，大力推进生态观光与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使得农村能够在不破坏生态人居环境的前提下为农民增收，拉近城乡距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简政放权，给乡镇更多的自主选择，以促进本区域的资源整合和生产要素集聚，提高乡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这样农村得到发展，农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人，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被忽视的课题，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该地区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我们的入户调查实情，我们认为，虽然技术、资金等要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在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永远不可能被替代。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引导新生代农民回归土地，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维持农村的人气才有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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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劳动法的一般问题

一、 劳动法的基本范畴

（一） 劳动法的概念

从学理上讲，劳动法是以社会劳动关系以及为实现、保护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其他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部门。1

对“劳动法”一词的理解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劳动法也称为形式意义上的劳动法，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调整社会劳动关系以及为实现、保护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其他关系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法律，如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也称为实质意义上的劳动法，除了包括狭义劳动法中的法律规范以外，还包括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调整上述关系的法律规范。我们所讨论的劳动法一般是指广义的劳动法。

（二）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法的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理解法律规范的基础。从劳动法的概念可知，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有两类：一是劳动关系；二是为实现、保护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

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产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它又可分为个别劳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前者是劳动者个人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时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关系；后者是实现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组织为工会与用人单位发生的，涉及劳动者集体内容的社会关系。2如果不加说明，劳动关系通常是指个别劳动关系。

对劳动关系的外延的界定可以从劳动关系当事人和劳动关系的内容两个方面加以展开。3

1. 从劳动关系的当事人看，它是劳动力所有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关系的一方是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而另一方是需要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或管理者。

2. 从劳动关系的内容上看，它是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劳动过程就是人和物、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劳动组织内相结合的生产过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发生的社会关系才是劳动法调整的对象。

要认清劳动关系的全貌，除了廓清其外延外，还应该准确地把握其特征，即劳动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说它具有人身关系的性质，是因为劳动力存在于劳动者肌体内不能须臾分离，基于劳动力的使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和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的；说它具有财产关系的属性是因为在现阶段劳动力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劳动关系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相交换的关系，在广义上仍属于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同时，基于财产关系的属性，劳动关系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建立、延续、变更和终止，这种相互选择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又由于人身关系的性质，劳动关系一经建立，劳动者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支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以指挥和服从为特征的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又是一种隶属关系。劳动关系正是这种人身和财产属性相统一，平等和隶属特征相交织而产生的社会关系。4

劳动关系是调整劳动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但劳动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极其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因此，为实现或保护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其他社会关系也应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它们有的是发生劳动关系的必要前提，有的是劳动关系的直接后果，有的是随着劳动关系附带发生的，还有的是为了维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而产生的。这些关系主要包括：①劳动行政管理关系；②社会保险关系；③调处劳动争议的关系；④工会因履行职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发生的关系；⑤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劳动法执行的关系。

（三） 劳动法律体系

劳动法律体系是指按照劳动法律规范调整的内容不同加以分类而形成的法律体系。劳动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法部门的调整对象，与劳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一对应的。概括起来，劳动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 劳动就业促进法，包括国家促进就业制度、职业培训制度等。

2. 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等。

3. 劳动基准法，包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制度、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制度、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制度和工资制度等。

4. 劳动监督法，即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制度。

5. 劳动争议处理法，包括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仲裁制度、诉讼制度等。

6. 社会保险法，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制度等。

二、 劳动法的本质

本质即事物的根本属性，也就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关于法的本质的理解有各种各样的阐述，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认识劳动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法本质上是社会法。

简单地讲，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5它是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私法与公法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以社会本位为特征，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第三法域。与传统的私法和公法相比较，社会法具有独特的本位思想、规制对象、调整原则、权利体系、调整方式以及法律责任6，这些特征在劳动法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1.社会法有独特的本位思想。本位是指法律的基本观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基本任务，它通常由法律所体现的利益所决定。私法以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利益为本位，公法以公共领域中的国家利益为本位，而社会法则以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利益为本位。社会利益是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而又独立的利益。就其本性而言，社会利益并不是一种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即宏观的国家利益）而是一种个人利益，但又不等同于私法领域中微观的个人利益。两者的差别在于对这些个人利益的保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通过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将其提升为中观的特殊利益。比如，雇佣关系中雇工的利益，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的利益，环保关系中被污染者的利益等。简言之，通过国家干预而生成的某些弱势群体个人利益的社会化形式即为社会利益，它是社会法所孜孜追求和维护的目标。现代劳动法皆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首要目标，劳动者权益虽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个人利益，但是对它的漠视和践踏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保护便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通过国家和社会的保障而被提升到社会利益的层次。

2.社会法有独特的规制对象。私法一般调整私人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公法一般调整权力者与服从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于社会法而言，调整对象往往是传统的私法主体（如雇主与雇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在表面平等的掩盖下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处于弱势的一方需要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手段给予特别的保护。正如前文所阐释的，劳动法主要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既是一种财产关系，具有平等关系，又是一种人身关系，具有隶属性。这种兼容平等特征和隶属特征，或者说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关系，正符合社会规制对象的要求。

3.社会法有独特的调整原则。私法遵循的是“平等协商”、“契约自由”原则，公法遵循的是“罪刑法定”、“依法行政”的原则，社会法在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之间将保护的重点放在后者身上，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原则，如保护弱者原则、倾斜立法原则。这两者正是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劳动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上，我国劳动法即对单位的权利作了种种限制，却赋予劳动者充分的自由，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给予了倾斜保护。

4.社会法有独特的调整方法。在私法领域，讲求的是“私权自治”、“契约优先”，在公法领域，通行的则是“国家干预”、“私人间的协议不得变更法律规范”，而社会法出于体现社会利益、保护弱者的立场，采取了特有的调整方式，即通过国家干预对某些私法权利进行限制，用极其严密的法定的内容（如产品质量法、劳动基准法等）来限制约定内容，但又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意思自治。这种融合了公、私法特征的调整方式，在劳动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关于最高工时的规定，不得约定长于最高工时标准的工作时间，但是在最高工时标准之下，双方又享有自由协商工作时间的充分空间，法律对此不加干涉。

5.社会法有独特的权利体系。公权力体现国家利益，公权力与公义务往往紧密衔接在一个行为中，其界限将消除而成为“公职责”，国家不能放弃应尽的职责；私权利体现私人利益，权利也就是利益人，私权利和私义务的关系往往是用对方的义务来限定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可采用弃权的方式，来消除对方的义务，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在社会法从保障社会利益出发而设置的权利义务体系中，利益人有时会成为义务人，他可以放弃以权利形式规定的利益，但不能放弃以义务形式规定的利益，如义务教育法中受教育者的受教育的义务和利益。社会法用这种独特的权利义务规范形式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利益，与公法、私法都不同。劳动法律规范正由有社会权利和义务体系构成的。在劳动法的权利义务体系中，利益人恰恰在某些场合会成为义务人，不能放弃以义务形式规定的利益。再以上述最高工时规定为例，最高工时的限制对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利益，但却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禁止劳动者放弃。

6.社会法有独特的法律责任。随着现代侵权法上社会责任的兴起，民事、行政、刑事也在社会法的框架内出现融合的趋势，形成新的社会法律责任。社会法律责任在责任主体（法人、雇主等团体）、责任形式（责任主体要同时承担几种责任形式，表现为惩罚性赔偿、两罚制等）和归责原则（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方面都不同与以往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法律责任大量地存在于劳动法中，比如用人单位没有作好劳保工作，致使劳动者受到伤害，即使单位没有过失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还要受到劳动行政机关的处罚，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

综上所述，劳动法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法法域。充分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在实践中准确地从事立法、执法及司法活动，正确发挥劳动法应具有的作用，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 劳动立法的意义

劳动法自产生以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说，有助于社会利益的协调和保护，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以及社会安全的保障。分而述之，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意义：

（一） 完善劳动及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及社会保障体制是市场经济一个必要及关键的组成部分。通过劳动法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以市场的手段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 维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影响是劳动立法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保护的落实。劳动法赋予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还使其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从而使人权具有了实在的内容和具体的法律保障。

（三） 保障社会安定团结

劳动法通过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使劳动关系双方都能以劳动法规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建立起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一旦发生劳动权利或利益争议，劳动法中有关处理劳动争议程序的规定能够保障劳动争议获得及时、公正的解决，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1 引自董保华著《劳动法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8月第一版，第36页。

2 同注1，第41页、50页、55页。

3 同注1，第45-46页。

4 同注1，第51-54页。

5 引自董保华著《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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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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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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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1年法国率先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针对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各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学术界关于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时，影响经济产出;另外，总需求理论强调社会总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既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数量，又会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总需求造成影响，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会对经济总量产生显著影响，Lindh和Malmberg对此提出质疑。他们通过对经济合作与贸易组织(OECD)成员国在1950－199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Faruqee和Muhleisen强调了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将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从而降低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向老龄化，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点构成有关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但是，少数学者经过研究后得出不同的结论。Fougere和Merette改进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7个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老龄化会提高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老龄化问题异常严重的日本，Futagami和Nakajima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论证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构成必然的负面影响。相反，在模型中考虑养老制度时，他们发现推迟退休年龄，这一用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产结构的影响，Groezen等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经济生产率，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老龄化将提高资本积累数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关注到东亚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转变分为3个阶段，研究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验模型中融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他们分别对经济活动人口(劳动人口)、15岁以下人口以及64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人口增长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种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他们也指出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会实现。通过对70个国家人口动态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Bloom等强调人口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对人口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变量造成影响，并实证检验了这种关系，使我们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随之增多。理论上，Tyers等认为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李军发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起正、负或零不同的作用效应。基于“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彭秀健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验证。Bloom和Finlay基于东亚国家1990－2005年的样本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减少将不利于今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数据，Wei和Hao经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胡鞍钢等在最近的研究中，从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入手，将人口增长率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中，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概念、模型与数据

(一)概念的科学化定义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全体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3个方面，这3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来，学界对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而对于劳动力老龄化的研究还很有限，这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有必要对劳动力老龄化在概念上进行明确。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劳动力是一个群体概念，由劳动年龄人口组成，但劳动力不等同于劳动年龄人口。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都算作劳动力，即劳动力人口;凡在规定的劳动年龄之内的人口，不论其有无劳动能力，都称作劳动年龄人口，简称劳动人口。劳动年龄界限划分标准有两种，一种是15－64岁，另一种是15－59岁，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以及为了获取数据的方便，应用前者。全体人口由少年人口、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3个部分构成。人口老龄化是指全体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同样可以将劳动人口分成3个部分，分别为青年劳动人口、中年劳动人口和老年劳动人口。劳动力老龄化则是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本文中所研究的劳动力老龄化并不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而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不易测算。与劳动力人口相比，劳动年龄人口较少受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劳动力老龄化与人口老龄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1)二者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结构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此时必然导致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2)二者都会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若迁移人口大多是青年人口，就会提高迁出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相反则会降低迁入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不同。人口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直接受到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而劳动力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是受到青年劳动人口和中年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与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直接关系。(2)老龄化的程度不同。一般情况下，先形成人口老龄化，后出现劳动力老龄化。因为少年人口比重下降之后的前15年，只能影响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而不能直接引起劳动人口内部各组成部分比重的变化。(3)老龄化的因果关系不同。老年人口增长加快，比重迅速上升，只能使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相反，老年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将会一年接一年地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因此，与其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不如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二)模型概念明确后，我们通过构建包含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层面上认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模型，建立计量分析模型。1.理论模型我们用P(t)表示在时间t的总人口，L(t)表示在时间t的单位劳动力总量，即总的单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本文重点关注老年劳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我们暂时忽略青年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设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λ。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降低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我们用θ表示老年劳动力生产率与中年劳动力生产率的比值，显然0＜θ＜1。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η，那么一个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总量为:2.计量模型在理论上分析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下面我们使用中国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式(11)的模型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是人均GDP，pcgdpit表示省份i在时间t的人均产出。由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这样，方程式(11)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在解释变量中，wfratioit为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即省市i在时间t的15－64岁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我们用labfit表示与劳动力老龄化相关的一些人口结构变量，在这里主要有3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λ)，我们用awfratioit表示，直接反应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第二个变量是单位劳动力比例，即1－λ+λθ，我们用uwfratioit表示，当老年劳动力与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比值不变时，劳动力老龄化越严重，单位劳动力比例越小，说明以中年劳动力劳动效率度量的实际劳动力数量随着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变得越来越少。第三个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一个指标，用depratioit表示，即人口抚养比①，它包括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显然，人口抚养比越大，对经济增长越不利，所以，该变量前面的系数应该为负。我们用poprateit表示理论模型中的δ+n+g。由于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我们沿用罗默等人的假设，令技术进步率等于5%。另外，综合以往的文献，资本折旧率处于5%到17%不等，在本文中资本折旧率取值10%。除了劳动力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用rcapit表示实物资本存量，实物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中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表示实物资本存量。hcapi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在本文中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前面的系数都应该为正。

(三)数据本文收集和使用1995－2010年中国9个省市①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老年劳动力比例的计算数据缺失较大，一方面限制了样本的数量，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现有的9个省市中，数据也有所缺失。因此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9个省市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数据，2000年和2010年为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在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提出了单位劳动力比例的概念，用1－λ+λθ表示。单位劳动力是以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为基础，在考虑老年劳动力劳动效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将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标准化，以方便考察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及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中所有劳动力都为中年劳动力，则该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比例为1，由于本文中劳动力包括中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在考虑老年劳动力时，用两者的劳动效率比值θ对单位劳动力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后即可得到考虑老年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比例。有研究表明，45岁以上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明显下降，50岁以后的劳动效率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根据这一发现，本文设定θ的取值为80%，以此来计算单位劳动力比例。人力资本存量用9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根据9个省市6岁及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利用附录中的方法计算得到。其余变量依据对模型的解释即可一一计算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计量模型式(11)中，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解释变量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模型的参数估计有偏且不一致，此时，我们必须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得出一致的参数估计值，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十分重要而艰难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应该考虑如下两个条件:其一是相关性，工具变量需要与所替代的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其二是外生性，即相对整个模型而言，它是由模型之外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另外，工具变量的数量至少要与解释变量的数量相同。在本文中为了解决动态面板模型中由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所带来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我们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其基本思想是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变化剔除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个体效应，再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误差项之间的不相关性得到一些额外的工具变量从而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该方法实质上是一步GMM估计。作为对照，我们给出了面板数据的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OLS)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见表2。表2中参数估计结果与前面理论推理的结果基本相符。模型1、模型2在没有考虑劳动力老龄化的条件下，估计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引入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在模型3、模型4中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解释变量是老年劳动力比例，用lnawfratio表示。这一变量直接反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老年劳动力比例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在模型5、模型6中用单位劳动力比例反应劳动力老龄化，即lnuw-fratio，可以发现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当老年劳动力比例提高时，单位劳动力比例将下降，劳动力老龄化与单位劳动力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估计结果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与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一致。在表2的6个模型中，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两个解释变量，老年劳动力比例和单位劳动力比例，虽然与理论推理结果一致，但是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不难理解，第一，我国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仅仅经过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并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不会显著;第二，虽然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及其伴随而来的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但是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每年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加上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再安置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短期内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人口的充分供给一方面印证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我国劳动力正在趋向老龄化的事实不容忽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步变迁，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愈发凸显，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地认识。文中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变量(lndepratio)，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在所有模型中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量(lnpoprate)的估计结果与理论推理结果基本相符，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并且能够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并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缔造了“中国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增加，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198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61.5%，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份额高达74.5%。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抚养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82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分别为62.6%和34.2%，其中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1982年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54.6%和8.0%，2010年分别为22.3%和11.9%，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减轻了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率随之下降，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7个百分点。3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上升，人口负担持续下降，中国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从而满足了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不断提高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本文的估计结果与这一观点相符。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劳动力必然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渐提高，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许多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实物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3-24］，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实物资本积累(lnrcap)的系数为正，而且均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说明实物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理论模型的推导中，我们已经知道人力资本积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人力资本存量(lnhcap)前面的系数为正，并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同于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没有实物资本投资迅速，但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当实物资本投资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投资时，实物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弱。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一点从表2的实证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实物资本存量，表明我国正在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实物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逐步形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9个省市中，北京的情况较特殊。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各方面具有比一般省市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例如，1995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为55.81%，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而到2010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却只有38.92%，没有增长，反而降低。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剔除北京的样本后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得到更加稳健的实证结果，其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剔除北京的数据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正，只是在显著性水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均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仍然产生负面影响，单位劳动力比例前面的系数仍然为正，并且依旧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解释变量基本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相符:人口抚养比前面的系数为负，而且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负，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系数为正，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依然具有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在样本中剔除北京后的实证结果与表2基本相同，再次证实了劳动力及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劳动力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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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月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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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篇11

1、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年人口迅速增长，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重大。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相当惊人，老龄人口增速过快，增长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地区及城乡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幅员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不断上升，表现出一致性。劳动力对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存。随着人口向高龄化迈进，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随着高龄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那时，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2、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作为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多种因素：例如人口规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者个人偏好以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发展，相关的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也会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随着这些人成为中年和年长劳动力时，期内人口老龄化还不会过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技术结构转型，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会加大企业的经济负担，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比较困难，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是利弊相连的，老年型劳动力多从事经验型、熟练型劳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年轻劳动力多从事创新性劳动，只要合理分工均能说明老龄化不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当今知识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合适的劳动力技术结构与之相匹配。但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有所不同，老年人对商品市场中的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较大。政府是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发展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和老龄服务产业。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经验包括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制度，多种多样的退休制度，形形的老人服务机构和其他一些对策。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养老保障必须法制化，我国必须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靠完备的法制强制推行，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养老保险基金在来源上应多样化。建立长效稳固的社保资金筹措机制，在运营上应向商业化发展，政府制定某些重要项目的全国统一标准，在基金管理体制上尽可能避免过快地分散化。应充分重视家庭养老的作用，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家庭内各成员间的社会保障相关联，努力在社会上形成家庭成员内“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3、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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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河南省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2005年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00年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其次，需要控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成本的增加。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要树立全新的医疗卫生观念，实现健康老龄化。

再次，针对河南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老年养老服务工作，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弘扬敬老养老美德，发展和谐文化。老年社会化养老不能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要有政府引导，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合理配置资源。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养老社会化服务给与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属于社会公共事物，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公共财政上加大投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重点扶持社会急需的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探索各种养老模式，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为养老事业做好软硬件的设施配套，加强人才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技能和服务水平，保障服务人员的待遇。

参考文献：

1、孟宪臣.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河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河南卷)[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3、张原震.统筹解决河南人口问题的对策研究[M].原子能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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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且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的劳动力，即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一年内凡是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业的，且每种行业的从业时间大体相同，则按收入最多的行业为从事的主要行业。

1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或转向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短缺。通过对样本中207位劳动力从业状态的统计发现，农业劳动力为75人，仅占所有成年劳动力的36．2%，平均每户拥有农业劳动力75/70=1．07人。M村大约66%的劳动力游离在农业之外，有的在东南沿海、省会城市远距离务工，有的在县城甚至村庄内部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M村在农忙时会出现短工市场，农户通过雇佣短工或是邻里间互助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对样本中75位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性别分布。M村整体劳动力男女比例平衡，农业劳动力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62．67%)比男性(37．33%)高出25个百分点。从男女自身择业状态来看，大约一半女性选择从事农业劳动，而男性中不到30%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由于家庭劳务的牵绊，相比男性，更难转移出去。

2)受教育程度分布。研究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共5个等级。通过对样本中75位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该村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识字者占到了20%，大部分人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从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劳动力择业状态分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17位“不识字”中16人是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23位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成年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农业劳动力。唯一的一位大专学历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外出。M村农民普遍重视教育，村中培养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能回来从事农业的凤毛麟角。可见，当前农村、农业发展人才缺乏。

3)年龄分布(表1)。从整体的年龄结构来看，M村人口呈正态分布，青壮年(16岁～40岁)达60%以上，但是，此年龄段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34%。表1地反映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16～24岁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其中2人患有疾病无法外出。人数最多的是50～59岁，占34．67%。从不同年龄段择业状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相反，外出务工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逐渐下降，见图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以女性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高学历人才普遍永久性地离开了农业;年龄梯队不完整，年龄偏高，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经样本统计推测，M村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态。上文已经分析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M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笔者以50岁为界，分别统计了两个年龄段人数比例(表2)。如表2所示，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3．33%，其中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14人，占18．67%，远高于国际劳动组织对行业老龄化状态的标准15%。此外，笔者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界定本研究统计的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两种从业状态:一种是完全农业劳动力，即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种是非完全农业劳动力，即以务农为主，还从事其他产业劳动，比如农闲时在本村或是县城打短工。M村完全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更高，50岁以上占61．2%。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高。M村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53．33%，这一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农业老龄化程度。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样本显示:农业劳动力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结构女性化特征明显。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老龄妇女成为农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3)老龄化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最多的是不识字，超过老龄劳动力总数的6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85%。老年人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差，教育水平不发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此外，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兼业状态的人数较少。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外，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做家务劳动，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从事其他产业。综上所述，M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已经处于老龄化状态，且程度较高。与之相随还有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潮下，M村只是中国中西部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它们都要面对的发展困境。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和变迁，给农业及农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对文化、技术、管理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影响着农村广大老龄劳动力的生存、发展，并因此而最终反过来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及劳动力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表现在负面还是正面上，从改革与发展的层面看，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1对农业的双面影响诸多研究显示，50岁以上老龄劳动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抛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数量上保障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中西部，存在着诸多像M村这样的村庄，既无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无优势的地理位置供房地产商开发，外界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性很小。年纪大的接替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抛荒”现象的发生。M村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以村庄为中心，集中分布在方圆二三公里以内，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些都为老龄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那些50岁以上有过困难时期饥饿经历的老年农民，往往都很珍惜并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因此，虽然青壮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M村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抛荒”现象的减少，客观上保证了耕种面积，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

2)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由于靠近黄河，水源充足，M村有着十分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村里的133．33hm2耕地，曾经全部用来种植水稻。与全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步的是村庄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2010年M村种植小麦106．67hm2，玉米86．67hm2，水稻只有20．00hm2，种植棉花不到6．67hm2，其他作物13．33hm2。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而又机械化较高的农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成为“老龄劳动力”的首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而言，小麦和玉米机械化程度高，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田间管理较为简单，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M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水稻和棉花，则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逐渐被“老龄”劳动力所放弃。主要农作物所需劳动环节如表3所示。

(2)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在南方一些光热充足可一年两熟的地方，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3)老年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的实施。农业老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样本中40位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中被访者中，小学及不识字者占了绝大多数，只有3～4人是初中毕业，是周围人眼中的“文化人”。这些不足使老年人对新的耕作技术等知之甚少，土地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甚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年纪大的农民单纯地重复原有的耕作品种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就盲目决策。他们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无法进行，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影响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09年，县里曾经想在该村推广蔬菜大棚，但召集起参加培训的只有7～8人，这一项目只好作罢。综上所述，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思想素质较为保守等原因导致了农业的粗放化经营，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不利于农业长远的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地位下降。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承担农业经营活动，意味着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经验从事农业生产。

2对老龄劳动力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于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用再向子女张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忧的是劳动负担加重，体力不支。

1)正面影响:提供生活来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消费、医疗费用、人情支出、日用品、交通等［1］。综合这些支出，M村老年人一年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500元左右。而M村大部分50岁以上老龄农民从每年子女那里拿到的赡养费在300～1000元，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业经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生活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农业产出的实物解决口粮，将口粮之外多余的粮食卖掉换来的收入来维持日常费用。按照之前M村老支书算的农业经济账，小麦/玉米轮作的土地，除去种子、化肥、机耕费等投入外，一年纯收入12750元/hm2。对于经济负担较重的年轻人来说，这点收入太少。但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来说，2000多元的现金收入已经足够。

2)负面影响:增加劳动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虽然说从事农业劳动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使年轻人更有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尽管机械化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但总体来说，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体力劳动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M村大部分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要独自承担约0．40hm2地的农业生产，50%以上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更大。沉重的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老龄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老年人都落下腰疼、腿疼病，还有的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高负荷的农业劳动强度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作物的农事劳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由于体力有限，效率不高。他们通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完成农事，往往是一个环节的农活没有结束另外一个环节又得跟上。农业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且耗费了其不多的精力，使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在访谈中发现，50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远远高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总体来说，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笔者建议，加强土地的“本地化”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吸引更多青壮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那些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擅长农村经济活动的“优势农民”更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逐步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1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跟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相比，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由于青年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劳动力比例上升。我国农民收入低，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土地规模小，一户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则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必然能够吸引既解决了农村年轻劳动力流转的后顾之忧，又避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规模经营需要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机械操作水平等，这些都是许多年龄大的人所难以掌握的。

篇14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通常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改变，进一步导致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口结构关系密切，当社会的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态时，对储蓄和投资都有着不利影响。

社会总抚养比重或抚养系数是由经济体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年龄结构同时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和社会的生产效率。Daziger通过调查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占其税后收入的平均比例，得出了消费份额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倒U”形状的结论。Senesi通过建立迭代模型，分析了年龄结构与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经济体中的总储蓄倾向减弱，也就是说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唐东波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我国的储蓄具有扩张性的影响。

以往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影响。

其实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还同时从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减少。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地位逐渐发生了逆转，当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减少时，经济发展也将呈现资本追逐劳动力的状态。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数量上的稀缺将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涨，进而产业结构将实现进一步升级。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银发人口”将加快“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届时劳动力市场将变得更具自由竞争性和开放性。劳动力稀缺引起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在两个市场间的消散，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将无法继续依赖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此时，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将无法持续地集中于生产效率低下的第一、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而是应选择产业结构的主动升级，即发展的重点应从生产率低、消耗高的传统产业转移至生产率高、消耗低的现代产业。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进程中。截止到2011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之比为10.8:46.1∶43.1，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生育率的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各个领域。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1．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口的规模影响。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总人口劳动就业率水平不断提升，1982年全国的就业率为51.9%，到2011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70.14%，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以前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规模不断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向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福利，一是在此期间人口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二是充足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持久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人口红利的消散”。“人口红利”的概念最早是由MasonAndrew提出的，并于21世纪初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在经济体中的适龄劳动比重较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性较强、社会负担率较低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来自于增加的生产性人口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年龄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利润，即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其他经济条件，如公共卫生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的经济政策等。

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橄榄形”形态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盈余效应并不是十分明显，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受益于年轻型的年龄结构，如东亚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就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十一五”以前呈现出相似的形态，即劳动力的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中国人口老龄时代的到来将扭转这样的劳动力供给格局。根据蔡昉等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分析中的测算，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人口数量将持续低于劳动力的总需求量，而且这种差距将持续扩大。〔7〕2010—2015年间中国将达到劳动人口数量的高峰，而大约在2030年左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将步入老年时代，此时恰是中国老龄化前所未有的一个，而相应就业人员的规模决定着我国人口红利在未来的发展中无法继续维持。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员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规模的变化上。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劳动力数量呈现出在第一产业稳步下降、在第二产业缓慢上升、在第三产业大幅上升的态势。其中，第一产业将近40%的就业人口仅创造了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人员结构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时代对中国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削减。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意味着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将持续缩减。其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或者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呈相互推动的关系。由于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发生了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这种迁移改变了原本的城乡就业格局。1987年我国在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超过3000万，到2000年则已经超过了6300万，迁移率接近5%。

1979—2003年之间中国城镇新增人口中“乡———城”迁移的人口达到了79%。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对未来重度老龄化的预期，可通过在城乡之间进行人口迁移的途径解决该问题。姚从容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农村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劳动力将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事态更为严重的结论。刘昌平等在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模型证明“乡———城”人口迁移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但其实城乡人口迁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虽然能在时间上使该问题暂时缓解，但是迁移的过程本身又进一步加速了城乡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了两点:一是知识密集度高的社会足以利用少数的农业人口支撑农业的高速发展。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的支柱力量，其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日渐成为产业主导。因此，经济发展应主动迎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挑战，其中知识升级和产业升级是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1.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

通过将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状况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2005年《中国老龄化报告》显示，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时代。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5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标准时的GDP为5000—10000美元，我国明显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状况。尽管“未富先老”的概念没有被学术界系统地论证，相关的结论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在200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7%的水平，此时人均GNP为84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为3976美元。与之相比，2001年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比例超过了7%，此时的世界人均GNP为517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7742美元。〔由此可见，不论是与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

2.人口负担比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作用

如果“未富先老”的状况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必然将带来人口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而人口负担比是影响社会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当与老龄化水平相对应的老人负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时，社会财富必定要通过加重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向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等领域倾斜。此外，老龄化对分配领域的影响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模式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的模式，这种模式所对应的人口年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年轻型人口对保障制度的支持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产生时，原本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必会受到由人口年龄结构改变而带来的冲击。与之相比，个人累积式的养老金筹放制度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然而以上两种模式都会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有的分配结构造成影响，现收现付制倾向于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体系，而个人累积式则会通过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社会的储蓄水平和消费结构。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二是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

1.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被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证实了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日本经济起飞时的储蓄率高达35%以上，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储蓄率也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解释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家庭消费模式的改变等，除此之外，人口结构也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Leff通过对74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14〕王德文等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储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口结构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未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预期，人们的消费现状也会随之调整。正如现代消费理论所论述的，消费不仅是由人们的现期收入所决定的，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老龄时期的收入状况充斥着众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们倾向于进行储蓄而规避未来可能的风险。由人口年龄结构引起的高储蓄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消费结构，一是当期的高储蓄必然会降低当期的消费水平，二是当期的高储蓄将繁荣未来老龄产业的消费需求。

2.对老年产业发展的影响老龄产业是伴随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满足老龄消费群体基本生活和娱乐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不仅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保障，同时提供特殊性的生活服务，国外又称之为“银发产业”。老年产业所覆盖的领域广阔而有针对性。针对性体现在其市场定位的消费群体仅是老年人口。广阔性体现在老龄产业可以渗透到三次产业的多个行业，如老年用品领域的消费对象涵盖了机械、器具、食品等产品，生活服务领域涉及到老年护理、养老机构、老年服务中心等市场，此外老年金融、保险、老年教育、文化、休闲等方面也丰富了老年服务业领域。日本的老年产业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日本老龄产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老龄人口的增长，老年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老年市场空间得到迅速地拓展。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老年产业相关的大企业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经营，其不仅注重市场规模和产品质量，更是以高端策略服务于老年消费群体。日本老年市场的高端性体现在企业以高端技术开发产品、以高技术产品打开市场、以高服务质量实现其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老年产业每年以4%—5%的增长速度成长，预期将成为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中国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婴儿潮”，而后经历了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如今已经呈现出了“4—2—1”独特的家庭模式。人口老龄化的初期，我国的养老模式仍是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以补给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为了满足老龄人口新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老年产业将迎来不断扩大的发展规模和崭新的发展领域。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原本的产品供给结构，其对老年产业的促进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产业领域。同时，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的刺激不应仅停留在传统服务业，而更应着眼于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我国经济政策选择

(一)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首先，要鼓励养老市场的开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其他养老模式的兴起，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老年服务将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政策上应从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老年产业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鼓励资本的进入，从老年设施、老年住宅设计、老年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为新一代养老模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要拓展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不仅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领域满足老年群体的商品需求，还应在医疗护理方面加强产品设计和研发投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出高龄化的人口发展态势，高龄群体的医疗护理和保健产品以及相关服务市场还处于萌芽期，因此应尽快提升老年医院、家庭护理、康复中心等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再次，要对老年市场进行有效的市场规范。在鼓励老年市场大力发展的同时，应保障其市场发展有法可依，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文件，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例，保证老年产业的有序发展。

(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第三产业转型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升级而且体现在各产业内部的优化上，即完成由“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向“高产出、高效率、低消耗”的转变。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这种劳动力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通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解决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上。不可否认，尽管 转移至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多是从事门槛较低、投入资金少的服务行业，但在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等领域吸纳的劳动力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对于第三产业，必然经历由传统服务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转变。现代服务业要求用新的服务方式、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这个过程既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也涵盖了对不同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自我塑造。

(三)提升人口质量，重视人力资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