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老龄化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劳动力老龄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0-02

劳动力是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改革开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规模的持续扩大。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逐渐放缓，人口老龄化也将对未来劳动力供给量产生影响。而对于城镇化背景下，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退休年龄延迟等新的因素综合作用下，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学者研究尚未达成共识。阎坤[1]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高龄化。赵喜顺[2]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设计不同的劳动参与率变动假设，一方面保持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另一方面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预测，并结合201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其次，通过设计不同的政策方案（维持现行退休政策方案；根据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将延迟退休政策纳入预测过程，探讨了不同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模型与数据

1.劳动参与率模型

本文根据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模型，在王金营建立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基础上加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模型分析。模型逻辑结构如下：首先对年龄别劳动参与率进行logit转换：

其中ls（x） 表示以基期劳动参与率的基准，本文以1990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基准； Ys（x）为基准的logit转换值；lt（x）（本文考察时期t=1990、1995、2000、2005、2010），分别为t年份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YtYxY为t年份的劳动参与率的logit转换值。

YtYxY与YSYxY之间呈线性关系：

其中μ为随机误差项；α（t）、β（t） 是与时间有关的待估参数，会随年份t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预测α（t）Iβ（t）的变动趋势，继而可以按照公式3预测得到未来分性别的 ls（x） 。

2.劳动力供给预测方法

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进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彭秀健[3]的年龄结构分解方法，将总的劳动参与率分解为年龄结构因素、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两个因素。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取决于分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

其中，PRt为t _（）_D_DPRi，t用来表示t年年龄组i的劳动参与率，通常把15～64岁之间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Si，t为t年年龄组i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份额，Lt为t年劳动力数量，WPt是t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3.数据来源

（1）未来劳动人口预测数据：结合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现行政策中放宽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变动现实，采用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4]等人研究中关于未来人口预测与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方案中方案II的预测结果。（2）劳动参与率数据：数据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数据①。

二、多方案下劳动力供给的预测

方案一：单纯考察“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

为明显突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劳动参与变动趋势的影响，本文将对单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效应”对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作为预测模式下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的对比。具体处理方式如下，本文中以5岁为单位将劳动年龄（l5-64岁）人口划分成10个年龄组（i=1，2，…，10）。式（3）表示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是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或者分年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构成变化的结果。我们将后者的影响称为“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会影响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在此暂时不考虑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只分析人口构成影响。

假定2010-2050年间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维持在2010年水平保持不变，均为 RPt，2010，只考察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指的是在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t年可观察到的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预测结果：根据方案一，有效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45-64岁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也会引起总和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20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换言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即使保持不变，而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则未来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减少。

方案二：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数据，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考虑健康水平的提高，假设男女退休年龄按照2014年国家关于渐进式退休政策的信息，自2016年起，男、女退休年龄每2年延迟1岁，直至退休年龄达到65岁为止；同时参考2000年日本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对未来40年内中国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做出预测：当当年退休年龄未达到65岁时，每间隔10年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将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每间隔5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根据间隔10年的劳动参与率采用插值法求出；当当年退休年龄达到65岁时，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直接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但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约为10%。

方案三：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数据，保持现行退休年龄政策；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2010-205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方案二、三中显示的中国总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之后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方案二、方案三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在于尽管方案二、三劳动供给总量变动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但方案二劳动供给量在每一时点都高于方案三条件下，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下行的效果；其二在于方案二中起始于2016年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于2030年后才逐步显现出来，但效果比较有限，并且2040年之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逐渐减小。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不管是方案二或者方案三，在2030年后劳动供给量的变动趋势相似且总量差别不大，可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劳动力总供给逐渐减少的趋势。

三、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通过设计多种方案，将不同政策变量纳入预测过程，并结合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倾向于减少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

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红利进一步缩小，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都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安排面临新的课题。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延缓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速度，从数据发现，目前我国劳动参与率较低的是50-64 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也通过多方案对比，发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男性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女性50-54岁、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产生明显冲击，并且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执行时间愈久，政策效应越明显。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于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除着力于延缓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的政策举措，应重视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同时通过清除劳动力流动藩篱、完善劳动保障制度，进一步激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全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200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参考文献：

[1]阎坤.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Z].中国人口年鉴， 1997.

[2]赵喜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发展老年产业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01）.

[3]彭秀建.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

篇2

关键词：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过小规模；规模报酬；老龄化

一、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日本农业时，往往将日本农业视为“人多地少”情况下现代农业的典型模式。诚然，日本农业虽然相比许多国家来说是比较发达的，尤其是从技术上讲是现代化农业的典范，但其中却存在着诸多内在问题，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

图1是日本核心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的趋势变化图，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日本到2000年前后，核心农业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了。从表面上来看，老年人从事农业似乎有利于已过适龄年龄的劳动力发挥余热，而且也能充分体现日本农业的高科技水平。但是这对于农业本身的持续的良性的发展却极为不利。这会使得许多农作技术由此变得越来越后继乏人，这会给日本农业的长远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一些人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混为一谈，但分析发现即便日本没有出现人口的老龄化，也必然会出现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那么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根源又在何处呢？很直观的感觉便是日本户均耕地面积小，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少，试想农家的耕地靠一个60多岁的老年人便可以打理，那么由青壮年及年轻人专职去打理的话自然是一种劳动力的浪费。笔者认为这种直观的感觉没有问题，但或许考虑的不够完全，所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试图通过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探讨一下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此外，上述的简单逻辑似乎说明一个问题，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似乎不是由于年轻人不愿意选择农业，倒更像是小面积的农田更加愿意选择老年人，这便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小面积的农田不会在市场的自发调解下变成大面积，反而是劳动力在市场的自发调解下变成老年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即对日本农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的分析留待第三部分。

二、从生产规模角度的一种解释

（一）关于规模报酬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在内部组织交易，也可以在自由市场上组织交易，前者意味着企业规模增大，后者意味着企业规模减小，因此企业规模最终取决于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即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生产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规模报酬将是递增的，随着其不断扩大，规模报酬递增的幅度将会不断地减小，直到减小到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单位便不会再扩大生产规模。而对于农业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其主要生产要素土地的面积扩大。

（二）日本农业的小规模生产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日本农业老龄化与兼业化的发展趋势。

如表1所示，日本的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规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当明显。［1］被我国学者大力提倡的日本的“农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单位农田上的大量投资以及农业的科技化，这使得日本土地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劳动生产率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日本，如果不降以小规模农户为主的传统农业结构改变称能够充分发挥先进的劳动节约性生产技术的大规模农业，农业将难以自立。

其实在日本农业中，与生产规模过小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如果农户扩大耕地面积，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趋势，理论上应该会鼓励农户尽量扩大耕地面积。但现实中的日本却并不是这样，相关数据显示，户均耕地面积在1970-1990年间并没有大规模的上升。

生产规模过小与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这两个问题其实完全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之所以造成生产规模过小，就是因为农户耕地面积难以扩大，所以在本文将二者合二为一来看待。

（三）生产规模过小与老龄化

如果从效率劳动的角度来讲，老龄化问题可看成是农业所需效率劳动的减少，以至于对于许多农业生产单位来说，占用一个高素质的劳动者来说将不再成为合理的配置，而只需要一些效率低的劳动者即可。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即造成单个生产单位效率劳动过分减少的原因可源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小。

第一，当单个农户土地规模小时，自然所需与其配套的效率劳动也会很少。

第二，由于生产规模过小时，农业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这会造成单个生产单位所需配置的效率劳动进一步减少。这可通过简单的函数来说明。假设单个生产单位生产函数为F（K，L，T），其中T为土地面积，L为效率劳动，K为资本，所有一阶偏导均大于0，且各边际生产率递减，同时函数为λ次齐次。假设先将生产规模扩大到合适的水平，则λ=1，此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农业效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相比是相同的，即，其中W为非农部门效率劳动的工资，而如果此时，缩小规模到λ＞1，即规模报酬递增时，则意味着此时是λ＞1次齐次的，进而意味着从初始规模缩到此时规模时势必是减少的，这意味着此时农业部门的效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均衡工资水平，这会造成农业效率劳动力进一步的减少。

第三，上面使用的简单函数的分析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主要是对其中的资本量K并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分，所以只能是在总体上的一种概述。而对于资本进行区分也是很有必要的。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例如肥料等；另一类则是为了节约劳动力，例如一些机器设备。如果在农地面积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投放提高生产率的资本，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上面的函数来分析，这意味着增加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会增加效率劳动的投入。但反之，如果增加投放的资本是劳动替代型的，那么必然会减少效率劳动的投入。而在日本农业资本化过程，劳动替代型的资本确实占了总资本投放的不小比重，这进一步造成农业效率劳动力的减少。

三、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因素分析

对于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本文将试图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资本主义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而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依托的是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则是依托资本品的升级，例如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设备的使用。分工与合作的深化的前提便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资本品如机器设备等的投入使用也是需要建立在相对大规模的基础上才有效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与合作的深化，资本品不断的升级，工业品的产量越来越大，价格也随之下跌，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逐渐在市场上挤掉了成本较高的小规模生产单位，从而资本主义工业一步步从小手工业者发展到机器大工业。

如果我们考察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其实是与上述工业发展过程很类似的，这或许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但日本的情况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便在于人多地少，它没有那么多荒地去让农户可以肆意开发，因此规模的扩大便不像美国那样容易，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日本农业技术的进步。

如果我们假定日本的农业经济是完全封闭的，那么由于技术进步有限，耕地面积有限，而人口却是众多，那么农产品总量一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过剩，从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下跌，这样便使得日本的小规模生产者难以在市场中自动地被淘汰，从而造成了生产规模难以进一步的扩大。随着现代部门的迅速发展，它与农业部门差距拉大，在封闭的情况下，贸易条件会变得不利于现代部门，并且由于农产品是必需品，现代部门的生产率的相对提高甚至会完全被贸易条件的不利所抵消，不但不影响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甚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以现代部门产品表示的收入水平，从而不会形成自发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使得农业生产者没有追求提高生产率并继而追求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

如果我们假定日本的农业经济是完全开放的，那么将世界看成是一个大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日本这种地少人多的国家从资源禀赋上来看，其农业一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日本农产品的产量与世界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例如欧美这些农业发达的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会决定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欧美国家农产品价格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大而逐渐走低，或许日本的农业部门在完成农业现代化之前，便已在世界市场上被完全挤掉了。这也恰好使得日本集中资源去生产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实中一定不会是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是会处于两者之间，也因此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显现。

1）农林水产业产品物价相对指数=农林水产业产品物价指数/国内产品总平均物价指数

2）原始数据来源：日本行局「物指数年「物指数月

从图2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产品物价上涨幅度相对于国内产品总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来说是显著增加的。从图3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谷物自给率是持续下降的。这基本上验证了上述的两种情况。

以上是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影响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但是市场的力量毕竟还是会向均衡的方向推进的，上述阻碍因素也仅仅是起到延缓的作用，真正造成阻碍的原因，还是要从政策扭曲的角度来考虑。关于政策扭曲以及改革方向，速水佑次郎与神门善佑从水稻面积调减、农地转用、农协组织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论述。笔者在总结其论述的基础上，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农地转用政策的不完善以及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不完善的农地转用政策使得农民会由于抱有转用做非农用地的期望，而不肯按照正常的土地边际生产率进行转让，从而造成农业用地不能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阻碍了生产率低下的小农户在竞争中被淘汰，使得他们因为得到补贴而使其收入水平与现代部门劳动力相同，这便阻碍了其彻底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进而阻碍了农业规模扩大。［1］

四、结论

虽然从技术上讲日本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典范，但却远未达到真正的良性发展阶段，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本文从生产规模过小出发对此问题给予一种解释。虽然阻碍生产规模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扭曲，但本文也还是力图从市场的角度对有可能造成生产规模过小的因素进行了补充论证。

由上述可见，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政策的调整，但这势必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或者可以考虑合作经济的形式，直接将农业耕作规模扩大到将规模报酬的利益完全发挥出来的规模，在现今的情况下，需要农协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发挥一个类似卡特尔的消极作用。

虽然对于日本来说，农业在其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所占很小，但是，对于志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日本来说，真正促进农业良性发展，实现自立农业的构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农业经济论（新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3］ 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New Series，1937，4（16）.

［4］ 精一.日本の展程，岩波店，1936.

［5］ 希林斯基.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

［6］ 张准，徐臻，胡民.镀金时代美国农业发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5）.

篇3

引言

中国粮食生产已取得“九连增”，但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左右，高产、低效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传统村落“空心化”、“凋敝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年龄断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增加，已成为事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问题[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进度，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更为严重的是还阻碍了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因此，研究厘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3～6]。如林本喜、邓衡山[3]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认为担心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仅是耕地单产表现，无法衡量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与利用效率差异。胡雪枝、钟甫宁[4]则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并无明显不同，认为生产决策的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研究则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7～9]。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而老龄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特别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沿袭老经验、老办法，不利于先进技术与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0]。杨俊等[11]虽然未发现农户劳动力年龄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从侧面证实了随着农户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呈倒“U”型趋势。

3结论与启示

篇4

关键词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区人口数量现状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福海县土地面积为33 250.74 km2，阿克陶县土地面积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县人口户数2.47万户，人口数为7.5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3.06人；而阿克陶县人口户数为5.83万户，人口数为22.1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县人口死亡率较高，为6.09‰，阿克陶县人口死亡率为5.88‰，福海县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阿克陶县（表2）。

2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

通过典型县调研，了解典型县牧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形成原因，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牧区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发展快、程度较严重、绝对数量大。牧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早于新疆整体甚至我国整体，且老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牧区老龄人口高龄化。老龄化通常划分为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高龄老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三是牧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呈现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龄化程度偏高的特点。牧区在人均收入远远落后的状况下提早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给牧区经济和畜牧业的发展，甚至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2]。

3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被调查牧户分为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农户）和非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户）2个类型。同时，运用对比分析法比较2种类型牧户对牧业活动的不同影响，以此来反映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给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3.1 对牧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及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牧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农区、城镇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导致牧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3]。牧区人口老龄化对牧业生产劳动力的影响是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牧区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劳动力数量，留守老人再次参与畜牧业生产，但其在体力、体质、受教育水平、对事物的反映程度、先进技术使用水平等方面与青壮年有较大差距，而且中高龄老年人无法参与畜牧业生产，老年人主导的畜牧业生产远不及青壮年。另一方面，牧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本文中劳动力素质主要指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方面。牧区留守老年人口在体力、精力、反应速度上远不及青壮年劳动力，致使牧区整体劳动力素质下降。

3.2 对牲畜拥有量的影响

因调研区牧户的牧业生产来源结构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典型牧户养殖羊、牛等牲畜的数量，并采用转化比例，即“1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牛相当于5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羊”，分析选取的福海县、阿克陶县108户牧户的养殖情况，以60岁的劳动力年龄为区分老龄型与非老龄型牧户的标准，统计不同类型牧户的牲畜拥有量情况（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龄型牧户均比非老龄型牧户少。由此说明，非老龄型牧户在牲畜产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体生理方面原因，老龄劳动力难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牧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投入不足，进而导致其牧业产出普遍低于非老龄型牧户；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导致了“老年牧业”的低产量[4-5]。

3.3 对牧业生产投入情况的影响

牧区的牧业生产资本投入大致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本文以机械租赁费用作为衡量牧业不变资本的指标，以饲料、草种、运输支出总额等牧业物资费用作为衡量牧业可变资本的指标，对比2种类型牧户生产资本投入情况（表4）。

老龄型牧户在机械租赁费上投入比非老龄型牧户略高，说明劳动力老龄化需要更多的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但对牧业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区活动区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规模农牧业机械的使用，2种类型的牧户在此方面投入差别不大。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在牧业物资费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说明老龄化对牧业可变资本影响不大。原因在于近年来从事牧业生产收益较少，牧户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即便是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牧户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与老龄型牧户在对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随主流活动方向。

3.4 对畜牧业产值的影响

牧民年龄与生产率关系非常密切。与年轻劳动力相比，高龄劳动力技术熟练、养殖经验丰富，但智力、体力、反应速度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高龄劳动力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对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够，使畜牧业生产始终处于依靠经验生产的粗放式经营状态，劳动生产率上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高龄劳动力身体素质下降，导致医疗需求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畜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畜牧业生产总值。

3.5 对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随着牧区老龄化程度的加大，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散养为主，养殖规模有限，很难形成规模优势效应。目前，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为放牧和放牧+舍饲2种，随着草原保护政策的实施，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放牧+舍饲。因此，草业发展是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物质保障。福海县近年来树立“以农促牧、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草业发展模式。2016年全县拥有人工饲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贮玉米4 633.33 hm2、饲料玉米3 773.33 hm2。同时探索并出台饲草料奖补政策，逐步将草料交易市场发展成应急饲草料储备点，更好地平抑饲草料交易价格，提高饲草料交易配送能力。这都需要先进的思想及观念，否则牧区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制约牧区经济的发展。

3.6 对畜牧业先进技术进步的影响

提高牧区生产力必须推广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畜牧业是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与标志，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防疫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促使畜牧业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牧区老龄化问题对提高畜牧业科技应用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牧区劳动力转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了其风险承受能力。牧民从而更愿接受新技术并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畜牧业生产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畜牧业科技的应用。

3.7 对加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

牧区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的改变，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牧区劳动力的非牧转移，减少了牧区有效劳动力供给，间接提高了老年劳动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比例[6]。但是老年劳动力由于自身各种因素而无法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等，若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增加整个家庭的负担。而对于外出务工的牧民家庭，宜将草场承包和牲畜入股给留在牧区的其他青壮年牧民劳动力，以入股分红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获取收益。同时，牧区劳动力的转移相对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场占有面积，为畜牧业规模化生产提供可能。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等很多新的畜牧业经营主体印证了这一点。

4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影响的计量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进一步定量分析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通过比较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的畜牧业生产行为模式，得出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本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耕种面积和种植结构行为选择模式的影响。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草场的影响可以分为2种情况，一是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二是不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此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可以采用计量经济学中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模型中因变量只取2个值，即草场面积减少的取值为1，草场面积不会减少的取值为0。模型的回归方程：

4.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是实地调研所得，根据牧民定居的具体情况，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状况的不同，选择调查的县（市）分别是北疆的福海县、南疆的阿克陶县。通过课题组人员的实地调研和调研数据共享，调查的定居牧民户数为108户，总人数467人；其中劳动力207人，劳动力人数占总人数的44.33%。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随机抽样对108户进行了现场调查问卷及访谈，收回有效问卷102份。

4.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建立牧户草场面积模型后，必须对设定的模型进行检验。运用逐步筛选方法进行自变量的筛选，将相关性不强的自变量剔除。最终通过整体性检验，模型预测总体准确率达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体性拟合良好，较适合用于分析牧户草场面积的生产行为。在逐步回归分析中，畜牧业劳动力总数、牲畜产仔量和土地等级3个自变量被剔除。最后，5 个自变量通过了回归系数检验，进入了回归方程，包括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家庭年畜牧业总收入、非畜牧业收入比重、劳动力性别结构和牧户类型。基于设定的模型和调查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系数为-0.386，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草场拥有量越少，与本文假设吻合，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明显。

（2）畜牧业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03，说明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和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越多，其草场拥有面积越多，与本文假设一致，但是影响不显著。分析认为，虽然牧户年畜牧业收入越多，其从事牧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草场面积也会扩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较收益要高于单纯的牧业收入，牧户认为开展牧业的机会成本很高，畜牧业总收入对牧户草场面积扩大的影响不明显。

（3）非畜牧业收入比重的系数为-0.123，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非畜牧业收入越多，草场拥有面积越少，与本文假设相符。畜牧业收入在牧户家庭总收入中作用不凸显，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重要性较大。牧户非畜牧业收入比重越大，则畜牧业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户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就会越少。

篇5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2

一、长沙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况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或者主要环节的劳动力，包括兼业但在主要农忙时节回家完成农业生产的农民，并非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

（一）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随着长沙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城市或者转向了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短缺，所调查的76个农户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兼业农民却几乎没有，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外务工。有时候农忙的时候甚至某些兼业的农民不回家参与农活，而是家里雇请本地区的一些留守的老龄农业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

通过对样本中的120位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我们所调查的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处于失衡状态。

1.样本的年龄结构分布

根据文献，我们了解到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我们调查的长沙县2012年部分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13.33%，而65岁以上的高龄农业劳动力占了总农业劳动力的5%，这足以说明该地区农业劳动力已经是处于老龄化边沿。

2.样本的性别分布

120个样本的数据显示，其中有64人是男劳动力，56人为女劳动力，从性别分布来看，男女的分布比例比较平衡，但是却能发现这中男女的平衡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良的现象，那就是农村的女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从访谈的反馈来看，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参与了家中农业生产全程的是家中的主妇，男性作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般都是在外务工，成为兼业农民甚至专职工人。

3.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分布

样本中体现的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只有一个高龄男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情况存在，但是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家中受教育稍微高点的都离开了农业生产部门。具体的受教育程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分析

经过对样本的统计推测，长沙县所反映出的是整个劳动力老龄化边缘状态，由上面分析出的样本的年龄分布看，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大，受访的76个农户中，样本年龄大于45岁的农业劳动力占调查样本总体的54.16%，大于50的占50%，大于55岁的占29.167%，大于60岁的占13.33%，大于65岁的占5%，从这些数据与国际标准对比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从兼业化的角度看，有79.17%的人属于兼业的农业劳动力，而且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业劳动力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从图一中能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仅是表现在人数上的增加，更是表现在老龄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农业劳动力比重部分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并且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我们在走访调研中能够看到，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留守家中的妇女，而且妇女处于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地位。从受教育程度看，75%的农业劳动力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而且调查对象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员，没有进入城市的也没有参加过多少农业生产，缺少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与经验。

二、样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耕地产出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资金、与劳动力，我们的分析也主要是从老龄化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去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我们的调查与访谈中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些消极影响，还有一些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正面影响

1.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76个受访人中有45个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在外打工不会回来务农，甚至有一大半人认为对于子女今后从事农业不能接受，而面对这一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户在访谈过程中明确表示与其放下手中的工具造成农用土地抛荒的困境还不如利用现行良好的政策将自己家的农地投入市场，参与土地流转，从问卷回收的情况看，有41.33%的农户表示如果子女以后不再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家里的土地也会找到适合的农业大户转让出去。

而土地参与流转的程度越高，就能促进以人力投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向以土地密集型和科技带动型的新型农业生产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当更多的土地参与流转，就能将大片的土地集中起来连片进行整改，把丘陵地区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生产的土地变成可以使用大型农械的“标准”田，这对于提高土地利用与产出效率、发展规模农业是意义非凡的。

2.对于土地的保养也有积极的影响

当土地没有参与流转而得到整改时，农户的田地每年是只种水稻且从不轮换种植，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年大量化肥的使用使得农田土地板结情况加重。而当土地得以流转后，大户农户可以运用大型机械和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来将各农户家的绿色有机肥收集起来洒向农田，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通过大型耕作机械的使用也能有效的提高土地的质量，缓解土地板结的不利影响。而农田使用有机肥的做法也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村禽畜粪便污染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新生代农民接班，提高农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与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的减少上，而作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要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影响除此之外也不可忽视新生代农民的诞生。当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步入老龄队伍时，作为接班人的新生代农民就会成为农户家中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者与主力军。新生代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所受的教育程度是要比老龄农户高。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新生代农民所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辈农民。这也从劳动力方面改善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质量，使得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新的思想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收程度能够从劳动力方面提高农村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

4.生产性的资金投入增加，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在资金要素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地生产性投入的增加。首先，外来资金的流入指的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资金流入到农业生产中作为农业生产的一大要素参与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老龄劳动力在经济实力方面失去了地位，兼业农民对农户的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户收入的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性支出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也使得外来资金的投入成为可能，当现代农业产业开始在农村发展时，非农产业的资金就开始有机会进入到农业产业中参与发展农业生产，其主要表现在外来资金的流入给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集约化等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经济支持。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有了资金的支持就能开展一系列新型农业生产，原本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去实施的一些生产计划也有机会得以实施，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水平。

（二）负面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不合理

在所调查的长沙县村，由于高龄农业劳动力体能和技能的制约，土地产出有限，而且由于年轻农村人口进入其他产业离开农业生产，造成了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总量的减少，其直接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粗放。

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2.粮食产量下降

老龄劳动力致使单户农户的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耕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本来可一年两熟的耕地，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的地位的下降。而从农业经营活动的承担者由中青年男性变为大部分都是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的现象可以看出，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不会对耕地产生感情，所以就不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耕地的产出，严重影响了耕地的产出效率。

三、建议

（一）加大农业扶持，留住农业劳动力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与农业收入差距的增大，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一代农民逃离农村的弃农现象很是普遍。农民弃农从工，对农业缺乏积极性，其根本原因还是农业比较效益低。

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引起的农业后顾之忧问题，其核心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服务于农业生产，这样才能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留住农业劳动力是要提高农业收入，政府需要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内容涉及粮食生产奖励、良种补贴、新技术应用补贴、农机补贴、大户种植补贴等，来提高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入，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在农村的就业机会，有了各种增收的途径，农民即便每年比在外务工少收入点，他也愿意留在农村。当农村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就能得到保障，农村的各项建设就有人来操作，最关键的是保住农业生产，保证了粮食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全力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

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业基地，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增加农业产业收入的先进平台。长沙县作为农业大县，独特的丘陵地貌导致土地的分散，各自为政的单户生产造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结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与契机，需要充分发挥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着力促进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业机械化，同时需要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集中统筹，合理配置，尽快形成片区规模农业，加速形成粮油、水果、蔬菜、茶叶、牲畜等优势农产品产业。

（三）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要留住农业劳动力，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需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中心镇，加强交通连接以缩短与城市空间距离。继续推进一镇一特色的发展思路，形成各个地区的特色和支柱产业，大力推进生态观光与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使得农村能够在不破坏生态人居环境的前提下为农民增收，拉近城乡距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简政放权，给乡镇更多的自主选择，以促进本区域的资源整合和生产要素集聚，提高乡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这样农村得到发展，农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人，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被忽视的课题，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该地区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我们的入户调查实情，我们认为，虽然技术、资金等要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在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永远不可能被替代。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引导新生代农民回归土地，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维持农村的人气才有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