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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利弊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09 17:41:2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劳动力流动的利弊

篇1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小城镇化

一﹑如何理解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即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的多余。具体定义是指边际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数的那部分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即使不增减投入也不至于影响哪个农业产品的总量。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呈现继续增长之势。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达1.5亿以上,2000年底达到1.8亿。这种矛盾短期内还会更为突出:随着农业要素的不断投入,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不断减少,可耕地有限,而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农业就业的余地越来越少;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新的发展时期也遇到了结构性困难,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减弱,加入WTO后,短期内我国农产品不仅会面临国际市场的价格压力,使农民收入难以通过农业大幅度提高,而且进口农产品势必导致国内农产品的需求减少,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进一步扩大;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据有关部门预测,未来10年全国农村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如果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随着农业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含量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素质的逐步攀升,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保守估计2010年达到1.9亿人。

总体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转移渠道呈多元化[1]。现已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50.2%的人员在外资企业或个私企业工作,13.4%的人员从事建筑业,14.3%的人员从事批发零售贸易,7.7%的人员从事交通运输业,8.6%的人员从事社会服务业,5.8%的人员从事其他行业

(二)就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目前,转移就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差距较大。

(三)季节性、兼业式就业占较大比例。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即兼职农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农忙务农,农闲外出务工;另一种是务工同时利用休息日兼种土地。

(四)流动性较大,农民工在一个企业的工作时间较短。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利弊

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农村最优质的劳动力,他们具有一定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并且具有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精力,外出容易找到适合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流动对社会以及自身既产生正面影响又产生负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中就业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安置,是农村向现代化迈进的第一步,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2]。

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就业和跨区域流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沟通城乡经济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因此各地要适应这一趋势,加强引导和管理,不能简单封堵,更不能采取歧视性限制政策。因此当今的“民工潮”现象实际上就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它是解决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避免引发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实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有效途径,从长远看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2.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地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输出地有利于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企业可以以相对较低的薪酬雇佣到工人,从短期来说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由于近年来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锐减,外出打工就成为增收的一条重要或主要途径。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各产业结构,使之更趋合理,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3.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对交通、融等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未来10年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期,还将有1.5亿农民涌向城镇。如此巨大的人流及相应的货币流向,必将对交通、金融等服务产业产生巨大的需求。

(二)负面影响:

1.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恶劣,从事工作以体力体力劳动为主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

2.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较低,因此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

3.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

篇2

商剑脉快速诱导。喉罩组根据体重选择喉罩。间歇正压通气参数设定:呼吸频率为8~12次/min,潮气量6~10ml/kg,纯氧通气。麻醉中维持气道峰压10~30 cm H2O,呼末二氧化碳分压(end-tidal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PETCO2 )33~55mmHg,血氧饱和度(pulse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rate,SpO2)≥96%。麻醉维持均采用1%~3% 七氟醚吸入,泵注丙泊酚75~200μg·kg-1·min-1,瑞芬太尼0.05~0.25μg·kg-1·min-1和阿曲库铵维持麻醉。手术结束前30min停肌松药和吸入药,手术结束前10min静注舒芬太尼0.1μg/kg为术后镇痛负荷剂量。术后待患者清醒拔除气管导管(喉罩)。观察患者入室后即刻(T0)、插管(罩)时(T1)、插管(罩)后15min(T2)、拔管(罩)时(T3)和拔管(罩)15min(T4)的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心率(heart rate,HR)、SpO2、pH、PETCO2、PaO2、HCO3- 、剩余碱(base excess,BE)。记录插管(罩)后15min(T5)、30min(T6)和拔管 (喉罩)前(T7)的潮气量(Vt)、气道峰压(Ppeak)、PETCO2,随访两组术中和术后气管导管(喉罩)相关的并发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设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各时刻MAP、HR、SpO2和血气分析指标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与喉罩组比较,导管组的T1、T3 、T4 时刻的MAP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4.25、2.64、2.54,P均

2.2 两组患者T5~T7的Ppeak、Vt和PETCO2 比较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导管组T5~T7的Ppeak与喉罩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57、2.21、5.30,P均

2.3 两组患者拔管(喉罩)后并发症比较见表4

由表4可见,导管组的安静拔管、拔管呛咳和术后咽痛与喉罩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6.70、23.15、8.21, P均

3 讨论

老年患者由于髋关节骨折疼痛通常无法摆出椎管内麻醉所需的穿刺,且侧卧位下手术,术中使用镇静或辅助用药又难以确保呼吸道通畅。另外,许多老年患者因血栓性疾病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也成为椎管内麻醉禁忌。因此全身麻醉下完成老年患者的髋关节手术应是一合理选择[1]。

但老年患者因伴发心血管病较多,血压波动容易引发心血管意外,为减轻和避免插管和拔管时的应激反应,常采用较深的麻醉深度,静注利多卡因和静注速效β受体阻滞剂。由于个体差异等原因,上述措施实际效果难以预期,经常造成低血压和更加显著的血流动力学波动,甚至诱发严重心律失常[2,3]。气管插管和拔管的主要刺激来源为气管导管对口腔、咽喉和气管的刺激。其刺激强度是气管>喉>咽>口腔。而喉罩置入后主要接触部位是口腔和咽部,基本不与喉部直接接触,避免了两个强刺激来源-喉头和气管,在同样条件下,即使不用心血管活性药,喉罩通气也可获得较为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状态,这对于合并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是极为有益的[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喉罩组患者插管(喉罩)、全麻维持期和拔出导管(喉罩)时的血流动力学波动明显小于气管导管组(P均

【参考文献】

1 徐宏伟, 张兰, 苏丽, 等. 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在高龄老年患者股骨上段骨折手术中的应用[J]. 临床麻醉学杂志, 2008, 24(5):403.

2 Brimacombe G, Oedecke E, Hohlrieder J, et al. postoperativenause, vomiting, airway morbidity and analgesic require-ments are lower for the proseal mask laryngeal airway than the tracheal tube in females breast and undergoing gynae-cological surgery[J]. Br J Anaesth, 2007, 99(6):575-580.

篇3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劳动者必须一无所有,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我国的劳动力又具有本国的特点,大部分的劳动者都能满足拥有人身自由的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人民所有,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比如在农村,农民就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目前的政策还不允许自由转让土地,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存在着市场化运作、非市场化及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半商品性的特点,劳动力夹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可以互相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这种半商品性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有着比较强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纳性及我国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回流。

篇4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简析

从曾经的8亿农民到2014年的6亿农民,总人数的递增而农村人口数的减少可以看出整个经济形态从使用资源较多的农业经济转向了用地较少的工业,商业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其他经济。2014年底,中国劳动力共有40506人,其中外出就业15863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9.16%,其次,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的为22629人,农业劳动力供给为17877万人。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走向有很大的变化,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以下几种:

1.走出农村:走出农村也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可以在沿海以及东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谋求一份工作,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位,一般能获取比务农高的收入;也有少部分农民选择在城市创业,做些生意。

2.留在农村:一是政府吸引外部资金过来投资建厂,当地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可以进入工厂上班;二是发展自己的特色,把自己外销,挖掘所在村?f的内涵,或者发挥文化特色,或者着重特殊的植物,或者依傍地理优势等等。

这些方式都各自有自己的利弊。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之利弊分析

1.大部分走出农村的农民成了务工者:初到城市,由于文化差异只能做些建筑施工,道路,建设桥梁,卸货搬运等体力劳作,或者从事餐饮娱乐服务生或保洁员等简单工作。这些工作工资不高却很辛苦。而发展到现在,由于教育本身比较偏重理论的一些问题,变成了沿海地区频频出现的民工荒,各种熟练技工的需求大大的高于刚毕业的大学生的需求,甚至高薪求熟练技术工人还求而不得。农民工越来越被城市需求,但是由于大城市落户制度的问题,在大城市生活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辛苦一生也许也不能享受到自己为之奉献的城市的福利制度,安全系数,医疗都得不到保障,一位建筑工人曾经在城市打拼几十年,他会昂扬的指着灯火辉煌的大厦告诉别人,这个是我们当年修的,那座也是我们建的,而到后来,他会回到农村,过上曾经的生活。大部分的农民工都是这样的人生,少小离家老大回。青壮劳力的大量外出,农村只余老弱病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比如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的问题,都是祖国的花朵,还只是少年,父母都建在却要承担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成长。极少部分创业的农民工或许能成为城市真正的一员,但是毕竟比例太少,不足以影响格局。

2.留在农村的农民:便是大家所言离土不离乡,一是政府招商引资,可以引进一些企业来建立工厂,不仅能创造就业岗位,而且还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传统的农村会有新的变化。然而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却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企业毕竟以盈利为目的的,无利不商,如果一个乡村没有有利可图的地方,自然无法吸引到企业来,由于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也许会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部分企业带来环境的破坏,一条清澈的河因为上游建设了一家造纸厂污水直接排放整条河全部成了污水,而后无人在意,持续几十年至今。一整个村庄的稻谷因为新建立的工厂产生的滚滚废气颗粒无收。意料之外的结果让人步步惊心。

二是发展自己的特色,把自己的本地特色包装好,发展好,让农业转化为第三产业或者更多形式的产业,就地异形。以城市为客源。农民往城里走了,城里的人也奔向农村,钢筋水泥的世界并不都是美好,互通有无。现在很多省市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很蓬勃,周末的假期各种农家乐热火朝天。不用背井离乡,可以一边建设着自己的家园一边过的越来越好,而乡村的土地本该郁郁葱葱,而不是钢筋水泥和厂矿林立,便是所谓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当然乡村旅游现在还发展的不成熟,有很多村庄也许围了一小块地方,挖个沟,种点花,没有好好的打理,便开始打着旅游地的幌子圈钱了。不过相信随着竞争和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会走上比较好的道路的。

篇5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源;人才流失

一、劳动力流动情况的分析

1.劳动力流动及其利弊。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依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企业间、职业间、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移动。劳动力流动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否则,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员工离职,企业就不得不新聘用一个缺乏经验的员工来接替前者的工作,企业将会承担双重的损失。一是企业向离职者支付培训费用的损失,二是企业损失必须重新培训新的工人所承担的费用,并承担因新进公司工人生产效率低而带来的损失。

3.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员工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应该有个合理的限度。劳动力过度流动同劳动力流动不足一样,都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自愿离职的员工不仅要放弃已积累的资历、工资等级的提升机会、享受企业补充退休金的权利,而且还要放弃已经培养起来的较为亲密的同事关系等。在新的工作中,他要从低等级工作开始干起,努力去建立新的同事关系,因为没有资历,从而缺乏职业安全感,并且要在工作多年之后,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

二、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人才流失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外部原因。 (1)高素质人才供求不匹配。例如,近几年我区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较快,各大饮片生产加工企业发展迅猛,部分民营企业不断壮大,而这方面人才的供求一时难以衔接,造成人才资源供求紧张。

(2)缺乏成熟配套的人才政策。我国的人才流动市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人才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但国家对这方面的政策还不成熟,造成人才流动的不规范,人才市场乱象频出。

2.内部原因。(1)员工工资福利额度较低,员工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工资福利情况始终是员工最关注的问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决定了他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关系到他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在我市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某电子企业,其工资分配情况如下:

入职0-3月员工,其月综合薪资下限2299 元,上限2799元;

入职满3月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29元;

入职满半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59元;

入职一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99元;

入职一年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2949元;

入职两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 2999元;

入职满三年以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599元,上限 3099元。

从以上工资情况可见,如此低的工资福利待遇会造成人才的不稳定,会加剧人才在企业的流失。

(2)企业职业生涯管理不能适应员工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需要保证组织能够维护员工的长期利益,特别是鼓励员工不断成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职业生涯规划的焦点是放在个人目标与现实可行的机会的匹配上。员工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下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职业生涯道路,获得职业生涯发展。如果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能在组织内实行,则这个员工迟早要离开组织,因此,组织应该在这方面帮助员工,从而使双方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3)部门领导培养人才能力不强。大多数领导忙于业务工作和日常事务,对新进公司员工缺乏关心和指导,造成新员工对公司和领导不满意。导致这些员工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终日不思进取,由此可想而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4)劳动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就业。现在我市正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展“春风行动”。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先摸清人员需求底数,明确分工,开展各类求职人员就业需求调查,摸清企业现阶段生产发展应有职工人数、实际在岗职工人数和当前实际用工需求人数、具体需求的岗位,进一步提高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的准确率,以便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能够及时宣传,有的放矢地组织人力资源供求双方进行对接。

3.员工自身原因。(1)新员工参加工作频繁跳槽。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就业局势紧张,刚参加工作一时不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只有抱着闯一闯,看一看的态度去参加工作,造成频繁跳槽。

(2)家庭因素。年轻员工因婚姻家庭情况流动,或者回乡照顾父母、孩子等情况也是员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人才流失的应对策略

1.建立重要岗位后备人才队伍制度。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做好人才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企业要做好人才规划,做好人力资源需求的合理预测。

2.职业生涯管理规划。根据企业和员工具体情况进行企业职业通道设计,合理设计员工职业生涯管理规划,让员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上升空间,觉得有奔头,员工才会安心工作。

3.实行绩效工资,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根据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薪酬分配,可以调节收入水平、拉开收入差距。这种做法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减少员工对薪酬的不满情绪。

4.减少员工的流失率。企业要想长期留住员工,首先要从工资待遇上着手。比如,入驻我们园区的一些企业,却很少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开出的工资待遇工人们多不能接受,在农民工看来,工资如此之低还不如去外地打工,起码可以多挣一些钱。企业的这种做法导致员工流失率逐年加大。

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保留人才的目的是能够使人才为企业所有,为企业创造价值。只有把人才的流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能动性,做到人尽其才,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总之,中小企业只有深入了解人才流失的具体原因,才能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好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和人才流失问题,真正做到招到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

参考资料:

[1]陈超.民营企业人才严重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篇6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制度创新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省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规模和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省流动人口11074527人,其中省外流入4313602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省内流动人口增长87.35%,省外流动人口更是增长101.08%。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变化的数字。

2009年,福建省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海西建设刻不容缓,加快海西建设离不开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管理。作者以海西经济区福建省为例,对当前我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现状进行探究,并找出海西背景下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为完善我省发展战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现状分析

(一)就业问题。当前,福建省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大部分向厦门、福州、泉州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大多数人的基本动因就是经济利益。目前,我省流动人口就业率偏低,他们自身择业能力取决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和培训的匮乏,大批量的流动人口仍旧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一方面他们缺少参加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对信息应有的收集、判断和识别。我省人力资本具有偏向性,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不确定性风险,我省目前的就业处于大量待业人员和一些较高级就业岗位空位待聘并存矛盾。同时,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问,劳动力流动不合理,阻碍外来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农民工流动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不够,使流动人口的本地归属感下降,造成整个就业市场的阴霾。

(二)户籍管理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长期受到“城乡二元化”和“地区差别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为福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壁垒,使他们在很多方面被差别化对待,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子女在城市上学也成为一种奢望,导致新闻报道上常常出现很多所谓的“留守儿童”。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01年,我省户籍制度经改革,包括取消户口登记二元管理;取消户口迁移指标控制,实行按政策条件落户;放宽户口迁移政策限制,促进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这一系列改革,促进我省流动人口的本地化,但问题依旧严峻,即流动人口的农民工毕竟没有城市户口,选择权较为薄弱。

(三)社会保障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户口仍在农村,中国社会明显的二元特征,使他们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这也导致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我省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缺失,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几乎为零。07年,我省召开“全省农民工联席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了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全面推进“平安计划”;做好农民工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举措能给流动人口带来切切实实的便利和实惠。

二、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制度创新路径

我省面对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增加对我省大中城市的发展而言,利弊互现。一方面,他们能给福厦漳泉等城市注入新的劳动力和活力,城市经济和社会规模效益也能体现出来。但同时,本就人口众多的城市也因流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压力,各种”城市病”突现,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住房紧张等问题。作者针对我省已经开展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结合海西政策,提出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创新社会管理。

(一)增加相关法律保护力度,确保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和发展。随着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流动人口的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体来说,关于流动人口本地化的法律保护还是非常迫切的。我国宪法和劳动法都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应享有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我省目前很多地方通过行业或企业的限制来对当地的流动人口进行行业选择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的结果是有悖于国家法律,对公民平等就业和择业是不利的。我国劳动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在社会保障形式上,流动人口因其成分的复杂性、流动的频繁性和收入的低下性,很容易出现“退保潮”现象,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保待遇。为此,我省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取消阻碍流动人员的政策限制,来建立同工同酬、同城同策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范,使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收到保护。工伤保险制度,应遵照《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及时为流动人口办理工伤保险手续,按时交纳他们的工伤保险费。在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保方面,福建省政府在立法等方面要积极加快推进步伐,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是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政府和雇主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责任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要对流动人口办理养老保险,推动用工改革,消除制度障碍。

(二)加大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推进相关政策的融合和优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局限在以前老式的管理方式,应该实现以人为本的本地化工程,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克服排斥和轻视。为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需要政府将其纳入人口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在文化、习俗和观念上最大限度的融合发展,这需要靠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户籍管理创新方面,需要完善居民的身份证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一支能推动城乡发展的力量。福建省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农民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这一变化的战略意义,真正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流动作为关系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来抓,在实行流动人口本地化的同时,也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发展,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城市和乡镇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要对回乡创业的流动人口进行鼓励和政策支持,还要进行社会大融合的管理服务创新方式。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增强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更加有益于管理和制度创新,形成社会大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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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杨.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J].群言,2011(6):31.

[3] 福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福建省公安厅—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落实进城务工农民户口政策[EB/OL].http:///action/article/article_show.action?vo.aid=13143.

[4] 曲芳.浅议和谐社会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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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旺盛推销仍据职业排行首位

根据该项报告的统计,##市上半年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有17560家次,招聘各类人员225500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求职登记的各类人员为306000人,其中单位在职人员为70114人,企业下岗待工人员为9986人,失业人员为98618人(其中预备就业人员为12088人),外省市人员为68239人,离退休人员为2054人,本市农村人员为56989人。

从产业需求状况看:上半年第三产业的需求人数为183390人,占81.3%,第二产业需求人数为41910人,占18.6%,第一产业的需求人数为200人,占0.1%。

从经济类型需求状况看:依次为股份制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从行业需求状况看:排在前列的分别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制造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和农、林、牧、渔业等。从职业需求状况中可以看到:

推销员市场需求人数为76606人,已连续17个季度位居需求首位。上半年前10位的职业分别是推销员、营业员、餐饮服务人员、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秘书、财会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记者、编辑、中西餐厨师。

网上招聘抬头复合型人才短缺明显

在对上半年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点和问题所做的分析中,报告认为:

(一)、大型洽谈会有隐忧、专场供需会受青睐、上网招聘更盛行。

全市上半年举办了大型综合职业招聘洽谈会18场,比去年同期减少2场,参会单位达6000余家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2,表明用人单位参加大型招聘洽谈会的热情正在降温,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型招聘洽谈会虽然参会的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少,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限制,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的招聘手段和渠道也逐渐增多,如在众多新闻媒体的人才与就业专版上刊登招聘广告、参加经济实用的定期和专场招聘洽谈会等。尤其是区分不同求职对象和不同职业需求的专场洽谈会虽然参会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很多,但针对性强、洽谈成功率较高,应成为今后职业招聘洽谈会的发展方向。

享有“第四媒体”称谓的因特网日益为众多职业、人才中介机构所重视,网上招聘求职盛行一时。现在##地区开通的人才职业网站已有30余家,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网、##市人才网、赛伯工作网、百分网等。目前各人才网站都在积极探索着生存和发展之路,随着竞争的加剧,各网站还会推出自己的服务特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以满足人才供需双方的各种需求为前提,应打破网络单一的服务方式,将网络、平面媒体、猎头等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实现优势互补,走立体化服务的道路,只有这样职业人才网站才能生存和发展。

(二)、供需双方趋于冷静、复合型人才市场短缺。

当前职业中介服务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科学招聘用人的职业指导,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也体现出再就业工程鼓励用人单位招聘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发挥了明显作用。

求职者的心态也正日趋成熟,许多人在择业时一改被动应考的形象,反过来“考”招聘者,通过各种途径观察、审视招聘单位,提出形形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这标志着求职者正力图追求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中的主动地位。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知识,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例如企业招聘“财务总监”,相当于原来的总会计师,而它既要懂得财务,又得通晓管理。此外,精通计算机如今要具备综合开发能力,例如,网络编辑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职业,应聘者除熟练掌握Photoshop、DreamWeaver、Fireworks等软件操作外,还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像做旅游网页的编辑,还要具有历史、地理等专业知识。

(三)、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招聘求职行为有待规范。

随着人力资源流动的日趋明朗化、规范化,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通过一则招聘广告便能达到双向选择的目的。但调查中发现,不少单位频繁出现在各类招聘洽谈会上,主要是由于人员流动性过大,陷入一种常招聘、高流失的恶性循环之中,用人单位招聘、用工行为不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招聘时承诺的薪金及福利待遇不兑现、试用期满后借故辞退、不与应聘者签定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上各项社会保险等。使应聘者得不到应有的权益,造成人员严重流失。

而一部分求职人员轻率跳槽也给招聘单位带来了管理上的失控和经济上的损失。这里提醒求职者应当注意的是人的确应该流动,可是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满意程度并非成正比关系,盲目和过于频繁的流动会降低自己的职业背景优势,削弱自身的敬业精神和招聘单位对其职业稳定性的信心,因此有流动意向者应在能发挥个人能力并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合理流动。

(四)、劳动力市场倍受新闻媒体关注。

如何搞活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劳动就业工作如今引起众多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几乎所有知名报纸都开辟了专版,宣传就业政策、分析劳动力市场行情、开展咨询服务、招聘求职广告。新闻媒体参与劳动力信息资源的竞争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能更贴近现实生活、服务读者。但应在权威性、时效性和独家信息上下功夫,根据读者群的特点进行定位,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树立良好信誉和具有生命力。

(五)、市场日趋成熟规范,劳动力价格逐渐合理。

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晴雨表,它客观地反映了劳动力余缺的状况,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稳定,劳动力价格也逐渐趋于合理。日前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了200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实行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是建立“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工资制度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企业合理开发劳动力资源和鼓励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有积极的作用。当前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除了职位所需学历、技能、年龄以外,还有行业、经济类型、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知名度等差别。

(六)、政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受信赖,劳动事务需求空间广阔。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介收费价格低、服务功能全、可信度高,而且有存档和社会保险业务,因此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都愿意接受它的服务,许多求职者包括一些破产、改制企业的职工和下岗职工纷纷将档案存在劳动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职介机构。这反映了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

此外,企业和个人对劳动事务和人力资源派送行为越来越认可,对单位它可以减轻企业管理者事务性负担、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对劳动者个人来说,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供大于求服务业仍是需求主力

报告对##市下半年本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

(一)、从供求比例上分析看:预计下半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仍不会改变,供求比例大致为1.5:1。

(二)、从产业需求上看: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社区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咨询广告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正在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下半年本市劳动力市场第三产业的需求人数仍将位居首位,约占用人总数的80.5-82.5%,第二产业因所属支柱行业的发展需要,需求人数将保持一定的比例,约占总人数的17-19%。版权所有

(三)、从用人单位的经济类型上看: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需求人数会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将继续位居用人需求首位,外商投资企业需求量保持稳定。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量不会增加,并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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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作现状判断

要进行促进教师资源均衡发展的政策设计,首先就要清楚当前的现状是什么,促进均衡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历史上就存在的。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既要关注历史的问题,更应关注现实的问题,即关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均衡问题。

我们对当前教育不均衡的程度是在加大还是在逐步缩小要有所判断。我认为,市场经济对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拉大了差距。当前,东西部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加大,明显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等诸多不均衡问题在教育上的表现。那么,这个差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大的?拉大的历程是什么?深入分析上述情况,有助于我们寻找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

各地的情况各不一样,各地对现状的判断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

二、要作背景和原因分析

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程度的加剧,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教育发展程度不均衡。这一点无须赘述。

2、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向强势地区、有利于吸纳资源的地区流动。

3、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们仅以小区域内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为例。如江苏有些县级市里,乡镇是一级财政,教师工资中有一部分是由乡镇财政发放的,有些地方这部分工资占教师总工资的比例还很大。这不仅使县城和乡镇之间教师收入有差距,而且各乡镇之间教师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工资待遇的差异必然影响教师资源的分布。

4、对教师身份定位的模糊

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市场经济下教育属性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教师身份的定位是值得商榷的。教师的身份是公务员,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如果把教师的身份定位成专业技术人员,那么教师就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教育是公共服务领域,不是经济领域,教育资源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政府对此应加以干预。有一段时间东部大城市到西部到处挖人,这一点是不规范的、不合理的竞争。

三、要研究具体策略

我们要研究促进均衡的具体策略。在进行策略设计时,首先应坚持公平的原则,不再人为加剧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其次,要对现有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看这些措施的利弊是什么,还需要采取什么配套措施。

当前各地在均衡配置教师资源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有两点基础性的举措值得我们肯定:(1)师的工资待遇。教师是劳动力,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来看,劳动力的价格影响资源配置的取向。(2)整体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单纯把现在好的教师派到差的学校,差的学校的教师水平不提升,那么这一地区的整体师资水平也很难有效提升。教师的整体水平都提升了,差距就必然缩小了。

综观各地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具体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做法:

1、大范围流动

这种做法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设定一个人员流动时限和比例,“人走关系动”,以辽宁沈阳市为代表。多年以来,我国教9币资源配置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通过一些比较激进的措施来调整,在短期内很难见效。大范围流动,可以在短期内使教师资源实现相对的均衡;但教师流动量大了以后,会涉及各种利益的矛盾、组织内成员关系的磨合等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2、部分流动

这种做法以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为代表。政府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引导教师有流动意识,鼓励有发展欲望的部分教师有序流动。这种流动涉及范围小一些。这种做法产生的问题相对少一些。

3、存量稳定,增量流动

江苏有些地方的做法是:现有教师不流动,新增教师流动。这样涉及的各种利益的矛盾可能不会很大;但要实现均衡,其时间、历程可能会比较长,短期内见效比较慢。

4、组织内部流动

有些地区采用集团式、结对子、共同体等形式,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学校组合起来,教师的人事关系不动,但人员在组织内部统筹调配。这种做法有的在短期内会见效,但可能带来的矛盾也会比较大。

四、要进行制度设计

现在各地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一些做法,大多还只是政府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造成教师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么促进均衡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把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制度设计要分近期和远期来进行。

近期的制度设计主要应针对政府政策造成的不均衡的问题进行调整。经济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均衡问题不好解决,但政策造成的不均衡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设计来解决的。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要尽可能达到让社会比较认可的均衡程度。让大家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但学校和学校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均衡状况,要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均衡的目标在现阶段应该能实现。

从远期的制度设计看,有几个问题要考虑:

1、政府要按公平原则提供公共服务

学校之间究竟均衡到什么程度,这是相对的。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都办成一个样、一个水平,但政府要按公平原则提供公共服务。

2、政府要对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评估

政府的制度设计要全面。政府进行相同的资源配置后,学校的办学水平还是有高低,政府就要对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评估。美国政府对薄弱校在两年之内给予资金倾斜;两年后对该校进行评估,如果该校还没有改变,就不再给其优惠;六年后如果该校仍然办不好,那么政府就会将其撤销。资源配置的公平不是保护落后,而应是动态地、积极地促进学校的发展。

3、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在长时期内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有激励机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激励机制与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位奠基人,这提醒我们要更关注激励机制的设计。我们要从制度设计、信息的生成、博弈原理等方面,把一些行政性的要求和教师个人的内在发展结合起来。

4、制度设计应是理性的选择

要考虑制度设计的长远效果。有些措施在短期肯定会有效,但长期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效果。比如:当年实行民办教师转公办的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是否是理性的选择值得探讨。我们在选择一种政策和制度的时候,要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感,更要有一种长远的目光、理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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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流动;农民工;区域发展;健康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828.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愈发加强,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我国学者李立宏(2000)总结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十大因素等。本文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侧重于对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的探讨。

图1:本文研究思路(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入地区域发展的影响

1.1人口迁移流对迁入地发展的积极影响

每年春节期间媒体都大量报道城市生活不便,其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导致各种服务业人员不足。这是一个侧面的小例子,却很生动地说明了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运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迁移和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农民工为例,他们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入工厂、进入城市,分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行业和领域,为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1.1迁移人口为迁入地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为例,从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珠江三角洲各市总人口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口不到七成,城市市区仅逾五成,其中深圳仅两成,广州和珠海也不到四成(李玲,2005)。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次地区迁移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更大。

大量的外来人口,弥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不足,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飞速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世界产业结构的演变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抓住了产业分工的一环。但是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来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于是从全国其他省份的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弥补了本地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1.1.2迁移人口为迁入地带来了创新和活力

人口迁移具有选择性,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严格限制的、向大城市的户籍迁移,又逐渐成为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政策工具(李玲,2000)。

以深圳为例子,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以另世人瞩目的速度一跃成为充满活力,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在全国城市成长竞争力中,深圳多年来名列前茅。深圳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临近香港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之外,占总人口比重八成以上的外来迁移人口也是深圳腾飞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员,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年富力强,敢于创新,为深圳各行各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人口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迁移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难。加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数量众多的外来迁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住房、医疗卫生等服务,导致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2.2.1 迁移人口对迁入地自然资源的影响

迁移人口,在短时间的聚集于城市,容易造成城市各种资源的供应紧张。尤其是住房和水资源。而且大量的迁移人口往往聚集在城市的一定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将会更大。例如在城中村等地区,往往是外来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归罪于迁移流动人口。但是客观而言,这些地区往往又是环境恶劣,社会问题多发的地区。

2.2.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迁移人口的增多,而工作岗位有限,迁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竞争加大,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

此外,迁移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健康城市化的进程。很大部分的迁移人口,来到城市只是为了谋生,并没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得到转变。“候鸟”式的民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统计城市化水平时,这些人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中,但户籍仍是农业人口,并不能享受城镇人口的各种福利。

3.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影响

3.1 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积极影响

迁移人口尤其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以农村这个迁移人口的主要迁出地为例来论述。

3.1.1 在经济方面

首先迁移人口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流动和再分配。外出务工人员,将大量的资金带回农村,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助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的缩小。

第二方面,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正处在一个由粗放式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节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客观上要求这些转变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新的农业经营理念的需求变大,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提升。同时,农民外出就业已经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促进其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许文兴,2005)。

第三方面,很多迁移人口在城市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便回到乡村进行创业,大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1.2在观念方面

迁移流动人口把城市中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带回迁出地,有利于当地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首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多的重视。外出务工人员,走进城市,眼界比以前开阔。对教育的重要性较之以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往往对子女的教育给与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其次,人口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相对落后的观念的改进,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更容易得到改善。例如在我国农村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目前已经得到明显的改进。

3.2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出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流动性强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因此人口迁移流动对“留守人员”的消极影响较大。

对留守迁出地的“妻子”而言,她们要承担大量的劳动,除了各种体力劳动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此外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牢固程度也可能会降低(鲜祖德,2005)。

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长期缺乏亲情,儿童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受到影响。有很多孩子不得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得不到很好得照顾和教育。父母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余显亚,2005)。此外,外出打工的潮流也会对孩子们产生一定的错觉,认为“读书无用”,学习不如去打工。通过笔者的调研不少农村孩子中途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其中有不少成绩相当优异。

对留守老人而言,他们也可能承担起来大量的劳动,有很多要照顾孙子、孙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老人往往缺少精神慰籍,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任扬 ,2006)。

结语: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持续存在,而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利弊都相伴而生。客观全面看待流动人口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少不利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人力资源发展,从迁移流动人口中培养人才,吸收人才,从而促进城乡协调统一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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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鲜祖德 . 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M]. 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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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187-05

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主旋律。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非农化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每个国家城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据农业部调研组调查,从2002年起的以后18年内城镇总人口将增长3.26亿,农村向城镇转移3亿人左右,年均转移约1 660万人。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 工业化是这一进程的最终推动力量,同时农村劳动力的“非直接转移”,即兼业和非农化应作为积极的辅助手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尤其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禀赋,要防止“过度城市化”现象,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 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

早在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并实际执行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方针,1998年中央又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政策,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观念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农民工的合理流动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以及发展什么类型的城市方面学术界存在很多分歧。具体说,就是在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

1.1 发展大城市与发展中小城镇的利弊分析

主张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原因是大城市具有良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务工农民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第三产业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农民工大量进城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大城市扩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有相当潜力。相反,他们认为小城镇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而且过度发展小城镇会引发“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这比“城市病”的问题更严重 [2]。

主张发展小城镇的观点认为, 首先,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从农村跨省、跨地区流徙到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不仅给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城镇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量富余人员将会像挤水一样从国有企业这块大“海绵”中被逐步排挤出来,城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依靠现有大城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而中国农村城镇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形成“县城―县域中心镇―乡集镇”等多层次的农村城镇体系,农村城镇化具有了一定的城镇体系基础[3]。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 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其次,中国现有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表明,中国传统农业已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生产要素突破现存格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国内市场启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从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战略高度,积极推进自下而上城镇化道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发动模式相结合,加强引导,合理调控。通过制度创新加大对农村城镇化适度集中发展的政策扶持,制定有利于乡村工业和农村人口适度集中的土地、户籍、投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工业区位和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乡村工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集中,鼓励和引导县城、县域中心镇升级。

再次,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流动人口的规模、流速、流向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状况和城镇体系。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规模十分庞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从1993年的7 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1番,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1.4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为1.2亿,占85%左右。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接近2亿人[4]。我国农民工问题,一方面表现为规模大,流速高;另一方面,则是流向和流出地过度集中。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城市流动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选择重点发展小城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农村第二产业(乡镇企业)、城市第三产业的多元化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突破口,在理论上形成了农村城镇化的创新[5]。

针对农民工过度集中于大城市,我们可以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人口的过度密集。通过中小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分流途径。尤其是在积极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时,就地转移要以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为依托。此外,由于中小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相对较小,可以通过尝试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推进户籍管理以及配套制度的改革,来吸引农民工向中小城市的分流,在中小城市率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因此,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现阶段大中城市还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1.2 现状小城镇的发展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2004年,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城镇吸纳了65%,其中乡镇企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80%。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占到90%以上。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随着农村工业发展造成的就业结构变化,小城镇有了发展动力,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与建制镇增加同期同步。小城镇的发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其一,小城镇的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投资。据测算,每年小城镇建设方面的农民投资达700~1 000亿元,分布在4.5万个乡。用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6%的资金,形成了相当于全国37%的城镇人口,有效地分流了大中城市发展的压力,弥补了国家资金紧张的不足,拓展了城乡商品市场,拉动了城市化需求[6]。

其二,小城镇的劳动力就业充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绝不是直接的、立即的、畅通无阻的,乡村工业的劳动者有先行转移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骤是一种“农场―乡村工业―城镇工业”的间接转移方式[7]。抽样调查表明,镇区非农人口占主体地位,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平均每个调查镇的镇区就业人口占镇区总人口的71.6%,比城市平均就业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小城镇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三,小城镇的城镇规划合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适度。小城镇人均占地水平与中等城市持平。建成区布局基本合理,住宅占地最多,占建成区总面积的31.8%,工商业和金融业占24.4%,公共建筑、交通均为8%,市政占地为4.5%[6]。

1.3 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主要目的是为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事实上,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尚未起到通过大量吸纳农业人口和促进乡镇企业集中,来缓解人地矛盾,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由于地价过高,农民和企业向小城镇转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小城镇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城镇产业基础薄弱。在当前一些城镇建设中,由于政府推动力过强,市场作用力太弱,一些地方忽视了对本地区支柱产业的培育,既缺乏第二产业的依托,更缺少第三产业的支撑。乡镇企业以私有化为主的改制中,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造成了资本排斥劳动的现象,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出现下降。

(2)城镇化成本过高。城镇化面临资本短缺,农民迁移和身份转换的启动资本严重不足。应按“市场筹集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原则,走“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农民带资、招商引资、合理开发、滚动发展”的筹资路子,使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3)城镇基础设施不到位。有的城镇建设缺水少电,信息等基础设施不配套;有的地方注重城镇的“硬件”设施建设,忽视软件环境;注重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忽视城镇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有一些地方注重“有形市场”的建设,忽视软环境的配套和管理,认为“有形市场”的设施一旦建成,大市场、大流通、大发展就会接踵而来,水到渠成。结果事与愿违,出现有场无市,或有市无序的现象。

(4)城镇建设经验不足。有的城镇建设盲目地划地盘、铺摊子、增投资、造房子,有的地方在建设资金的筹措上一味死守“等、靠、要”的老一套,资金到位难,大量工程沦为“胡子工程”。由于缺乏规划指导,致使小城镇建设出现“一年建,二年改,三年推倒再重来”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短缺”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短缺口,与亿万农民对城市的渴求相比,目前的城市供给要小得多。因此,我国目前乃至今后若干年都将存在严重的“城市短缺”。这种短缺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短缺,更是社会结构的短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外出农民工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是解决“城市短缺”现象的根本出路。总之,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市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有学者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在世界上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2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就业力度的关键

2.1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序列一直呈现“二、三、一”的不良型态。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2002年、2003年、200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34.3%,33.4%和31.9%,2005年有所提高,达40.3%。但总体上来说,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值增长还不够快,比重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从而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比重为3.5∶50.7∶45.8,与2002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控,但产业结构序列仍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

第三产业对促进和推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高地”。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而中国2006年这一比重仅为45.8%。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中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仍然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GDP的增长,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数据表明,同量资本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者,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3~5个就业者。

2.2 加大第三产业是增加农民工就业的根本出路

从三大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对数来看,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中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至2005年的44.8∶23.8∶31.4。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39 098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33 970万人;第二产业绝对就业人数增长较快,由1978年的6 945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18 084万人,增加了2.6倍,这从绝对意义上表明了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吸纳能力的增加;与第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呈现出就业增长迅速且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 890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23 771万人,增加了4.86倍,是整个经济转型期间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部门。从三大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即就业吸纳的相对量来看,1978-2005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人数分别增长19.96%,160.39%和386.1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持续降低且降幅较大,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5年的44.8%,这表明第一产业就业已基本达到饱和,不仅不能吸收劳动力,而且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量比重一直稳定在22%左右,但也有小幅度下降趋势;近年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是第三产业部门,稳步上升到30%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分天下”[4]。

从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发展趋势来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水平较低,但波动较大,到“八五”期间就业弹性的平均数变成了负数,2003-2005年也是负数;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从“六五”到“九五”呈现出快速下降的特点,2002年就业弹性呈负值,直到2005年才上升为0.59;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存在着总体下降的趋势,“八五”期间有所回升,“九五”和“十五”期间处于较低水平,2003-2004年间就业弹性提高较快。但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其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就业弹性,即第三产业对劳动力一直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是第二产业的9倍,表明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3 服务业是产业结构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一般而言,服务业泛指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从其外延来看,服务行业的范围十分宽泛,从原始的餐饮到现代的信息服务业,从单个劳动者的简单手工劳动到应用高新技术进行经营的现代公司,无所不包。从现代都市服务业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大类,即传统的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都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截至2006年底,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3%,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大多在70%以上,像伦敦、巴黎、纽约等大都市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超过80%,在第三产业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中 ,服务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因此,服务业是否发展严重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镇化的进程。“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而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大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克服“重二轻三”的落后产业观,正确认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先导作用,把加快服务业发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

3 从体制上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还必须从体制上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从表面上看,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工公平待遇等问题,而实质上是解决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体制和机制及观念上入手,应当尽快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3.1 从体制着手,进行各项制度建设

改革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管理体制。“农业户口”的农民工为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在户口、就业、生产经营、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处于无法被城市充分接纳的体制外生存状态。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涉及人口流动、迁徙等的全局性问题,其改革应由国家审时度势做出决策,在全国实行,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改革农民工就业制度。农民工的不平等地位,首先源于就业体制,因为劳动就业不平等派生了其他不平等现象。例如,不少企事业单位录用农民工以后,在工种分配、工资发放、劳动管理、技术培训、职务升迁等方面还在实行对两种户口的工人采用两种办法的制度,不能做到农民工和城镇户口工人一视同仁。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 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

营造公平的务工环境。农民工在城市的弱势地位、边缘化状况以及城市的体制外生存,既与现有的歧视性务工环境有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不高有关。公平对待就是要善待农民工,对农民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关心农民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努力营造公平的务工环境。

3.2 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有重点、阶段性地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已经无可非议,但是关键在于哪些项目需要首先实施、如何实施。对农民工而言,工伤和大病是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因而要按分类指导原则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机制。同时,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分散实行,由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很高的,为了避免高价城市化,也可以通过多元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分流。

3.3 转变观念,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

长期的城乡分隔和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市民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优越感,城市居民也对农民工表现出矛盾的双重心态:经济上接纳,心理上排斥[8]。城市居民要转变观念,树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新增就业岗位,而不是挤占城镇原有就业工作岗位的错误观念,适度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多方面给农民工“减负”,减少各种收费,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搞好多方面“服务”。

因此要加快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度的改革, 同时还需要创造种种条件,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来配合上述改革,从而为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可能。而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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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Offfarm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ANG Yu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篇11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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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农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了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分别为0.230、0.280、0.300、0.320,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农户占总收入的21%,中间收入20%的农户占总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其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本文拟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合理性。

1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23%,从0.338增加到0.416。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发现虽然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变化。比如,2000年个人工资收入为总收入的0.32,收入差距为0.7,2002年构成上升到0.34,差距为0.76;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的分额2000年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变。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的比例逐步处于上升趋势的分配差距,仍处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必然引起了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这表明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农村内部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非农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1.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区收入差距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地区。在分析中,既使用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办法,也使用了分省的办法。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进行城乡区别,1988年全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加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地区差异同样发生在农村内部。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区域收入结构并没有同步优化。

2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前面的描述已经提到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解释变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们所关心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1988年,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也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重要因素。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产生效应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项主要的政策及其产生的分配效应。农副产品价格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会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它会缩小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种差距,如上所述,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3防止农村收入扩大的对策考虑

由于起点平等所引起分配结果变化,即使差距扩大,也应给予肯定,但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或转型期的无序状态导致过高收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解决,按照与原因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对策:

(1)首先,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如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其次,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科教兴农步伐;最后,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2)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稳定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的创新。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保护合法经营,合法收入,取缔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稳定农业政策,增加农业投入,让农民直接进入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致力于实施西部综合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投资力度。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打破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的区域间障碍,让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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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路径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111-02

浙江是一个劳务输入大省,温州也是一个劳务输入比较集中的城市。2005年起温州市政府把到温州务工的农民工称为“新温州人”,充分体现了政府号召人们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认可和尊重,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切实让农民工享有平等待遇。据温州市公安局统计,2008年12月,温州市公安局对外公布全市登记在册的外地暂住人口为3 396 053,主要以湖南、湖北、贵州、江西、安徽、四川等省,暂住人口中务工的为3 135 307人,从事服务业的58 805人,务农的24 250人,温州已经成为创业的第二故乡。温州对农民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温州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农民工。

一、职业生涯规划内容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朋友进入到城市里展开个人的城市生涯,每个人都要借助于谋求职业而实现自我的发展。职业生涯规划,简称职业规划,就是对个人的职业历程乃至整个一生进行持续的、系统的、规划性的设计的过程。从个人角度和企业角度,职业生涯规划又划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1.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企业中的大多数员工,其中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都有从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工作中得到成长、发展和获得满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和要求,他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职业的理想,能主动根据个人的特点、企业发展的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

2.企业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在广大员工希望得到成长、发展的强烈要求推动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人事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了解员工个人的特点,成长和发展的方向及兴趣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宣传、教育和咨询等活动,帮助员工制订有关个人成长、发展的计划以及与组织需求和发展相结合的计划,不断地增强他们的满意感,并使他们与企业组织的发展统一协调起来。可见,职业生涯规划既要体现员工发展的需要,又要体现企业发展的需要,是员工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的一种协调与相融。

二、农民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职业生涯规划对所有工作年龄的人来说都很重要,在人一生的历程中,需要靠职业来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需要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主动去把握它、迎合它、顺应它才是生存之道。有些农民工朋友会说,职业生涯规划,那是大学生的事,我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生活如无根的浮萍,天天生活在变化中,甚至工作有没有着落也不清楚,还需要做职业生涯规划吗?实际上这样的看法并不在少数,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观点,很多农民工朋友的城市生活才没有更多的长进。离开家乡进城工作,可不能像当年游击队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合理的、长远的、多方面的规划,就无法进一步实现个人的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那么怎样看待农民工做职业生涯规划这个问题呢?

1.从社会的角度看。每年一度的春节,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春节过后又有大批农民工进城,在上亿的劳动力大军流动过程中,许多人完成了一年的职业劳作,来年又重归游离的状态,不能也无法重新回归从前的单位,也不能从事原先的职业。于是乎,大量的人力资源耗费在等待、煎熬、徘徊和痛苦之中。这中间有很多原因是由于农民工朋友在自己进入城市之后,没有对自己能做什么,个人想要什么,有什么基础,个人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等问题,做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探讨而造成的。农民工朋友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建立科学的择业观,提高就业的成功率,还可以减少失业、被辞职的情况,从社会角度来看对降低就业压力是有较大帮助的。因此,农民工朋友做职业生涯规划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2.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整个劳动力市场呈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上到国家、下到企业都逐渐产生了员工流动和使用的依赖,中外企业招聘员工一般不用发愁。但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对待农民工劳动力,都是重在使用而轻视培养,重视招聘新员工而轻视已有劳动力的再提高,更不用说对员工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和技能提升。实际上,企业员工缺乏职业安全感和职业发展需求的满足感,员工的安心工作就会出现波动,企业发展就会有隐患。如果农民工劳动力资源没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规划、开发与储蓄,大部分农民工很可能将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为了农民工的“再出发”与产业的“再发展”,就必须做好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进行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与开发。

3.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农民工朋友绝大多数原来是在土地上从业的农民,由于寻求个人的发展等动力促进,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全新的城市环境里,谋求有所发展,但是如果个人在进入城市职场之前,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没有规划和目标,那么会对个人的发展造成障碍的。特别对刚刚成长起来的步入城市的年轻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对其一生的成就产生重大影响。农民工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对个人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分析自我,个人可以准确评价自身的职业能力、性格特点、价值追求、优势与劣势等,在职业竞争中发挥个人优势。以既有的成就为基础,确立人生的方向,提供奋斗的策略。(2)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破原有生活的局限,塑造全新、充实的自我。即使自己已经进城打工多年,还可以评估个人目标和现状的差距,提供前进的动力。(3)通过职业生涯规划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并使其增值。通过自我评估,知道自己的优缺点,然后通过反思和学习,不断完善自己,使个人价值增值。还有助于全面了解自己,增强职业竞争力,发现新的职业机遇。(4)职业生涯规划通常建立在个体的人生规划上,因此,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将个人生活、事业与家庭联系起来,让生活充实而有条理。

三、农民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路径

根据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农民工朋友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评价自我。即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做自我评估。自我评估就是对自己做全面分析,通过自我评估才能对自己的职业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涯路线,才能对自己的生涯目标作出最佳抉择。因此,自我评估是职业规划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我评估包括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学识、技能、智商、情商、思维方式、思维方法、道德水准以及社会中的自我等内容。也许农民工朋友会说,我没有什么特长,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是平时没有去挖掘发现而己,仔细分析自己,就会发现原来我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特长。

2.评估职业机会。主要分析内外因素对自己职业选择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离开了这个环境,便无法生存与成长。所以,在制定个人的职业规划时,要分析环境条件的特点,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的地位,环境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以及环境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等。只有对这些环境因素充分了解,才能做到在复杂的环境中避害趋利,使职业规划具有实际意义。农民工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人来了解周围的环境、你所在的地区、你将要就业的行业等,只有清晰掌握周围的环境,才能权衡利弊。

3.选择职业。通过自我评估、生涯机会的评估,认识自己、分析环境,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职业作出选择。也就是在职业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即自己的能力、性格和兴趣,特别是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往往是限制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选择合适岗位的因素。分析自我、了解自己、分析环境、了解职业世界,使自己的性格、兴趣、特长与职业相吻合。通过对自己以往的经历及经验的分析,找出自己的特长与兴趣点。选择职业重要的是能正确地分析自己,找到自己最适合做的专业,然后努力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职业的选择决定以后的成长道路,所以每一位农民工朋友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找一份工份就是自己以后的职业,随意从这个工作跳到那个工作,这里不行就到那里。对待自己的工作选择要慎重。

4.制订职业计划。在做个人职业发展计划的时候,要考虑你所选择的工作,能否帮助你实现人生的最终目标?你是否有办法可以让你现有的职业与你的人生基本目标一致起来?简单的说,就是你希望在多少年之内达到什么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我又该怎么做?通常在制订职业计划时,先制定一个长期目标,然后把长期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短期和中期目标,这样对于每一个短期目标就会变得贴近生活、容易达到。

5.实施行动。开始行动,这是所有生涯设计中最艰难的一个步骤,因为行动就意味着你要停止梦想而切实地开始行动。如果想法不转换成行动,就是一纸空文,目标也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电工或家政人员,当你制定职业规划后就立即行动起来,你可以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针对大量需要培训的农民工,政府每年都会提供大量的资源为农民工进行多种形式的免费培训的,那农民兄弟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立即行动,无论你是处于刚刚踏上职业路途的年轻人,还是40岁左右并且正陷在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之中的中年人,现在都是你进行职业规划的好时机。只要你还没有到安享晚年的地步,任何时候开始你的职业规划都不为晚。

参考文献:

[1]邹树新.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陆汉洲.聚焦中国民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沈立人.中国农民工[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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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价值选择;政策设计

Abstract: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facing policy failure,because their insurance accounts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migrated. Therefore they have to terminate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relationship,which has led to the “the tid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termination”. To relieve the predicament of the tide,we need a new value selection of shifting from either-or value orientation to multi-value proposition tha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terest balance and adjustment. With thi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o protect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interest of the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we execute an endowment insurance on a provincial basis without losing the urban mode,establish a system of permanent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execute th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document record,set up a central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branch it out provincially.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endowment insurance;value selection;policy design

经过学界多年的呼吁,近几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这一惠民色彩浓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强烈冲击下,成为政策失效的经典范本。导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转移接续,而不断地跨地区流动是农民工最通用的就业方式,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就这样在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付之阙如,农民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保。重新审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诉求并进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区分割壁垒、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环节。

1987年,深圳率先开始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此后,鉴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广东(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陆续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措施和办法。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一决定的推动下,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迅速成为各地社保部门的重要职能,并且成效明显。

目前国内各地实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1]。①扩面模式:即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框架内,将覆盖面扩大至农民工群体。在这体制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采用统一的政策,唯一的差异在于农民工因工资水平低而缴费基数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采用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并且作为独立的体制进行单独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这种方式,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扩面型养老保险办法大体相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当农民工与原就业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养老保险可以保留或转移,但不允许退保。2001年8月颁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农民工个人账户存储额,只有在本人达到养老年龄时,才能支取。农民工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 ③综合保险模式:即是指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社会保险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统一承办、独立管理的社会保障方式,该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创实施,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推行。综合保险与前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设在同一账户中,所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不同比例分别用于养老、医疗和工伤3个保险项目;二是全部由企业(雇主)缴费,农民工个人无需缴费;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和支付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这样无论农民工如何流动迁移,在男子满60岁,女子满50岁时,可以凭“老年补助凭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领取老年补贴。

以上3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扩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退保。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东莞市社保部门60%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2];2008年1月份,苏州市也有600多万民工办理了退保[3] 。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据,该文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退保困境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创的综合保险模式,由于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平台和信息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但这一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措施有两点始终被质疑,一是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能发挥其与社会保险的调剂、补充和统筹功能;二是政府对综合保险不承担托底责任,当保险资金出现危机时,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个人承担,而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极有可能会完全由属于弱势群体的参保者承担[4]。因此,游离于整体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具备社会保险统筹共济功能的综合保险模式也难以成为解决退保难题的有效方案。

农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被视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却遭到了农民工的冷遇和放弃?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为何在养老保险的政策设计中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退保”?答案正如学界所一致认定的那样,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对发达地区而言是利益极大的。

因此,于建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在有意识地维护着现有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缺陷。农民工发生跨地区流动时,尽管现行政策对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有“转移接续”和“退保”两种选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因此,要么鼓励农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将政策解释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争利,导致农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变为“实际上的负担”[5]。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养老保险,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在无奈中被迫退保,放弃权益。

有关资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仅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 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广东省也因此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高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由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该省将近600亿的“累计结余”很大比例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农民工退保后,这部分基金无需支付给农民工,永久地归入当地社保基金[6]。广东省便是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

然而,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视角出发,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才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状态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农民工在整个就业年龄段中,往往辗转若干个省份和城市工作,而养老金的缴纳地和领取地之间往往工资水平和养老金缴纳水平方面悬殊较大,跨地区转移后,养老金发放标准将难以设定,其间需要突破过多的管理难题,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十分高昂。从几个农民工输入大省(市)的工资水平对比看,似乎也确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4707元,北京为39867元,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9443元,江苏为27374元,湖南为18275元,四川为21312元,安徽为22180元,相当于江苏的80%,江西省为18400元,仅相当于广东的62%。如果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则差异更大。2007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南京市,达到35908元,最低的为宿迁市,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显然,学界密切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选择,认定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建立在严重的价值偏误基础之上的,即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严重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准则。而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着重强调的则是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将地区分割壁垒的形成归因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技术障碍。

应当说,学界的剖析是准确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是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价值导向。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共政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执行的难易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与否。然而,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显著的价值缺失和偏误。例如,公共性价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强势群体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环节中,利益明显向自身倾斜,甚至不惜与民争利[7]。简言之,价值选择决定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决定政策成败。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偏误。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注意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性是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流动性大,也原则性地建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8]。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实施的配套方案,而仅仅是一项供各地方政府参考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性措施。这一政策显然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促使农民工“退保”是对地方利益最为有利的措施,因此,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往往是发达地区社保部门年终岁末主要的业务和职能。

然而,退保导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预备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养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严重的民生负担。2008年2月27日,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13亿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人数已达1.08亿,占外出从业劳动力的82.1%。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其就业的低收入、间断性和地域间的高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态被一些学者称为“半城市化”,并且这种“半城市化”状况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多采用“城市—家乡”的城乡流动模式,那么新一代农民工(主要指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区域流动方式将是“城市—城市”的城际流动模式,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和技能,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对农村环境十分抵触,在区域归属的认定上极少有人认为将来会回到农村,定居城市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热切追求[10-11]。因此,他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将不可能依靠目前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普遍依赖的土地保障,能够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极有可能是未来数以亿计的老年农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养老保险政策的公共价值就在于能够为被保险对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价值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不仅关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现实效果,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整体的社会负担状况和民生状况。打破地区壁垒,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无疑应当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目标。

地区分割导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无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须是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即从“两极化”的价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价值定位。当前,一极是各级决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另一极是学界,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痛击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地方割据,高呼应放弃地方利益。价值选择上的两极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和谐社会理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12]。一个现实是,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群体都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说,同样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将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两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必须赢得各个主体的充分认可和共同参与,才可能使该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发达地区牺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无动力推动和实施这一政策,则这一惠民政策无从启动。以中国之大,没有地方政府的倾力而为,任何国家层次的政策都无法落到实处。罔顾农民工群体利益,实行地区分割,则农民工用脚投票,纷纷退保,使这一政策劳而无功。

因此,必须从目前两极对垒的价值选择转向和谐协调的价值定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优先、适当兼顾地方利益为目标。政府在坚持公共服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农民工群体利益与地方利益。

以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区经济差异以及工资水平的悬殊给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所带来的技术障碍,远非难以破解的难题。工资水平在各地悬殊不一,并非中国特有,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化的管理平台,并且配置适应高流动就业方式的养老保险政策设计,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可以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险号制度就为频繁流动的美国人解决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欧盟国家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甚至可以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无障碍地兑现。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突破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使其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目前基本有两类思路:一是期望国家尽快实行一体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农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动,提高统筹以适应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养老保险体制,必须在中央一级实行统筹,否则依然难以解决地区分割问题。而中央层次的统筹,要付诸实施可能需要长期的等待。二是弹性保险制度,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在以下几方面实行弹性化管理: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弹性化,即在规定范围内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地点和时间弹性化,即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13]。这一思路依然将农民工的输入地固定化,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依然无法实现;而如果选择在输出地缴费,事实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输出地的社保机构是无法对输入地企业的缴费行为进行监管的。三是在现有框架下实行全国结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其主要办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专门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流动就业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6]。

妥善而尽快地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需遵循利益协调的价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虑到与现有地区分割式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兼容和对接,全国结算的思路颇有启发。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现有各地实行的仿城型养老保险模式基础上,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终生社会保险号;实行社会保险档案记录管理制度;设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以保障跨地区流动人员(首先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具体办法为:①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②社会保险号作为一个账户,首先在养老保险中使用,实行全国联网,记录每个就业者的详细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具体的缴费档案和记录,必须在全国任何一个社保机构中供查询;并且,由就业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随本人流动。③就业关系中断、变革或异地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记录由社会保险号确认,随人转移,重新就业时,在新的就业地凭社会保险号自动接续。④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⑤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将现有的累计15年改为累计缴费180个月。如果不满180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⑥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在各省设立垂直分支机构,一方面专门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另一方面负责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⑧不允许参保者退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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