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对策

一、调查背景及情况

林农作为我国农民中的重要群体，作为林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线实施者，其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和谐林区的实现，从而影响到法治社会、生态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本次调查，就是关注林农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意识现状问题，弥补林农法律意识现状的数据上的空白，从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调查地点的选择依据主要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程度，数据一方面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基层林区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农法律意识的变化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逻辑过程展开，分为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涉林法律问题、法律实施及普法几个板块，从而了解林农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农法律意识现状及特点

分析发现通过“四五”、“五五”普法，林农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让林农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另一方也在无形中为林农法律意识的增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林农对现行法律知识及对法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认知情况呈现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农对我国大部分现行法律的听闻率都超过半数，尤其是林业专门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达到了80％以上，这充分说明林农更关心也更了解林业法律知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林农能够对于某一部门法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具体，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XX法”一个名词的认识上了。比如：约79.9％的林农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宪法”一词的含义，还有村民表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认识。林农的法律知识开始逐渐丰富和具体，为相关部门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此次课题组对6村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74.6％，女性为25.4％；入户调查时，男性一般会主动接受调查和访谈，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态度；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这个年龄段，而且，林农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这也说明，在法律知识掌握的分布上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农的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法律意识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权利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样发生在林农身上。对于“别人偷坎您的树木，您会怎么办?”的问题，仅有19人选择“忍了，邻里关系重要”，林农不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更多地选择“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自己购买的林木种子出了质量问题57.2％的林农能够清楚的判断可以“向供种单位所要赔偿”，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有关部门的帮助，林农的维权意识开始具有的主动性。

但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数据的分析过程还是从与林农的座谈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言语中和内心中的一种矛盾，能够明显体会到林农在对法律的态度上、信任程度上、价值判断上内心理性与现实实践的碰撞，往往是用对现实情况的迎合取代了其内心真正的判断。

(三)林农对新法的学习有较强的积极性，但实际操作环节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对于林农看重的林地来说，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证，有74.3％的人知道林权证是林地权利的凭证，高达91.1％的林农认为林权证重要。其实这不仅说明林农开始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能说明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规定，林农也能逐渐学习、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问题上，笔者发现67.2％的林农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业站办理采伐许可证，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对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门林农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对于村干部、林业站和上级林业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单一及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对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制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林农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报刊和广播这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仅有50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法律知识；同样在基层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入户宣讲和印发资料。尽管被访的六个村都开展了普法活动，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识：也希望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如学习、文艺演出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林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法律知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基层普法工作与农村社会法治实践的“供需关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普法方法也较容易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另外，基层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基层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形式创新捉襟见肘；基层普法工作重复、繁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不同部门负责相同内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门难以展现术业有专攻的优势。

三、提高林农法律意识的建议与启示

林农法律意识在“林改”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国家普法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关于林权、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强化普法效果，发挥现代法律意识对于相关林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一)针对林农法律意识的空白和盲点，应健全法律内容，规范执法方式。法律要获得林农的认可、接受和遵守，必须代表林农的利益和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保障林农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所有的农村法律制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执法角度来看，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杜绝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林农树立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

(二)针对林农法律意识上的片面性和残缺性，应该创新工作方法，理论实践相结合。人最基本需要的是生存需要，但对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建设还很不完善，林农在面临生产和经营的现实问题时总会力不从心，通过林地经营的经济收入低，使林农缺乏积极性，更多选择其他途径来增加收入，这样不利于林区长期有效的发展，因此，在技术上对林农的支持最能解决他们的燃煤之急，所以加大林业种植技术的推广，加强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林农收益，才能解决他们内心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从而为法律意识的树立提供良好的土壤。

(三)针对普法方法单一的问题，应更新理念，合理统筹，强化合作。对林农进行普法活动，在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林农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要逐步引导林农掌握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一些他们关心、

篇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法律意识 农民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①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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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合法权益；农村教育

从古至今，农民一直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如何解决好农民问题是历朝历代励精图治的根本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点工作之一。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成因，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解决途径。

一、造成农民现阶段法律意识的主要原因

1.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1）现在农村大多还是依赖于土地生存，对土地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思想，农业社会几乎都是以土地为母体。在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土地不仅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产品，而且在农民心中也产生了观念。开始人们都是将精力花在地上，这决定了农民生活的分散性质，分散的生活让人们养成了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孤独性格，渐渐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小农思想。

（2）农业生产对农民来说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操作简单，思维逻辑比较单一，和社会现代化的脚步不一致。他们注重的只是自己家的温饱，自给自足，与社会没有多大的联系，认为只要是与自己没有切实关系的食物都没有参与的意识和观念。

（3）农村一般都比较封闭，信息流通不便，这样，农民的思想就比较局限化，不能得到较大的扩展和发散。慢慢的，农民的思想就变得落后，与时代脱节。意识不仅依赖于物质，还反作用于物质。先进的意识是社会变更的先导，而落后的意识往往在社会变革之后顽固不化，会继续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所以，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契约意识、平等观念、责任意识，对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尤为重要。

2.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在观念层面上，对传统的中庸之道、无诉、息诉、和合为贵、宗法伦理、以情屈法等传统法律精神留念难舍，致使他们的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他们大多都是为了避免打官司，一般是在不用法律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对法律制定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意上法庭上去解决问题，他们不要求权利，只要求和睦相处，相互宽容。若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更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日复一日，法律意识就更显得淡薄。

3.法律制度不完整

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层面，而对农民的具体权益的保障和一些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立法还有待完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法律的欠缺，致使广大农民缺乏对法律功能、价值的正确认识，更无法了解到法律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制约作用，抑制了农民渴望法律的积极性。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完善立法

要想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其根本前提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修改、丰富、完善，使农民有理可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农村也能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例如，可以把农民比较关心的农村医疗落实得更彻底。还有一些目前法律上没有的，难以具体操作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根据农村的现状，制定出相关的法律，让农民切身感觉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法律保障。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很长的国家，在农村更能感受到这种长久的思想。现在的农村，大多数中年以上的群众都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他们不知法、不懂法，缺少这方面的法律意识，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让广大人民认识法律，更多地接触法律，让自己能够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一个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地方，也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造就一代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正确选择。

3.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其社会民主制度进步的象征，更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提高农民民主参与的意识是对其认知法律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的民主参与影响着我们对农村管理的民主化，农民的参与意味着他们对管理过程的参与和对管理主体的制约。通过民主参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选择意愿，从而使政治文明建设得到好的发展，使他们的意识更加强烈。

4.深入普法教育

学法是让人们知道在生活中怎样去约束自己、监督自己，让自己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普法教育始终坚持学与用相结合的原则，先让干部、执法人员学好法、用好法，按照要求来办事儿。普法教育贵在坚持，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其主要是提高农民的法律观念。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往往弹性很大。在农村普法教育中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采取更通俗的方式方法让广大群众能够认可，能够自主学习了解，才能有更好的成效。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直接关系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实现，但是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提升农民法律意识低水平和农村法制建设还要走艰难的历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系统工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改变现阶段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关键环节。只有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农村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只有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农村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只有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欣堂.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农村的战略选择 [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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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83-03

中国社科院的《20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四千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专家称，到2030年，失地农民将达到亿人。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2》统计，20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量的农民将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市民身份的转化，一些城中村的农民将面临拆迁进行房屋改造的命运。但拆迁征地无法使上述人断然完成质变，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夹心阶层”，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农民失地后感情和利益的多方受挫，使他们处于强烈不安中，这势必对农村的稳定造成威胁。因为农村和城中村的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意识不强，所以对这些矛盾的解决往往不会选择法律途径，有的怨声载道，有的忍气吞声，有的则选择极端方式维权，增加了维权的社会成本，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的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进行探究，进而有针对地性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和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知法守法，用法律维权，这是农村现代化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失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成因探析

失地农民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意识培育在于农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蕴含了其对法律的了解、理解、评价、信仰和需求等要素。笔者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概括为：失地农民对现行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对现行法律现象中法律主体权力和义务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于一体。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商丘市周边的农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区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06份，其中有效问卷050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表、表2的统计数据可知，失地农民是在被动的接受法律知识，他们对土地被征用政策缺乏全面了解，有833%的农民不同意政府的赔偿方案，564%的人选择忍气吞声，762%的人最终可能会因对法律的不信任选择妥协进行私了，2548%的人会采取暴力手段，一小部分情绪过激者会选择轻生。虽然样本有限，但足以看出失地农民法律认知度低，法律维权意识淡薄，普遍存在轻视法律的现象，法律认同出现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轻法思想的负面影响。“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无讼”“厌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礼治”“德治”道德化的痕迹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尚公、重礼、贵和的社会观念渗透到方方面面，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淡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被其制约和束缚，在“人治”思想中无限放大了权力的功能，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属品。虽然在农村传播法律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法治”思想在农民的思想范畴里明显被边缘化，人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法律更多地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遇到征地拆迁纠纷时，因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以忍让、协商、调解等手段解决纠纷，诉讼途径被忽视。传统文化的轻法理念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育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2法律文化在农村传播存在制度性障碍。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是阻碍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已经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满足于现状，缺少利益驱动，法律需求欲有限。“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城乡法律文化在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上凸显出巨大反差。而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突然失去土地，感情明显受创使他们更是无暇顾及了解与学习法律。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与失地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法律传播受阻。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拓展受到限制与约束。

[JP2]其次，农村的普法教育严重滞后。农村经济的滞后导致了教育的落后，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全民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明显增长，但总体看来，普法工作的力度还存在不足，普法人员严重短缺，没有专业的普法队伍，普法内容过于形式化，对失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教育涉及较少，再加上普法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十分有限，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处在较低水平。且在法制教育上中国传统思想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偏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宣传，忽视了法律正义程序的宣讲，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没有途径去获知什么是实体法，什么是程序法，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程序法维权。失地农民征地问题涉及更多的恰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用到的正是程序法中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而失地农民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知识几近空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的普法教育还不完善，还存在制度性的缺失，法制教育相对于总的教育资源还很薄弱，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随意性地了解法律，接受正式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接受程序法的宣传教育更是少之又少，法制宣传不到位。落后的法律教育宣传与农民的法律知识需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影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持续发展。[JP]

再次，漫长法律诉讼过程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加大了农民选择走法律程序的风险。尽管我国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严谨严肃，在制度上主观上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但“诉讼成本较高、司法资源短缺压抑了农民依法用法的欲望”。[3]诉讼时间长，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精神负担，诉讼费用高让失去土地生活已拮据不堪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万一诉讼失败还有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的风险。久而久之，失地农民不愿再选择法律维权。

3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阻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拓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农民的现状之间存有较大距离，农村立法不完善，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失地农民当前的需要。虽然我国多次颁布惠农政策，但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法律法规还较为薄弱，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失地农民的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责任模糊现象，使失地农民无法适从。

二、提高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举措

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突破传统轻法观念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经过五千多年来的文化洗礼，形成了充满亲情的伦理型社会，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道德规范使敦厚的失地农民缺失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轻法、畏法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失地农民的集体认同是义务意识应该凌驾于权利意识之上，义务本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对法律介入有一种潜在的消极意识。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改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必须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影响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制约，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改变当下失地农民的经济状态。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是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如此，才能为培养失地法律意识形成理性维权的思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优化法律服务体系。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农民的一般属性，同时又有农民失地的特殊性。针对失地农民身份的二重性，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首先，就农民的一般属性而言，农村教育发展可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丰富文化基础，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途径。“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5]中国有9亿多农民，农村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总量问题，也就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形成很大反差。”[5]，所以为了培育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从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方面抓起，为农民吸收新知识及贯彻民主和法治扫除制度性障碍。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农民文化素质才能得到全面提高，才能生发对法律文化的需求，引起农民在法律层面的觉醒，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达至新的水平。但是抓好农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而言，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威胁，提升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优化以下法律服务：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普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让法律知识进入失地农民头脑，使他们从传统的“人治”思想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创新普法教育形式，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农民实际的普法计划，特别是通过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领悟把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从抽象转换成农民能够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就与失地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暂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法律知识宣传小组或团队，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结合当地新出现的一些实际案例，整理归纳，编写出专门的教材，有步骤、有秩序、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其理性思维。第二，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讲堂和咨询服务。要结合实际案例定期做专门的法律讲堂，用农民生活中的实际案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在征地拆迁行为中如何判断利益损失，如何维权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如对合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运用行政补偿进行维权；而对违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则需要选择程序法中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有效维权，以最大可能挽回损失。要对当事人维权方式加以引导，避免极端维权，要选择理性维权走法律途径。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站，以方便及时地解决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就有关法律事务问题的问询，化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司法资源均等化发展。针对诉讼费用较高，诉讼时间较长这一问题，应加大对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力度。要最大限度地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只有诉讼成本越来越低，失地农民才会更主动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诉讼意识，政府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对农村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整合，对当地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需求进行统计，并制定出经费预算，给予适度财政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的顺利进行。

3加快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法律文化发展，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要根据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制定出更加完备的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排除权责不分，规定模糊的语言，使失地农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核心，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任的重要保证，坚决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随意性，避免滋生腐败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加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执法必严”是关键，确保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平、公正。“违法必究”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树立法律权威。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制定出适合失地农民的一系列具有可操性的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看到希望，使他们的诉求理性的有步骤、有程序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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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但现当今社会许多农民对法律的认识还处在表层的理解，并不能合理的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环境的影响，农村地区农民的法律知识量少、法律信息获取途径单一，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模糊的状态。因此，结合农村地区的区域特征和农民群体的现实需求，探索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和对策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以通过对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认识的研究，去观察了解现当今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知识认知的情况，给出结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法律意识，农民，对策

一、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认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河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30多公里，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小麦与玉米的种植，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8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土地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相对较高，但也只仅仅局限于知道这些，并不能合理的利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员中有48%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19%的没了解过法律知识，5.5%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河南省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多么的匮乏。

二、农村农民对法律认识存在问题的分析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对其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1、农村农民法律是意识薄弱，了解只在表层化。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

2、对违法行为的执行并不能切实到位，严格执法。执法粗暴、司法腐败，许多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有些些地方甚至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5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

3、普法教育不佳，甚至畸形，甚至造成拳头越大，权益就越大。村民与村民之间解决问题很多也是殴打赚取利益。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几乎成零化状态。很多农村地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进行过法律教育，除了上学的时候偶尔课本中涉及一些关于法律问题外，离开学校后就再也不曾关注法律问题。而所在的乡镇也不曾就法律认识的问题对自己的村民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

4、法律费用过高以及官官相护严重，许多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1场官司从1审到2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再则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

5、农民的自主学习法律知识主观能动性太差，很少有人去主动的去了解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自己主动买书或查找资料去了解法律知识的人很少，几乎微乎其微。

6、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有些地方比较严重。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在一些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总是不能改变固有的陈旧观念。

三、完善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认知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是以结合上述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现状，提出要把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加强执法行为，提高法律权威的建议。

1、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之从深层次的去了解法律，认识法律，相信法律，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信法律可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2、加强机关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力度，提高法律在人民心中的权威，严格执法。

3、加大普法教育，推广法律知识，制造法律知识小手册。使之广大农村人民都能了解法律的意义，认识到知道法律知识对我们的重要性。

4、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对法律费用的收取进行不同规格的收费标准，使得广大农村农民有足够的金钱去依法获取自己的权益。

5、加大宣传力度，提出“了解法律就好比给我们自己买了双重保险”的口号，提高广大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的热情，使之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和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

6、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去灌输一些法律知识，从而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人们的思维，认识到民间固有传统的不足。（作者单位：佛山市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文献

[1] 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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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足部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作用日益彰显。劳动力市场调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化转移速度不断提高。与此相反，传统市场体制仍未得到根本改革，城乡隔离模式下的许多制度扔阻碍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是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有效地保护。由于历史级制度为得到根本改进，有些地区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显著。农民是我国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农民只有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农民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过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笔者与小组成员深入调研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并和农民进行了接触，对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自己印制了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发给农民，使得一些农民能在遇到问题时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据了解，新农村建设后农民越来越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为了了解安义石鼻镇居民的法律意识特进行此次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的调研，本次调研以调研问卷形式为主，非结构式访问的方式为辅，在发出的100分问卷中，回收率为76 % ，其中有效率为 65% ，其中年龄分布比较平衡。于此可见，此次调研的结果真实可信，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随着各界坚持不懈地开展普法工作以及媒体对以案说法的报道越来越多，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维权意识开始加强，农民也越来越注意到了法律的重要性。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这种对法律的陌生感决定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去解决问题，情在处理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占了极大的比重。

第二，法律知识欠缺，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足。小组在安义石鼻镇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发火是犯法，但是对无照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第三，权利意识淡薄。民不与官斗、一年官司十年仇、吃亏是福等传统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一群人。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农民往往只把法律当成是制裁违法犯罪的工具，而忽视了法律保障权利的功能。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

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信守，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敢抗争，一味忍让。

第四，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第五，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成为制约市民法律素质提高的瓶颈。当地居民掌握法律法规数量明显不足。大部分居民民对内容有大致了解的法律法规仅在10种以下，对不同类别的法律法规认知水平不均衡且带有明显的选择性。法律认知不足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法律遵守，居民不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懂法。大多数居民认为不遵守法律的原因是不懂法，尤其是在居民维权意识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法律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一些不理智行为。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第一，受教育程度不高，影响其法律素质的提高。由于传统和现实原因相互交织，我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而城市为12.2年。而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发现现在安义县石鼻镇在接受调研的人群中学历在高中以上的 仅为23.85% ，而大学毕业的很少。另据有关报载，目前，我国文盲绝对数高达8507万左右，而其中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必然直接影响到其学法、知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进而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阻碍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

第二，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又如何呢?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农村中以权代法、以势乱法、执法违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乡村执法者的这些形象和执法行为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们不再相信、尊重和遵守法律。

第三，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工作收效甚微。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第四，当地居民能用到的法律途径很少，当地居民的遇到问题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能够找那些途径以获得帮助，他们(他别是年龄较大的人)遇到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只能想到向政府求助。

三、解决方案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思想观念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改变，但这远远不足。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法治国家必须转变农民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做一个现代农民。小组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积极探索农村普法教育新模式是关键我国目前的普法教育，是指政府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全社会的法律宣传教育，目的在于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情感，确立法律信仰，这种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模式在农村地区所取得成效低于预期值。因此，首先要从发展的视角搞清楚现阶段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这样才能避免形式主义普法，提高农民学习法律的热情和自主性，同时要加大投入，突破陈旧的普法方式，搞好法律援助，将普法的重点放到现代法治理念和民主思想的教育宣传上来，提高农民对法律的深层认识。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法制教育中改变单一的说教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如采取以案说法、在农贸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点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不至于使送法下乡变成简单的送书下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农村普法工作。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进程。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要使农民都进行有效的社会参与提高他们的法律思维必须有完善规范的法律体系。政府应对村委会工作制度进行法制改革，保证村委会有效快速的进行基层工作，使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此外，对于农村留守的老人孩子应采取一些针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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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农民的素质，法律意识也有了相对的提高，但总体上还不够强，很多人知法但也犯法，也有很多人是知法却不懂得用法。当发生矛盾冲突时，还是用一些老旧的观念来解决。比如这两年我国农村被征用土地的问题，有些农民朋友不配合来征收土地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拒绝搬走或拆迁。甚至更严重的以跳楼、开煤气引爆等自杀方式来威胁工作人员，也有一个或几个村屯的人聚众起来动用农用工具来阻碍工作人员进行征地工作。以这种古板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无法获得明显的效果。也许还会适得其反，严重的还会触犯到法律法规。农民朋友总以为法律会离他们很遥远，所以从不去学习和了解。一些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法，所以被莫名辞工，被拖欠工资，发生了工伤也得不到商家的索赔，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维护。另外，在一些村屯里，存在着偷盗行为，这里面都是初中生或是在外晃荡的社会青年居多，小到偷鸡鸭等家禽，大至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他们在实施这些行为时，也没有相关的人员用法律去警醒他们，都是采用非法律手段来处置，导致他们在法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有吸食白粉，打架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偏低，蔑视法律的现象。有这么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法律，认为有钱就可以将法律置之不理，肆意妄为，而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有一天，还是会败在自己手上。

2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发达，和法律法规的健全，我们国家的公民的素质和法律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可为什么农民的法律意思还那么薄弱，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和改变呢。在以前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就根深蒂固在人们心里，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是其所指出的等级伦理观念，“三纲五常”就是维护这种等级观念的尺度与标准。在这种特定的尺度中，最多的就是绝对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意识的影响，让他们的自我意识丧失，只是听从于上级的的命令，所以人们行为选择时，最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而是上级。儒家历来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但是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农村就转化为忍为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等这些俗语就是村里人之间相处的态度。他们坚持一切以和为贵，就算是自身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也宁愿持着大事化了，小事化无这种息事宁人的心态去解决。他们宁可这样委曲求全，也不愿请求法律的援助，心里保留的观念就是反证就算打了官司也未必能赢，就算是赢了也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因此就有部分农民对法律缺少了解，觉得只要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意外情况，不愿意去了解并且运用法律知识，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思想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低，传统的矛盾冲突解决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脑海里了，另外，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律具有公正性，能够保护到他们的合法权益，仅仅看到法律强制性的一面，所以这样就对法律产生了偏见，从而产生抵触心理。由于有些地区较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算农民有法律上的需求但考虑到资金问题，也就望而却步了。当地相关的政府部门资金来源有局限性，所以就没有充足的条件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所以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少，造成了稀缺的状况，还有资金短缺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宣传力度不够，一些村镇，虽然成立了立法机构，也进行了法制宣传，但方式很单一，比如发宣传单，贴标语，挂横幅等这些形式上的宣传，并没有深入到根本，并没有带领村民探索法律的核心，并且村干部中，其自身的法律意识都相对薄弱，更别说起到带头作用。

3如何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

要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从根本抓起，文化素质低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首先加大对当地的教育投资力度，只有加强教育工作，提升农民精神境界，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经济，因为有力的物质保障才能让村民的视野更广阔，才有更多机会去学习和接触到法律。在各个镇上成立法制协会，然后派代表去各乡镇中小学去进行深入的法律宣传，交流学生法制教育的经验，都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那么现在我们的普法知识就从学生抓起。大力推行有声有色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广播宣传还有看电影方式让农民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乡下实行“一对一”的法律顾问，每个村派选出一名代表，村民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免费咨询和给出方案。创建普法教育“微信群”。把村里的青年们集中起来，作为重点普法教育对象，利用微信交流，非常的便捷，也是现在年轻人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可以正确的去引导他们遵法守法，懂得利用法律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搭建“手机飞信”宣传平台。把各村的干部，村委会，人民调解员的手机号集合为一个飞信网，不定期发送普法宣传教育短信，让这些干部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打造为法制宣传骨干。创建“农家书屋”宣传阵营。建立起法律读书角，通过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的途径，向各村“农家书屋”提供法律书刊，丰富群众法律知识的来源。如条件允许，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法律知识为主题的小型娱知识问答竞赛，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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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南疆地区 法律意识 差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其中对“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全民守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知识、思想和观点的总和。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神圣感，提高公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意识观念，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尤为重要。

新疆南疆地区通常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区域，包括巴音郭榜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即所谓“南疆五地州”，是一个维吾尔、汉、蒙、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暴恐活动”等负面影响因素严重，南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南疆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了解南疆地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我们在2014-2015年做了一份关于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对南疆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一、 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突出特点

（一）居民法律意识总体水平偏低

调查发现，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有限，法律行动能力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守法意识不高，部分群体甚至出现了法律信任危机问题。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0%的居民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这表明大多数人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进一步的考察如何应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回答正确的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法律行动力不够，用法意愿还缺乏实践能力，影响法律意识的提高。

关于“对我国法律公平性的看法”的调查，选择“法律对所有人是平等的”仅占总选项的27%，另有28.2%的居民甚至认为“法律很不公平”，居民对法律信任度偏低，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遵守。

（二）城乡居民法律意识水平有差距，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尤为严重

1.农民群体多以道德和传统文化为准绳，对法律的信任和用法习惯偏低：从调查结果看南疆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提高。在广大农民群体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等成了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私了”是农民遇到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司法”的陌生甚至是“恐惧”，通常“不愿”或“不敢”用法律，而首先想到通过关系或是民间权威来解决问题。

2.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对法律的信仰潜伏着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法律的了解相对较多，维权意识较强。但对法律的信任却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执法机关执法不够透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司法机关的活动大打折扣，由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对司法失去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认为我国目前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76.7%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大于法律。有26.7%的城市居民认为有时权大有时法大。很明显的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信任。

3.民族习惯、宗教教义等对居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尤为强烈：南疆地区是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又有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兵团的存在也是一个特殊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又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各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宗教教义对南疆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对居民法律意识也有极大影响。

在南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较低，这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特殊关系。有42.5%的维吾尔族居民表示当法律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回族居民有36%的居民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哈、蒙、柯尔克孜）等有40%的居民表示遵守传统文化。

二、影响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熟人社会的特点，使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解决问题

南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总体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很多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与经济水平发展相应，南疆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基本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谓“熟人社会”，按照先生提出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熟人社会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并非采用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熟人社会降低了诉讼率，但在此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法律意识的冲击

南疆民族地区有着强烈的“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至今仍广有影响，积淀到社会大众的意识结构中，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生活，表现为较强烈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遇到问题以后习惯找“权威”来协调，并不严格依法办理。

传统文化中还有对簿公堂是有损于名誉的观念。民众在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民间习惯，不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对簿公堂。

南疆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信教群众中间，宗教教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司法、执法腐败及法治改革的滞后，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南疆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冲突显著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情况仍有出现，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放大，司法本身具备的长耗时、较低效率以及聘请律师带来的费用负担，给民族地区群众带来障碍。同样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政的情形也影响到居民对法律的信任。

（四）法治教育滞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

政府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客观上自然经济、民间习惯和宗教教义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与之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和成长，民众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来维权。

（五）地理原因，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制信息的闭塞

交通闭塞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治信息的闭塞。新颁布的法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南疆地区付诸实施。在南疆地区普法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来进行。宣传时间短，活动形式单调，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

三、提高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弱化“熟人关系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加快向商品经济转型，这有助于居民建立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可以避免“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威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

（二）寻找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契合点，弱化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中。法律文化传统则是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种精神，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传统的文化以及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它与法律相冲突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不可能灭失。法律也会长时间的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在现实中很好的利用这两种调节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司法改革进程

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力现象，这现象对民众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要解决滥用司法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监督方面，除了自身的监督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和作用，包括媒体 个人的检举以及传统的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缩短班案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司法机关自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布其内部常务，接受社会对其内部监督。

（四）加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持续性，加快法律文化建设

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国家进行普法，普法教育要深入基层，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避免走形式。

要扩大普法的主体。普法宣传是一种范围极广 影响深远的法制宣传活动，普法不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公民都应该树立普法意识，普法宣传不能限制在法制宣传月，要适当的延长时间。宣传活动形式也应丰富多彩，不能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够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潜移默化的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信仰。在南疆地区由于辖区面积太广，进行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容易实现，应该在人口密集区设立宣传点 ，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能提高宣传的效率。

法是文化，个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氛围的增强，在一个整体不守法的社会，守法者反而会成为异类，成为弱势，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法治社会的实现会愈加困难。

（五）加快南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形式畅通法制信息渠道

加强南疆基础设施建设，使偏远地区居民更多地与外界交流融合，才能有助于其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制信息传播渠道应更多更流畅，使南疆地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最新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张金鹏.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阿依帕瑞?艾力.经济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法律意识之培养.陕西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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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

农村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领域，相应的法制建设相较于其他地区也较为落后，农村法制建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法制宣传、农民法律意识、农民文化素质和农民对法律公正性的信任上，其中法制宣传在农村的缺失是导致农村法制建设不完善的主观原因，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是农村法制建设不完善的客观因素，而农民对法律公正性的不信任则是农村法制建设不完善的社会法制环境因素，在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发展，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与农村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在我国的依法制国活动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有法可依”，但是在农村的法制建设活动中，相关的法律体系却一直处在缺失的状态下，农村法制建设活动中法律体系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法律体系的缺失，农村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农村法制建设活动得不到整体性的规范，执法部门没有总体的指导方针进行执法工作。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内部的问题，鲜见的几部关于农村法制建设的法律在实施细则和具体的处置措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二）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法制建设是人民群众素质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进行的，所以社会制度才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法制社会衍变发展，社会制度衍变活动与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是同步的。所以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会严重的影响农村的法制建设活动贯彻实施，这一现象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教育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分布不均匀导致的，据统计，拥有总人口70%的农村，却只有10%的学校，在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80%，而城市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9%，农村拥有全国文盲的94%而且正在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增长，农民素质的低下已经严重的阻碍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在农村地区法制宣传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农民对法律内容的认识不够明确，对法律武器的运用方式不够明确，严重的影响了法律在农村地区的权威和贯彻实施，从农村的犯罪活动频发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法律在农村地区的约束力并不理想。

三、加强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加快和完善农村法制建设

我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在农村的法制化进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有法可依”，所以当前农村的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就是法制体系的构建问题，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作，法律编撰人员要深入到农村法制建设的一线去，观察法律在农村生活实际中的状态，了解农村法制建设矛盾尖锐的症结所在，结合当前我国法制建设活动的实际，构建完善的农村法制体系，推动农村的法制化建设向前发展。

（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与“依法制国”一样，“科教兴国”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所以在农村的法制建设活动中，要重视教育的作用，认识到提高广大农民的基本素质，是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在教育资源上强化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加大对农村教育机构的扶持，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等基本素质，为农村的法制建设活动奠定坚实、深远的基础。

（三）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做好农村普法教育

法制宣传是我国普法教育的基本手段，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主要手段，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只有通过这一手段才能有效将这一问题解决，所以相关主管机构要在农村地区加强法制宣传，做好普法教育工作，让农民对法律有起码的理性认识，在生产生活中有对法律的敬畏心理，农村的法制建设活动就能够更加方便的深入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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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 法治意识 培育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决策。法治意识是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没有法治意识，就没有法治国家。我国早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严重，部分公民法治意识不强，特别是在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村，农民的法治意识更是亟待提高。对整个国家而言，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中国的法治化，而实现法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就是法治意识，因此，提高农民法治意识就是当前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就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当前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法治意识有所提高，从1986年全国开展普法活动开始，至今已经29年，长时间的普法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农民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广泛，例如《刑法》《婚姻法》《土地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选举法》《民法》等法律，农民的认识已经深入，接受的程度已经相当广泛。从操作层面来看，近年农村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农民越来越多地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生活、经济上的矛盾纠纷。对法律法制认识的深化，对自身权利意识的增强，对维权方式的正确选择，这些都客观说明了当前农民法治意识的增强。

当前农民法治意识呈现以轻法律重人情、轻权利重权力、轻诉讼避诉讼为主要特点的消极现状。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从经济发展来看，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我国已经完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但是农村市场经济发育滞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靠契约关系进行的经济活动并不频繁，法治和法律并不被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在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组织就是家庭，在这种简单的经济、生活模式中，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中，非常注重亲情乡情。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人们自然看重并遵循宗法、人情、礼俗等约束，并没有把法律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其次，从文化上来探究，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根深蒂固。传统文化中宗法观念、臣民意识、清官意识是造成当前农民法治意识淡薄的重要影响因素。再者，从制度上分析，农村法制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涉农法律法规不完善，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劳动保护权等农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被忽视。第四，从教育现状来看，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尽管农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强烈，农民受教育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但是受客观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与城镇相比，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

二、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路径

农民法治意识是农民现代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核，农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有客观规律性，更是有意识进行选择和培养的结果。农民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法治意识不强烈，当前农民法治意识如何培育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和深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客观事实表明，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法治意识相对比较成熟；在中国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法治意识就更加薄弱，更容易受到落后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市场经济使得独立的个人或集团依靠市场，靠契约关系进行活动，这必然促使个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破除了旧有的宗法习俗的束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从客观上将社会独立的个体置入复杂的社会关系，逼迫个体重视维护个体权益，促使个体自觉努力提高法治意识。较强的法治意识是发达的农村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同时，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必须依靠法治的保障，必须依赖农民法治意识的提高。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体制的完善，农民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解决矛盾的法治意识必然得到提高。因此，完善并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是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最根本的途径。

2、加强农村法制建设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主要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健全法律运行机制。要从普及和完善农业法律知识入手，逐步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因为农业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进一步完善《农业法》，还要建立起齐全合理、符合农村实际操作可行的法律体系。其次，健全法律监督机制。依法落实人大监督职能、强化行政检查作用、充分体现法律监督的约束、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发挥媒体资源作用、加强群众监督，总之，要用多层次的监督手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再者，规范干部行政执法。当前农村，少数基层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因此，要严格依法行使职权，纠正部分干部错误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基层司法干部，更要定期进行培训学习，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第四，为贫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很多农民因为落后的经济状况而不能、不敢提起法律诉讼。面对这种客观状况，采取法律援助手段，帮助弱势农民获得司法公正，这是农村法制工作的重点。

3、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从1978年开始，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已经开始实践，但是，直到当前，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仍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督促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也直接导致农民对参政议政积极性的丧失，农民并没有充分认识并认真践行宪法所赋予的参政议政的神圣权利和职责。因此，要提高农民法治意识，必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村民只有认可和信服法律，才能真正提升法律意识。在具体做法上，首先要健全村民自治章程。在国家统一法律的规定下，各地农村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和地域特点，健全和补充适宜的自治章程；其次，要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制，特别是民主监督体制的建立和设置；再者，要唤醒农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并逐渐培养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4、重视普法教育宣传

从总体来看，要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和普法制度，制定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计划和制度，使农村普法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要将普法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责任，制订长期和短期计划，并且定期进行督察检查；还要结合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继续推进农村民主选举，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可行，以此不断提高农村法制化管理的水平。在宣传手段上，首先，要能够积极整合各种社会化的普法资源，在继续抓好宣传橱窗、板报、墙报等法制宣传园地的同时，积极打造“电视、广播、网络、手机、报纸”等全方位的宣传平台，让普法宣传能够被“听、看、读”，也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专门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其次，继续深入开展好各种法律宣传活动，例如各种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制文艺等。再者，要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文化层次、年龄、经济条件等特点进行差异化宣传，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总之，要使普法资源利用最大化，精心打造好利民、便民的普法阵地。在实践过程中，要重视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

5、塑造培养新型农民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从法律的角度看，新型农民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都有熟悉的了解，既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会以身试法，又能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样知法、守法、用法的农民才是高素质的新型农民。目前，新型农民在农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这少数人却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需要培养更多的现代新型农民。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相比，“商业化”“市场化”的新型农民在客观上更迫切地需要提升法治意识，因此，在对新型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的同时，更要引导和培养新型农民遵纪守法、善于用法律武器解决纠纷和矛盾的意识。新型农民的法治意识提升了，他们对身边的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6、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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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偏远农村地区，土地制度改革还在逐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笔者针对这些地区土地流转问题展开分析并探讨解决对策，以期促进农村土地管理持续完善。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管理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点。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必须加强大土地流转的管辖与承包经营权的监管。因此让农业土地以高效且具规模的形式发展成为了需要探索的重点。

1偏远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1.1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对于农村偏远地区而言，容易出现土地协议签订不规范，使用权及承包权存在漏洞等问题。有时交易双方已经达成协定，但是在办理手续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争议问题，如手续的不规范、相关条款的拟定存在不合理现象等，同时也存在转让方模糊，随意流转土地经营权。

1.2土地流转体制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机制还存在管理不规范，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管理机制等。例如当下偏远地区农户在转让土地承包权时较为随意，或者土地的流转对象较为受限，只能够在亲友间选择，这样影响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让偏远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受限。由于管理不到位，纠纷缺乏专业人员处理，也造成得了农民经营权益问题的产生。

1.3偏远地区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政策缺乏了解目前，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来自土地，因此对于农产经济的单一化，导致了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政策缺乏一定的了解。不少农民片面的认为土地是唯一的收入，不想将其流转。当地干部对于农民间的经营权处理较为冷漠，缺乏一定的教育认知与管理认知，造成了管理上的漏洞。因此偏远地区的土地纠纷问题很常见。

2解决偏远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策略研究

2.1加强农民法律法规教育土地纠纷问题的根源多是源自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偏远地区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在拟定合同及双方协商的过程中法律意识不强，因此也造成了土地流转问题的产生。要进一步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对农民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提升农民对土地制度的了解，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合理保障自己的权益。有关部门要根据各个农村地点的发展特征展开，解决农民对于土地经营的未知问题，让法律法规延伸发展至各个地区，使土地流转走进法律制度的轨道中。

2.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是偏远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也造成了他们对于土地的过于执着，甚至出现纠纷。想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方面不仅仅包括农民经济保障等相关政策，对于土地的经营和使用上，也要结合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成，让农民有所依赖，增加其经济收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所在，也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体系的关键一步，只有农民具有发展意识和法律意识，才能加快土地流转。

2.3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平台袁规范相关程序土地流转问题的产生，与信息统计和程序的不完善有关，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建设统一的管理平台，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实地信息统计和网络统计，对每一笔土地流转交易进行统计，这样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纠纷去拟定解决对策，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土地流转的存在问题。在程序的规范上，应当明确相关程序的流程，让农民懂得如何进行土地流转，怎样合理安排自家土地。在这两方面，一方面要建立好信息统计平台，一方面根据平台的统计信息去让土地流转程序化、制度化，这样才能够根本解决其问题，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3结语

加快偏远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总体提升，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农民法律意识、保障体系和信息程序规范这几点出发，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民生活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淑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四川省广汉市的调查[J].安徽农业科学,2015,(36).

[2]倪锦丽.吉林省四平市农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分析[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02).

[3]赵俊,刘新平,邵战林.基于农户意愿调查基础上的新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状分析[J].新疆农业科学,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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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对策

一、调查背景及情况

林农作为我国农民中的重要群体，作为林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线实施者，其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和谐林区的实现，从而影响到法治社会、生态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本次调查，就是关注林农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意识现状问题，弥补林农法律意识现状的数据上的空白，从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调查地点的选择依据主要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程度，数据一方面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基层林区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农法律意识的变化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逻辑过程展开，分为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涉林法律问题、法律实施及普法几个板块，从而了解林农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农法律意识现状及特点

分析发现通过“四五”、“五五”普法，林农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让林农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另一方也在无形中为林农法律意识的增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林农对现行法律知识及对法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认知情况呈现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农对我国大部分现行法律的听闻率都超过半数，尤其是林业专门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达到了80％以上，这充分说明林农更关心也更了解林业法律知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林农能够对于某一部门法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具体，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XX法”一个名词的认识上了。比如：约79.9％的林农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宪法”一词的含义，还有村民表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认识。林农的法律知识开始逐渐丰富和具体，为相关部门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此次课题组对6村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74.6％，女性为25.4％；入户调查时，男性一般会主动接受调查和访谈，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态度；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这个年龄段，而且，林农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这也说明，在法律知识掌握的分布上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农的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法律意识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权利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样发生在林农身上。对于“别人偷坎您的树木，您会怎么办?”的问题，仅有19人选择“忍了，邻里关系重要”，林农不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更多地选择“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自己购买的林木种子出了质量问题57.2％的林农能够清楚的判断可以“向供种单位所要赔偿”，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有关部门的帮助，林农的维权意识开始具有的主动性。

但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数据的分析过程还是从与林农的座谈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言语中和内心中的一种矛盾，能够明显体会到林农在对法律的态度上、信任程度上、价值判断上内心理性与现实实践的碰撞，往往是用对现实情况的迎合取代了其内心真正的判断。

(三)林农对新法的学习有较强的积极性，但实际操作环节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对于林农看重的林地来说，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证，有74.3％的人知道林权证是林地权利的凭证，高达91.1％的林农认为林权证重要。其实这不仅说明林农开始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能说明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规定，林农也能逐渐学习、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问题上，笔者发现67.2％的林农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业站办理采伐许可证，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对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门林农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对于村干部、林业站和上级林业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单一及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对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制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林农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报刊和广播这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仅有50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法律知识；同样在基层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入户宣讲和印发资料。尽管被访的六个村都开展了普法活动，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识：也希望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如学习、文艺演出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林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法律知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基层普法工作与农村社会法治实践的“供需关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普法方法也较容易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另外，基层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基层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形式创新捉襟见肘；基层普法工作重复、繁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不同部门负责相同内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门难以展现术业有专攻的优势。

三、提高林农法律意识的建议与启示

林农法律意识在“林改”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国家普法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关于林权、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强化普法效果，发挥现代法律意识对于相关林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一)针对林农法律意识的空白和盲点，应健全法律内容，规范执法方式。法律要获得林农的认可、接受和遵守，必须代表林农的利益和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保障林农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所有的农村法律制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执法角度来看，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杜绝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林农树立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

(二)针对林农法律意识上的片面性和残缺性，应该创新工作方法，理论实践相结合。人最基本需要的是生存需要，但对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建设还很不完善，林农在面临生产和经营的现实问题时总会力不从心，通过林地经营的经济收入低，使林农缺乏积极性，更多选择其他途径来增加收入，这样不利于林区长期有效的发展，因此，在技术上对林农的支持最能解决他们的燃煤之急，所以加大林业种植技术的推广，加强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林农收益，才能解决他们内心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从而为法律意识的树立提供良好的土壤。

(三)针对普法方法单一的问题，应更新理念，合理统筹，强化合作。对林农进行普法活动，在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林农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要逐步引导林农掌握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一些他们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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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全体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并遵循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先进的法治文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主要在于法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

一、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

(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制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在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的影响。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传统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认为法代表着裸的暴力,代表着强制性和惩罚性，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对法产生一种潜意识的畏惧、躲避心理,使农民群众害怕司法诉讼，或者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情，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寻求“私了”，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二)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遵从，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法制宣传教育的片面 。当前，一般把防范违法犯罪放在首位,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大多以刑法教育为主。更多的是要求公民盲目、被动的服从法律,这种服从是基于对法律惩罚的恐惧,而不是认识到了违法犯罪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性;这种观念指导下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离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关键是法律意识的提高。法治文化的建设，不仅意味着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和模式重建，而且意味着公民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观念的深刻革命，而公民法律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之一。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普法工作不仅要进行“法制”宣传，更要进行“法治”宣传，因为法制宣传,大多只是宣传国家制定法的内容,而法治的内涵是很广泛的,不仅包括国家制定法的内容。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在“六五”普法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教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

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 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

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法律图书、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加强涉农执法力度。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要建立高素质的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加强执法力度。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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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 法治文化 有效策略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91-01

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地区是实现依法治国最终目标的根本和薄弱环节。因此，加强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现阶段农村地区在法治建设基础方面已初具成效。但由于农村地区存在着人口多、地域广以及经济、文化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仍然存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新农村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新农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建设的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新农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法治建设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有关法律尚未落实到农村地区，法律的空白对农民提高法律意识造成了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法治建设体制的不完善，使建设工作不能完全落实。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法律意识薄弱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又一问题。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依靠经验甚至暴力解决。这是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矛盾纠纷以及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很多情况都依赖于农村地区村委会以及其他农村管理者的“人情评判”，这就使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存在落实难的问题，法治文化构建秩序较为混乱。

（三）部分地区法治文化构建基础设施匮乏

现阶段新农村法治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对经济基础的要求较高。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设施落后，现阶段新农村法治教育还存在落实难的问题。农民文化知识的缺乏源于农民文化水平的落后，农民文化水平落后源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如此循环看来，r村法治文化缺乏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薄弱。

二、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改善措施

（一）对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体系进行完善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便是法治文化建设体系的不完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存在断断续续、不成整体的现状，因此，填补法律空白，填充法律空白期，让法律不再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而是脚踏实地，落地生根。构建常态化、协调运作的统一体系是提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在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可以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对体系进行完善与升级，使现阶段法治文化建设得到整体性的提升。例如，农村地区社会工作者可以结合实际召开一次会议，对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予以有效的解决。

（二）加强对农民的法律知识教育

在建设法治国家、加快建设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农村法治状态，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对农民的法律知识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社会工作者在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宣讲时，应着重对村民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法律问题进行普及，增强宣传的针对性，传播农民真正需要的法律知识。使其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明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农村法律知识教育的整体性进步。例如，法律工作者可以着重对征地拆迁以及醉酒驾驶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讲解的方式可以采取打“组合拳”：定期邀请法律专家召开宣传讲座，定时村内广播，建立公众法律咨询热线、微信号等。

（三）提升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设施薄弱是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村委会也可以运用创新发展的理念，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吸纳资金实现“自筹”，夯实农村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使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的提升，教育程度也得到有效的提升，以此来实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整体性的进步。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是现阶段我国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影响，在我国农村内部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现阶段应该从对农村内部法治文化建设的体系进行完善、加大对农村地区村民的法律知识教育以及与政府的财政部门联合，提升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这几个方面进行入手，有效改善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的法治文化建设状况，提升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金鑫，肖宇亮.校地互动视角下的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龚元园.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路径探讨[J].运城学院学报，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