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对策

一、调查背景及情况

林农作为我国农民中的重要群体，作为林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线实施者，其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和谐林区的实现，从而影响到法治社会、生态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本次调查，就是关注林农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意识现状问题，弥补林农法律意识现状的数据上的空白，从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调查地点的选择依据主要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程度，数据一方面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基层林区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农法律意识的变化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逻辑过程展开，分为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涉林法律问题、法律实施及普法几个板块，从而了解林农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农法律意识现状及特点

分析发现通过“四五”、“五五”普法，林农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让林农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另一方也在无形中为林农法律意识的增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林农对现行法律知识及对法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认知情况呈现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农对我国大部分现行法律的听闻率都超过半数，尤其是林业专门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达到了80％以上，这充分说明林农更关心也更了解林业法律知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林农能够对于某一部门法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具体，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XX法”一个名词的认识上了。比如：约79.9％的林农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宪法”一词的含义，还有村民表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认识。林农的法律知识开始逐渐丰富和具体，为相关部门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此次课题组对6村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74.6％，女性为25.4％；入户调查时，男性一般会主动接受调查和访谈，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态度；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这个年龄段，而且，林农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这也说明，在法律知识掌握的分布上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农的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法律意识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权利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样发生在林农身上。对于“别人偷坎您的树木，您会怎么办?”的问题，仅有19人选择“忍了，邻里关系重要”，林农不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更多地选择“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自己购买的林木种子出了质量问题57.2％的林农能够清楚的判断可以“向供种单位所要赔偿”，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有关部门的帮助，林农的维权意识开始具有的主动性。

但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数据的分析过程还是从与林农的座谈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言语中和内心中的一种矛盾，能够明显体会到林农在对法律的态度上、信任程度上、价值判断上内心理性与现实实践的碰撞，往往是用对现实情况的迎合取代了其内心真正的判断。

(三)林农对新法的学习有较强的积极性，但实际操作环节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对于林农看重的林地来说，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证，有74.3％的人知道林权证是林地权利的凭证，高达91.1％的林农认为林权证重要。其实这不仅说明林农开始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能说明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规定，林农也能逐渐学习、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问题上，笔者发现67.2％的林农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业站办理采伐许可证，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对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门林农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对于村干部、林业站和上级林业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单一及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对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制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林农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报刊和广播这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仅有50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法律知识；同样在基层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入户宣讲和印发资料。尽管被访的六个村都开展了普法活动，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识：也希望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如学习、文艺演出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林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法律知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基层普法工作与农村社会法治实践的“供需关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普法方法也较容易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另外，基层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基层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形式创新捉襟见肘；基层普法工作重复、繁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不同部门负责相同内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门难以展现术业有专攻的优势。

三、提高林农法律意识的建议与启示

林农法律意识在“林改”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国家普法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关于林权、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强化普法效果，发挥现代法律意识对于相关林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一)针对林农法律意识的空白和盲点，应健全法律内容，规范执法方式。法律要获得林农的认可、接受和遵守，必须代表林农的利益和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保障林农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所有的农村法律制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执法角度来看，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杜绝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林农树立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

(二)针对林农法律意识上的片面性和残缺性，应该创新工作方法，理论实践相结合。人最基本需要的是生存需要，但对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建设还很不完善，林农在面临生产和经营的现实问题时总会力不从心，通过林地经营的经济收入低，使林农缺乏积极性，更多选择其他途径来增加收入，这样不利于林区长期有效的发展，因此，在技术上对林农的支持最能解决他们的燃煤之急，所以加大林业种植技术的推广，加强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林农收益，才能解决他们内心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从而为法律意识的树立提供良好的土壤。

(三)针对普法方法单一的问题，应更新理念，合理统筹，强化合作。对林农进行普法活动，在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林农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要逐步引导林农掌握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一些他们关心、

篇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法律意识 农民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①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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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合法权益；农村教育

从古至今，农民一直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如何解决好农民问题是历朝历代励精图治的根本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点工作之一。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成因，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解决途径。

一、造成农民现阶段法律意识的主要原因

1.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1）现在农村大多还是依赖于土地生存，对土地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思想，农业社会几乎都是以土地为母体。在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土地不仅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产品，而且在农民心中也产生了观念。开始人们都是将精力花在地上，这决定了农民生活的分散性质，分散的生活让人们养成了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孤独性格，渐渐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小农思想。

（2）农业生产对农民来说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操作简单，思维逻辑比较单一，和社会现代化的脚步不一致。他们注重的只是自己家的温饱，自给自足，与社会没有多大的联系，认为只要是与自己没有切实关系的食物都没有参与的意识和观念。

（3）农村一般都比较封闭，信息流通不便，这样，农民的思想就比较局限化，不能得到较大的扩展和发散。慢慢的，农民的思想就变得落后，与时代脱节。意识不仅依赖于物质，还反作用于物质。先进的意识是社会变更的先导，而落后的意识往往在社会变革之后顽固不化，会继续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所以，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契约意识、平等观念、责任意识，对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尤为重要。

2.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在观念层面上，对传统的中庸之道、无诉、息诉、和合为贵、宗法伦理、以情屈法等传统法律精神留念难舍，致使他们的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他们大多都是为了避免打官司，一般是在不用法律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对法律制定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意上法庭上去解决问题，他们不要求权利，只要求和睦相处，相互宽容。若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更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日复一日，法律意识就更显得淡薄。

3.法律制度不完整

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层面，而对农民的具体权益的保障和一些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立法还有待完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法律的欠缺，致使广大农民缺乏对法律功能、价值的正确认识，更无法了解到法律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制约作用，抑制了农民渴望法律的积极性。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完善立法

要想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其根本前提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修改、丰富、完善，使农民有理可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农村也能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例如，可以把农民比较关心的农村医疗落实得更彻底。还有一些目前法律上没有的，难以具体操作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根据农村的现状，制定出相关的法律，让农民切身感觉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法律保障。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很长的国家，在农村更能感受到这种长久的思想。现在的农村，大多数中年以上的群众都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他们不知法、不懂法，缺少这方面的法律意识，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让广大人民认识法律，更多地接触法律，让自己能够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一个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地方，也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造就一代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正确选择。

3.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其社会民主制度进步的象征，更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提高农民民主参与的意识是对其认知法律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的民主参与影响着我们对农村管理的民主化，农民的参与意味着他们对管理过程的参与和对管理主体的制约。通过民主参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选择意愿，从而使政治文明建设得到好的发展，使他们的意识更加强烈。

4.深入普法教育

学法是让人们知道在生活中怎样去约束自己、监督自己，让自己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普法教育始终坚持学与用相结合的原则，先让干部、执法人员学好法、用好法，按照要求来办事儿。普法教育贵在坚持，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其主要是提高农民的法律观念。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往往弹性很大。在农村普法教育中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采取更通俗的方式方法让广大群众能够认可，能够自主学习了解，才能有更好的成效。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直接关系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实现，但是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提升农民法律意识低水平和农村法制建设还要走艰难的历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系统工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改变现阶段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关键环节。只有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农村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只有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农村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只有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欣堂.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农村的战略选择 [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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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83-03

中国社科院的《20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四千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专家称，到2030年，失地农民将达到亿人。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2》统计，20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量的农民将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市民身份的转化，一些城中村的农民将面临拆迁进行房屋改造的命运。但拆迁征地无法使上述人断然完成质变，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夹心阶层”，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农民失地后感情和利益的多方受挫，使他们处于强烈不安中，这势必对农村的稳定造成威胁。因为农村和城中村的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意识不强，所以对这些矛盾的解决往往不会选择法律途径，有的怨声载道，有的忍气吞声，有的则选择极端方式维权，增加了维权的社会成本，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的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进行探究，进而有针对地性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和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知法守法，用法律维权，这是农村现代化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失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成因探析

失地农民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意识培育在于农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蕴含了其对法律的了解、理解、评价、信仰和需求等要素。笔者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概括为：失地农民对现行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对现行法律现象中法律主体权力和义务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于一体。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商丘市周边的农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区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06份，其中有效问卷050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表、表2的统计数据可知，失地农民是在被动的接受法律知识，他们对土地被征用政策缺乏全面了解，有833%的农民不同意政府的赔偿方案，564%的人选择忍气吞声，762%的人最终可能会因对法律的不信任选择妥协进行私了，2548%的人会采取暴力手段，一小部分情绪过激者会选择轻生。虽然样本有限，但足以看出失地农民法律认知度低，法律维权意识淡薄，普遍存在轻视法律的现象，法律认同出现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轻法思想的负面影响。“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无讼”“厌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礼治”“德治”道德化的痕迹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尚公、重礼、贵和的社会观念渗透到方方面面，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淡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被其制约和束缚，在“人治”思想中无限放大了权力的功能，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属品。虽然在农村传播法律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法治”思想在农民的思想范畴里明显被边缘化，人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法律更多地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遇到征地拆迁纠纷时，因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以忍让、协商、调解等手段解决纠纷，诉讼途径被忽视。传统文化的轻法理念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育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2法律文化在农村传播存在制度性障碍。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是阻碍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已经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满足于现状，缺少利益驱动，法律需求欲有限。“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城乡法律文化在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上凸显出巨大反差。而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突然失去土地，感情明显受创使他们更是无暇顾及了解与学习法律。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与失地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法律传播受阻。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拓展受到限制与约束。

[JP2]其次，农村的普法教育严重滞后。农村经济的滞后导致了教育的落后，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全民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明显增长，但总体看来，普法工作的力度还存在不足，普法人员严重短缺，没有专业的普法队伍，普法内容过于形式化，对失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教育涉及较少，再加上普法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十分有限，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处在较低水平。且在法制教育上中国传统思想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偏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宣传，忽视了法律正义程序的宣讲，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没有途径去获知什么是实体法，什么是程序法，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程序法维权。失地农民征地问题涉及更多的恰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用到的正是程序法中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而失地农民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知识几近空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的普法教育还不完善，还存在制度性的缺失，法制教育相对于总的教育资源还很薄弱，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随意性地了解法律，接受正式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接受程序法的宣传教育更是少之又少，法制宣传不到位。落后的法律教育宣传与农民的法律知识需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影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持续发展。[JP]

再次，漫长法律诉讼过程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加大了农民选择走法律程序的风险。尽管我国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严谨严肃，在制度上主观上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但“诉讼成本较高、司法资源短缺压抑了农民依法用法的欲望”。[3]诉讼时间长，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精神负担，诉讼费用高让失去土地生活已拮据不堪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万一诉讼失败还有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的风险。久而久之，失地农民不愿再选择法律维权。

3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阻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拓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农民的现状之间存有较大距离，农村立法不完善，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失地农民当前的需要。虽然我国多次颁布惠农政策，但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法律法规还较为薄弱，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失地农民的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责任模糊现象，使失地农民无法适从。

二、提高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举措

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突破传统轻法观念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经过五千多年来的文化洗礼，形成了充满亲情的伦理型社会，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道德规范使敦厚的失地农民缺失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轻法、畏法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失地农民的集体认同是义务意识应该凌驾于权利意识之上，义务本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对法律介入有一种潜在的消极意识。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改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必须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影响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制约，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改变当下失地农民的经济状态。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是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如此，才能为培养失地法律意识形成理性维权的思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优化法律服务体系。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农民的一般属性，同时又有农民失地的特殊性。针对失地农民身份的二重性，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首先，就农民的一般属性而言，农村教育发展可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丰富文化基础，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途径。“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5]中国有9亿多农民，农村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总量问题，也就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形成很大反差。”[5]，所以为了培育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从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方面抓起，为农民吸收新知识及贯彻民主和法治扫除制度性障碍。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农民文化素质才能得到全面提高，才能生发对法律文化的需求，引起农民在法律层面的觉醒，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达至新的水平。但是抓好农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而言，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威胁，提升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优化以下法律服务：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普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让法律知识进入失地农民头脑，使他们从传统的“人治”思想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创新普法教育形式，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农民实际的普法计划，特别是通过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领悟把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从抽象转换成农民能够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就与失地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暂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法律知识宣传小组或团队，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结合当地新出现的一些实际案例，整理归纳，编写出专门的教材，有步骤、有秩序、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其理性思维。第二，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讲堂和咨询服务。要结合实际案例定期做专门的法律讲堂，用农民生活中的实际案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在征地拆迁行为中如何判断利益损失，如何维权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如对合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运用行政补偿进行维权；而对违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则需要选择程序法中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有效维权，以最大可能挽回损失。要对当事人维权方式加以引导，避免极端维权，要选择理性维权走法律途径。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站，以方便及时地解决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就有关法律事务问题的问询，化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司法资源均等化发展。针对诉讼费用较高，诉讼时间较长这一问题，应加大对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力度。要最大限度地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只有诉讼成本越来越低，失地农民才会更主动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诉讼意识，政府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对农村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整合，对当地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需求进行统计，并制定出经费预算，给予适度财政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的顺利进行。

3加快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法律文化发展，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要根据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制定出更加完备的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排除权责不分，规定模糊的语言，使失地农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核心，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任的重要保证，坚决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随意性，避免滋生腐败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加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执法必严”是关键，确保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平、公正。“违法必究”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树立法律权威。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制定出适合失地农民的一系列具有可操性的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看到希望，使他们的诉求理性的有步骤、有程序地表达出来。

篇5

摘 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但现当今社会许多农民对法律的认识还处在表层的理解，并不能合理的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环境的影响，农村地区农民的法律知识量少、法律信息获取途径单一，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模糊的状态。因此，结合农村地区的区域特征和农民群体的现实需求，探索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和对策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以通过对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认识的研究，去观察了解现当今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知识认知的情况，给出结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法律意识，农民，对策

一、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认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河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30多公里，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小麦与玉米的种植，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8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土地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相对较高，但也只仅仅局限于知道这些，并不能合理的利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员中有48%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19%的没了解过法律知识，5.5%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河南省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多么的匮乏。

二、农村农民对法律认识存在问题的分析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对其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1、农村农民法律是意识薄弱，了解只在表层化。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

2、对违法行为的执行并不能切实到位，严格执法。执法粗暴、司法腐败，许多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有些些地方甚至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5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

3、普法教育不佳，甚至畸形，甚至造成拳头越大，权益就越大。村民与村民之间解决问题很多也是殴打赚取利益。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几乎成零化状态。很多农村地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进行过法律教育，除了上学的时候偶尔课本中涉及一些关于法律问题外，离开学校后就再也不曾关注法律问题。而所在的乡镇也不曾就法律认识的问题对自己的村民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

4、法律费用过高以及官官相护严重，许多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1场官司从1审到2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再则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

5、农民的自主学习法律知识主观能动性太差，很少有人去主动的去了解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自己主动买书或查找资料去了解法律知识的人很少，几乎微乎其微。

6、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有些地方比较严重。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在一些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总是不能改变固有的陈旧观念。

三、完善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认知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是以结合上述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现状，提出要把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加强执法行为，提高法律权威的建议。

1、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之从深层次的去了解法律，认识法律，相信法律，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信法律可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2、加强机关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力度，提高法律在人民心中的权威，严格执法。

3、加大普法教育，推广法律知识，制造法律知识小手册。使之广大农村人民都能了解法律的意义，认识到知道法律知识对我们的重要性。

4、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对法律费用的收取进行不同规格的收费标准，使得广大农村农民有足够的金钱去依法获取自己的权益。

5、加大宣传力度，提出“了解法律就好比给我们自己买了双重保险”的口号，提高广大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的热情，使之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和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

6、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去灌输一些法律知识，从而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人们的思维，认识到民间固有传统的不足。（作者单位：佛山市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文献

[1] 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