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0:5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收入;行政因素;综述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沿海经济开发区,出现了全方位的流动。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文献,对劳动力转移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再针对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进行简要评述。
关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与评价:
一、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促使劳动力转移
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条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各部门经济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乔根森( D. Jorgenson,1961)认为, 技术的进步引起经济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增长, 如果粮食的供给充裕, 则人口的增长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上限。当粮食的生产超过这个上限时, 就出现了农业剩余, 这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转移。刘易斯(Lewis,1954)在1954 年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本质上也是支持着前面的观点,特点是明确地指出了,生产率对劳动转移的影响作用。 它认为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出现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1)他们对刘易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更加细化一点,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和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这样两部分。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来分析,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除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还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所以二元结构理论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对我国国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根本原理还是具有本质的类似性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从劳动生产率低向高转移的特征。
二、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转移
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差异是引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则从预期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托达罗( M. Todaro,1969)[1] 则从预期收入的角度去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认为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转移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仅仅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从相对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提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其基本观点是,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2]。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3]。显然,很多学者都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因素。童玉芬(2010)[4]曾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异地转移,但同时就地转移劳动力呈波动上升趋势。
三、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指宏观政策,在我国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它对劳动力转移来说一把双刃剑(既是动力又是阻力),W ang和Zuo早在1989年做过研究,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转移( 蔡P、王德文, 2003)[5]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 而(蔡P,1995)[6]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另一方面,阻碍劳动力转移,这方面很多学者都做了研究,一是王美艳( 2005)[7] 通过计量研究发现,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每小时工资差异的43%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其它歧视所导致。因此, 农民会将家庭劳动力一部分用于家庭农业, 另一部分用于非农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Rozelle等(1999)[8]利用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将存在于农村的制度障碍(公粮、社会保障、自由租赁土地和非正规的信用市场) 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发现公粮的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租赁市场和非正规信用市场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面影响。宏观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至少,在当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对人力资源进行调配,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宏观政策的指挥棒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宏观政策的应用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做出适当地调整,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地增长,解决社会问题。
四、劳动力自身因素
(一)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哈里斯( R. Ariss,1970)[9]拓展了托达罗观点,假设城市就业工资率是既定外生变量,城乡劳动力市场结算工资取决于市场供需,农民转移与否完全是个人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然无独有偶,舒尔茨( W. Schults, 1964)[10] 也认为农民在面对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最理性的,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重要途径。沙斯特德( Sjaastad,1962)[11] 发表的《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经典论文,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与收益,开创劳动力转移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研究。假定转移没有任何障碍,劳动市场信息充分,当事人会进行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活动,进而构建个人理性决策的微观劳动力转移模型。
斯塔克( O. Stark, 1991) 提出过“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于城乡两地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来自于其他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例如家庭和家族)的决策。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在于降低因市场不完善而造成的风险, 即家庭成员个人的迁移可以被视为家庭为应付收入的不稳定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面笔者就从劳动力的几个主要的自身因素来分析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情况。
(二)年龄、性别及婚姻因素。
赵耀辉(1997)认为,年龄、性别差异等在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就业选择中有显著影响。年轻人转移意愿强烈,年龄较大者则相反。严善平(2004)运用Rogers 人口迁移模型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女性在地区之间流动的发生年龄比男性早,但持续发生的年龄段却比男性短得多,同时(钟钰,蓝海涛.2009)中国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农村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和女性比例增加趋势,而且年幼子女随父母迁移的现象不明显,我国前劳力对迁移率的贡献比其它国家小得多。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劳动力迁移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增加基于宏观视角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使迁移持续时间增加。关于年龄与劳动力迁移概率的关系,Hare(1999)发现,16~25 岁和26~35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迁移;Zhao(199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概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因为年龄大的人迁移时产生的心理成本较大。
(三)心理因素
早期的行为学派沃泊特( Wolpert,1965) 提出的“地方效用”,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概念,个人对某个地方的满意程度,通常愿意向地方效用高的区域迁移。(胡枫,2007)[12]曾在文献中指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 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Rozelle 等,1999) 蔡( 1997)[13] 在一项对济南市民工的调查中发现, 被调查民工中有75%以上是通过老乡或亲戚帮助找到进城后第一份工作的。其它的研究文献也有类似的结论。
五、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的一些因素以外,在中国引起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程名望(2006)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和推拉理论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城镇拉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并用经验数据验证了该结论。程名望、史清华(2007)[14]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 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市服务业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而刘志忠等(2007)运用1996~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民营非农业部门的出口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西方并不一样,学者们早已意识到,简单利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例如像交通便捷度、服务设施、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等,也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当然在这方面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方向。
六、评论
张乐[15]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效应需要从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提高留守人员生产效率;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土地耕作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第三,由于转移的多是劳动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从而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当然同时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也会使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素质降低。当然这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农业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来进行弥补的;其次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还应继续关注下面两种现象的探讨:第一,关于劳动力回流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作了一点研究,但是研究的不深刻。第二,根据前面提到的农村未来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数据可判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产生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这种现象在2015年经济增长下滑时期,已经慢慢凸显出来,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内容。第三,农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同时将引进劳动力质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素质的降低,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进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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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Stark and J.E.Taylor.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9:1163- 1178.
[4] 童玉芬.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规模估算及其变动过程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 05:68-75.
[5] 蔡P,王德文.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 2003, Z1:59-64.
[6] 蔡P.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1995,0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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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zelle, Scott, Li Guo,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No. 158, 367-393.
[9] Harris, J. R. and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J]: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60(1): 126-142, 1970.
[10] Schultz, T.: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3.
[11] Larry.A.Sjaastad.The c∞曲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70s,1962.
[12] 胡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7,01:207-212.
[13] 蔡P. 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 人口研究,1997,02:7-12.
关键词:云南省;劳动力转移;特点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47-03
在中国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指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就是指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劳动大军,是促进农村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劳动力的转移是对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异地流动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与途径也大致与全国相似并同步进行。但到目前为止,与全国相比,其转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
一、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障碍,城镇居民收入越高,人口流动就越高,相反技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人口流动也随之降低,这使得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的差距自然成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力转移。
(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云南省的发展经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起来,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GDP)达10 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而且全省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新跨越。
城镇,它是一个既不是城又不是乡的独立存在的区域,但就性质来说,它是既依赖于城市,又依赖于乡村,它把城乡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就决定了城镇具有城市和乡村的某些特征。城镇背靠大中城市,腹容广大农村,确实起到了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及联系和调节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社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互相渗透。同时,还促使城乡社区在功能上的互相补充。而且,城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能够充分发挥其城乡经济的网络功能,积极地促进城乡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建立城乡社区分工协作的社会经济统一体。
(三)耕地面积的减少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民族最多的山区省,94%为山区半山区,耕地面积占6%。一方面,云南省农村人口每年都有所增长,农村劳动力也自然地随之增长。云南省耕地面积9 365.84万亩,坡度在15度以下的陡坡耕地面积4 206.87万亩,只占耕地面积的45%,耕地质量明显偏低。据有关部门统计,云南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不及时转变建设用地方式,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不断的增长膨胀的趋势下,可利用土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的增加,从而使农民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又加上云南省近几年来的罕见的干旱问题,导致农民无地可种、无粮食可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以谋出路。
二、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一)数量、比重大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以2009年、2010年、2011年农村劳动力数据做对比。
通过这三年的的数据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每年都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快,转移的数量多,占的比重大。
(二)产业分布及需求方面
1.产业分布方面。而近几年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劳动力转移数量或是转移的行业分布均有大幅度的增长。2009年第一、二、三产业转移比重为62.3%、12%、25.7%,2010年为60.43%、12.6%、26.97%,2011年为59.4%、13.1%、27.5%。① 这十年间,转移后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现在呈上升趋势;而转移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对下降很多,但是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转移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比也有所下降,但是也是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2.产业需求方面。从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2012年全年中,住宿和餐饮业占19.55%;制造业占13.99%;建筑业占10.78%;是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较大的前三个行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行业;从产业分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7.05%、35.34%、57.6%,仍以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为旺盛,较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增加0.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1.45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减少了1.48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个百分点。②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三大产业分布中,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就业目标的劳动力,虽然较去年相比相对减少,但是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少,但是目前仍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也呈上升趋势。所以劳动力转移在产业需求方面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
(三)劳动力招聘、应聘条件方面
1.性别方面。从云南省对劳动力的需求看,在2012年劳动力需求分析中,87.49%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从求职者的性别结构看,男性求职人数高于女性,其所占比重分别为55.75%和44.25%。
2.年龄方面。从云南省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看,93.62%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有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需求的72.71%,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32.32%,对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0.39%。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中同样以青壮年为主体。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69.26%,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1.39%,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2.5个百分点;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7.87%;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73个百分点;35~4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求职总量的22.91%,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35个百分点,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求职人数相较2012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需求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数量上依然多过女性;在年龄方面,25~34岁青壮年是求职的主体,虽然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减少,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上升趋势。所以在农村劳动力的招聘和应聘中的性别方面男性劳动力求职人数依然会多于女性劳动力求职人数,而在25~3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依旧是求职的主体。
(四)跨省转移方面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2000 年11 月1日,全国共有流动迁移人口1.4亿,占全国总人口(1 242 612 226 人)的11.6%。其中,跨省转移人口为42 418 762 人,占总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转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9.11%,其次分别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转移人口为343 542 人,仅占当年总人口(42 360 089 人)的0.81%,此比例仅高于自治区(0.76%)、北京市(0.68%)和广东省(0.51%),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位。同样,根据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太低,仅为4.67%,而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此比重分别高达约50%、57.7%和63.9%。云南省这一比重仅为四川省的9.34%、重庆市的8.09%和贵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 年,在本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85.82%,而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4.18%。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数民族人数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云南省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意识不足,还存有浓重的传统保守观念。
三、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现阶段决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选择转移主要还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向到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收入水平差异;子女教育问题;转移的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因此云南省应在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完善政策,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等面作出努力。只有合理的解决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云南省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以及加快和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快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殿臣.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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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翠英.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2).
关键词:劳动力;就地转移
1存在的问题
1.1回乡创业的农民主要开办小型企业,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
(1)回乡创业的农民普遍面临资金不足问题。这些回乡创业的劳动力,其主要创业资金来自前些年其在外地打工积蓄下来的钱财,个人资金毕竟有限,再就是向亲朋好友短期拆借,以这种方式筹集的资金规模也很是有限。
(2)宿松政府对农民回乡创业认识不足,没有把服务于回乡创业放在重要位置,仅对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园区企业进行大量的财政税收支持,只停留在讲话、邀请等表面功夫上,缺少具体有力的举措。在有些得到政府政策扶持的地区,其扶持政策也存在滞后现象。
1.2开办的服装厂、羽绒厂规模不大,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无法形成品牌效应,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更大吸收。
(1)外出务工归来的农民技能有限,在这些小企业中,技术好的工人一般没接受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同时,创业人所聘请的工人中,很多还是临时的学徒工,在此种情况下,自然无法设计出款式新颖、追赶时尚潮流的服装。
(2)无论是远去的服装厂、羽绒厂还是农民工自主创办的类似企业,创业者均缺乏品牌意识,所生产的要么为简单款式的运动服,要么主要承接订单,为别人工作。目前,在宿松地区,至今未形成属于宿松自己的品牌服装业。这种生产方式极不明知,一旦东部等发达地区的服装、羽绒业受挫,将会导致宿松地区此类企业倒闭或规模缩减,对于宿松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也是一种潜在威胁。
1.3工业园区数量过少、通过招商引资开办的企业、农民自主创办的企业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地域效应、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1)企业的创办需要一定的土地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开办的企业主要使用政府补贴的公共用地,但农民自主创办的企业很难申请到公家用地,一般落地于自家的荒山或荒地,由此便造成了三种企业的隔离状态,从而劳动力不能很好地享受各企业问的就业信息,同时,各企业问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
这是由宿松地区的资源分布特点决定的。
(2)由于宿松政府对园区大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大于农民在乡镇地区创办的企业,同时,由于各种企业不论在资金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型企业无法和大型企业相抗衡,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投入资金有限的小企业在园区无法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唯有和实力强大的企业相隔开来才能保留住在农村地区的市场。
2进一步推动宿松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建议或措施
2.1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培训,提高创业知识与技能
首先,政府必须重视对宿松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县政府应根据宿松的具体情况,成立专门的创业培训小组,制定宿松农民创业培训指导方案,组织发放有关水稻种植,牲畜养殖,培育果种,农产品加工与运输的教材;根据宿松产业发展状况,围绕宿松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利用市场引导,政策宣传等手段,向主导企业,龙头企业及广大农民宣传创业知识,增加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创业知识的兴趣与自觉性;在乡村地区安装广播,刻送光盘等手段,随时随地地向农民普及知识;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创业培训的资金力度,农民忽略创业培训,很大一个原因是用为资金问题。同时,农民自身也要认识到知识和科技对于自主创业的重要性。要想提高自主创业的成功率,相应的只是与技能是必须的。在宿松,不乏创业失败的案例,张某养殖数量很多的猪,因为不够了解专业的养殖方法和技术,结果很多牲畜不治而亡,损失惨重。所以,农村劳动力如果想在农村自主创业,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知识技术方面的不足,放眼于长远利益,主动积极地参加创业培训。
2.2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园区建设,提高发展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建设主导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品牌效应
近年来是宿松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时期,大量乡镇企业的创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政府应出台各种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措施,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税收,管制制度,改善乡镇企业规模小,经营不善,实力有限的情况。同时,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与精加工,延长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园区是形成县域产业聚集的主要方式,有助于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形成规模效和地域效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利用规模和地域效应,资源共享。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一大批企业转移至此,从而消化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关键词:新常态;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北省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响应经济“新常态”,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和支撑,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化城镇化改革。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贡献,协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促进河北省各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及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的调整始终遵循着逐级演进的规律,也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的重心会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众多经济学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正好相反。“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则认为产业就业结构演变过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压力就会逐渐增加。(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发达国家情况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推动了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只能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增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幅度,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少,其结果是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直接转移到第二产业,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会产生显著提高。总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二、“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河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总量不断攀升。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9421.2亿元,较之上年增长了6.5%。三次产业分别占比为11.7%、51.1%、37.2%,其结构日趋合理。河北省三次产业比例不断发生变化,从“二、一、三”格局逐渐向“二、三、一”转变,基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一般规律。(二)“新常态”下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2014年,河北省积极响应“新常态”经济政策,全年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60万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730.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渐发展为50.1%、26.8%、23.1%。充分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紧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但近几年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有回高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有关。另外,今后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体将会落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其转移方式也会由“只身劳动力转移”转变为“举家迁移就业”。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兼业性将大大降低,组织性会逐步提高,这在2014年河北省与京津共建86个劳务输出基地举措上就已有所体现。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产出的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来评价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率的贡献。主要包括河北省产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情况以及分区域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的评价。首先假定输入指标:产业结构分布和城镇化水平,输出指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通过DEA模型得出就业结构偏离系数E。当E>1时存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当E<1时,意味着劳动力存在迁出的可能性。统计结果显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数据变化为0.67、0.86、1.1。期间经过多次反复,第一产业变化不大,但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不相对称,劳动力转出机率较大;第二产业数据结果出现大幅度下降,其就业和产出日趋达到均衡,理论上第二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但由于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含量等条件的制约,使得第二产业也出现了劳动力迁出的可能性。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E>1,说明其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态”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产业准入门槛较低等因素。另外,城镇化水平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区域协调性存在差异: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衡水等地协调性较低,石家庄、保定、沧州协调性较高,并保持与河北省的协调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协调。事实上,协调性较高的城镇,其吸纳劳动力能力较高,这些都与资源禀赋和经济政策等原因有关。
四、“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政策性建议
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互补互动的效应。二者协调发展可以对社会经济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分析发现,河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存在差异。第一产业吸纳力最差,第二产业由于目前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来说吸纳能力较弱,但仍高于第一产业。针对这种现象,河北省应积极采取措施:1、发展现代农业,拓宽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如: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业务;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开拓生态农业旅游项目。2、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升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水平。虽然河北省轻重工业2:8的比例严重失调,但第二产业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们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应削减高能耗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目的。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就业比重。由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逐年上升,从而使其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接纳空间。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偏低,就业贡献度偏低,其就业水平依然不甚乐观。我省要加快服务、通讯、房地产领域的自我转型升级,鼓励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出台专项规划,深化与北京、天津等地相关领域的战略合作,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政策与环境。只有第三产业发展壮大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河北省应打造产业升级,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其规模。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工程,力争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实现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业产业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实施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推广工程:建设京津廊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沿海临港产业带、建设京广线先进制造产业带、建设京九线特色轻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张承绿色生态产业带。只有城镇化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而且要长远规划,做好统筹,解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减少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限制。河北省应在积极促进农民工境外就业,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就业压力。下大力量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好时机,扩大对北京、天津的劳务输出。实施城乡技能就业扶助政策,用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岗前培训。河北省应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群体的就业和创业工作;应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做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转移衔接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好各种服务。(四)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有效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任务。
河北省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子商务、民俗产品生产以及发展三产融合休闲农业、家庭宾馆、农家乐餐馆等需要的新产业、新技能组织培训,围绕农村劳动力专业成长加大扶持力度,实施有关农村劳动力的国家培训工程等措施。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各方面素质,其实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
作者:陈镜宇 李宇峰 田倩 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关海玲.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5,2.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劳务经济;资源经济;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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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宏伟,张永海.基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研究[J].农业问题研究,2007,(3).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影响;策略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生产的主要因素与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利用是确保农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由于劳动力和资本决定着经济的增长,为了能够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时动向,通过采取一些有利的策略合理分配剩余农村劳动力,以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和自身素质,因此,城乡间不同产业、农民自身素质,以及不同收入的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一,农村劳动力与产业两者间结构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结构的改变会使劳动力结构也跟着改变。相反,如果劳动力结构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需求进行改变,那么产业发展的水平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产业为劳动力提供物质基础,决定劳动者的产业结构,由于受到技术和土地利用不足的影响,劳动力就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推进。随着产业发展的增大,劳动力的利用已不再局限于农业或工业方面,就业的人口也随之增多,对劳动者素质结构的要求更高。劳动力是否能够适应资产和技术结构的改善的过程,直接关系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演变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从低生产转向高生产,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劳动力结构也同样改变着。虽然在改变的时间上并不同步,但是改变的趋势是一样的。其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民的人均收入就会明显发生改变,农民对消费的需求也将发生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例如:农村经济发展导致农业比重下降,过量的生产造成农产品的剩余堆积,促使劳动力的转移等。因此,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三,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得知,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造成该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从而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农村农业生产模式和技术的发展缓慢,农民人均收入较低,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无法促进农民与农村经济的共同增长;相反,如果长期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农村和城市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还会极容易拉大农村和城市间的收入水平,促使贫富差距增加。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首先,对农业和农民造成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可以使农业生产成本减低,推动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还能够发展农村的劳务经济,使农民的人均收入得到提高的同时,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吸引和引导农民自我创业,再次发展农村经济。由于目前许多农民要外出打工,农民多要求退出责任田或减少责任田,这样一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减少了农业资源,出现农业内部剩余产品过量等。因此,农村通过吸收非农业产业使农业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农业资源,提高生产率,减少农业内部剩余产品过量等问题。同时,农民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有以利于开阔农民们的视野,获取丰富经验和阅历,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其次,对农村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提高了农民们的自身素质和农业生产的能力,以及开阔了农民们的视野,但是,却使农业的监管更为复杂,使城市人口的承载负担更重。近几年,农村农业效益的减低造成弃田抛荒和农村劳动力结构缺乏的现象非常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难以进一步推进,形成农村与发达城市经济发展间的二元化结构经济的相互排斥与矛盾。
三、加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
首先,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来改变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由于目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阻碍了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加,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采用减低劳动力转移成本来推动农村足够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为了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在提高农村农业高水平的同时,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转移面向当地。由于我国农村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科学和技术缺乏,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造成劳动力大量转移、生产力下降、土地抛荒等问题。因此,提高农村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效率,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吸收和留住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后,为了能够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加强农村就业竞争力。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的增加,知识和技能的缺乏成为农村劳动者们进入城市就业的难点,因此,增加开发和培养农村人力资源的力度,提高就业竞争,顺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目前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
总而言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仅要顺利转移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还要为农村农业的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来稳定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等方面的培养,使他们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桥梁,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经验提高农村人均收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要想使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更为持续稳定,就要从多方面和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以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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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锋 高台县委;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N];张掖日报;2009年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基本概念
1.直接成本。由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引起的直接花费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成本。直接成本由转移费用(又称流迁费用)和生存费用两部分构成。其中,转移费用指因外出就业而异地转移所形成的交通费、职业介绍信息费、学习培训费和变卖旧房屋、购置新住宅带来的损失费用等。生存费用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即生活费用。本文中该部分费用并非外出者(进城者)在转入地再生产劳动力必须的全部费用,而是指在转入地与转出地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额。因为,即使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农村,而是在原地工作、生活,同样需要消费,也必须花费一定生活费用,而这部分费用并不构成其转移的直接成本。只有转入地与转出地之间生活费用的差额才是由异地转移所引起,才能构成农民异地就业的成本。
2.机会成本。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具有机会成本,即由于异地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就业地能够获得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一般包括农民在家务农收入和农闲期间的短期务工收入。该部分成本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如果机会成本过高,或者说农村劳动力通过在家务农或务工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实例分析
依据河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在郑州务工的河南籍农民工所做调查,农民工人均务工收入为6451.2元,而其总成本额为5579.08元(含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其务工净收入只有872.1元,各项具体数值见表1、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所获得的收入扣除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后,仍然获得了纯收入,即实现的转移纯收入为872.1元,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实现的比在农村务农以及从事非农活动所获收入高出的净收入。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要转移,要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原因就在于转移能为农村劳动力带来更大的收入,实现更大的经济收益,从经济学角度讲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分配的进一步优化。
由表1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在外务工收入完全来自于工资费用,而无任何福利收入,该项收入为零。这说明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农民工的收入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什么呈现兼业性、季节性的特点,农民们农忙种田,农闲打工,是因为务农收入是他们收入的基本保障。
通过表1、表2中农民工务工成本的具体构成,还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成本较高;直接成本中生存费用所占比例较大;机会成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成本中所占份额也较大;政府各种办证费、管理费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的巨大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根本动力。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时所需要承担的各种转移总成本过高,从而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净收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实际提高。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减少各种办证收费,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成本。政府不合理的“办证”收费行为,不仅直接“卡死”了一些农民的进城通道,而且还通过增大农民外出成本和降低农民收益率,提高了“门槛”,减弱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减少各种不合理的办证收费势在必行。
第二,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相对减少农民支付的成本。鉴于目前存在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收益率较低的情况,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投资力度,改善培训和办学条件,降低农民学习、培训费用,减轻农民获得技能的成本支出,提高外出就业净收益,增强其外出务工的动力。通过改进教学培训模式,调整培训计划,使之更能适应农民外出就业的实际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把沉没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家庭和土地转向依靠社会和制度。在城市,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使已经离土离乡但还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也能享有诸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福利网络的保障,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抵抗就业风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增加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第四,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支付能力。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户,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转让其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住宅,从而获得他们离土离乡、在城镇生活所必需的基本保证金和经营资本,增强其转移成本的支付能力。
摘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文章利用抽样调查、全面统计、专题调查等多方面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对南通市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就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较突出的社会性问题、成因及其缓解对策进行探讨。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活跃就业形式,拓展转移渠道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种模式探索,如单一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等,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只是改变了农民的职业,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单一的农业城镇化缺乏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支撑,无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足够就业机会。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三化互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概述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多渠道、多层次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众多学者阐述了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李飞等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总结为上海模式、苏南模式、阜阳模式、南街模式、珠海模式、温州模式、宝鸡模式和云南模式等,提出适应在中国六大经济区、三大经济地带及各省区劳动力转移模式。这些模式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宋金平、王恩儒把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成功转移的模式总结为十种,分析了未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刘殿成将劳动力转移分为导向模式、动力模式和空间尺度模式。佘宝兰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化转移的单一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的现实要求,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四种基本模式:农业产业化模式、“离土不离乡”模式、“离土又离乡”模式和异地产业内开发模式。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势和前景,应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孟令国分析了我国传统劳动力转移模式及不足,提出了多样化的转移渠道、积极而稳妥的转移策略、以市场导向为主的转移机制三种劳动力转移模式,并就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分析。余元春,段均等总结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使用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涉及是否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问题。陈海真等通过对“代耕农”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提出了离乡不离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这一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适用性。彭慧蓉等通过研究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式和跳跃式转移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跳跃转移的特征和趋势。
二、“三化互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互动的提出,既解决了“三化”发展过程中不协调问题,同时又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的依托和基础。农业现代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丰富了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布局的优化、生产的专业化、服务的社会化、管理的企业化延伸了产业链条,实现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互动,多渠道、多方位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其次,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城镇化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认为,工业化的推进是以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为基础,城镇化的实现需要工业化的支撑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缺乏农村劳动力的支援,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后,农村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载体。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渐下降,而伴随着城镇化兴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吸收劳动力和增加就业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公平问题需通过推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实现。“三化互动”劳动力转移模式是通过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整体推进,克服传统的离土又离乡、农业产业化、兼业式转移等模式的缺点,开辟更广阔的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三、“三化互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1.农业工业化是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
工业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所谓农业工业化,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并最终实现农业与工业的高级形态的产业综合的过程,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和农业生产结果的工业化。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即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其向更广阔领域和空间转移提供了技术支持;农业生产结果的工业化,即农产品的深加工和一体化经营,带动了农业和相关产业迅速发展,推动农村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方式结合,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的聚集、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带动了商业、饮食、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渠道,吸收了农村大量劳动力。
2.农村城镇化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同时城镇化导致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遇。农村城镇化表现为非农产业和离农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二、三产业的发展壮大过程。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允许农民带资金、带技术参加小城镇建设,长住人口可以转为城市人口,在农村小城镇打破现行工农界限, 逐步建立以职业划分工人和农民,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农业剩余人员进厂进城有固定职业,可以实现身份转移,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进城的热情, 致富能手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小城镇,从事产业化工作,农民成为小城镇建设的主力军。发展起来的农村小城镇,吸引着农村中亟需的大批教师、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到小城镇工作,从大范围逐步平衡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不但解决了农业劳动力,而且还可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3.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农业现代化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将大批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对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如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便确立了优先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成功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在外部转移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扩张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是转移农业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实现农业内部就业容量的扩张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挖掘农业发展的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这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又可以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四、“三化互动”模式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以“三化互动”统筹理念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现“三化”统筹,推进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要求更新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刻领会“三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政府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还要将“三化互动”模式积极应用于实践,大胆探索,不断总结,结合实际探索出一条有效推进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路。
2.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快户籍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就业二元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解决传统劳动力转移只是在产业、空间、时间上的改变问题,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一方面政府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制定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规章,实现公平就业;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城镇特色经济,同时挖掘农村内部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3.重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提升劳动力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目前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无一技之长,只能从事“脏、乱、差”的体力工作,就业范围受到限制。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其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人力资本形成步伐,提高农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则,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各级政府在重视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4.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实现人地分离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农民既想外出务工,但又不愿意失去土地,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众多临时荒废土地,降低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尚未大面积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没有形成流转市场,再加上农户土地具有分散性和随意性,影响了土地大规模的流转。建立土地流转市场,既有助于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又有利于实现人地分离,减少土地的保障功能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束缚,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
5.大力培育和发展旅游业等“无烟产业”
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农业、工业基础的薄弱,相应城镇化水平也较低,需要深刻领会“三化”内涵,同样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等“无烟产业”,变自己外出吸引别人进来,走一条超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道路。旅游业等“无烟产业”投资少,就业容量大,环境污染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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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明(1980-),男,四川金堂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财务理论与实务。谭平(1984-),女,四川邻水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乐山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KL201234)阶段成果。
【关键词】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特点;对策
一、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喀什地区劳动力总体状况:喀什地区农村聚集人口众多,耕地相对较少,劳动力剩余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末,喀什地区总人口有377.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3.06万)高达77.62%,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新疆工业起步晚,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有限,加之劳动力增长较快,流动滞后,所以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较为严重。
二、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导为主。喀什地区坚持“政府引导、培训先行、广辟渠道、全面服务”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村技能培训和就业结构布局引导力度,不断加强劳务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拓宽转移领域范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2)女性劳动力转移为主。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38.7%,女性劳动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个百分点,说明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偏多,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需求性质。喀什地区开展权益维护,解决出门“顾虑”。加大劳动力权益维护力度,对输出青年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进一步加大建立团组织的力度,选配优秀的支部委员,通过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维护外出青工的合法权益,让外出劳动力出门安心,工作踏实。(3)转移劳动力年龄偏轻。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初中毕业后的待业人为主。年龄主要以16~25岁左右;这种低龄化转移造就父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很重,社会层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还不足的情况下转移导致青年人行为能力出现时常,心理压力过重。为此,喀什地区加强思想引导,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劳务输出先进个人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农民就业与创业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在市场择业竞争中正确定位,提高求职能力,增强自谋出路、自主创业的信念。
三、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的看来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来看,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碍方式影响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文化环境,劳动力的价值取向以及劳动力社会习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区专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层面上大做文章,从政策上降低总的转移交易成本是个首选方案。为此,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区把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政策取向和脱贫措施之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逐渐放宽,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政策,给予农民工比较平等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劳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数量及素质,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均有重要影响。目前喀什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在沟通方面面临语言障碍;务工方面面临专业技能无法胜任现代工作岗位,转移地选择上只能以地区区内转移和自治区内转移为主,行业转移主要是以季节性行业内部转移为主,城市转移主要集中于本地县级城市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区政府对他们加大各种技能培训,职业培养,语言沟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们尽快适应省级转移,行业之间转移以及城市化转移提供条件。(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而不采取那种行动,根本原因在于行动背后的利益冲动。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经济动因的作用并不明显。转移行为中因社会偏好因素发生的一系列转移阻力显而易见。加上,区内转移的经济动力不足,搜寻工作成本加大,无能力信号显示工具,无法胜任现代岗位使得转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导致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政府行为过多,而微观主体——劳动力自身积极性不足,社会效果下降之原因。
参 考 文 献
[1]韩霞.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新疆农业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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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海尔·乃孜尔.探析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J].企业导报.2009(12)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原因 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人口众多。滞留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形成农村经济整体上低效运行的客观状况。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并能促进经济增长。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内部转移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以农村内部转移为主,“离土不离乡”是当时提出的最为盛行的口号。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重新进入快速转移时期,更多地体现为跨区域转移。同时,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也有一定的变化趋势。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逐渐减少,主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第三产业中的部分行业是主要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根据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工业的,主要是农村青年劳动力,他们负担较小,大部分都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以及他们年龄的优势,使得许多工厂企业愿意接收他们。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这批青年劳动力,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够比较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第一,劳动力素质偏低。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城镇而言,相当落后,无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都过低,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只能向运输、建筑等低要求的行业转移,形成过渡竞争,从而造成转移劳动力队伍的庞大与可供选择就业空间相对狭窄这一矛盾,制约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目前我国尚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信息传递迟缓、覆盖面小、范围窄。劳动者获得的信息较少,难以获得充足的城市用工信息,因此,导致大批劳动者无法再城市中找到工作,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第三,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约。我国采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城市和农村的政策差异很大,增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另外,我国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具有非流动性,因此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形成 “离土不离乡”状况,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五、结论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推进政策改革,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全社会劳动力要素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这也是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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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光明.从刘-拉-费模式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华东经济理.2007(1).
吴婷婷(1989—),女,汉族,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数千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积累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农民大国,农村劳动力所需转移的规模和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全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政策、体制的制约,所以其所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也十分鲜明。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波动性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和方式因受政策和体制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呈现了较大的波动性。上世纪80年代,飞速发展的乡镇企业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而到90年代,受扩张财政政策和内需增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了新的发展,转移的渠道实现了多元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服务于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镇化建设以及治理生态环境等行业。近年来因城市就业形势的恶化导致下岗工人不断增加,且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差、普遍缺乏技能,使得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就业,更多的劳动力选择了回到农村,从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影响。
2.兼业性明显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农业产业间转移、产业中地域性转移、跨地区跨产业转移等多种多样的转移形式。陆学艺(1990)把这些形式形象地总结为三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离乡不进厂”、“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土”是个产业概念,指土地和农业,“乡”是个地域概念,指农村。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得以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的方式实现非农就业。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得益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以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为标志。
现阶段,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多样化,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的转移者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具有明显的兼业性。据有关资料表明,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只有13.6℅完全放弃或部分放弃承包地,其余并没有推出承包地的经营。一部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下班之余兼顾农业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农忙时务农、农闲务工或经商的季节性转移。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愿意也不舍脱离土地,与农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这一特点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程名望(2007)认为这一特点决定了农村劳动力难以成为城市就业大军中的“正规军”,也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村的城镇化。
3.自发的短期流动
在我国广大农村,市场信息匮乏、体制不完善,大部分农民是自发地外出打工。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大约90℅的劳动力是在外地工作的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或者别人的示范下外出打工实现就业,其中并没有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参与。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基本都是家庭部分成员个人的转移行为,而不是全家的永久性转移;且大部分劳动力都不在城市长期停留,只是短期的流动性就业,主要是为了获得比农业经营更高的货币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回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流畅的市场信息来支撑。对于一个成熟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而言,流畅的信息、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良好的规则和秩序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现阶段,虽然政府在加强组织协调与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一些中介服务组织在参与,但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导致信息不灵,农村劳动力都是自发地、盲目地进城。同时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组织和规范,无法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提供有效的实质帮助。现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网络关系,受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较小。
2.制度制约问题
相对于我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绝大部分在非农领域实现就业的转移劳动力仍在城市中“漂泊”,像“候鸟”式地来往于农村与城市之间。脱离农业并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拥有城镇户口且在城市居住,还需要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范围,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时,农村劳动力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移。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而迁移,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迁移。制度性制约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彻底的根本原因,其中,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约束。传统的户籍制度壁垒使农民难以获得城镇户籍,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另外,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21世纪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在制度上滞后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此外,我国的法制建设比较滞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城镇中的弱势群体,拖欠工资,劳动安全缺乏保障等现象经常发生,所以他们的权益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3.农民文化素质与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朱农(2005)在《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一书中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在城镇的正规工业部门就业,而是迫不得已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低水平、低层次地就业,做的是城市人不愿做的苦、脏、累、险的工作。他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是主要原因。但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角度看,文化素质较低是主要的原因。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加上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使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水平,所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只能局限于劳动强度大的简单劳动。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城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面临转型,逐步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提高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农村劳动力在缺乏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情况下,随着就业空间的缩小和竞争力的减弱,面临着就业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失衡也是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劳动力的供给,而是所需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在条件上不匹配,现有的农民工不能胜任这些岗位。(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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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劳动力转移;贵州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49-03
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关系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问题,也是关系贵州省及至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贵州省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吸纳和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因素。本文分析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现状
(一)贵州省工业化发展现状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和财政税收的重要源泉。工业化是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它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自1950年起,虽然贵州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持续增长,实现了全省经济总量的扩张。
2011年贵州省人均GDP为16 413元,按照中国购买力平价1美元等于3.45元人民币,折合人均GDP为4 547.39美元,剔除1982—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355%,贵州省2011年人均GDP为1 280.95美元。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多国模型进行判定,贵州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发展阶段。例如,石培新(2011)分析认为,与全国相比,从总体水平衡量,2009年贵州工业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六至十二年[1]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省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合理、创新能力极弱及工业总量太小等[2] 。
(二)贵州省城镇化现状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转变的过程。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贵州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镇化发展步伐有所加快,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逐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步伐加快。以2012年《贵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测算,2007—2011年贵州省的城镇化率为分别为29.25%、30.7%、32.1%、33.81%和34.96%。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7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但贵州省2010年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低15个百分点[3] 。其主要原因在于:贵州城市数量少,规模等级低,城镇化容纳空间小;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小,不利于城镇化发展;贵州是一个传统农业省份,城镇化率低等。
(三)贵州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业生产结构也逐步得到了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逐步形成了特色优质农产品区域化发展格局,农产品市场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效[4] 。作者等(2012)[5] 运用标准值测算方法,选择参考杨万江、徐明星《农业现代化测评》的研究成果[6] ,选用当中的相关指标,对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分析,2000—2011年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总评分为23.39、23.10、24.21、25.61、26.67、29.34、31.46、34.29、37.72、40.77、43.15和46.78,其得分均低于50分。根据杨万江等的研究结果,当农业现代化水平测评总得分低于30分时,属于农业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而当其总得分为30~50分时,则是属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由此判断,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其发展水平还不高,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而导致其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基础差,农业发展投入不足,农业经济结构不高和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低等。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贵州省是典型的农业省份。2011年全省4 238.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 551.18万人,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为83.79%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使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粗略地以年末农业户藉人口减去年末乡村常住人口来估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量,估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从2000年的285.7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 294.94万人。从转移增长率上看,“十一五”期间,2006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为618.35万人,2010年为1 210.17万人,年增长率为18.28%。“十五”期间,200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为267.94,2005年为383.22,年增长率为9.36%,“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几乎是“十五”期间的转移率的2倍。 “十一五”期间与“十五”期间相比,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呈加速趋势。
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性
从理论上分析,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的总体作用下,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增加趋势。但是,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别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是如何的呢?因此,作者将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将通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与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性。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广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定义,即包括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和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贵州省的实情是流动的农村人口远远大于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因此,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基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定义,当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以当期的年末户籍农业人口减去当期年末常住人口进行计算。当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当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占当期年末户籍农业人口的百分比,记为自变量Y。工业化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7] ,也是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将这一过程用工业对GDP的贡献份额进行反映,记为自变量X1,代表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率来进行衡量,记为自变量X2。将采用作者等(2012)利用杨万江等开发的测评体系所计算得出的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分结果作为衡量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记为自变量X3。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贵州统计年鉴》。直接数据和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二)结论与分析
1.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线性关系假设不成立。其一元线性回归及相关系数为:Y=-1.794791X1+89.24738,t值分别为-0.685377和0.868570,R2=0.044867。说明贵州省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不是很大。主要原因可能是贵州是农业大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其工业化水平一直都不是很高。这说明贵州省工业基础薄弱,缺乏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工作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小,工业化的发展对本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不是很大。相反,其他工业化程度发达的省份吸纳了绝大多数贵州省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2.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呈线性关系。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为:Y=2.736325X2-57.19513,t 值分别为15.87994和11.84835,R2=0.961857,F值等于252.1725,DW值为1.3083。方程系数和统计值都通过了检验,说明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贵州省城镇化的进程是相互关联的。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将提高2.736325百分点。许多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户籍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使得城市化进程小于工业化进程,只有很少部分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进入城镇。从上页表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贵州的城镇化水平小于工业化水平。但是,城镇化却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因此,贵州城镇化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1.268475X3-21.69581,t 值分别为25.14132和13.07935,R2=0.984426,F=632.0862,DW=1.455178。当农村现代化得分值每增加1分,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将提高1.268475百分点,说明贵州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有着很明显的推动作用。
四、政策建议
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重视城镇化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贵州省城镇化建设与全国水平相比较还较低,仍属于乡村型社会。城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差异。根据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大力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在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以农业为侧重点,实施非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加强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合理设计,充分发挥城镇化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需求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贵州农业现代化水平。
2.进一步提高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水平,推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现代农业是产业化的农业、规模化的农业。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劳动力加快转移的背景下,要科学规划,发展符合贵州资源条件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农业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针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的趋势及贵州城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要充分发挥贵州的农业资源优势,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产业链条,在构建高效、低耗、具有较强竞争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同时,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
3.贵州省在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注重相关政策的配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实现省内就地转移。贵州省正在实施的工业强省战略,在促进二产上带一产、下促三产的同时,特别是在促进一产的产业化和带动三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作用,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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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量分析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对策
据新疆赴南疆调查队调查,当前富农强村的战略仍需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需要,二是提高就业技能的需要,三是新农村建设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要。新疆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发展以及经济全局的健康运行,成为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成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经济发展阶段转移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定量分析
1.计量经济模型和数据来源
用经济模型Y=a0+Σa1Xi+ε对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用Y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用Xi表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因素,这里我们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X1、第一产业比重X2这两个指标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因素。用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X3表示农民的整体素质。用人均经营耕地面积X4、机械总动力X5来表示资源因素,用城市化率X6、城市失业率X7表示城市状况。
选取的数据来源主要是根据新疆1996-2005年《统计年鉴》、2006年《新疆调查年鉴》以及《新疆五十年》整理而得。利用SPSS对模型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可得:
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与各障碍因素的相关分析
2.相关分析
从表1的数据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正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从事食品(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下降,转移的比重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负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农村转移劳动力比重在不断的提高。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高度正相关,表明劳动力的素质和城镇化对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正影响。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负相关,表明随着人均经营面积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重在上升。农业机械化总动力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存在高度相关,说明现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较大;城市失业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存在弱负相关,说明城市就业状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不大。
3.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回归方程:
Y=298862426+0.0428*X1-1.4897*X2-3.2880*X3-32.2819*X7
T统计量值(4.9276)(-6.1731)(-3.1659)(-4.7150)(-5.8515)
P值0.00790.00350.03400.00920.0043
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4个解释变量通过T检验,整个模型通过F检验。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9201,表明上述4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2.01%。根据T检验值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得出4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影响作用依次为:农民人均收入纯收入、第一产业比重、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失业率。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主要原因,各变量解释程度,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第一步回归的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32%。第二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第一产业比重这两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34%。第三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比重、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三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42%。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首位原因,其它变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受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施加的限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产业结构整体效益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差较大的状况现在依然存在。从产业结构来看,2005年新疆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9:44.7:36.3,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比重为51.54:15.51:32.95。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偏低,导致就业结构失衡,农村劳动力过剩,并以潜在的方式积累下来,工业化水平不高,众多农村劳动力被排斥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充分有效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
2.转移成本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转移的重大负担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在转移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以及为寻找工作而付出的费用数额相对较大,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大负担。另一方面,为了参与竞争而投入的教育经费以及找工作的各种再配置费用,都是较高的成本。被转移出来的农民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或者租赁房子,购买房子或租赁房子的实际支出成本和放弃原有住房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了住房附加成本;同时这些农民寻找工作的难度远大于城镇居民,使得他们又得承担工作的附加成本。
3.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据2005年新疆调查的数据表明,农村初中以上的劳动力的比重约为45%。新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初中文化程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主体,大多数劳动力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南疆地区农村教育更是为落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较高。农村教育落后、观念保守、劳动力素质低下和结构不合理,不仅阻碍了农业自身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而且影响着非农化进程,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前,与全国一样新疆也实施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等。农业户口或农民身份的人不准"务工经商",少数"合法"进入非农部门的农民,如部队复员转干、上大学等,也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更改农业户口为非农业户口。农民即使在城镇谋到一份工作,因无法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而被迫放弃或不能久留。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约有所减弱,但依然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其高昂的社会附加成本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顺利进行。
三、对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立足新疆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并在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地实现就地转移。第一,要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利用,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立体农业,挖掘农业生产内部潜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在大力发展林牧渔业的同时,重点加快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进行深度开发,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业自身对富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第二,要精心构筑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注重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构建和疏通农产品营销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第三,加快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旅游资源开发,民间手工艺品加工,搞好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创办富有地方特色的度假村、农家乐等农家旅游服务项目。
2.引导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是新疆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各企业调整内部结构,加强对外合作,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使其总体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二是企业自身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优势特色农副产品的开发,发展高效精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小城镇建设,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同时注意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城镇优先发展,以提高人力资源和资金的集聚优势。
3.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务输出,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造成的损失,提高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择业。同时,政府部门应制定完善的关于建立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法规,规范供求双方行为,从严治理劳务中介机构,打破城乡封锁,保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合法运作,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4.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劳动保障监督,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一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农民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应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淡化和消除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心理;二是要切实开展好维权工作,加大维权工作力度,实施维权保障全国联网,在本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设立维权保障机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在城镇定居的农民,有其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子女入学、自主经商办企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彻底打破现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制度;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投资兴办产业,享受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为农民进城就业大开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
[2]王银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统计预测与决策》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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