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收入；行政因素；综述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沿海经济开发区，出现了全方位的流动。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文献，对劳动力转移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再针对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进行简要评述。

关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与评价：

一、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促使劳动力转移

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条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各部门经济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乔根森（ D. Jorgenson，1961）认为， 技术的进步引起经济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增长， 如果粮食的供给充裕， 则人口的增长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上限。当粮食的生产超过这个上限时， 就出现了农业剩余， 这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转移。刘易斯（Lewis，1954）在1954 年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本质上也是支持着前面的观点，特点是明确地指出了，生产率对劳动转移的影响作用。 它认为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出现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1）他们对刘易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更加细化一点，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和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这样两部分。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来分析，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除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还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所以二元结构理论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对我国国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根本原理还是具有本质的类似性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从劳动生产率低向高转移的特征。

二、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转移

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差异是引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则从预期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托达罗（ M. Todaro，1969）[1] 则从预期收入的角度去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认为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转移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仅仅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从相对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提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其基本观点是，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2]。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3]。显然，很多学者都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因素。童玉芬（2010）[4]曾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异地转移，但同时就地转移劳动力呈波动上升趋势。

三、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指宏观政策，在我国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它对劳动力转移来说一把双刃剑（既是动力又是阻力），W ang和Zuo早在1989年做过研究，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转移（ 蔡P、王德文， 2003）[5]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 而（蔡P，1995）[6]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另一方面，阻碍劳动力转移，这方面很多学者都做了研究，一是王美艳（ 2005）[7] 通过计量研究发现，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每小时工资差异的43%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其它歧视所导致。因此， 农民会将家庭劳动力一部分用于家庭农业， 另一部分用于非农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Rozelle等（1999）[8]利用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将存在于农村的制度障碍（公粮、社会保障、自由租赁土地和非正规的信用市场） 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发现公粮的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租赁市场和非正规信用市场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面影响。宏观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至少，在当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对人力资源进行调配，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宏观政策的指挥棒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宏观政策的应用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做出适当地调整，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地增长，解决社会问题。

四、劳动力自身因素

（一）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哈里斯（ R. Ariss，1970）[9]拓展了托达罗观点，假设城市就业工资率是既定外生变量，城乡劳动力市场结算工资取决于市场供需，农民转移与否完全是个人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然无独有偶，舒尔茨（ W. Schults， 1964）[10] 也认为农民在面对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最理性的，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重要途径。沙斯特德（ Sjaastad，1962）[11] 发表的《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经典论文，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与收益，开创劳动力转移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研究。假定转移没有任何障碍，劳动市场信息充分，当事人会进行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活动，进而构建个人理性决策的微观劳动力转移模型。

斯塔克（ O. Stark， 1991） 提出过“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于城乡两地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来自于其他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例如家庭和家族）的决策。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在于降低因市场不完善而造成的风险， 即家庭成员个人的迁移可以被视为家庭为应付收入的不稳定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面笔者就从劳动力的几个主要的自身因素来分析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情况。

（二）年龄、性别及婚姻因素。

赵耀辉（1997）认为，年龄、性别差异等在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就业选择中有显著影响。年轻人转移意愿强烈，年龄较大者则相反。严善平（2004）运用Rogers 人口迁移模型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女性在地区之间流动的发生年龄比男性早，但持续发生的年龄段却比男性短得多，同时（钟钰，蓝海涛.2009）中国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农村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和女性比例增加趋势，而且年幼子女随父母迁移的现象不明显，我国前劳力对迁移率的贡献比其它国家小得多。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劳动力迁移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增加基于宏观视角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使迁移持续时间增加。关于年龄与劳动力迁移概率的关系，Hare（1999）发现，16～25 岁和26～35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迁移；Zhao（199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概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因为年龄大的人迁移时产生的心理成本较大。

（三）心理因素

早期的行为学派沃泊特（ Wolpert，1965） 提出的“地方效用”，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概念，个人对某个地方的满意程度，通常愿意向地方效用高的区域迁移。（胡枫，2007）[12]曾在文献中指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 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Rozelle 等，1999） 蔡（ 1997）[13] 在一项对济南市民工的调查中发现， 被调查民工中有75%以上是通过老乡或亲戚帮助找到进城后第一份工作的。其它的研究文献也有类似的结论。

五、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的一些因素以外，在中国引起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程名望（2006）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和推拉理论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城镇拉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并用经验数据验证了该结论。程名望、史清华（2007）[14]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 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市服务业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而刘志忠等（2007）运用1996～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民营非农业部门的出口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西方并不一样，学者们早已意识到，简单利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例如像交通便捷度、服务设施、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等，也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当然在这方面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方向。

六、评论

张乐[15]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效应需要从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提高留守人员生产效率；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土地耕作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第三，由于转移的多是劳动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从而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当然同时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也会使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素质降低。当然这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农业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来进行弥补的；其次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还应继续关注下面两种现象的探讨：第一，关于劳动力回流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作了一点研究，但是研究的不深刻。第二，根据前面提到的农村未来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数据可判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产生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这种现象在2015年经济增长下滑时期，已经慢慢凸显出来，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内容。第三，农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同时将引进劳动力质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素质的降低，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进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Todaro， M. P.： A Model for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138-148， 1969.

[2] Diane J.Macunoxich.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Easterli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997，10：119- 136.

[3]O.Stark and J.E.Taylor.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9：1163- 1178.

[4] 童玉芬.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规模估算及其变动过程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 05：68-75.

[5] 蔡P，王德文.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 2003， Z1：59-64.

[6] 蔡P.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1995，06：8-16.

[7]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5，05：36-46+205.

[8] Rozelle， Scott， Li Guo，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No. 158， 367-393.

[9] Harris， J. R. and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J]：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60（1）： 126-142， 1970.

[10] Schultz， T.：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3.

[11] Larry.A.Sjaastad.The c∞曲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70s，1962.

[12] 胡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7，01：207-212.

[13] 蔡P. 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 人口研究，1997，02：7-12.

篇2

关键词：云南省；劳动力转移；特点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47-03

在中国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指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就是指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劳动大军，是促进农村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劳动力的转移是对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异地流动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与途径也大致与全国相似并同步进行。但到目前为止，与全国相比，其转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

一、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障碍，城镇居民收入越高，人口流动就越高，相反技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人口流动也随之降低，这使得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的差距自然成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力转移。

（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云南省的发展经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起来，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GDP）达10 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而且全省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新跨越。

城镇，它是一个既不是城又不是乡的独立存在的区域，但就性质来说，它是既依赖于城市，又依赖于乡村，它把城乡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就决定了城镇具有城市和乡村的某些特征。城镇背靠大中城市，腹容广大农村，确实起到了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及联系和调节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社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互相渗透。同时，还促使城乡社区在功能上的互相补充。而且，城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能够充分发挥其城乡经济的网络功能，积极地促进城乡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建立城乡社区分工协作的社会经济统一体。

（三）耕地面积的减少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民族最多的山区省，94%为山区半山区，耕地面积占6%。一方面，云南省农村人口每年都有所增长，农村劳动力也自然地随之增长。云南省耕地面积9 365.84万亩，坡度在15度以下的陡坡耕地面积4 206.87万亩，只占耕地面积的45%，耕地质量明显偏低。据有关部门统计，云南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不及时转变建设用地方式，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不断的增长膨胀的趋势下，可利用土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的增加，从而使农民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又加上云南省近几年来的罕见的干旱问题，导致农民无地可种、无粮食可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以谋出路。

二、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一）数量、比重大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以2009年、2010年、2011年农村劳动力数据做对比。

通过这三年的的数据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每年都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快，转移的数量多，占的比重大。

（二）产业分布及需求方面

1.产业分布方面。而近几年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劳动力转移数量或是转移的行业分布均有大幅度的增长。2009年第一、二、三产业转移比重为62.3%、12%、25.7%，2010年为60.43%、12.6%、26.97%，2011年为59.4%、13.1%、27.5%。① 这十年间，转移后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现在呈上升趋势；而转移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对下降很多，但是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转移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比也有所下降，但是也是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2.产业需求方面。从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2012年全年中，住宿和餐饮业占19.55%；制造业占13.99%；建筑业占10.78%；是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较大的前三个行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行业；从产业分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7.05%、35.34%、57.6%，仍以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为旺盛，较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增加0.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1.45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减少了1.48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个百分点。②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三大产业分布中，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就业目标的劳动力，虽然较去年相比相对减少，但是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少，但是目前仍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也呈上升趋势。所以劳动力转移在产业需求方面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

（三）劳动力招聘、应聘条件方面

1.性别方面。从云南省对劳动力的需求看，在2012年劳动力需求分析中，87.49%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从求职者的性别结构看，男性求职人数高于女性，其所占比重分别为55.75%和44.25%。

2.年龄方面。从云南省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看，93.62%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有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需求的72.71%，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32.32%，对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0.39%。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中同样以青壮年为主体。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69.26%，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1.39%，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2.5个百分点；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7.87%；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73个百分点；35～4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求职总量的22.91%，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35个百分点，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求职人数相较2012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需求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数量上依然多过女性；在年龄方面，25～34岁青壮年是求职的主体，虽然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减少，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上升趋势。所以在农村劳动力的招聘和应聘中的性别方面男性劳动力求职人数依然会多于女性劳动力求职人数，而在25～3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依旧是求职的主体。

（四）跨省转移方面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2000 年11 月1日，全国共有流动迁移人口1.4亿，占全国总人口（1 242 612 226 人）的11.6%。其中，跨省转移人口为42 418 762 人，占总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转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9.11%，其次分别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转移人口为343 542 人，仅占当年总人口（42 360 089 人）的0.81%，此比例仅高于自治区（0.76%）、北京市（0.68%）和广东省（0.51%），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位。同样，根据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太低，仅为4.67%，而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此比重分别高达约50%、57.7%和63.9%。云南省这一比重仅为四川省的9.34%、重庆市的8.09%和贵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 年，在本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85.82%，而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4.18%。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数民族人数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云南省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意识不足，还存有浓重的传统保守观念。

三、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现阶段决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选择转移主要还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向到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收入水平差异；子女教育问题；转移的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因此云南省应在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完善政策，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等面作出努力。只有合理的解决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云南省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以及加快和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快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殿臣.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

[2] 2012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云南省统计局，2013：4.

[3] 张翠英.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2）.

篇3

关键词：劳动力；就地转移

1存在的问题

1.1回乡创业的农民主要开办小型企业，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

（1）回乡创业的农民普遍面临资金不足问题。这些回乡创业的劳动力，其主要创业资金来自前些年其在外地打工积蓄下来的钱财，个人资金毕竟有限，再就是向亲朋好友短期拆借，以这种方式筹集的资金规模也很是有限。

（2）宿松政府对农民回乡创业认识不足，没有把服务于回乡创业放在重要位置，仅对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园区企业进行大量的财政税收支持，只停留在讲话、邀请等表面功夫上，缺少具体有力的举措。在有些得到政府政策扶持的地区，其扶持政策也存在滞后现象。

1.2开办的服装厂、羽绒厂规模不大，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无法形成品牌效应，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更大吸收。

（1）外出务工归来的农民技能有限，在这些小企业中，技术好的工人一般没接受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同时，创业人所聘请的工人中，很多还是临时的学徒工，在此种情况下，自然无法设计出款式新颖、追赶时尚潮流的服装。

（2）无论是远去的服装厂、羽绒厂还是农民工自主创办的类似企业，创业者均缺乏品牌意识，所生产的要么为简单款式的运动服，要么主要承接订单，为别人工作。目前，在宿松地区，至今未形成属于宿松自己的品牌服装业。这种生产方式极不明知，一旦东部等发达地区的服装、羽绒业受挫，将会导致宿松地区此类企业倒闭或规模缩减，对于宿松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也是一种潜在威胁。

1.3工业园区数量过少、通过招商引资开办的企业、农民自主创办的企业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地域效应、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1）企业的创办需要一定的土地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开办的企业主要使用政府补贴的公共用地，但农民自主创办的企业很难申请到公家用地，一般落地于自家的荒山或荒地，由此便造成了三种企业的隔离状态，从而劳动力不能很好地享受各企业问的就业信息，同时，各企业问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

这是由宿松地区的资源分布特点决定的。

（2）由于宿松政府对园区大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大于农民在乡镇地区创办的企业，同时，由于各种企业不论在资金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型企业无法和大型企业相抗衡，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投入资金有限的小企业在园区无法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唯有和实力强大的企业相隔开来才能保留住在农村地区的市场。

2进一步推动宿松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建议或措施

2.1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培训，提高创业知识与技能

首先，政府必须重视对宿松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县政府应根据宿松的具体情况，成立专门的创业培训小组，制定宿松农民创业培训指导方案，组织发放有关水稻种植，牲畜养殖，培育果种，农产品加工与运输的教材；根据宿松产业发展状况，围绕宿松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利用市场引导，政策宣传等手段，向主导企业，龙头企业及广大农民宣传创业知识，增加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创业知识的兴趣与自觉性；在乡村地区安装广播，刻送光盘等手段，随时随地地向农民普及知识；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创业培训的资金力度，农民忽略创业培训，很大一个原因是用为资金问题。同时，农民自身也要认识到知识和科技对于自主创业的重要性。要想提高自主创业的成功率，相应的只是与技能是必须的。在宿松，不乏创业失败的案例，张某养殖数量很多的猪，因为不够了解专业的养殖方法和技术，结果很多牲畜不治而亡，损失惨重。所以，农村劳动力如果想在农村自主创业，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知识技术方面的不足，放眼于长远利益，主动积极地参加创业培训。

2.2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园区建设，提高发展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建设主导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品牌效应

近年来是宿松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时期，大量乡镇企业的创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政府应出台各种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措施，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税收，管制制度，改善乡镇企业规模小，经营不善，实力有限的情况。同时，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与精加工，延长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园区是形成县域产业聚集的主要方式，有助于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形成规模效和地域效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利用规模和地域效应，资源共享。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一大批企业转移至此，从而消化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篇4

关键词:新常态；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北省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响应经济“新常态”，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和支撑，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化城镇化改革。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贡献，协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促进河北省各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及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的调整始终遵循着逐级演进的规律，也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的重心会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众多经济学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正好相反。“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则认为产业就业结构演变过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压力就会逐渐增加。(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发达国家情况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推动了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只能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增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幅度，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少，其结果是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直接转移到第二产业，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会产生显著提高。总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二、“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河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总量不断攀升。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9421.2亿元，较之上年增长了6.5%。三次产业分别占比为11.7%、51.1%、37.2%，其结构日趋合理。河北省三次产业比例不断发生变化，从“二、一、三”格局逐渐向“二、三、一”转变，基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一般规律。(二)“新常态”下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2014年，河北省积极响应“新常态”经济政策，全年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60万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730.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渐发展为50.1%、26.8%、23.1%。充分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紧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但近几年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有回高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有关。另外，今后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体将会落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其转移方式也会由“只身劳动力转移”转变为“举家迁移就业”。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兼业性将大大降低，组织性会逐步提高，这在2014年河北省与京津共建86个劳务输出基地举措上就已有所体现。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产出的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来评价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率的贡献。主要包括河北省产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情况以及分区域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的评价。首先假定输入指标：产业结构分布和城镇化水平，输出指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通过DEA模型得出就业结构偏离系数E。当E>1时存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当E<1时，意味着劳动力存在迁出的可能性。统计结果显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数据变化为0.67、0.86、1.1。期间经过多次反复，第一产业变化不大，但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不相对称，劳动力转出机率较大；第二产业数据结果出现大幅度下降，其就业和产出日趋达到均衡，理论上第二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但由于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含量等条件的制约，使得第二产业也出现了劳动力迁出的可能性。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E>1，说明其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态”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产业准入门槛较低等因素。另外，城镇化水平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区域协调性存在差异：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衡水等地协调性较低，石家庄、保定、沧州协调性较高，并保持与河北省的协调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协调。事实上，协调性较高的城镇，其吸纳劳动力能力较高，这些都与资源禀赋和经济政策等原因有关。

四、“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政策性建议

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互补互动的效应。二者协调发展可以对社会经济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分析发现，河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存在差异。第一产业吸纳力最差，第二产业由于目前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来说吸纳能力较弱，但仍高于第一产业。针对这种现象，河北省应积极采取措施：1、发展现代农业，拓宽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如：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业务；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开拓生态农业旅游项目。2、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升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水平。虽然河北省轻重工业2:8的比例严重失调，但第二产业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们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应削减高能耗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目的。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就业比重。由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逐年上升，从而使其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接纳空间。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偏低，就业贡献度偏低，其就业水平依然不甚乐观。我省要加快服务、通讯、房地产领域的自我转型升级，鼓励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出台专项规划，深化与北京、天津等地相关领域的战略合作，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政策与环境。只有第三产业发展壮大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河北省应打造产业升级，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其规模。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工程，力争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实现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业产业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实施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推广工程：建设京津廊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沿海临港产业带、建设京广线先进制造产业带、建设京九线特色轻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张承绿色生态产业带。只有城镇化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而且要长远规划，做好统筹，解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减少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限制。河北省应在积极促进农民工境外就业，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就业压力。下大力量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好时机，扩大对北京、天津的劳务输出。实施城乡技能就业扶助政策，用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岗前培训。河北省应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群体的就业和创业工作；应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做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转移衔接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好各种服务。(四)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有效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任务。

河北省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子商务、民俗产品生产以及发展三产融合休闲农业、家庭宾馆、农家乐餐馆等需要的新产业、新技能组织培训，围绕农村劳动力专业成长加大扶持力度，实施有关农村劳动力的国家培训工程等措施。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各方面素质，其实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

作者:陈镜宇 李宇峰 田倩 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关海玲.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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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劳务经济；资源经济；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rthur.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36）：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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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世勇，张克听.经济转型中城乡劳动力转移机制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5,(6).

［4］陈宏伟，张永海.基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研究［J］.农业问题研究,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