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需求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需求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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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江苏；产业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74

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是实现和完成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从江苏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要有充足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以及能够适应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分析江苏省当前产业环境下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

1江苏省产业环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岗位充足，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江苏省各地深入实施就业富民、创业富民和社保富民等行动，积极构建转移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创业就业和稳定就业“五位一体”的农民就业创业新格局。“十二五”时期，江苏创建创新型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48%，三大产业实现了“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也呈现突破性增长。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江苏省201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83万人，其中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2572万人，到2014年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超过七成，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572万人。其中培训农村劳动力2265万人，有404万农民享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1875万人，转移率超过70%。

2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现状分析21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有着较强的培训需求，有625%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各类免费培训。其中，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的占285%；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免费培训的占155%，愿意参加农产品加工技术免费培训的占129%，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免费培训的占123%，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免费培训的占86%，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免费培训的占61%。

22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调查表明，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表示愿意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中，苏北地区明显高于苏南、苏中；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培训的，苏南略高；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培训的，苏中略低；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苏北略低；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培训的，苏北略低。

江苏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意愿充分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江苏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岗位充足，收入水平高。2014年，江苏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2元，比上年增长118%，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江苏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劳动文化程度低，外出从事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岗位就业者还偏少，也是促使江苏农村劳动力产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因素之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由于受学历层次、劳动技能和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以一线工作为主的居多，职业的低层次明显。大多数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二、三产业中的加工制造、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物流运输操作等。

23企业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专业技能等资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直接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很多单位对新招录人员要求至少高中文化程度，或者为大中专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转移劳动力中的年轻人更看重学历层次，也越来越希望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在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影响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31年轻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相对旺盛

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意愿，特别是参与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意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龄偏高的劳动力，由于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改变现有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年轻转移劳动力更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32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过教育培训经历的人员有更强的培训意愿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教育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形式、内容及培训收益和效果等信息了解得更充分，而且前期的教育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职业和收入的改善有利于他们对新的教育培训形成良性的预期，大大提高了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灵活的培训形式以及资质较高的培训机构，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培训的认可。总的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收入相对较高，承担教育培训成本的能力相对就较强。

33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资质要求，是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必然的刚性需求。目前，江苏省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学历程度、专业技能等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力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社会对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技能的意愿会更迫切。

4改善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思考41完善培训需求信息化服务，突出年轻人作为教育培训对象的重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使需求调研动态化、制度化，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机制。基层政府、培训机构和学校要进行多渠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媒体工具，搭建政府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村劳动力和社会公布相关培训和政策信息，使有转移需求的农村劳动力了解培训的项目和内容，激发他们的培训动机。关注农村新增劳动力，确保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参加短期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42创新内容与形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取决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时间的适应性、培训形式的灵活性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等。因此，政府要加强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及职业介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灵活办学，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多形式、多渠道组织教育培训。以劳动力需求为中心，创新培训内容。引入竞争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查，提高教育培训师资的素质，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学校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信任和对效果的J可。

43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各地政府要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在需求，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进行战略性的人员培养和储备。教育培训部门可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提升受训人员的技能水平，真正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保障参与教育的培训者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田妹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6-49

[2]高珊，周春芳农村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现状及需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32）：16021-16022，1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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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需求预测对策建议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从总体上看，云南省“十一五”期间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增长较慢与就业人口增长较快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这使云南省将长期面临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具体来说：劳动力需求在2010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明显减少的现象，由第三季度的173077人下降到157937人，降幅约为8.75%，尤其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下降；同时，用人单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前云南省对劳动力技能有要求的企业已升至约34%，其要求主要集中在初级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五级及职业资格四级，合计比重约为28.26%。这表明，就业岗位对技能和文化素质越来越高的要求与云南省劳动者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技能水平不容乐观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云南省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SPSS16.0软件从经济发展（GDP）、产业结构（二产及三产产值）、所有制结构（民营工业总产值）、投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关系及环境（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建立劳动力需求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其中Y为就业人数，ECCZ为第二产业产值，SCCZ为第三产业产值，GDTZ为固定资产投资，MYCZ为民营工业总产值。结果表明：R2=0.984，方程拟合良好；第二、三产业产值与民营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它们的变动将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这与实际数据符合；而GDP和实际利用外资这两个指标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它们对劳动力需求量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度，因此在下一步的分析及预测中剔除了这两个因素。

1、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云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并不合理：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2009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62.3%的较大比重，第二产业为11.97%，第三产业占25.73%，呈现“一、三、二”的状态，与发达国家的“三、二、一”结构相距甚远。同时，在结构调整中，第一产业的GDP增长率较小，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且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作用较小；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速和容量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云南省第二产业对劳动力需求仍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第三产业由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因而对就业的带动力最强，并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如表1所示。

2、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需求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将推动新产品开发和新产业兴起，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增加投资也有利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而这将促使传统生产方式向机械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使更多的劳动力被资本所替代。而回归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的系数为负，说明有更多的劳动力被资本替代，造成了就业人数的下滑。

3、所有制结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越来越小，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层次低、规模小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因而可以吸收各个层次的劳动力。虽然云南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纵向数值上发展较快，但在横向上与经济发达省份仍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吸纳就业的潜力巨大。

三、基于BP神经网络的劳动力需求预测

1、BP神经网络的应用原理

BP神经网络是结构较简单、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人工神经网络，也称为反向传播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twork）。网络的设计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用工具箱中有关神经网络的设计与训练的程序，免去了繁琐的编程过程。因此，本文将采用这种方法，将劳动力的影响因素代入BP神经网络建模，并预测未来几年云南省的劳动力需求数量。

BP神经网络在本文中的应用原理是：将1990―2003年共14年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通过对训练样本运用神经网络进行计算，得出各个影响因素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以变量系数的形式表示出来，即各因素与劳动力需求的数学关系，然后用2004―2008年的5个样本数据检验该模型，通过检验的模型就可以用于预测和分析未来劳动力需求。

2、预测云南省的未来劳动力需求

本文选用三层的BP神经网络来建立劳动力需求模型，其中每层单元只接受前一层的输出信息然后再输出给下一层的各单元。基于本文的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确定输入层与输出层的节点数分别为5个和1个。而在隐层节点数的选取上，我们采用动态构造法：即输入输出节点数不变，而隐层节点数可变，初始时放入足够多的隐层节点，然后逐渐删掉那些不起作用的节点，直到节点不可收缩为止。将BP网络迭代效果最佳的SCG和COB算法代入MATLAB程序运行l0次，取平均值，最终可得，网络模型的最佳隐层节点数为11。因此，本文采用的基于BP神经网络的劳动力需求模型的最佳网络拓扑结构为：5×11×1。

然后将1990―2003年共14年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该算法通过943步达到预设的误差e=0.001。然后使用2004―2008年的5个样本数据进行劳动力需求模型的检验。检验得出的数据为：2348.6、2429.3、2494.9、2476、2522.3，将它们与样本数据：2401.4、2461.3、2517.6、2573.8、2638.4相比较，误差分别为：0.022、0.013、0.009、0.038和0.044。所以该模型较好地实现了预测功能，并将误差限制在了0―0.05。

模型通过检验后，我们将2009年的数据代入检验好的网络来预测“十二五”期间的劳动力需求数量，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四年云南省的劳动力需求将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与云南省近年来积极的就业政策相一致，同时也说明了该模型是有效的。

四、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餐饮、住宿、物流等服务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从人数来看，2005―2009年云南省净增就业223.5万人，其中第三产业净增184万人，约占新增就业的82.3%；从比重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0.6%上升至2009年的25.73%，提高了5.13个百分点，可见云南省第三产业正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重点发展投资少、收益快、就业容量大、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1）旅游业。今后应进一步充分发挥云南特色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自然资源优势，优化旅游文化产业布局，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促进传统旅游向现代旅游的转变、实现旅游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共赢。

（2）餐饮业。餐饮业以其市场大、增长快、投入相对少和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因此，我省需要继续将餐饮业作为重要服务业来发展。

（3）物流仓储业。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云南已成为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人流、物流集散中心和陆路必经之道，这势必会为云南的零售、批发等产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并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应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现代物流企业和综合性物流园区。

2、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强化其就业吸纳作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经济的灵活发展。目前，国有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越来越小，而非公有制经济以其层次低、规模小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特点，吸纳了各个层次的劳动力。因此，云南省应丰富所有制构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第三产业，并在税收、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它们的就业吸纳作用。

此外，目前云南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技术装备较差，专业人才匮乏，提供就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缓慢甚至根本没有，以至于很多就业服务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层面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扩大就业的质量和效率。因此，云南省应加大投入，完善各种就业服务机构，提高就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

【参考文献】

[1] 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孙蚌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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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需求；信息产业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84-03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一资源禀赋上的重要特征使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成为中国能否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然而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由此产生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始终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选择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矛盾也就突出体现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信息化水平还比较低，信息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产业化，也就是作为信息化基础的信息产业的发展上。由于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随着其支柱地位的确立也越发突出。如果说信息产业发展本身已经说明了资源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那么在这一效率提高过程中探究信息产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理，为进一步提高信息化进程中人力资源利用水平提供理论说明，则正是当前理论与实践的迫切要求。

信息产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社会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间接产生的对生产中要素投入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逻辑上可以把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产业劳动力需求人数增加看作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可以通过对信息产业总量扩张、内部结构变动，以及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信息产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一、信息产业总量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信息产业的总量扩张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种总量扩张和岗位增加是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信息产业化过程逐步实现的。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是信息产业扩张规模和速度的保证，也是信息产业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条件。信息产业的总量扩张和就业需求增加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价格补偿效应

在排除价格变化因素的情况下，信息产业的就业人数取决于总产量和生产率这两个解释变量。很明显，如果忽略技术进步因素，信息产业就业人数会随着信息产品市场需求的增加而绝对增加。但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即每个工时产量的增加)。”作为新兴的战略产业，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在信息技术快速进步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半导体集成度每隔18―24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是对这种进步速度的最好写照。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信息产业单位劳动边际物质产品增加，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势必会减少。但事实上这种就业减少的势头会由于价格补偿效应的作用而大大地抵消。这种价格补偿效应是指，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单位生产成本降低，而成本的下降会进一步使产品价格降低，这时产品需求上升所带来的就业增加就有可能补偿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所引起的就业减少。信息产业是一个技术进步速度快，同时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单位信息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快下降，一般来说，芯片总产量每增加一倍，其价格就下降20％～30％。由于信息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高，价格下降会带来产品需求和产量的更大幅度增长，从而会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长。

(二)引致需求效应

对信息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信息产业总量扩张的基本条件。作为资源节约型的产业，信息技术进步是决定信息产品供给，同时也是拉动信息产品需求的核心因素。与其他产业相比，信息产业在需求拉动上表现出明显的内部引致需求效应。这种引致需求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信息产品更新快，存在一种产品更替过程中不断引发新需求的特性，表现为新一代产品对用户的便利性和性价比远远超过上一代产品，从而使产品的老用户产生出对新一代产品的强烈渴求。从而加快了新老产品之间的消费转移。这一点在信息工业产品和信息服务方面表现的都非常明显。比如，大家熟悉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数码相机的更新换代。同样，在信息服务业也是如此，以盛大网络公司提供的一款在线游戏“传奇世界”为例，为了便于玩家更好地达到娱乐的目的，游戏提供商在提供基本游戏内容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大量不断升级更新的游戏装备，还提供了挂机服务、虚拟货币等一系列信息产品和服务，2005年盛大旗下所有游戏免费开放，只通过提供信息产品和增值服务获取收入。这种虚拟商品和服务的引致需求可以说是无限制的。另一方面，信息产业内部不同信息产品之间也会产生很强的需求引致性，这主要是因为信息的采集、传送、加工、贮藏和应用等各个环节之间联系的非常紧密，不同信息产品在共同满足信息消费需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在配套使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的结构效益和系统效益。

(三)收入效应

收入效应是指，由于信息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大，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引起对信息产业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水平。事实上，信息产业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快、增长迅速，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对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贡献度比较大，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引起对信息产业需求的增加，使其产出上升，吸收的就业也会进一步增加。这样就会形成收入和就业的循环累积增长效应。

其实，从信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信息产业是在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阶段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因为，只有在较高收入水平下对信息商品的需要才会转变为大规模的需求。一方面，当人均收入处于较高水平阶段，人们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产品消费带来的满足上，无形的信息产品消费开始成为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较高的国民收入以及相应的教育水平，也为资金技术密集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积累和智力保障。

这种收入效应在美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信息产业的贡献份额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这一方面使这一领域成为就业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同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也拉动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了美国的就业水平。对于这一点，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决定就业”的理论逻辑是对这一过程的最好诠释。套用这种理论

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信息产业带动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推动信息产业进一步增长，这两种上升力量共同推动了劳动力需求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产业内部结构演进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信息产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不仅通过信息产业总量扩张表现出来，同时也会通过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来，事实上信息产业总量扩张正是在其结构的演进中实现的。作为一个大的产业系统，信息产业是由一系列分支行业构成的，这些行业共同构成了信息产业内部复杂的结构体系。从现在发展阶段看，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信息产业内部结构的演进正在进行着两种形式的变化过程，一个是建立在传统信息技术上的信息产业的“传统行业”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行业”转变；另一个是已经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上的现代信息行业的结构优化提高过程。这两个转变过程对劳动力需求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传统”信息行业向“现代”信息行业转变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所谓传统与现代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这里的传统行业主要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信息部门，比如说报纸、杂志这些基于传统印刷技术和纸制媒介的信息服务部门。这类传统行业在信息产业化过程中会首先在生产技术手段上完成其向现代行业的转变，比如说报纸在编辑和印刷过程中已经广泛采用计算机和激光照排等现代信息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出现纸制信息媒介向数字化方式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和数量都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向现代信息行业的转变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形成就业增加效应和就业转移效应。但是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在报纸新闻采集和传输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取代一部分人力，在报纸的搬运和运输过程中司机和搬运工的工作可能会减少。

(二)现代信息行业结构优化提高过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行业，是一个资本技术密集行业。但是，如果从信息产业内部细分的行业，以及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变动来考察，会发现信息产业内部不同行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强弱并不相同。首先，从信息系统技术分类的角度来看，信息获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和信息应用技术，这四大子技术依次主导的产业化过程构成了信息产业内部结构演进过程的四个阶段。在不同时期，信息产业化在这四个阶段中依次起主导作用的行业具有不同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并将从整体上提升信息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其次，从三次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信息产业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信息技术和设备制造业，二是信息服务业。一国信息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往往以劳动密集型的信息工业为起点，但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信息工业将逐步资本密集化，其在劳动力需求上的主导地位会让位于以较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从1993年到2002年虽然经历了信息产业发展的低谷，但是信息工业与信息服务业在吸收劳动力上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见下表)

按照信息工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划分，信息产业内部结构有从信息工业向信息服务业演进的优化提高过程。不仅如此，在信息产业内部信息系统技术结构演进的四个阶段的更替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这种信息工业与信息服务业的优化升级过程，也就是说这两种优化提高的过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共同促进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三、信息产业化在开放经济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开放的经济中，信息产业化可以通过提高对外贸易水平来增强一国劳动力的需求。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水乎的提高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的。在广泛的产业内国际分工体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通过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对区域内劳动力需求有很大影响。这种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即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对区域内信息产业内部各行业劳动力需求的拉动，可以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状况间接表示；信息产业就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可以用信息产业的核心就业水平来表示。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从动态的角度看，信息产业就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对一定时期区域内就业状况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所以，可以从信息产业就业的国际竞争力入手，分析国际分工体制下信息产业贸易结构演进对区域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信息产业就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源禀赋与对外贸易战略。

首先，从人力资源禀赋方面来看，人力资源状况对就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很大影响。因为战后国际分工的重大变化，使国际分工的基础由自然资源转变为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工艺。信息产业本身更是一种资源节约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看，人力资源几乎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唯一约束条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发挥自身就业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

其次，从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来看，发挥比较优势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是，提高核心就业水平才是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有力保障。一方面，凭借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可以比较顺利地融入信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对于信息工业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工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从事复杂加工工业与资本技术密集的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发展中国家从事相对简单的加工工业与劳动密集型的成品和零部件生产。以计算机生产为例，在加工上，高度尖端和复杂的中央处理器由少数发达国家生产，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实力相对较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从事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主板、内存以及其他关键部件的生产和设计，而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机箱、电源等部件，并从事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组装工作。

对于信息服务业，由于这个领域以智力投入为主，很适合发展中国家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切入点。就日益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来讲，虽然发达国家在大型的系统软件和工程软件的设计上具有优势，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在面向实际应用的软件开发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软件企业可以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本优势，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丰富的软件产品。尤其对于国内市场，由于可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因此，更具有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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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分流加重了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供给压力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人口自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化，从而使家庭――不管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更易于集中资金投资于子女的教育。这与中国大学的扩招一起，在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分流了劳动力的供给渠道。

从历史向度而言，中国65岁以上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55.75%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72.78%――这预示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到了“人口红利”的最高时期。经过这一时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入“人口负债”――那时，老龄型社会的压力，会羁绊中国经济的增速。在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达到72.78%之后，伴随少儿人口所占比重的持续降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急剧下滑。2008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为700多万，2009年为600多万，到2014年时会下降到只有100多万。此后，会出现负增长。即在“十二五”的期末，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总数量会在大势上趋于减少。目前，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供给压力已开始减弱。

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压力却日趋严重。伴随最近一段时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扩招，自初中毕业（因为没有进入更高教育阶段继续学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005为667万，在2006年降低为533万，2007年降低为420万）。21世纪初，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张正好遇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数量的萎缩，从而刺激了“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虽然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低技能劳动人口就业压力――挤压出沿海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并在2008年年底形成民工的“返乡朝”。目前，刺激市场的大规模投入，以及铁路、公路、民航及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推展，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体力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缓解蓝领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

因此，结构压力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供给数量的突增。2006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413万人，2007年增加到557万，2009年将增加到610万人。再加上2008年没有顺利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届时仅需就业的大学生就会高达约800万人。

另外，职业教育在增加人力资本培育的同时，却以“蓄水池”的方式将本应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到了高中阶段。2003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16万人，2005年上升到的656万人，2007年达到810万人。提前实现了教育部的规划目标――2010年达到800万，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持平。这表明：在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净增人数缩减的同时，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供给人数开始大幅增长，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增加就业压力的同时，可潜在提高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在人口总量供给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达到既有高度之后，由人力资源的培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开始显现。这个显现的主要表征，一方面体现为大学生数量供给的剧增；另外一方面则体现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迅速扩展。

但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力度慢于职业教育和大学生供给的增速，也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速度，故在人口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提供的“升级岗位”出现了短缺，并由此阻延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所以，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也会伴生中等职业教育产品――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的择业难。这种“困难”，并不是劳动力人口供给中短期的结构性压力，而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结构性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劳动力管道分流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对此，国家必须制定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指导战略，将教育发展战略置于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并使其在人口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实现平稳过渡。

二、劳动力人口加速向第二、三产业及在地区之间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强烈地表现着自乡村向城市的净注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实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控制政策，使21世纪初城市户籍人口迅速老化。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拉动了农村人口到城镇的就业冲动，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仅从最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7万，而乡村减少劳动力69万；2005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5万，乡村减少劳动力230万；2006年城镇新增劳动力999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04万；2007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40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50万。再过几年，等农村新增劳动力表现出“90后”特色时，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减少趋势，将进一步显著。

目前，自乡村流动到城镇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了1.3亿到1.5亿多。这几乎占整个城镇就业劳动力的一半。在乡村人口缩减过程中，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作农民，而希望有更多机会在城镇非农就业。这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会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趋减。同时，科技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土地集中趋势，将继续加大农村对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力”。

中国劳动力自乡村向城镇的转移，还体现着地区结构上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一带的流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解决了当地存量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吸纳了大量农民工的南移和东移，带来了增量劳动力的积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经济聚集效应。截止到2008年第三季度，东部地区用人需求占全国的比重都在60%左右。东部地区的求人倍率，也大大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1以上。

另外，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还直接带来了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之间配置比例关系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上升。而最近几年的趋势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增长更快。这强烈地表现着“中国制造”的特色。截止到2007年年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40.8%（1978年为70.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上升到26.8%（1978年大约为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32.4%（1978年为12.2%）。

2003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在出口导向的发展势头被国际市场所限制之后，为求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开始向人工成本和土地价格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缓慢转移。在前几年的转移中，一度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带入了中部中国和西部中国。所以，中国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使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在制造业有所作为。在东部地区技术升级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会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而继续引领“中国制造”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的这种地区转移，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劳动力――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梯度发展所促使的企业转移速度，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速度，而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加速这一调整的进程。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或者那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正在积极应对这种变化，正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迎接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如果国家适时施以引导和培育，多予少取、休养生息，在梯度发展中，中西部极有可能以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求得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私营企业已成为解决劳动岗位的主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从业单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只有7451万人。但到1995年就增长到1.1亿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裁员分流之后，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开始持续下降。截止到2007年年底，只有6424万人。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也下降到718万人――与1991年相比，几乎只剩下其时的零头。

但与此同时，城镇私有企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却迅速上扬。1993年，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时，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只有186万人。1999年增长到1053万人，2003年增加到2545万人，2005年增加到3458万人；到2007年年底，已经增长到4581万人。此时，城镇个体从业人员，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07年已经增长到3310万人。仅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数量相加（4581+3310）已经达到7891万人，超过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之和（6876+718=7594万人）。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使其成为我国解决城镇劳动就业岗位的主战场，尤其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战场。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劳动用工需求中，私营企业的需求量，均占27%左右。虽然东部地区出现了私营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但在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特色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私营企业制造的用工需求，却始终占据首位，并在全国总体劳动用工需求中继续保持了27%左右的比重。所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重，但在用工需求上，内资企业创造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用工需求一直没有超过10%。故只要国家采取可行的内需刺激政策，被沿海地区挤压出的“民工返乡潮”或失业问题就不会过于严重。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农村，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5亿，私有企业从业人员2672万，个体从业人员2187万。也就是说，在农村4.76亿劳动力中，已有将近2亿在企业就业。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就业人口，已经下降到2.7亿左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

因此，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提倡以创业带动就业，应该是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非权宜之计。为此，我们要通过宣传和利益导向，鼓励自主创业，继续转变那种“千军万马”挤“公务员”之独木桥的观念，为就业人员改善创业环境，着力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缓解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

四、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技能培训及其问题

前已述及，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业已经过教育而分流为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面对着不同的求职市场。但市场的需求，却决定于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发展。因此，市场对不同教育管道提供的劳动力，表现出不同的需求比重和不同的求人倍率。

如200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仅分别为15.7%、15.3%和15.6%；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分别为6.4%、7%和6.8%。2008年第四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14.3%；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6.4%，均比前三季度有所降低。这本身既与大学毕业者在整个劳动力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有关，也与中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有关。

可让人担忧的是，市场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包括接受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却有渐次走低的态势。如“大专”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变低。2008年第一季度为0.99，第二季度为0.89，第三季度为0.87；“大学本科”劳动力的求人倍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势。分别为0.97、0.88、0.87。虽然“研究生”的求人倍率，在经过第二季度的低潮后有所上扬，但仍然达不到第一季度的1.49。

与此相反的是，“初中及以下”和“高中”组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中一直很平稳。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在1/4以上；对“高中”阶段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其求人倍率，也有较好的表现。“初中及以下”组分别为0.97、1.06、1。高中阶段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99、0.98、1.01，也很平稳。但高中阶段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者的求人倍率，则稳健上升，分别为0.97，1.13，1.15，是所有需求中求人倍率最高的。这说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在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基本都可以找到工作。虽然在第四季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但仍然维持在0.89；但大专、大学、硕士的求人倍率却仅分别为0.78、0.75、0.77。

人力资本的另外一个评级标准，是劳动力的技术等级。这是国家通过权威部门颁发给某个职业技能的就业资格认证。持有此项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仍是企业的“香饽饽”。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表明：所有取得了职业技能资格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都大于1。这预示，这些劳动力几乎都是供不应求的，中国的“技工荒”局面仍在持续。另外，虽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对低层次职业技能的需求量大于高技能者，但高技能者的需求量少，可供给则更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了4.05。这说明市场需要405个工程师，但却只有100个人来申请。

总之，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供给超过了市场之所需。除此之外，以下几点也相当重要：

第一，大学生所学知识与市场存在脱节现象。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求人倍率高，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低？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紧跟市场而调整，但大学教育的课程、知识要点和专业配置及老师等，一旦固化，就很难改变。

第二，大学教育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所谓数量增长，质量下滑。很多学校，本不应该升级为大学，但却通过种种渠道，取得了招收大专生和本科生的资质。在老师的教学力量未经提高之前，专科学校向大专院校的改变，大专院校向本科院校的改变，本科院校对研究生招生点和招生名额的“跑”、“要”、“扩”等，不仅使教育质量严重缩水，而且滋生了教育净土的腐败，破坏了文凭资质对就业市场的质量导引机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理论教学式的满堂灌，而缺少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大学里，理论课多，实践课少，以增长学生技能为目的实践课更少。这种传统式的、重考试轻动手的、在精英教育时期不易暴露的教学缺陷，在大众教育时期已彻底不符现实之所需。

在治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我们过去比较多的强调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强调和引导他们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去，要他们到中小城市或农村去，但却轻视了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轻视了大学生对专业的自主选择，轻视了对大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轻视了监管部门对课程设计与市场之接轨的检查。这是教育部门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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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现有各类用工单位（含个体工商户）3385户，规模以上企业218家，从业人员9万余人。2018年全区进入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有1307人，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岗位1804个，求人倍率约为1.38（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1-4月，求职人数和提供的岗位数均有所增加，通过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有**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个，求人倍率约为**。

二、2019年1-4月份劳动力供求情况分析

（一）按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表

从行业需求情况来看，各行业的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三大行业，其中用人需求分别占行业需求总量的25.91%、22.38%和16.05%，三行业需求占需求总量的64.34%。

（二）按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企业用人需求占主体地位。其中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企业的用人需求最高，所占比重分别为37.77%、20.61%和22.98%，三者合计达81.36%。

（三）按职业分组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从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依然是用人需求的主体，所占比重分别为45.06%和21.21%，二者合计约占需求总量的76.27%。此外，对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也比较大，所占比重分别为12.92%和10.12%。

从求职情况来看，求职人员相对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所占比重分别为36.25%和27.41%，二者合计约占求职总量的61.66%。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比重分别为10.68%和15.67%。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其它职业的求人倍率最高，为0.92；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63、0.59和0.61；求人倍率最低的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0.33。

（四）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状况分析

从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情况来看，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72.26%。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7.53%，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45%，其它失业人员占18.48%；此外，在求职人员中，下岗职工占9.31%，其它人员(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占15.16%。

（五）按年龄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来看，73.02%的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年龄都有明确的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占总体需求的58.35%。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25.69%，对25-34岁之间劳动力的需求占32.65%。

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同样以年龄在16-34岁之间为主体，所占比重约占求职总数的71.05%。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40.42%，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0.63%。求职者的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今年前4个月各年龄阶层的求人倍率与上年度同期相比都有所上升，其中，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求人倍率为0.71；年龄在16-24岁为0.47；年龄在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为0.31。

（六）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70.38%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明确要求。其中，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约占总体需求的41.62%；对大专文化程度需求比重为14.41%；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9.74%；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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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船企业经营生产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管理上也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

在该企业中经营和生产是密不可分的，经营过程中，各部门接受的工程量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成本。相反，生产调度脱节，设备和人力不能正常周转，经营也就是纸上谈兵。

修船企业难就难在难以预测生产工程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生产过程中工程量可能会被造船方不断调整。其二，具体工程的难度很难在生产实施前预测到。

修船企业的ERP系统可分为五个部分：

1.公文流。是由办公自动化系统和人事资料系统组成，主要进行信息交换、公文传递、档案管理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是通过内部Intranet网完成的。

2.工程流。是由生产调度系统、生产车间管理系统、经营估价系统、工程单管理系统组成，主要是配置各种资源。

3.物资流。是由物料采购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和经营生产的物料预测系统组成，完成设备和物料的管理。

4.人力流。主体是考勤系统、人事调配系统、工资管理系统，根据工程流数据进行劳动力考核、劳动力效能管理、劳动力需求分析等工作。

5.资金流。即财务分析系统，利用以上四个系统的信息随时随地完成单船成本的核算、车间成本的核算、依据设备和物料需求筹措资金等。

现在通过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设计一下各个模块。

1.人事管理系统从实现上看应分为四块

一是劳动工资子系统，主要解决日常考勤、工资管理、奖金及加班费用管理、工资成本预测等问题。

二是人事档案子系统，用于解决职工人事档案管理、干部报表、员工统计报表、员工情况查询等问题。

三是人事调配子系统，用于完成企业员工岗位管理、岗位调配、劳动力统计、员工培训管理等工作。

四是劳动力效能和需求系统，应是从上述三个系统中提取所需有价值的数据，用来分析劳动力效率和劳动力需求，完成劳动力的定量考核和劳动力的需求预测，一方面是计算机管理和统计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管理和分析，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2.设备管理系统分为两部分

一是设备状态管理子系统，完成设备购入后登记、维护记录登记、目前状态记录、设备报废登记，自动提醒定期维护等工作。

二是设备使用管理系统，用来完成设备使用记录、设备损坏记录，方便进行各类设备调配、设备成本分析、设备采购计划生成。

3.财务管理系统

企业所用财务软件一般是指帐务系统。在ERP系统中财务管理系统应包括成本核算和资金预测两部分。

4.物料供应系统

物料供应系统应完成三个任务。一是正确反映仓库库存。二是正确反映成本。三是各类采购信息能够被快速准确的传递。

5.办公自动化系统（OA系统）

OA系统在任何企业都大同小异，主要完成公文的流通和传递，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系统。

6.生产调度系统

生产调度系统是修船企业ERP中的难点和重点。生产调度从整体看是个数学问题，所有的应用数学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

7.经营估价系统

作为成功的修船行业经营估价系统应该既是一个只能系统又是一个自学习系统。所有的修船企业的经营部门都感觉到经营的过程中变量太多，比如变化中钢板价格、不同船公司、不同船东、不同的工程项目、不同外包劳动力市场、不同的航运市场等等。

8.工程单管理系统

针对一个修船企业，工程单管理是整个环节当中举足重轻的一个流程，从ERP来看这个流程的优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9.生产车间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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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营企业 雇佣关系 人力资本 投资

一、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及人力资本投资实证分析

民营企业可以理解为除外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经历着飞速发展的过程。然而，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遭遇到一系列的障碍，最突出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欠缺。下面结合相关实证调查，就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做一介绍。

1.民营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

翁杰等对浙江66家企业中选择2045名员工抽样调查的结果如下：

不同类型企业下的企业离职率分布

资料来源：翁杰，《基于雇佣关系稳定性的人力资本投资》,2006

从表1看，被调查的34家民营企业中有近80％的离职率在5％以上,有52％的企业离职率在5%到10％之间。另外，通过任职期的比较发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属于最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一类，企业雇佣关系比较不稳定。

2.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赵曙明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38.7%的国内企业培训预算仅占工资总额的0.5%甚至以下,只有22.6%的企业培训预算占员工工资总额的1.5%以上。刘湘丽认为，我国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企业办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低,培训投入相对更低。所以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不足的。结合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认识上存在误区。民营企业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的培训重视不足。在对民营企业的培训调查中发现,有92%的中层管理人员认为公司并不重视培训。广东贸易学院的调查发现，只有10.15%的民营企业对基层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同时只有10.15%的民营企业愿意对高层员工进行定期培训。民营企业在用人时都热衷于使用立即能够工作的人,有67.01%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况对员工进行培训。

第二，缺乏系统完善的企业培训体系。培训忽视了需求分析，导致培训流于形式，同时培训内容范围比较狭窄，员工的满意度较低。胡孝德等调查发现，只有5％的受训管理人员认为培训有用，50%认为没有用，45%认为有一点用，“听比不听好”。目前民营企业培训往往仅限于简单的技能培训上,而且多以应急式业务培训为主。员工对企业提供的学习和培训不满意率达到60％。同时培训缺少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培训的效果难以量化和显现,即使有也主要是以定性资料为主要评价依据,缺乏客观性和操作性。

第三，缺乏与企业培训有关的配套制度。 缺少将培训与考核、待遇相结合的整体运行机制,没有发挥培训对员工的激励作用。一些民营企业很重视培训,并为员工提供了较多的培训机会,但却忽视培训后对员工的激励，培训效果不大。 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化, 一些企业担心风险,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于是就减少培训投入,但又出现人员流失更严重的情况,形成恶性循环,使企业处在两难的局面。

二、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及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会削弱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通过实证研究可知，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不稳定，因此有些企业主不愿进行投资，担心自己投资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翁杰曾提出促进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应该采取的措施应包括：实施市场稳定措施；允许在劳动合同中加入合适的偿还期条款等。鉴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以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故强制性的市场稳定措施在可行性及操作性上值得商榷。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廉价程度，以及大学生们普遍为工作而疯狂都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供给是相当充足的。因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外因。那么当前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雇佣关系不稳定更大程度源于内因，集中表现为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供给与员工相应需求的不匹配。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文化和人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在认识上的不足。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目前仍主要采用家族式的管理，企业主个人决定着企业成败兴衰。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主素质普遍不高，难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如往往忽视需求分析，只是进行应急式的培训；甚至因为担心员工流失，干脆就不培训。

2.企业规模偏小，投资能力有限。调查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绝大部分都属于小型规模，这直接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不足。因为，传统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主要靠自身的积累，融资较大型企业困难。

3.培训不科学，收效甚微。即使有部分民营企业组织员工参与培训，也往往缺乏科学性，收效甚微，甚至可能打消员工参加企业培训的积极性。缺乏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从培训前缺乏需求分析，到培训后缺乏有效的反馈和评价体系，导致员工的满意率很低。此外，由于缺乏将培训与员工个人的报酬相挂钩的整体运行机制，没能发挥培训的激励作用。

4.竞争战略滞后。从我国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多数还处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方式仍局限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然而，从2004年民营企业50强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大多数都是分布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以，着眼于长远的民营企业应积极采取差异化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石是良好而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专用人力资本的积累。

5.员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有增强的趋势。通过调查发现，员工的教育程度在中西部较低，尤其是处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他们对培训的认识很有限。但是，如广东等地区员工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资金密集型行业也好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从2004年民营企业50强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些地区及行业中民营企业员工更加关注培训是否有助于提高自身的能力和自身职业的发展。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员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有增强的趋势。

三、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策略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部分民营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还不强烈，而部分企业尽管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相当有限。为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我国民营企业的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应该同时兼顾内因和外因，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尤其是实行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中企业主。这有助于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发展的战略作用，并产生较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

2.突破规模限制，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规模较小，仅靠原始积累进行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不太可行。因此，应该积极实施投资方式上的创新。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允许关键技术或管理人员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形成共同治理的企业治理结构。这有助于小企业实现创新，通过开辟新市场迅速实现扩张，同时利于及早形成重视人力资本的企业文化。

3.建立科学的培训制度，提高培训的效果。民营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本就很有限，所以更应该注重投资的回报率和员工的满意度。具体的措施为:（1）培训前，针对员工的需求制定培训计划。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受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现在民营企业员工普遍比较年轻，但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对培训的需求较强。基于一般性投资与专用性投资的互补性，民营企业在培训内容安排上注意两类投资间的互补性，除了专业技能，还应该包括提高素质的再教育，并帮助员工认识到，培训与企业和自身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以统一员工和企业的培训目标。目前再教育的途径很多，实行起来也很方便。同时，再教育满足了员工在岗培训的需求。因此，在培训时应充分注意培训方式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具体取决于岗位、教育程度及年龄等。（2）培训后，应该及时获得反馈，并建立一套整体运行机制。培训结束，应根据科学的评价体系及时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价，并努力使培训成果与职工的工资待遇挂钩，以发挥激励作用。而对于企业专用性的培训，可以考虑将评价结果与员工的晋升和职业生涯发展计划相挂钩，这样可以提高职工接受培训以及承担成本的意愿性和积极性。

4.先进的，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应努力强化和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积极采取差异化战略。前面已提到，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依赖于良好且稳定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中专用性人力资本是实现企业创新的关键，但是它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培训形成，因而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套牢”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状况，这些“专才”供给还称不上充足，而这些人往往思想又比较前卫，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而且，这些人由于一般性资本存量较高，在相同条件下离职倾向较普通员工高。所以，企业对这些人可以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一方面，努力提高彼此的匹配程度。可以考虑将晋升制度及其它各种稀缺资源，如出国培训机会等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及其对企业的贡献相挂钩；另一方面，可以允许这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剩余的控制权，参与企业的共同治理。具体可以采取员工持股，期权激励等，它能把人力资本和企业联系起来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此外，政府应该从外因入手，帮助民营企业提高雇佣关系稳定性。具体包括完善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制定利于劳资双方形成平等谈判能力的市场政策；维护公平的资本市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等。

参考文献:

[1]广东商学院经贸学院课题组，面对入世的广东省民营企业现状调查报告[J].南方经济，2003年第6期

[2]胡孝德张力:我国民营企业员工培训探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4年第1期

[3]刘湘丽:我国企业职工培训现状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7期

篇8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on the reasons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dual labor market and theory of reserved wages. To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make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etter, break the segment of labor market and expect that medical students obtain conscientious and initiative adjustment of employment.

关键词：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大学毕业生供求；劳动力市场；保留工资

Key words: voluntary unemployment from medical graduates；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labor market；reserved wages

中图分类号：F0;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5-0223-02

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不断需求，高校毕业生持续增长。从2010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30万到2012年毕业学生680万之多，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国务院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中指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医学生就业是一个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假过剩”，所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医学毕业生毕业时不找工作，闲在家中，或是不满足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

1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概念的界定

自愿性失业指有劳动能力的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就业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据此我们认为，医学生自愿性失业者要满足的条件有三个：

①具备劳动能力；②想找工作；③找不到理想工作[1]。这类主观选择自愿性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毕业后虽然暂时勉强走上工作岗位，但内心并不满意工作机会，在工作中没有全身心投入，以希望再学习等原因放弃的；二是由于专业成绩、性格原因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三是报考研究生的大学生，由于受到就业竞争压力及其对报考专业的热爱和深思熟虑希望深造，而选择不找工作。

2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2.1 从医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自愿性失业 依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理论所讲，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我们可以把它们他们看成一种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到就业市场，所以，作为生产要素供求的大学毕业生供求与普通的商品供求是有差别的。在各种工资水平下，当有就业能力和愿望的毕业生数量与有雇佣和雇佣能力的用人单位的用人数量达到一致时处于供求平衡，反之则供求不平衡。

2.1.1 影响供给的因素分析 通常，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工资和环境，在这种要求下形成的择业心理有：

①看工作环境是不是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有利。于是他们会首选地市级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当县级及以下企事业单位用人时，他们往往采取观望态度，不主动。②看福利是不是好，工资有没有提升空间。由于城乡不一样的收入水平及有些单位有市场风险，医学毕业生基本上都希望进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而且有一定潜在收益的部门。③就业期望值过高。一些医学毕业生总是想把握住最佳机会，宁愿放弃多次机遇，甚至最后闲置在家等待时机。④由于经验上的欠缺和专业学历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医学毕业生缺乏自信，从心理上打退堂鼓，认为只要再苦读几年就能有更好的机会，因此选择失业为经验积累时间。

2.1.2 影响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表现在：

①体制性因素及机构改革的压力使得医疗卫生事业性单位入职标准提高。②各个层次的医疗卫生单位尤其是企业性质的单位在市场竞争中的压力迫使他们考虑成本因素，新入职医生要拥有工作资质给单位带来经济效益的能力，需要大量的培训和经费支持，所以招聘应届毕业生心理期望降低。③毕业生市场逐渐饱和，竞争压力很大。④信息不对称、市场混乱也让毕业生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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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兵役制度;供求均衡;成本-收益分析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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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部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

1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背景与意义

后，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分离，“两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农民多劳多得的效率原则，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主要是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本质是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从制度设计层面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再一次飞跃。本文基于供求双方的需求视角，探索构建一个两方博弈、多方协调的多层次、立体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最终促进农村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转，再次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提供理论参考。

2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必要性探究与可行性分析

2.1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必要性探究

众所周知，通过将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一种多劳多得的农村生产机制，激发了广大农户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支持。迈入21世纪，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从而出现两大现象：第一，由于碎片化经营模式难以获得规模化收益，中部地区大量青壮劳动力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迈入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务工，成为“农民工”，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城市梦”，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这一点在中部地区表现的尤其明显；第二，农村逐渐成为空心村，大量良田耕地被撂荒，与此同时是逐年增长的粮食进口，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农村发展适度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利润空间是促进农村繁荣、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性举措，而实現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转让机制要顺畅，由此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必要性非常明显。

2.2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可行性分析

毫无疑义，要探究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退出机制，首先必须明确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首先，中部地区的不像长三角与珠三角寸土寸金，农户有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的意愿，由于长期不务农，导致土地的撂荒，且造成土地肥力丧失，浪费耕地资源，农户有进行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既能维持土地的肥力，还能提升自身的收入，因此农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需求；其次，从中部地区的企业、团体等组织的视角来看，中部是发展大农业最好的区域，为了获取规模化经营的技术外溢与成本降低，他们是有积极性来获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以期实现自身的资本逐利要求；再者，从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视角来看，地方政府要加速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首先是要实现机械化作业，而机械化作业的基础就是要适度规模化经营，除此之外中部地区新兴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必须加快，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由此更要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因此政府也有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积极性。从市场各方面的主体来说，由于各方都存在着相关动机与目标，由此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退出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3中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机制设计

长久以来，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判断难以统一认识，主要包括劳动关系说、债权说和物权说三种论调，文章认为物权说是符合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实际情况的观点，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机制设计，故对此不再赘述。

3.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供应方与需求方的需求分析

3.1.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供应方的需求分析

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既是其丧失城市就业机会后的最后收入来源保障，又是其在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屏障，虽然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土地依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最后保障。因此，从农户的角度来看，虽然他们具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供给的动机，但是要想真正提升其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积极性，必须要解决其收入来源（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是真正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有序化、可持续化的根本。

3.1.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需求方的需求分析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需求方的角度来考虑，各类组织（个人生产大户、企业、集体等）承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首要的出发点是：通过土地的适度集中来发展规模化经营，最终获取盈利。第一，政府层面要允许农业适度规模化生产，否则各类组织是不具备规模化经营的积极性；第二，土地的适度集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从当前的实践经验来看，商业银行体系对于涉农信贷的积极性不高，故而更加需要政府的信贷支持；第三，农业生产的周期长、风险较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接方必须能得到政府在科技、补贴、农业保险方面的支持与扶助，能使得企业的盈利预期较强，这是各类组织愿意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的前提与基础。

3.2供求双方磋商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可行性分析

在缺乏第三方介入的背景下，仅依靠供求双方磋商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可行性较低，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比较分散，供应方的分散化增加了供求双方沟通合作的成本与难度，并且很有可能由于少数供应方的不同意造成土地无法连片、连块规模化生产；第二，通常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求方社会地位较高，各方面资源比较丰富，由此其处于一个强势地位，因此不排除其使用强势手段来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退出，这无疑损害了公平、自愿的原则，最终容易激化人民间的矛盾，最终不利于农村的稳定；第三，缺乏第三方的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求方也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选择“损人不利己”的竞争策略，从而使得农村土地不能连片、连块开发，最终影响规模化生产；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农户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各类组织的信贷需求与政策倾斜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紧靠供求双方是难以实现有效磋商的。

3.3基于供求双方的实际需求下构建“四位一体”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

如前所述，单纯依靠供求双方磋商来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可行性较低，这表明供求双方的博弈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必须将政府的协调、扶持及监督的作用发挥出来。基于供求双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的需求，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下：第一，要为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提供法律依据支持，并重点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实践工作进行规范；第二，要为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提供宏观政策导向，如要明确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与退出；第三，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彻底打破城乡社保二元体制；第四，应该避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次性资金补偿，要强调补偿的可持续性，提升农户的就业技能与就业环境；第五，应该进一步扶持涉农企业，通过财税、信贷等政策鼓励其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支持其发展适度规模化经营。

诚然，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供给方、需求方、政府的“三位一体”机制是否能满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經营权的有偿退出工作需求？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首先，我国农村居民的“乡土观念”浓厚，因此即使有政府的推动也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双方往往很难实现信息的有效配对；最后，如前所述，各类组织（需求方）往往在资金、地位方面占据优势，不排除其利用自身资源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供应方试压，最终造成不公平、影响社会稳定的局面，第三方监督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以上三点来看，光依靠供应双方与政府的“三位一体”机制是不足的，必须进一步引入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与平台，通过社会的力量既拓展供应双方的总体数量，又规范各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的实际行为，形成一个舆论的软约束，最终达到机制内各方力量的均衡，实现机制的持续发展。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退出是迈入新世纪以来解放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再一次改革尝试，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其论证、构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有序、高效、可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必须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供求双方的需求，实现这一需求政府的扶持与社会的监督，因此文章认为我国中部地区应该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基础、以组织（含个人生产大户）需求为支撑、以政府扶持为保障、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以期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繁荣。

参考文献：

[1]谢根成，蒋院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制度的缺陷及完善[J].农村经济，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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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分配；劳动者报酬

The Effect of Labor Remuneration on Balance of Payments Surplus in Chin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ZHANG Lingjie

(School of Statist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 presents sustained ‘dual surplus’ in balance of payments. On the one hand, largescale lowcost labor supply boosts resources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sulting in capital account surplus; on the other, lowcost labor supply and the ruralurban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offer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expans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ector,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capacity of local companies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upward trend i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addition, low payment for labor gives rise to severe deficiency in domestic demand, inducing balance of payments surplus. Increasing labor remuneration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import means of remedying balance of payments imbalance and promoting the benign cycl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balance of payments; dual surplus;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r remuneration

一、引言

国际收支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Bourguignon等考察了静态假设条件下贸易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分析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顺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思路。［1］Alberto Bagani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迁移及要素收入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并模拟出未来五年加快人口迁移过程对储蓄率和外部失衡的影响程度。［2］江春、吴宏分析发现，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3］李鹤认为，对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的国家而言，劳动力是一个影响其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4］上述研究提供了经济失衡的诸多洞见，但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尚未系统地建立国民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之间的理论框架；二是，尚未建立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的动态分析模型。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加大，2011年初外汇储备已达26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导致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遭到破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难题。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量化劳动力及相关因素对国际失衡的影响程度，探究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根源，以期为解决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

在开放经济下，通过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账户紧密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国际收支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考察，以研究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可表示为：Y=C+I+G+(X-M)。其中 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M）代表净出口,即贸易账户余额。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那么上述恒等式简化为：Y=C+I+(X-M)。这个关系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账户余额与国民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品和劳务进出口额所占的比重越大，内外经济相互作用的程度就越深。

根据四部门国民经济恒等式：C+I+G+X=C+S+T+M。变化可得到：S-I+T-G=X-M=CA（CA为经常账户余额）。若将S+(T-G)看做私人与政府总储蓄，I为国内总投资，等式又可表述为S-I=CA。上式说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储蓄和投资不必相等，从恒等式S-I=CA来看，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顺差；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逆差。若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即供给大于需求，则国内储蓄开始在海外寻找出路，由此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应该是等于经常项目余额，即国内多余的储蓄导致了外部的失衡。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开放条件下若投资过多，增长过快，则消费不能及时消化全部投资，必然会增加出口，导致一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外部失衡。消费和投资构成内需，净出口构成外需。根据国际收支均衡理论，BP=CA+KA+CRA，其中BP代表国际收支余额，KA代表资本和金融项目，CRA代表外汇储备。这一等式表示当经常项目为逆差时，需要国外资本的流入或动用外汇储备来获得融资；当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为顺差时，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

西德尼・亚历山大的吸收理论很好地将国内需求与国际收支结合起来，［5］该理论表述为：

Y-（C+I+G）=X－M

上式中，X-M 为贸易收支差额，以此作为国际收支差额的代表。(C＋I+G)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用A 来表示。由此，国际收支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设国际收支差额为B=X-M，则有：B=Y－A。如果一国国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在供给国内总支出后仍有剩余，那么在该国国际收支中就会表现为经常账户的顺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经常账户余额反映了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之间的关系，中国吸收不足是引起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国内吸收A可表示为(C＋I+G), 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国内吸收A可简化为总消费C与总投资I之和。由于中国的投资需求一直以来非常旺盛，国内吸收不足实际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消费状况以及形成当前消费状况的根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到2050年，我国劳动力适龄人口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我国“人口红利”现象将逐步消失，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为工资的上涨提供了可能。

三、模型检验

下面从国内投资、对外贸易流量及国际资本流入三个方面，来观察国际收支与国总需求体系中的各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与结构问题。在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作用机制模型中，从劳动者报酬对国内总需求作用机制的角度，设置了居民消费、总投资函数以及进口函数；由于经常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流量，为此建立了进出口函数；从资金流动的角度，重点讨论我国劳动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设置劳动力迁移决定函数，来分析劳动者报酬相关因素的变化；设置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恒等式，以便观测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及模拟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1.结构方程式

居民消费函数：C=b11 +b12R+b13DI+b14C(-1)+b15G+b16PW

上述结构方程式中，内生变量有GDP、C、I、EX、IM、FDI、NJ及REX，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总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迁移率（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描述）及人民币汇率（表示1人民币可以兑换多少美元）；外生变量有R、DI、C(-1)、G、PW、I(-1)、REER、WGDP、IPI、BiLi及NR，分别代表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滞后一期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滞后一期总投资、实质有效汇率、世界GDP①①设定这一外生变量用于观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国际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影响，本文采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其计算范围包括美日欧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价格指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及国内外相对利率差。

用联立方程式推测各个结构方程式的参数时，考虑到同时推测所产生内生变量与误差项的相关问题以及可比性，本模型采用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时主要采用1992―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此外，还使用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等。数据分析处理时使用了EViews6.0。

（三）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讨论PW（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相关指标的影响。从国内需求来看，PW每增加1%，居民消费即增加60030亿元人民币（下同，笔者注），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消费影响甚大。PW对投资的影响系数是273849，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越高，相应投资增大。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收入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较大，如果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的同步增长关系，那么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作用将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增加能有效地拉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提升，进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结果显示，PW每增加1％，会降低中国出口额2051亿元，这一结论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观点，即劳动者报酬率对出口存在负向的影响。PW的上升对FDI的影响也较大，PW每增加1%，FDI减少681241亿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工资的上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投资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现状。PW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125，反映了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将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动。

其次，分析NJ（劳动力迁移率）对相关指标的影响。该指标每增加1%，我国进口额相应增加553778亿元，说明劳动力不断迁移引致了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劳动力迁移程度是由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及外商直接投资决定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每增加1%，劳动力迁移率增加111%，这也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劳动力迁移率即增加00003%。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过高的储蓄率维持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的顺差，过度的储蓄挤占了消费，使得内需不足。劳动者报酬过低降低了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造成国内结构失衡，并进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源于FDI，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低无疑是促进FDI进入的重要因素。

第二，随着劳动力供给逐年下降，中国劳动力廉价供给的时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行将结束。从劳动力市场供需来看，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扩大内需，从而带动内向型经济发展。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将促进国内消费者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有力增加国内需求，抑制国际收支的顺差。

总之，国内劳动者报酬偏低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状况的重要原因，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Bourguinon.F, Morrisson.C. Income Distribution,Development and Foreign Trade: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0:1113～1132.

［2］Alberto Bagani. 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external imbalances: Some further evidence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 (20):508526.

［3］江春,吴宏.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基于收入分配的新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09(10):24-36.

［4］李鹤.劳动力全球化视角下的经常项目失衡［D］.浙江工商大学,2009.

［5］(意)贾恩卡洛・甘道尔夫.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靳玉英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49-350.

篇12

关键词：职业教育；质量；欧盟

作者简介：陈悦（1986-），女，浙江丽水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董婧怡（1992-），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学生。

中图分类号：G7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85-03

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各国都非常重视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1]。分析欧盟各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举措对于探讨我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对策具有借鉴意义。

一、开展职业教育需求分析和相关研究

欧盟一些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相关政策等方式来进行有效的职业教育市场需求调研。例如，芬兰教育委员会制定了“Mitenna模型”来预测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技能需求。2005年政府成立了技能需求预测机构，成员包括各部委和总理办公室的代表。该机构的目标是组织协调各部开展预测活动，并确保预测结果到达决策部门。该机构与研究机构保持联系，并发表报告，同时通过每年举办职业技能论坛，为各部门、地方政府、劳动力市场创造沟通和讨论的机会[2]。“Mitenna模型”和技能需求预测机构的目的都在于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开展区域预测和对话，从而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在爱尔兰，成立于1997年的未来技能需求专家小组（Expert Group on Future Skills Needs，简称EGFSN）从国家培训基金获取需求预测经费，并向政府提出决策参考意见。自成立以来，未来技能需求专家小组已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培训和资格需求的出版物，其中2007年初出版的题为《明天的技巧：国家技能战略》的出版物影响深远[3]。

教育研究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已开展终身学习、就业以及社会融合的研究。职业教育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立和私立合作伙伴的关系；职业教育的教师教育以及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的评估和考核，包括非正式评估；质量管理、发展和保证；以职业训练为导向的指导和咨询；雇主对职业教育的满意度等。可靠的预测可以对当前和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发展职业标准，开发有利于学习者知识、技能和能力发展的课程。建立相关制度，开展职业教育调研，获得关于劳动力市场未来需求的更多信息，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关注点，其目标是提高政策立法的有效性，确保职业教育质量，使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出更适切的劳动力。依靠有效的调研结果、政策和立法的出台有充分的数据支持，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对政策的评估和反馈也使得政策本身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

在我国，多数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办学模式，专业结构与行业、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协调。由于职业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与市场严重脱节，一些早已与实际生产脱节的专业还在招生，导致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还有些院校设置专业不考虑自身实际，盲目跟风，单纯追求社会热点，结果导致院校间专业趋同，缺乏办学特色。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和调研，从而导致市场对职业技能和人才的需求难以及时反馈到职业院校。因此，职业院校应提升对劳动力市场培训需求的分析和预测能力，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

二、建立开放并具有连贯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通过发展并认证公民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促进个人发展、提升竞争力、就业能力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欧盟委员会提出，应改进对个人获得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进行转换、认证和累积的工作。然而，不同的教育提供者和国家之间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合作等因素削弱了欧盟政策的影响力。这些障碍很难让公民个体在不同的学习背景中同时或相继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阻碍公民在欧洲各国职业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初始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国家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初始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运用学分系统，完善资格证书框架，承认非正式和非正规学习，使资格更加开放并具有连贯性，最终为工人和学习者在职业教育领域建立一个无国界的终身学习环境[4]。

在欧洲职业教育学分体系中，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以各国通用的学分体现。学分以共同的欧洲公约为基础，体现在资格证书和单元学习成果证书里，用以促进学分的转换和累积。学习者所获得的任何一个学分都体现了其所取得的学习成果的有效性。学习成果通过评估和验证之后，学分便可以从职业教育领域的一种学历资格证书体系转换到另一种学历资格证书体系。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体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职业教育领域学历资格的统一，而是为了在此领域实现更好的可比性和相容性。该体系主张灵活的个体学习途径，学习者可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学习模式累积各个单元的学业成绩并获取学历资格。这极大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得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学习路径学生的资格证书得到承认和互通。

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欧洲国家对国家资格框架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增强国家资格制度的一致性；有效整合各部门，使整个教育体系对所服务的用户更加透明；提供一个框架，使个人的学习能够得到认可，从而增强学习、培训和就业的流动性。在欧洲范围内，各国的资格框架虽然在认证的方式和功能上有所差别，但普遍致力于满足如下需要：在个人层面，以一种相当严格或正式的方式对其文凭或证书进行检测，包括更广泛的对非正式和非正规学习的认证，目标是提高个体就业能力，增加获得正式资格的机会，促进流动性；在雇主层面，更好地理解社会所提供的不同类型的能力、知识和技能，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在欧盟和国家体系层面，增强国家教育体系不同部分间的透明性[5]。欧洲各国开发国家资格框架的具体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是把所有的相关利益群体都聚集在一起，以使资格框架能够反映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关注点。各国努力把不同类型的证书和资格纳入到一个连贯的体系中，以使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的学习都能得到认可，并明确不同类型证书、资格与劳动力市场进入之间的联系。

欧盟国家近年来还致力于建立对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进行认可的机制。对先前学习和经验进行认证被视为增加成人学习机会和获得资格的一个主要途径。从个体终身学习路径建立的视角来看，非正式和非正规学习对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意义是重大且深远的。北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措施，增加成人获得学习和资格的机会。挪威引进了一个能力本位的培训体系，为建立对先前学习的认可制度奠定了基础。如果一个想获得行业证书的成人已经具有5年工作经验，就能获得对其经验的正式认可。丹麦与相关利益群体合作，发展了一项记录先前技能的计划，作为其先前学习认可制度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国家发展了对先前学习进行认证的系统方法。如葡萄牙建立了一个国家制度，对先前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及工作经验进行认可。比利时建立了21个能力中心，对先前学习及其他培训和指导活动进行认证，并为6个职业设立了能力证书，提供给那些有丰富职业经验但没有相关证书证明的公民。接受认证者主要通过面试或实践测试展示他们的技能。西班牙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分类，设计了一种对工作经验和非正式学习进行评估、认可和认证的方法[5]。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尚未健全，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及相关行业都可创办职业院校，而这些部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又不尽相同，致使整个职业教育缺乏统一的办学标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之间缺乏衔接性和贯通性。此外，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存在认证主体模糊、认证标准不一致、证书的流通性差、证书过多过滥等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开放而连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实行严格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资格标准，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

三、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欧洲各国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初始职业教育是正规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初始职业教育由政府教育和劳动部门直接管理。在欧盟国家，目前有一种理顺中央结构和程序，以下放更多权利给职业教育机构的趋势。政府对初始职业教育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战略规划、职业教育机构资格认证、质量保证、设计共同标准和核心课程等方面。

行业协会是政策和实践的连接点，它们的作用在于在决策者和职业教育机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方便二者进行双向沟通，将实践层面上的需求告诉决策者，同时，将政策措施传达给职业教育机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间机构负责监测和评价职业教育质量。这些机构也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在改革中具有催化剂的作用。一些国家已经为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如在法国，有一些行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和职业资格的更新，这些新的证书强调多种技能、适应性和自主性。瑞典的一些特殊行业委员会，如职业教育机构自2004年以来，把企业、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培训机构和政府机构代表召集在一起，在教育与工作生活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欧盟10个新的成员国中，也有一些国家通过成立行业团体和机构加强职业教育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间的联系。如罗马尼亚通过签署三方协议建立了一个长期的行业委员会，主要负责职业资格的鉴定；爱沙尼亚增强了社会合作伙伴对各层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立陶宛建立了行业领导机构[6]。

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初始职业教育中都保留了学徒制的学习方式，因而，企业在管理和组织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立法改革、战略规划、技能需求预测、标准和课程设置、学习评估、资格认证等。实践证明，企业的参与程度越高，基于工作的学习就越正式、越广泛，初始职业教育的质量也就越高。有证据表明：高质量并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学徒培养路径是吸引年轻人的关键。欧盟国家在把市场经济主体引入初始职业教育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在比利时，职业教育和培训学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重点是开发新的学习领域，使学校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工作场所培训，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同时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芬兰把岗位培训纳入到中等层次职业教育与培训中，使学生至少可以在企业接受20周的实践锻炼，目标是促进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瑞典基于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引入了一种中等后层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级职业教育，其中有1/3的时间是在企业里进行的[7]。

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应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人们的共识。但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参与，既需要从心理上接受，舆论上支持，更需要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投资有一定的扶持和参与。职业教育高成本的分担既要依靠国家，也离不开社会。整合社会职教资源，促进产学合作，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作为产学合作的一方，一所合格的职业院校只有具备相应的实力和条件，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这是双方合作、谋求共赢的基础。因此，作为主办者，政府要改变教育投入的理念，真正把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发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主导作用，建立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机制。第二，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的激励机制，保障各方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应尽快制定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建立校企之间的人才流动制度，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第三，改革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为职业院校“松绑”。由于地方行政部门所考虑的利益不同，职业院校在筹资、设施建设、招聘、联合办学和教职工福利待遇等方面往往受到较多行政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许多公办职业院校的非教学人员比例过大、机构臃肿、办学成本过高。因此，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和完善地方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与协调机制，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对促进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保障职业教育稳步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http：///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21633528798724&infoid=1280446539090830，2010.7.29.

篇13

对于外包与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外包与国内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实证检验理论模型。在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方面，贡献最大的是FeenstraandHan-son。FeenstraandHanson(2001)基于之前产业链理论模型的考虑，提出了三商品三要素两国家的产业内简单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该模型从外包角度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和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格联系起来，但此模型只有两种中间投入品与只有一种中间投入品在国外生产的假设不够接近现实，并且该模型未对中间投入品贸易对外包承接国相对工资的变化趋势给出分析。FeenstraandHanson(1996，1997，2001)中提出的连续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更加均符合现实情形并且该模型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说明了外包对一国的工人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实证检验理论模型主要有三种方法：①技术工人需求分析。

Feenstra与Hanson(2001)首先推导出以技能工人占总劳动力成本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然后选取了美国435个行业在1972～1990年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间产品贸易对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美国有3l％～5l％的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增长可以由国际外包来解释。之所以选择以技能工人占总劳动力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在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技能工人占总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反映了技能工人相对劳动力需求、进而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②零利润条件的评估。Feenstra与Hanson(1999)对美国的估计结果是国际外包对工资收入差距贡献为15％，而与电脑使用相关的技术进步贡献了35％。与Feenstra与Hanson(1999)分析结果类似，Haskel与Slaughter(2001)认为工资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产业技术进步，国际外包的影响相对较小。③基于长期视角的GDP方程的评估。Harrigan(2000)分析表明，在80年代，资本积累提高了完成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相对于完成中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国际外包对于要素收入直接的作用不明显。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晚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俞美辞（2008）认为我国制造业在进出口贸易中产生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会增加对本国高技术工人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间工资差距。张钜贤（2001）按照SS定理进行推断，认为香港与大陆的贸易会增大香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随后的分析证明了这一推断。但是国内对于外包与工资效应关系的研究较少。宗毅君（2008）认为中间产品贸易提高了两类劳动者（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收入，但由于影响程度不同，可以认为中国在进行产品内贸易后扩大了国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王中华、梁俊伟（2008）的观点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加深,国际垂直专业化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即收入差距。田园、宣烨（2009）以具有加工贸易代表性的广东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广东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FDI对职工平均工资具有较强的正效应。

概览国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证分析方面都较为成熟，基本结论也比较统一—发达国家外包非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本国专注于技能型生产环节的发展，这就提高了对本国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需求变动产生了结构性的工资变动。但是国外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对象，从承接国角度研究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效应相对较少。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贸易自由化、开放程度为主分析其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以中间产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加工贸易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但是直接研究加工贸易与工资效应关系的仍然较少，所以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加工贸易对我国工资效应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加工贸易与工资差距的分析

1．理论分析

在进一步实证分析前，本文借鉴FeenstraandHanson的研究、以我国为对象及进行理论分析。FeenstraandHanson(2001)中提出的简单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因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降低对本国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了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由于我国在中间产品贸易中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下降会降低对我国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进而其相对工资水平。FeenstraandHanson(1996，1997，2001)提出的连续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认为，在中间产品贸易中，贸易一方承接的生产环节对本国而言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本国因承接他国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而生产、出口的相对于他国而言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会增加对本国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提高其工资水平。根据这个结论，作为发达国家生产转移的对象，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使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上升。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中间产品贸易对技能工人相对工资水平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本文下一步实证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中间投入品贸易与我国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参与中间产品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的现实，本文以制造业为对象、以加工贸易作为中间产品贸易量的衡量来分析加工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能工人相对工资的影响。

2．实证分析

①实证模型。本文借鉴Feenstra与Hanson(1996)熟练劳动力需求估计方法中采用的方程：假设生产商品M需要三种生产要素：非熟练劳动力Ln、熟练劳动力Hn和资本Kn。生产函数形式为：Yn=Fn(Ln，Hn，Kn,1,P/Pn）这里p/pn代表中间投入品价格与最终产品价格之比。在短期资本中资本存量是给定的，企业的决策是对劳动力组合的选择使成本最小化。由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的对偶性可知，成本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n=(w,q,Kn，Yn,P/Pn),其中w、q分别代表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工资。

影响产量的外生的结构型变量，除p/pn外，还有国际外包，计算机的使用、资本设备投资等技术进步因素等，将这些外生的结构型变量放入Zn中，则成本函数的形式为Cn＝(w,q,Kn,Yn,Zn)。为了实证分析的方便，对该成本函数做对数形式的泰勒二次展开，可得：lnC=a0+ailnwi+∑bklnxk+1/2∑∑rijlnwilnwj+1/2∑∑uijlnxklnx1+∑∑qiklnwilnwk其中wi表示选择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i=1、2、……、M,Xk表示各种投入品和产出的数量，k=1、2、……、K,两边对lwi求导、再采用一阶差分后，可得：Sn=a+a1lnwH+a2lnwL+b1lnKn/Yn+b2lnYn+c3Techn+c4Traden+en笔者根据以下两个方面对Feenstra与Hanson(1996)的回归模型进行应用：首先，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占整个制造业工资的比重非常低，以该比重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意义不大。因此，以我国制造业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之比W来衡量相对工资差距，并以此作为回归的因变量。其次，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技能工人的工资与非技能工人的工资之比，而解释变量WH、WL分别代表技能工人的工资、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应将这两项剔除。据此建立的模型为：W=a+b1lnKn+b2lnYn+c3Techn+c4Traden+en②数据的来源及说明。本文选取1996～2008年数据作为样本，来源如下：被解释变量W为制造业高技能工人平均工资与低技能工人平均工资之比。本文以制造业其他单位中其他就业人员的人数代替技能工人总人数，以制造业其他单位中其他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技能工人平均工资，通过计算得出非技能工人平均工资，即非技能工人平均工资=（制造业其他单位平均工资*制造业其他单位就业人数-制造业其他单位其他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制造业其他单位其他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非技能工人人数；有关技能工人平均工资、技能工人人数、非技能工人人数、制造业其他单位中其他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制造业其他单位平均工资、制造业其他单位就业人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解释变量K代表资本投入，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替代、Y代表制造业规模，以工业增加值替代、Trade分别代表外包规模，以中国历年加工贸易数据与制造业增加值之比替代，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Tech代表技术进步变量，以投入到制造业中的R&D与制造业增加值之比替代，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③分析过程及结果。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所用的数据类型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变量的不平稳而造成伪回归的后果，笔者先利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引入趋势项及三阶滞后变量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其次，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为：W=18.33183887+0.724lnK-1.996lnY-1.846Traden-60.561Techn(4.542)(2.262)(-3.260)(-2.265)(-0.170)AR2=0.8590F-statistic=19.290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增加值及加工贸易对相对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代表技术进步的变量研发投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剔除研发投入变量后，回归结果为：W＝18．598＋0．745lnK-2.038lnY-1.877Traden(5.292)(2.670)(-3.839)(-2.453)AR2=0.874F-statistic=28.820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回归系数为正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因为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对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越高，从而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越高。另外，制造业增加值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制造业规模越大，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差距越小，这一结果与我国制造业内部行业构成有关。

在我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小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就制造业整体而言，其增加值与相对工资呈反方向变动。

加工贸易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效应为负这一结果与我国现阶段加工贸易以进料加工为主要形式有关。进料加工贸易中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料加工贸易中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会降低对我国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我国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使二者的工资差距缩小；进料加工贸易中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方面，随着我国承接生产环节的扩大增加对我国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提高其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工业增加值较低,不可能引起非技能工人工资的上涨,这两方面均导致二者工资差距的扩大。此外，我国进料加工贸易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仍占主要部分，因此，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呈反方向变动。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工贸易额与产出比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下降1.877个单位。

三、政策建议

首先，这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我国的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性质，在按照国外方加工生产产成品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中间产品的进出口。虽然我国在中间产品贸易中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会降低对我国的技能工人的需求，但是进口所带来的组装装配工艺的革新有助于提高对技能工人的需求；而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会增加对我国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继续开展加工贸易有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其次，参与国际外包会使国内从事外包行业的行业内工资差距缩小，从而有利于解决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逐年加大。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以及开展对外贸易、引入外商投资等。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我国可以扩大作为对外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加工贸易规模，从而使参与外包行业的行业内工资差距缩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工资差距扩大的问题。

由此，笔者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实行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我国的加工贸易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进出口，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免征关税、进料加工贸易所用进口设备免征关税；二是在国内税收，来料加工的增值税实行不征不退，进料加工的进口料件部分免税，国内料件部分先征后退；三是外资企业享有进出口自营杈，享有较低的所得税负担，一些企业的进出口设备享有关税减免。结合不同时期我国发展及贸易战略的不同需要，我国每个阶段实行的加工贸易政策有所不同，就现阶段而言，采取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以及引导外资进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是现阶段政策优惠的重点。

篇14

Abstrac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rai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alyzes the actual effect valuation model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raining， studi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s， and builds th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joint assessment.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评估模型

Key words： rural labor force；training for transfer；effectiveness evaluation；evalua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9-0001-03

0 引言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劳动力转移的核心保障，扎实有效的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有利于明确培训目标是否能够良好的实现、分析培训的投入是否获得了较高的产出，有助于挖掘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培训中产生的经验教训，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下一轮培训工作计划，提高培训管理的效率和培训工作的效益。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是指应用科学的方法与合理的手段，测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整体价值与实际效果的过程。这一培训效果评估的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培训对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培训前、培训中和培训后的评估，主要评价劳动力培训在反应、学习、行为与结果等层面的实际效果；二是对培训本身的效果评估，评价培训在成本、收益、潜在优势及竞争力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三是对培训管理的效果评估，评价进行培训管理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管理机构所发挥的实际效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比一般培训项目的评估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它涉及人数多、部门多、范围广、时间长，并且各地区在管理部门、培训机构、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差异巨大，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又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工程，所以特别需要建立全面科学的培训实效评估方法与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是一项目的性强、意识明确的行为，在开展实效评估时，首先要确定采用什么样的实效评估模型，只有确定了合适的实效评估模型，才能选择正确的评估方法与评估技术，从而对转移培训实效作出准确的评估。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模型分析

2.1 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 D. L.）评估模型 Kirkpatrick[1]从反应、学习、行为、和结果四个层面评估培训的实效，在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效果和论证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的有效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反应评估层面，主要分析农民对培训课程的授课方法、授课手段、培训程序的接受情况和满意程度，具体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教材、培训教师、培训时间等评估内容；在培训的学习评估层面，主要分析农民对培训课程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具体包括“培训中学到什么”和“培训技能怎样使用”等评估内容；培训的行为评估侧重于分析农民接受培训后的技能应用情况，具体包括“新技能能否得到应用”、“工作行为是否得到改善”、“工作效率是否获得提升”等评估内容；结果评估注重对劳动力培训后所获得成果的评价，包括“劳动力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提升”、“劳动力收入提高”、“雇工企业绩效提升”等方面的评估内容。

2.2 考夫曼（Kaufman， P.）评估模型 Kaufman[2]对Kirkpatrick评估模型做了两处改进，一是拓展了反应评估的内涵，认为评估的第一层级除了要了解学员对课程的满意度与兴趣度，还需要对培训的可能性进行深入考察，特别是对培训中所需的各种资源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详细的评估与分析；二是增添了社会效益评估这一新的层级，认为培训评估不仅要考虑培训中个人与组织的效益，还应该包括培训的社会效益，了解社会及客户对组织的反应情况，见表1。

Kaufman评估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的应用中，一方面要求在培训实施前有效的分析培训可行性，合理的组织资源，保障培训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还要分析劳动力转移培训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比如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促进。

2.3 菲利普斯（Phillips， J. J.）投资回报率模型

Phillips[3]认可Kirkpatrick评估模型的四个层面，他把全部要素转化为培训的成本与收益来分析培训的投资回报率，具有更高的经济分析价值。菲利普斯投资回报率模型首先分析评估的目的，评估目的直接决定了评估的范围；然后按照评估手册，为各级别评估层次选择合适的评估时间，按照计划完成培训数据的收集；接下来将培训的影响因素分为成本类与收益类两大类，并把这些因素转化为货币表示，培训收益包括劳动力转移培训中明确获得的有形收益与分析估计得到的无形收益两部分，这两部分加总后减去培训所消耗的成本，就是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资回报，如图1。投资回报率分析方法主要是比较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成本和收益，对数据的全面性、分析的透彻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能否准确的运用该模型，取决于对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熟悉与把握程度。

2.4 CIPP培训评估模型 CIPP模型是由背景评估（Context evaluation）、投入评估（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估（Process evaluation）、成果评估（Product evaluation）构成。背景评估主要是考察培训项目运行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研究培训开展面临的问题，分析培训需求，确定培训目标；投入评估分析可利用的资源，确定最优开发与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案；过程评估则是选用合适的方法，准确及时的收集培训过程中学员的反馈信息，分析深层原因，改进培训工作；成果评估通过收集与分析培训成果与绩效方面的信息，针对预期目标寻找差距，不断提高培训效果。CIPP评估模型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它不是把实效评估活动看作培训的最后一个步骤，而是将其融入在整个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过程中，成为转移培训的一个环节，扩大了培训实效评估的内涵与外延，更加突出了培训实效评估的全程意义、过程意义和反馈意义。

2.5 “培训圈”评估模型 “培训圈”评估模型[4]是一种培训新思想，该模型认为培训是一项由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设计、培训实施、培训实效评估四个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这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协同运作，形成螺旋式上升形状的循环体系。模型涵盖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三个方面，同时研究培训接受者的个人态度、培训组织和培训环境对培训动力和培训技能转化力的影响。培训前评估是培训实效形成的基础，培训中评估是培训实效形成的过程，培训后评估是培训实效的最终表现形式，三者密切关联。利用“培训圈”模型能够从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全过程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体系，体现出培训实效评估是整个培训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上一轮培训圈的终点，又是下一轮培训圈的起点。“培训圈”模型能够促进培训实效评估不断升级与改进，使整个劳动力转移培训更加系统化、集成化和一体化。

2.6 培训的平衡计分卡评估模型 仅仅分析培训的财务收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非财务指标，需要把培训行为与培训结果统一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协调。Kaplan等[5]建立的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值得借鉴，他认为传统的财务评价指标只关注运作绩效的过去与结果，而忽视了组织运作的过程与未来。围绕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从财务、客户、员工学习与成长、流程四个方面来评估培训实效，平衡地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实效评估更加合理。在具体应用中首先要以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为内核，综合与平衡考虑转移培训的具体情况，将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转化为下属各相关部门、机构在财务、客户、学习与成长、流程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并建立对应的实效评估体系，实现转移培训的长期和短期目标统一、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综合反映培训管理实效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

3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应用与不足

3.1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应用 在具体的研究中，张景林[6]应用Kirkpatrick模型对4县704户农民进行了问卷调研，选取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组织与实施中的几个重要因素来分析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际效果，然后针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培训改进的对策和建议。李玉高，邵长芹[7]用Kaufman评估模型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受训农民情况、环境四个方面，量化分析了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效果，对各个方面的相关性也进行了探究，突破了仅仅选取关键因素考察的局限，从更大的范围展开分析。李丛蕾[8]用投资回报率模型从决策绩效、过程绩效、结果绩效三个方面构筑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能够用成本——收益方法全面、客观的评估培训实效。宫静静[9]基于CIPP模型，以开阔的社会协同与集成视角，从培训管理机构、培训机构与受训者三个主体构建了农村劳动力培训实效评估体系。

3.2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不足 当前的评估模型在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中仍然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评估对象不够全面，二是评估指标针对性不强。从评估对象来看，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体包括接受培训的农民、培训管理部门、培训机构和培训相关组织，这些参与者都是接受评估的对象。如果仅仅针对单一的或者少数的几个培训参与者或培训参与组织开展实效评估，往往不利于从宏观上对评估系统进行整体推进，难以有效的指导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的长远发展。从评估指标设计来看，培训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组织机构和部门，比如有的是农村劳动力群体，有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有的是培训企业、有的是从事培训的事业单位，还有盈利的中介机构和非盈利的行业协会等，他们的属性、职责、分工、流程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用相似的指标体系去评估各种机构，针对性和实用性就很难保证，得出的实效评估结果可信度就不高。

4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四维联合评估模型

为此，本文建立了整合性较强的四维联合评估模型。模型中以接受培训的农民、培训管理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培训机构、培训相关组织（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等）这四维主体作为评估对象，针对不同主体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实效评价方法，如图2。

4.1 培训农民实效分析 针对接受培训的农民，通过Kirkpatrick评估模型的反应、学习、行为与结果评估较为合理，在培训农民的反应层面，由接受培训的农民对培训内容、教师、方法、时间等进行打分；在学习层面要考核培训农民对培训技能的熟悉与掌握程度；在行为层面要分析劳动力是否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是否能胜任工作、是否能发挥出培训的价值；在结果层面要研究农民培训后是否获得了适当的回报、这种培训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从这四个方面调研培训的实际情况，对农民培训情况进行动态的综合分析评估。这四个层面对于分析接受培训农民的培训实效非常合适，能够更容易、更方便、更准确的获取评估数据，得出准确的实效评估结果。

4.2 培训管理部门实效分析 作为培训管理部门，使用CIPP法从背景评估、投入评估、过程评估、产出评估四方面分析更为切合。背景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目标制定的合理性、审批流程的完整性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通过背景评估能够不断修正培训目标与计划、优化培训管理流程、完善培训支持政策；投入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的预算资金实效、培训补贴实效和组织管理实效，通过投入评估分析，可以准确衡量培训管理部门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下一步资金、补贴的安排和使用也起到反馈作用，同时也能准确评价和掌握培训组织的管理水平与运行效率；过程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组织的规范程度、培训管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力，对于规范管理、约束权利、提高效率十分有益；产出评估主要分析劳动力转移培训整体上的农民增收实效与转移就业实效，考核培训管理部门最终的成果。

4.3 培训机构实效分析 作为市场主体的培训机构，则按照平衡计分卡的财务、流程、客户、学习与成长这四个指标考核绩效更为妥当，像其他企业一样从平衡计分卡的四个方面提升培训质量与竞争力。从财务方面看。培训机构要有合适的利润，才能保证培训机构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获利能力是考核培训机构实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流程方面来看，要考核培训机构的培训与运营流程能否适合农民的需求，能否以高效率的流程服务好培训农民；从客户方面看，要评价企业的客户满意度，农民是否满意培训机构提供的服务，培训机构要把农民作为客户，仔细研究他们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升自身的培训水平与转移服务能力；从培训机构员工的学习与成长方面来看，主要考核培训师资的不断提升与学习的能力，培训机构需要吸收与培养具有优秀技能与传授能力的教师，也要让师资队伍不断学习进步，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与先进性。

4.4 培训相关组织实效分析 相关组织机构如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评估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培训相关组织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桥梁，失去了这些中介机构的协同与支持，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效就大打折扣。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衔接、集成与整合，需要从持续学习文化、整合沟通能力、协同运作能力三个方面评价相关组织机构。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是这些相关组织的存在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特别要发扬持续学习的文化，使这些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用工需求、培训农民情况、培训机构特色及国家培训政策；还要考核相关组织的整合沟通能力与协同运作能力，分析其能否有效实现用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政府间的沟通与对接、能否有效实现用工企业、转移培训农民、转移培训机构间的沟通与对接。

这种四维联合评估模型既考虑当前利益，又结合长远利益；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分析；既重显性成果，又重隐性效益；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既考虑多方主体，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对指导培训实效评估工作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Kirkpatrick Donald. Evaluation of training[M]. McGraw-Hill，1987.

[2]莱斯利·瑞.培训效果评估[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3]J.J.Philips.ROI.The Search for Best Practices[J].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1996，50（1）：54-57.

[4][美]杰克·J·菲利普斯.李元明，林佳封译.培训评估与衡量方法手册[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5]Kaplan R，Norton D.The Balanced Scorecard Measures：That Drive Performanc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2，70（1）：71-79.

[6]张景林.农民培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7]李玉高，邵长芹.关于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效果评估的探究[J].中国农业教育，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