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消费文化 综艺娱乐节目 《快乐大本营》

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这种消费符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消费行为，它是一种符号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①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媒体开始企业化运作，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进入了消费文化占重要地位的时代，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纷纷出现。这些节目一般包含三重消费：第一、受众对该电视节目的精神消费；第二、受众消费该节目推介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专辑等文化产品。第三、通过受众对节目的消费，媒体获得一定收视份额，吸引广告主前来消费广告时间。由此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消费文化的身影，其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消费文化特色。

一、节目内容围绕消费偶像展开

以2012年《快乐大本营》为例，到10月27日为止的42期，每一期节目聘请的嘉宾全部来自于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即将发行的专辑、即将上映的电影，而每期节目的内容也针对这些嘉宾进行编排。对于嘉宾的选择条件，一是受众喜爱，从而保证了节目的收视率；二是在符合收视率要求的众人中，来参加节目的一定是最具消费号召力的明星。他们在这档电视节目中，不仅要推销自己，也承担着把自己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推介给消费者的重任。

在此视角下，《快乐大本营》的受众就是即将发行的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而节目的嘉宾则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代表，两者之间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这些文化产品能否收回投资，产生收益，最终要由受众是否掏钱买电影票、买专辑、花时间看电视剧来决定，即受众的消费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成功与否。因此，来参加节目的嘉宾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演来展现文化产品的魅力，需要为这些文化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涂抹一层或温馨、或浪漫、或典雅、或高贵的“油彩”，使之与明星形象相联系，具备符号价值，为人们所知晓、所喜爱，带动受众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于是我们发现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的嘉宾主体成为娱乐明星等“消费偶像”，在节目中他们主要讲述自己吃喝玩乐等消费习惯，其身份符号更多的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媒体生产这些形象的目的是促进消费而不是促进生产，“对这些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市场化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形象的消费性特征而不是其生产性特征，形象的主要意义负载也就从承载价值过渡到了‘娱乐消遣’或‘生活示范’；媒体形象塑造的基本目标也由‘生产意义’变成了‘刺激消费’。”②

主持人和消费偶像通过对观众进行消费文化的启蒙与示范，将文化产品变成对受众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节目还通过嘉宾与受众的互动，来增加产品的“符号附加值”和“心理附加值”，如对歌曲专辑进行签名留念，或是曝光明星们一些在电影中的表演细节，使得这些产品成为受众的心结，一定要消费的对象。最终，当受众如痴如醉于嘉宾的舞台表演时，他们也受到了一番消费文化的洗礼，成为一名令产品的生产者欣慰的消费者，最终达到将受众转化为消费者的目的。

二、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以促进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其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谈话、游戏等互动环节，重点不在于表述这些嘉宾成名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于彰显这些嘉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兴趣、消费习惯。这些环节的设置，透露出嘉宾和主持人大量的消费文化信息，如业余爱好、喜欢的玩具、旅游目的地等，呈现出明显的夸示性消费文化特点。如“钢琴王子”李云迪有收藏红酒的爱好，节目于是围绕收藏红酒设置了品酒环节，让李云迪和谢娜分别品尝三瓶去掉标签的红酒，对红酒的品质和价格进行鉴别。由于李云迪是高雅文化的代表，受众自然将其收藏爱好当作高品味的消费文化来了解甚至模仿。节目通过李云迪与谢娜的品酒比赛，让受众了解红酒消费的一些常识，从而培植出受众消费红酒和收藏红酒的心理欲望。那英喜欢购买香水，节目组就策划关于香水的使用与收藏的相关内容，请香水瓶收藏大师来展示他的收藏，请香水设计师来讲述每个人使用香水中应注意的细节等，从而带动观众对香水的使用和消费。此外范冰冰家里堆放的各种跳蚤市场淘来的饰物、吴昕家堆满的各种毛绒动物玩具，也都是这种夸示性消费的表现。

节目让受众感觉到明星们使用过的一些产品或其独特的消费习惯，是能够提高自身品味的象征符号。甚至明星们的休闲方式都成为重要的消费文化和符号消费的代表，如巴黎旅游、去跳蚤市场淘货、购买数不胜数的玩具，这些看似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明星消费信息对于受众具有重要的消费示范意义，使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让受众认为拥有了这样的消费行为，似乎便拥有了明星般的生活品质。因为一旦某种消费行为或产品成为社会或某个群体所崇尚的价值、个性、风格、地位、身份象征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又使这种特定的消费具有心理价值，于是，消费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发生。

三、主持人群被塑造为参照群体和社群感的符号

《快乐大本营》的受众群体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自我认同感的形成期，而参照群体通过影响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生活目标、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成为青少年构建、强化、维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榜样。青少年时期也是人一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的养成期，其主要的消费引导者除家庭、亲友、同学之外就是明星偶像，通过消费引导，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开始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偏向，即“通过某种产品而将自己编织进社会等级或特定阶层与群体的社会秩序的网络之中，这是使用者通过产品的消费而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③青少年希望通过对这些明星偶像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的消费，找到自己的认同的青少年群体与社会定位。

《快乐大本营》面对这样的受众群体，适时地将主持人扩展到现在的五位，形成了主持人群。虽然五位主持人性格和风格各异，如谢娜搞怪无厘头，吴昕清新乖巧、维嘉英俊幽默，何炅亲和包容、杜海涛憨厚老实，五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和分工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群体而言都很重要，对节目而言，缺一不可。而且他们在荧屏内外的相处非常融洽，媒体从未报道过他们工作中有摩擦、不和等负面新闻，他们被塑造成“快乐家族”，拥有青春、健康、积极、进取、成功的主持人群体形象，从而满足了青少年成长中的自我认同需要，“快乐家族”由此成为理想的青少年社群感的一种符号。而青少年认同“快乐家族”也就接受了某些特定的角色规范，行为准则和形象要求，并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些来做。“人们接受了某种认同，也就是接受了某种认同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从事认同的管理、维护和创作活动。人们的消费活动，实际上也是在特定的认同框架内进行的”。④于是，主持人群体每期的服饰、语言、行为以及节目中透露的日常生活方式等都成为青少年关注的焦点，成为他们重要的消费参照群体。而节目为“快乐家族”设计的服装也凸显了青少年服装消费文化的特点：与央视主持人服装的大台风范、典雅不俗、难以接近截然不同，“快乐家族”的服装以时尚、活泼、个性为主，有时甚至与台下的观众融为一体，凸显出平民、大众、快乐、随意但亦很时尚的消费理念，成为青少年受众理想的参照群体以及象征符号，由此，《快乐大本营》不但成为青少年群体获取明星趣闻的一种时尚身份标识、彼此进行区分和认同的符号，也成为青少年生活态度和消费文化的一种表达符号。

参考文献

①③④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徐小立：《传媒消费文化景观》，人民出版社，2010

篇2

“乌镇原本就有缫丝业的传统。”汉密尔顿说，乌镇女人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她们手上，所以这次她请当地人一起加入这件艺术品的创作。

如果要问传统文化和当今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答案恐怕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的距离。

“O2O”焕发非遗生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线上线下结合的O2O电商模式为其打造了新市场空间。目前国内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平台开始运作。此前百度糯米通过其平台推出了非遗有价产品的专题活动，而在去年，国内唯一官方授权的非遗类电商平台e飞蚁也正式上线。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李荣鸿教授认为，从非遗传承人和企业角度来看，这类O2O平台通过借助互联网渠道优势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构建了全方位的线上推广。“他们只需要通过付出自己的手艺劳动，就能够借助线上平台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也能够借助线上平台弘扬自己的手艺文化。”李教授说。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真正从事这类产品的电商并不多，电商平台很容易建立自己独特差异化优势，并能在天猫、京东称霸下的中国电商市场格局“杀”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随着人文层次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艺术爱好者喜欢收藏一些具备传统文化价值的产品。但是很多消费者却苦于很难通过线下渠道找到非遗大师们的作品，互联网平台则打破了这种信息障碍。

“当然，O2O电商平台需要打破的是一个信任问题，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很难辨别非遗产品的真假，这就需要电商平台具备足够的权威来确保非遗商品的真实性。”李荣鸿补充道。

打造“线上线下”闭环

互联网优势在于凭借着低廉的连接成本为用户创造连接价值。通过借助线上平台导流，各种线下的非遗展览就得以顺利举办，比如美食节、服装节、非遗产品展览等。对于平台来说，不仅可以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它们在为非遗继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线下展示的同时，也能获得一定广告收益。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通过参加这种线下非遗活动，也能够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他们还能够通过线下活动认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非遗文化社交甚至也可以由此开启。

最后，对非遗文化的继承人和企业来说，通过这种线下活动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宣传自己的非遗文化作品，让更多的用户了解自己的非遗文化。

那么如何留住用户呢？

目前市场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问答、在线教育和数字博物馆等。对于大多数想要学习和了解非遗文化的用户来说，这无疑可以吸引他们回到平台进行二次消费。“在未来，线上教育，尤其是直播教育将会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趋势，非遗文化教育作为垂直细分领域，同样会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高峰对《经济》记者介绍道。

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非遗文化将在更多领域展现市场空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并非耸人听闻，但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对非遗文化的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得到有效延续。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互联网，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非遗文化，既有利于非遗文化的快速传播，对于互联网创业者以及非遗文化继承人和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

娱乐至死的时代

文/本刊记者刘稚亚

萧

伯纳说过一句话，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乍一看来就像是胡言乱语，然而却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反复验证了。

《娱乐至死》这本书讨论的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波兹曼认为，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电视尚且如此，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的时代，任何的严肃性都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大选中发型飘逸、表情夸张、言语惊人的Trump选票居然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最为人瞩目的社交网络中的宠儿；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搜索排行榜第二位居然是“欧盟是什么”，脱欧结束后就有150万人请愿要重新公投，原因是大部分人只是“投着玩玩的”――“自由民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政治家、教育家或者思想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和演技。

原因就在于，长期浸泡在娱乐化世界中的我们，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想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那时候的阅读和当今的阅读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我们提到一位大师，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著作、社会地位和观点，而现在我们提到一个人（尤其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网红”），我们想到的却是一段视频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什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也不想知道，当时看过了一乐就行，何必去思考那么多？又费时又费力）。

波兹曼定义了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都蕴含在严肃阅读的“阐释”之中。而现在，碎片化阅读的年代，我们再也容忍不了超过140字的阅读，超过3分钟的视频，“阐释年代”逐渐褪去，另一个时代统治了我们的生活。这个新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篇3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国家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5]张祝平、冯艳，文化自觉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河南省教育厅科研论文二等奖，2012.5。

篇4

何谓民族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指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财富的表演技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目仪式类的传统文化事项[1]。何谓民族非遗传承？它指的是对民族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民族非遗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非遗文化特别是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时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文化的图腾。传承这一文化即传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民族非遗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举。第三，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优势，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红利的加持下，我们理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民族非遗是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也是“怀旧”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这一“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理应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职责，与中国西部乡村开展“校地共建”，通过大学师生对民族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唤醒民族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帮助中国西部乡村（以贵州为主）脱贫致富，共同实现“文化自信”，创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遗传承的现状和困境民族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扬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一定要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突破点”，才能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利用智慧与技术帮助民族非遗传承与发扬，成为其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贵州从江地区侗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民族文化即将受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一，文化断层。根据团队调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过90%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纷纷外流，在返乡时兴建楼房，并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带回去；侗寨里麻将声、广场舞等现代休闲娱乐方式逐渐增多，而凝结着原始劳动风貌与情感的侗族原生态音乐和节庆活动却日渐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环境的制约，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较多，对侗族的节庆风俗、服饰穿戴、侗歌等知晓甚少。由此，传统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础的传承对象，导致出现了民族“文化断层”。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难以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导致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难以延续；专门从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间文化表演、传授、研究的人员相继离世或逐步退出舞台，造成了民族文化宝贵资源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出现了多种误区，如把舞台歌舞当作民族文化、把学校老师当作传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响学生的文化课程、对民族文化的偏见与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其三，留守儿童教育堪忧。随着当地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却出现诸多问题：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缺少陪伴；家长知识水平偏低，“望子成龙”却无法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学校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比例失衡，儿童的课外技能培养受限。本项目着眼于民族文化传承，整合留守儿童资源，指出依靠他们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其四，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本应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不力，其产品未能受到市场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术性等综合因素影响，民族非遗的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不足。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路径“有故事”“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两个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内蕴多为“怀旧”，后者的核心则为“创新”。我国滇东南地区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非遗高达上百种，承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南京财经大学组建了“民族非遗的高校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曾分别面向大学校园和社会公众进行有关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的问卷调查。面向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主要从对非遗的认知、对非遗传承的态度与责任等视角展开，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则在对非遗的了解、日常非遗消费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十分关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为非遗的传承做出贡献，并期待大学多开设相关课程与实践活动。社会公众对问卷的参与较少，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对侗族非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参与非遗传承。这两类人群认为非遗传承的方式均以互联网为主，认为高校理应在传承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研究，笔者认为，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理应在民族非遗的传承中做出应有贡献。或可通过以下途径有所行动：（1）密切高校与地方（乡村）的联系，推动高校服务地方、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践行“乡村振兴”的高校担当；（2）将民族非遗文化创作与研究引入高校，充实高校美育课堂，践行“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推动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3）通过民族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构建起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推广和借鉴。鉴于这些认知，南京财经大学“民族非遗传承的高校担当”实践团队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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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教学实践；应用研究；项目导入式教学法随着社会发展，艺术总是随着社会变迁而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审美需求，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发展，不仅受到当代的社会思潮、艺术观念、审美情趣等影响，同时也受到高新技术、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逐渐演化和创新，形成具有价值性、功能性的艺术设计学科。《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程作为艺术高校的学科基础课程，在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教学改革的新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引进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思想提供了更多新的思维，并且教学实践基地的建立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发提出了更为多样化的可能性，对于艺术高校来说是一种新型产学研教学模式的尝试，让培养更多的高校人才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1目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在中国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计划中，专业基础教学不仅强调多种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性学习，也开始注重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渗透，中国的设计教育大多重理论轻实践、重艺术轻技术，课程设置基本上游离于经济和市场之外，虽然我国目前有许多艺术院校都是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来开设，但课程内容多停留在表面的装潢和美化阶段，教学脱离于市场，缺乏对传统文化应用实践技能，忽视了要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的形式，导致课程缺乏科学性、实践性及合理性，从而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较窄，专业素质不高，不能全面而有效地服务于企业。而在国外，类似于传统文化课程却趋向与当今现代设计应用相结合，面向企业培养实用性人才。强调理论结合实际，重视课程设置和实践技能训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学生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培养，重视程度较高，这些都给我们在课程教学改革上新的启示。

2“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优势

从课程改革的意义来看，教育的目的不在“教”，而在“学”，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强调学生获取知识、训练能力的研究性角度和方式，立足于激发和引导学生有效地自主实践学习。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使学生对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有深入地了解和直观具体的感受，将实践基地的项目课题分阶段性导入并加以训练，通过实际教学方法策略，其优势在于使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认识加深理解，培养专业技能，增进对社会的了解，让学生进行亲自实践项目并操作，从项目课题中自我感知、领悟知识的衔接性，总结项目活动中的自我体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教学实践

立足于本院目前教学现状，依托建立武汉汉阳江欣苑“高龙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实践基地，利用实践基地的优势，探索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合作模式，使课程设置与实践基地相结合，在教学方法改革思路上立足基地特色，以较高层次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课题教学中，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设计训练，做到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与非遗文化产业基地合作模式，达到校企合作的“双赢”效果。下面以“湖北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的宣传与推广设计”项目导入分析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阐释教学方法的实践过程：

第一，突出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强调课堂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通过前期与实践基地进行嫁接，在课堂中导入“湖北黄梅挑花传统文化品牌VI设计”项目，从项目到推进过程中，积极辅助开发校外第二课堂，引入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联合教学，开展相关的非遗文化讲座和技艺讲解，学生对黄梅挑花的工艺针法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技艺培训学习，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结合针法入手，对其公司品牌LOGO进行设计，以黄梅挑花“十字针法”特色为设计元素，以“石”为主题涵盖了中国印章与中国结的抽象形态元素加以变形，推导出最终设计方案。

第二，突出教学方法的实践性，强调继承传统和实用创新的并重原则，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在项目导入过程中，为解决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存在的产品开发单一性、技艺传承的艰难性、非遗文化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等问题，组织学生多次与文化传承人和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加强其传统文化品牌在VI设计应用部分的实践创新，从传统的应用领域向现代产品的开发过度，将现代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结合在一起，针对黄梅挑花设计中式风格餐桌的三件套产品的包装设计应用，包括中式桌布、杯垫及筷子包装等应用产品开发，对黄梅挑花艺术的实用领域带来有效地宣传与推广。参考文献：

[1] 李泽，赵凤娟.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基本轨迹及未来取向[J].中国高教研究，2010（03）.

[2] 肖念.中国大学教学改革逻辑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2（07）.

[3] 于杨.提升教育质量意识 构建现代大学治理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2（09）.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类；高职教育；创新；改革；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述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民间性、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等特点，已有不少项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1]。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的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性的传承下去，需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艺术类院校针对本地非遗特意组织了挖掘、创新、传承等活动。将优秀的民俗文化发扬下去，能够促进国家的向前发展，将生活智慧、人文精神集中起来继续流传，其价值难以预估。

二、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可行性

（一）地域特质相互契合

艺术类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让他们更好的就业，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以外，还要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指引他们更好的突破自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成效。一般情况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会利用自身优势，强调文化差异以及地域特色，组织个性化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与地域特质相互契合，因此，不断穿插在艺术类高职教育教学体系中、团体活动中，就能被学生接受，使其成为实力最强的传承者。学生们了解了非遗文化，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基本一致的特色元素，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可以进一步的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

（二）融合先天教学条件

以前，艺术类高职教育中的课程设计偏专业化，新课程背景下，第二课堂、选修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考察课程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然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扬，这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2]。与专业课程、必修课程相比较，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应该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评价的方式进行转变，为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要比一味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学生们掌握了非遗技艺，通过实践活动收集非遗素材，在不断的考察中，就能提升审美水平，拥有艺术气质，确保今后的发展更加顺利。启发了学生的自学意识，用非遗文化促进了教学效果的优化，专业教师不妨利用自身优势，给予学生创作灵感，同时安排好教学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在文化继承中求得发展，在努力创新中走向成功。

（三）获得地方政府支持

非遗传承属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而非遗文化则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流传下来的称为艺术技能的东西。保护区域性非遗，地方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工艺类非遗的教学内容，或者说，建立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确立创新的目标，促进学生广泛就业。风土人情类的非遗文化，还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地方政府足够重视它，并且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艺术类高职教育中非遗传承与创新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继而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

三、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创新作用

艺术类高职教育阶段，是传播文化、传授技能的关键时期，教师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学术造诣，在实践中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可以满足他们更多的学习需求，从而开拓创新空间，体现创新教育的存在价值。

（二）培养大批人物主体

高职学生就是非遗文化绝佳的传承主体。这是因为，高职学生思想非常活泼，基本都是拥有创新意识的杰出青少年，他们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手工工艺有很浓郁的学习兴趣，所以，只要教师提供机会，学生就敢自主创新[3]。另外，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都接受过好的专业化教育，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本身具备较强的领悟能力，会持续引导他们创新，并且收到意外惊喜。教师可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场所，让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不受利益约束，他们能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非遗文化的保护中。倾向于区域性非遗文化的交流学习，促进了非遗文化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在深入中，学生发挥创新作用，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在不久的将来，艺术类高职教育一定可以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篇7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小学音乐教育 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其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再现。它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小学生是保护、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群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者。利用学校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有意识地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中增加相应的内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生中得到传承，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

音乐课程的价值体现之一是文化传承价值。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因此，《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高中音乐课程标准》都将弘扬民族音乐作为音乐课的基本理念之一，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感受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学生通过了解本地区优秀的音乐文化，不仅能激发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又能让学生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而开拓其艺术视野，培育多元文化意识。因此，重视本民族和地区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学校音乐教育是民间音乐传播和传承的主要途径，我们应该抓住音乐课堂的有效时间，让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音乐修养和爱国主义情感。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有以下作用：

1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护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创造始终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根植于民族的积淀、 保存并发展起来的。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浓浓中华情， 感染和浸润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也激励和鼓舞了青少年学生为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地位复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推动音乐课堂教学改革。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校园，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既丰富了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学生对于教科书上的民族音乐内容比较熟悉，在很多场合也经常听到。但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舞蹈、曲艺、民间音乐等那些鲜活的、本地区特有的音乐文化形式，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接触到本土、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增加了音乐课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使得课堂更加活跃，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创造空间，让他们充分施展探索、超越的创新特质，发展完善自我。

3激发学生热爱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校园，使学生通过了解、学习、参与、实践、交流、创编、表演等课内、课外的一系列音乐实践活动，激发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和充分关注，在课堂内外形成浓郁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在一起揣摩唱腔韵味，设计表演动作，讨论出场顺序，交流个人作品，共同分享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非遗文化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民族曲艺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既提升了学生的民族意识，也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4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能够得到有力的促进和提升。

在给学生介绍非遗文化之前，老师必须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起源、发展、流派、传承人等相关知识，并且将学到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给学生，多层次、多手段地加以呈现，并通过课后反思、集体研讨等方式，及时交流总结，努力修正和改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提高。通过非遗文化的教学，使教师的教学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教学手段从陈旧走向现代，教学形式从封闭走向开放，课堂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以能力为中心，以传授为中心走向以实践为中心，出现了更具生机、更具魅力的音乐课堂。学生真正在充满生机的音乐课堂中尽情地抒感，表现音乐美，享受音乐美，创造音乐美，提高综合素质，塑造完美人格。

5促进音乐第二课堂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

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录；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19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比如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以及使用的相关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文化空间等。可以说，“非遗”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但过去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导致很多“非遗”都慢慢被遗忘，遭到破坏，面临着无人传承的严峻形势。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必须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并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全面、真实、系统地将“非遗”记录下来，逐步实现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一、运用影像记录实现对“非遗保护”的可行性

（一）符合对非遗保护的真实性要求

影像是采用摄影设备与感光材料来记录拍摄对象，从而形成具体的视觉图像。这种物化的图像更加直观、逼真，便于人们理解与接受。正是由于影像带有真实性与直观性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超越语言文字的世界通用语言”。

（二）影像是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与无形性，因此，需通过相关物质媒介载体来实现保护与传承的目的。而影像具有物质性特点，能够长期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永久性”，进而得以保护与传承。同时，影像的可复制性，可以复制出很多非遗文化的范本，便于将优秀的非遗文化传播给大众，让人们了解到相关非遗文化，树立起保护非遗文化的意识，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三）影像的“虚拟现实”特征可进一步增强非遗文化的在场性

在影像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认为纪实性是其本质特性，而虚拟性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根据长期的实践证实，影像既能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也能再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也就是说，“看到的才是存在的”这一命题的真实性随着影像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我们可以利用影像记录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根据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存在的状态进行“复原”，甚至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其在现存时空中的存在状态，让人们更易理解与接受。

二、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大原则

（一）完整性

影像记录必须遵循“完整性”原则，这有两层含义：一要体现出该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二是要充分体现出非遗项目内容的完整性。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是指它是由很多具体的文化事项组成的。在保护具体的文化事项时，必须尊重其内在的丰富性与生命特征。除了要保护非遗项目自身及其外形以外，更应重视此类文化所依赖、生存的环境。众所周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文化均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说明各种文化并非凭空出现的，都有着相应的地理、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也是在当地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因此，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项目时，必须注意这一特点，向观众介绍、表现此类非物质文化项目所形成与存在的文化空间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对非遗项目的内容要拍摄完整，确保内容全面，无遗漏，详细记录整个过程。

（二）真实性

真实性原则是指在拍摄过程中，一般要求为实拍，但对于特殊情况可采用“复原拍摄”、“情景再现”等手段进行弥补。这是由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此，也是影像记录非遗文化项目的关键原则之一。简单来讲，在拍摄时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非遗文化中的人物、行为、声音等，确保其“原生态”特点。若稍有任何贬损、粉饰，或者掺入虚假成分，都会让该非遗文化项目远离本真样貌，也使其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傩戏”是一种古老的“活化石”，傩文化在繁盛时期也传人东亚邻国，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2]。若在拍摄过程中，随意改变某个动作，或从现代审美角度加以修改或美化，都会让傩戏丧失最本真性的东西。

（三）客观性

这是对影像拍摄者与制作者的要求，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拍摄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要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二是影像后期制作者也要在制作过程中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不要将个人的喜恶带到拍摄与制作过程中，要真实、客观地记录相关非遗项目。同时，还要最大限度保留该非遗项目的质朴性与原生态。任何和表现内容无关的东西都要隔绝在画面以外，确保环境、主体及陪体间的协调，着重突出内容的自然性。解说词也要遵循客观原则，不能掺入个人感彩。

三、用影像记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工作职能部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由于缺乏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与组织管理，造成工作责任无法真正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上级管理机构，以加强对相关工作的部署与组织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管理机构，负责将影像拍摄、后期制作、资料整理与保管、传播等工作落实到各部门，并给予相应的指导与监督。同时，还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从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加以扶持，以期促进非遗文化影像记录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影像记录水平

拍摄者与后期制作者的专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遗文化项目影像资料的艺术审美水平及文化底蕴。因此，必须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投入，与高校合作，培养出更多专业化人才。同时，要注重开展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创作人员参加学习活动，重点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拍摄手法及技巧，后期制作方法等，以进一步提高影像记录水平。另外，要让创作人员深入到传承人群中去，要从生活体验的角度来感知“非遗文化”，或邀请“非遗”研究专家参与拍摄工作。这样才能探知“非遗”项目的文化之根。

（三）重视对“非遗”影像资料的保管与合理利用

首先，要将各类非遗影像资料分类、编号，包括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化、传统美术、民俗、传统医药等基本类别。然后，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完善相关影像资料的档案信息。其次，要改善影像资料保管环境，调整档案室的温湿度，做好防虫、消磁、防腐等保护措施，避免影像资料遭到破坏。再次，要合理利用这些非遗影像资料，使其真正发挥出文化传承的作用。可利用信息技术，将其进行复制、拷贝、备份，或直接用光盘、磁盘保存，并上传至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的人接触到非遗文化，领略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主动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来。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祖辈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的智慧结晶，也象征着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精神。因此，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都非常重要。影像数字化记录非遗项目只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起点。因此，我们在做好影像记录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将其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白舒元.纪录片影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J].文艺生活，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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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理论

非物质文化是古代人类文明的证明和反映，对研究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处境，在全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大规模的减少，部分甚至处于濒危状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在1982年我国有着394种戏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面目前只有100多种，被大众所知晓的只有50种，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全世界范围都开始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措施来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是一种有效、基础的措施，对此方法的使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保护现状

（一）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群体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相互作用使得为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微妙改变和创新，是他们自身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历史感，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传承、创新，才形成了世界上丰富多样的文明和历久弥新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同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只有有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保护现状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历史文化对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这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其的保护措施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研究讨论的重点。目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减少速度加快。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不同国家之间也成立了国际性的组织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被进一步保护，国家也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正确理解档案化保护

（一）档案化保护的必要性

依据联合国科教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一种信息和知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人们言传身教在群体中进行传播，这也体现了它的非物质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实现这种意识内容的生、传递、发扬光大。由于通过人们之间的言传身教具有不稳定性，容易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和流失，所以档案化保护的形式成为了十分必要的保护手段。

（二）档案化保护的可行性

档案是通过文字、图表、音像等方式来实现对知识和信息的记录和传播，档案是一种载体，就档案本身而言没有意义，其价值体现在记录的信息和知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存在了一定的联系，有着一定的共同点。正是这种对有价值信息和知识的共同指向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成为可能。档案式保护不是指加强档案馆对申遗资料的管理和归档，也不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档案保护模式主要作用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环境的改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人为的保护措施，为其生存传播提供一种更安全、可靠的途径。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可以方便广大民众对一些知识信息的了解、学习，一方面使民众受到文化遗产的熏陶，另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积极性

三、实现档案化保护的举措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档案式保护归结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研究、宣传普及，同时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固化、研究和宣传，最终实现改善其生存、传播环境的目的，进而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一）保证档案管理各个环节作用的充分发挥。首先，建立、整理档案的基础性作用。档案的本身不能发挥非遗的保护的作用，非遗必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必须通过人们相互之间的传播、认识和应用，所以单纯的记录记载不能保证非遗的生命力。非遗的性质决定了非遗有着无形性、多样性、动态性的特点，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增加了对非遗深入了解的难度。档案的建立和整理能够实现对这类知识和信息的整理和固化，有利于我们对非遗进行体统的认识。其次，加强档案发掘非遗文化意义的作用。非遗能够有着强大生命力，经过几千年时间的磨砺还能存在的关键的是其文化价值，非遗的文化价值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当今，经济发展迅速，快捷、高效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多以现代对文化价值重视程度不够，加强档案管理对非遗文化的发掘有着重要意义。最后，档案资料的公开性。非遗不应归少数人所享有，它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通过建档、整理、研究得出的研究成果要实现共享，使学者和民众能够更加近距离接触认识非遗文化，重新拉近民众和非遗之间的距离，让非遗的文化精髓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增进人民大众对非遗的宣传保护意识。档案公开的方式有多，例如电视媒体、图书资料、影视资料、学术讲座等，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宣传方式。

（二）保护主体的多样性

第一，加强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参与。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复杂的工作和庞大的工作量还需要图书棺、博物馆、文化馆等相关文化机构的共同参与，弥补档案馆的不足，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工作的全方位进行。第二，鼓励相关专家和学者参与非遗档案化。处于精英阶层的专家和学者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他们能够深入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人文、科学价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施行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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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3]赵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02）：40-48.

[4]王巧玲,辛文琪.我国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正式制度研究[J].浙江档案，2020（12）：29-31.

[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6]赵昌彦.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01）：4-7.

篇11

【关键词】非遗资源；陶艺社团；活态；固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我国文化的象征。国家大力扶持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如今它的社会认知度和出现率急剧上升，同时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已经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课题。

陶艺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对陶艺也是由衷地热爱，通过多次的培训交流，在两年多的陶艺社团教学中，结合了其它非物质文化的素材进行了陶艺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下面就具体来谈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陶艺》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具体举措及实际效果。

一、在陶艺社团常态教学中结合多种的非遗资源

笔者在陶艺课程的选材上主要结合了非物质文化的不同形态对此进行了开发和研究。

（一）结合活态的非物质文化素材

1.民间文学故事

学生结合文学故事临摹了梁祝文化公园的雕塑，它山堰十兄弟的面塑等等，通过临摹不但掌握了浮雕和圆雕的基本制作方法，同时学生还会大胆创新，比如在创作过程中，有的学生制作了现代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有的学生制作了一对精美的蝴蝶，有的结合梁祝文化公园中的婚育文化园中的抽象雕塑进行各种人物的塑造，这些作品都很好地体现出当代中学生对爱情及幸福生活的理解。

2.各种工艺制作技能

工艺制作的分类很细，如：草席编织技艺、根雕、木雕、面人、糖人、泥人、石雕、剪纸、漆画、泥金彩漆、造船、篆刻等。课外让学生通过上网、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访问交流等多种方式来了解上述各种非遗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制作技法，并将这些技法恰当地结合在陶艺制作中，让陶艺的装饰手法呈多样化趋势，例如，部分学生通过长辈们了解到家乡黄古林草席的编织方法后，就将草席的编排方式运用到陶艺的房子等作品中来进行装饰。有个学生的爷爷是个篆刻家，他就邀请部分同学到他家来听爷爷讲关于篆刻的历史、技法等，好几个学生就开始用篆刻的技法来进行陶艺作品中文字的浮雕制作，效果显著。

3.礼仪、风俗、节日庆典

每年的元旦、春节、元宵、五一、端午节、六一、国庆等节假日是大家所期望的，孩子们讲到节日就有做不完的题材，如有制作小孩子放烟花的、一家人在游玩的、元旦、文艺表演的、生肖动物等等。此外孩子们还会结合开渔节、庙会等风俗来制作各种脸谱、唱戏人、海底动物等。这些陶艺作品都能很好地体现出孩子们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

（二）结合固态的非物质文化素材

1.名胜古迹

我国的名胜古迹很多，如故宫、长城、鼓楼、天封塔、天一阁等。在进行小小建筑师课程安排的时候，笔者先向学生介绍各地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对当地的名胜古迹做了详细的介绍，让学生通过印象、图片、文字介绍等进行了名胜古迹的制作，如有制作天封塔的、鼓楼的、长城的……

2.公园

主要结合学生所熟悉的月湖公园、南宋石刻公园等来进行陶艺制作。在学生的作品中有月湖公园里的各种动物游船，有游玩的人群、有将军的形象。

二、社会实践中参观、感受各种非遗资源

平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实地考察我国形式各异的非遗资源。如：去年我们初二的学生去了绍兴的鲁迅故居，在那里有一家买泥塑人物的店，店里的作品都是由非遗文化继承人宓风光老师所制作的，陶艺社团的学生在那里经过店家的讲解、老师的分析，进一步了解了泥塑人物的制作流程、上色技巧等，还有几个学生在那里座了乌篷船，回来后就制作了乌篷船及有地方特色的船老大。又如：我们每隔两年就会带陶艺社团的学生去宁波博物馆参观，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我们宁波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及社会价值，让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当地的文化。再如：结合宁波的南塘老街的糖画艺术、面塑艺术等。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学习形式各异的非遗文化，这些都为更好地进行陶艺制作起到了积极的的效果。

三、非遗资源进中学陶艺社团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在中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非常有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师生是非遗传承的主体，学校通过持续性、常态化教学活动，把非遗项目植入校园生活。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展览、交流、比赛，这些都将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校的文化内涵，培育师生的文化素养，大力推动我校的陶艺教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一项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开创性举措，更是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通过陶艺社团活动的开展能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责任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三）我们陶艺社团活动中学生通过陶艺造型都能够享受着进步的快乐，体验着成功的喜悦，因此陶艺社团成了学生最受欢迎的社团。

四、结语

笔者在日常的陶艺社团活动中挖掘各种活态和固态的非遗资源来开展教学，实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但能够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校的文化内涵，培育师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学生在陶艺社团活动中享受着进步的快乐，体验着成功的喜悦。相信通过今后的努力我陶艺社团将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美术教育研究》安徽出版集团主管2012.9（上）

篇12

摘要：中国京剧与日本組踊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文书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对两个剧种的申遗提名书和申遗确认书进行文本比较，从申遗书的格式和语言、信息传达方式、戏剧艺术的表现形式、历史渊源、代表地域、伴奏乐器、以及申遗确认书等方面对比分析它们的特点和异同。

关键词：京剧 組踊 申遗提名书 申遗确认书

一、引言

中国的京剧与日本的組踊均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京剧是中国的“国剧”（National Opera）；組踊是日本冲绳县的地方戏，保留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思想。本文将对比分析这两种戏剧的英文申遗提名书和申遗确认书，从若干方面研究它们的异同点，最后分析两剧申遗成功的国际影响。

二、两个戏剧申遗文本的对比分析

1、相似点：

（1）格式一致，语言正式：

它们都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一要求填写的规范申遗提名书，不但格式一致，而且语言表达正式、严谨，语气严肃、诚恳，用的都是陈述句。 然而，京剧的整份申遗提名书是11页，总共填写3545个词，組踊的申遗提名书共计15页，总共填写4569个词。在“辨别和定义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IDENT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ELEMENT The element constitut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栏中，京剧用了881个词，組踊用了983个词。在“有助于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可见性和（被保护）意识以及促进（文化）对话”（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 Inscription of the element will contribute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这一栏中，京剧用了380个词，組踊用了698个词。

（2） 戏剧的艺术表现方式相似：

京剧和組踊的表演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饰演角色的化装和服饰固定，伴奏乐曲固定，舞台陈设和道具小、巧、精，大的舞台背景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观众想象出来的，京剧讲究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組踊则全部由男性表演，女性故事人物由男扮女装饰演。

（3） 均提及戏剧 “大师”或 “国宝”：

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两次提到梅兰芳大师，足见他在国际上的名望。組踊的申遗提名书中提到組踊有两位最高级别的大师被日本奉为“健在的国宝”（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

2.两个戏剧的申遗提名书的不同点：

（1）内容取舍不同，信息表达方式不同：

虽然两个剧种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申遗文本的内容首先要做到能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委们看懂，因此戏剧介绍部分应该避免或者尽量少使用多数评委不易理解的词汇表达。可以看出，京剧的申遗提名书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和“牺牲”：文中没有提及京剧用“生、旦、净、末、丑”来表现人物形象。 但是，文中还是出现了很多音译词汇，如，列举了5个中国人名，以及“Xipi tune”、“Erhuang tune”（西皮调和二黄调是京剧的两个唱腔）①，但是申遗提名书没有详细解释它们，还有“Jinghu”、“Yueqin”、“Sanxian”、“Bangu”、“Daluo”这些让评委们不易看明白的词汇，此外，还列举了三个中国地名（Beijing、Tianjin、Shanghai），当然，列举地名是必要的。

与之相比，組踊的申遗提名书更具可读性，整个文本用了三个地名 “Okinawa”（冲绳）、“Tokyo”（东京）、“Ryukyu”（琉球），一个日本时期的名称“Meiji Restoration”（明治维新）及两个日本戏剧的名称“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生僻的音译词汇了。組踊的伴奏乐器是三弦，文本是用“three-stringed instrument”表达的，这样，国际评委们会很容易理解。

（2）历史渊源不同：

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提到，京剧起源于民间，兴盛于皇室，取材丰富，主题多样，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传说等多方面，有3000多个剧目，现在经常上演的约100个剧目。

組踊是1719年琉球国王为迎接来自中国的使节首次上演的，它借鉴了中国戏剧和日本戏剧“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在琉球政府的管理下创立和传播，作为该王国的官方表演艺术兴盛一时，取材多为琉球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主题反映的是儒家的忠与孝，现有剧目约100个。

（3）代表的地域范围不同：

京剧，顾名思义，是以北京为基础，说唱用的是北京方言，因此，中国人都能听懂。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两次强调京剧是“国剧”（National Opera），在北京、天津和上海都有京剧学院和京剧团，影响遍及中国。

組踊是日本冲绳县古老的地方戏剧，演员表演时说的不是日语，而是该地区处于琉球王国时期的语言，在现在的冲绳县，只有老人能听懂，因此，組踊对于保留和传承琉球王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

（4）伴奏乐器不同：

京剧通过不同的曲调表现人物的心情和剧情气氛，此外，还做了两个形象易懂的比喻：把京剧中伴奏用的鼓比作乐队指挥，把京胡演奏家比作交响乐的第一小提琴手，这样，外国读者能很快理解它们的作用。相比之下，組踊的伴奏乐器简单得多，只有三弦。

（5）本国官方对申遗戏剧的保护时间和方式不同：

2006年，中国文化部下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将京剧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China’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与之相比，日本对文化遗产较早地采取了保护措施。早在1972年，根据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第71条第一段，組踊被列入“重要非物质文化財产”（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根据该条法律的第二段，組踊艺术家被定为“組踊传承者”（Bearers of Kumiodori）， 同年，他们建立了“传统組踊保存会”（Traditional Kumiodori Preservation Society）。

三、两个戏剧的申遗确认书/同意书的对比分析：

組踊的申遗同意书是一份只有一页的日英对照版。 正文只有一句话， “本同意书确认組踊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日本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在完全知晓，自愿同意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另起一段，注上“传统組踊保存会”，签名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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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闾山满族剪纸；满族文化；保护；发展

一、闾山满族剪纸的起源

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满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族剪纸为载体传承至今。闾山满族剪纸流传于辽西锦州市北镇医巫闾山地区，记录了医巫闾山地区从原始社会至今，长达七八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目前保存较好的满族文化元素之一。在历史的积淀中，闾山满族剪纸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蕴含着大量关于满族信仰、风俗、生产和生活的内容，不但是表现满族原始的自然神、始祖神、生殖崇拜等萨满文化的主要形式，还是研究满族文化起源的重要史料。闾山满族剪纸在当地的满族文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民俗方面。清朝中期以前，满族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立性，自成一派，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并不能够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清朝灭亡之后，贵族阶层的文化大多随之消亡。因此，满族文化的代表不再由帝王和贵族阶层所决定，平民百姓的文化成为满族文化的象征与符号。由此开始，剪纸艺术逐渐被人们所熟知。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是各种节日和祭祀活动烘托氛围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如窗花、喜花、祭树等，还是服装、鞋帽上的刺绣图样。早期剪纸技艺主要依靠家族内传承的方式延续，通常由家中年长女性传授给年轻一代，与此同时蕴含于剪纸技艺之中的民族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等也得以传承。

二、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闾山满族剪纸虽历史悠久且多存在于满族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的变迁，闾山满族剪纸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丧失活力并逐渐走向没落，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甚至出现断代现象、公众认知匮乏、实用价值降低、传播方法老套、专项经费不足的问题，严重阻碍着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

（一）传承人断代

据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并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可知，我国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了63岁，其中4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1%，与之相对的，6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达58.3%。②由此可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及“断代”现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年轻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极大改变，抛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谈，“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也早已被摒弃。因此在如今时代背景下，闾山满族剪纸仍以极具满族特色的生殖繁衍崇拜、山林文化等萨满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实在不能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和关注，年轻人普遍认为其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创新。目前，闾山满族剪纸尚有汪秀霞等十余家谱系仍在传承延续，但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秀霞、赵志国等人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随着老一代手艺人逐渐逝去，闾山满族剪纸后继乏人。

（二）公众认知匮乏

据《中国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并不高，且一些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管理和宣传工作乏善可陈，由此导致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存在的重要性的认知十分匮乏。在闾山满族剪纸的生地和周围城镇，由于宣传不到位和公众自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并不知道“非遗”是什么，更不清楚他们随手剪出的图样对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是将剪纸作为爱好或是一种活计。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了解，对文化传承的不关注，使得他们很难积极参与到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和发展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产生，若想在民间发展，就需要在民间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如果脱离了公众广泛、积极地支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变成了空谈。因此，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重视是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三）实用价值降低

文化的价值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才得以体现的。“艺术源于生活”，许多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从无到有并到达巅峰，是因为在起源时期，能够被广泛应用于百姓生活，满足人的需求。历史上，闾山满族剪纸的确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作为祭祀、婚嫁、节日等活动的文化符号，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但随着时展和满汉民族融合，百姓需求发生改变，许多满族文化和礼仪都被逐渐淡化，并且工业化生产出的产品，如窗花、喜花等价格更为低廉，样式更为新颖。其次，在现代社会，除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合之外，满族人在着装方面与汉族人无异。因此，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服装、鞋帽的刺绣图样的实用价值也基本被削弱。实用价值被削弱意味着文化与生活脱节，失去社会黏性，人们对其传承和保护热情必然也大打折扣。

（四）传播方法老套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在于传播，而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选择将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只有通过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媒介让非遗文化走出其生地、进入大众视野才能使其获得更高关注度，进而解决受众数量少、文化影响力不足和发展效果不佳的问题。在闾山脚下的北镇市，有300多名满族剪纸艺术家和爱好者，他们常年在附近的乡镇、城市弘扬闾山满族文化，传播剪纸艺术。2003年，10位满族民间艺人成立了闾山满族剪纸协会。在成立至今的十多年间，协会多次走进社区、高校、军营等地传播剪纸技艺。协会虽自发开展多项传播活动，但是这种线下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传播范围仅覆盖北镇市周边城镇。另外，闾山满族剪纸的线上传播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线下传播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传播方式使得闾山满族剪纸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

（五）专项经费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存在于少数民族或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经费不足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普遍问题，非遗生地的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投入有限。没有资金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困境。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村镇当中，村镇贫困落后，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没有余力，只能依靠市政府拨款。然而，近些年辽宁省经济在全国排名迅速下滑，锦州市由于产业结构不符合发展需求，经济发展缓慢，难以设立专项资金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据调查而知，当地文化部门多次向市政府申请项目资助，都未得到回应，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费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没有经费的保障，各项活动无法开展。即便满足其他的传承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寸步难行。

三、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闾山满族剪纸，就必须针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探索出顺应时展趋势并符合实际情况的保护与发展路径，使得闾山满族剪纸重焕生机。

（一）吸引年轻群体，弥补年龄断层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而年轻人是非遗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接受和喜欢非遗，才能促使其产生保护和传承意愿，解决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甚至是断代问题，让非遗获得持久生命力。多年间，闾山满族剪纸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群体传播剪纸技艺，以解决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但笔者认为，就学生群体而言，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应试教育模式之下，大多数人都是在被动学习，因为学业压力而被迫放弃很多个人兴趣爱好。因此，通过开设课程或强迫参加活动的方式，一味地向其灌输传承的重要意义只会引起学生反感，不如将闾山满族剪纸的特色结合满族文化制作成各种符合年轻人审美动画作品或益智类游戏，使其主动接受非遗文化并加以探索、创造和发展。

（二）加强非遗宣传，提高公众认知

2017年，由锦州市政府筹划并投资的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成。该基地虽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名单，但其在公众之中却鲜少为人所知，并未实现其“传习有场所”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开展的目标。为使基地实现其目标，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一方面，政府应当宣传基地建设，展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另一方面，政府以成立非遗传承基地为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性及措施，以提高公众认知。在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的人才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当地开展志愿者招募活动。将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宣传能力且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志愿者队伍，定期到公众之间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意义。

（三）顺应潮流趋势，提高实用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只是摆放在展馆里的文物，想要不被遗忘，那就必须要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顺应时展潮流，以满足人民生活生产需要。近年来，我国掀起一阵“国潮热”，许多设计师会选择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设计的产品之中，服饰品类中最成功的就属出现在纽约时装周的中国李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独特风采。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满族服饰的刺绣图样，其实用价值随着满汉民族融合而大大降低，可以尝试搭上国潮发展的顺风车，联系服装生产厂商将刺绣图样融入服饰之中，并加以改良，建立独具特色的个人品牌，重新找回其实用价值，并以此为平台创造经济价值，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四）善用新兴媒体，拓宽传播渠道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受众的视野也逐渐从传统媒体转变到新媒体，不同年龄段、地区的受众都会接触到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因此要想让闾山满族剪纸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发展下去，就必须遵循时展趋势，结合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相融合，拓宽传播渠道，从而摆脱老套的传播方式所带来的局限。依靠新媒体传播不仅可以突破传播范围和受众数量的局限，还可以有效改变人们参与非遗传播的方式，如：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可以增强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使受众拥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另外，鼓励受众转变身份，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注册闾山满族剪纸自媒体账号，借助自媒体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将闾山满族剪纸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生产过程等融合在原创的图文、视频作品之中传播出去，为非遗保护和发展增添动力。

（五）整合产业资源，建立财力保障

为了减轻对政府专项资金的依赖，摆脱由于经费不足带来的困难和不便，增强非遗自身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文化产业运营模式，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根据锦州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锦州市将落实市委确定的“五大工程”，其中提到了“北镇、义县环闾山旅游路建设”。这项建设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剪纸与旅游业对接，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进行旅游产品销售和文化旅游市场开发的同时获取经济收入，建立财力保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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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宛梆艺术的礼俗语境解读

宛梆艺术兴盛于清朝中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宛梆艺术是豫西南、鄂西北及陕南的主要流布剧种。随着历史的发展，宛梆艺术的流布范围最终局限在以南阳盆地为主的区域中，传播空间狭窄，加上其草根属性，少有文人学士对其进行加工和提升，因此宛梆艺术主要依托于南阳的礼俗传统而存在，礼俗语境是其生存本源。

南阳地区的礼俗传统主要存在于南阳地区的农村、山区等乡村地带。在这些民俗礼仪中，既有社会参与性质的传统庙会、信仰祭拜等，又有属于小众群体的红白喜事、祝寿、祭祖等民间礼俗。这些乡村礼俗主要由两个组成部分：仪式组成部分和娱乐组成部分。尽管各地庙会期间通常都请戏班演社戏，民间许多祭神仪式也请戏班演出酬神戏，但其中的戏曲是独立的演出形式，和仪式表演没有直接关联。在乡村礼俗中，宛梆艺术主要参与在娱乐组成部分。当地人在礼俗仪式中乐于邀请宛梆艺人进行表演。通过当地百姓熟悉的戏曲增强礼俗仪式的隆重程度和规模。而宛梆艺术参与到这种礼俗活动中，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酬神祝祷还愿祭祖祈福等各种礼俗的名义外衣。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受政治、经济和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礼俗发生了改变，其表现形式具有了娱乐性，因而在今天宛梆艺术更多地体现出了娱民功能。

二、宛梆艺术的学术语境解读

南阳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这里既有秦文化的阳刚旷达，又有中原文化的正统平和，还有楚文化的流畅清新。其周围多山，呈盆地地形，自古相对封闭，变革元素流入较为缓慢，文化环境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性。宛梆艺术正是对这里世态风俗、信仰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认知观念等的艺术体现。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基于这种意义，宛梆艺术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学术探索，形成了其学术语境。

从1956年开始，在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由南阳地区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对宛梆艺术的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整理，并对代表性剧目进行录制，为后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2006年宛梆艺术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后，对其研究更成为我国文化价值建设中的必要课题。研究者以学术文章、理论著作、科研项目等各种形式对宛梆艺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解析宛梆艺术的学术价值，发掘其文化价值，强调其生存价值。

三、宛梆艺术的开发语境解读

宛梆艺术的开发与利用表现在实用和实效的价值需求方面，后工业化时代中，文化已经演变成为商品化存在、工业化量产、信息化传播的形式。在此环境中，非遗文化保持自身文化品性的同时，要争取与时代语境结合。在避免现代式开发对非遗文化建设性破坏的前提下，找出其本身最为恰当可行的开发方式，从经济层面体现其价值，惟其如此，才能赋予非遗文化时代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