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 城乡分割 流动性大 收入低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劳动力一般会流向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对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研究以及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是相当丰富的，而西部劳动力市场少有研究者关注，西部地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状况目研究前仍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3年全国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工资、社会保障、教育程度等维度进行研究，深刻剖析西部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及流动的驱动力，以达到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目的。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劳动市场概况

（一）样本数据描述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3年全国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西部12省共有64824个个案。表1为各省的样本数量，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样本量，基本达到1：1。

就各省的流动人口来源来看，我们发现西部的绝大多数省份（除新疆、和青海外）都有一半以上的省内流动率，其次就近跨省流动也是比较多的，像贵州，省内流动占到65.2%，其余流入贵州省前三名的省份分别是四川、湖南、重庆。（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适用）。这显然很容易理解，由于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这吸引了农民工流入城市，但考虑到迁移的成本，所以有不少人了选择省内流动或就近跨省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和青海这三个省，省内流动将近30%，而跨省流动的比例远大于其余几个西部省份，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份的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四川、河南、甘肃这三个省份。四川与河南都是人口大省，成为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主要人口输出地。即使是这样也遵循就近跨省流动的原则。

（二）受访农民工的个人特征（见表2）

分析一下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被访者占55.3%，女性比例占44.7%，男性略高于女性，我们可以看出男性的流动意愿略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上看，20-50岁是的农民工占到近90%，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农民工是极少数的，将近10%。从农民工的年龄分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青壮年劳动力的迁移意愿往往是比较强的。从婚姻状况层面上，76.3%的农民工处于已婚状态，其他婚姻状态的只占到近25%。在民族构成上看，汉族仍然是大多数，占到将近86%，少数民族仅占14%，同时研究发现，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向外流动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反而是人口流入的大省。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其他的地方生活难以适应，其二是国家政策支持西部的发展，给他们许多优惠的政策，建设美好家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他们的跨省流动的意愿很低。从教育程度方面看，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总数的71.1%，高中及专科学历的占26%，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2.9%，总的来说，男性的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女性，但从这个数据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农民工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还是偏低的。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即认为收入和人力资本的高低有着极强的联系，而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又将教育、培训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途径。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意识到教育对于收入的贡献率，因此在城市务工期间努力拿到函授、夜大的文凭，以提升自己的收入，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如：北上广）超大城市尤其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农民工总体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受教育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工资状况见表3）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现状

以下主要是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农民工就业身份，就业行业以及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来评估西部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

首先，根据表3西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来讲，西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略高于西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西南地区除外，其余五省均未达到西部地区整w的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区的青海、内蒙古、陕西、甘肃四省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因此，总体来看，西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于西南各省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更出乎意料的是，的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达到了3846.73元，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这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地处青藏高原上，环境恶劣，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比非高原难度要大很多，再加上本就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根据供求理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反之，重庆、四川和广西，人口密集，劳动力供大于求，因此价格下跌。

表4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性别的农民工收入的差异，西部地区男性农民工收入为3441.59元/月，女性农民工收入为2683.4元/月，男性收入是女性收入的约1.28倍。这个情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非常吻合，这表明不同性别的收入差异跟所处的地区关系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农民工更多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由于男女体能上的差异，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次，依据西部地区总体的就业性质，从事个体工商业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分别占到47.7%和24%，无单位的农民工也占到12.4%，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共达到10.6%。从农民工的就业身份来看，雇员占到50.6%，雇员的平均工资在2755.66元，大部分雇员的工资为3000元（即众数）；雇主占10.3%，月收入均值为4473.76元，大部分雇主收入为3000元；自营劳动者占36.2%，这部分人的月收入的均值为3426.94元，众数为3000元；家庭帮工占2.9%。从以上描述中，显而易见的得出农民工主要还是以雇员和自雇为主，稍微有点积蓄的农民工做私营的买卖，赚的钱会多一些，但这部分人仍占少数。

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长普遍高于初级劳动力市场，分析西部农民工每周工作天数，我们发现每周工作6天和7天的农民工分别占到26.8%和57%，而只在工作日工作的比例都不到20%。进一步分析，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长，8小时及以内的占到41.9%，9至12小时的占到54%，13到18小时的占到4.1%。农民工周工作时长明显比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长，而工资却相差不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表5为西部地区各行业共计55254个案（除去系统缺失的9570个案例）行业占比和社保覆盖状况，通过表4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吸纳农民工比较多的行业，前五名的分别为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与全国的农民工就业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总体来讲，男性多从事批发零售、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而女性更多的从事服务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装店、超市等，农民工多从事个体经营或在私营单位打工，能够进入正规单位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这一点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基本一致，即农民工在务工地更多的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难以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如此现状跟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零售餐饮业、建筑制造业等对学历和技术的门槛要求相对较低，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必然也就成为了农民工的集聚的行业。然而，我们发现在农民工集聚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在这三个行业一项社会保险都没有的农民工均达到了80%以上，这意味着一旦农民工在工作期间生病或出现意外，医药费都是自己负担，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因此很多农民工表示“在外务工期间，最恐惧的就是生病”。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情况之所以如此不乐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国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未出台政策文件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其二，很多用人单位为一己私利，不按时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而这种不当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而且被默认为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应有的现象；其三，农民工自身在求职的时候，对社会保险方面不重视，缺乏自我维权的意识，只看重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考虑。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建筑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这三个行业的农民工也相对较多，社保覆盖情况要比批发餐饮服务业好些，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三个行业1-3项社保占比较多，更多的是缴纳了工伤保险。而其他行业发生工伤的机会比较小，索性就一项也不缴了。总之，西部地区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保障这个方面亟待完善。

图1为西部12省0项社会保险的占比情况，很清晰地发现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高达95.1%，而重庆、四川、新疆是12省中，社保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但仍高达50%以上。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各省在农民工参与社保的情况，均难以达到目前的整体水平。总之，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本就非常的不正规，不完善，而西部的情况却更严峻。

图2为最近一次看病报销的占比情况，在样本总体中，近期看病的个案共有4550个，这部分群体中没有享受任何报销的占到近78%，而看完病后由单位报销的只有2%。可见，医疗保险的缴纳情况极其糟糕，而对于体力劳动繁重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是他们紧急而又迫切的需要，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情况亟待完善。

虽说农民工在城市的很多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但他们仍甘愿进城务工，一是由于农村不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二是因为他们在城里务工，总会比在农村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受高收入的驱动，该群体对于社保方面的缺失也就直接忽略了。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西部地区农民工来源地、人口学特征、工资水平、工作时长以及社会保险水平的分析，西部地区次级劳动力市场极其的不完善，具体特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周工作时间太长，总体工资水平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②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太低，用人单位基本上不给雇员缴纳社会保险；③农民工主要聚集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以及社会服务行业，住宿餐饮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较低，批发零售业的收入差距较大，建筑采掘业的工资水平比较高。

因此，规范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需在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宏观政策层面，政府部门急需出台相关政策来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在社会保险方面，强制雇主给农民工缴纳三险一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未按规定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雇主或单位一律严肃罚款。或者政府、单位（或雇主）和雇员实行“三三制”的社保缴纳方式，为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其次，在中观层面，企业应积极联合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以及其他福利服务，协助其提高工作技能，以增强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雇员的流失率。最后，在微观层面，农民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以及收入低，除了客观环境的原因，跟农民工自身也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必要地社会保障意识，也缺乏专业技能，更多的从事体力劳动，他们需要在选择好行业的前提下，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和工作技能，逐步在工作中获得“一技之长”，以提升自身收入；另一方面，该群体流动性太大，有些企业想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但出于流动性大的原因，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建议农民工群体在选择就业时，尽量保持工作的持续性，不要流动太频繁。

总而言之，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是城乡户籍制度的苦果，单靠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个主体的努力改进，难以起到显著效果。只有全社会都为构建平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出谋划策，才能促使问题更好更快地解决。

参考文献：

[1] 邓永辉.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13）：103- 105.

[2] 沈洁.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J].青年学报，2015（01）：43- 48.

[3] 金晓彤，杨潇.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15（03）：20- 29，94- 95.

[4] 夏季，陈婉娟，徐礼清.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06）：1456- 1459.

[5] 刘健.新型城镇化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J].企业经济，2013（05）： 129- 133.

[6] 叶青华.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7] 陈利锋.二元劳动力市场、异质性雇佣成本与失业波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67- 77.

[8] 任丽新.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权益问题[J].理论学刊，2003（04）：111- 114.

[9] 马广海.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5）：18- 20+159.

篇2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现状

通俗地讲，性别歧视是指个体仅仅因为性别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使得个体利益受损。如果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男性和女性工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性别不同而在就业过程中受到系统性差别对待，我们就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性别歧视。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据《我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总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51．47%和 48．53%，但是在就业比率上女性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重仅占总就业人数的37．8%，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在失业率方面，全国实际失业人口中女性的失业率普遍高于男性失业率。2003年男性失业者下岗的占37．7%，女性失业者中下岗的占42．1％。另外，我国政府一贯主张男女要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生活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却仍然普遍存在。根据第二期我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在一些服务业的一线中，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53%左右，而在管理和技术行业中，该比例为74%左右（见表1）。以上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

二、性别歧视原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性别歧视的因素有很多，作者认为目前我国性别歧视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劳动力供需、企业利润、传统文化三方面。

1． 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是我国性别歧视产生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财富。但在市场上劳动力资源要发挥作用还要受到社会资源的约束，即劳动力资源必须与社会资源相结合才具有生产性。当社会没有条件提供足够的岗位而形成大量失业时，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劳动力资源会成为一种社会负担。近几年来，卖方市场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过剩状况。据我国37个城市2003年1月至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才市场供求的总体形式是供大于求，求职人员总数是招聘职位总数的3．41倍，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无疑是性别歧视产生的根本前提，劳动力供求的严重失衡更加剧了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各种歧视的产生。

2．企业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性别歧视产生的经济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责任。一般来讲，在女性就业生涯中，存在着一个就业生涯低谷期（生育期）。由于国家劳动法明确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的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预期女性的贡献就是：（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产假）×劳动生产率。如果男女劳动者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会比较雇佣男性和女性的收益，倾向于选择雇用男性劳动力。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力是一种资源，企业要获取这种资源是需要成本的，为了使使用资源的成本降到最低，企业必定会对男女预期成本进行比较：

男性：预期工作时间×工资率

女性：预期工作时间×工资率＋（产假×待岗工资）＋孕期检查费＋接生费

比较之下，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倾向于“择男舍女”，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理性”雇主的决策。虽然国家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在雇佣方面存在性别歧视，但这是对所有的用人企业而言的，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即使其不这么做，通常也不会受到惩处或遭受损失。所以每个用人企业在招聘和录用人才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想承担因为女性生育问题或体力差别给本单位所带来额外成本，就拒绝使用女性人才，即使是一些女性能够胜任的职位。

3．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

传统文化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前市场歧视和市场中歧视两方面；所谓前市场歧视指在劳动力未进入市场前就存在的歧视；市场中歧视（后市场歧视或当前市场歧视）指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受的歧视。

前市场歧视主要表现在教育投资上。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赡养父母的责任基本由儿子承担，父母(家庭)更愿意在儿子身上进行教育投资。他们将受教育的机会给男性而不是女性，甚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也是这样。其结果是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所受教育的差别（受教育很少的女性远多于男性，而受过初高等教育的女性少于男性）。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含量低的传统产业在逐渐萎缩，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后者对就业者的基本要求是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使得女性获得技能的机会少于男性，因而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就业比较困难。

市场中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偏见”上，“雇主偏见” 又是其集中的体现。雇主偏见是指雇主对女性存在偏见，好像女性给他们带来了主观或心理的成本。假定雇主对女性没有偏见，对于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男女劳动者，雇主把他们看作是完全可替代的。如果他们的工资率相同，就会随机雇佣他们，那么，劳动力市场上也就不存在歧视。假定雇主对女性劳动者存在个人偏见，认为女性是不如男性的，在相同条件下不愿意雇佣女性劳动者，只有在女性劳动者的工资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才会雇佣她们。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同一行业的同一职位中女性的工资低于其男性同事。雇主偏见的另一表现就是女性劳动者即使被雇佣，在同样条件下，男性培训进修以及升职的机会更大一些。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性别歧视偏好型的雇主可以轻易地雇佣到他所想要的男性劳动者，因而女性要想获得工作，只有在低于男性的工资率的情况下工作。雇主歧视的存在使得女性的就业率低于男性，并且在工资报酬上也少于男性。

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从政策设计上说，当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还不是很健全，没有建立女职工生育基金补偿制度，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必须由用人单位承担，这加重了单位的经济负担。也正是如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拒绝女性。但需要强调的是，以牺牲男女平等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三、性别歧视对策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要彻底解决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社会各界采取经济手段，积极缓解就业压力。并且要在坚决贯彻执行《劳动法》的同时采取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来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

篇3

【关键词】独立学院 管理类 求职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随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全面化的阶段，高校毕业人数逐年增加。独立学院的就业率低的现状也是由来已久，此外独立学院管理类毕业生在与一流高校毕业生竞争相同位中往往处于劣势，因此探究独立学院管理类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尤为重要。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研究结论之中总结出独立学院的的办学方向，谋求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为提高独立学院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率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且还有具有深远的实用价值。

二、课题研究的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毕业生逐年增多，高等院校的增加提高了国民素质，但增加了就业压力。而独立院校的就业问题日趋严重。

（一）个人现状

独立学院的学生个人就业观是求职的重要影响因素。郭亚红[1]在书中指出，普遍大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而处于独立学院的学生，由于在大学期间没有做好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就业与人生、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的思考。同时，作为独立学院中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管理类专业，学生学的冗杂，导致大部分人在求职时发现自己缺乏专业的知识，社会实践锻炼，个人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增加了就业的难度。邱文芳[2]在《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分析与培养对策》一文中指出当前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不容乐观，而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就业能力薄弱，与社会需求存在明显差异。

（二）社会现状

独立院校管理类学生同时也受到了社会评价的误区，如生源基础差，师资力量不足，学而不精。再者，政府的支持力度小，市场机制提供的不完善。从而，导致市场的产生的引导力就很小。张小兰[3]在《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一文中指出就业难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数量不平衡；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结构矛盾问题突出；劳动力市场发展尚不完善。

（三）企业现状

根据研究调查，企业对于独立学院的就业认可度低，独立学院的毕业生，普遍得不到企业的认可。尤其在管理类的专业符合度上，企业并没有对口的工作技术支持，缺乏专业性的技术指导。其次，企业需要的是的技术型人才，专攻一类研究，而管理类学生的知识面太过于冗杂、多变，不符合企业的发展趋向。

三、研究的预期解决方法

（一）独立学院的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

第一，针对就业率低的问题，独立院校应从加强内部建设，提升学院的就业指导能力。

第二，针对学生错误的就业观点，学校应加强就业观念的指导与思想政治观念的统一，加强就业政策与就业形势的教育，提升独立学院管理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第三，学校加强就业技能指导，应试过程中的礼仪、沟通技巧的培养，提升大学生应聘能力。

（二）学生的个人能力培养

第一，独立学院管理类学生注重管理经验的培养，在校期间增加实习经验补足专业知识的缺乏。

第二，明确自己的就业方向，对未来有清楚的规划，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为管理类的工作作出准备。

第三，在校期间注重知识的储备，提升个人的气质与综合素养。

四、总结

当今就业形势下，独立学院应重视就业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为学生搭建就业平台。同时管理类毕业生做好长期职业规划，把管理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在外部提供的有力环境下，实现独立学院管理类学生的高就业率。

参考文献

[1]郭亚红.新时期独立学院就业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咸宁学院学报》，2010-09-15.

[2]邱文芳.《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分析与培养对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

[3]张小兰，马慧肖.《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2期.

篇4

关键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沈阳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城镇失业问题的现状分析

（一）沈阳市就业概况

截止2014年末，沈阳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55万人，城镇失业率为3.03%。与上年同期相持平，然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与去年相比有所上升。近年来，沈阳市加大了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力度，再就业工作取得了显著地成绩。2014年，沈阳市新增实名制就业21.4万人，援助了就业困难群体就业0.3万人。

虽然沈阳市政府重视就业问题，但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加之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等原因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沈阳市的就业情况相对比较严峻。

沈阳市2010年到2014年的城镇失业人口数量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7.72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9.55万人。失业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2011年以后有缓慢上升趋势。援助就业困难人口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3.14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0.3万人。

（二）沈阳市的再就业政策

沈阳市重视就业问题，近年来出台了很多相关的就业政策，加强对失业人群的培训，积极实现失业人群再就业。沈阳市政府积极贯彻执行省政府出台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技能人统一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多项稳定就业的政策规定。包括高级能人才工作战略的出台和加大技工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积极规划普惠制的再就业培训，开展了多项再就业培训。

1.实施再就业工程

沈阳市政府积极开展再就业培训工作，建立相关的就业服务培训基地，为相关的城镇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服务，并且加大了对再就业培训的扶持力度。全面实现培训的无偿性、实用性和全员性。且积极利用社区等发展平台，将再就业工程落实在社区，实现社区的全面就业及再就业，且对社区的再就业政策及相关的落实进行最终，既实现了再就业工程的利民、便民性，也保证了政策落实的便利性。

2.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建设

劳动力市场是配置劳动力的场所，为使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配置，沈阳市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相关的建设和监管，规范劳动就业服务体系，使就业服务体系正规化、制度化和社会化，沈阳市还扩建了和平、铁西和皇姑等多个劳动力市场。

二、失业人口再就业存在问题及相关原因分析

通过沈阳市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该地区的再就业过程中再就业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一）再就业培训内容不完善

职业培训是失业人员提升技术水平、获取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制度。再就业培训的内容不健全，再就业政策虽然明确规定参加再就业的培训程序，对参加在就业培训的人员、享受的补贴标准、期限进行了规定，然而其中并没有规定关于职业培训的负责机构、再就业的手段和方法也过于局限、相关的辅助措施不足，再就业培训内容方面较多空白、内容不完整。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监督有待完善

沈阳市虽然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监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许多农民工由于没有平台寻找合适的工作，他们大部分做得工作都是环境较差的建筑类工作，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

（三）再就业培训流于形式

沈阳市的再就业培训多为政府组织的强制性再就业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员部分为强制性要求参加的，其中领取低保金的失业人员被要求必须参加再就业培训，否则将无法领取是低保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失业人员的心理负担，且再就业培训项目并没有根据失业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行的培训，而是有什么项目就进行什么项目的培训，起不了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人员是被强制要求参加再就业培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寻找工作的时间成本。

三、促进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建议

（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对策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包括求职信息流动还包括劳动力流动。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对劳 动力市场建设，比如农村进城劳动力与城镇剩余劳动力之间存在就业岗位的冲突、户籍障碍、户籍衍生的制度性问题广泛存在并延续下一代、信息障碍等问题。政府应致力于解决目前存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市场健全与否影响着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

社会保障具有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功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中，应突出失业保险激励再就业的功能，通过将失业保险待遇与再就业挂钩的方法，可以避免失业陷阱，从而有效促进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突出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是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发展的方向。

（三）积极发展社区公益性就业服务事业， 安置就业困难群体

街道社区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涉及到千家万户，了解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大力发展社区公益性的就业服务事业。重视开发社区就业岗位和发展社区服务业， 积极兴办以物业管理、后勤保障、公共服务、家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就业服务组织， 把再就业项目孵化与社区建设有机结合， 进一步完善再就业项目， 孵化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1]徐惠芬.失业人员再就业相关问题的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21）.

[2]李娟.完善失业培训保障 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J].人力资源管理，2014（06）.

篇5

妇女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基本保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形势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男性和女性就业的绝对数量都有小幅上升,女性就业数量占就业总数的比例小幅增加

在过去的6年里,我国男性和女性城镇单位就业数量都有小幅上升,但是这个上升幅度并不明显。2007年,男性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增加到了7484万人,比2001年同期增长7.8%;女性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达到4540万人,比2001年同期增长7.4%。

(二)在细分行业的研究中,男性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女性就业则多集中于农业和第三产业

在2007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最多的是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所占比重达59.7%,住宿和餐饮业位居第二,所占比重达54.2%。另外,金融业、制造业和农业的比重分别为49.5%、43.1%和41.5%。

(三)男性和女性就业比例在我国具有地区差异

我国地域面积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就业比例也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东部11个省、市、自治区城镇男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9.5%,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5%,这个数字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而中部10个省、自治区城镇男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为64.2%,女性所占比例为35.8%。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城镇男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更是达到65%,女性所占比例仅为35%。从东部到西部,女性就业比例依次下降。

二、数据描述和实证模型

(一)数据样本的选取

我们选择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少年儿童和老人抚养比对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时间序列从2002―2006年,样本容量是155。

被解释变量是各省、市、自治区每年城镇就业人数(EMPm和EMPf),以此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单位为人。解释变量包括:各省、市、自治区每年的少年儿童抚养(CDR);各省、市、自治区每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ODR);各省、市、自治区技术市场成交额(TEC)。选择技术市场成交额为解释变量是因为目前正是我国经济转型阶段,高新技术的应用和大量机器设备的使用对劳动力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为了排除技术的这种负面影响,我们将代表技术更新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也纳入模型中。另外一个解释变量是各省、市、自治区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EDUm和EDUf),以此代表劳动力的教育背景。

我们建立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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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方法的采用

因为面板数据模型兼有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优点,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所以我们选用变截距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数据。另外,根据F统计量的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而Hausman检验则证明固定效应模型也同样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所以我们以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三)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抚养幼儿所承担的责任有很大不同,对男性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对于男性而言,儿童抚养比对其劳动市场参与规模的影响为负,回归系数为-0.30左右,意味着一个家庭中幼儿抚养率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则降低0.29个百分点。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儿童抚养比对其劳动市场参与规模的负面影响系数达到0.52左右,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这意味着一个家庭中幼儿抚养率上升1%,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就会降低0.51个百分点。两个回归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个结论符合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女性和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定位,即更多女性承担了抚养幼儿的责任。关于衡量家庭责任的另外一个变量,老人抚养比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规模的负面影响几乎相等,回归系数均为-0.15左右,这意味着一个家庭中老人抚养比上升1个百分点,男性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均降低0.15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赡养老人问题上,男性和女性承担了相同的责任。

另外,在技术进步对男性和女性就业的影响上,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男性就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影响系数仅为-0.01。同样,对于女性就业而言,技术进步和机器大生产对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替代作用也不显著。

对于教育这个解释变量,我们的实证结果与预期不尽相符。产生截然相反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光用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甚至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有失偏颇,教育年限越长,意味着现有可用劳动力则越少;第二,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大部分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并没有实现普通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化,所以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在我国并不能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产生显著影响。

在就业比例上,男性就业比例一直高于女性;在就业岗位上,“一方面,女性集中倾向于办公室文员、行政以及服务支持。另一方面,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蓝领工作’,包括建筑、开采、安装、维护、修理、生产、运输、搬迁等职业。”(Blau, Ferber and Winkler, 2006)。

产生这种男女就业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生理条件,教育水平,女性传统角色定位,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等等。本文通过检验儿童和老人抚养比对男性和女性就业差异的影响,试图分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男性和女性在承担家庭义务和责任方面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男女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男性而言,儿童抚养比对其劳动市场参与率影响为负,回归系数为-0.30左右,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儿童抚养比对其劳动市场参与率的负面影响系数达到-0.52左右,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而衡量家庭责任的另外一个变量――老人抚养比对男女就业的负面影响几乎相等,回归系数均为-0.15左右。

篇6

关键词：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

“辽西北”地区特指辽宁省的西部与北部区域，包括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铁岭三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3，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为主，区域生产总值在省内排位一直处于末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辽西北"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为本地区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使建筑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各地区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朝阳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83.4亿元，比上年增幅18.2%；铁岭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64.1亿元，比上年增涨21%。其中，阜新市建筑业总产值占其地区GDP的比重高达42.9%，建筑业产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铁岭市也达30.2%，朝阳市建筑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则为38.2%。这些数据显示，建筑业在“辽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对区域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建筑业劳动力的变动趋势，有益于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和区域产业政策调整。

一、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

建筑业劳动力主要是指从事住宅、仓库、厂房、道路桥梁等各种建筑物的承建和维修工程的劳动人口。由于建筑业是技术含量十分高的行业，在施工技术、前期图纸设计、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验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都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导致建筑业在当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论是在地市级层面或是国家层面，目前普遍实行阶梯式承包方式进行施工。具体而言，一项建筑项目从最初的审批直至最终完工，除了特大级的国家项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过一层层、一级级的承包商完成，而到达建筑工程建设链条的最末端，则由农村进城务工而来的农民工直接完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当前建筑业在施工技术标准和建筑工人素质方面都对工程质量提高了要求，在许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经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的尴尬现状。

相较于全国而言，“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探析其深层次的成熟劳动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当前的“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这些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受到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年少力壮的青年人很少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面，建筑业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施工现场经常处于城市的边缘或荒郊野外，建筑业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劳动者需要经常露天作业，而且是一类十分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艰苦环境和劳动强度让现代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适应。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前“辽西北”地区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加向往舒适生活，从而造成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年龄普遍偏高的特点。此外，近年建筑行业发展不景气，也成为“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关键因素。

二、建筑业劳动力的供给变动趋势

当前的建筑行业还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间定期流转，为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自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建筑业也受到牵连，行业不景气，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劳动力总体数量上的短缺。近些年来，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辽西北”地区农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不仅本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而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放缓，建筑业劳动力人口的总体数量已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可转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以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的某个村为例，全村四百余户人口，世代以务农为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现象，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25～40岁之间，数量约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务工的行业均为建筑业。而在15年后的今天，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龄一般在35～55岁之间。年轻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多选择不用耗费太多体力的服务业从事工作，年轻人的择业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建筑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业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影响，像制造业一样，建筑行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以缺少熟练技术人员和适龄一线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缺。所谓的熟练技术人员，一般是指在建筑行业的生产一线实际工作时间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练工人是建筑行业生产活动的骨干力量，具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熟练工人的素质和数量决定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施工环境的艰苦性，这样就很难吸引到接受过现代建筑学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施工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到“中铁”、“中建”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业，而不愿意选择民营建筑企业参加工作。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就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倍受毕业生青睐的主要就业选择。但“辽西北”地区缺少类似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大部分均为民营建筑企业，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员工队伍。

三是当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背离传统建筑业。这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择业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体，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却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却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工人的替代。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稳定、工作体面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因而，从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筑业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导致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弱，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建筑业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脏和乱，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而物流、销售、餐饮、娱乐等现代城市新兴服务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业潜在劳动力人口，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与此同时，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很多原本从事建筑业的既有农民工，也正在从建筑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这既是“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产业困境，也是全国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

三、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变动趋势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取决于建筑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需求以及季节性需求趋势，还包括对建筑业劳动力的人口素质需求变动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要求，而对于务工人员的要求已经从知识、技术、素质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辽西北”地区建筑业需求变化主要呈以下两方面。

一是季节性的需求变动明显，主要表现在春季和秋季建筑业劳动力短缺严重，而夏季建筑业劳动力供给则较为充足。由于建筑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临时性的群体特点，具体来讲就是“辽西北”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在每年的春天播种后和秋收前这一段时期，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峰期，此时农民工进城均为同一个村或亲属等联络，临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由进城务工经验丰富的老工头带队，进城后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两个月左右，待该工程项目完工后结算劳务费，继而又由同一个包工头带队进入下一个工地工作。这种群体性的工作特点，使建筑业劳动人员流动性相较于其他行业极为频繁，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同一建筑工地劳动人员供给过剩，而在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情况下，则很难大规模的招入劳务人员，无法使劳动力在供给上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农忙时节，建筑业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旦进入农闲时节，则身份转变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这种每年不断转换的劳动者身份，使得“辽西北”地区的季节性劳动需求极为明显，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建筑业已经从传统的施工方式转化半机械化或机械化施工，而传统的“人推马拉”的施工条件已经被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所取代，缺乏文化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劳动者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几乎凤毛麟角，而这一类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相对于高校毕业生较低，建筑企业承包商出于节约劳动成本的考虑，也乐于招聘此类人员从事复杂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职前培训。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简单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如混凝土搅拌机等比较易于操作的设备，均由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妇女进行操作，而现代化的建筑施工设备如塔吊等设备，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则根本无从业资格进行操作，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由于从业人员缺乏安全规范操作培训，也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急需高素质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的不足之处。

四、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辽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的建筑业从业人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需求，将是本地区建筑业的需求热点。要解决“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方面需要当地的建筑类企业提高相应的待遇，达到与国有建筑企业相类似的水平，而本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适应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关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研究制定提高从业者素质的方法，如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倡导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倡导在职培训与非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提高建筑业从业者的劳动素质，使建筑业从业人员快速具备建筑业施工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才能为“辽西北”地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石向东.北京市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04）.

[2]朱小林，殷宁宇.我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及对建筑业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4（30）.

[3]李忠富，刘世青.我国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分析[J].建筑经济，2015（02）.

篇7

关键词：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就业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115-03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我国第一教育人口大省。近年来，河南省的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高校毕业生数量也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成为河南省各级组织和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力图寻找大学生就业的最佳路径，以破解河南省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

一、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河南省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

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并存，从当前状况以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就业市场来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介绍，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大约2 500万人的劳动力，在2 500万人左右劳动力中，青年学生大约占了1 400万人。每年实际上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1 200万人左右，大约还有上千万人的就业缺口。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式相当严峻。由于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700万人，2014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727万人。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很多外企的全球市场不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企业招聘量自然缩水。由于我国宏观就业形势面临经济放缓、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矛盾突出三重压力，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有效用人需求呈下降趋势。据今年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这些单位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从行业情况看，医疗卫生、咨询、电子商务、旅游、文化体育等行业用人需求略有增加，但钢铁、机械、采矿、能源、建筑等行业用工需求不同程度减少。同时，公招性（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招聘量大幅减少。由于近几年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乡镇基层工作岗位因大量公招均已得到持续补充，“乡镇人才计划”实施5年到2012年上半年已结束，因此，这些公招性工作岗位招聘量大幅减少，给那些只想迷念于走公招就业路子的毕业生筑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河南省劳动力市场在大环境下也不例外，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2.劳动力市场分割尚未消除

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或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区别，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块现象，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块的市场间流动。在不同块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双方，尤其是劳动动力供给方的选择自由度并不相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们国家成立后，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制定了严格的城乡隔绝措施，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安排促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完全消除。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于在优势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差别大于劳动力素质差别，导致劳动力供求行为发生扭曲，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就业等情况的发生。

3.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规范，缺乏流动与无序流动并存的现象

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各种劳动法规不是很健全，包括：劳动平等法律制度缺失、劳动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执法不严，包括：劳动行政执法不力、劳动行政执法不公、劳动司法不力。劳动力流动不规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缺乏流动，二为无序流动。无序流动又变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在不同用人单位之间的无序流动；二是劳动者在就业状态之间的流动无序。

4.工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作为劳动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主结合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在于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正是这一宗旨推动了工会成为现代劳动关系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工会成为劳动力市场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雇员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设立的组织，应该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但是，我国的工会却没有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会尚未改变附属于企业行政的状况，而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还未建立工会，已成立工会的还几乎全部被老板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难以真正代表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从事的是日常利工作，很少涉及其应该注重的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问题。正是由于我国的工会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这就大大削弱了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其后果就是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和劳动关系的恶化。

（二）河南省大学生就业情况

正是因为河南省同样存在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共性问题，导致了该省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和就业分布的区域和行业受到影响，出现了新的情况。

1.就业率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比值较低，离期望值还有一定的距离

近3年大部分专业就业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根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2011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90.2%，比2010届（89.6%）略有上升。其中，本科院校2011届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为90.8%，与2010届（91.2%）基本持平；高职高专院校2011届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为89.6%，比2010届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就业率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上升的比值较低，离期望值还有一定的距离。

2.专业对口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近些年来，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这样的就业压力，很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选择不对口的行业谋求生计，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连年下降。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受雇全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4%。其中，本科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7%，比2010届下降了2个百分点。2013年我们课题组做了专项调查，从中发现，大学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广泛存在于本科及高职院校之中，我们课题组重点对河南省五所本科及高职院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大学生初次就业专业“不对口”率超过了1/3。

3.就业地区以沿海地区以及内陆一线城市居多

收入水平是毕业生择业考虑的重要经济因素。一线城市享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长期居于产业中心的地位，薪酬水平较高，对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工资已达到较高水平，同时在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就业机会较多。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去内陆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就业。根据麦可思的中国2008―2010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发现，东部和沿海地区对本科毕业生的人才吸引力指数为67.3%，其中深圳、上海、北京、厦门、广州是最吸引本科毕业生的五大城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长期成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聚集地。去年，北京大学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大学生在京津沪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高，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低。城市越大满意度越高，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地级市，第三是县级市或县城，第四是乡镇，在农村就业的满意度最低。这表明，大学生不愿意“低就”，更加钟情大城市。从这些数据和事例中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和内陆一线城市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之地。河南省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许多人愿意去内陆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省内的地市，除了省会郑州外，许多大学生不愿去中小城市、城镇等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

4.就业行业以新型行业为多

由著名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称，昔日被看作“冷僻”的专业如土木工程、气象、园林、印刷、针灸、物流、中医按摩等，则出现了毕业生供不应求状况。河南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河南省就业促进办公室副主任孙银正说我省大学生中语言类、艺术类、法学类、教育类、行政管理类传统学科占比过大，2013年达23%，但这些学科的市场需求基本饱和。而一些新型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从2013年5月中旬毕业生行业就业情况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五大行业是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其中，制造业是目前吸纳毕业生最多的行业。师范类院校也出现了新型专业好就业的情况 ，一些紧缺专业如计算机、通讯、电子、土建、自动化、机械、医药和师范等科类的毕业生需求旺盛，毕业生供不应求。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全国说，河南农业大学这几年开设的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本科专业，包括农村社区管理、农村能源工程等，着重培养新农村建设急需的规划设计、管理服务等应用型人才，短短几年，招生规模就达1700余人。这样新型专业就业前景很是光明。

二、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1.中原经济区的持续快速增长有助于增加河南省新的就业岗位

2011年十一国庆前夕，国务院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建设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自此，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就与河南省数十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知道，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粮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大战略地位。

中原经济区建设带来巨大的就业潜力。就业潜力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现在河南省经济增长很快，GDP占全国第五位，人口全国第一，中原地区具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二是中原具有发展工业的前提。中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河南省应该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产业。特别是中原地区高校林立，可以培养大量的高科技型人才，向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发展，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利用便捷的交通运输发展相关产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原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再加上河南省及周边各省府大力招商引资的开展，如深圳富士康、格力空调、可口可乐等相继在中原落户，标志着中原地区已经逐步的从农业区积极地向工业区前进，这些也定当为大量的中原人提供就业的岗位。中原地区要由农业取代工业必将需要大量的科技型人才，这就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空间。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则更应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因势而为，切实增强责任感，自觉把个人追求转化为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实际行动，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原经济区上来，努力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领头兵和先行者。

2.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就业质量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个人基本素质、专业知识和就业技能等因素的综合。其中动手能力是一个关键环节。针对加强大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高校必须做自己应该做到的。高校应针对学生的需求，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实现，实践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对实践对象的认识，使知识与能力、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得到和谐的统一。因此，高校要在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中应起到主导的作用，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人才的培养要与社会需求对口，优化专业结构，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强化实践教学，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推动毕业生顺利就业。学校应加大教学设备的投入力度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力度，重视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创造条件。教师除了钻研教材，搞好教学以外，也应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使理论和实践首先在教师身上实现真正有效的结合，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就业质量。

3.全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

帮助大学生解决就业难题，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强大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由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前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毕业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毕业生及时掌握人才市场信息、促进就业机构改变就业歧视现象等。另外，还要调整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避免现在大学生择业时普遍存在的个人主观化、理想化的倾向，适当调整就业预期目标，以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全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比如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就业市场和就业服务等措施。

4.各级政府正在进一步制定与完善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政策

我们知道，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社会政策层面的途径来加以实现。换句话说，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更进一步地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当中，从而最终从消除社会问题的基础层面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当前，各级政府正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到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性，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力的政策导向体系，做好高校培养人才和社会使用人才的相关工作。首先是完善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比如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调整劳动人事关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其次，正在统筹相关行政和政策资源，建立完善的就业市场机制。最后，正在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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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就业结构偏离度 优化效应 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的城乡人口比重不断演变，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但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仍然滞后于产值结构。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标志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仍偏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程度还较重。据统计，1978至2011年，江西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差额从最低值209.8元增加至10603元，相对比也一直保持在1.8-3.3的区间内，且2001 -2011年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之比基本接近3倍。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协整分析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通过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就业结构改善的途径。

江西省就业结构现状分析

为了考察江西省城乡劳动力就业结构协调情况，我们采取就业结构偏离度来测度就业的整体协调性，进而估计农民工的就业方向。就业结构偏离度SDi=第i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占GDP的比值/第i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值-1（i=1，2，3），当SD趋向于0时，该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基本达到均衡，就业结构相对比较合理；当SD偏离0时，表明就业结构不合理，SD正向偏离0表明该产业可以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存在就业不足；SD负向偏离0表明该产业存在大量失业或隐性失业。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江西就业结构的转化特征在不同产业间有所差异：

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SD1值始终负向偏离0，且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说明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在不断下降，第一产业内的隐性失业问题逐渐严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以实现产业与就业之间的协调。

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SD2值始终正向偏离0。说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大于就业人员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初中期阶段长期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有较大空间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其中在1978-1992年期间SD2值从1.9231的严重不合理水平迅速下降到0.5818的相对不合理水平（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得到调整升级），1993-1999年期间SD2值则稳定在0.37-0.61的相对不合理水平（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基本固化），2000-2011年SD2值从2000年的较低值0.4344增加至2011年的较高值0.8882，表明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有恶化趋势。

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SD3基本呈不断下降趋势，不断趋于0。2006年以前，SD3一直为正，从最高值1.1286降至2006年的0.0030，2007-2011年间一直为负，表明2007年始，江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小于就业人员比重，产业内部存在隐性失业，这也反映出目前江西的第三产业仍不够发达，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未来要不断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从而优化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

（一）指标数据的选取及其演化特征

样本指标的选取。为了定量反映江西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与就业结构转化的相互关系，这里以江西1978-2011年共3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协整分析。根据相关经济理论，选择以下量化指标：

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状态可以用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IG”来代表（IG=1-IR/IU，IR为农民人均纯收入，IU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G越大，表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越低；通常认为，当IG>0.5时，表示农民收入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半，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二元结构状态；当0.2

就业结构的转化状态可以用“就业结构偏离度SD”来代表，就业结构偏离度的解释同上，就业结构偏离度越大，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动力和可能性也就越大。

数据来源及其演化特征。以上指标变量的样本数据来自于笔者对《江西统计年鉴-2011》中1978～2011年相关统计指标时间序列数据的计算（见图1、2）。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江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呈现高位震荡趋势。差距增大的年份主要在1978-1981年、1985-1989年、1990-1994年、1997-2002年、2003-2008年；差距缩小的年份在1982-1984年、1995-1996年、2009-2011年；在1990年、2003年出现小幅下降，大部分年份均处于高于0.6的高位。可见江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呈增大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改革重心长期偏向于城市与城镇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城镇区域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在城市偏向性政策支持下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凸显，“三农”问题和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二元性特征强化。

（二）协整分析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运用ADF（扩展的迪奇-福勒）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含常数项但是不含趋势项），以解决时间序列变量不平稳所导致的“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序列IG、SD1、SD2和SD3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即置信度为95%），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IG、SD1、SD2和SD3都为平稳序列，即IG～I（1），SD1～I（1），SD2～I（1），SD3～I（1）。

协整检验。通过对变量IG、SD1、SD2和SD3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可知，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满足了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采用恩格尔-格兰杰（EG）两步法对相关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协整回归：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注：标*的t统计量为ADF统计量，标*的p值为MacKinnon（1996）one-sided p-values。

从检验结果得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4）式、（5）式、（6）式中的ADF统计量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因而接受残差et、μt、ξt为平稳的备择假设，即序列变量SD1、SD2、SD3与IG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0.877188′）、（1，2.097408）、（1，3.504145）。尽管变量SD1、SD2、SD3和IG四者均具有一次非平稳性，但他们之间的特定线性组合et=SD1+0.877188IG、μt=SD2+2.097408IG、ξt=SD3+3.504145IG却是平稳的，表明SD1、SD2、SD3和IG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1978～2011年，江西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而我们考虑通过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有关对策，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来优化就业结构。

结论

江西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很大程度上源于目前二元化的城乡结构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协整分析，我们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证明了可以通过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有关对策来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政府部门需要转变传统的注重量增长的观念，而是要注重质改善的新观念，科学合理地配置城乡资源。发挥政府的就业服务职能，加大对农村就业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成立承接城乡就业转移的衔接机构，并构建完善的就业援助长效机制；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落实，强化有关政策对落后、贫困地区的倾斜，提升对弱势劳动者的保障水平；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引导教育资本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配置，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缩小城乡劳动者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差距。通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投入等政策措施不断夯实城乡就业的基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江西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文，郭苑.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与就业结构转化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协整与因果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2（3）

2.江西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2011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3.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省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篇9

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镇化显著影响收入差距。本文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发现泰尔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关系不明显。提出缩小收入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

收入差距;城镇化;泰尔指数

一、前言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日益凸显，收入差距扩大是大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最令人关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考虑城镇社会保障福利，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况更严重。

二、文献综述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

一是刘易斯等从理论上论证了城镇化对城乡差距具有缩小作用。潘文轩、曹裕、贺建清等得出城镇化在短期和长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城镇化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谢云得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三是城镇化短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缩小直至消除差距。吴先华发现城镇化长期通过影响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短期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四是符想花研究表明:时间数据，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正相关，横截面数据，各地区差距与城镇化负相关。前人研究单从城镇化研究收入差距研究较少，多数实证研究未对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探讨。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与理论分析

(一)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大体上分为几个阶段来分析:

1、(1978－1984)，差距呈缩小趋势。

2、(1985－1993)，差距呈扩大趋势。

3、(1994－1998)，差距呈缩小趋势，农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

4、(1999－2015)，差距再次扩大。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1、要素价格影响收入差距。要素价格决定收入差距大小，劳动报酬偏低是主要原因。劳动力相对过剩，工薪收入普遍偏低。其次，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高收入者的投资使收入增速快于低收入者，地价收入远超劳动，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与产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资源、环境以及交通等条件不均衡。农村还以农业为主，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农业增长必落后第二、三产业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增速不同，拉大收入差距。

3、城乡二元经济与户籍制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之前，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村发展受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制度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4、财政投入与政策性倾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用于农村较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城市，使得城乡在收入、就业等享受不同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度量

(一)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将中国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组别，利用泰尔指数公式测算出1978年至2015年中国的泰尔指数。

(二)中国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计算历年城镇化率。改革开放后，城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自1978年到2015年，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了56．1%，发展趋势不错。当城镇化处于30%－70%时，城镇化高速发展，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仍快速发展。

五、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关联

第一，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利用EVIEWS7分别对泰尔指数、城镇化率以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泰尔指数和城镇化率均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均平稳，二者均一阶单整。第二，协整检验。两序列均同阶单整，以泰尔指数incgap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ban为解释变量，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Incgap=0．237016urban(1)incgap和urban存在协整关系，城乡泰尔指数与城镇化率长期均衡正相关。第三，Granger因果检验。用eviews7对incgap与urban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第四，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探求短期城镇化率波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结果显示当期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不是因为当期城镇化率的变动，短期关系不明显。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通过对中国197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之间正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城镇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反向关系是不存在的;短期波动影响构建的误差修正模型从统计上看是不显著的，说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短期波动不明显。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化为目标，以人为本，市场主导，内外需牵引，创新驱动，内涵增长为重点，适度聚集为原则，三化互动，实现低成本、高收益，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现在中国正需要推进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人的城镇化”。首先推进户籍改革，消除户籍歧视。消除城乡壁垒，促进劳动力流动，扩大农村就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其次，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提高土地产出和规模;第三，解决农民工住房难问题，构建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体系;最后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2、城乡一体化。农民顺利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健康、健全的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建设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建立健全城乡各级劳动力市场，对农村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进城人力资本存量，实行平等就业制度，消除不利农民就业收入的限制规定，提高收入。

3、政府与市场作用相结合。推进城镇化需要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为了吸引资金，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靠全社会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但市场作用有盲目性，因此需要政府的引导作用，由政府引导，与市场相结合，促进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文轩．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2):20．

［2］曹裕．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3):29．

［3］贺建清．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新疆社会科学，20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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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31-05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海南省属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南部沿海欠发达地区，但由于众多原因，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当前，在海南省建设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失业共存的情况提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托达罗认为，人口移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取决于迁移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预期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1]换句话说，农民移入城市的决策是建立在获得较高收入和遭受长时间失业风险两者平衡上的。20世纪80年代后，O・斯塔克和E・布鲁姆等人对新古典理论模型的许多假设提出挑战，其主要观点是：迁移的决策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而是家庭做出的，在决策过程中人们集体行动，不仅要求预期收益最大化，而且要使风险最小化。[2]

我国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国力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多也会促进劳动力转移，而就业机会与当地就业结构进而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3]叶堂林等人提出了速度层次交流理论以及其影响因素。指出：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转移速度层次总体是提高的。城市居民转移的速度层次总体高于农村居民，而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转移速度层次高于欠发达地区。由此得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要大于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4]蔡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制度障碍，认为我国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虽然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但制度的障碍使得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体制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上更为重要。[5]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应该说以上几种理论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目前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二、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转移率逐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720户农村住户样本数据调查初步推算，2006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58.3万人，转移率为20.8%，比2004年提高7.9个百分点(注：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有关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许多数字难于找到。因此，本文所列数字除注明来源的外，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720户农村住户样本数据采取比例测算办法推算得出。)。

1.转移劳动力以年轻成年子女为主，并呈逐年递增趋势。2006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更趋于年轻化，16-30年龄段的人群流动比例最大，占转移劳动力人数66.3%，比2005年增加3.9个百分点；其中21-30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46.3%，比2005年增加5.1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的家庭普遍采取的是户主在家务农，其子女在外打工的模式。

2.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数比例较小。根据海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6年海南省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转移劳动力占总转移劳动力的75%左右，高中程度的约占22%，而大专及以上的占不到3%，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此外，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中受专业培训人员占18.5%，远低于我国发达地区的水平。

3.转移的劳动力就业范围较狭窄。2006年，96.5%的转移劳动力选择在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约占14%，九成集中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占82.5%，近一半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总体来看，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传统的第三产业，他们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极大地限制了其工作的种类。

4.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省内流动为主，省外吸收转移农村劳动力增长加快。据测算，2006年海南省本地市县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23.8万人，比2003年增加3万人，年均增长4.6%，占全部转移劳动力40.7%；省内跨市县转移农村劳动力25.3万人，年均增长38.4%，占全部转移劳动力43.5%，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亚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外省吸收转移农村劳动力9.2万人，年均增长73.9%，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吸收海南省转移农村劳动力8.9万人，年均增长79.4%。由此可见，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外省转移发展形势良好，但总体流动仍以岛内为主。

5.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性水平较低。海南省转移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亲属介绍，政府和中介组织介绍外出相对较少。据测算，2006年在外出务工的人员中，由亲属介绍外出的约有15.4万，占转移劳动力总人数的26.4%；而由中介和政府组织介绍出去的约3万人，占5.1%。由此可见，农民外出务工盲目性大、效仿性强，往往是亲戚朋友中有一人成功了，其他人也就跟着跃跃欲试。

6.省外务工收入增长快于省内务工收入增长。2006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8251元，比2003年增加2076元，年均增长10.1%。其中，省外务工人均收入12163元，比2003年增加4670元，年均增长17.5%，东部地区成为省外务工人员收入的主要来源；省内外出务工人均收入6823元，比2003年增加891元，年均增长4.8%。全省人均务工收入基本保持小幅增长，省外务工人员收入要普遍高于省内务工人员的收入，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7.外出务工人员支出结构较为稳定，食品、交通通讯费是主要支出项目。据测算，海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和交通通讯费用约占60%，是主要的支出项目。生产性开支中，办理各种手续支出费用总体在增长，但旅费支出仍占主体，特别是对跨省转移的劳动力，这一项费用占生产性开支的75%-85%。总体来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费用支出逐年上升，但支出结构变化不大，消费项目多集中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上，而对医疗保健等消费品支出较少(占生活消费支出4%左右)。

三、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成因

1.独特的海岛心态，强烈的本土意识。海南岛是我国孤悬海外的大陆离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在海南优越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出人们的惰性心理、闲适心理和恋乡心理，不少农民思想保守，地方观念、乡土观念较重，缺乏商品经济意识。这些心理特质在人们行为上表现为安于现状、贪图休闲，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目前仍有少数基层干部对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开展“打工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目标不明确，措施不够具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2.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教学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首先，海南省部分市县财政是“吃饭财政”，教育经费往往成了被挤压的对象，这导致许多地区的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其次，由于长期较为封闭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农民做事方法简单直接，重视当下效益。我国传统的九年义务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学成出来直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技能，农民投入大量金钱及时间成本但看不到现时的收益，这就无形中挫伤了他们继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因此，技能培训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极为重要的出路，但省内职业培训水平不高，覆盖面不广，2006年全省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仅占18.5%，这影响了农民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也制约了转移劳动力的竞争力。

3.海南省内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发展战略不利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首先，海南省二、三产业规模较小，2006年海南二、三产业增加值为593.82亿元，占GDP的66.4%，比全国平均水平87.4%低2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62.6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2个百分点。[6]较小的产业规模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其次，自海南省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后，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造纸、医药等几大新兴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轻工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相对下降。海南工业格局的改变使得相同经济增长量下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少且需求的劳动力多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因此不利于大量较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再次，海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等基本省情上的。[7]传统的第三产业领域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占主导地位，结构性不合理和增长速度滞后等突出矛盾制约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4.外省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大。海南省农村劳动力省外转移集中在珠三角一带，近几年来由于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生产技术成本的压力加大，珠三角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广东“十一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把招商引资的重点从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主要产业、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是一个挑战。况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大量的城市下岗工人。以广东为例，每年的失业工人近40万。但与此同时，广东省各级政府也把主要的精力和资金放在了对劳动力培训方面，广东工商局也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因此海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就业竞争增大，就业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5.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劳动力供求信息交流受阻。目前，海南省劳动力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广泛覆盖全省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还未建立，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给海南省当前就业服务部门造成过大压力，工作效率难以提高，与现代市场就业机制严重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法制化程度较低，政府依据法律对其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有待提高。二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通畅。海南省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滞缓，由于经费不足和缺乏足够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建设和维护，不仅劳动力供求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传递对接，而且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小。大量乡镇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薄弱，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信息网络系统，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搜寻成本较大。

6.管理体制不健全，配套保障机制不到位。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海南省转移的劳动力当中，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占全部转移农村劳动力的8.8%，参加劳动保险仅为6.0%。其中，省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自我保护意识强于省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人员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占省外务工人员的32.5%，参加劳动保险为24.7%；省内跨市县域转移农村劳动力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为7.1%，参加劳动保险仅为3.8%；市县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为1.5%，参加劳动保险仅为1.0%。这一方面反映农民普遍自我维权意识较低，对社会保障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海南省就业市场不够规范，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和有关部门落实力度不强。

四、加快海南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建议

1.促进政府推动力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内生力的有效对接。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的配合和努力。目前海南省的状况是一方面政府推进力度不断加大，但农民反映普遍冷淡，劳动力转移政策遭遇上面热、下面冷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自发途径的无序转移，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增加了难度。两方力量汇集不到一起，其单方发挥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或抵消，有时甚至引起结果的变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推进式”向“内生式”转变。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宣传的力度不再以挂标语的多少来衡量，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向农民宣传展示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客观性和必要性，引导农民消除落后保守的“小农”思想和对劳动力转移的消极情绪，进一步树立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心理。同时，根据农民具有的较强效仿心理，在每个乡镇或村委会树立几位就业和创业的成功典范，发挥示范效应。二是落实政策与政策支持相结合。要加大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见》(琼府(2005)33号)的力度，文件中提出的二十四条意见，可具体分解细化到各市、县以及相关单位落实，明确责任。同时，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和实施办法，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融入城镇，支持“打工经济”。

2.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但问题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教育形式以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针对海南省教育经费紧张、师资整体素质不高、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情况，笔者认为在全力保证全省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教学安排应有前瞻性，合理搭配教学资源以适应短、中期劳动市场的需要，教学内容应涵盖从职业搜寻到就业保障的整个过程。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海南县域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全国发达县(市)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海南省要推动全省经济更好更快地协调发展，就要搞好搞活县域经济，这样能有效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心理成本和旅途成本，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内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具体应做到：一是要以战略眼光对各县(市)进行市场定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如提倡一村一品、乡(镇)支柱产业、县(市)特色产业等，培育发展当地果业、种植业或畜牧业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业以及特色海洋渔业。二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村小城镇是城乡结合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要重点抓好县城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选择有特色产业为依托、有发展潜力的部分建制镇适当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使之逐步形成特色产业聚集地，加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多条渠道吸收剩余劳动力。政府疏通城乡劳动就业渠道并不意味着光集中精力减少流动障碍，而是要合理兼顾人口流动的引导和调控，统筹规划，将剩余劳动力疏散到不同目标地域。首先，海南要充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大力支持农产品的深加工。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输出的重要前提是农业的进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社会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发展一批产业关联大、精加工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要加大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提高农业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其次要尽快整合海南的旅游资源，树立多种具有热带海岛特色和生态特色、高文化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品牌旅游产品。再次，充分利用“9+2”等经济区域优势，根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有关精神，加强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从以上分析得知，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向可以是，通过发展本地特色农业消化20%左右，发展非农产业(制造业、旅游业等)吸纳50%左右，省外打工输出30%左右。

5.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建立畅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共享平台。目前，省内各级政府已采取措施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但由于缺乏全面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和系统的市场信息支撑，效果不够理想。因此政府应致力于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定期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回访制度和跟踪服务体系，提高海南省劳动力市场信息化水平。同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与职业学校和其它培训机构密切合作，使之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发展最新动态，提升专业技能和实践教学的能力。

6.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健全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顺利运行的保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这是农村劳动力有序可持续转移的基础。政府有关部门应结合省情，严格依据《劳动法》有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尽快出台相应法规，规范劳动力转移相关操作，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要逐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工子女异地入学、住房等方面创造良好环境。严格把关招工企业的福利保障制度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及时通告，及时依法严肃处理；加强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政府间的合作，为农民工维权活动开辟多条“绿色通道”；提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提升解决劳资纠纷的业务能力；加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思想培训工作，帮助其树立必要的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3] 尹继东.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叶堂林，王红林，张考考.速度层次交流理论及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J].经济与管理，2004，(12).

[5] 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

篇1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源；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实施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涵义介绍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现有农村劳动力人数多于农村各项生产工作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人数，一般来说包括完全无业的劳动力和工作不饱和，有剩余劳动时间的劳动力两种情况。超过农业需求的农业劳动力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两种含义：一是超过农业需求量的劳动力，即供给大于需求的那部分；二是超过社会需求量的劳动力，即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后备劳动力。

二、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1.就业权利不平等

根据我国劳动法，凡是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都应当有报名应招的平等机会，任何人或用人单位都不得加以剥夺、排斥、损害和限制。然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里，农民工的应招权被限制和应招机会被剥夺、排斥、损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许多人看来，进城农村劳动者抢走了城镇市民的饭碗，甚至连一些政府部门也认为农民进城工作造成城镇就业紧张局面。于是，一些旨在限制使用农村劳动力，优先满足本地劳动力就业需求的行政法规先后出台。

2.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遭到侵害

【1】同工不同酬

农民工的工资通常要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水平或者低于该地区劳动力的最低水平。一些企业经常搞所谓的“承包制”，只包工作任务，不包工作时间，来逼迫农民工加班加点，无形中取消了农民工应得的加班费用，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2】拖欠甚至拒付工资

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却普遍偏低。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最为重要的还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而是能否最后拿到自己的辛苦钱的问题。许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底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

【3】农民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得不到保证

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应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长时间的加班严重损害了民工的身心健康。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争取更大利润，往往延长工作时间，是造成农民工休息权受侵犯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工缘于找工作的不易，往往对此采取的态度是默认和忍耐。

【4】工作生活环境恶劣

目前，有些企业的法人代表或为节省开支，或存侥幸心理，忽视对劳动安全卫生防护设施的设置，随意取消劳动防护用品的供应，对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经常发生的矿山企业矿井瓦斯爆炸等安全事故，大多都是因为这些企业缺少安全生产设施及企业安检人员心存侥幸、疏忽防范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各种对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调查资料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

三、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

1.农业内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受到制约

随着我县人均农用耕地的不断减少，再加上现有农用土地使用制度、资金、技术的限制以及农产品市场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县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业资源的开发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也限制了通过农业内部扩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2.城市就业形势的压力大

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近几年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城市就业面临着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强大压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了阻碍。

3.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经济力量较为薄弱，不具备强大的财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经济上的支持。由于各级财力都较紧张，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二元经济及相关制度的约束，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农村劳动力素质和目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等，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合理的转移的不利因素。

四、促进我国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1.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

总结：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的发展以及经济全局的健康运行，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寻求多层次多形式的转移通道，以循序渐进方式逐步缓解我国农村就业的巨大压力，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质的飞跃。各级领导和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统筹考虑，采取强有力的配套措施，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参考文献

1、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

篇12

[关键词] 民营企业 雇佣关系 人力资本 投资

一、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及人力资本投资实证分析

民营企业可以理解为除外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经历着飞速发展的过程。然而，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遭遇到一系列的障碍，最突出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欠缺。下面结合相关实证调查，就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做一介绍。

1.民营企业雇佣关系稳定性

翁杰等对浙江66家企业中选择2045名员工抽样调查的结果如下：

不同类型企业下的企业离职率分布

资料来源：翁杰，《基于雇佣关系稳定性的人力资本投资》,2006

从表1看，被调查的34家民营企业中有近80％的离职率在5％以上,有52％的企业离职率在5%到10％之间。另外，通过任职期的比较发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属于最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一类，企业雇佣关系比较不稳定。

2.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赵曙明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38.7%的国内企业培训预算仅占工资总额的0.5%甚至以下,只有22.6%的企业培训预算占员工工资总额的1.5%以上。刘湘丽认为，我国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企业办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低,培训投入相对更低。所以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不足的。结合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认识上存在误区。民营企业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的培训重视不足。在对民营企业的培训调查中发现,有92%的中层管理人员认为公司并不重视培训。广东贸易学院的调查发现，只有10.15%的民营企业对基层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同时只有10.15%的民营企业愿意对高层员工进行定期培训。民营企业在用人时都热衷于使用立即能够工作的人,有67.01%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况对员工进行培训。

第二，缺乏系统完善的企业培训体系。培训忽视了需求分析，导致培训流于形式，同时培训内容范围比较狭窄，员工的满意度较低。胡孝德等调查发现，只有5％的受训管理人员认为培训有用，50%认为没有用，45%认为有一点用，“听比不听好”。目前民营企业培训往往仅限于简单的技能培训上,而且多以应急式业务培训为主。员工对企业提供的学习和培训不满意率达到60％。同时培训缺少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培训的效果难以量化和显现,即使有也主要是以定性资料为主要评价依据,缺乏客观性和操作性。

第三，缺乏与企业培训有关的配套制度。 缺少将培训与考核、待遇相结合的整体运行机制,没有发挥培训对员工的激励作用。一些民营企业很重视培训,并为员工提供了较多的培训机会,但却忽视培训后对员工的激励，培训效果不大。 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化, 一些企业担心风险,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于是就减少培训投入,但又出现人员流失更严重的情况,形成恶性循环,使企业处在两难的局面。

二、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及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会削弱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通过实证研究可知，我国民营企业雇佣关系不稳定，因此有些企业主不愿进行投资，担心自己投资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翁杰曾提出促进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应该采取的措施应包括：实施市场稳定措施；允许在劳动合同中加入合适的偿还期条款等。鉴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以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故强制性的市场稳定措施在可行性及操作性上值得商榷。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廉价程度，以及大学生们普遍为工作而疯狂都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供给是相当充足的。因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外因。那么当前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雇佣关系不稳定更大程度源于内因，集中表现为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供给与员工相应需求的不匹配。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文化和人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在认识上的不足。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目前仍主要采用家族式的管理，企业主个人决定着企业成败兴衰。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主素质普遍不高，难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如往往忽视需求分析，只是进行应急式的培训；甚至因为担心员工流失，干脆就不培训。

2.企业规模偏小，投资能力有限。调查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绝大部分都属于小型规模，这直接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不足。因为，传统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主要靠自身的积累，融资较大型企业困难。

3.培训不科学，收效甚微。即使有部分民营企业组织员工参与培训，也往往缺乏科学性，收效甚微，甚至可能打消员工参加企业培训的积极性。缺乏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从培训前缺乏需求分析，到培训后缺乏有效的反馈和评价体系，导致员工的满意率很低。此外，由于缺乏将培训与员工个人的报酬相挂钩的整体运行机制，没能发挥培训的激励作用。

4.竞争战略滞后。从我国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多数还处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方式仍局限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然而，从2004年民营企业50强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大多数都是分布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以，着眼于长远的民营企业应积极采取差异化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石是良好而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专用人力资本的积累。

5.员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有增强的趋势。通过调查发现，员工的教育程度在中西部较低，尤其是处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他们对培训的认识很有限。但是，如广东等地区员工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资金密集型行业也好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从2004年民营企业50强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些地区及行业中民营企业员工更加关注培训是否有助于提高自身的能力和自身职业的发展。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员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有增强的趋势。

三、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策略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部分民营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还不强烈，而部分企业尽管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相当有限。为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我国民营企业的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应该同时兼顾内因和外因，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尤其是实行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中企业主。这有助于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发展的战略作用，并产生较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

2.突破规模限制，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规模较小，仅靠原始积累进行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不太可行。因此，应该积极实施投资方式上的创新。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允许关键技术或管理人员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形成共同治理的企业治理结构。这有助于小企业实现创新，通过开辟新市场迅速实现扩张，同时利于及早形成重视人力资本的企业文化。

3.建立科学的培训制度，提高培训的效果。民营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本就很有限，所以更应该注重投资的回报率和员工的满意度。具体的措施为:（1）培训前，针对员工的需求制定培训计划。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受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现在民营企业员工普遍比较年轻，但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对培训的需求较强。基于一般性投资与专用性投资的互补性，民营企业在培训内容安排上注意两类投资间的互补性，除了专业技能，还应该包括提高素质的再教育，并帮助员工认识到，培训与企业和自身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以统一员工和企业的培训目标。目前再教育的途径很多，实行起来也很方便。同时，再教育满足了员工在岗培训的需求。因此，在培训时应充分注意培训方式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具体取决于岗位、教育程度及年龄等。（2）培训后，应该及时获得反馈，并建立一套整体运行机制。培训结束，应根据科学的评价体系及时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价，并努力使培训成果与职工的工资待遇挂钩，以发挥激励作用。而对于企业专用性的培训，可以考虑将评价结果与员工的晋升和职业生涯发展计划相挂钩，这样可以提高职工接受培训以及承担成本的意愿性和积极性。

4.先进的，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应努力强化和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积极采取差异化战略。前面已提到，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依赖于良好且稳定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中专用性人力资本是实现企业创新的关键，但是它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培训形成，因而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套牢”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状况，这些“专才”供给还称不上充足，而这些人往往思想又比较前卫，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而且，这些人由于一般性资本存量较高，在相同条件下离职倾向较普通员工高。所以，企业对这些人可以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一方面，努力提高彼此的匹配程度。可以考虑将晋升制度及其它各种稀缺资源，如出国培训机会等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及其对企业的贡献相挂钩；另一方面，可以允许这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剩余的控制权，参与企业的共同治理。具体可以采取员工持股，期权激励等，它能把人力资本和企业联系起来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此外，政府应该从外因入手，帮助民营企业提高雇佣关系稳定性。具体包括完善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制定利于劳资双方形成平等谈判能力的市场政策；维护公平的资本市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等。

参考文献:

[1]广东商学院经贸学院课题组，面对入世的广东省民营企业现状调查报告[J].南方经济，2003年第6期

[2]胡孝德张力:我国民营企业员工培训探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4年第1期

[3]刘湘丽:我国企业职工培训现状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7期

篇13

1.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就业人员总量稳步增长。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全国19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新疆依靠自身的资源、能源和区位优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就业人员增长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秩序不断趋好。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新疆就业人员从685.5万人增加到924万人，增长了34.8%，年均增长约3%。可以看出，新疆劳动就业总量在这十年期间呈稳步增长趋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2.新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吸纳就业人员有限。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劳动力市场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就业人员逐渐增加，就业岗位趋向多元，就业渠道逐步拓宽，就业结构渐趋合理。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可知，新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56.64∶13.45∶29.91调整为2011年的48.66∶15.63∶35.71。由此可知，新疆产业结构的现实状况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有所增长，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成为吸引剩余劳动力、下岗职工、大中专毕业生的重要途径。此外，由于起步晚、质量不高等因素，新疆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行业结构不尽合理，教育、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行业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员，作为吸纳就业人员最多的现代服务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3.就业人员构成复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加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致使新疆劳动力市场基本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劳动力、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等群体共同作用，加剧了新疆就业问题的严峻形势。新疆民族构成复杂，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同胞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更大的阻力。此外，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信息等因素的制约，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大、中型企业数量较少，使得市场能容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有限。目前，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的失业人口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城市中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堪忧。

二、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高等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系统的顶端和劳动力市场高级人才的输出口，对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当两者相协调即供需平衡时，高校毕业生能够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促进。[2]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组合和结合方式。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和形式结构。[3]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2011年，研究生培养机构12所，研究生在校生人数14099人；本科院校11所，本科生在校生人数141763人；专科院校21所，专科生在校生人数116956人，成人高等学校8所，成人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59609人。实践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调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既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不同人才类型的需求，是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动力，因此，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新疆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随着制造业、房地产业、信息通信、旅游业、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急需大量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人才，而高校学科建设脱节了市场需求，造成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偏多，实用性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其次，新疆高校的专业类别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某些专业设置重复导致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类型雷同，致使在某些行业出现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超越了岗位需求，超越了社会产业发展的实际容纳能力，进而出现了教育过度的问题；再次，专业口径划分过细，法律、计算机、管理学等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过多，如生物医学、生物信息学、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综合学科专业发展缺乏力度，基础理论型学科较多，应用型学科偏少，造成高校毕业生难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4]

（二）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发展，使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有利于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结构需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字塔”型的高、中、低层次人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腾飞。目前，新疆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特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技术密集型为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表现为以职业教育为主，以研究生教育为辅；劳动力需求类型表现为以实用型、技术型为主，以知识型、研究型为辅。然而，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新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存在失调现象，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可知：2011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人数比例约为1:10:8，呈现出典型的“腰鼓型”人才发展结构，也说明近年来，新疆专科教育规模偏小，特别是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比较薄弱，本科、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本科层次的教育规模偏大，发展过快，使得整体就业压力增大，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相比，比例仍然偏小。

（三）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剧了新疆劳动力市场分化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从发达到落后的三级阶梯分布，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在人才需求总量和类型方面也不尽相同。与此相呼应的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较少，质量较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成为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高等院校，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新疆地域广阔，南北疆在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南北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北疆高校数量多，类型齐全，分布较广，培养出了类型多样的高层次人才，促使经济快速发展；而南疆高等教育数量较少，类型较单一，致使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南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就业人员在地域、产业、职业等方面的分布不均。

（四）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割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必须主动把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推动自身结构的合理配置，而不是消极等待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再作调整。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影响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由于实行“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管理等方面影响着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制约了各层次高校的办学自主性，致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比例失衡、发展失调。其次，由于体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民办高等教育融资困难，办学力量不足，大部分民办高校只能在公立高等教育的夹缝之中寻求生存，致使民办高等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社会认可度较低。再次，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目标趋同现象严重，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目标定位不准确，脱离自身实际盲目攀比求高，致使专科院校为“升本”需要，过多、过度进行理论教育，而忽视职业、技能、实用教育。[5]

三、优化新疆高等教育结构的应对之策

在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背景下，新疆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局面随之出现，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分析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不相适应的基础上，从推进新疆高等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优化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仅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制约，还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必须适时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科类结构调整的方向性和前瞻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应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自，将对高校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使高校充分享有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的自。为适应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新疆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开设复合专业和交叉学科，切实拓宽专业面，培养基础扎实、职业技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大发展偏实用性、应用类专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新疆明确提出“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现代农业等行业领域，必然对理、工、农、医等学科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新疆高校应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现有的学科结构，减少专业设置的重复率，增设市场需要的新型专业。其次，借助外力支援，开设新型学科。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支、受援高校数量逐渐增多，新疆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对口支援契机，克服自身办学条件的不足，通过联合培养、插班学习、教师支教等方式，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名校的师资、学科、实验室等优势，为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一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再次，新疆高校应从自身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出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的学科调整动态机制，在原有的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科布局，凝练学科特色，突出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新疆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培养院校、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院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腰鼓”型，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规格的人才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合理调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间的比例关系，随着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大量高层次创新人才，也需要一大批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还应把大部分增量主要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逐步控制本科教育规模。其次，明确不同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定位，新疆高校应明确自身的办学目标，本科院校要以建设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侧重于培养高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专科院校不盲目跟风，凝练自身的学科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技术，培养留得住、下得去、干得好的实用性人才，形成多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功能。

（三）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动南北疆经济协调发展

南北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新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北疆集中了全疆绝大部分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某些专业人才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南疆高等教育水平较落后，急需大量高级人才，致使“马太效应”的发生。为提高南疆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统筹协调，立足现有基础，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可以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大对南疆高校的资金投入力度，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重点建设一两所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高校，能够很好的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并在新建高校、学科布点和扩大高校办学规模等方面对南疆地区重点扶持。其次，南疆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努力建设特色学科和专业，着重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借助兄弟院校的优势，通过联合培养、教师支教等形式为南疆培养紧缺的高层次人才，进而支持南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政府应重点在南疆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适当扩大当地生源的招生人数，满足当地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四）优化高等教育形式结构，满足多样化的人才需求

篇14

关键词：宁夏；劳动力；转移；数量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更由于农村人口占宁夏总人口的巨大比例，这种城乡收入差距与不协调发展的存在，将会影响到宁夏整个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本文将农业作为相对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部门、将农民作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独立经营者，估算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时期宁夏所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汗牛充栋。国外方面有刘易斯理论、托达罗理论、乔根森理论等。刘易斯认为，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则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值时，说明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此时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向其他部门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只要工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工资界限一定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托达罗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而做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民向城市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注意现实（包括承受的生理、心理成本）又含有预期（找到工作的概率）的理。乔根森（1967）则否认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否认边际生产率为零，他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源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国内方面，孙利平（1994）把农民的处境形容为“厨师困境”，他认为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数量过多而人均耕地面积过少造成的。钟甫宁、何军（2004）认为，由于农业部门受限制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物质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农民的人均收入将会持续下降，因此，转移出部分劳动力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王美燕（2005）研究了外来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报酬问题，发现迁移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平均报酬低28.9%，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但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并没有减少（王德文、蔡2005）。目前，学者们已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即只有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才能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关于怎样减少农民数量，很多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建议。章铮（1995）、王红玲（1998）、侯风云（2004）、李伟（2000）、谢培秀（2004）等分别从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工业生产可以吸纳的劳动力等方面对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数量的估计方法做了研究。而钟甫宁（2004）则从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角度出发，以城乡人均收入大体相等为前提，在保持目前状况及假设赶上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两种条件下，探讨了城乡协调发展时中国农民的数量，其观点独到，方法新颖，对其他同类研究非常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将借鉴其估算方法，估算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

三、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实证研究

（一）宁夏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1978年人均纯收入115.90元提高到2005年的2508.89元，绝对数量增长了近27倍。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也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从1978年346.08元增长到2005年的8093.64元，增长幅度有23倍之多；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在大幅度地增加，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城市收入的增加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也呈迅速加大的趋势（见图1）。因此，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是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有效措施是促进尽可能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

（二）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实证研究

1、模型

假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形成了城乡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那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必然导致各行各业大体上同工同酬，因而农民的数量将取决于国民收入中有多大份额支付给农产品生产者以及非农行业同类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本模型及其具体推导过程参见钟甫宁、何军2004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设：农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总人数；非农收入=农户的全年总收入-农业收入。

其他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总人口数

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①

指标解释：Y-居民总收入；YF-农民收入；YN-其他居民收入；CF-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N-其他居民边际消费倾向；δF-农民的恩格尔系数；δN-其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NF-农民人数；NN-其他居民人数；α-物质生产成本占食品总产值（销售收入）的比重；k-农民从非食品农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m-农民从食品净出口中得到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n-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且Y=YN+YF，N=NN+NF。

下式在城乡人均收入相等的条件下一定成立： ＝ 或者 ＝

农民收入方程为：YF=（1-α）（δNCNYN+δFCFYF）＋k YF＋m YF＋n YF

可以得出未来农民数量（未来城乡人口比例）模型：

＝ ＝

②

根据这一模型，未来农民的数量（城乡人口比例）取决于参数α、k、m、n、δN、CN、δF、CF数值大小。

2、结果分析

将2006年宁夏统计年鉴中模型所需的数据代入公式①，可得：CF=0.5011，CN=0.7913，δF=44.05%，δN=34.80%，即：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011，其他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913，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4.05%，其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4.80%。

从2006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我们还看到，2005年宁夏农业总产值137.9973亿元，农业GDP为72.24亿元，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流通和营销部门的收入，则农产品利润（1-α）的数值大约为52.3%，假定农民得到该份额的一半，那么农民的农产品利润（1-α）的数值大约为26%。2005年宁夏农副产品的净出口额8717.756万元（根据宁夏统计年鉴的数据综合计算得到），假设农民获得大约70%的分额，即6102.429万元，则农副产品的净出口在农民纯收入总量的比重为0.64%（农民纯收入总量为958202.3万元，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乘以农民总人数）。2005年宁夏林业产值为55645万元，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植的比重为4.03%，如加上种植业中的花卉、苗木、草坪等非食用园艺产品，以及纤维、非食用油脂和皮革等工业原料，再加上种种用于非食品的副产品（包括植物类燃料），则来自非食品产品的收入可能占农民纯收入的15%左右，即k=15%；非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35%，即n=35%（非农收入为农户的全年总收入减去农业收入）。

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②，得 ＝ =14.1%，即实现城乡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后，宁夏农民的数量应当占宁夏总人口的14%左右，因此，宁夏还需转移的农业人口为2975052人，即大约300万人需转移。这与钟甫宁等（2004年）估算的全国农民数量应该占全国人数的24%左右存在一定的差距。宁夏在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后农民的数量所占比重之所以这样小，其可能的原因有：宁夏的农产品出口量小；交通不便利，与外界沟通不畅使得宁夏农民的非农收入很低，尤其是工资性收入低；宁夏农业的自然资源匮乏，存在靠天吃饭的地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宁夏能养活的农民数量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要少，这就更加剧了宁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四、政策建议

如何更好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是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它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提高落后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展

受教育程度高低是决定农业劳动力是否能够从事非农劳动的关键因素。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从而为落后地区农村居民走出土地创造条件。

（二）加大非农产业的发展

宁夏的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发达地区，我们必须创造好的外部条件，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健康成长，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使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因此，如果我们想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需要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力转移创造好的平台。

（四）健全服务体系

解决转移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真正让农民放下思想包袱。要保障农民工子女能够上得起学，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劳动力是否转移，更关系到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下一代的发展和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钟甫宁,何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到底有多大[J].农业经济问题,2004(5).

2、蔡.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理论前言,2005(20).

3、蔡.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4、王德文,何宇鹏.城乡差距的本质、多面性与政策含义[J].中国农村观察,2005(3).

5、钟甫宁.我国能养活多少农民?――21世纪中国的“三农”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3(7).

6、孙立平.“厨师困境”与农村问题[J].中国软科学,1994(9).

7、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8(4).

8、李伟.关于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0(6).

9、谢培秀.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

10、章铮.农村劳动力合理数量的估算[J].中国农村经济,1995(10).

11、侯风云.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3).

＊本文为宁夏软科学2007科技攻关项目及宁夏大学“创新杯”科技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