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0:2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区经济调查,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慢性病;疾病经济负担;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由于病程长、难治愈,使得医疗资源消耗多,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已成为导致我国医疗费用直线上升的主要原因。疾病经济负担是慢性病患者在利用卫生服务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经济资源,决定着患者是否看得起病以及如何看病,是配置卫生资源、优先选择重点卫生问题的首要目标和关键环节。本研究于2010年对昆山市农村社区居民常见慢性病患者进行了疾病经济负担调查,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从昆山市周市镇新镇村、东方村、中乐村等8个村参加免费体检的居民中选取患有慢性病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326例慢性病患者作为本调查对象,涉及的慢性病病种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精神心理疾病和其他慢性病。慢性病的诊断参照《内科学》第7版。
1.2 调查方法 2011年9-11月,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医生上门入户调查。调查内容有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主要慢性病史及慢性病疾病经济负担,包括两周门诊就诊次数、每次门诊医药费、门诊交通费、年住院次数、住院医药费、住院时交通及营养伙食费、年误工费、去药店购药费等。
1.3 质量控制方法 调查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对调查资料有专人复核验收;数据资料先进行复查,再由专人录入。
1.4 疾病经济负担测算方法 (1)疾病总经济负担测算:疾病总经济负担=疾病直接经济负担+疾病间接经济负担。(2)疾病直接经济负担测算:直接经济负担=①+②。其中:①年直接治疗费用=每次门诊费用×两周就诊次数×26+年住院费用+年自购药物费用;②年直接非治疗费用=接受治疗过程中交通、食宿费+年误工费。(3)疾病间接经济负担测算:年间接经济负担=个人劳动损失时间×单位时间劳动价值+家属护理劳动损失时间×单位时间劳动价值。本次调查采用的单位时间劳动价值测算基础为被调查地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 645元。
1.5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EpiData 3.0进行录入、核查,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被调查的326例慢性病患者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各为163例。年龄31~96岁,平均年龄为(61.6±9.9)岁。其中糖尿病患者数最多,有207人(占63.50%);其次为高血压患者,有177人(占54.29%)。在调查时间前一年内有40人住院,住院率为12.27%;有159人门诊就医,门诊率为48.77%;有62人到药店购药,购药率为19.02%。
2.2 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
2.2.1 疾病总经济负担 326例慢性病患者的疾病总经济负担为1583257.55元,见表1。人均年疾病总经济负担为4856.62元,其中年直接经济负担为4768.00元,年间接经济负担为88.61元。
2.2.2 疾病直接经济负担 326例慢性病患者年疾病直接经济负担为1 554 369.55元,其中直接治疗费用占94.00%,直接非治疗费用占6.00%,见表2。人均直接治疗费用为4 481.82元,人均直接非治疗费用为286.19元。
2.2.3 直接治疗费用 326例慢性病患者的年直接治疗费用为1461072.00元,其中年门诊医疗费用占52.54%,年住院医疗费用占34.12%,药店购药费用占13.34%,见表3。人均年门诊医疗费用为4828.31元,人均年住院医疗费用为12462.50元,人均年药店购药费用为3143.06元。
2.2.4 直接非治疗费用 326例慢性病患者年直接非治疗费用为93297.55元,其中年住院非医疗费用占59.64%,年门诊非医疗费用占40.36%,见表4。人均年住院非医疗费用为1391.00元,人均年门诊非医疗费用为236.84元。
3、讨论
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死亡数占总死亡数的70%,每天有1.3~1.5万人死于慢性病。相关报告指出,我国慢性病面临“井喷”风险,慢性病风险因素普遍流行,潜在危险人群不断增加;如果不采取行动,估计2005-2015年,因中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我国累计损失将为5 580亿美元。研究显示,昆山市农村慢性病患者人均年直接经济负担、年间接经济负担分别占昆山市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645元)的27.02%和0.50%。虽然昆山市居民医疗保险政策为社区慢性病患者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医疗费用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过高,将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如果不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对于居民和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并且给医疗保险基金造成了重大风险,因此减轻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显得格外重要。
从直接经济负担的构成中,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门诊费用占较大比重(52.54%)。这是由于:很多慢性病在门诊治疗就能得到有效控制,而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方式下,重药物治疗,轻综合防治,慢性病患者的医疗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控制效果并不理想,频繁的门诊就医导致疾病负担较重,迫切需要寻求更合理有效的慢性病管理方式。
Abstra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survey,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ports facilities in part of new residential community of Nanchang city, found ou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mulating com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y.
关键词: 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南昌市
Key words: new housing;community sports;site facilities;Nanchang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268-02
0 引言
社区体育是以服务为中心,以资源供给和制度保障为条件,以居住地的体育活动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体育人才为骨干,以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服务系统。[1]社区体育的兴起,给我国城市体育带来了新的升级和活力。[2]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是实现“全民健身”运动的必要条件,更是反映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本文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找出影响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原因,对改善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了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共抽取了457位社区居民配合完成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人查阅了50多篇有关社区体育发展的国内外书籍、期刊、论文以及相关资料。同时收集了南昌市体育局有关社区体育方面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1.2.2.1 问卷的效度检验 采用特尔斐法,通过发放“指标内容效度调查表”形式,对从事社区体育方向的理论界专家进行了2轮的指标内容效度函询。在最初确定的26个原始指标中,选择了21个,且每个指标的认证率都在82.5%以上。
1.2.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调查问卷在信度方面的检验采用再测法。时隔一个月后,对第一次接受问卷的部分社区居民再次进行问卷测量。测量信度系数R=0.93,P
1.2.2.3 问卷发放与回收 调查实施之前,对发放问卷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与指导。2013年4月进行了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工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93份,回收501份,回收率达84.5%,去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457份,有效率91.2%。
1.2.3 数理统计法 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Excel、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学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经费来源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实地走访,笔者了解到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其中,占最主要地位的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和小区开发商这二者,分别是22.5%和25.3%;其次,政府拨款和体育主管部门的拨款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资金的解决问题上,各社区根据相应的情况略有不同:有的小区注重依靠企业赞助;有的小区则发动居民集资;也有些小区因为没有筹集到资金,干脆不组织不参与体育锻炼。
另外调查显示,有61%的居民认为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经费十分缺乏。究其原因:①当前江西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导致社区体育发展经费不足的重要原因;②南昌市社区体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转缓慢;③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社区体育发展缺乏政策上的支持。
2.2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情况分析 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锻炼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体育活动多集中在小区附近,因此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全国第6次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示,南昌市体育场地的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南昌市市区共有健身体育场所数量1883个,其中青山湖区和西湖区占1039个,说明南昌市的体育场地主要集中在青山湖区和西湖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的分布影响了健身场所的设置;另一方面,南昌市的大部分中小学都集中在这2个区,是这些地区体育场地偏多的另一原因。
根据南昌市体育局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居民对该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情况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有113人认为体育场地十分充足的,占总数的24.1%,认为场地条件和数量一般的有142人,占31%,认为不充足的有202人,占44.2%。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居民对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并不十分满意,场地设施数量有限,一方面是政府对此不够重视,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完全落实好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政策制度;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开发商将社区体育设施作为小区销售的亮点,用运动健身场所来吸引顾客的眼球,然而销售后却并不进行长期的管理,造成体育场地设施的浪费和损失。
2.3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及保养情况分析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南昌市部分新建社区得知,社区内的体育健身路径完全可以使用的达到55.3%,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占22.1%,仍然有5.7%是已经不能使用的;这些健身路径中,每周定期有专业人员进行清洗保养的占13.5%,每月定期清洗一次的占20.2%,每年维修一次的也高达10.7%,而2年维修一次的占3.8%,仍然有高达15.6%的健身设施从来没有进行过维修与保养。综合以上2组数据,南昌市新建社区内体育健身路径大部分还是有进行维修保养的,整体平均达到每季度一次,当然也存在某些社区的健身路径从来没有得到维修的现象。这也说明了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养和维护,急需有关领导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了解,积极调动开发商参与体育设施管理的动力与兴趣,促进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
对新建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中,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占总数的35.3%,再次是社区内部的工作人员,占30.1%,体育相关部门派专业人员来社区进行维修的占6.7%,仍然有12.5%的体育设施是无人维护的。从以上数据了解,对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并不都是专业的,这使得小区内的居民对社区内的体育建设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3 对策与建议
3.1 促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资金筹集多元化 资金问题是困扰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当前,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体育彩票公益金、政府财政拨款、小区开发商等,尚不能满足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制约了社区体育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上,应坚持国家投入与民间筹资相结合的方式,政府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大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积极动员各相关单位和企业社团组织参与社区体育的发展,拓宽社区体育资金的融资渠道,同时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社区组织通过自身的合法经营获得长远的发展。
3.2 加强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必备条件。从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来看,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场地设施都存在不足。资金问题固然是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能否合理分配利用筹集的资金显得更为重要。[5]政府作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的主导部门,应积极吸取国外在社区体育建设方面的有利经验。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有效干预社区体育场地的建设,同时理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各团体的利益关系;依据各社区体育场地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配置社区内有限的体育场地资源;进一步加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
3.3 充分利用学校体育资源 南昌市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相对丰富,但这些资源在周末和节假日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从南昌市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偏低,多数学校考虑到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关系到学校的治安安全,所以在校园体育资源对社会开放这一问题上都采取了保留意见。针对这一现象,南昌市政府的相关机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协调,为学校体育资源的对外开放搭建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肖建国.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调查――以河北省为例[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0(4):50-56.
[2]范振国.广东省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中群众性体育活动网路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1):11-13.
[3]吴红雨,范美玉,刘兴杰.非营利体育组织价值一致性的案例研究[J].东华理工大学,2013(4):502-506.
摘要:社区老年人闲暇生活和闲暇教育是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研究。选取浙江温州市内几个社区老年人为样本,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式,分析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现实状况,社区老年人接受闲暇教育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策略: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必须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等因素进行安排安排;健全保障制度与机制;拓宽渠道,增加经费投入;培养多种类型志愿者,参与帮扶老年人活动;开发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课程和拓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
关键词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路径与策略;老龄化
作者简介:杜惠洁,女,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0070-05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上通常把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安排与其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为解决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所带来的问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依托社区所开展的老年人闲暇教育就极具研究意义和价值。怎样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老年人物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对精神生活质量也产生了新的需求。本文以温州社区老年人生存状况为例,对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质量问题作以探讨。
二、社区与闲暇教育
(一)社区
“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1855—1936)在其《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aft)一书中首先提出。社区的英文(community)之意兼有公社、团体、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本质意志”。“本质意志”表现为意向、习惯、回忆,它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在这里,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靠本质意志建立的人群组合即“社区”是有机的整体。“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在这里,尽管人们通过契约、规章发生各种联系,但手段与目的在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合成体。判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的存在,特别要注意社区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包括社区成员间彼此交往的频率、范围以及社会心理(情感、意向)和价值倾向等方面的特点和一致性程度,这是因为,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区成员对社区认同感,既是社区成员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经营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结果,又是将社区成员凝为一体的粘合剂和纽带。[1]
在我国,“社区”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愿意而首创。[2]近些年,我国学者对社区展开深入并较为广泛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社区的理解与认识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视了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社区及社区人群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认为“社区是某一地域里个体和群体的集合,其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3]笔者认为,研究社区以及社区内人群的生活,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还是从心理学抑或是从教育学的视角,尽管对其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研究者们都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中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对象予以了极高的关注。
(二)闲暇教育
闲暇教育亦称余暇教育,指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闲暇教育一般指“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使学习者在信仰、感情、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的教育。目的是使判断闲暇行为价值、选择闲暇活动、确定个人闲暇目标等能力得到提高,并认识利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4]闲暇教育是人们为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所受的教育。闲暇教育是一种提高、充实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活动。
老年人在社区框架下的闲暇教育是指,在闲暇时间使老年人感情、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的教育。老年生活方式是老年群体及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心理的老化,必然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满足其需求的生活活动模式随之发生变化,构成老年生活方式的特点。所以,要在老年人生活的区域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满足老年人晚年心理生活的需求。
三、温州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一)温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温州市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经济较为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人均寿命较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912.21万,居浙江省第一位。全市有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67.1万户,占全市常住人口家庭户的23%,比2000年“五普”时增加了24.5万户,增长57.5%。在有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空巢老人家庭户为20.3万户,占全市家庭户的7%,占有老年人口家庭户的30%,比2000年“五普”时增加6万户,增长42%。在空巢老人家庭户中,单身老人户11.7万户,只有一对老夫妇的8.5万户,分别占空巢老人家庭户的58%、42%。[5]其实,早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资料调查显示,温州市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71.17万人,占总人口的10.21%,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早了四年。[6]
(二)温州市社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为调查温州市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状况,我们从温州市主要的5个街道中随机抽取8个居民社区进行问卷发放。一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率100%。本次问卷发放对象中,男性占72?22%,女性占27.78%,其中55-60岁占5?56%,61-65与66-70均占22.22%,71及以上者占50%。并在每个社区随机抽取1-2位老年人进行访谈。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有近40%的人受到中专(高中)以上教育,绝大多数人月收入超过1 500元(83.34%),他们经济较为充裕,生活闲适。在居住方面,与配偶同住的占61?11%,与子女同住和与配偶子女一同居住的均占11.11%,单独居住占到了16.67%。可见,空巢老人比重不容小觑。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温州市空巢老人家庭达20.3万户。
在闲暇娱乐活动中,选择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最多,占88.89%,其次是养动物或植物,占55.56%,22.22%的老年人选了打牌或下棋,11.11%的老年人选了唱歌(戏)、跳舞,选书法或绘画的为0%,还有16.67%的老年人选了其他(见图1)。总体而言,大部分老年人都选择较为轻松普遍的娱乐方式。在闲暇运动活动中,94.44%的老年人选择散步或跑步,44.44%选择旅游或登山,选择太极练剑等晨练活动的占5.56%,选择打球的为0%,其他的占11.11%(见图2)。在问及对所在社区提供的闲暇设施是否满意时,认为满意和一般的老年人均占27.78%,而表示不满意的老年人则占到了44.44%。可见,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对社区提供的设备并不满意。
四、现状成因分析
(一)老年人自身条件的影响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状况与老年人自身条件等密切相关。这里指的老年人的自身条件包括:身体状况,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是否与配偶同住,是否与儿女同住等。老年人是否能参与社区闲暇教育的首要因素就是个人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此外,老年人参与社区闲暇活动的积极性也受到文化程度和个人月收入的影响。访谈显示,老年人自身文化程度越高,其参与积极性也相对越高;且月收入越稳定越高,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频次也越多,相对收入较低或收入不稳定的老年人,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稳定性也更高。反之,则亦然。
温州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外出务工的人口数量较多,空巢老人家庭逐年增多,在对老年人进行访谈时发现:与配偶同住或是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更高也更积极,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他们有更多的琐事牵绊,参与活动的时间和精力都会受到限制。。在此次调研中发现,如果老年人需要帮助他们的子女照顾小孩,即照顾第三代,那么,他们老年人个人的闲暇时间几乎为零。一般情况下,那些对于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持积极态度,并乐于参与参加社区活动的老年人,由于他们接受了积极的正面暗示,并同时具有积极的行为,他们的心理更加健康,乐观,豁达,会保持饱满、积极、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社区设施和活动内容及类型的影响
就我们所调研的几个社区总体情况来看,社区提供的闲暇教育并不理想,设施缺乏,活动内容不丰富,类型单一,频率密度较小。社区很少提供系统规模的设施、课程、培训,就算有,也不系统,并不能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在许多情况,社区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兴趣等原因,自发组织活动,社区闲暇教育的设施短缺,活动类型单一,内容相对贫乏。由于一些老年人本来身体就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加上长时间的孤独与生活被动,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生活和心理健康。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哈基姆·伊娃萨(Hajime Iwasa)等人做了关于日本社区老年人闲暇活动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5年跟踪研究。该研究在综合考虑了参与研究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因素外,发现比起更多参与闲暇活动的老年人,那些不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在这5年时间里认知退化的可能性较大。[7]
五、完善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实施路径
老年群体及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这个群体的特征有如下特征:(1)逐渐从劳动职业生活活动中退出。这是老年生活方式最突出、最根本的特点。越到高龄期,这一特点表现得越明显。随着劳动能力的丧失或减弱,身体健康状况水平下降,而医疗保健等支出的费用增大,老年人需要依靠年金、保险、社会救济或个人资产等作为自己的收入保障和补充。其数额一般都比以前有所降低,因而将使消费受到一定的限制。老年人的消费指向集中于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2)社会政治活动明显减少,相应的是与社会接触减少,人际交往的频率显著降低,严重的甚至可能产生与社会的脱离,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3)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的内容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从事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活动显著减少。老年人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增进社会交往。其次,劳动职业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减少,个人闲暇时间增多,使人们的各种兴趣爱好显著增加。(4)家庭生活活动成为活动的主要内容。家庭是活动的主要场所,家庭成员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因此,家庭生活活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老年生活的质量。(5)生活活动空间明显缩小。家庭成为老年人生活活动的主要空间;家庭成员成了老年人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这将给老年人生活质量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根据上述老年人群体的特点,社区机构应该在以下诸多方面,完善社区老年群体闲暇教育。
(一)健全保障制度与机制
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是发展和完善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有力保障。政府各级部门从上到下,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管理。如成立“老年人工作委员会”,或者“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领导小组”,等,机构一般可设3-5个编制,专人专职负责开展工作。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各方面优秀人员投入到关爱老年人的工作中来。社区专职人员要负责建立老年人档案,定期走访,了解老年人各种类型的生活状况。成立“老年人工作检查科”,保障队老年人教育工作的监管和落实。端正思想认识,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坚持终身教育的理念,制定规划和实施方案,对整个社区老年人群体的闲暇教育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使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更加规范化与制度化,更充实并具可操作性。使我国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尽快从无序走向有序。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经费投入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是老年人教育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社区管理机构的运作,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服务设施的提供与改善,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因此,不断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多方筹集社区服务资金,就成了实施社区服务规划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8]硬件设施在社区老年人闲暇活动中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不论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郊区、农村,社区均应逐渐加大相应的经费投入,绝大部分社区并未给老年人群体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及设施支持。因此,增加并不断完善与开展社区老年人教育活动相适应的硬件设施,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提高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已成为开展社区老年人工作的迫切需求。建议通过以下方式拓宽资金来源:(1)加大地方政府直接性的经费投入;(2)建立弹性的社区财政支持系统;(3)老年教育与老年福利想结合;(4)广泛宣传,争取大型的社会机构或者团体的赞助;(5)适当收取学员学费等。
(三)培养多种类型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老年人的帮扶工作
开展社区老年人的服务工作,要有比较充分的服务资源。社区的养老服务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福利和非盈利组织,囊括大批青少年、成年和老年志愿者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福利性老年服务活动。[9]目前,有来自不同行业的自愿者,也愿意参与对社区老年人的关爱工作,他们来源于中小学和大学生社团的成员,这些人绝大部分没有经过老年服务的相关培训,缺乏对老年人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的认知。同时,这些自愿者由于都有他们的学习、工作等任务,工作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不能够长期或者系统地跟踪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全部,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为保证志愿者能够长期有效的服务社区老年群体,一方面,应对服务志愿者进行系统的老年服务相关知识培训;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老年人间的互助,可以采取“结对子”的方式互助。把那些刚刚退休、身体健康并且热心的、年龄还在60左右岁的老年人组织起来,与年龄稍大的老年人,结成互助对子。前者经常走访,关心帮助年龄大的,陪后者聊天,通知或者陪同后者一起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有益的活动。社区管理机构,为他们建立“互助卡”,对帮扶过其他老人的人,采取“积分”的方式,给予打分,建立积分档案,等他们以后年纪大了之后,可以受到优先的支持和帮助。
(四)开发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课程
自1983年,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在山东建立,如今已有30余年,虽老年大学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但分布并不均衡,覆盖率依然较低。秉承着“全员、全程、全面”的特点,在老年教育机构还未覆盖地区和人群,社区可通过开展“夕阳红”知识讲座的方式,丰富老年人知识,拓宽老年人思维。社区相关部门可根据自身地域差异灵活选用讲座内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食疗保健、心理保健、老年痴呆的防治、道德观、法律常识、新闻新事、自理、自救、自我保护、老年人与子女的沟通教育、计算机的简单使用等,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老年人退休后还有很多年时间,让老年人重新就业,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发展的必然趋势。[10]
因此,可加入适当的创业教育等。社区机构可协同医院开展保健讲座之余,可为社区老年人进行体检,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提供便捷。
(五)拓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整合社会资源是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社区应与社会其他部门协同服务,依靠大众力量,利用有效资源,经常组织具有社区特色的老年人群体性活动,使社区老年人形成关心社区,参与社区事业的共同志向和热情,提高老年人生活积极性。社区可与大学生或相应艺术团合作,为社区老年人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书法、诗词、绘画、摄影、棋艺、广场舞、太极拳、读书会、合唱团等,并可定期举办文体比赛,活跃社区老年人群体氛围。社区相应部门也可定期举办“夕阳红”老年人旅行项目,进行短程旅行等,增强社区老年人群体的凝聚力。这些措施都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的价值,也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鲁洁,等.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30.
[2]周沛.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3.
[3]刘视湘.社区心理学[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60.
[4]关世雄,等.成人教育词典[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290.
[5]温州市统计局.温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1-05-09].wzstats.gov.cn/info_view.jsp?id0=z0h8lnkbkw&id1=z0h8lo5459&id=z0hbddvmw1.
[6]周文珍.温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老龄事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3.
[7]Hajime Iwasa,Yuko Yoshida,Ichiro Kai,Takao Suzuki,Hunkyung Kim,Hideyo Yoshida.Leisure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community-dwelling individuals in Japan:A 5-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12(72):161.
[8]于显洋.社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6.
[9]高娟.社区老年教育模式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关键词]城中村公共服务;制度;政府;社区;居民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8日公布数据的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50%。全--国性的城市扩张浪潮使得城中村在各个类型城市中普遍存在,公共服务不足成为了制约城中村社区发展的一大问题,很多城中村都面临着原有公共资源超负荷,社区内乱象丛生的困境。与之不同的是,在北京等城市化过程较为成熟的大型城市,存在着另外一种城中村社区,它们面临着的发展困境是有别于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种极端状态:社区内公共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居民对社区认可程度高,但是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是过度且不可持续的,代价是基层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和El供给无以为继就会引发社会冲突的暗藏隐患。
一、x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概况
2000年,北京市出台绿隔拆迁政策,涉及朝阳,海淀和大兴等6个区县的177个行政村,位于朝阳区东坝乡的x社区是绿隔拆迁后农民搬迁上楼的安置小区。x社区内现有3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社区面积0.19km2,楼房36栋,常住人口1751户,户籍人口5321人,流动人口257户,721人。常住人口主要在社区内服务机构直接就业,从事环卫、巡防等工作,就业率为30%,所有居民都参与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因绿隔征地上访事件2009年约30~40起,2010年约有3~4起。社区内没有集体经济来源,居民的水、天然气、供暖、物业费用都由东坝乡政府支付,其中光供暖每年乡政府要补贴800万元。
x社区内公共设施完善,有线电视完全覆盖,网络终端97%入户,四周建有围墙。设有1个社区服务中心,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261.17m(h2),工作人员5人,其中全科医生1人,全科护士2人,乡村医生2人),1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内有社区图书馆,室内健身运动场和文艺团体组织。2011年安装摄像探头设备,实施凭卡出入,进行封闭式管理。同年地方政府投资120万元设置“三站两室”负责社区内的治安警务工作,包括1个社区警务工作站,1个巡防队工作站,1个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1个纠纷联合调解室,1个监控室。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可程度很高。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治安秩序、流动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娱文体活动、医疗、养老、管理公开透明的满意度均为100%,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占42.9%,一般占57.1%,没有不满意的个体。其中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服务内容有待加强,14.3%的居民认为就业方面的服务一般,50%的居民认为最需要的服务是就业信息,66.7%的居民亟需就业培训。
二、社区公共服务可持续供给的制约因素
x社区现已创建了以服务居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服务型社区的发展模式,其中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该地区多次拆迁的复杂背景,完善的服务供给背后存在着缺陷和隐患,制约着社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1.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在x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地方政府起着绝对主导的作用,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造成了社区内服务供给偏离居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偏好”总是优先选择那些出政绩、见效快的服务项目。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全权包揽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了沉重的行政和财政负担;从居民的角度来说,失地后与就业有关的服务严重缺失,只能从休闲娱乐中来填补无所事事带来的失落感。
2.公共服务供给内容非均衡性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是相对立的概念,经典理论对这两者区分的标准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每户居民使用的水、电、暖气、物业管理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消费的,一旦进行购买,他人的使用必然会影响个体消费的总量,具有竞争性,而要进行排他消费也是可以轻易实现的。这些本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超出了政府的责任边界,政府每年要负担额外的财政支出,社区居民也其当成是理所应当的福利。而且,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数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一方面是私人物品的无偿不限量提供,另一方面是就业等服务的严重缺失。约有一半的居民认为自己最需要的服务就是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居民想要通过就业来改变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并没有被重视。
3.被维稳目标挟持的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1987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起点,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和社会冲突的日渐凸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平稳渡过转型期成为了社会改革发展的前提。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直接承担维稳重任的地方政府的压力要远大于其他城市。在这种情境之下,地方政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政府为了防止东坝社区居民上街闹事,投人大量资金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合理要求。而居民也深谙其中之道:想要摆脱个体面对政府的弱势地位就只有联合起来把事闹大,以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政府不断的后退妥协,不得不为暂时的安定局面买单,政府由于维稳目标的挟制反而处于了博弈的弱势地位。该地区大范围的拆迁使得能够带来乡财政收入的企业也一并迁走,地方政府在缺少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还要支付高昂的维稳开支,可以预见这种维稳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一旦政府支付无以为继,那么长久压抑的社会冲突也将会爆发。
三、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层面分析
造成x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持续的局面的原因是多个层面失当叠加的后果,可以从制度、政府、社区和居民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1.制度层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正是中国独特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造成了x社区现在的公共服务供给局面。《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土地征收或征用,个人对土地没有占有权、买卖权和转让权。在这种法律框架下,农民没有权利买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如果要挪为他用就必须经过国家的征收,这种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征收的代价必然不高。垄断性的地位导致了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土地的价格波动严重偏离于土地的价值,并因为土地征收的用途不同,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之间差异巨大。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征地而降低,如果一旦无法达到征地前生活水平,就应当提高补偿标准。但是在现实中多为一刀切的补偿方案,既没有后续关于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考虑资本的时间价值。以x社区为例,2000年的绿隔拆迁征地补偿仅仅为每户8万元,
而十年之后土储拆迁征地补偿为500万元。普通居民不会去主动理解政策反复背后的复杂原因,仅靠补偿数额就认为自己的利益收到了损害,然后通过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利益诉求。在制度的镣铐下,为了弥补居民损失和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只有选择非理性的提供公共服务。
2.政府层面
企业管理理论中的简单管理要求在形式上追求简单,前提是对事物内涵要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地方政府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表面上符合简单管理的要求,但是对于社区问题的内涵却缺乏掌控,仅仅是供给主体简单化、供给内容简单化、角色定位简单化。从一开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其他模式就没有被纳入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政府不竭余力的出资出力仿佛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在供给内容方面,政府仅仅考虑能够带来短期效益的项目,资金投入的要求是回报要看得见摸得着,而忽略了就业培训等长期投入之后会带来潜在巨大社区发展优势的项目。政府将自己定位于投资者、主导者,社区管理人员将自己定位于执行者、听令者,居民将自己定位于接受者、服从者,社区居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被压制,只有一味的索取,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范式,这不能说不是社区发展的一种损失。
3.社区层面
x社区是典型的服务型社区,这一类型的社区发展以服务居民为核心,以居民为本为原则,旨在向社区内的人群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对于城中村社区来说,良好的服务钝化了政府和居民的冲突对立,安慰了居民心理上的失衡。但是还应该看到,社区服务的内容偏重于休闲娱乐生活,把本该是紧张工作之后的放松小憩变成了居民生活的主题,整个社区也弥散着休闲散漫的气氛,缺少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反而与低就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4.居民层面
农民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到城市的陌生社会变成居民(乡土中国),这个过程需要外界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但外力仅帮助农民完成了表面上的身份转换,内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产生转变。为了使上楼农民保持生活水平,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东坝乡政府每月发放x社区内老年人退休费600元,居民1000元,自谋职业者700元,鼓励外出再就业,但社区内的就业率仍然只有30%,而且多为社区内部保洁或巡防等岗位,居民没有能够走出社区,并通过就业发展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在拆迁上楼之后,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不具有工作技能,政府就要负责自己以后的生活。虽然公共服务供给保证了居民物质上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善居民心理上的贫困。
四、城中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1.改革现有土地制度
土地问题是城中村改造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社会矛盾频发的问题,城中村社区中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遗留的土地问题,在x社区中的案例中也是如此。要想改善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缚手缚脚的局面,解放行政资源进行公共服务的供给创新,就必须解决好土地遗留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制的色彩在制度设计中根深蒂固。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成分与市场经济成分并行相悖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土地交易可以看成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家与农民进行指令性的土地交换,国家付出很少的代价强制的征收农民土地;第二阶段,国家与市场进行土地的自由买卖,征地补偿与土地出让金之间巨大的差额正是这种不公平交易的体现。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减少或去除土地制度中的计划经济成分,放交易权给农民,政府起到规范和维护的作用,形成合理的土地交易市场。如果农民能够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应得的利益,那么后续的公共服务压力也会减轻许多。
2.转变政府维稳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地方政府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任务的直接承担者,管理上的创新需要地方政府的勇敢尝试才能实现。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维稳方式。其中最不可取的就是刚性的维稳方式(也称之为压力维稳),地方政府在冲突爆发时动用公权强力的打压,有时甚至会出现殴打、罚款、拘留和劳教等粗暴手段,最终只是对社会矛盾起到激化的作用。x社区的案例中是另一种软性维稳方式,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区稳定不计成本没有原则的满足群众不合理的要求,用过度公共服务来买稳定,这两种方式都是短期化应急性的维稳方式,带有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实行的随意性。韧性维稳的方式,是将群众的合理诉求引导到正轨的司法渠道上,用法治来解决矛盾;健全维稳问责、评估、沟通制度,用长效的机制来淡化冲突。维稳工作可以用古语来点明:“琴弦缓则不鸣,琴弦急则声绝,急缓得中则诸音普”。另外,“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增加第三部门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区间的合理分32'’,这些理念在公共服务的研究中已经成为共识,所能带来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x社区的居民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民主意识,这些都为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管理提供了基础。
3.培养社区积极氛围消除居民依赖心理
物质和文化是社区发展的两条轨道,服务型社区偏重于物质的建设,培养的是轻松休闲的社区文化,这并不完全适合于居民就业率偏低的城中村社区。而学习型社区偏重于精神文化上的公共服务,由此形成的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社区氛围,更容易使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找到情感的寄托,消除依赖的心理,更快的建立于城市密切联系的纽带。社区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丰富文化服务的内容,设立就业培训中心,对待就业人员进行分类培训。对于待就业人员进行登记,按照受教育水平高低和劳动能力排序,帮助能力强者在社区外就业,帮助能力稍弱者在社区内部就业;建立社区大学,组织居民学习电脑、科普、政策等知识,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整合和利用社区内的教育资源,让学有所长的社区成员成为教育志愿者,或者与高校合作,让大学生成为社区教育的力量之一。建立学习型社区或在服务型社区中重视学习的作用,将会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要消除居民的依赖心理,就要对他们的就业观念进行引导,帮助社区居民正确看待就业形势,宣传就业的物质和精神双重优势,改变社区居民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
参考文献
[1]吕普生,公共物品属性界定方式分析一一对经典界定方式的反思与扩展[J],学术界,2011,(5):73-78,267-268
[2]王梅枝,试论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的转变[J],党政干部学刊,2010,(4):59-61
[3]林万龙,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H]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辖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放射科、CT室、DSA机房、钼钯机房等放射工作场所为调查对象,对其辐射水平和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进行定点检测。2007年共检测22家单位、51台机器、1 314个测试点,2008年共检测12家单位、30台X线机、722个点。
1.2 仪器与方法
使用仪器为智能化γ辐射仪FD-3013 A型,仪器统一经上海市计量测定技术研究院检定合格。调查人员统一经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静安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两次培训。测定方法依据《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督规范》(GBZ 138―2002)、《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测X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检测指导书》等标准进行。按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对监督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抽检的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均配戴个人剂量仪,均提供上岗前、在岗中、离岗后的健康体检记录及放射防护知识培训记录;机房内配备受检者、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用品,墙上张贴受检者危害告知书,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工作指示灯。抽检的医疗机构均提供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定期检测报告及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仪检测报告。
2.2 抽检合格率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均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表2。不同类型放射机房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也全部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关机后机房本底值为0.06~0.17μSv/h,见表3、表4,表中数据均包含本底值。抽检单位2007―2008年放射工作人员年剂量当量均小于5 mSv(表5)。
3 讨论
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放射诊疗机构密度大,病源广。抽检的放射诊疗机构,除口腔X射线机房外,机房面积约在15~45 m2之间,其中最小的机房(约为15m2)为使用了10余年的老式房间,虽然机房面积小于《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的要求,但是由于机房的门、窗、墙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本次抽检中未见异常。据此可见,对个别面积达不到要求的机房,如果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也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护效果。此外,放射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对自身及受检者的防护,2年间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年剂量当量均
2007―2008年抽检的医疗机构中,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点均合格。究其原因可能和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到位有很大关系。辖区内X射线机房多为新建、改建机房,抽查的医疗机构中有4家为2007年新建,2家为改建,其余X射线机器也均为20世纪90年代后产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建设项目需要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不经卫生审查引起严重职业性损害的案例时有发生[3,4]。即使是改建机房,如果预防性审核做不到位,仍然会存在放射防护水平不达标的情况[5]。在竣工验收时,我们严把准入关,按照相关标准验收。此外,在日常监管中,我们要求新购置X射线机器的单位进行申报,对机房设计图纸进行审批,机器安装后要进行机房的防护检测等,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此次调查充分说明放射防护意识的提高、预防性卫生监督及经常性卫生监督的重要性,和庄惠民[6,7]等人的观点一致。
本次抽检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如某医院放射机房供患者进出的门是用插销关闭的,有时候工作人员认为已经关上了,但实际并没有插紧,造成的射线泄漏可能会对门外经过的人员产生影响。部分医院病人很多,X射线机房没有专门候诊室,部分病人紧靠机房门等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剂量照射。多年的卫生监督工作经验显示,防护门的门缝、观察窗接合部密封不严或随时间推移防护门内的铅块下沉导致门板变形都有可能影响防护水平;此外,有的放射工作人员虽有防护意识, 但工作忙时往往容易忽视对受检者的防护,受检者防护工作落实不到位。本次仅检测机房周围环境X射线剂量率,然而许多情况下,由于X射线的散射还会对放射工作人员和病人产生额外辐射[8]。
因此,在对病人坚持“医疗照射正当化、最小化,放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下,还要不断加大对放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防护知识宣传,可利用宣传短片或防护宣传栏,采取多种容易接受的方式在病人候诊区域进行宣传,有外宾的放射诊疗机构可制作中英文对照的防护宣传材料,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要加强监督检查定期监测,对防护门、观察窗密封不严或防护门年久变形的都要督促医院采取加固等方法改正;病人的候诊区域要尽量远离防护门。静安区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在日常监管中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确保公众和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但是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常管常新的问题,需要常抓不懈。
4 参考文献
[1]刘长安,苏旭,孙全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M].第2.版.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08:28-53.
[2]陈贵智,郭晓琴,苏木坤,等.医用诊断X射线工作者的眼部防护[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05,25(2): 169.
[3]蔡作溶, 黄靖. 某医院诊断X射线机房改建的调查报告[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2004,30 (5):320.
[4]Vano E, Gonzalez L, Beneytez F. Lens injuries induced by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non-optimize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laboratories[J]. Br J Radiol,1998,71(847):728-733.
[5]仇复健, 戴练平, 魏敏, 等.106 家医用诊断X射线机使用单位放射防护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职业医学,2001,28(4):58-59.
[6]庄惠民,朱萍萍,吴琼,等. 医用X射线机房放射防护监督抽检及管理对策[J].上海卫生监督,2007,2(4):19-24.
[7]Sorop I, Mossang D, Iacob MR, et al.Update of diagnostic medical and dental x-ray exposures in Romania[J]. J. Radiol. Prot. 2008 ,28:563- 571.
关键词:社区文化;社区建设
社区是指聚居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现代城市的一种新型的人群结合方式。而社区的发展,既能保证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又能作为统一的精神导向推进党的精神理念,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在政府及社区工作者们轰轰烈烈开展社区文化工作时,一些社区文化建设上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秉持用问题引发思考,用思考解决问题的精神,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社区文化现状调查,共涉及来自90多个城市共466个随机抽取的对象,期待能以实际数据引发务实思考,为更进一步地建设社区文化作出贡献。
1. 居民邻里交往情况现状及因素分析
首先,在调查中暴露出来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邻里交往较少,同社区的人们仍然没有突破“小家”融入“大家”――有超过30%的居民每周与邻居交往的时间小于39分钟;有超过50%的居民在本单元楼内认识不足10%的邻居,这些数据较为充分地说明了被调查居民之间的关系过于疏远,难以形成足够的向心力、凝聚力。为进一步探究此现象的内在因素,本调查又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即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
1.1 工作压力对邻里交往的影响
对于工作压力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压力越大,居民所经受压抑、焦虑等潜在心理因素的可能越大,因而会对居民邻里交往产生影响。然而数据显示,在认为自己压力很重的被调查居民中,每周与邻居的交往时间小于30分钟的有43.81%,而这一数字在认为自己压力较重、一般、较轻和很轻的居民中分别为27.91%、25.7%、38.39%和38.1%;同理,在认为自己压力很重的被调查居民中,每周与邻居交往时间多于1.5小时的有35.24%,而这一数字在认为自己压力较重、一般、较轻和很轻的居民中分别为31.4%、32.96%、35.19%和35.17%――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即使居民的工作压力逐渐减轻,被调查居民们也不会与邻居交流更多。由此可见,工作压力本身并不能带来被调查居民对邻里交往时间的减少。
1.2 经济负担对居民交往时间的影响
本调查中,以居民自身对自己经济负担的直观判定反映其受到的经济负担的大小,数据体现,在认为自己经济负担很重的被调查居民中,有41.23%的居民每周与邻居的交往时间小于30分钟,这一数据在认为自己负担较重、一般、较轻和很轻的居民中分别为28.09%、27.74%、30.65%和41.3%,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同理,在认为自己经济负担很重的被调查居民中,有35.09%的居民每周与邻居的交往时间超过1.5小时,这一数据在认为自己负担较重、一般、较轻和很轻的居民中分别为32.58%、35.48%、25.81%和36.96%,同样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使被调查居民的经济负担减轻,被调查居民们也不会与邻居交流更多。由此可见,经济负担也不是影响居民之间交流时间减少的因素。
2. 居民交流现状深层原因分析
经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总结出,在调查的两种因素中,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并没有对被调查居民每周与邻居交流的时间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此结果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如果结合中国社区文化发展现状与居民社区文化心理再来重新审视,这个结果又在情理之中。
2.1 工作压力因素深层分析
工作压力确实可能导致加班工作、占用假期等情况而迫使居民缩减个人的休闲娱乐时间,进而降低了居民与邻居交往的可能性。但同时,工作上的压力也会导致居民有较大向身边邻居、朋友等寻求心理上的同情、理解与安慰的可能性,尤其当社会普遍进入新世纪充满竞争、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时,这一物质发展所带来的工作压力也是普遍性的本调查中居民认为自己工作压力很重或较重的人数达到了40.98%,是认为自己工作压力较轻或很轻的人数――20.6%的近两倍。因此,同样有工作压力的邻居在交往时更易体会到邻居之间工作压力上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助于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最终则可能会带来居民与邻居交往时间的提高――如同美国戒嗜酒者互诫协会(AA)正是通过让希望戒酒的人们获得在一个集体中的归属感而帮助其实现戒酒的目标。由此可见,由于工作压力带来对居民交流时间的影响十分复杂、其对交流时间的贡献有积极有消极,才因此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2.2 经济负担因素深层分析
针对经济负担因素,须要注意的是,中国社区内居民交流的主要方式一般不需要大量开销,如广场舞、下棋等,而当进行较为正式的活动,如演出、讲座等,我国社区工作者们则一直致力于“由居民直接参与,既是表演者也是观看者”的工作理念,鼓励退休文艺老干部等积极参与活动,既调动了居民积极性,又为居民减少了因参加社区活动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正是归功于中国社区工作者的服务理念,居民的经济负担与其邻居的交流时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3. 社区活动现状分析
除日常邻里交流之外,居民另一种交流方式就是由社区工作者或政府开办的社区活动站、文艺活动、讲座、志愿活动等。这些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其融合促进居民交流、满足居民文化需求、教导居民精神内涵等多种社区文化功能为一体,可以有效获得群众支持拥护,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为了解如今社区活动建设现状,本调查探究了社区活动站和文化活动两方面社区活动,并提出相应的分析与意见。
3.1 社区活动硬件――活动站现状分析
社区专有的固定活动场所对于建设社区文化有十分积极重要的作用。它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保证了开办社区活动的硬件设施质量。这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对于建设社区文化的决心,使居民受到精神感召;另一方面也为社区活动提供了号召力和影响力,保证了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的社区活动足够正式,满足群众,特别是退休文艺干部的需求,极大调动社会积极性。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有46.78%的被调查居民所在社区中没有固定活动站,而在社区有活动站的居民中,也有38.19%的居民从未使用过这些社区活动站。这既体现了政府在社区文化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也反映了居民并没有认识到活动站的有益之处,参与积极性不高。为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政府部门认识到建设社区活动站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社区工作者做好社区宣传,以软件活动带动硬件参与度,从而更好地让居民通过社区活动站融入到社区的大家庭中。
3.2 社区文化软件――文化活动现状分析
在努力保证社区硬件的质量数量的同时,社区工作者们同时也应该关注如何建设好社区软件――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丰富开展可极大程度上提高社区居民文艺活动参与、鉴赏能力,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开展公共精神宣传、落实党的精神指导方针,更好的实现社区的教育作用。数据显示,所在社区中有开展精神文明活动的居民中有52.02%的人在参加了社区活动后甚至走出社区,参加社会的一些文明志愿活动,而这一数据在所在社区没有开展过精神文明活动的居民中仅为21.49%,由此体现出社区开展精神文明活动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受调查居民中,有51.29%的居民所在社区并没有开展任何精神文明活动,这显然是对于社区文化建设的一大桎梧。对此,社区工作者们应重视其社区精神文明活动之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充足恰当的活动与。当然,社区工作者们同时也应保证这些活动有明确的意义,而非单纯为活动而活动。真正让社区文化软件与硬件互相结合,让社区文化建设工作顺利进行,为建设和谐积极的社会文化作出贡献。
漳江口保护区涉及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东厦镇的竹塔村和船场村,两村有2681户,约11186人,社区村民主要从事粮食、蔬菜生产、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
1.1资料
通过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国家林业部、环境保护部、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福建省林业厅和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门户网站,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相关论文、报道和文件等。
1.2问卷调查
1.2.1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
在专家咨询基础上,经过反复修订,设计了《漳江口保护区管理的调查问卷》(以下简称调查问卷)。23位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内容效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7位专家认为非常可行,5位专家认为比较可行,1位专家认为一般可行。该检验结果符合研究要求。选择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福建省林业厅、漳州市环境保护局、漳州市林业局、云霄县环境保护局和云霄县林业局等单位的管理人员开展调查,采取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并对问卷中的疑问给予解答,提高了问卷回答质量和回收率。问卷的调查时间为2013年7~8月。共向81人发放调查问卷81份,回收调查问卷77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76份。对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验,经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7,表明调查问卷具有可信性。
1.2.2专家的调查问卷
设计了《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调查问卷》(以下简称调查问卷)。23位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内容效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6位专家认为非常可行,3位专家认为比较可行,2位专家认为一般可行。该检验结果符合研究要求。按照具有代表性原则,选择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福建省林业厅、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相关单位的专家,选择科研院所和高校中主要从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专家。调查问卷的调查时间为2013年9~10月。共向78人发放调查问卷78份,回收调查问卷75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73份。对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验,经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6,表明调查问卷具有可信性。
1.3数理统计
采用Microsoft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按照重要程度给予赋值,分别以5分、4分、3分、2分和1分的赋值,最后用总得分除以选择人数,得到平均分。
2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指受一件事的原因或者结果影响的人、集团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分析是通过确定基本特征、内在联系等方面来推定关键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或方法[4]。公共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更强调参与者和组织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影响的背后就隐藏着公共管理问题的答案[5]。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自然保护区管理问题,能很好地协调利益相关方,使复杂的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趋于理性化。2.1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3个特征[6]。根据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定性判断,将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同时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3个特征),包括政府、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3个特征中的2个特征),包括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3个特征中的1个特征),包括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旅游者。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利益相关者中的政府(包括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的重要性高,重要程度都大于4.50分(图1);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重要性较高,重要程度在3.00~3.50分;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旅游者的重要性低,重要程度都小于2.50分。图1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Fig.1ImportanceofthestakeholdersintheManagementofZhangjiangkouNatureReserve根据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利益相关者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定性判断,结合专家的问卷调查的结果,界定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包括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为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为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旅游者。2.2管理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由于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责任和任务不同,其价值取向的差异较大,造成利益者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通过专家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分析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从表1可以看出,有71人(97.26%)认为政府的价值取向为生态价值,有69人(94.52%)认为当地社区的价值取向为经济价值,有68人(93.15%)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价值,有70人(95.89%)认为企业与旅游公司的价值取向为经济价值。政府追求的是漳江口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发挥以及生态效益提高,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调控和规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实现漳江口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价值管理的目标,所以政府关注的是生态价值。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政府为湿地保护和生态价值管理设立的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执行湿地保护的法规和政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以生态效益为目标,所以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关注的是生态价值。漳江口保护区建立和管理制约了当地社区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造成漳江口保护区当地社区经济收入的减少,而当地社区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漳江口保护区当地社区为了发展生产,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当地社区关注的是经济价值。漳江口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加工企业利用保护区的自然资源获得经济收入,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企业关注的是经济价值。漳江口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公司利用保护区内的资源环境发展旅游,其主要目的是以营利为主,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旅游公司关注的是经济价值。非政府组织通过培训漳江口保护区的社区居民,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为漳江口保护区管理提供了社会支撑;另外,非政府组织通过湿地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项目、推广科学管理技术,提高了当地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实现非政府组织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使命,以社会效益为目标,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社会价值。
3漳江口保护区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种社会公共组织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运用政治、经济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依法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管理需要整合以政府为核心的各种社会公共组织的力量,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还有社会中为追求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等[7,8]。漳江口保护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在管理中会造成“搭便车”、“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9],需要政府、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之间的配合与互动,所以作为公共管理对象的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主体应该多元化。
3.1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面临问题的分析
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分别为缺乏分类管理、缺乏社区共管、缺少管理经费和缺少管理编制,其重要程度分别为3.95分、3.57分、3.03分和2.29分(图2)。管理中缺乏对漳江口保护区具有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分类管理,在管理政策上没有体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别,影响了漳江口保护区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注重当地社区生产、生活对保护区湿地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建立保护区给当地社区居民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在禁止当地社区居民不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没有为其寻找可持续生计的发展途径,使当地社区居民从保护区中所得的收入减少,当地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漳江口保护区的管理,造成当地社区居民对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工作的消极抵抗,影响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上级财政拨款是当前漳江口保护区管理经费的主要来源,上级财政拨款只能基本满足职工的工资,缺少基础设施的维护与运转、宣传等管理费用,由于管理经费匮乏,致使湿地保护管理的技术手段还停留在粗放的管理阶段,对保护区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目前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为副县(处)级建制级别,而管理人员编制维持在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时的人员编制,影响了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开展。图2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面临问题的重要程度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面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实行单一的政府管理,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工作要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完整、当地社区需要和社会公众期望相一致的综合目标,而政府机构难以独自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漳江口保护区需要推行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以促进该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3.2漳江口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的选择
漳江口保护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主要体现在防灾护堤、保持土壤、气体调节、环境净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效益功能,提供生产有机物产品(包括木材、凋落物、渔业)、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游憩等经济效益功能,发展当地社区经济、增加社区居民经济收入、提高社区居民健康和文化水平等社会效益功能[10],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漳江口保护区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和管理中面临问题的分析,对漳江口保护区具有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分类管理[11],构建合理的公共管理模式(图3),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达到漳江口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目标。
3.2.1政府主导的管理型
漳江口保护区生态价值指保护区内各种生态服务价值,包括防灾护堤、保持土壤、气体调节、环境净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功能。而作为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漳江口保护区具有非排他性,会产生“搭便车”现象,私人从利润最大化角度不会提供此类物品。通过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分析可以看出,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政府(包括漳江口保护区管理局)关注的是生态价值,因此,采取政府主导的管理型对漳江口保护区生态价值进行管理。政府作为公共经济主体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政府作为漳江口保护区管理的主体,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向参与漳江口保护区管理的其他主体提供经费,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等对参与漳江口保护区管理的其他主体进行规制和监督。
3.2.2政府指导下的社区共同管理型
漳江口保护区经济效益指通过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使保护区当地社区、加工企业和旅游公司获得经济收入,包括提供红树林木材、红树林凋落物、滩涂海水养殖和景观资源等。漳江口保护区的建立对湿地生态保护、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漳江口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区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造成漳江口保护区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的下降,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共管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保护区管理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目标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从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分析中可知,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当地社区居民关注的是经济价值,因此,采取政府指导下的社区共同管理型对漳江口保护区经济价值进行管理。政府作为漳江口保护区社区共同管理的启动者、组织者、激励者和实施保证者,为当地社区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补充当地社区在管理漳江口保护区公共资源上的需求;当地社区组织在提供市场信息、推广先进技术、项目示范、宣传和落实政策等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同管理的直接受益者和主要实施者,依法享有规定的产权,以决策者的身份参与社区资源利用规划,以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力量参与实施和管理。
3.2.3政府指导下的企业与旅游公司管理型
漳江口保护区相关企业利用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发展养殖业和加工业获取经济效益,旅游公司利用保护区内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在实验区开展生态旅游项目及相关服务业,获得经济效益。通过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分析可以看出,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企业与旅游公司关注的是经济价值,因此,采取政府指导下的企业与旅游公司管理型对漳江口保护区经济价值进行管理。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为企业与旅游公司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在政府指导下让企业与旅游公司通过市场竞争,以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
3.2.4政府指导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型
漳江口保护区社会价值指保护区社会效益的价值,表现为当地社区居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社区居民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漳江口保护区作为向公众介绍、传播和展示自然保护事业的良好场所,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感染力;非政府组织作为公益服务的社会群体,致力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从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分析中可知,在漳江口保护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漳江口保护区,是一项复杂的生态系统工程,政府在其建设与管理中必须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采取政府指导下的非府组织管理型对漳江口保护区社会价值进行管理。政府通过制定支持性的法规和政策,赋予非政府组织充分的权利,承担湿地保护的责任。
4结论
关键词:天山天池; 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F59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43-03
1985年,墨菲(P.E.M urphy)第一次把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中,尝试从社区的角度研究和把握旅游。1997年在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中明确提出了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进一步确立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1]。
一、天山天池社区居民基本概况
1.自然环境。天山天池自然保护区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内,社区为三工河乡居民为主。因此本文研究的社区范围包括天池景区所在区域和三工河哈萨克族乡的行政区域。三工河乡地处东经88°03′~88°08′,北纬44°46′~45°30′范围内。分南部山区和北部沙漠区,天池景区位于该乡南部山区。
2.社会、经济环境。三工河乡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体,汉,回,维吾尔,东乡5个民族聚居的多民族乡,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2%。全乡行政面积1 32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 700亩,有人口4 018。据2006年调查数据显示,在三工河乡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有725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有397人,从事旅游业经营的有345人[2]。
表1 三工河哈萨克乡近几年的经济收入统计表
二、调查对象及时间与方法
2010年5―6月,本人在天池景区所属的行政区阜康市进行调研,主要通过阜康市旅游局,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三工河哈萨克族乡政府等旅游相关部门进行书面材料的收集。2010年7―10月期间,为了更好的研究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影响态度,本人先后几次进入当地社区及天池景区内进行实地调查,采用了设计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2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回收率为94%。问卷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关于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调查,此调查中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分析。量表的设计包括两步:第一步是“赋值”,根据设定的规则,对不同的态度特性赋予不同的数值。在分析中,5分表示非常同意,4分表示同意,3分表示不知道,2分表示不同意,1分表示很不同意。第二步是“定位”,将这些数字排列或组成一个序列,根据受访者的不同态度,将其在这一序列上进行定位,再定量测定居民对文化旅游的态度。李克特五点式量表中,1~5等级评分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成。
三、调查结果分析
1.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通过问卷的统计,被调查的对象中,男女各占总数的49.6%和50.4%,接近1∶1比例。年龄集中在25~44岁之间,占55.7%。初中文化程度比例较多为36.9%,其次是高中、中专和小学。从问卷中还得知被调查居民中哈萨克族占66%,汉族占12.7%。具体数值(见表2和图1):
表2居民基本情况
图1居民的文化程度
2.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经济影响的态度调查。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对“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增加”,“使居民生活现代化程度增加”和“改变经济观念”这四项各占63.8%、62.4%、72%及85.8%。从均值4.56、4.28、4.53和4.74也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对这些项目的赞成率很高。“使居民收入增加”占34.4%,均值为3.57表示赞成,“引起物价上涨”这项占38%,均值为3.23表示中立。“使居民贫富差距加大”这项占4.2%,均值为2.12表示居民反对这项项目(见表3)。
3.居民对文化旅游环境影响的态度调查。从表4可以看出在环境影响的态度调查中居民对以下四个调查项目的所占比率各为72.3%、67.02%、62.4%和71.6%。量表均值都高于4.2,表示居民对这四项调查项目的赞成率很高(见表4)。
4.居民对文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调查。居民对文化旅游正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较强烈,即“使哈萨克族文化得以传播”赞成率达94.3%,均值为4.36,表示赞同这项调查。居民对负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中,“影响当地社会治安”,“扰乱了本地居民正常生活”及“降低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度”这三项调查项目的反对率很高,各占82.2%、89.7%和93%。均值小于2.4则表示居民反对这项调查项目(见表5)。
以上针对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旅游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分别进行了研究,下面对三种影响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综合比较(见表6和图2)。
表6 居民对各正负面影响态度的综合均值
图2居民对各正负面影响态度的比较
从表6和图2中可以看出,当地社区居民对正面影响的态度都是赞同的,其量表均值都在3.5以上。其中对经济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34,说明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态度比较积极,同时对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2.68,处于中立态度,表明一部分居民对经济影响还持一种冷漠态度。居民对环境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63,表示对此影响的态度很强烈也很赞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1.75,表示居民对此负面影响持反对态度。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36,表明居民对此影响的赞同,而对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1.69,表明居民对这三项负面影响持反对态度。
5.居民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态度。为了更明确的表示居民的态度问卷还调查了“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您有关吗”,“是否愿意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中来”,“居民对游客数量的认识”及“对外来游客的态度”这几项问题。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有95.7`%的居民认为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自己有关,4.3%的居民认为与自己无关。有94.3%的居民愿意参与到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中,有5.7%的居民不愿意参与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游客数量认识调查中,发现有55%的居民认为游客数量刚好,认为过多和有点多的都占6%,有点少和过少的各占17%、16%。在对游客的态度认识上,有56%的居民非常欢迎,34%的居民表示欢迎,很少的一部分居民表示讨厌。总之,目前大多数居民对游客表示欢迎,并表示希望游客更多一些(见图3和图4)。
四、结论
1.居民的社区参与能力弱,居民的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参与的能力,特别是旅游知识与旅游技能的水平[3]。由于三工河乡居民大多数为农牧民,这决定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文化程度的调查中显示,居民文化程度较低,多集中在初等教育阶段。因此,要通过培训和培养当地旅游人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能力。
2.居民对本地开发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支持度较高。在态度调查中显示,居民对正面影响态度均值都高于3.5,表示积极赞成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虽然负面影响的态度均值低,但还是有少数居民持支持态度,因此还得降低负面影响。
3.居民主动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较高,对外来游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这为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 Murphy P E.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Methuen.New York and London,1985:155-176.
■ 社区调查队组织结构适应经普等大型普查需求
在西城区,社区调查队实行区、所、队“三级负责制”,即区统计局负责调查任务的计划、部署、调查制度的制定及统筹安排;统计所负责对调查队的直接管理并负责调查员的选拔、考核和培训;调查队负责具体实施调查任务。
为强化管理,各街道社区调查队设队长1人、副队长1人、联络员1人、组长若干。队长负责调查队全面工作;副队长协助队长工作;联络员由统计所人员担任,负责调查队的日常管理和与区局队的联络工作。这种分层负责制对于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清查入户工作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也畅通了区、街、调查员的沟通渠道。调查员在入户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在每天下午集中报告给队长和副队长,队长、副队长对问题进行分析整理,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反馈给联络员,再由联络员反馈给区经普办。与此同时,区经普办设质量控制员,质量控制员深入各个街道普查区了解普查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 社区调查员的丰富经验可满足经普入户调查需求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城区社区调查队承接国家、市、区、街道调查任务近30项,动用调查员1500多人次。参与了城镇居民基本情况调查、千家企业评议政府调查、环境秩序调查、物价监督调查、准规模调查、房屋普查、个体户小型抽样调查、安全感调查、全国环境污染源调查等,还有一些调查队参加了本街道人大改选调查,调查员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中,300余名经验丰富的调查员成为清查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 社区调查员经过专业培训符合经普技能要求
在对调查员的培训方面,一方面,西城区统计局每年举办一次大型培训,对全体调查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调查技巧、职业道德、统计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并结合各类调查进行业务培训;另一个方面,各街道结合本街道调查队现状对调查员有重点地进行培训。所有调查员均要参加岗前培训,通过考试持证上岗。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前,各街道针对区域特点和经济普查特点,分别对调查员进行单位基本情况表填报前的培训,并开展模拟调查的实践活动,使调查员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相得益彰。这种长期系统化培训与专项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使调查员既具备系统性的统计知识,又具备符合经济普查要求的调查技能,从而给西城区经普办选调普查员提供了充足的人员保证。
【摘要】目的:了解平凉市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并对社区卫生服务前景进行分析。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平凉市崆峒区8个社区的居民进行面对面入户问卷调查,并做统计分析。结果:84.7%的居民认为自己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源于政府关注并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30.5%的居民需要通过宣传认识社区,了解社区卫生服务;77.8%的居民认为把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医保是应该的;56.2%的居民提出对社区卫生服务安全有效的需求。结论:平凉市居民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障机制正在完善;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主要为政府关注并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定期走向社区,为居民多做宣传;对社区卫生机构服务人员加强全科医学培训;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等;居民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前景表示乐观,同时反映出政府投入不足,受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制约等问题。
【关键词】居民;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前景
【Abstract】Objective:To lear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needs of Pingliang residents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prospects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Methods:With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e carried out a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residents of 8 Kongtong community in Pingliang and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t.Results:84.7% of the residents think their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needs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s concern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provided; 30.5% of the residents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is from the propaganda to a large extent; 77.8% of the residents argue that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line with health insurance; 56.2% of residents think that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should be safer and more effective.Conclusion:Pingliang city community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 security system is developing and being improved gradually;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needs of the residents are mainly from government’s concern and financial compensation provided; The service staff are expected to visit the community regularly and publicize policies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more; General medical training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staff should be enhanced, and safer and more effective health services are desired as well. The residents have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Meanwhile, the survy also reflect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which is mostly restricted by economic conditions, thinking pattens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Urban Residients;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Needs; Prospects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人群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全体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等为重点;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1]。本文以平凉市崆峒区8个社区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现状调查为基础,分析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及其发展前景。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来源: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以平凉市崆峒区8个社区的居民为调查对象。
1.2 问卷设计与填写:统一设计自填式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知晓情况、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需求利用情况、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和前景认识等。问卷由调查对象本人填写或由其口述,调查员代为填写。
1.3 调查方法:选择平凉医学高等学校2009届毕业生5名,由带教老师集中培训,作为本次研究的调查员;对平凉市崆峒区8个社区的居民进行面对面入户调查。
1.4 质量控制:调查前,就问卷填写规范和有关问题的注意事项,带教老师做了逐一强调;调查期间由质控员对每天所得资料进行分区编号整理;调查结束后,对所得资料进行核查,放弃填写不全及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30份作为数据源。
1.5 统计分析方法:对所得资料经核对无误后,在SPSS10.0统计软件下建立数据库,统计构成比并做卡方检验,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条件下的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及意向进行比较。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1.1 性别比例:男性居民占44.8%;女性居民占55.2%。
2.1.2 年龄构成:14岁以下居民占1%;15-24岁居民占22.2%;25-39岁居民占22.2%;40-59岁居民占307%;60岁以上居民占23.9%。
2.1.3 文化程度(见表1)
表1 居民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文化程度人数 构成比
本科及以上 16 4.85.2%
大专 42 12.7%
中专 30 9.1%
高中 127 38.5%
初中 67 20.3%
小学 33 10.0%
小学以下 15 4.5%
合计 330 100.0%
2.1.4 职业构成(见表2)。
表2 居民职业构成情况
职业 人数 构成比
行政干部 29 8.8%
研究人员 13 3.9%
教师 16 4.8%
工人 94 28.5%
续表
职业 人数 构成比
学生 60 18.1%
个体 45 13.6.%
无业 35 10.6%
其他 38 11.5%
合计 330 100.0%
2.1.5 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见表3)
表3 居民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
支付方式 人数 构成比
合作医疗 165 50.0%
城镇职工医保 30 9.0%
劳保医疗 87 26.3%
商业保险 7 2.1%
自费医疗 17 5.2%
合计 330 100.0%
2.1.6 居民自觉医疗费用高低(见表4)
表4 居民自觉医疗费用高低
自觉费用高低 人数 构成比
高 258 78.2%
可以接受 70 21.1.0%
低 2 0.7%
合计 330 100.0%
2.2 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及意向(见表5)
表5 平凉市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
项目代号 人数 % 排序
需求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330(280)330(101)330(141)330(174)330(257)330(191)330(177)330(185)330(155)330(134)330(146)330(116)330(117)330(155)330(147)330(146)330(126)330(146)330(172)330(175)84.7%30.5%42.8%52.6%77.8.%57.8%53.6%56.2%47.1%40.5%43.9%35.1%35.9%
47.1%44.5%44.4%38.2%44.4%52.0%52.9%1201572
354916142018101112171286
说明:项目1~20分别代表:1.政府关注社区并为 社区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2.定期经常走向社区,多为居民做宣传,转变居民观念,提高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识;3.社区首诊制;4.社区卫生机构应该在15分钟内步行到达;5.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医保,并确定在社区与在其他不同级别医院看病报销和自费比例不同;6.社区卫生机构服务人员应是全科医学专业毕业或接受过专业的全科医学岗位培训;7.社区管理规范,设置齐全,人员齐备;8.是否能够保证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9.服务项目全面展开(包括医疗、预防保健、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的六味一体);10对社区慢性病人有管理办法;11.能提供主动上门服务,设立家庭病床,提供家庭护理;12.能提供临终关怀,社区康复;13.有完整的家庭当案并能有效的利用家庭档案为社区居民服务;14.能提供就诊优惠,有义诊活动;15.能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及健康体检;16.对低保居民能够提供更加优惠的就诊服务;17.具备专家开展心理咨询及心理辅导和治疗;18.能开展一些有效的特色专家门诊;19.基本设备齐全,环境好;20.服务价格低于其它医院。
2.3 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前景认识
2.3.1 居民对“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观点(见表6)
表6 居民对“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观点
观点认同度 人数 构成比
赞同 262 79.4.%
不赞同 25 7.6%
无所谓 43 13.0%
合计 330 100.0%
2.3.2 居民对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前景的看法(见表7)
2.3.3 居民认为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主要原因(见表8)
表7 居民对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前景的看法
前景看法 人数 构成比
乐观 216 70.6%
不看好 35 11.4%
不知道 38 12.4%
无所谓 17 5.6%
合计 330 100.0%
表8 居民认为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主要原因
项目(代号) 人数(人) 比例(%) 排序
影响因素 1234567 6818810010818512052 20.6%56.9%30.5%34.6%56.1%37.3%15.7% 6154237
说明:1.国家宏观政策;2.政府对社区的投入不足;3.宣传力度不够;4.思想观念问题;5.社区服务中心人员水平不高;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差,环境条件差;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价格并不比综合医院低。
2.3.4 居民对孩子将来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希望(见表9)
表9 居民对孩子将来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希望:
对孩子希望 人数 构成比
希望 101 30.6%
不希望 80 24.2%
尊重孩子意愿 141 42.7%
无所谓 8 2.4%
合计 330 100.0%
3 讨论
3.1 调查结果显示,平凉市城区居民医疗保障机制正在完善,有50.0%的居民参加合作医疗, 有78.2%的居民认为自己承担的医疗医疗费用高。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目的,是使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因此,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重要举措。就平凉市城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利用现状而言,医保政策对社区卫生服务经济支撑力度还需要加大[3],是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利用的源泉和动力。
3.2 根据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利用调查结果,对各种需求进行排序,发现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源于政府关注和经济补偿,这方面的需求占到84.7%,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将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医疗保险,2006年2月,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合格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纳入医保的定点单位中来”,调查提示西北市城区居民缺乏确切的医疗保障,这将在无形中影响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反过来讲,如果把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医保,对提升社区卫生服务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认可程度有一定影响,将激发居民更高水平的需求。排在第三位的需求,是社区卫生机构服务人员应是全科医学专业毕业或接受过专业的全科医学岗位培训,这样可使社区卫生机构服务水平提高。排在第四位的需求,是否能够保证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是对社区医护人员素质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改变了以往坐等病人上门就医的传统模式,医护人员不再限于打针用药等单纯的医疗护理工作,而要深入社区,开展一系列综合,这就要求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医护人员具备全科医学知识和技术水平,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4]。作为一名社区医生,赢得病人的信任是第一位的,信任不是偶然的,要靠经常不断的努力去做[5]。
3.3 经过社区卫生服务的蓬勃发展,“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理念已经深入民心,然而,由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技术、环境、设备等都不及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即使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上有优势,也很难扭转自身功能发挥不全面的局面,在这方面,大医院,上级医院应该将过了急性期、病情缓和下来的病人及时下转到其所属的社区。
调查结果显示,56.9%的居民认为影响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投入不足,其次是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水平不高,占到56.1%。如何才能弥补政府投入不足给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造成的影响?就是要在市场条件下发展社区卫生服务[6],这与其公益性并不矛盾。居民对医院的选择或需求也许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但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及意向已经朝着市场化发展,因为社区提供给居民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医疗救治,而是综合服务,居民选择购买什么样的服务、由谁来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服务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包括生物-心理-情感等方面[6]。居民要求更加丰富的服务将成为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的又一个问题,这就要求不断深化服务内涵,形成自身特长,从而拥有特定的顾客群。
参考文献
[1] 李鲁.社会医学[M].2.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9
[2] 鲍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经济效益动态变化与政策关系的研究[J].社区卫生保健,2004,3(4):232
[3] 彭碧芳.如何搞好社区卫生服务的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8,10:511
[4] 梁振宇.社区人力资源管理[J].中国全科医学,2005,8(24):2082
[5] 冯超,张卫东,常远华,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疗卫生服务业关于医疗市场的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0,20(4):1997
医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和对自己就业前景的预测见表1,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医学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基本一致,其中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当前就业形势是较严峻的(53.25%),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比较迷茫(49.35%)。结果显示,医学生已经意识到当前的就业形势。在这个前提基础下,医学生是否会选择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这对我们下面展开医学生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意向调查及原因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跟前提。这个结论的得出可以让本文更具有现实意义。
医学生毕业后在何种医疗机构从事工作
图1显示医学院校的学生希望在哪些医疗机构从事工作。其中有53人希望到二甲以上等级医院工作,占70%;13人希望到卫生行政机构工作,占17%;而希望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有6人,只占8%。医学生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意向不到10%,说明当前医学生社区服务意识不强,绝大部分的医学生还不愿意到社区医院工作。
影响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因素
图2显示的是影响医学生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因素。有39%的医学生选择了福利待遇是影响其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原因,从中反映出要想医学毕业生选择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从客观上来讲必须要在社区卫生机构的福利政策待遇上有所提高。而26%的医学生选择个人学历水平,24%的医学生选择个人意愿是影响其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原因,从中反映出要想医学生选择到基层社区卫生机构就业,从主观上来讲必须要在他们的个人学历水平与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主动引导他们到社区就业。
各因素对择业的影响程度
表2显示的是各影响因素对所调查医学生择业的影响程度。在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中,社区卫生机构的优势又占到多少。当前医学生择业意向趋于理性,积极调适回应市场需求[2]。64.9%与68.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发展潜力与薪资待遇对他们毕业后的择业的影响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潜力与薪资待遇不高是制约医学生社区就业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对于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能否学以致用、有无家庭社会背景,选择肯定答案的相对只占了48.1%、39%。所以,要提高医学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业的意向,要着重从提高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潜力与卫生人员的薪资待遇上下工夫。
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地点
图3显示假设被调查对象毕业后都将选择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在就业地区的选择上将会怎样。73%的被调查对象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社区卫生机构工作,11%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社区卫生机构工作,6%希望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社区卫生机构工作,10%希望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作。收上问卷调查后,对选择到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市与农村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个案调查,结果发现选择这两个地方工作的人员80%以上是由于本身学历限制和与籍贯有关。而73%的被调查对象与11%的被调查对象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或农村工作也反映出了现在的高校学生毕业后都希望在大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而选择该地区就业的原因主要还是未来的待遇与发展。因此,想要吸引医学毕业生到基层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工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把基层卫生服务系统建设得更好,对医学毕业生有更大的吸引力,能让他们毕业后都希望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业。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周庄古镇的旅游得到成功开发后,全国各地也开始大量开发古镇旅游,古镇旅游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而,古镇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经济的收入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针对古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区居民作为古镇自然历史及社区文化最为密切的人,在社区参与古镇旅游中,当地居民在旅游地形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区居民的态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及对旅游目的地的感觉和印象。只有当社区居民的满意度高了,古镇旅游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关于社区参与
(1)社区参与的内涵
社区参与是一种公众的参与,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社区参与是对各种决策及其贯彻执行的参与,是对社区的民主管理,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向地方政府表达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本质理念是以人为本、社区自治: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古镇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只有让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才有可能减少当地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景观、文化、环境造成破坏,使得社区居民对旅游满意度提高,实现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社区与旅游业的发展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末人们才开始把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并指导旅游目的地的发展。1985年,墨菲(peter?e?murphy)在《旅游:社区方法》中指出:旅游业自其产生,就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能使其从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中脱离出来,从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将旅游考虑作为一种社区活动进行管理,那么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效果,这就是社区方法。墨菲是第一次把社区参与这一概念运用到旅游中去的,强调能从社区参与的角度研究分析旅游,希望最大限度地让社区参与旅游发展。pauline j?sheldon等指出可持续发展旅游如果没有社区参与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裴敏莉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的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是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客体是社区旅游中的各种事物。可以看出,尽管社区参与旅游还有待于更为准确的给出定义,国内外旅游爱好者已开始了研究,这说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也被国内外学者所普遍接受。
二、重庆安居古镇社区参与评价
(1)安居古镇历史文化及旅游特点
安居古镇位于重庆铜梁区安居镇,是国家级aaaa旅游景区,也是中国第四大古城。安居依山为城,阁道连居。坛庙众多,有九宫十八庙之称。建筑独特,城门摇相挥映:街景保存完好,明清建筑鳞次栉比,群雄林立,名震川东。安居乡学兴盛,人才辈出,文化灿烂,是集县文化,古巴渝文化,庙宇文化,书香文化,码头文化于一体的千年古城,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
自从安居古镇旅游业发展以来,安居古镇呈现出与其他景区截然不同的景观,是“一个记住乡愁的地方”,特别是安居古镇被评为中国第四大古镇之后,便成为主城区以及西南地区游客旅游休闲的首选地之一。2014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万人次。从重庆铜梁旅游网的数据显示,区旅游局数据显示,2015年“五一”期间,全区主要景区(安居古城、奇彩梦园、沙心玫瑰园和龙温泉)累计接待游客19.7万人次(安居古城17.45万人次),累计旅游综合收入7 448.59万元(安居古城6 980.4万元)。从铜梁政府网据悉,2014年,安居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 200元,同比增长16.5%;到2017年底,安居镇将力争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2万元,年均增长18.02%。运用旅游容量分析,安居古镇旅游人数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其正处于旅游生长周期的发展阶段,只有使社区居民参与古镇旅游,才能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安居古镇社区参与感知调查与存在问题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知晓
[中图分类号]R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08(2009)19-0028-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的医疗制度改革,以社区为单位的社区卫生服务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重视。在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全国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部分县级市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其重要的环节之一,与社区居民的健康息息相关。为了解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知晓状况,以提供更完善的卫生服务,我们对合肥市某社区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知晓情况进行了调查,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某社区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实际调查300份,有效291份,有效应答率为97.0%。
1.2 研究内容 合肥市某社区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知晓情况。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匿名调查,经培训调查员监督下,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当场回收。
1.4 统计分析方法应用EpiData3.1录人数据和校验,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社区卫生服务知晓情况 本次对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知晓情况从知晓和意愿两部分调查。知晓情况方面,在调查的291人中,知道居住区内有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有282人(96.9%),不知道的有9人(3.1%);曾经在社区医院看过病的有278人(95.5%),没有去过的有13人(4.5%)。在就诊意愿方面,调查的291人中,当自己或家人有卫生需求时,首先想到去医院的有53人(18.2%),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有235人(80.8%),去私人医院的有3人(1.0%)。
2.2 社区卫生服务满意情况社区卫生服务满意情况从环境和基本医疗两个方面分别对居民进行调查。对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和方便性的调查中,满意97人(33.3%),基本满意193人(66.3%),不满意1人(0.3%);对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心(站)的基本医疗满意程度的调查中,满意73人(25.1%),基本满意217人(74.6%),不满意1人(0.3%)。
2.3 社区卫生服务提供项目知晓情况 本次调查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康复服务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服务四个方面了解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的知晓情况。结果显示在康复指导(91.8%)、基本医疗(85.6%)和常见妇科病的诊治(84.5%)等方面知晓率较高,而在残疾人康复(40.5%)、家庭病床(36.4%)和疾病后遗症康复(32.3%)等方面知晓率较低。详见表1。
2.4 社区卫生服务的限制因素 社区卫生服务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宣传方式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采取合适的宣传方式,并积极利用医疗卫生改革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的推广。在健康信息获取渠道方面,通过广播、电视和广告了解相关信息的有159人(54.6%),通过社区中心(站)健康讲座、义诊宣传等了解的有250人(85.9%),自己去问医生的151人(51.9%);经济因素方面,认为比大医院贵的有3人(1.0%),认为比大医院便宜274人(94.2%),没有印象的14人(4.8%)。
3 讨论
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社区服务得到越来越多服务对象的喜爱,也是我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方向。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重要措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社区开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这一事件的知晓率较高,达到96.9%,而且很大一部分居民都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过病(95.5%),研究发现有2人去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却不知道有机构存在,提示机构的宣传工作应当有所加强。由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方便、快捷、与社区居民联系紧密等特点,80.8%的调查对象在就诊意愿方面还是偏向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与江泽慧等在南昌市的调查的81.4%结果相近,而其研究中指出病情较重时,89.2%选择去省、市级大医院就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格局基本形成。而由于大中型医院的医疗资源紧张,使得患有某些常见病的患者并不希望花过多的时间在等待医疗上,因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满意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居民觉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济性及治疗的满意程度尚好,但仍有部分需要改进的地方存在,因此,必须积极改善社区卫生机构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完善医疗水平和卫生服务体制的规范。进一步加大投入,重视社区卫生服务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完善配套政策、补偿机制和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职能和水平,使社区居民真正受益。
【关键词】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民生;广西
【作者】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lihood of Nature Reserve Communities in Ethnic Areas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Xingqun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correctly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Some advice is put forward on increasing the special investment in nature reserve, establishing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areas;nature reserve;people’s livelihood;Guangxi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日益严重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然而,自然保护区多处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保护区内及周边地区,分布着规模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一的村落。由于这些保护区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工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生活贫困,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与生活模式相当普遍,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如何解决既有利于自然生态保护,又有利于保护区居民的生计问题,是一项关系到自然生态保护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广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就解决好自然保护区与民生问题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广西自然保护区及民生状况
广西属石山地区,气候炎热,雨量丰沛,土地湿润,植被繁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较高,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长期以来,各民族一直以传统农业为主,对水的需求和依赖性较强。而充足、均衡的水源与森林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对森林特别是风水林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强。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从1961年起就开始规划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截至2010年5月,全区共建立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78个,面积145.24万公顷,约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14%。在政府和林业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区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专门或兼职的管理机构,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制定了管理制度,其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遏制生态恶化,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土安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西长期坚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利用自然保护区这一特定场所开展生态旅游,对社会公众进行自然与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在建立自然保护区过程中,壮、瑶、苗、侗、毛南、彝、仡佬等民族被划入保护区范围。处于保护区的上述少数民族世代以农业或林业生产为主,经济成分构成复杂,水田、旱地、山林常常与保护区连为一体,人口增长较快,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解决社区居民民生问题的的资源基础薄弱,如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宁市武鸣、上林、马山、宾阳四县交界处,周边共有54个行政村,31万人,周边社区的行政管理全部归属当地政府,其中六添、上户社区人均耕地分别为0.033公顷,0.080公顷,即0.5亩、1.2亩,区内其它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情况也比较相似。
数据来源:调查访谈时由当地村委提供。
自然保护区建设为生态广西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位于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广西自然保护区所在县大部分属贫困县。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的村民,在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后,大都失去原有林地的自主经营权,失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造成经济收入的锐减和生活的贫困。而目前与自然保护区接壤的村寨众多,保护区周边社区呈现出分布广,人口增长快,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育程度低,科教文化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整体处于封闭状态。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太大差别,出现生活入不敷出,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家用设施简陋,文化消费支出少,农业生产水平低,缺乏长效投资,医疗卫生条件差;适龄孩童辍学风险大等一系列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社区居民的生计方式受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缺乏的综合影响,生计暴露于风险之下,缺乏可行的措施予以补救,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2]。
据调查,广西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群众仍有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年来保护区内及周边群众的年人均纯收入1300多元,仅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70%,其中,社区群众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人数达31.8万人。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群众除了经济收入低,缺粮现象也比较严重,人均有粮低于250公斤涉及人数约26.5万人。建设自然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为一体的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周边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和民生的现实问题,探索保障周边社区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拓展经济发展机会、获得社会福利等,对拓展、丰富和深化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对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民生问题调查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3],客观地讲,目前普遍认可的民生关注重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保护区周边社区关注的重点,但结合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实际情况,社区居民有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对广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第一,对民生问题的识别,及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主要采用实地走访法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第二,对民生问题及限制因素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第一阶段,2007年4月至2010年8月进行,主要是全面了解社居民区民生关注的重点。调查人员对广西区内11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十万大山、九万山、弄岗、木论共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崇左白头叶猴、底定、滑水冲、姑婆山共4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地州、古龙、春秀共3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对民生问题的研究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第一,社区民生问题与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资源利用状况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居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社区民生问题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当地人有自己的看法,要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了当地居民,外来调查人员的知识、信息等起辅助作用,要利用当地人的聪明才智解决发展问题。第三,与社区居民对话和信息交流,鼓励当地人的广泛参与,促使当地人不断加强对自身与社区、以及环境条件的理解,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发展问题的对策,并付诸实施。在PRA调研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选择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银殿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周边代表性社区进行,地点选择村屯中比较宽敞场所,邀请留守村民代表参与,积极发表个人看法,问题围绕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如居民生计来源、家庭收支、社区公共设施;社区资源利用状况,如田地利用、集体林利用、居民的采摘、打猎、放牧行为;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限制社区发展主要因素等。
在第二阶段,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进行,主要是对第一阶段收集到的居民生产生活中最关注的问题,并结合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共选择了18项民生评价指标,民生满意度评价指标4项,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共11项进行问卷调查(见表2)。通过随机抽查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成年居民对上述指标的看法,指标的量化采用李科特五点尺度,分别以1-5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调查中采用一对一指导填写并回收,其中对不识字员工的调查,是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将问卷问题转化为他们所理解的信息,由他们自由回答,再由调查人员记录而成。此阶段的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收集到有效问卷319份。
表2: 自然保护区民生评价相关指标
大类
具体指标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评价指标
我家全年粮食够吃(F1),我家用电有保障(F2),我家全年能喝上清洁饮用水(F3),我家牲畜饮水有保障(F4),我家日常生活能源有保障(F5),我们所在屯看病方便(F6),我们所在屯小孩上学方便(F7),我们所住屯环境卫生较好(F8),我们屯交通便利(F9),我们屯娱乐活动丰富多彩(F10),我家田地灌溉不缺水(F11),我家农田全年耕种(F12),我家山林以经济林为主(F13),我家还有荒山(F14),我家以农业生产为主(F15),我掌握农业生产外其它赚钱门路(F16),我掌握了农业新技术(F17),我家庄稼受到野生动物破坏(F18)。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满意度指标
生计底线(F19),居民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F20),社会福利(F21),以及社区居民对当地生活总体满意度(F22)
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指标
“社区所在地比较偏远(I1)”、“当地的自然条件较差(I2)”、“当地人文化程度不高(I3)”、“当地人缺少谋生技能(I4)”、“当地人缺少生产资金(I5)”、“当地人民主参与意识不强(I6)”、“政府对社区关注不够(I7)”、“保护区的存在使社区生存空间缩小(I8)”、“农村贷款难(I9)”、“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资源较少(I10)”、“政府、保护区在制定政策时很少听取社区居民的看法(I11)”
三、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民生问题的关系。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存在一定的严峻性和严重性,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解决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十分迫切⑷。虽然导致保护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紧张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以农业社区为主,长期以来林业资源管理中存在着森林资源实际使用与法律制度安排不尽一致的现实,林地权属关系相当复杂⑸,制约了社区林业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了农民承包经营林地林木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在林地经营中得到实惠⑹,这一政策的全面落实将促成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能源问题保障。在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研究中,“社区共管”模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它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这种比较低级的社区共管形式,而是随着GEF项目的开展,深入社区进行相关活动的开展,加强其社区共管的工作建设,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章,使社区参与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决策等相关工作有据可依。目前大部分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仅只是出于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比较低级的形式,因此,针对自治区级保护区的这种现状,应首先对其周边社区开展基本情况调查,可以采取座谈会、半访谈、PRA方法、社区漫步等方法了解社区生产生活现状以及对保护区的要求、不满及希望,并针对社区居民不满的问题进行初步解决,以减轻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并保持保护区与社区交流渠道的畅通。目前有少部分县(市)级自然保护区有雇佣社区居民做巡山护林等工作,但大部分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较少,属于各自为政的形态,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应使社区居民参与到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护等相关工作中,然后再为社区共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加大保护区专项资金投入,建立差异化补偿机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广西不少自然保护区有名无实,部分保护区一直在走“自养”的路子,由此引发了保护区与社区矛盾加剧、管理低效、“孤岛化”和“环境恶化”等现象。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该设立保护区发展专项资金,从科学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区社区建设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争取国际资金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与关注。现阶段社区存在交通、医疗等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的问题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政府管理,大力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从制度和资金上保障这一独特群体的需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硬件设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完善补偿机制的建设。首先是完善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充分了解保护占用社区生产生活用地的范围,并对其补偿,以缓解其因保护区建立带来的生产生活的困难;其次是要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对社区居民参与资源保护、森林防火、抢险救灾以及监督盗伐等进行合理的奖励,同时对社区居民破坏自然资源或有损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处罚;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评价保护区周边社区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和破坏等带来的生态损失,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活动开展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引导社区从根本上转变时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压力,提高社区经济水平,缓解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对于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与社区奖惩机制相结合的基本补偿机制,以减轻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负担,减少其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为社区与保护区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县(市)级自然保护区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建立全方位的补偿机制,但是没有补偿机制对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极为不利。在现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为基础,建立比较初级的补偿机制,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林地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3.探索不同的社区发展模式。由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程度、自然保护区建立对社区发展的制约、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建立意义的认识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在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从社区经济发展方式差异化、社区生活方式差异化两个方面来对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发展方式进行创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时间较长、管理较为严格,其周边社区经济发展已经从完全依赖自然保护区发展转变为现在的部分依赖自然保护区,因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加大对社区的扶持力度,鼓励其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减轻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使其能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保护区资源。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周边社区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方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缓解保护区建设给社区经济带来的影响,以保证社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障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县(市)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保护区依赖较大,且由于保护区建立截断了其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基于这种情况,县(市)级自然保护区首先应当帮助社区居民寻找新的生活来源,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其次,在保障生活的前提下发展社区经济,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庭院种养,发展家庭小农业,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第三,应鼓励社区居民到社区外远离保护区的地方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以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和负担。
参考文献
[1]雷鸣球.把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放在农村[J].中国人大,2009,(9):37.
[2]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5, 10( 4): 67-74.
[3] 彭焕才.从制度建设上切实保障与改善民生[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1):59-62.
[4]李茜,毕如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计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5):509-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