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调查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区经济调查，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慢性病；疾病经济负担；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由于病程长、难治愈，使得医疗资源消耗多，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已成为导致我国医疗费用直线上升的主要原因。疾病经济负担是慢性病患者在利用卫生服务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经济资源，决定着患者是否看得起病以及如何看病，是配置卫生资源、优先选择重点卫生问题的首要目标和关键环节。本研究于2010年对昆山市农村社区居民常见慢性病患者进行了疾病经济负担调查，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从昆山市周市镇新镇村、东方村、中乐村等8个村参加免费体检的居民中选取患有慢性病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326例慢性病患者作为本调查对象，涉及的慢性病病种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精神心理疾病和其他慢性病。慢性病的诊断参照《内科学》第7版。

1.2 调查方法 2011年9-11月，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医生上门入户调查。调查内容有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主要慢性病史及慢性病疾病经济负担，包括两周门诊就诊次数、每次门诊医药费、门诊交通费、年住院次数、住院医药费、住院时交通及营养伙食费、年误工费、去药店购药费等。

1.3 质量控制方法 调查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对调查资料有专人复核验收；数据资料先进行复查，再由专人录入。

1.4 疾病经济负担测算方法 （1）疾病总经济负担测算：疾病总经济负担=疾病直接经济负担+疾病间接经济负担。（2）疾病直接经济负担测算：直接经济负担=①+②。其中：①年直接治疗费用=每次门诊费用×两周就诊次数×26+年住院费用+年自购药物费用；②年直接非治疗费用=接受治疗过程中交通、食宿费+年误工费。（3）疾病间接经济负担测算：年间接经济负担=个人劳动损失时间×单位时间劳动价值+家属护理劳动损失时间×单位时间劳动价值。本次调查采用的单位时间劳动价值测算基础为被调查地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 645元。

1.5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EpiData 3.0进行录入、核查，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被调查的326例慢性病患者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各为163例。年龄31～96岁，平均年龄为（61.6±9.9）岁。其中糖尿病患者数最多，有207人（占63.50%）；其次为高血压患者，有177人（占54.29%）。在调查时间前一年内有40人住院，住院率为12.27%；有159人门诊就医，门诊率为48.77%；有62人到药店购药，购药率为19.02%。

2.2 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

2.2.1 疾病总经济负担 326例慢性病患者的疾病总经济负担为1583257.55元，见表1。人均年疾病总经济负担为4856.62元，其中年直接经济负担为4768.00元，年间接经济负担为88.61元。

2.2.2 疾病直接经济负担 326例慢性病患者年疾病直接经济负担为1 554 369.55元，其中直接治疗费用占94.00%，直接非治疗费用占6.00%，见表2。人均直接治疗费用为4 481.82元，人均直接非治疗费用为286.19元。

2.2.3 直接治疗费用 326例慢性病患者的年直接治疗费用为1461072.00元，其中年门诊医疗费用占52.54%，年住院医疗费用占34.12%，药店购药费用占13.34%，见表3。人均年门诊医疗费用为4828.31元，人均年住院医疗费用为12462.50元，人均年药店购药费用为3143.06元。

2.2.4 直接非治疗费用 326例慢性病患者年直接非治疗费用为93297.55元，其中年住院非医疗费用占59.64%，年门诊非医疗费用占40.36%，见表4。人均年住院非医疗费用为1391.00元，人均年门诊非医疗费用为236.84元。

3、讨论

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死亡数占总死亡数的70%，每天有1.3～1.5万人死于慢性病。相关报告指出，我国慢性病面临“井喷”风险，慢性病风险因素普遍流行，潜在危险人群不断增加；如果不采取行动，估计2005-2015年，因中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我国累计损失将为5 580亿美元。研究显示，昆山市农村慢性病患者人均年直接经济负担、年间接经济负担分别占昆山市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645元）的27.02%和0.50%。虽然昆山市居民医疗保险政策为社区慢性病患者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医疗费用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过高，将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如果不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对于居民和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并且给医疗保险基金造成了重大风险，因此减轻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显得格外重要。

从直接经济负担的构成中，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门诊费用占较大比重（52.54%）。这是由于：很多慢性病在门诊治疗就能得到有效控制，而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方式下，重药物治疗，轻综合防治，慢性病患者的医疗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控制效果并不理想，频繁的门诊就医导致疾病负担较重，迫切需要寻求更合理有效的慢性病管理方式。

篇2

Abstra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survey，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ports facilities in part of new residential community of Nanchang city， found ou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mulating com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y.

关键词： 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南昌市

Key words： new housing；community sports；site facilities；Nanchang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268-02

0 引言

社区体育是以服务为中心，以资源供给和制度保障为条件，以居住地的体育活动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体育人才为骨干，以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服务系统。[1]社区体育的兴起，给我国城市体育带来了新的升级和活力。[2]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是实现“全民健身”运动的必要条件，更是反映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本文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找出影响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原因，对改善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了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共抽取了457位社区居民配合完成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人查阅了50多篇有关社区体育发展的国内外书籍、期刊、论文以及相关资料。同时收集了南昌市体育局有关社区体育方面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1.2.2.1 问卷的效度检验 采用特尔斐法，通过发放“指标内容效度调查表”形式，对从事社区体育方向的理论界专家进行了2轮的指标内容效度函询。在最初确定的26个原始指标中，选择了21个，且每个指标的认证率都在82.5%以上。

1.2.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调查问卷在信度方面的检验采用再测法。时隔一个月后，对第一次接受问卷的部分社区居民再次进行问卷测量。测量信度系数R=0.93，P

1.2.2.3 问卷发放与回收 调查实施之前，对发放问卷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与指导。2013年4月进行了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工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93份，回收501份，回收率达84.5%，去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457份，有效率91.2%。

1.2.3 数理统计法 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Excel、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学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经费来源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实地走访，笔者了解到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其中，占最主要地位的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和小区开发商这二者，分别是22.5%和25.3%；其次，政府拨款和体育主管部门的拨款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资金的解决问题上，各社区根据相应的情况略有不同：有的小区注重依靠企业赞助；有的小区则发动居民集资；也有些小区因为没有筹集到资金，干脆不组织不参与体育锻炼。

另外调查显示，有61%的居民认为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经费十分缺乏。究其原因：①当前江西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导致社区体育发展经费不足的重要原因；②南昌市社区体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转缓慢；③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社区体育发展缺乏政策上的支持。

2.2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情况分析 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锻炼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体育活动多集中在小区附近，因此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全国第6次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示，南昌市体育场地的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南昌市市区共有健身体育场所数量1883个，其中青山湖区和西湖区占1039个，说明南昌市的体育场地主要集中在青山湖区和西湖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的分布影响了健身场所的设置；另一方面，南昌市的大部分中小学都集中在这2个区，是这些地区体育场地偏多的另一原因。

根据南昌市体育局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居民对该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情况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有113人认为体育场地十分充足的，占总数的24.1%，认为场地条件和数量一般的有142人，占31%，认为不充足的有202人，占44.2%。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居民对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并不十分满意，场地设施数量有限，一方面是政府对此不够重视，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完全落实好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政策制度；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开发商将社区体育设施作为小区销售的亮点，用运动健身场所来吸引顾客的眼球，然而销售后却并不进行长期的管理，造成体育场地设施的浪费和损失。

2.3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及保养情况分析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南昌市部分新建社区得知，社区内的体育健身路径完全可以使用的达到55.3%，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占22.1%，仍然有5.7%是已经不能使用的；这些健身路径中，每周定期有专业人员进行清洗保养的占13.5%，每月定期清洗一次的占20.2%，每年维修一次的也高达10.7%，而2年维修一次的占3.8%，仍然有高达15.6%的健身设施从来没有进行过维修与保养。综合以上2组数据，南昌市新建社区内体育健身路径大部分还是有进行维修保养的，整体平均达到每季度一次，当然也存在某些社区的健身路径从来没有得到维修的现象。这也说明了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养和维护，急需有关领导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了解，积极调动开发商参与体育设施管理的动力与兴趣，促进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

对新建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中，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占总数的35.3%，再次是社区内部的工作人员，占30.1%，体育相关部门派专业人员来社区进行维修的占6.7%，仍然有12.5%的体育设施是无人维护的。从以上数据了解，对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并不都是专业的，这使得小区内的居民对社区内的体育建设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3 对策与建议

3.1 促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资金筹集多元化 资金问题是困扰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当前，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体育彩票公益金、政府财政拨款、小区开发商等，尚不能满足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制约了社区体育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上，应坚持国家投入与民间筹资相结合的方式，政府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大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积极动员各相关单位和企业社团组织参与社区体育的发展，拓宽社区体育资金的融资渠道，同时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社区组织通过自身的合法经营获得长远的发展。

3.2 加强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必备条件。从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来看，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场地设施都存在不足。资金问题固然是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能否合理分配利用筹集的资金显得更为重要。[5]政府作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的主导部门，应积极吸取国外在社区体育建设方面的有利经验。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有效干预社区体育场地的建设，同时理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各团体的利益关系；依据各社区体育场地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配置社区内有限的体育场地资源；进一步加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

3.3 充分利用学校体育资源 南昌市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相对丰富，但这些资源在周末和节假日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从南昌市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偏低，多数学校考虑到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关系到学校的治安安全，所以在校园体育资源对社会开放这一问题上都采取了保留意见。针对这一现象，南昌市政府的相关机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协调，为学校体育资源的对外开放搭建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肖建国.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调查――以河北省为例[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0（4）：50-56.

[2]范振国.广东省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中群众性体育活动网路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1）：11-13.

[3]吴红雨，范美玉，刘兴杰.非营利体育组织价值一致性的案例研究[J].东华理工大学，2013（4）：502-506.

篇3

摘要：社区老年人闲暇生活和闲暇教育是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研究。选取浙江温州市内几个社区老年人为样本，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式，分析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现实状况，社区老年人接受闲暇教育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策略：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必须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等因素进行安排安排；健全保障制度与机制；拓宽渠道，增加经费投入；培养多种类型志愿者，参与帮扶老年人活动；开发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课程和拓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

关键词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路径与策略；老龄化

作者简介：杜惠洁，女，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0070-05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上通常把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安排与其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为解决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所带来的问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依托社区所开展的老年人闲暇教育就极具研究意义和价值。怎样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老年人物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对精神生活质量也产生了新的需求。本文以温州社区老年人生存状况为例，对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质量问题作以探讨。

二、社区与闲暇教育

（一）社区

“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1855—1936）在其《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aft）一书中首先提出。社区的英文（community）之意兼有公社、团体、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本质意志”。“本质意志”表现为意向、习惯、回忆，它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在这里，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靠本质意志建立的人群组合即“社区”是有机的整体。“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在这里，尽管人们通过契约、规章发生各种联系，但手段与目的在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合成体。判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的存在，特别要注意社区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包括社区成员间彼此交往的频率、范围以及社会心理（情感、意向）和价值倾向等方面的特点和一致性程度，这是因为，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区成员对社区认同感，既是社区成员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经营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结果，又是将社区成员凝为一体的粘合剂和纽带。［1］

在我国，“社区”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愿意而首创。［2］近些年，我国学者对社区展开深入并较为广泛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社区的理解与认识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视了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社区及社区人群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认为“社区是某一地域里个体和群体的集合，其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3］笔者认为，研究社区以及社区内人群的生活，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还是从心理学抑或是从教育学的视角，尽管对其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研究者们都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中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对象予以了极高的关注。

（二）闲暇教育

闲暇教育亦称余暇教育，指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闲暇教育一般指“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使学习者在信仰、感情、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的教育。目的是使判断闲暇行为价值、选择闲暇活动、确定个人闲暇目标等能力得到提高，并认识利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4］闲暇教育是人们为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所受的教育。闲暇教育是一种提高、充实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活动。

老年人在社区框架下的闲暇教育是指，在闲暇时间使老年人感情、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的教育。老年生活方式是老年群体及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心理的老化，必然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满足其需求的生活活动模式随之发生变化，构成老年生活方式的特点。所以，要在老年人生活的区域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满足老年人晚年心理生活的需求。

三、温州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一）温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温州市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经济较为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人均寿命较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912.21万，居浙江省第一位。全市有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67.1万户，占全市常住人口家庭户的23%，比2000年“五普”时增加了24.5万户，增长57.5%。在有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空巢老人家庭户为20.3万户，占全市家庭户的7%，占有老年人口家庭户的30%，比2000年“五普”时增加6万户，增长42%。在空巢老人家庭户中，单身老人户11.7万户，只有一对老夫妇的8.5万户，分别占空巢老人家庭户的58%、42%。［5］其实，早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资料调查显示，温州市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71.17万人，占总人口的10.21%，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早了四年。［6］

（二）温州市社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为调查温州市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状况，我们从温州市主要的5个街道中随机抽取8个居民社区进行问卷发放。一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率100%。本次问卷发放对象中，男性占72?22%，女性占27.78%，其中55-60岁占5?56%，61-65与66-70均占22.22%，71及以上者占50%。并在每个社区随机抽取1-2位老年人进行访谈。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有近40%的人受到中专（高中）以上教育，绝大多数人月收入超过1 500元（83.34%），他们经济较为充裕，生活闲适。在居住方面，与配偶同住的占61?11%，与子女同住和与配偶子女一同居住的均占11.11%，单独居住占到了16.67%。可见，空巢老人比重不容小觑。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温州市空巢老人家庭达20.3万户。

在闲暇娱乐活动中，选择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最多，占88.89%，其次是养动物或植物，占55.56%，22.22%的老年人选了打牌或下棋，11.11%的老年人选了唱歌（戏）、跳舞，选书法或绘画的为0%，还有16.67%的老年人选了其他（见图1）。总体而言，大部分老年人都选择较为轻松普遍的娱乐方式。在闲暇运动活动中，94.44%的老年人选择散步或跑步，44.44%选择旅游或登山，选择太极练剑等晨练活动的占5.56%，选择打球的为0%，其他的占11.11%（见图2）。在问及对所在社区提供的闲暇设施是否满意时，认为满意和一般的老年人均占27.78%，而表示不满意的老年人则占到了44.44%。可见，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对社区提供的设备并不满意。

四、现状成因分析

（一）老年人自身条件的影响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状况与老年人自身条件等密切相关。这里指的老年人的自身条件包括：身体状况，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是否与配偶同住，是否与儿女同住等。老年人是否能参与社区闲暇教育的首要因素就是个人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此外，老年人参与社区闲暇活动的积极性也受到文化程度和个人月收入的影响。访谈显示，老年人自身文化程度越高，其参与积极性也相对越高；且月收入越稳定越高，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频次也越多，相对收入较低或收入不稳定的老年人，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稳定性也更高。反之，则亦然。

温州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外出务工的人口数量较多，空巢老人家庭逐年增多，在对老年人进行访谈时发现：与配偶同住或是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更高也更积极，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他们有更多的琐事牵绊，参与活动的时间和精力都会受到限制。。在此次调研中发现，如果老年人需要帮助他们的子女照顾小孩，即照顾第三代，那么，他们老年人个人的闲暇时间几乎为零。一般情况下，那些对于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持积极态度，并乐于参与参加社区活动的老年人，由于他们接受了积极的正面暗示，并同时具有积极的行为，他们的心理更加健康，乐观，豁达，会保持饱满、积极、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社区设施和活动内容及类型的影响

就我们所调研的几个社区总体情况来看，社区提供的闲暇教育并不理想，设施缺乏，活动内容不丰富，类型单一，频率密度较小。社区很少提供系统规模的设施、课程、培训，就算有，也不系统，并不能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在许多情况，社区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兴趣等原因，自发组织活动，社区闲暇教育的设施短缺，活动类型单一，内容相对贫乏。由于一些老年人本来身体就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加上长时间的孤独与生活被动，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生活和心理健康。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哈基姆·伊娃萨（Hajime Iwasa）等人做了关于日本社区老年人闲暇活动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5年跟踪研究。该研究在综合考虑了参与研究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因素外，发现比起更多参与闲暇活动的老年人，那些不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在这5年时间里认知退化的可能性较大。［7］

五、完善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实施路径

老年群体及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这个群体的特征有如下特征：（1）逐渐从劳动职业生活活动中退出。这是老年生活方式最突出、最根本的特点。越到高龄期，这一特点表现得越明显。随着劳动能力的丧失或减弱，身体健康状况水平下降，而医疗保健等支出的费用增大，老年人需要依靠年金、保险、社会救济或个人资产等作为自己的收入保障和补充。其数额一般都比以前有所降低，因而将使消费受到一定的限制。老年人的消费指向集中于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2）社会政治活动明显减少，相应的是与社会接触减少，人际交往的频率显著降低，严重的甚至可能产生与社会的脱离，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3）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的内容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从事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活动显著减少。老年人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增进社会交往。其次，劳动职业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减少，个人闲暇时间增多，使人们的各种兴趣爱好显著增加。（4）家庭生活活动成为活动的主要内容。家庭是活动的主要场所，家庭成员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因此，家庭生活活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老年生活的质量。（5）生活活动空间明显缩小。家庭成为老年人生活活动的主要空间；家庭成员成了老年人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这将给老年人生活质量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根据上述老年人群体的特点，社区机构应该在以下诸多方面，完善社区老年群体闲暇教育。

（一）健全保障制度与机制

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是发展和完善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的有力保障。政府各级部门从上到下，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管理。如成立“老年人工作委员会”，或者“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领导小组”，等，机构一般可设3-5个编制，专人专职负责开展工作。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各方面优秀人员投入到关爱老年人的工作中来。社区专职人员要负责建立老年人档案，定期走访，了解老年人各种类型的生活状况。成立“老年人工作检查科”，保障队老年人教育工作的监管和落实。端正思想认识，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坚持终身教育的理念，制定规划和实施方案，对整个社区老年人群体的闲暇教育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使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更加规范化与制度化，更充实并具可操作性。使我国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尽快从无序走向有序。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经费投入

社区老年人闲暇教育是老年人教育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社区管理机构的运作，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服务设施的提供与改善，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因此，不断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多方筹集社区服务资金，就成了实施社区服务规划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8］硬件设施在社区老年人闲暇活动中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不论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郊区、农村，社区均应逐渐加大相应的经费投入，绝大部分社区并未给老年人群体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及设施支持。因此，增加并不断完善与开展社区老年人教育活动相适应的硬件设施，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提高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已成为开展社区老年人工作的迫切需求。建议通过以下方式拓宽资金来源：（1）加大地方政府直接性的经费投入；（2）建立弹性的社区财政支持系统；（3）老年教育与老年福利想结合；（4）广泛宣传，争取大型的社会机构或者团体的赞助；（5）适当收取学员学费等。

（三）培养多种类型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老年人的帮扶工作

开展社区老年人的服务工作，要有比较充分的服务资源。社区的养老服务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福利和非盈利组织，囊括大批青少年、成年和老年志愿者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福利性老年服务活动。［9］目前，有来自不同行业的自愿者，也愿意参与对社区老年人的关爱工作，他们来源于中小学和大学生社团的成员，这些人绝大部分没有经过老年服务的相关培训，缺乏对老年人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的认知。同时，这些自愿者由于都有他们的学习、工作等任务，工作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不能够长期或者系统地跟踪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全部，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为保证志愿者能够长期有效的服务社区老年群体，一方面，应对服务志愿者进行系统的老年服务相关知识培训；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老年人间的互助，可以采取“结对子”的方式互助。把那些刚刚退休、身体健康并且热心的、年龄还在60左右岁的老年人组织起来，与年龄稍大的老年人，结成互助对子。前者经常走访，关心帮助年龄大的，陪后者聊天，通知或者陪同后者一起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有益的活动。社区管理机构，为他们建立“互助卡”，对帮扶过其他老人的人，采取“积分”的方式，给予打分，建立积分档案，等他们以后年纪大了之后，可以受到优先的支持和帮助。

（四）开发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课程

自1983年，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在山东建立，如今已有30余年，虽老年大学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但分布并不均衡，覆盖率依然较低。秉承着“全员、全程、全面”的特点，在老年教育机构还未覆盖地区和人群，社区可通过开展“夕阳红”知识讲座的方式，丰富老年人知识，拓宽老年人思维。社区相关部门可根据自身地域差异灵活选用讲座内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食疗保健、心理保健、老年痴呆的防治、道德观、法律常识、新闻新事、自理、自救、自我保护、老年人与子女的沟通教育、计算机的简单使用等，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老年人退休后还有很多年时间，让老年人重新就业，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发展的必然趋势。［10］

因此，可加入适当的创业教育等。社区机构可协同医院开展保健讲座之余，可为社区老年人进行体检，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提供便捷。

（五）拓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整合社会资源是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社区应与社会其他部门协同服务，依靠大众力量，利用有效资源，经常组织具有社区特色的老年人群体性活动，使社区老年人形成关心社区，参与社区事业的共同志向和热情，提高老年人生活积极性。社区可与大学生或相应艺术团合作，为社区老年人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书法、诗词、绘画、摄影、棋艺、广场舞、太极拳、读书会、合唱团等，并可定期举办文体比赛，活跃社区老年人群体氛围。社区相应部门也可定期举办“夕阳红”老年人旅行项目，进行短程旅行等，增强社区老年人群体的凝聚力。这些措施都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的价值，也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鲁洁，等.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30.

［2］周沛.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3.

［3］刘视湘.社区心理学［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60.

［4］关世雄，等.成人教育词典［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290.

［5］温州市统计局.温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1-05-09］.wzstats.gov.cn/info_view.jsp?id0=z0h8lnkbkw&id1=z0h8lo5459&id=z0hbddvmw1.

［6］周文珍.温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老龄事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3.

［7］Hajime Iwasa，Yuko Yoshida，Ichiro Kai，Takao Suzuki，Hunkyung Kim，Hideyo Yoshida.Leisure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community-dwelling individuals in Japan:A 5-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12(72):161.

［8］于显洋.社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6.

［9］高娟.社区老年教育模式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篇4

[关键词]城中村公共服务；制度；政府；社区；居民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8日公布数据的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50％。全--国性的城市扩张浪潮使得城中村在各个类型城市中普遍存在，公共服务不足成为了制约城中村社区发展的一大问题，很多城中村都面临着原有公共资源超负荷，社区内乱象丛生的困境。与之不同的是，在北京等城市化过程较为成熟的大型城市，存在着另外一种城中村社区，它们面临着的发展困境是有别于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种极端状态：社区内公共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居民对社区认可程度高，但是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是过度且不可持续的，代价是基层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和El供给无以为继就会引发社会冲突的暗藏隐患。

一、x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概况

2000年，北京市出台绿隔拆迁政策，涉及朝阳，海淀和大兴等6个区县的177个行政村，位于朝阳区东坝乡的x社区是绿隔拆迁后农民搬迁上楼的安置小区。x社区内现有3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社区面积0.19km2，楼房36栋，常住人口1751户，户籍人口5321人，流动人口257户，721人。常住人口主要在社区内服务机构直接就业，从事环卫、巡防等工作，就业率为30％，所有居民都参与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因绿隔征地上访事件2009年约30～40起，2010年约有3～4起。社区内没有集体经济来源，居民的水、天然气、供暖、物业费用都由东坝乡政府支付，其中光供暖每年乡政府要补贴800万元。

x社区内公共设施完善，有线电视完全覆盖，网络终端97％入户，四周建有围墙。设有1个社区服务中心，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261.17m(h2)，工作人员5人，其中全科医生1人，全科护士2人，乡村医生2人)，1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内有社区图书馆，室内健身运动场和文艺团体组织。2011年安装摄像探头设备，实施凭卡出入，进行封闭式管理。同年地方政府投资120万元设置“三站两室”负责社区内的治安警务工作，包括1个社区警务工作站，1个巡防队工作站，1个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1个纠纷联合调解室，1个监控室。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可程度很高。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治安秩序、流动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娱文体活动、医疗、养老、管理公开透明的满意度均为100％，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占42.9％，一般占57.1％，没有不满意的个体。其中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服务内容有待加强，14.3％的居民认为就业方面的服务一般，50％的居民认为最需要的服务是就业信息，66.7％的居民亟需就业培训。

二、社区公共服务可持续供给的制约因素

x社区现已创建了以服务居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服务型社区的发展模式，其中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该地区多次拆迁的复杂背景，完善的服务供给背后存在着缺陷和隐患，制约着社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1.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在x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地方政府起着绝对主导的作用，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造成了社区内服务供给偏离居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偏好”总是优先选择那些出政绩、见效快的服务项目。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全权包揽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了沉重的行政和财政负担；从居民的角度来说，失地后与就业有关的服务严重缺失，只能从休闲娱乐中来填补无所事事带来的失落感。

2.公共服务供给内容非均衡性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是相对立的概念，经典理论对这两者区分的标准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每户居民使用的水、电、暖气、物业管理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消费的，一旦进行购买，他人的使用必然会影响个体消费的总量，具有竞争性，而要进行排他消费也是可以轻易实现的。这些本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超出了政府的责任边界，政府每年要负担额外的财政支出，社区居民也其当成是理所应当的福利。而且，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数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一方面是私人物品的无偿不限量提供，另一方面是就业等服务的严重缺失。约有一半的居民认为自己最需要的服务就是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居民想要通过就业来改变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并没有被重视。

3.被维稳目标挟持的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1987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起点，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和社会冲突的日渐凸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平稳渡过转型期成为了社会改革发展的前提。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直接承担维稳重任的地方政府的压力要远大于其他城市。在这种情境之下，地方政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政府为了防止东坝社区居民上街闹事，投人大量资金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合理要求。而居民也深谙其中之道：想要摆脱个体面对政府的弱势地位就只有联合起来把事闹大，以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政府不断的后退妥协，不得不为暂时的安定局面买单，政府由于维稳目标的挟制反而处于了博弈的弱势地位。该地区大范围的拆迁使得能够带来乡财政收入的企业也一并迁走，地方政府在缺少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还要支付高昂的维稳开支，可以预见这种维稳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一旦政府支付无以为继，那么长久压抑的社会冲突也将会爆发。

三、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层面分析

造成x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持续的局面的原因是多个层面失当叠加的后果，可以从制度、政府、社区和居民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1.制度层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正是中国独特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造成了x社区现在的公共服务供给局面。《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土地征收或征用，个人对土地没有占有权、买卖权和转让权。在这种法律框架下，农民没有权利买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如果要挪为他用就必须经过国家的征收，这种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征收的代价必然不高。垄断性的地位导致了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土地的价格波动严重偏离于土地的价值，并因为土地征收的用途不同，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之间差异巨大。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征地而降低，如果一旦无法达到征地前生活水平，就应当提高补偿标准。但是在现实中多为一刀切的补偿方案，既没有后续关于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考虑资本的时间价值。以x社区为例，2000年的绿隔拆迁征地补偿仅仅为每户8万元，

而十年之后土储拆迁征地补偿为500万元。普通居民不会去主动理解政策反复背后的复杂原因，仅靠补偿数额就认为自己的利益收到了损害，然后通过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利益诉求。在制度的镣铐下，为了弥补居民损失和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只有选择非理性的提供公共服务。

2.政府层面

企业管理理论中的简单管理要求在形式上追求简单，前提是对事物内涵要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地方政府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表面上符合简单管理的要求，但是对于社区问题的内涵却缺乏掌控，仅仅是供给主体简单化、供给内容简单化、角色定位简单化。从一开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其他模式就没有被纳入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政府不竭余力的出资出力仿佛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在供给内容方面，政府仅仅考虑能够带来短期效益的项目，资金投入的要求是回报要看得见摸得着，而忽略了就业培训等长期投入之后会带来潜在巨大社区发展优势的项目。政府将自己定位于投资者、主导者，社区管理人员将自己定位于执行者、听令者，居民将自己定位于接受者、服从者，社区居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被压制，只有一味的索取，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范式，这不能说不是社区发展的一种损失。

3.社区层面

x社区是典型的服务型社区，这一类型的社区发展以服务居民为核心，以居民为本为原则，旨在向社区内的人群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对于城中村社区来说，良好的服务钝化了政府和居民的冲突对立，安慰了居民心理上的失衡。但是还应该看到，社区服务的内容偏重于休闲娱乐生活，把本该是紧张工作之后的放松小憩变成了居民生活的主题，整个社区也弥散着休闲散漫的气氛，缺少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反而与低就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4.居民层面

农民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到城市的陌生社会变成居民(乡土中国)，这个过程需要外界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但外力仅帮助农民完成了表面上的身份转换，内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产生转变。为了使上楼农民保持生活水平，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东坝乡政府每月发放x社区内老年人退休费600元，居民1000元，自谋职业者700元，鼓励外出再就业，但社区内的就业率仍然只有30％，而且多为社区内部保洁或巡防等岗位，居民没有能够走出社区，并通过就业发展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在拆迁上楼之后，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不具有工作技能，政府就要负责自己以后的生活。虽然公共服务供给保证了居民物质上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善居民心理上的贫困。

四、城中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1.改革现有土地制度

土地问题是城中村改造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社会矛盾频发的问题，城中村社区中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遗留的土地问题，在x社区中的案例中也是如此。要想改善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缚手缚脚的局面，解放行政资源进行公共服务的供给创新，就必须解决好土地遗留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制的色彩在制度设计中根深蒂固。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成分与市场经济成分并行相悖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土地交易可以看成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家与农民进行指令性的土地交换，国家付出很少的代价强制的征收农民土地；第二阶段，国家与市场进行土地的自由买卖，征地补偿与土地出让金之间巨大的差额正是这种不公平交易的体现。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减少或去除土地制度中的计划经济成分，放交易权给农民，政府起到规范和维护的作用，形成合理的土地交易市场。如果农民能够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应得的利益，那么后续的公共服务压力也会减轻许多。

2.转变政府维稳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地方政府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任务的直接承担者，管理上的创新需要地方政府的勇敢尝试才能实现。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维稳方式。其中最不可取的就是刚性的维稳方式(也称之为压力维稳)，地方政府在冲突爆发时动用公权强力的打压，有时甚至会出现殴打、罚款、拘留和劳教等粗暴手段，最终只是对社会矛盾起到激化的作用。x社区的案例中是另一种软性维稳方式，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区稳定不计成本没有原则的满足群众不合理的要求，用过度公共服务来买稳定，这两种方式都是短期化应急性的维稳方式，带有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实行的随意性。韧性维稳的方式，是将群众的合理诉求引导到正轨的司法渠道上，用法治来解决矛盾；健全维稳问责、评估、沟通制度，用长效的机制来淡化冲突。维稳工作可以用古语来点明：“琴弦缓则不鸣，琴弦急则声绝，急缓得中则诸音普”。另外，“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增加第三部门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区间的合理分32'’，这些理念在公共服务的研究中已经成为共识，所能带来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x社区的居民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民主意识，这些都为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管理提供了基础。

3.培养社区积极氛围消除居民依赖心理

物质和文化是社区发展的两条轨道，服务型社区偏重于物质的建设，培养的是轻松休闲的社区文化，这并不完全适合于居民就业率偏低的城中村社区。而学习型社区偏重于精神文化上的公共服务，由此形成的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社区氛围，更容易使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找到情感的寄托，消除依赖的心理，更快的建立于城市密切联系的纽带。社区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丰富文化服务的内容，设立就业培训中心，对待就业人员进行分类培训。对于待就业人员进行登记，按照受教育水平高低和劳动能力排序，帮助能力强者在社区外就业，帮助能力稍弱者在社区内部就业；建立社区大学，组织居民学习电脑、科普、政策等知识，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整合和利用社区内的教育资源，让学有所长的社区成员成为教育志愿者，或者与高校合作，让大学生成为社区教育的力量之一。建立学习型社区或在服务型社区中重视学习的作用，将会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要消除居民的依赖心理，就要对他们的就业观念进行引导，帮助社区居民正确看待就业形势，宣传就业的物质和精神双重优势，改变社区居民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

参考文献

[1]吕普生，公共物品属性界定方式分析一一对经典界定方式的反思与扩展[J]，学术界，2011，(5)：73-78，267-268

[2]王梅枝，试论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的转变[J]，党政干部学刊，2010，(4)：59-61

[3]林万龙，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H]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辖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放射科、CT室、DSA机房、钼钯机房等放射工作场所为调查对象,对其辐射水平和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进行定点检测。2007年共检测22家单位、51台机器、1 314个测试点,2008年共检测12家单位、30台X线机、722个点。

1.2 仪器与方法

使用仪器为智能化γ辐射仪FD-3013 A型,仪器统一经上海市计量测定技术研究院检定合格。调查人员统一经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静安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两次培训。测定方法依据《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督规范》(GBZ 138―2002)、《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测X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检测指导书》等标准进行。按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对监督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抽检的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均配戴个人剂量仪,均提供上岗前、在岗中、离岗后的健康体检记录及放射防护知识培训记录;机房内配备受检者、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用品,墙上张贴受检者危害告知书,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工作指示灯。抽检的医疗机构均提供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定期检测报告及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仪检测报告。

2.2 抽检合格率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均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表2。不同类型放射机房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也全部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关机后机房本底值为0.06～0.17μSv/h,见表3、表4,表中数据均包含本底值。抽检单位2007―2008年放射工作人员年剂量当量均小于5 mSv(表5)。

3 讨论

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放射诊疗机构密度大,病源广。抽检的放射诊疗机构,除口腔X射线机房外,机房面积约在15～45 m2之间,其中最小的机房(约为15m2)为使用了10余年的老式房间,虽然机房面积小于《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的要求,但是由于机房的门、窗、墙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本次抽检中未见异常。据此可见,对个别面积达不到要求的机房,如果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也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护效果。此外,放射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对自身及受检者的防护,2年间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年剂量当量均

2007―2008年抽检的医疗机构中,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点均合格。究其原因可能和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到位有很大关系。辖区内X射线机房多为新建、改建机房,抽查的医疗机构中有4家为2007年新建,2家为改建,其余X射线机器也均为20世纪90年代后产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建设项目需要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不经卫生审查引起严重职业性损害的案例时有发生[3,4]。即使是改建机房,如果预防性审核做不到位,仍然会存在放射防护水平不达标的情况[5]。在竣工验收时,我们严把准入关,按照相关标准验收。此外,在日常监管中,我们要求新购置X射线机器的单位进行申报,对机房设计图纸进行审批,机器安装后要进行机房的防护检测等,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此次调查充分说明放射防护意识的提高、预防性卫生监督及经常性卫生监督的重要性,和庄惠民[6,7]等人的观点一致。

本次抽检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如某医院放射机房供患者进出的门是用插销关闭的,有时候工作人员认为已经关上了,但实际并没有插紧,造成的射线泄漏可能会对门外经过的人员产生影响。部分医院病人很多,X射线机房没有专门候诊室,部分病人紧靠机房门等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剂量照射。多年的卫生监督工作经验显示,防护门的门缝、观察窗接合部密封不严或随时间推移防护门内的铅块下沉导致门板变形都有可能影响防护水平;此外,有的放射工作人员虽有防护意识, 但工作忙时往往容易忽视对受检者的防护,受检者防护工作落实不到位。本次仅检测机房周围环境X射线剂量率,然而许多情况下,由于X射线的散射还会对放射工作人员和病人产生额外辐射[8]。

因此,在对病人坚持“医疗照射正当化、最小化,放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下,还要不断加大对放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防护知识宣传,可利用宣传短片或防护宣传栏,采取多种容易接受的方式在病人候诊区域进行宣传,有外宾的放射诊疗机构可制作中英文对照的防护宣传材料,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要加强监督检查定期监测,对防护门、观察窗密封不严或防护门年久变形的都要督促医院采取加固等方法改正;病人的候诊区域要尽量远离防护门。静安区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在日常监管中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确保公众和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但是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常管常新的问题,需要常抓不懈。

4 参考文献

[1]刘长安,苏旭,孙全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M].第2.版.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08:28-53.

[2]陈贵智,郭晓琴,苏木坤,等.医用诊断X射线工作者的眼部防护[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05,25(2): 169.

[3]蔡作溶, 黄靖. 某医院诊断X射线机房改建的调查报告[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2004,30 (5):320.

[4]Vano E, Gonzalez L, Beneytez F. Lens injuries induced by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non-optimize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laboratories[J]. Br J Radiol,1998,71(847):728-733.

[5]仇复健, 戴练平, 魏敏, 等.106 家医用诊断X射线机使用单位放射防护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职业医学,2001,28(4):58-59.

[6]庄惠民,朱萍萍,吴琼,等. 医用X射线机房放射防护监督抽检及管理对策[J].上海卫生监督,2007,2(4):19-24.

[7]Sorop I, Mossang D, Iacob MR, et al.Update of diagnostic medical and dental x-ray exposures in Romania[J]. J. Radiol. Prot. 2008 ,28:563- 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