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特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地域文化的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据史志记载，遵义地区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属泛称的“西南夷”地域。史学家普遍认为，濮人（仡佬族）是黔北土地上的原生民族，今天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就是仡佬族的大本营。从古至今共有仡佬、苗、土家、布依、彝、侗、回族等38个少数民族在黔北这片地域上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如仡佬族、苗族、彝族等在一定的地域内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习俗、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因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在文献记录的内容中都显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如黔北各县市的地方志中都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相关民族的族源、经济发展、语言文字的产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是今天我们研究了解该地区民族的借鉴和依据，也引起了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闻名遐迩却濒临失传的危机，如桐梓的“蛋画”、遵义的“核雕”、赤水的“竹艺”等。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遵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根据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关于搜集、整理、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指示精神，历经10余年，编纂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歌谣•遵义卷》、《中国故事•遵义卷》、《中国谚语•遵义卷》、《遵义花灯音乐》等书籍，受到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的赞誉。

（2）地方志书代代赓续，成果斐然

聚贤修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地方一大盛事。黔北也不例外，自宋、元以来，地方志书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据文献记载，黔北在以往六七百年间撰就多部志书。现已不存的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到了清代，在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三部优秀府志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该志的体例最为科学完备，誉之为“府志中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也认为该志可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齐名”。黄万机对《遵义府志》作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卓出众家，独具特色。总之，《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中，都堪称上乘，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民国年间，先后由杨兆麟、赵恺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记述了清末若干史实，可供编写新志作为翔实的参考；抗战时期由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开创了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上列的几部珍贵的典籍皆为黔北地方文献中的传世佳作，享誉志林。就现今而言，涉及黔北各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同样俱全，为学者研究黔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3）口头文学丰富，口传文献比重大

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寓言、歌谣、文人文学等文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导致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很少，多为口传文献，是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才得以留存至今。如在道真、务川一代口头流传的苗族喜唱的盘歌，很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苗族的诗歌作品广为流传，民间歌谣有古歌、叙事歌、礼仪歌、劳动歌、情歌、山歌等，谜语在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为口传心记；侗族的文学多是口授言传流行于民间；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改土归流后，随着彝族地区君、臣、师三位一体地方政权的解体，仅一些布摩按世袭家传的禁忌令，将祖传的历史文献袭传，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殆尽。现已搜集和翻译的神话、传说故事有数十个。现搜集的口传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学、宗教、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找到所需的内容。贵州民族学院编印的《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传说集》，载有黔北地区口头流传较广的神话、人物、风俗、地理、物产等传说故事60多个。

（4）浓厚

篇2

    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篇3

关键词：湘西苗族；舞蹈；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160-01

湘西苗族舞蹈历史悠久，它来源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人民为了生存，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精神以及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仍然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在闲暇之余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舞蹈艺术。这种舞蹈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巫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湘西苗族人信巫好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拥有独特而体系完备的巫教文化。对湘西苗族的民间舞蹈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其与巫在很久以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苗族舞蹈是原始表情手段的表现形式，从诞生之初就与苗族人的劳动、战争、娱乐密不可分，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湘西文化之所以守成受动与当地贫困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巫风盛行就是其突出表现。湘西苗族舞蹈的动作、神态甚至装饰都可以看到巫术行为的影子，此可谓“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可以说，湘西舞蹈与巫术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缺乏准确的认识，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而人们又普遍希望遇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于是开始求助于神灵，以歌舞作为娱神的手段，祈求神灵能够赐福人间，对自己加以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教性的歌舞聚会，这也是歌舞表演最原始的状态，对于促进原始艺术的发展及走向成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苗族舞蹈在苗族社会生活中渐趋物态化，一直到现在都与其社会习俗和糅合在一起。因此，难以从单个层面上来理解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巫术是湘西苗族舞蹈的起源，这种看法虽然比较武断，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巫术与苗族舞蹈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苗族民间舞蹈仍然比较纯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日趋功利化，苗族民间舞蹈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湘西苗族巫术包括了一切，这是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

二、耕猎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作为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苗族早期活动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在这里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繁衍子孙，开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苗族舞蹈也就很自然的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崇拜活动中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湘西苗族舞蹈在表演内容方面就记录了其先祖的生产活动，质朴的再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画面。

农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繁荣，民间舞蹈也因此应运而生。最为直观的是在湘西苗族民间舞蹈中，民间祭祀活动、原始猎兽场面以及庆祝丰收等情景屡见不鲜，有的舞蹈内容还与兽类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苗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历程来获知苗族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苗族民间舞蹈无论是类型还是动作都取材于与农业有关的日常活动，在这一时期，舞蹈风格也不再像原始舞蹈那样拙朴粗糙，而是渐趋华美和精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湘西民间舞蹈已经成为反映苗族先民原始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

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生活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演变，鱼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这种风俗却得以世代相传。探究众多的鱼猎文化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猎神崇拜作为苗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在鱼猎生活中形成的。由此可知，鱼猎生产在苗族人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农耕时代开始之后，鱼猎经济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其相应的猎神崇拜习俗也沿袭下来。传说在围猎之前一般会有祭祀猎神的舞蹈，这种舞蹈就是苗族的木鼓舞。从表演形态上来看，苗族民间舞蹈具有线条粗犷、动作朴素的特点，同时也颇具野性。它来源于苗族先民原始的狩猎生活，反映了他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表演的动作和情节来看，苗族民间舞蹈蕴含着丰富的原始鱼猎文化元素。

三、歌乐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苗族民间舞蹈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苗族舞蹈在应用方面不再局限于宗教祭祀活动，在各种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以及日常交往中也都能看到苗族舞蹈的表演，逐渐成为苗族人民交流情感、表达欢乐的群众性舞蹈。

苗族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就反映和表现了苗族先祖灿烂丰富且充满神秘气息的民歌文化。由此可知，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苗族先民有崇巫信鬼的文化传统，他们好歌好舞，有声有色的表现了巫歌傩舞的艺术形式和特点。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苗族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不仅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独具特色，而且还成功的将舞蹈和歌乐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歌、舞相得益彰的歌乐文化。它主要分为祭祀仪式和娱乐两方面的内容。

苗族的歌乐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还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苗族人民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将歌乐与舞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湘西苗族地区，尤其是群体场合，常常是歌舞相伴，唱和相继，很容易形成热烈的气氛。

四、战争与湘西苗族舞蹈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战争始终如影随形，战争已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给苗族人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上古时代开始，苗族舞蹈就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场面，以武舞为主，文武糅杂是苗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特点。苗族部落经历了从远古时期到明清之际的无数次战争，在战争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苗族社会文化，必然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文化也是如此。如“猴儿鼓”活动据说就起源于部落战争时期，苗族先民用鼓声来鼓舞士气，激励苗族勇士们奋勇杀敌。从这方面来看，苗族武舞以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对古代战争进行了叙述，从其动作姿态上来看具有很明显的操练以及征战性质。

五、生、死与湘西苗族舞蹈

生死观是人类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生死观价值评价也不一样，湘西苗族人的生死观可以从“踩鼓舞”上得到充分体现。苗族人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地区，平常爬坡上坎上山下山时，从他们的身体姿态、步调可以看出他们有一整套比较协调的习惯动作。谙熟苗族人生活规律和习惯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的行走特征隐含着“踩鼓”的韵律。一定的文化特征和习惯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苗族人的这种行走韵律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是民族特征的自然流露。

不同民族对丧葬有不同的理解，在丧葬方式、丧葬价值观上也存在区别。苗族在近代以来倡导土葬和洞葬，在停棺期间一般都要绕棺而舞，以“踏歌”、“闹尸”的简练方式表达一种长寿、吉祥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这种强有力的生命节奏能够激荡人的心灵，也表达了人类共有的心理倾向。

六、总结

综上所述，湘西苗族舞蹈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湘西苗族舞蹈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舞蹈与音乐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历史与人类情感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熊晓辉，郑艳红.湘西苗族民间舞蹈的文化本源[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篇4

武当武术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与武当地域文化相互激荡过程中，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由张三丰为代表的历代武当拳师在探索武当武术技击之道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仅包括与武当武术密切相关的武当武术传承流派、武当武术拳术与器械、武当武术技击功法理论等外在文化产品，以及蕴藏在上述主要内容之中并且主导其创造活动的拳法自然，由拳悟道，由内而外，由术入道，崇祖尊师，循宗问道等内在文化精神，还包括由这些基本内容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武当地域文化内容，以及由这些基本内容所延伸出来而体现在其他地域武术或武术门派中并与它们共享的文化内容” 〔1〕。武当武术文化是以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精神为基础，融入儒家、佛家、中医学、兵学、导引、养生等思想，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荆楚地域文化的孕育下，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而沉淀下来的物质和文化的综合体〔2〕。

所谓地域性就是指与一个地区或区域相联系或有关的本性或特性。对于某个特定的地域，其中一切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就表示为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特征就是当特定地域所具有的共性体现在武术文化上，就成为武术文化的地域性即地域性特征。

2武当武术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

武当武术的产生和发展，与武当山特殊的地理环境、武当山道教神祀、元明时期的政治经济、道教气功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武当山，又名参上山、太和山。其作为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内家拳发祥地，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南部。它发源于秦岭山脉，属巴山东段支脉，耸峙于鄂、豫、陕、川交界处，诸峰骤起，层峦叠嶂，雄峻峭拔，长江南绕，汉水北回，东瞰江汉平原之西陲，北接秦岭之南麓，绵亘八百里。武当山山势雄丽，风景幽奇，具有“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奇特景观。它以其景色宜人的特殊地理环境条件，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历来祀奉北极玄天上帝。宋真宗因避尊祖赵玄郎讳，改玄武为真武，号称“北极真武帝君”。武当形胜，千百年来引来无数羽客高士。其著名者周有尹轨、汉有阴长生、晋有谢允、唐有吕洞宾、宋有陈抟、明有张三丰等。明初国势强盛，在这个时期武当山宫观建筑和神祀宗教活动也达到了鼎盛，这是与明初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发展分不开的。然而，武当的兴盛，又与明代崇奉道教有关。庞大的道观建筑群的兴起和神祀活动的大规模化、经常化，为道教的昌盛、道藏典籍的辑印、道教气功、武术、医药等发展开辟了天地。武当道教的兴盛，又促进了道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玄机秘法的归宗，珍贵的丹道遗产，为张三丰准备了可参悟、借鉴的大量资料；武当武术的缘起，则是张三丰诸家先哲之睿智而形成的。信奉道教教义的仙道、文人墨客，出于对成仙得道的穷极追求和长生久世的探索需要，将丹道功法融会贯通到了拳艺之中，促进了内丹术功法与古代武术技艺的有机结合；历代高道异士，又以道家之哲理阐释于武当武术之技理，逐渐形成了从功法到理论都蕴涵着独特哲理和精妙拳技的武当武术，张三丰好道善剑、学识渊博、深通技理之奥妙，在当时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基于道教管理和道士自卫防身的需要，以道教内丹术的宗旨为出发点，集内丹术与武术技击为一体，升华和创造了客观需要的新的技术理论体系，为武当武术的形成做出了集大成的贡献〔3〕。据武当拳法研究会提供的资料表明，自元末明初起始，《张三丰太极十三式》等武功典籍业已流传，武当丹派、松溪派及其他庞杂的武术、道门流派如雨后春笋，武当弟子已遍行全国各地。可见，武当武术是从武当山客观的历史、地理条件和道教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诞生的。

3武当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3？郾1武当武术文化圈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一个文化丛存在的地理空间。文化圈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这一整体的文化元素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它包括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等文化的一切主要范畴，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永久性。”〔4〕武当武术文化是地域文化学的重要内容，即“武当武术文化圈”，是一个地域文化，其地域应以武当山为中心，辐射涵盖整个十堰市的行政区划，以及襄阳、神农架等地。武当武术文化圈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板块。武当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生态文化圈建设中处于龙头地位。以其为核心，可以登武当、探神农、品三国；整合道教文化、建筑文化、汽车工业文化、森林探险、汉江风光等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濡化”过程。武当武术文化在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空间中，不但受到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道教文化、山区文化、移民文化、儒家文化、军事战争等方面，其中道教文化在武当武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道教文化是指凝结了道教精神的一切存在，是一种以性命之学为根本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经过几千年来无数先贤的探索、实践和发展，形成了思想深邃、方法独特、结构完备的道教文化体系，它在探索人体和自然奥秘、生命根本问题方面达到了极为精深的境界〔5〕。而武当武术主要是通过方士体系与道教发生密切联系的。方士体系是春秋战国大变革的产物，其信奉中国古代特有的神仙思想，认为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可达到长生不死，肉体飞升成仙的效果。经过先秦方仙道、秦汉黄老道而为道教所继承。武当武术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中国道教文化土壤，成为道教养生文化中的代表之作、经典之篇，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武术作为武当地域文化系统的分支，是道教思想滋养与孕育的结果，其在拳理技法上不同于其他派系武术，具有独特之处。在漫长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武当武术与武当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或疏或密的渊源和关系。武当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含有浓厚的武当文化历史印记，武当武术也将成为反映和表达武当文化的符号和语言。

3？郾2武当武术文化丛

“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联结、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集合体”〔4〕。文化丛 通常以某一个文化特质为中心，结合一些功能上有连带关系的特质而组成的，其中每个特质都围绕中心特质而对整体发挥功用。这样的文化丛总是冠以中心特质的名称而称为某文化丛。武当武术文化丛亦是如此。武当武术文化丛是以武当武术为中心，包括其形成渊源、历史沿革、演变与发展规律、重大武术事件、重要武术人物、传承流派、拳种器械、技击功法及其文化精神、文化内涵、风格特点、价值观念、礼仪、道德规范等文化特质，这些特质综合起来，称为武当武术文化丛。武当武术是构成武当武术文化的实体和载体，脱离了武当武术，其文化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对武当武术文化丛的研究也可借助于1997年由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院校专业教材《武术理论基础》中所论述的“文化三层次说”进行分析，即“物器技术层”、“ 制度习俗层”、“ 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物器技术层”是物质文化层面，它是武当武术文化形态的表面结构，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技术、器械、练功器具、场馆、服装等内容；“制度习俗层”是相对隐形的中间层，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的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教授方式、礼仪规范、武德的内容、比赛方式等内涵。“心理价值层”是最内层或最深层的武术文化形态结构层，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文化形态所反映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内容〔6〕。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与道教的发展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并在其道家理念和道教教义的特殊要求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技术理论体系，从某种角度讲，道家思想是武当武术的哲学基础及理论渊源。武当武术就是在守内、崇实、尚礼、自娱、修性、保身的理论观念指导下，运用太极说、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武当武术拳理、拳技、原则和战略。应该说武当武术的理论渊源是多元的，它吸收了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主，包含了传统医学、诸兵法内核，形成了对武当武术的多种学说理论和见解。

篇5

湿地油画地域文化地域差异

作为黑龙江人文地理资源的一个体现，湿地文化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湿地自然风景的表现具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存在着与其他地区文化特征的差异性。中国美术史上早已存在南、北方画派的画风文脉区别。无疑，所谓的“地域性”和“差异性”都不是浅层面的一些表象，还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需求。笔者力求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探讨黑龙江湿地作为地域特色文化，在油画表现中呈现出的面貌与南方湿地风景在油画表现风格中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

湿地一般分五大类：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黑龙江省的沼泽湿地是我国沼泽湿地分布最集中、最广泛的地区之一。扎龙湿地是我国北方同纬度地区中保留最完整、最开阔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天然的物种库和基因库，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以芦苇湿地广泛分布最具特色。可以说，以黑龙江扎龙芦苇湿地作为典型元素，研究黑龙江地域特色的湿地风景油画创作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黑龙江地域特色的湿地风景油画创作首先要理清湿地的色调对我们的视觉的影响，以及自然景物承载的光与色彩的地域性文化差别。

一、季节性的色彩变化

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景物的固有色，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变化。黑龙江省的沼泽湿地，属于寒温带季风气候，霜冻期较长。因此，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颜色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呈现出季节分明的色彩变化。春季和夏季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整体颜色呈由浅到深的不同绿色，而秋季和冬季湿地颜色呈现出从黄绿色到土黄色的不同变化。在霜冻期，由于冰雪覆盖，整个湖区呈现银白色，这是与南方湿地终年存在绿色的最大不同。那么，根据黑龙江扎龙湿地整体存在的固有颜色的变化，创作者可以确定表现芦苇沼泽湿地风景的油画基本用色，分为绿色调和黄色调以及白色调等，是具象油画表现色彩的基本色调。

二、亮丽的色调

除了考虑景物固有的颜色，在绘画中创作者还要思考光源色对画面的影响，不断丰富其光色的变化内容，不仅使画面本身的色调和谐自然具有层次感，还能使单调的色形呈现出空间体积感，增强了画面的可塑性及欣赏性。

我们都知道，日出、日落方向的天空是红色的，就连被它照亮的云层底部和边缘也变成红色了。原因在于空气的分子、水汽和杂质，使得光线的短波部分大量散射，而红色、橙色的长波部分，却散射得不多，那么就不难理解光线在水里面会折射。由于无数个水珠存在，光线就要折射无数次，光线在折射过程中是有损耗的。就南北方的空气湿度来分析，南方湿度大，空气中水分子含量高，太阳光到达地面时会受到水分子的折射，所以南方的天气经常会给人烟雨蒙蒙的感觉，这也是南方的特色。在常人眼中这种微小的变化几乎没有区分，但在画家挑剔而又敏锐的观察中就不可能无动于衷，南方风景画家早已把这种朦胧含蓄之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世人交流了，并形成了整体的风格。已故绘画大师吴冠中是江浙人，不仅从色彩上表现江浙一带的风景特色，同时又在中国画当中吸取了许多抽象元素运用于油画当中，为我们中西文化融合拓展了思路，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广西画家张冬峰所表现的风景画，色彩细腻而甜美，温润之感沁人心脾，这就是南方画家所捕捉到的南方水乡景色的魅力。而北方则不然，气候干燥，光线感强烈，景色更像叙事诗一般的壮丽，以感情的豪迈气魄而动人心目。北方的色彩明快，对比强烈，优美简洁概括，别具视觉冲击力，呈现亮丽的色调，也是笔者所强调的黑龙江省与南方各省市地区地域性的光线上的差别。

三、蓝色的和谐

环境色是物体表面受到光照后，除吸收一定的光外，也能反射到周围的物体上。环境色的存在和变化，加强了画面相互之间的色彩呼应和联系，能够微妙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作为黑龙江湿地元素之一的扎龙芦苇沼泽湿地，地处黑龙江省西部的松嫩平原。从表现内容上有蓝天、白云、芦苇、各种水鸟、冰雪，还有季节变化所赋予的颜色等，虽然没有南方景色山水相依的婀娜多姿，但绝不会缺少坚毅、苍劲、豪迈的气魄。这里我们可以分析表现内容之间色彩的相互影响。天空作为必不可少的元素，其色彩对其他景物色彩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北方比南方各省区云量少，日照时数多，而且辐射强度大，用湛蓝形容北方的天空一点也不为过。而这种天空的颜色对芦苇湿地其他景物的色彩产生影响，也会带有蓝色的倾向，其他景物的色彩必然与天空的颜色相呼应，形成整体的色彩和谐，而不是孤立的色块存在。由于平原地区物象相互遮挡现象较少，光影关系直观、明确，表现内容时更应该注意色彩的层次性变化与分布。

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述可知，扎龙芦苇沼泽湿地作为黑龙江湿地特有元素在油画表现中色彩的应用规律。首先，应抓住季节色彩的变化规律，以及自然光色的特点，表现具有强烈色彩对比关系的画面效果。其次，以此为出发点表现以黑龙江湿地为特色的北方地域文化，以色彩的独特性表现南北方地域文化的差异。最后，色彩可以抽象为具体的地域文化符号，体现不同地区、地域的文化差异。黑龙江湿地风景油画表现的风格就可以体现这种色彩，使其抽象为具体的符号呈现给观众，使观看者体会到符号的象征意义——地域文化。

（注：本文为大庆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SK17）

参考文献：

[1]张亮.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岛状林植物区系特征及多样性分析.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 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艺术上海——76名家作品展》座谈会纪要[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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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地域文化；舞蹈创作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其中民间艺术融会贯通了乡土、乡情、乡音、乡风等，体现出了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审美追求，也构成了中华儿女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观，“越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创作优秀的符合地域文化特征的舞蹈才会像源头活水不断滋养这样的希望。下面笔者就以杭州市上城区吸取本土文化特色为例，来谈一点关于如何创作浙江地域文化特征的舞蹈的看法。

一、上城区民间舞蹈乡土特色文化的传承

杭州市上城区地处南宋皇城核心区域，历史悠久，区域内集中了杭州的文化精华，全区目前共有物质文化遗产1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3000多条。其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杭州西湖就在上城区的区域内，此外国家级和省级文保单位10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名录17项，而市级与区级非遗名录有29项，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都为我们创作出富有区域特色、上城特点的舞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的挖掘和整理，认为深厚的民间舞蹈乡土文化，是研究、保存、继承、发展上城区传统文化艺术和人文资源的珍贵史料和活化石；是我们开发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要人文资源。上城也创作出了《南宋鼓韵》、《吴山香女》、《脊梁》、《药堂里的小学徒》、《快乐的弹棉匠》等一系列具有上城特色的民间舞蹈，给民间舞蹈的本土特色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二、上城区民间舞蹈本土特色文化发展的特性

（1）民间舞蹈本土文化发展的继承性

上城区作为南宋的都城，早在南宋时期，舞蹈便作为一种宫廷活动存在。随着的时间发展，如今民间舞蹈已不仅仅局限于宫廷宴会和对神灵崇敬的表达，而是在内涵里，结合区域特色之后，其自身的层面有了本质的飞跃。因此，继承性已成为上城区民间舞蹈发展基本特征之一，这几年我们文化工作者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吸取历史上好的典故和精髓，运用现在的元素，创造性的发展民间舞蹈。

（2）民间舞蹈本土文化发展的群众性

民间舞蹈是在一种在群体化的自我审美中来完成继承文化过程的。它从最初的个体感情抒发，演绎成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又从最初的田间地头式的劳动讴歌发展成为一种自我娱乐，并在娱乐中接受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陶冶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它与广大人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礼仪、节日庆典等风俗习惯紧密相连，是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药堂里的小学徒》的创作就是在千百年来群众去药店看病抓药、药工手工制药为背景的舞蹈，充分体现了古代群众市井生活的气息。

三、上城区民间舞蹈本土文化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1）要对传统的“原生态”舞蹈创作注入更多的本土特色

要以上城本地区地域历史文化为主要特征，即要对其进行加工和技艺上的提高，使之兼具诗意、技艺性、感性和舞蹈性，而不是照搬式的机械复制或简单模仿。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整理和创作，不仅使其形式得到充分发展，还要同时在技艺上得到提高。如在创作《快乐的弹棉匠》前，一次单位组织去“潘永泰”观摩学习，当时看到一些资料，发现了非常珍贵的弹棉工具及制作过程图。从表面看，弹棉匠在舞蹈中虽有动态，但动作单一无美感，难以很好的树立舞蹈型像。那如何用舞蹈去表现呢？经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弹棉花的动作加以肢体的语言，可以运用欢快灵动的手法，展示弹棉匠的辛苦与平凡。

（2）要用现代的手法来充分体现舞蹈艺术中的本土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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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自然景观；风景园林文化

现代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城市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风景园林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主要形式，在改善城市环境以及推进城市发展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风景园林文化的创设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优秀的风景园林文化往往能够充分展现出地域自然景观特征，而地域自然景观特征是风景园林设计的内在要求。此种情况下加大力度探讨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风景园林文化创设，对于提高风景园林设计效果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概述

1.1 地域景观

地域景观是基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景观形式，带有一定的区域色彩，并且通过人文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的协调作用，因此可以将地域景观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地理因素。地理环境以及地理资源是地域景观中的重要内容，为更好的反应社会群体对时空、人类活动因素以及人文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认知，地域景观以地理形态方式存在于社会发展中，以便于在地区条件下深化社会群体对地域环境的认知和合理应用。

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信息时代逐渐到来，随着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社会群体对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风景园林文化也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由于景观类型具有一定区域性特征，因此在景观设计与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加以全面分析，将地域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进行有机融合，深化对地域景观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分析，逐步形成人为景观建设思路与模式，景观园林文化得以形成，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景观园林将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地域是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综合体，地域景观是带有一定地域性特征的基于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景观特征，在阶段内具有稳定性，不同地域景观存在各自的独特性。

在多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地球自诞生之日就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一样的自然特征，自然特征是气象气候、地质地貌、植被、水文与生命界有机组合的综合反应，是一个自然综合体。地貌指地球表面在不同的内外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形态，地球表面承受着来至于岩浆活动、地壳活动、地震等带来的内力，同时承受着气候中流水、冰川、风化等外力作用，形成地球表面类型丰富的地貌特征。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被是主要设计的对象，是风景园林生态属性的主要体现因素，是环境建设、风景园林建设中除了人之外的又一活因子。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临水而居是最常见的社会行为。

1.2 风景园林文化

在社会群体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文化，可以说文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与历史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展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包含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务，而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财富。而风景园林文化则与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其不仅包含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还包含着一定的审美情趣。风景园林文化具有一定特殊性，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类群体对地域自然环境的认知，从而充分展现出自然景观的独特魅力，吸引社会群体的眼球，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群体的文化素养及审美情趣。尤其是近年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城市现代化建设对风景园林设计与建造的要求也发生一定转变，对文化底蕴的要求更为显著，此种趋势下使得风景园林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大多以文化品牌为重点，以促进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邓京园林创作中更加注重表现地域文化，以深刻体现风景园林的文化内涵。

2 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风景园林文化创设方法

2.1 充分体现地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特征

在风景园林文化设计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地域自然景观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资源结构等诸多要素，端正工作态度并深化对各项要素的了解和认知，以促进风景园林设计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在风景园林文化中地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当前社会发展形式下，社会群体的生产活动日趋频繁，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景观产生一定影响，部分地区的风景园林中自然景观几近丧失，严重影响城市小气候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风景园林的整体设计效果。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地域之间自然景观特征的差异，充分跟体现地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特征，进而凸显出风景园林文化的独特风格。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园林文化的展现需要地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的协调配合，尽可能满足社会群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促使社会群体在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自发保护自然环境，并在风景园林文化创设过程中突出风景园林的独特人文气息和意境，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将这一人文理念作为风景园林文化创设中的重要因素，从而促进风景园林设计目标的实现。

2.2 再现地域景观特征的艺术

当前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风景园林文化能够最大程度上凸显出地域景观特征的艺术性，展现出我国地域景观风貌的人性化，在提高社会群体审美情趣的同时，能够加深社会群体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应当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来凸显风景园林的景观文化，将具有艺术性的地域自然景观特征展现出来，吸引社会群体的关注，在提高风景园林观赏者的审美情趣的同时，能够促使社会群体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自觉保护环境，从而切实提高风景园林的人文艺术价值。

2.3 再现历史风貌

历史文化是地区发展的重要记录，是地域自然景观的典型代表。因此在地区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当将历史风貌加以合理再现，以充分体现地区风景园林建设的文化气息。以湖北荆州古城为例，大部分去荆州旅行的人都要去古城墙感受一下蜀国情怀，荆州在设计与建造风景园林的过程中，就将蜀国历史风貌加以再现，充分展现出了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风景园林文化，为风景园林设计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结束语

总而言之，风景园林的设计与建造，应当基于地域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地域文化气息，充分展现出地域自然景观特征与人文特征，结合当地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人文气息，提高社会群体对地域自然景^的审美情趣，并强化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生态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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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街区；地域文化；特色

街区是组成区域的一个小单位，不同的地域里街区的组成形态不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街区多以整齐为主，这是为了适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方便行人汽车的移动。而在以旅游为特色的城市中尤其是古城，街区多以原有的格局为主尽量保留古朴的特色。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城市还是古城，特色街区越来越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重头戏。因此在城市规划发展中要以各地域的文化为参考标准，打造适合本地域的街区文化，让街区格局既适宜当地居民的生活又铸造本地区的地区文化。

一、什么是特色街区

特色街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它是普通街区的一种延伸。它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涉及到购物、美食、娱乐、餐饮等单一式或复合式的街区模式。古代人口密集程度比较低，在大城市才存在特色街区。并且商业街区与居住区并不重合，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唐代和宋朝才实现了商业街区与居住区的合并。纵观我国现今的城市格局我们会发现在一线城市商业街区与居住区的分离还是很明显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线城市人口密集度大，遵照空间节省原则商业街区与居住区实现分离；二是交通方便为商业街区和住宅区的分离提供了可能；三是对住宅区的高要求，一线城市的工作压力相对比较大，人们迫切需要释放压力，对于居住区就会有安静环境优雅的要求；四是房价成为商业区与住宅区分离的导火索，商业区可以创造高利润高效益其地段的价格相应的高一些。

二、特色街区的特点

特色街区如同整个城市格局的心脏，它连接着整个城市的衣食住行，是整个城市的信息集散地，外地人在此获得了对整个城市最直观的印象。作为街区来说特色街区应该具备其他街区所有的基本特点如实用性、可识别性、可流动性等，同时特色街区也要具备相应的特色来区别于普通街区。

首先是开放性。一个城市的特色街区有不同的种类，包括历史文化特色街区、现代商业特色街区、休闲娱乐特色街区、风味美食特色街区和民俗风情特色街区等类型。而开放性是所有特色街区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作为信息集散地以及衣食住行的综合体，特色街区必须把开放性放在首位。一个街区的开放包容程度是这个城市进行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对比工业园以及居住区的封闭性，特色街区需要把开放性发展到极致。随着经济的发展街区的作用已从当初的仅为方便行走延伸到促进经济文化综合发展。实践表明，特色街区在促进零售旅游方面有重大的作用。这得益于特色街区的开放性，它包罗万象充分发挥了特色街区的作用；

其次是效益性。不同于居住区，特色街区除了担负起地域特色的名片的作用以外还需要把城市的特色经济搞上去。对于一线城市来说，特色街区不仅是城市向外人展示的华美外衣也是拉动整个城市内需的重要场所。根据实践得知，特色街区是大部分促销、商业会展、节日庆祝，公益，文体活动的举办场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特色街区方面一定不能忽视它的效益形。重视特色街区的效益性就需要城市规划过程时，把每条特色街区的功能进行提前定制。对于古城的特色街区来讲，效益性尤为重要。古城的经济来源以旅游为主，与一线城市多经济来源的情况不同，特色街区的经济收入在古城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效益性成为特色街区的首要特点。

三是实践性。实践性是特色街区存在在的根本。有人来看，有人来体验，特色街区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需要特色街区在建设方时了解顾客的心理特点，游客想要看的想要听的是什么，特色街区就要从这些角度出发真正做到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听 。这一点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古城都需要谨遵。

三、城市与街区的关系

城市与街区如同大海与水滴的关系。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构成城市特点的有这个城市的人文和地理两方面。街区是这个城市的人为表现与地理因素又息息相关。城市是一个系统，它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甚至有些杂乱无章，而街区的出现把城市的各个元素进行了整合，从此人们的活动有序而细致，衣食住行有条不紊。街区是实在的物体，但是它把城市非物质文化整合到一起，是整个城市的纽带。特色街区突出了街区某一方面的特点，商业街是零售业的天堂，也是购物者的青睐之地。民俗街则是古城的一大福地，它不仅把城市特色渲染的有声有色更是促进了古城的经济发展。街区在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作用和特色越来越鲜明，这有效促进了城市的分区发展。在一线城市中，住宅区从市中区的搬离就是特色街区发展的一大表现。当然对于古城来说还需要一段的发展时间。

四、地域文化在特色街区的表现

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得以区别于另一区域的重要表现。地域文化如何与特色街区实现最优结合是城市规划过程中要考虑的关键。特色街区是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无论哪种类型的特色街区都要回归到经济上来，所以理清了各个特色街区的作用之后要尽量朝经济方向发展。地域文化是建设特色街区的参考标准，一个地区的特色街区只有按照本地域的地域文化来建设才会实现效益最优，也只有按照本地域的文化来建设才能做出特色，实现长足发展。由于每种特色街区担负的作用不同，其体现的文化韵味也就各有千秋。

对于一线城市，商业街区是整个城市打造的重中之重。一线城市多以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为主，在特色街区表现这种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需要把商业街与步行街作为建设的重点。由于步行街的人流量比较大同时街道比较宽广这样就可以有效促进零售行业的发展；商业街多以办公楼与写字楼为主，这种特色街区的建设相对简单一些，它以追求高效率工作为目标，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距离最优，即把相关单位相关领域的距离设置得小一些达到工作效率上的最便宜最及时，有效节省各项成本。

对于古城来讲，小吃街以及民俗文化街能够体现古城的风貌与特色。古城以旅游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其经济效益也体现在民俗文化街与小吃街这两种特点街区上。如何把小吃街与民俗街的作用发挥好，需要建设者结合古城实际考虑街区的建设与拓展。古城的街区大都沿袭传统格局，这实现了古城面貌的保存。但是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街区职能划分不明显，其次是无法承载越来越多的居民与游客。对于这些问题，古城规划者进行了规划与处理。一些古城进行了改革，如居民区远离市区和古建筑，仿照原有古街道建设新的街区等等措施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小吃街与民俗街的建设遵照本区域的文化特点，小吃街避免出现大消费场所以免破坏小吃街的古朴特色，并且小吃街多以本地小吃为主，严格控制外地小吃所占比重。对于民俗文化街，这是古城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街区。民俗文化街的建筑严格遵循古建筑的风格和样貌。

结束语：

地域文化是地域不断发展得来的，它既有人文因素也有地理因素。而特色街区在地域文化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不仅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名片也是地域文化的所在，所以在特色街区的建设过程中要以地域文化为参照标准。

参考文献：

[1]整合文化资源 打造特色城区[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03）

[2]庄晓蓉，赵小兵，王勇森.延续青岛的城市文脉[J].走向世界.2008（03）

[3]蔡国刚，彭小娟.寻求意义——场所理论的现象学分析[J].华中建筑.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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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狭义认知局限性的必然途径

凯瑟琳・斯莱塞在《地域风格建筑》一书中，不仅简述了地域风格建筑的共性，而且还通过不同国家当代四位建筑师(其中就有我们所熟悉的安滕忠雄)的作品，进一步指明了，由于“都散发出他们各自拥有的哲学修养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背景”，所以尽管在建筑形式与材料运用上表达出了某些“共性”，但“他们的作品仍各自具备了强烈的且富生命力的地方语言。”[1]作者在批评“对于地方乡土风格粗俗地迎合大众的模仿”之风的同时，十分赞赏那些“坚持理想”、“对于特定的地域主题做出严肃而缜密的思辨”[2]的建筑师。斯莱塞在这里所批评的“对于地方乡土风格粗俗地迎合大众的模仿”，也正是我们司空见惯地将新地域建筑文化及其艺术风格标签化、简单化的缘由所在。《地域风格建筑》一书言简意赅，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地域建筑文化共性特征与其个性特征的完美整合，是我们走出狭义认知局限性的必经之途。这其中，既包括了建筑师对共性因素――特别是“地境与气候”(斯莱塞语)的尊重，也包括了建筑师对自身所具有的个性因素――文化修养、审美观念乃至设计才干的发挥。实践证明，这两方面的交合与圆融，必然会使建筑作品的外显特征，既不同于对传统地域建筑机械地进行模仿，也不同于流行建筑单纯追随时尚，这里，我们不妨统称其为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

隐性特征中的建筑文化气质

地域主义也存在于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领域中。“地域主义着眼于特定的地点与文化，关心日常生活与真实且熟悉的生活轨迹……”[3]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是与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特征一脉相承的，它们所具有的建筑文化气质是一脉相通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北方建筑与南方建筑的不同，山区建筑与江河流域建筑的不同。这种区别不在于建筑类型，也不在于建筑规模，而在于气候特点、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民风民俗等所带来的总体建筑风貌的特质――也即建筑文化气质方面的差异。我在《自在生成论――走出风格与流派的困惑》一书中，将建筑的文化气质归纳为质朴型、粗犷型、文雅型、浪漫型及混合型[4]。这种分类虽只是大体上的勾画，但对我们去把握建筑作品文化气质的创造，却还是有一定参照意义的。

任何建筑文化气质的表现，都是综合考虑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结果。脱离开地域建筑文化中的这种共性特征，也就失去了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的基石，到头来建筑师只有随风飘、跟风走。当今我们分不清自己所见到的是北方城市，还是南方城市，是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城市，究其原因，都无不是由于它们失去了应有的建筑文化气质的缘故。

隐性特征中的建筑文化表情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巨大变化，集中地体现在现代形态的文化“正在以各种方式消解着传统社会的古典文化曾确立的那些类型和边界。”[5]尽管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的口味不同，但“推陈出新”仍被视为“游戏的共同规则”。这样，赋予地域建筑以面目一新的个性特征不仅成为时代审美的需要，而且，也使时代催生新地域建筑文化成为可能。

仅仅认识到地域建筑文化生成的源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不同的具体条件，从实际的生活感受与审美体验中去学习，这样，才能在把握地域建筑文化气质的基础上，对其外显系统中个性化的形象特征加以琢磨、比较、取舍、调整和修饰。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就不再会是“照猫画虎”似地去照搬传统地域建筑的形式语言了。

建筑的文化表情，也即通常说的建筑表情．是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中艺术个性的生动写照，也是建筑师的“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徐中教授语)[6]在建筑创作中的真实反映。关于“建筑表情”在建筑审美中的诱惑力，以及它与“建筑形式完美”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已在《自在生成论――走出风格与流派的困惑》一书中作了论述。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建筑表情的敏锐眼光与艺术直觉，可以使我们在体验中捕捉到建筑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某种特定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形象而艺术地反映到建筑作品的外显系统中来。

追寻隐性特征的辨证过程

如上所述，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的共性，是体现在建筑的文化气质方面，而其个性则是凝聚在建筑的文化表情之中了。同样是质朴或浪漫的建筑，它们的具体表情仍会给人们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建筑文化气质是建筑文化表情之魂，因此，建筑作品若失去了它应有的文化气质，也就失去了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的基础，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化气质的把握上，缺少它独特的文化表情，那么，我们也同样追寻不到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也就只能停留在对传统地域建筑的模仿上。这样看来，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这既是一个执着坚守地域建筑文化气质(常常被称之为“乡土特质”)的抽象化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地域建筑文化表情的具象化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反复穿插与调整，最终会在建筑作品的外显系统中得到整合与统一。

力求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以下结合具体实例，对设计中要处理好隐性特征与几个方面的关系作一些简要分析。

1．与符号运用的关系

在许多情况下，传统建筑中典型部件的造型，即使是经过提炼加工，也很难自然而有机地融入到新生的建筑作品中来。因而，在对空间与环境设计合宜选择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从建筑的文化气质与文化表情上去推敲形构、色彩、光照与肌理(均属广义上的建筑符号类别)的运用，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处在黄河三角州中心的东营地区，原是一片荒滩碱地，根本找不到可以参照的地方传统建筑。然而，它毕竟还是地处黄河流域，平实、朴拙、粗犷应是它建筑文化气质的根基，再加上北方气候的特点，所以，我一向倾爱于在空间组合的层次及其量感和雕塑感上做文章，并取较疑重的色彩基调，较粗糙的材料肌理。为了强化视觉效果，我从黄河流域窑洞建筑造型特征中吸取形构灵感，将大尺度的圆券和半圆券引入到不同类型的建筑中来(实例1、2、6)。这类形构符号的运用，既丰富了建筑形体的光影变化，展现出与使用性质相协调的建筑表情，同时又起到了在视觉关联域内使建筑群富有“变化中得统一”的凝聚力作用。虽然都是圆形母题，但建筑语境不同，给人的审美感受也就不同。受黄河奔放性格的启示，结合室内空间构成，

有时还采用土黄色带或色块“跳跃构形”的表现手法(实例3、4)。

总之，摆脱对传统建筑典型部件造型变异的完全依赖，是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探索途径。

2．与气候设计的关系

国内外众多专家称，建筑超常耗能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极大隐患。我十分赞同张钦楠先生指出的，“用贫资源建造高文明”是创造中国建筑特色的基本精神所在[7]。就常规而言，通体玻璃幕墙建筑或全封闭巨构式塑形建筑，均与节约能源、节约投资、节约日常运营成本的原则背道而驰。当有实力真正能做到常年采用系统空调和人工照明时，那也是以牺牲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为巨大代价的。退一步，即使是从建筑艺术的视角去看，这一类完全着眼于外表的“大手笔”，也往往与建筑所在地域、所在城市、所在场所本应具有的建筑文化气质相抵触。所以，在我看来，对待建筑非要以玻璃或金属去作“通体包装”的做法，还是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为妥。

建筑发展至今，气候设计也并不绝对排斥特定情况下“大玻璃”墙面或屋面的引入，关键在于，要像“惜墨如金”那样去精用和巧用，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换取最佳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防直接暴晒、防辐射热渗入、对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进行组织与引导，以及各种改善室内外环境小气候设计手法的运用等，都可以激活我们的创作思路，并进而大大丰富建筑语言的表现力。我最早以浓厚的兴趣引入气候设计的建筑项目，是20多年前建成的重庆白市驿机场航站楼(第一期)，取得了良好效果[8]。最近设计的位于武汉长江边上的金都・汉宫A公馆，其设计灵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适应武汉夏季炎热(过去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气候设计分不开的。作者曾对该公馆平面――空间组合所展示的个性化特征反复进行推敲，以求与创意中“取龟山之神凝，借蛇山之灵动”和“神凝于外，灵动于内”的建筑文化气质相吻合(实例5)。

3．与场所意义的关系

场所意义的表达．是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生成的一个重要源泉，我们常说的地标建筑也往往会由此胜出。对场所意义的核心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并探求恰如其分的建筑语言加以表达，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要点所在。下面通过列表，来简要

4．与文脉延续的关系

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城市建设中所保留下来的难以更改的问题，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投资规模之间的矛盾．乃至当地领导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与决策水平，都无不会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文脉延续产生直接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情况。在综合应对上述各种矛盾的过程中，通过城市设计去探索城市文脉延续的方向和途径，往往可以为我们对新地域建筑文化领域的开拓提供舞台和表演机遇，山东广饶新区城市设计论证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该论证方案设计，是要将广饶新区的行政中心与文化中心向东推移，并与城市南北干道相邻．以便使新区的这两个中心与开发区，以及与另外两个重要城镇之间，在地理上与心理上都能有必要的直接联系。想不到，有两个因素对该核心区的城市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历史上形成而又难以变动的南北斜穿的地下输油管道，二是南北干道东北角一侧为需要加以保护的地下古墓群。正是这两个重要因素，导致了城市设计中北侧行政中心与森林公园《地下古墓群保护区)的对话．以及南侧文化中心步行街呈斜向自由式布局等外显特征的出现。此外，由于城市规模与投资规模所限，文化中心采取了“低层数、小体量、有转折和多层次”的人性化空问设计手法，使其隐蔽于行道树和重点绿化之中(这也是受巴西利亚新都花园城市设计的启发)，而不是去与宽阔的南北干道比尺度、攀高低、争街景。这种文脉延续所形成的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虽没有传统建筑符号系统加以渲染，也没有主干道上流行街景中的那种夺目体量加以陪衬，但其深层文化内涵所包含的地方环境因素与地方人文气息，却仍然会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实例8)。

5．与时代气息的关系

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的隐性特征，要想得到社会，特别是相关决策层的认同，确实是一件相当艰难而困苦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决策人往往会把”要时代感“的审美判断，与“要时髦样式或流行风格”等同起来。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一个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建筑作品，无一不是它外显系统中艺术气氛，文化气质与时代气息三位一体、彼此融合的结果。有必要强调指出，如果脱离了应有的建筑文化气质，那么，建筑作品中所要体现的艺术气氛与时代气息的创造，就必然会失去基础，失去方向。在建筑创作中．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个原则，那么，不仅会有损于建筑外显特征中艺术个性的表现，而且，还往往会破坏“视觉关联域”中建筑群的整体风貌。

东营职业学院图书馆顶部的轻薄挑檐和顶盖上挖大圆洞的造型处理，便是某决策者只认同“流行风”，而于校园新建筑群平实、朴拙，简洁的外显特征予不顾的一个典型实例。在实施过程中，作者最担心校园新区各建筑不能一气呵成，为此，曾做过取消落挑檐并与新建筑群文化气质相协调的改进方案[9]，但还是受到冷落。看来，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建筑表现中文化气质与时代气息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我们在追寻新地域建筑文化隐性特征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要害问题。

注释：

[1][2][3]凯瑟琳・斯莱塞 地域风格建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4]布正伟 自在生成论――走出风格与流派的困惑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P34-p40

[5]周宪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徐中 论建筑风格的决定因素 见纪念徐中先生诞辰90周年暨建筑教育研讨会文集 天津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2

[7]张钦楠 特色取胜一一建筑理论的探讨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8]布正伟 当代中国建筑师――布正伟(作品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P17-p24

[9]布正伟 创作视界论――现代建筑创作平台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见图lV-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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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城市公共空间;地域特色;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d the reason and nature of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space, to combine more than one place on it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 urban; urban public space; geographical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 城市空间

城市设计，究其实质，是城市建筑物之间的城市空间设计。空即为虚，而城市空间却实实在在地体现着城市，它是城市架构的外在形式。城市公共空间指人工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开放空间,是建筑物之间的、公众可以任意达到的、外部空间环境形式的总和。从早期的街道、集市和码头到后来的社区花园、广场、公园、步行街,到如今城市开放空间系统都属于此范畴。

公众“可望、可游、可行、可憩”的城市公共空间最能展现一个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社会形态的符号,同时也成为识别城市文化的符码和特定地域人群的身份证。

1 城市空间的特征

王建国在其著作《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中，归纳出城市空间的四方面特性：①开放性，即非封闭性；②可达性，意即人们可以方便进入达到的；③大众性，意即其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非少数人所享用；④功能性，供人们休憩和日常使用，而并非仅仅供观赏之用。究其四方面特征来看，公共性是城市外部空间的内在本质特征。

2城市空间的作用

（1）提供活动场所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社会情感。公共空间正是为人们提供了交流、活动的场所，且为其主要功能之一。在城市中，我们能见到街头绿地中休憩的人们，城市广场里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绿林里散步的身影，公园里人们的聚会等等。

（2）有机组织城市空间和人的行为构成

城市景观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有机组织，为市民提供行走、驻足、停留、休憩、观赏等行为支持，对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公共空间有机组织建设，是从物质层面上对人的行为的支持，同时也是城市空间有序组织必不可少的环节。城市景观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有机组织建设的。

二 特色的公共空间的塑造方式

1 传统文脉的传承

塑造特色的公共空间要充分运用地域本身的特点与优势，特别是一些有着文化底蕴的城市， 对其公共空间的塑造要注意历史文脉的传承。

2 空间形态的序列

特色的开放空间的塑造可以从整体的布局上来营造， 最典型的例如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当其它的广场都以方形或是圆形来布局时， 圣马可广场以它独特的梯形平面赢得了世界赞赏的目光。同样中国北京中轴线式的天安门广场也是世界闻名的， 对称的空间布局与轴线的序列关系塑造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给来这里参观的各地游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城市文化识别与地域特色

凯文・林奇认为所谓：”疏离的城市,归根结底是一个偌大的空间,人处在其中,无法在脑海里为自己定位,识别自我”。这里的城市与空间都是指城市的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反映了城市文化的内涵。一个城市的地方特色由其“场所”特质和“非场所”特质所决定和体现。狭义地说来,地方特色就是“一个地方特定的场所感”,反映到物质形态上,就是在深层次结构上对形式和内容相似的公共空间的识别与解读。

1国内外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性特征

在西方，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影响甚至起到过决定性作用。今天许多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形态还保持着中世纪的格局。

例如意大利的很多城市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广场,许多广场的铺地一直延伸到周边建筑的墙根,广场周边建筑有着高大的柱廊,广场上甚至没有花草和树木,却有很多艺术价值极高的城市雕塑和喷水池。街道和广场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为了交通。

在我国，古代都城和重要城市公共空间的格局基本以反映皇权统治和宗法制度为特征，即通过政治、宗教等控制手段所形成的封闭、规整的空间形态。然而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与其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及人文历史相关的,因而不同城市的公共空间也一定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进行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时应当研究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环境条件,依据它的脉络进行创作,而不可简单地去“拷贝”。

2例举我国各地的文化与地域性影响

例1：上海的石库门住宅

上海历史悠久,同时又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城市空间的塑造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浦东浦西作为两个板块，展开了新城市空间的比赛。但是，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最具体色的还是其发展史及其近现代老建筑。其中，石库门住宅作为上海的特色之一，被保留，改造和开发。以上海新天地为典例：“上海一大会址的保护要求+中心区地价+1600的国际大都市的市场支撑=不可复制的作为时尚地标的上海新天地“。这是一种在历史情境中镶入当代性的努力。一种追求形神兼备的多样性改造旧建筑的努力。同时创造触觉味觉听觉同时逾越的人性化空间的努力。

例2：南方沿海城市 ――城中村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直接催生了最初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城中村，城中村以自下而上的适用原则并行于自上而下的落后机制，以内爆的方式制造出农村机制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的自发奇观。

城中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它的空间特征，所有在近20年之间形成的城中村，都是由密不透风的村民私宅组成的建筑集群。二是指它的社会组织特征，由于解放后长期奉行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在乡村实行的宅基地政策到了城市化阶段反而成了村民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唯一途径。

例3：重庆的山水城市特色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形较复杂， 起伏很大，山地特征明显，故而又被称为“山城” 。与此同时，两江交汇，“四山”携“两江”的城市风貌，注定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山水特色。在设计它的城市公共空间时， 不能仅仅为了强调形态或是构图， 一味铲平或开挖，而应该充分的利用这些起伏的高差变化，将山城的特色表现出来，让人们在这些公共空间活动时能感觉到所在的是山城重庆。同时，重庆还有着“桥都”的美誉，两江环抱，山水相辉，山水作为重庆至关重要的城市空间要素，充分体现了城市的自然人文情怀，赋予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基底，在城市的大空间要素下进行公共空间的特色营造，最能体现城市空间的地域性特征。

城市中的这些空间正是因为有了某种共同的性格特征而易于被人识别而又印象深刻，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清晰可辨的要素,反映了人们内心对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体验。

结语

我国的城市特色在当今的持续发展中已日渐单一,城市公共空间也趋于雷同,导致人的定向感和归属感减弱以至于消失。因此,我们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改造中应尊重和发掘地域信息,创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场所,体现城市的文化特征与地域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使公众对所在的城市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王鹏．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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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梅山剪纸 文化 审美

一、梅山剪纸的文化底蕴

任何民间艺术形式都打上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梅山剪纸也不例外。由于安化梅山镇及周边地区独特的地理、历史乃至宗教特征，使梅山剪纸承载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些文化底蕴成就了梅山剪纸，使梅山剪纸这一艺术形式被人们不断认识和发现。

（一）梅山剪纸与梅山民俗文化

湖南安化古代称为“梅山”，其自然地理特征挺拔险峻，大山连绵不绝，山下是碧波荡漾的资江，自古以来这片地域以神秘著称。梅山人自古以来勇武善战、爱好自由，同时又质朴勤劳，充满智慧，他们创造出了热情而野性的山歌、哲理深厚的民间传说、奇诡神秘的宗教，梅山剪纸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由于剪纸这种艺术形式与传统梅山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贯穿其祭祀活动、婚礼庆典以及鞋花样、生活装饰等方方面面，梅山文化已经深入到梅山剪纸这种民间艺术的各个细节。

“梅山剪纸”是建立在梅山地区独特的民俗性之上的，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承载着梅山人朴素的情感。

剪纸是梅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在梅山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涉及婚丧嫁娶、祭祀先人等重大活动时更有严格的讲究。比如清明时节制作纸幡、中元节“烧包”“扎冥屋子”、送丧用的花圈等，都有着严格的形式规定，这些规定至今依然被完整地保留。对很多梅山人来说，剪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妇女能够剪些花样。梅山剪纸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剪纸大师向亮晶说：“只要没有事情手就痒痒，想做些手工。”因此，逢年过节，她都要剪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贴在窗户、门楣、墙壁等地方，在她心中，剪纸就像连接个人与家乡的纽带，能使人从心灵的深处认同故土。

梅山剪纸的内容也印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使之与其他地区的剪纸不同。在梅山传统风俗中，讲究“无鹅不成婚”，因此，婚庆剪纸以“鹅”为主要图案是梅山剪纸的重要特征之一。婚庆剪纸虽表喜庆，但亦有禁忌，如剪纸时要和主人家房屋的间数相合。“鸡蛋花”是梅山民俗的另一种独特形式，如果出嫁的女儿生了小孩，外婆要以红纸剪花贴在鸡蛋上面，用箩筐盛装挑着去作为道喜首要礼品。除了上述民俗外，剪纸在其他艺术形式和工艺中扮演着原始“图样”的角色。比如梅山地区的木雕、刺绣等民间工艺，都要先用纸剪出花样，再照着剪纸去制作。传统梅山影子戏的角色（影身）也是用剪纸剪成的。

（二）梅山剪纸与宗教文化

梅山教广泛流传于梅山地区。据资料记载，流传于梅山地区的宗教主要有梅山教、巫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其中，梅山教和巫教是最早的宗教。从源流来看，梅山教是道教的一个较远的分支。梅山教中人们尊奉梅山祖师――张五郎。传说，张五郎既是狩猎能手，又是能工巧匠，还是抗击外来敌人的英雄。他长着一双反脚，双手倒立行走，飞禽走兽都听从他的调令。可见，梅山神张五郎被融入了大量的儒、道文化内容。

梅山剪纸也起到了承载宗教内容的重要作用，其中大量含有宗教内容。作为梅山教的祖师，张五郎自然成为了梅山剪纸的重要角色。张五郎反脚、能调动飞禽走兽等特征等都在剪纸中得到表现，张五郎的各种故事和传说也成为剪纸的重要内容。另外，表现原始巫教中的祭祀等场面以及其“神灵”的形象、故事也成为重要的题材和内容。

二、梅山剪纸的审美特征

梅山剪纸独特的文化土壤也造就了其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由于植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文化环境之中，其具备了拙朴、粗犷、神秘而又不失细腻的审美特征。

（一）梅山剪纸质朴夸张、装饰性强

古代梅山人骁勇善战，富有反抗精神，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者眼中，属于“开化”较晚的地区。据史料记载，晚唐时梅山很长时间“为蛮所据”，不听朝命、不服州统、不为县辖、“不与中国通”。今安化县境史称“梅山蛮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中期。正是这种对中原文明的不断反抗与碰撞，造就了梅山剪纸独特的审美特征。

与中原地区剪纸往往总体细腻、精致不同，梅山剪纸对其对象的塑造质朴而夸张，能够用拙朴而简洁的手法更加写意地塑造各种角色。其造型元素更加质朴，有种“大巧若拙”的美感。在塑造角色时，梅山剪纸多采用夸张的手法，以夸张为美。与此同时，在对一些细节的塑造上，又可以看出受中原艺术形式的深刻影响，梅山剪纸不失细腻，如塑造花、云等形象时，手法非常精致。由于造型的质朴、夸张，使梅山剪纸的装饰性更强，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能够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二）梅山剪纸的神秘之美

梅山剪纸与民俗、宗教密切相关，尤其在古代，剪纸的内容样式因使用场合不同而具有严格的规定。宗教和民俗是梅山剪纸艺术的源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梅山剪纸所承载的内容和形象往往给人以神秘之感，而神秘是美的一种形式。在梅山文化中，与剪纸有关的类似宗教与巫术的活动有很多。常见的活动有“受惊”“打符”“招魂”等。

与宗教、巫术以及民间传说的密切联系，梅山剪纸一方面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带有神秘感；另一方面，在形象塑造、造型元素等方面也往往更加夸张独特，使人相信鬼神之力，产生发自内心的敬畏。

梅山剪纸植根于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之中，与安化梅山地区的传统民俗、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梅山剪纸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质朴、粗犷、神秘而又不失细腻，是民间艺术的杰出代表。

参考文献：

[1]熊莹，陈飞虎，张雅妮.湖南梅山婚丧剪纸的民俗文化内涵与现代艺术演变 [J].装饰，2014（2）.

[2]李曙光，曹隽平.五彩斑斓的人生剪影――记剪纸大师向亮晶 [J].文艺生活，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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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Guanzhong area is one of th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reas. Its residence contain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precious wealth of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the shape、the layout、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form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relation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关键词：关中地区、民居、建筑特征、文化

Keywords：guanzhong area、residence、architectural features、culture

中图分类号：TU24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关中地区位于中国西北部、陕西中部，因居东函谷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南武关，四关之中而得名。渭河东西横贯，史称“八百里秦川”。连续广阔的黄土覆盖层连绵起伏，构成了关中的地表层。在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地貌环境条件下，关中民居形成了构架民居和窑洞民居两种主要类型。据记载，古人靠近陵阜掘穴为“窑”，可以避风寒，但不防潮，于是人们便创造了“宫室”。此外，还有地上房屋，即构架民居，其地处高地势可以防潮，周围密实可以挡风，上有屋顶可以避雨。关中地区的构架民居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似乎没有很大变化，但其形制、布局及空间形态却非常丰富和具有研究的价值，是关中地区传统文化理念的集中表现。本文主要探讨构架民居在关中农村地区的发展。

一.关中的自然条件因素对民居建筑的影响

关中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因此关中民居多采用坡屋顶以利于排除雨水。“房子半边盖”，就是指关中地区农村传统房屋建筑形式。这种房从侧面看正好是两面人字形房屋的一半。下雨时，雨水朝一边流。这种—边盖的房子，农村人叫“厦房”（图1-1）。同时为适应夏季闷热及沙尘侵袭的气候条件,两旁的厦房向内单坡高耸,院落在夏季成为一个很好的阴影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要求的同时可防风沙袭击。 图1-1

二.关中居住建筑与当地文化习俗、、风水思想

2.1 关中传统文化习俗与关中民居建筑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是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夏、商之后，在约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先后有13代王朝和政权在关中地区建都。由此可知关中地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文化积淀极为深厚，传统民居也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居住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中人历代都很注重居住建筑。

关中民居在建造的过程中受风俗的影响，大体可分为几个程序：

1）择地和择日；建造房屋前，会请风水师按主人生辰八字等，来判定基地方位、地点和修筑日期。现在大多是择日，基地是依据有关部门的规划而定。

2）动土；动工前要向测定的神袛方向摆香炉贡品，在场院里挂起一块红布燃黄表，举行仪式，告知神灵，俗称“动土”。

3）起基；即打地基，也称“打夯”。

4）架梁；房屋在墙基打起后就要起架上梁，通常要举行上梁仪式。仪式一般在中午举行，届时要请人在主梁画八卦，系红布等（图2-1），贴吉祥对联，放稳大梁后，便放鞭炮庆贺。主人家一般要摆宴席宴请亲戚好友。

5）钉橼；

6）盖顶；即上好橼用和上麦秸的泥土 抹面，或铺瓦。图2-1

7)粉刷；抹泥、抹灰、装修门窗、贴地砖，墙砖等。2.2 关中地区与关中民居建筑

关中民居是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表现出“深宅、窄院、封闭”的空间形态。传统院落是家庭社会伦理观念的产物，院落空间在性质上就是伦理空间，严格的等级秩序、明确的轴线关系、窄长的院落空间以及院落空间的纵向推进。这种模式一方面体现了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结合。

院落空间首先讲尊卑等级秩序。也就是讲“礼”。尊崇礼教成为院落功能布局设计的基本原则。现如今关中院落庭院建筑也大体遵循这种长幼有序的居住秩序。

其次，院落空间重礼仪规范。关中窄长型的四合院用于礼仪、农作，聚会活动的面积超过用于起居生活的面积。

再次，关中民居的布局形态与人们的封闭传统意识也是分不开的。一座宅院几乎被房屋围满,院墙很高,宅院两侧的厦房都是“一边倒”,山墙向外,这和防御也许有很大的关系。院内所有的房屋都面向院内,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与“外隔绝”空间。

2.3 关中地区风水思想与关中民居建筑

阴阳哲学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民居建筑文化也是如此。风水思想视住宅为“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空间模式与伦理关系，祈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关中民居的院落空间，其庭院的构成与空间组合，非常注意阴阳法则。首先，院子在形态上是由四周房舍相围合，外“实”内“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其次，依据“门堂制度”，在轴线主导下次第排到门屋和正堂，再配以两厢，而“门堂”这一主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两厢的配置上形成第三对阴阳关系，以横轴线贯之。而在纵横轴线交织控制的院落关系之中，纵为主，横为次，形成第四对阴阳关系。

三.关中民居建筑特色

韩城党家村选址合理，房屋建造符合传统阴阳八卦之说，有很高的研究鉴赏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村中有建于600年前100多套四合院和保存完整的城堡、暗道、风塔等建筑以及祖谱、村史，被专家称为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党家村融合中国文化、建筑之精华，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扶风温家大院是一所典型的关中古民居，它的平面与空间结构属于中国传统四合院模式，布局由前向后依次为：门房、庭院、正房和后院。庭院两侧两栋单坡顶厢房组成四合院，由4个建筑风格一致的多进式院落连接为一体，组成一个建筑群。从门窗、墙壁到方砖瓦片都体现了关中人雕刻技艺的精湛。在温家大院，建筑雕刻装饰是宝鸡民居的一大特色，赋予了关中民居独有的艺术、文化气息，是我国建筑文化的宝贵遗产。

四.当今关中地区民居建筑的发展趋势

现代关中民居从传统民居发展而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有选择的保留其精华部分，改善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部分。一方面要传承关中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建筑艺术特色，发扬关中地区传统民居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适应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更高层次要求，借鉴传统民居的技术价值。

现代关中民居建筑受到外来建筑材料和建筑类型的影响，越来越少的保留其独特的建筑特色，只是一部分建筑文化习俗得以保留，其民居建筑类型越来越趋于大众化。因此，在关中地区我们有必要探索和设计出反映当代关中人民和关中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以传承关中文化和关色，弘扬中华民族多样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特色。

建筑是人类一项重要的创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的记录。建筑的发展起始于民居，民居的发展记载着历史。由于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形成了关中民居特有的建筑艺术特性与风格。正是关中5000年的历史积孕、文化沉淀，筑就了关中民居的恢弘，使其成为我国民居建筑中的奇葩。作为陕西乃至全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我们应保证关中民居建筑的发展，为关中文化及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1.《浅析陕西关中构架民居文化》武联、霍小平，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9第3期

2.《关中传统民居空间形态解析》郑鑫、邸芃，新西部下月刊，2010.07期

3.《山西传统民居》颜纪臣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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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洛阳桥石塔 建筑特征 文化底蕴

检 索：.cn

洛阳桥位于泉州市洛阳江入海处，是我国保存年代最早的跨海式石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洛阳桥始建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嘉四年（1059年）竣工，全部为花岗岩石砌成，工程浩大。关于洛阳桥的建筑构造与技术水平，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过探讨，但位于桥边的八座石塔却较少有人关注，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希望探析洛阳桥石塔的建筑特征与文化底蕴，有利于进一步开发与保护洛阳桥。

一、洛阳桥石塔的建筑特征

洛阳桥八座石塔涉及五种类型，分别为楼阁式塔、宝箧印经式塔、五轮塔、经幢式塔与文笔塔。为了研究方便，笔者根据塔所在位置、塔的样式及塔身雕刻等，对这八座塔分别取名为桥北一号塔、桥北二号塔、月光菩萨塔、阿育王塔、桥南塔、十方塔、镇风塔和陀罗尼经幢塔。

（一）楼阁式塔

桥北一号、二号塔和十方塔均为楼阁式塔，造型清秀挺拔，结构严谨，具有典型的南方建筑风格。其中桥北一号塔与二号塔相互对称，建筑样式与构造相同，八角五层，通高5.3米，单层须弥座，转角有负塔力士。塔身层层略有收分，塔檐为仿木结构，出檐做成翘起的挑角，呈曲线状，檐顶雕瓦垅，塔壁各层相互间隔的四面刻有佛菩萨头像或禅定佛像，塔刹为圆柱形。洛阳桥这三座塔体现了泉州地区实心楼阁式石塔的基本特征。[1]

（二）宝箧印经式塔

月光菩萨塔与阿育王塔属宝箧印经式塔。其中月光菩萨塔高3.5米，双层须弥座，第一层素面无雕刻，第二层每面有四个佛龛，内刻结跏跌座的佛像。四方形塔身的西面雕月光菩萨头像，南北两面刻佛教偈语，东面为梵文，德宇处雕有花卉图案。塔刹为圆盘基座，五级相轮，宝葫芦形刹顶。月光菩萨塔与阿育王塔继承了五代吴越国金涂塔造型的基本特点。[1]

（三）五轮塔

桥南塔为五轮塔，高5.3米，双层须弥座，第一层六边形，素面无饰，第二层圆形，上下枭分别为仰覆莲花瓣，束腰为金瓜形态，其六条棱角用凹陷刻纹取代，分离如瓜瓣，瓣面呈狐形。塔身接近椭圆形，西面有一个石窟，里面供奉观音像，塔檐六角仿木构，塔刹为圆盘基座，三级相轮，宝葫芦刹顶。

（四）经幢式塔

陀罗尼经幢塔通高3.5米，为单层圆形须弥座，浮雕双龙戏珠。幢身八角三层，第二层上面雕有经文，一、二层中间以宝盖相隔，雕刻仰莲造型，第三层每面雕刻佛像。二、三层中间及三层顶部各有一层八角形宝盖，刻成屋檐状，塔刹已毁，整体造型端庄而秀美。[2]

（五）文笔塔

镇风塔为近代重修，高3.5米，造型颇为奇特，是一座表面光滑，没有任何装饰的圆锥形建筑，这种造型在福建300多座古塔中是极其少见的，更接近文笔塔的特点，应该是受到中原地区文笔塔的影响。

洛阳桥石塔完成于大桥竣工之后，除了镇风塔，其他基本都是南宋时期的建筑，造型已逐渐摆脱唐代刚健宏伟的样式，形成线条明快且富于变化的建筑风格，整体造型比同类型高大的塔均有所简化，体现了宋代泉州石构建筑和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

二、洛阳桥石塔的文化底蕴

洛阳桥石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浓缩了宗教、历史、美学、民俗等诸多元素，见证了洛阳桥兴衰沉浮的沧桑历史。

（一）风水文化

自从塔传入中国以来，从朝廷到民间不断建造佛塔，这些塔均具有佛教意味，但到了宋代以后，由于佛教与儒、道两家学说相互融合，塔的功能也增多了，出现了许多改造风水的塔。洛阳桥南北桥头共有四座塔，还有四座位于中洲岛桥头两旁，反映了我国风水塔建造位置的特点。根据传统风水学原理，在洛阳桥建塔主要起到3个作用，1、可平灾，保护石桥和过往行人。2、能镇住洛阳江出水口的龙首，使当地的财水不外流，保佑居民能够一帆风顺。3、兴当地的文运，盼望人才辈出。

洛阳桥石塔中有两座是宝箧印经式塔，用宝箧印经塔做风水塔在福建是有先例的，如与泉州相邻的仙游县早在五代时期就建有一座宝箧印经塔――天中万寿塔作为风水塔。月光菩萨塔上的种子图代表了“五方佛”，看来人民希望借用五方佛的法力保护石桥，福佑过往群众，而阿育王塔四转角刻有金翅鸟，传说这种鸟是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为众鸟之王，以龙族为食，能镇压海里兴风作浪的恶龙。洛阳桥石塔中，镇风塔是最纯粹的一座风水塔，这座圆锥形石塔外形如笔峰般挺秀，更能传达出文笔峰“彰文明，培风水”的意蕴，具有镇台风、祈求金榜提名，官运亨通的儒教与道教的思想。

洛阳桥石塔被认为是早期风水塔的代表，是一种消灾镇邪之塔，表现了人们趋吉避邪的美好愿望。这八座塔以佛教的建筑形式来表达中国传统风水学理念，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与广博性。

（二）宗教文化

洛阳桥石塔既是风水塔，又是佛塔，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内涵。

月光菩萨塔上的月光菩萨原是药师佛的胁侍，又称月净菩萨，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俗神之一，雕刻月光菩萨像，说明当地民众对此尊菩萨的崇敬与信仰。月光菩萨塔北面刻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常住三宝”等字，这是佛教里著名的一首偈语，告诫人民看破红尘，早日修道，而南面塔壁刻有“诸佛出世，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使得清净”等佛语，直接以文字表明佛教的基本目的与教义。阿育王塔塔身四周的佛本生图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而且更有宗教寓意，宣传佛祖为了众生不惜舍身相助的自我牺牲和忍耐精神。十方塔塔身上刻着的“十方三世一切佛”出自佛经后面的回向偈，三世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十方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表示诸佛无处不在，见此塔如见佛。桥南塔为五轮塔，而五轮塔与宝箧印经塔一样包含密教教义。陀罗尼经幢塔在佛教中原具有灭罪和追荐亡者的作用，联想洛阳桥附近曾淹没过许多过江的行人，在此建经幢塔也就合情合理了。

作为风水塔，这些石塔同时具备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内涵，如镇风塔具有祈求文运的儒家精神和镇煞压邪的道家思想，是儒、释、道学术观念相互融合的建筑物，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反映了佛塔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三）雕刻艺术

洛阳桥石塔上的雕刻十分精彩。阿育王塔塔身四面开圆拱形佛龛，龛内分别是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图、菩萨以眼施人图、摩诃萨舍身饲虎图和月光王施宝首图等佛本生故事浮雕。其中菩萨以眼施人图里端坐中间的菩萨袒胸露腹，头部微微向前倾，右手抬起，右腿弯曲，造型逼真，四周的信徒们纷纷礼拜，人物动态各异，端庄古朴，有清秀之感。桥南塔须弥座鼓形束腰和塔身上的护法神横眉立目，威风凛凛，挥舞着手中的降妖兵器，仿佛在驱赶敢于前来破坏大桥的魔怪，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其他如桥北一、二号塔的佛像与力士雕刻，线条古朴简练，形神兼具，惟妙惟俏。[3]

洛阳桥石塔的雕刻艺术，集中体现了浓厚的佛教文化，虽是宋代作品，却继承了唐代雕塑的风格，既有外来文化影响，又具地方特色，带有明显的世俗化情节表现。

（四）历史与考古研究

每一座塔都在诉说着曾经的历史，通过研究洛阳桥古塔，可以了解洛阳桥早年建造的一些状况。

作为护卫桥的风水建筑，塔的数量和类型都是有限的，也就是两到四座，而且样式较少，一般为一到两种，但洛阳桥石塔的数量与建筑型制较多，这是很少见的，反映出洛阳桥建造者身份的复杂性。可以看出，洛阳桥的建成，凝聚了多方面的力量，这些人各自的信仰不同，许多人都希望在桥边建自己所崇敬和喜爱的塔。因此，洛阳桥石塔的建筑呈现出多样化的样式，其多元化的特色，反映了各阶层人士的思想观念。

月光菩萨塔东面上有描红的字符，为佛教梵文的“种子字”，一般被认为是人们常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有祈福，求吉祥如意的寓意。“种子字”是生起一位圣尊的“种子”，在密教中，表示佛、菩萨等诸尊所说真言之梵字。每尊佛或菩萨都有其特殊的证悟或所住的法门，都有“种子字”。月光菩萨塔上的这些神秘梵文还有待历史专家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洛阳桥石塔具有深厚的历史和考古价值。

（五）文学价值与民风民俗

名胜古迹可以激发文人们的文学灵感，洛阳桥及其石塔也引来了许多诗人为之题诗，千百年以来，历代文人骚客歌颂古桥与古塔的诗词精彩纷呈，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八闽通志》载洛阳桥诗二章，诗云：“一望五里排琨瑶，行人不忧沧海潮，憧憧往来乘仙飙，蔡公作成去还朝，玉虹依旧横青霄，考之溱洧功何辽，千古万古无倾摇”，歌颂了蔡襄建桥的功德成就。

这些古塔还体现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据说每年农历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生日，此神为泉州沿海人民心目中崇拜的海神之一。在这一天清晨，泉州沿海地区的民众，用轿子抬来村中敬奉的玄天上帝、妈祖等神像，来到洛阳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渔船出海平安，子孙多福。

洛阳桥及其古塔还有许多古老优美的传说，如“蔡襄母亲渡河遇风浪”、“义波和尚舍身助建桥”、“吕洞宾、铁拐李和张国老三人一目仙”以及“观世音菩萨凑钱”等众多动人故事，这些迷人的传说为洛阳桥和古塔增添了许多文化内涵。

三、洛阳桥石塔的保护措施

由于洛阳桥古塔大都年代久远，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普遍都遭到一些毁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1：部分石塔塔身破坏严重。2：虽然部分塔有所修复，但有些不合理的修补破坏塔的整体造型。3：塔的周边环境遭到破坏。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三点保护措施。1：定期进行科学观测，包括塔身裂缝、倾斜、沉降等方面。2：平时做好经常性的维修工作，包括对塔四周杂草的清除、及时修补塔的裂痕等，使古塔存在于一个优美的环境里。3：做好周边民众文物保护意识。

结语

洛阳桥石塔以小巧而优美造型，独特的装饰、古朴的风姿，矗立在洛阳桥两旁，它们继承了我国传统古塔的建筑样式，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改造与创新，体现了古代泉州地区高超的石构建筑技术水平，蕴藏着特殊的社会历史性和风土性背景，是泉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注释

[1] 张驭寰：《古塔实录》，81～93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篇14

关键词：地域；特征；东北；秧歌；风格；形成；意义；关系

中图分类号：J722.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256-01

地域性特征与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地域性特征指导着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东北秧歌舞蹈风格又是地域性特征的最有力体现。二者的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最佳艺术辩证的关系。

研究探讨这二者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对于地域性特征，还是对于东北秧歌舞蹈的提升与深化、繁荣与发展，都具有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价值。为此，本文专门研究探讨这一重要艺术命题，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来说，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理论层面，进行“断层扫描”式的系统化解析与研究。

一、地域性特征的重要意义

研究地域性特征与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全面认知地域性特征的重要意义。

地域性特征主要指的是地域性文化的特征，而地域性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特征愈鲜明，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愈强烈。而民族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思想之基。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以民族为主流和主导。而一切文艺作品，也都以民族性作为生命与灵魂。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赫尔岑明确地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1]

对于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鲁迅先生说得十分精准透辟：“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的确如此，地域文化常常是民族文化的亮点与支点，许多文艺经典之作，都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的魅力。“自有文艺始，便有文艺的地域性及相应的文化意蕴。《诗》三百篇，地道的黄河文化，北方风情；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属楚文化，南国韵致。考证家说，《金瓶梅》，山东味儿；《红楼梦》，京味儿。此外，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诸位大师的作品，又何尝不是文化内蕴丰厚的地域文学之作。”[3]同样，仅就秧歌而论，在我国就有陕北秧歌、山东秧歌、河北秧歌、东北秧歌等多种，也都以地域文化特征各尽其妙、各放其辉。

由此可见，地域性特征的确对文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得更直接一些，地域性本来就是文艺的生命与灵魂，这是勿庸置疑的。

二、东北秧歌舞蹈的地域风格

在东北地域文化特征的制约、指导、影响下，东北秧歌舞蹈形成鲜明的东北地域风格。

首先，东北秧歌产生于东北，带有东北地域文化的先天性艺术基因，据清人杨宾所著《柳边纪略》一书所载，东北秧歌舞蹈的产生大致情况是：“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巳。”[4]从中可知，东北秧歌产生于关东（边外）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有俊扮（妇女）与丑扮（参军）两种角色，而且载歌载舞，但以舞蹈为主。

后来，东北秧歌得以发展繁荣，并形成一整套表演程式与模式：秧歌队表演分“大场”与“小场”两种，“大场”是集体舞蹈，队形变换有“编蒜辫”、“卷白菜心”、“走剪子股”、“珍珠倒卷帘”等。“小场”表演歌舞小戏或演唱东北民歌中的小曲小调，如《瞧情郎》、《丢戒指》等。舞蹈基本动作是“秧歌步”。

由此可见，东北秧歌舞蹈的地域风格，与东北地域特征同步一体。

三、地域性特征与地域性舞蹈风格的关系

地域性特征与地域性舞蹈――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方面，东北地域文化特征中的“傻大黑粗”影响、制约、指导了东北秧歌舞蹈粗犷豪放、土野火爆、热烈自由的风格的形成与确立；另一方面，东北秧歌舞蹈的这种风格特色，又是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具体体现与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赫尔岑.往事与沉思[J].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鲁迅.致陈烟桥[J].鲁迅全集[M]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张葆成.黑土戏剧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