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5:05:3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科技强国战略的基本举措,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人才;建设;工作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108-03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自助为宗旨,提升民政工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综合运用各种专业知识、理论和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改善民生问题、帮助有需要的个人、群体、家庭等,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以此减少社会矛盾、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专业化的职业。因此,我们不断要求社会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主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创造新经验。同时,还要掌握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因此,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实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的美好愿景,这也是一项职责光荣、任重道远的工作,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分析
(一)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由于社会工作人才是具有一定技能的管理与服务专业从业人员,是乐于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专业从业人员。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人才强国”的理念,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高度重视并努力完善社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具有创新意识,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社会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营造诚信友爱良好社会氛围,以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转变我国社会管理、经营和服务方式,构建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相适应的用人机制,增强社会服务基层力量,不断提高整体社会服务水平都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站在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工作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建设、改善民生问题、完善社会管理、减少社会矛盾,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高度来认识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性。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体现
1.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在强化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促进我国经济不断繁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构建以及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与关系到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而且是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培养好一个高层次、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就可以带动一个专业的人才群体,就可以带动和促进整个人才队伍建设,就可以帮助老年人、残疾人、城乡困难群体、妇女儿童等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由此看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工作最终要由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来承担。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社会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使社会工作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我们还有必要把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社会人才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促进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前进,以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2.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不断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人才队伍,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弘扬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良好风气。同时,我们还要把尊重社会工作人才、爱护社会工作人才、服务社会工作人才、促进社会工作人才的全面发展作为政府人才资源开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还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人才有优点,也有缺点,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必须按照更高的标准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目前,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和实施,以及人才规划各项重大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的全面启动,用于指导全国和各地方人才工作的人才战略监测评估工作日益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扩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总量、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素质、保证人才强国战略稳步推进及人才规划确定的各项战略目标如期实现,我们就要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和完善人才强国战略的科学评估体系,不断优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结构,营造环境,创新社会工作人才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总结激励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提升、推广,以取得更大的人才工作成效。
摘要: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本文就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战略选择谈几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建立
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等机构也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也应积极制定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1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应包括3方面实际内容: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使这些成果产业化。这3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基本完备,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造成果的法律措施,缺少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桥的法律措施,将很难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的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就更不容易做到。第一个方面的法律体系很必要,但如果第二与第三个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不配套,会使我国处在劣势的竞争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会受阻。
2中国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可包含两个层面,即国际战略层面和国内战略层面。
在国际战略层面,我们要注意把握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动态,积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针对TRIPS协议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把发展更公平、更公正、更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体化,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在知识产权法一体化、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理所当然应遵守《知识产权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必过于攀高,而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在国内战略层面,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从战略的主体角度来看,可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地区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四个方面。对于四者的关系,要使国家的宏观战略与企业的微观战略相结合,行业间的战略与地区间的战略相协调;国家战略是对地区战略、行业战略和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方略,企业战略是对国家战略、地区战略、行业战略最终落实的基础,而行业地区战略则是联系或指导其他战略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建立
Abstract: At present, US and Japan, Europe and so on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y in abundance draw up either soon draw up our country or this lo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this article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primary coverage, the strategic choice discussed that several spot inpidual view, only supplies the reference.
Key w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establishes
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等机构也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也应积极制定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1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应包括3方面实际内容: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使这些成果产业化。这3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基本完备,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造成果的法律措施,缺少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桥的法律措施,将很难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的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就更不容易做到。第一个方面的法律体系很必要,但如果第二与第三个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不配套,会使我国处在劣势的竞争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会受阻。
2中国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可包含两个层面,即国际战略层面和国内战略层面。
在国际战略层面,我们要注意把握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动态,积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针对TRIPS协议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把发展更公平、更公正、更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体化,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在知识产权法一体化、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理所当然应遵守《知识产权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必过于攀高,而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在国内战略层面,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从战略的主体角度来看,可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地区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四个方面。对于四者的关系,要使国家的宏观战略与企业的微观战略相结合,行业间的战略与地区间的战略相协调;国家战略是对地区战略、行业战略和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方略,企业战略是对国家战略、地区战略、行业战略最终落实的基础,而行业地区战略则是联系或指导其他战略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创新;人才;理念;途径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5)08-0010-02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在继续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我国人才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证。
一、人才强国战略突显提升了人才发展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要落实到人的发展问题上。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突显了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确立了人才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1. 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当今时代,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才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是人才认识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知识对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掌握知识的人才必然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人才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力量,掌握先进科技的人才必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财力、物力等不同资源中,人才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人才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能将社会上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同时,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决定着对其他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只有重视人才资源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2. 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人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的发展经历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之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能仅依赖物质资源为主,而应该转向以人才资源为主。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如何将这一人力优势变为人才优势,是我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升我国人才资源整体实力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保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
3. 人才强国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
把人才开发提到强国战略的高度,是我们党立足国情、面向未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和要求上,突出了科技和人才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高瞻远瞩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了人才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只有通过培养、引进和使用大量高素质的人才,科学发展才有实现的保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紧紧把握科学的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广大人才的共同努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可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理念
应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人才发展新理念,即发展要依靠人才,发展要提高人才,发展要尊重人才,发展要服务人才。
1. 坚持发展要依靠人才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发展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人才是在人民群众之中,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人才强国之路。坚持发展依靠人才,可以缓解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压力,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人才的最大特征是创新。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要从政策上、制度上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坚持发展要依靠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2. 坚持发展要提高人才
发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又需要不断提高其素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二者是统一的。人才素质的提高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而社会的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才的素质,就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高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在全社会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鼓励各类人才参加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要为各类人才的成长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不断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实现人才的自由全面发展。
3. 坚持发展要尊重人才
坚持发展要尊重人才,应始终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原则。劳动是核心和基础,知识是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人才是知识资源的载体,创新是人才的本质属性,四个尊重是一个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四个尊重,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才,要尊重人才的个性和人格;尊重人才,要尊重人才的选择和需要,要满足人才发展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促使人才能更好地发挥价值;尊重人才,要尊重人才的劳动和创造。人才在劳动和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人生价值。人才在获得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感和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后,能释放出更大的动力,继续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4. 坚持发展要服务人才
坚持发展要服务人才,要切实按照人才发展的需要,促进人才更好的发展。树立服务的理念,就是要从思想上、生活上、事业上、制度上给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要在思想上关心人才,加强沟通,增进理解,保障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要带着感情从生活上关心人才,想人才之所想,帮助人才解决后顾之忧,使人才能全力以赴干好事业。要积极为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以事业来吸引人才,不断激发人才的贡献热情和创造潜能。要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制度,形成人才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创新人才发展的几个重要途径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实现我国人才队伍的大发展,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要综合培养社会所需各类人才
要统筹兼顾各类人才队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要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育人为本,德育优先,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和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各类人才工作的开发培养,需要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一要构建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体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高校要紧密结合社会所需特别要对急需紧缺人才加大开发培养,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加强学生实践能力锻炼,造就一批批社会所需人才。职业院校要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造就出我国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体系相互配合与补充,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二要积极进行专业培训。按照各类人才教育需要,积极进行培训工作,如开展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三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进一步强化终身教育的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人们自发学习的良好氛围,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通过不同方式、途径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2. 要着力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人才在人才竞争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国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是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我国的教育要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首先,要培育学生对创新的认同意识。我们要提高学生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学生创新的信心和热情。其次,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卓越的独立见解,一丝不苟的恒心和丰富的幻想等品质。最后,要有创新型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学校教育中要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大胆动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再丰富,再升华。通过以上努力着力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大批创新人才。
3. 要健全完善人才建设的机制、体制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推动人才发展的动力,坚决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形成一套健全完善的人才建设的机制、体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发展的机制、体制,有利于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活力。为此,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创新:一是创新人才培养开发机制。坚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完善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构建人人能够成才、人人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二是创新人才评价发现机制。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做贡献,人人都能成才。三是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要建立目标明确,公开公正的科学选拔制度,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创新人才流动机制。要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人才市场服务建设,达到实现人才自身价值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人才流动机制。五是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要以鼓励劳动和创造为根本目的,要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人才的有效激励。只有从以上五个方面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人才建设机制,才可能实现人才工作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慧琳.人才强国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J].甘肃科技纵横,2006(05).
[2]袁贵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J].求是,2005(22).
[3]邱圣宏.以科学发展观推动人才队伍又快又好发展[J].中国人才,2007(11).
未来将进入互联网经济时代
目前,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拥有较好的发展环境,网民数量和移动手机用户数量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6年末,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和,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
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发展潜力巨大,政府也愈发重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并将“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互联网+”被视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互联网产业发展由此具有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过去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持续发展,互联网投资逐渐回归理性。艾媒咨询分析师娄梅静对《经济》记者表示,接下来中国互联网行业整体上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的发展态势,理性的互联网投资状态有利于整个互联网行业踏实稳定地前进。
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移动终端+细分板块”对人类生活及思维的影响加大,并不断涌现出春雨医生、ofo等独角兽企业。盈灿咨询高级分析师张叶霞对《经济》记者称,未来中国互联网除了继续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实现万物互联外,甚至可能全方面地引导全球发展。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大多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目前几乎都超过了50岁。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理事李高阳告诉《经济》记者,21世纪的前10年,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跑马圈地,形成较为鲜明的业务边界,并陆续登陆资本市场。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越碓蕉嗟挠判阒泄互联网公司崭露头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共同发起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于近期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互联网创新发展,为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助力,为网络强国战略服务;将秉持“专注专业、引导引领、扶优扶强、共享共赢”的投资理念,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实施市场化运营和专业化管理,聚焦互联网重点领域,推动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娄梅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事件。“首先,这是国家以资本方式推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是国家资本对互联网这一重点行业的战略性进入,符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
其次,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以经济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以强大的资金实力为基础,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谋求推动有潜力、符合国家战略要求的互联网企业的长远发展。推进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促进国家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应是其主要投资宗旨。
“国家队”入场是基金的“助推器”
在业内人士看来,千亿元规模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入场,对互联网板块来说是重大利好,对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能产生重大影响。
易观金融高级分析师李子川对《经济》记者表示,互联网投资基金的设立有利于在政策层面上从资金角度引导产业发展,保障互联网产业内生态结构的持续优化;对于金融机构与企业,能起到核心的桥梁作用,在投资基金的带动下,有利于金融机构服务的市场化延伸,并能解决目标企业的资金之痛。
格上理财分析师丁玲对《经济》记者称,除了有利于引导行业发展,优化互联网创业创新环境,支持互联网创新发展,互联网投资基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推动互联网普惠大众。
参照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对电子板块的利好情况,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对互联网板块也构成相当程度的利好。张叶霞表示,拥有核心技术或大数据资源的上市公司会有较好的定向增发对象;非上市企业在IPO(首次公开募股)或Pre-IPO(投资于企业上市之前)的过程中,也可能得到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青睐。
另外,李高阳表示,由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发起成立该基金,标志着“国家队”进场,这对整个互联网生态格局和基金的各个参与方都带来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将秉承“三个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战略导向,把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作为首要任务,贯彻投资运营全过程,通过市场化方式培育壮大互联网企业;二是坚持市场化运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搭建组织架构,实行所有权、管理权、托管权相互分离,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积极有为地参与市场竞争;三是坚持专业化管理,遵循互联网发展和投资决策规律,组建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团队,建立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和科学的风险防控体系,用专注精神专业性地开展投资运营活动。
这对于互联网产业处于各个生命周期中的企业来说,均是利好。李高阳对记者称,从培育孵化,到扶持成长、发展壮大,再到走向国际,最终实现网络强国,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影响深远。“对于参与基金发展的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来讲,则能够创新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实现业务的多样化和利润来源的多元化,与优秀互联网公司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注入互联网板块,会加快行业的发展与更迭,建立产业优势,为新一轮技术驱动增加动力。“而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将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有关企业的效率,用互联网思维优化传统行业的价值链体系,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丁玲如是说。
“大智移云”将成互联网行业重点领域
有消息称,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首期300亿元资金已认缴到位。此外,还与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3家金融机构签署投贷联动协议,为所投企业提供银行授信、金融服务等一揽子支持举措,授信总额达1500亿元人民币。
娄梅静表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此举一方面体现出了国家对互联网市场的重视,对于整个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企业而言都是一个助推器;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具有资本等多方面优势,对于符合其投资理念而又潜力巨大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其发展。
李高阳认为,资本界跑马圈地的烟尘已经腾起,下一个风口在哪,下一个独角兽公司是谁,这是当下资本界对互联网行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千亿元互联网投资基金将投向哪些互联网领域的问题,业内多有猜测,那么,如此巨额资金的投向究竟是哪里呢?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选择目标企业的基本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合国家战略要求,目标企业所在行业或领域应是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的;二是目标企业在行业内或细分领域发展突出,代表了本行业领先科技成果和发展趋势,未来具有高成长性;三是目标企业应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自觉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选择的投资领域,一方面要与市场整体发展情况相契合,另一方面还有出于国家全局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娄梅静认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将会聚焦于以下几大方向,一是具有长远发展潜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型企业;二是产业融合类企业,以互联网行业发展带动所在产业的发展升级;三是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领域,也将成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重要投资领域。
从互联网金融的角度看,2016年借贷领域的投资热度稍有下降,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细分领域,数据、信息、技术服务等在行业中的关注度有所提升。李子川认为,这些是金融科技未来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金融普惠的现实基础,A计是该类投资基金关注的重点。
丁玲表示:“绝大多数机构认为具有先进或独创的优势业务及技术的公司将会是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上,其他细分板块也会有部分资金流入,促进整个行业系统协调发展。”
张叶霞分析道:“从这只基金的股东背景和政策期许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可能是其关注重点。”另外,与普惠金融关联密切的互联网金融也有望成为投资重点。
李高阳也表示,在未来产业中,“大智移云”,即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这四个领域,是互联网重要的技术载体和推动力,是构建未来互联网生态格局的重要依托。
人工智能成互联网领域投资理想选择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发生,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表示,其背后的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收入水平提高。2010年以来,我国在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电子及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发展催生了一大批高技术产业龙头。同时,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也将推动消费型产业不断升级。而随着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新兴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出现,推动着娱乐、教育、休闲、电子等行业的迅猛发展。
大多数投资者对于今年的整个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很是看好。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今年互联网领域在相关概念股、主题基金等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呢?对此,丁玲表示,部分私募机构认为,经过2016年的调整,目前互联网板块估值基本处于正常水平,而互联网行业的高成长性是其投资价值的根源,高成长的互联网企业会被私募机构持续关注。“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已处于爆发前的潜伏期,产业整体发展良好,吸引大量的资金、人才流入,具有较大的投资机会。”
在2015年和2016年,众多互联网垂直细分领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巨头收购和并购,剩余的独角兽企业也都在积极推进上市计划。张叶霞指出,以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互联网投资已经进入一个瓶颈状态。“从今年开始,互联网投资会更加关注技术变革、硬件创新、基础框架等方面。”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当注意甄别互联网相关概念股和主题基金的具体细分类别,谨慎操作。
今年,整个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将继续保持理性。娄梅静也建议普通投资者正视风险、量力而行:“据艾媒咨询对过去市场的观察,目前移动互联网各领域中较为受资本关注的,除了人工智能,还有企业服务、虚拟现实等,这些也可能成为本年度在互联网领域中投资较为理想的选择。”
一、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一)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紧迫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要求“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要战略举措。从宏观上看,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成功与否,决定21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从微观上看,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一种以权利保护为重要内容的整体战略,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多的是与国家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等相关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紧迫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1.是应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科技革命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保护、运用能力。知识产权成为国与国竞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知识产权跨越国界的流动越来越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也越来越多,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国际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必须全面深入地梳理我们的“家底”,看清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趋势,做到“知己知彼”,科学系统地规划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方向、策略和道路。可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科技革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是鼓励创新,它通过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来激发人们的发明创造热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3.是统筹谋划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优化知识产权资源配置的需要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极为分散,直接管理知识产权的部门近十个,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管理部门有二十几个,此种格局不利于各种知识产权管理资源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我国知识产权区域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全国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这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极大的相关度。正因为这样,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更需要、更应该发展知识产权,以驱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必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得以实现。
4.是加速科技进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科技进步的模式有三种:经验积累型、科技攻关型和专利制度型。历史经验表明:科技攻关型适用于非市场化的技术,它能够使一个国家技术追赶阶段在一些重点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但是它对于市场化技术、特别是开拓性技术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这种模式无法取得全面的技术进步。专利制度型适用于市场化技术,它能够自动调整技术发展的方向,能够充分调动、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本、技术资源,能够加速技术信息的传播和利用,使一个国家在市场化技术方面快速取得全面的进步,并可持续,但其对于非市场化技术基本没有作用。可见,我国要加快科技进步、全面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大力实施专利制度型的模式,确保专利制度的良好运行。
5.是科技资源、优势传统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我国的发明专利拥有量、特别是在国外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与我国科技资源不相称,我国的科技资源较为丰富,但在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中,来自国内的申请量并不占绝对优势。在2007年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5.3060万件,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62.4%;国外发明专利申请量为9.2101万件,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37.6%。同时来自国内的申请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个人申请,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只有三分之二。[1]此外,我国的PCT申请量2008年达到6089件,居世界排名第六位。这些专利申请经过审查,真正能够获得授权的就更少。此外,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所集中的领域主要是中药、软饮料、食品等,不属于富有市场潜力的高新技术领域,这种状况与我国拥有的科技资源非常不相称。同时我国占据优势的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等资源难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发挥,必须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二)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和内容
2005年初,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知识产权局、工商总局、版权局、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等33家中央部委办局共同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包括《纲要》和20个专题的研究制定工作,即“20+1”战略。一个大纲是指总体的一个纲要,下面分成20个专题,这20个专题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以及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2008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纲要明确将知识产权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该纲要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路径图,同时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纲领性文件。
1.知识产权的战略目标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以培育和发展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为龙头,以大幅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为核心,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能力为重点,以推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为目的,以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为内容,实现我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到知识产权强国的转变。使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真正做到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服务。
2.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内容
战略具有系统结构,它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途径、战略方案、政策法规、动态调节等。战略思想是一种总体考虑,属于观念范畴,是形成战略的前提,决定战略的总方针。战略目标是沿着战略思想所指引的方向实现的目标,它应符合实际,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战略途径是指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选择的有效路径。战略方案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方案、手段等。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导思想(或战略思想),根据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二是战略目标,简单地讲就是要实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的过渡;三是战略途径,实行“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抓技术引进,二抓自主知识产权;四是政策法律,要建立健全创造、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五是组织保障,明确各政府部门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责,建立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加强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六是战略方案,应指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所采取的策略、步骤和重点,包括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和硬件);七是制定面向21世纪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行业和企业制定各自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八是加速培养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提高全民的知识产权意识。
(三)已初步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体系
从纲要颁布至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进展顺利,呈全面推进态势,国务院建立了由2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初步形成在国务院领导下部际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各地区和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知识产权协作推进战略实施体系。15个国务院部门制定了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或具体工作方案;26个省(市、区)出台了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或实施意见;北京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为战略实施工程提供理论研究支撑。
从2009年开始,我国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体系为依托,连续三年施行由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28个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的,2009年、2010年、2011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以全面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水平;二是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三是积极营造有利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环境。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之后,我国于2008年7月完成了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于2010年4月1日施行新著作权法,由于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推出,有效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持续增强。以专利、商标为例,2010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当年突破百万大关,我国商标注册累计申请821.3万件,累计注册商标554.5万件,有效注册商标448.1万件,均居世界第一。“十一五”期间我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超过430万件,截至2010年底,我国的有效专利总量为221.6万件,从专利的国别特征看,国内有效专利和国外有效专利分别为182.5万件和39.1万件,分别占82.4%和17.6%。[1]
跻身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十一五”期间,我国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双边谈判,初步实现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到积极而负责的参与者的转变。近年来,通过参加实体专利法条约和专利合作条约改革的谈判,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多项谈判,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国广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文化多样性公约常会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有关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问题的磋商,负责起草相关会议方案和报告。
我国还不断加强与欧洲国家、美国等国知识产权部门的双边合作关系,同时发展和推进了与邻国日本、韩国及其东盟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并致力于开拓新的合作关系,一种全方位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布局已初步形成。
未来五年,知识产权立法将涉及商标法、著作权法修订以及研究知识产权法典的制定、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产权法律、成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等问题;知识产权执法将致力于建立起全国协调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大幅提高执法能力等,以进一步遏制假冒、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使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明显改善,知识产权权利人、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及应诉能力进一步增强,维权成本明显下降。
二、美国知识产权战略
(一)美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历史演进
知识产权战略是美国最为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之一。20世纪70年代,欧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在经济上崛起,使美国产业界感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朝野上下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结论之一就是美国在经济竞争中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在于科技和人才,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外国企业能够轻易模仿,并凭借劳动力和制造业的廉价成本优势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为此,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美国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以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成为美国企业与政府的统一战略。
30年来,美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沿着三种轨迹不断伸延:一是根据国家利益和美国企业的竞争需要,对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传统知识产权立法不断地修改与完善,扩大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技术形式不断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例如将商业方法、计算机软件、基因技术列入专利保护范围,在功能基因方面,美国专利申请已达4000多项,知识产权优势明显。二是加强调整知识产权利益关系、在鼓励转化创新方面强化立法。自1980年《拜杜法案》到1986年《联邦技术转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使美国大学、国家实验室在申请专利,加速产学研结合及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2000年10月众参两院又通过了《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进一步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科技成果运用程序。三是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7年专利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攀升,除个别年份外,美国的专利申请一直保持快速上升势头,特别是1995年以后呈加速趋势,每年的专利申请增加率接近或超过10%,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第一大专利国。2005年,美国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为20.2776万件,非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为14.9661万件,当年本国居民专利授权量为7.4637万件,非本国居民专利授权量为6.9169万件。2006年美国PCT专利申请量为4.9439万件。[2]到2007年,世界范围内有效专利的总数预计约630万件,美国专利商标局拥有的有效专利为180万件,日本特许厅拥有有效专利为120万件,美国是拥有最多有效专利的国家。[3]
美国一直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利器,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动作频频。奥巴马政府先后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国家创新战略》,在2010年6月,公布《知识产权执法联合战略计划》,2010年7月,首次提出制定《21世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综上,美国知识产权政策的核心仍然是鼓励创新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更加注重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以及政府机构的积极引导。
(二)美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的新变化和特点
1.逐步重视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的部署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就已经开始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但是美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确立该战略体系,而只是以各种各样的法案或者政策来构建该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把维护国家利益和满足企业需要作为调整政策和法律的出发点。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从连续两次《国家创新战略》到首次提出制定《21世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并且准备用文件形式确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这是美国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上最大的变化。《21世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涉及七个方面的主题:知识产权在创新和创造中的作用;促进技术创新、转移和商业化;激励新技术;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的知识产权措施;与宽带发展、国家研发基金、美国科技理工教育战略有关的知识产权;数据版权政策;执法政策。美国政府日益重视从战略角度对知识产权领域进行主动参与和积极部署,通过强调政府机构之间的协作,从国家层面整合各种资源,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继续巩固美国在世界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2.因时而变、及时修法,扩张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世界上采取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国家都分别根据各自的国情制定了不同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途径使知识产权得到最有利的保障,从而促进知识产权的创新与应用,继而带动相关经济、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因时而变,结合国际相关法规与本国自身发展的情况,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战略,及时修改法律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满足企业的需要,为适应生物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政府修改完善了《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及时将生物科技、计算机软件、电子商务、商业方法、金融产品、数据库等新技术均纳入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以求在强化原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保护本国最新的研发成果,维护知识产权安全。2008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表的世界专利报告指出,美国专利商标局在2006年受理专利申请高达42.59万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专利申请大国。[1]
3.研发经费投入额度和强度确保了科技强国的地位
美国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科技研发,R&D投入总额长期居世界第一,R&D投入强度一直在2.62%~2.75%之间上下波动,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R&D投入强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美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趋缓的结果。近十年来,美国的R&D投入强度一直保持在年平均2.62%以上,美国的R&D投入强度虽不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美国GDP总额却由1997年的8.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3.1329万亿美元,且位居OECD成员国之首,在R&D投入强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美国逐年增长的GDP总额必然带来R&D投入金额的逐年增大,2006年达到3440.82亿美元。[2]
美国研发投入绝对值的增加和强度的稳定,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关系密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9年6月的统计数据,2007年世界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量排在第一的国家是美国,受理发明专利申请件数是45.6154万件;2007年世界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在第二的国家为美国,授予发明专利15.7283万件;2007年世界国外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在第一的国家为美国,授予发明专利7.7756万件。
4.专利与标准相结合,积极推进技术标准战略
标准本来属于技术的标准化领域范畴,但是美国将专利制度与技术标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利用其技术优势进而占居知识产权的有利地位。谁掌握了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因此,美国一些高技术公司常常先把规则性的东西做成国际标准,然后把这种标准背后的相关技术全部申请专利,最终占领市场。由于专利与标准的联系日益密切,跨国公司都在力求将专利变为标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标准化成为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形式。而且,美国通过控制国际化标准为他国产品的进入设置技术贸易壁垒。美国特别强调政府对知识产权中标准化制定的介入,认为政府在签订国际协调的标准协定方面可将发挥重大的作用,政府应及早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制订标准活动。
5.推进高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跨越“死亡之谷”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把专利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称为“死亡之谷”,如果专利技术不能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跳跃,掉进“死亡之谷”就在所难免,技术转移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命题。美国非常重视高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是西方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已经达到70%~80%[3]。
对美国科技法律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政府的规范引导。通过不断制定和修改完善,美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转移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可分为五个部分: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属方面的法案;加强技术转移运作方面的法案;促进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方面的法案;加强合作研究方面的法案;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法案。二是政府对自己投入研发的项目承担成果转化责任。美国政府把科技成果转化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中,制定了有效的政策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政府支持的研究开发成果的商业化。三是通过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和实现技术转移。为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均建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的机构,这些技术转移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分析评估,帮助教授和研究人员获得专利许可,代表学校和实验室与企业界商谈技术转让事宜,并帮助企业获得技术许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技术转移体系,这一体系覆盖了国家、区域、行业以及大学、联邦实验室等各个层面。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技术转移体系,在促进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促使美国长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6.知识产权战略贯穿美国对外贸易领域
美国对外出口十分依赖专利保护,非常重视海外专利和国外专利的确权,知识产权为美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方便,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他国商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门槛。
美国专利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与对外贸易挂钩。其修订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成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特殊301条款”和“337条款”。通过专利、商标、版权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手段,限制与美国国内相关产业冲突的他国商品进口,进而达到保护其商品和产业的目的。它们是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最常用的手段,同样也经常出现在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中,到2008年,中国已经连续七年成为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最多的国家。
7.维护国家利益和本国企业利益,改革专利法案
2011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对现行专利制度实施重大改革,旨在提高专利审批效率、更好保护发明创造者权益。一是修改专利审批制度,优化专利质量和有效性。将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审查周期从以前的35个月缩短到20个月,在缩短审查周期的同时提高专利质量。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审批时间拖得越长,就意味着新发明、新产品的寿命越短。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有70万件专利申请等待处理,专利审批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二是增强申请人对审查过程的控制,积极推行各国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之间工作共享的“三轨审查制”,美国专利商标局设计的“三轨审查制”一旦实行,申请人可提出优先审查申请,从而使最有价值的发明专利投入市场的时间缩短到12个月以内。三是美国专利制度将采用“申请在先”原则,放弃“发明在先”原则。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制度都采用“申请在先”原则。“申请在先”原则程序简便,费用低廉,确保专利制度的效率和确定性,这一原则的改变,将使美国在发明创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中美知识产权战略的比较
从总体上看,中美知识产权战略的拟定与实施,对两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建设均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两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背景依据、文化基础、综合实力、主旨目的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性和比较价值,因此,运用比较方法系统梳理两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异同,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中美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的相同点
1.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目标
美国:美国是在1979年,由卡特总统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美国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以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由强转弱、面临危机的时期;还是在经济发展缓慢增长时期;以及近几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知识产权战略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定位在科技领先、全球化外向型知识产权战略。尽管每一届政府对美国的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有适当的调整,但仍然把战略目标锁定在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和贸易大国。知识产权战略一直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利器,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动作频频。奥巴马政府先后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国家创新战略》,意图通过知识产权政策的调整,以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继续保持美国科技领先地位,促进美国经济的振兴。
中国:2008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源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政策目标之需要。我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资源有限,我国不能靠牺牲环境、耗费资源、提供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国际分工与协作。二是不能走技术依赖型发展道路。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超过50%,不管是考虑西方国家维护其技术优势、限制高技术转让的基本立场,还是考虑自身经济安全、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中国都只能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1]从发展能力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4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基本达到世界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发展水平。但是,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有些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说明,我国对知识产权制度已有较大需求,对知识产权保护也具备一定调适能力。因此,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2.在国家层面上构建战略体系,政策措施积极跟进
中美知识产权战略都是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了战略体系,并采用文件的形式公布实施,同时出台相应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与之配套衔接,确保知识产权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美国从1979年开始制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当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确立该战略体系,而只是以各种各样的法案或者政策来构建该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一直到奥巴马政府,才着手用文件的形式制定《21世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该战略主要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知识产权在创新和创造中的作用;促进技术创新、转移和商业化;激励新技术;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的知识产权措施;与宽带发展、国家研发基金、美国科技理工教育战略有关的知识产权;数据版权政策;执法政策。[1]奥巴马政府先后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国家创新战略》,并且将知识产权政策作为其中的重点,知识产权政策调整主要有改革专利审批制度,缩短审查周期,提高专利质量;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合作等。2010年7月,美国首次提出制定《21世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用文件形式确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这是美国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上最大的变化。
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要求“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其意义深远。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除了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了由、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中央和国务院所属28个部委组成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28个成员单位联合制定了《2009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明确了240项工作任务,2009年底开展和完成任务200余项,其中制定修订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和规章56项,出台主要政策措施84项,开展专项行动22个,建立公共服务平台25个,有效地推动了战略实施工作的贯彻落实。2010年又联合制定了《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3.及时立法和修法,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美国:与知识产权战略相适应,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满足企业的需要,以适应生物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及时修改完善了《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不正当竞争法》等,及时将生物科技、计算机软件、电子商务、商业方法、金融产品、数据库等新技术均纳入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以求在强化原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保护本国最新的研发成果,维护知识产权安全。为保障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美国通过实施《联邦技术转移法案》、《贝多尔法案》、《反电子盗窃法》、《千禧年数字化版权法》、《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等法案,协调了政府、研究机构、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加速了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促进了高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把美国的科技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
中国:与知识产权战略相适应,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通过修法达到了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要求的保护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立法和修法方面,2010年有几个大的动作,《商标法》修订工作持续推进,2月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公布实施,并于4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于2月1日开始施行;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新一轮修订,并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提请审议并于2011年2月通过。目前《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修法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更加完备,有力地促进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政策目标。
(二)中美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的差异
1.战略定位:领先型与追赶型之不同
美国:科技领先、全球化外向型知识产权战略。
美国根据自身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在国际分工的位置,推行的是科技领先、全球化外向型知识产权战略,以保持其在世界上科技研发和经济实力的优势地位,通过国际市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并获得高额利润,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美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体现两点:第一,通过修法以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促使成果转化,建立起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权保护的战略核心。第二,把知识产权战略贯穿美国对外贸易领域。美国对外出口十分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为美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方便,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他国商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门槛。特别是“特殊301条款”和“337条款”,通过专利、商标、版权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手段,限制与美国国内相关产业冲突的他国商品进口,进而达到保护其商品和产业的目的。
中国: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后发国家,但其在知识产权战略方面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结构,建立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开始转向以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为目标,除了大幅度修改本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还鼓励和资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建立技术联盟而形成技术上的竞争优势。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知识产权大国,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进入世界前列。“十一五”期间我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超过430万件,截至2010年底,我国的有效专利总量为221.6万件,从专利的国别特征看,国内有效专利和国外有效专利分别为182.5万件和39.1万件,分别占82.4%和17.6%。[1]2010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当年突破百万大关,我国商标注册累计申请821.3万件,累计注册商标554.5万件,有效注册商标448.1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但总的来讲,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还有一个过程,属于追赶型的新兴国家。
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大家族的一支新军,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生成。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理解的发展过程来看,科技文化理念的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相提并论。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真正的、方法的目标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其次,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文化的属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问题或灾难。第三,把科技文化作为一个与人文文化相对应的概念。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亚文化系统,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和运作机制,并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科技文化”,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科技与文化复合名词意义上的“科技文化”,也不是指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前提,而是特指内禀于科技知识、科技活动和科技体制之中的价值观念的培育过程,是科学技术自足演化过程中向外自主的“心理”述说。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实践应用的技能和艺术,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世界的存在方式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科技文化是缘于科学技术及其实践活动而生成的文化,它不仅有自己的表现形态,也有自己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特质。从静态方面说,科技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定时期的科技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呈现出与这个时期相应的静态特质,如普世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就动态方面而言,科技文化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与之相应的科技文化则呈现出自己的动态特质,如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技文化的过程。可以这样说,科技文化理念的兴起,意味着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正在生成。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如今,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正在向科学技术的文化学研究拓展,其智力融汇必将凝聚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理念,并为可能建立起来的科技文化学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分析框架。
二、时代的呼唤:让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我们着力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广泛吸引力和深刻感召力的主流文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广泛吸引力和深刻感召力的主流文化一定是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必要性
主流文化这个概念,是法国阐释学家德里达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一个民族、时代或地域顺应历史发展和社会心理而形成的文化精神主流。概言之,主流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表达社会主体意志的、具有主要影响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今天,“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时期”,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现实政策和发展战略中的核心概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时代的新课题。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种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文化,也一定是代表这个民族或国家文化力量的主流文化。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使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具有利益冲突的诱因,但时空压缩下的文化价值冲突,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矛盾的深层影响因素,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今天,文化生态乱象丛生,主流文化弱化,主流文化在引导社会大众方面越来越显得乏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流文化中科技文化匮乏、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虽然科技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一定为人们所“真知”,科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把科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弘扬科技文化以增强主流文化,是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卡西尔在分析科学技术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时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话的信仰阶段、哲学反思的形而上学阶段和经验科学的实证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神学为主,哲学属于神学,文化表现为一种神话形式;在第二阶段,以哲学为主,科学属于哲学,文化以一种哲学形式出现;在第三阶段,以科学技术为主,科学技术成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其他文化都以科学技术为范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化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我们要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增进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就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中。
(二)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可能性
建设科技文化,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科技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创新文化、现代化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1.科技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科技文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水平,是国家文化力构成中的核心要素,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和先导。尤其是科学技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科技文化不仅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真理性、开拓性、开放性和人文性的特性成为先进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和先导。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大大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拓展了先进文化的发展空间,使得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领域所表现的特征更加明显、更加突出。因为,只有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科技文化具有极大的渗透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科技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学者指出:“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文化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它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可以说,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文化,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党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切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文化,努力抢占科技文化的制高点,让科技文化鼓起先进文化的风帆。
2.科技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
从本质上说,科技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文化,从科技文化走向创新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谓创新文化,说到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或激发人们去创新的文化,是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肇始于科学技术创新,创新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具有创新特质的科技文化。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理解和把握一种文化的关键是要理解和把握这种文化之魂。创新文化之魂是什么呢?有学者分析说:“创新文化之魂是科学之魂和人文之魂的融合,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创新文化的各个层面(精神理念和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外部环境层面)都应当充分体现二者的融合。”创新文化要体现的科学之魂,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是科技文化的精髓,是科技文化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科技文化就是一种创新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主流文化,必须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理论品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吐故纳新,努力发挥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创造力。作为主流文化建设重要元素的创新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要把带有广泛色彩的人文文化提炼升华,从科学文化的层次来培育、指导我们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
3.科技文化是一种现代化文化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人类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进程,科技文化的兴起开创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并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覆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人类创造了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以后,又在塑造现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独特功能。”我们所说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大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不难想象,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是多么重要。
三、基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科技文化发展对策
文化以历史为基础,以现实为立足点,以未来为指向,生生不息,与时俱进。文化的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乃至变革的过程。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凝聚了人类的普遍要求,积淀了人类的共同精神。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是不可想象的。
(一)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技文化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文化匮乏当然也不可否认。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科技文化,固然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是,必须建筑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必须具有中国特色。随着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我们越来越感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科技文化多么匮乏,越来越感到用科技文化“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多么重要。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就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努力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当前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下大力气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真正补救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科学技术文化不足的缺陷。这才是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基固本,从基础上下功夫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实的道路。”总之,中国特色科技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适合中国国情、满足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一种文化样式。因此,在发扬广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积极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
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问题,既是趋势,也是共识,更是理想。应该说,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和分裂是20世纪世界范围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和统一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的使命之一。顺应时代潮流,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必须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人类文化。正是这种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使得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是可能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技文化是基础,人文文化是保证,以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促进社会主流文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主流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威力。我国是一个人文文化资源极其丰厚而科技文化相对匮乏的国家,因此我国的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传统文化吸纳科技文化的过程。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最佳契合点;二要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沟通作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三要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落脚点。
(三)着力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文化之要在于“化”,化入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建设科技文化,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其目的就是要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主流文化之中,融化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之中。这既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更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任务。科技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构成,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所谓科技文化素质,“是指公民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能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并且能够用科学思想来思考和分析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自觉用科学精神来塑造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科技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我国公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但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务院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劳动适龄人口科学素质不高;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较为盛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整合社会上一切力量和途径才能实现。
四、结论
广东海事局局长梁建伟的工作报告,对2013年的总结求真务实,面面俱到,成绩成效显著鼓舞人心;对广东海事面临形势的判断前瞻到位,抓住了“三化”建设的制高点,提出要以“三化”建设统领海事工作的方方面面,使命责任催人奋进;对2014年的工作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与广东海事的发展形势与具体实际深度契合,为凝聚干部职工共识,集中精力解决关键问题,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特别是“行动”的部署具体到位,实现“十二五”与“十三五”重点工作衔接,全面推进各单位“三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势性、指导性和可操性。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海事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开局之年。形势如此关键,谋篇布局因此显得愈发重要。在此,我刊将沿循2014年广东海事局工作会议报告的思路,简单回顾2013年工作成果,分析当前海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对广东海事新一年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对报告中纲领性的“行动”进行深层解析。
成绩解读
2013年广东辖区水上交通事故指标处历史低位
梁建伟指出,2013年,全局上下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为中心,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保护水上交通安全是海事永恒的课题和任务。2013年,广东海事局扎实开展“百日安全大检查”、“渡口渡船回头看”、“防范商渔船碰撞”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砂石船超载、中小海轮配员不足、易流态货物违规装载等监管顽疾,全力护航水上工程建设,重点监管水域港珠澳大桥建设水上交通实现“零事故、零污染、零伤害”的阶段性成果,雾季期间辖区事故有所减少,台风期间保持水上交通“零死亡”等。2013年,广东海事局在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有力促进广东海洋强生建设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方面成绩显著。
同时,水上应急救援有力及时,全力挽回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2013年,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报各类海(水)上报警事件,救援海上遇险人员,协调组织派出救助飞机,保证搜救成功及时有效。成功应对“尤特”、“天兔”、“蝴蝶”等12个热带气旋袭击,尤其在强台风“尤特”登陆期间,协调粤港两地救助力量成功救起“夏长”轮遇险船员21人,并积极参与“9·29”广东籍渔民西沙遇险搜救。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2013年广东海事还有很多表现可圈可点的方面,比如核编转制,比如强基创新,比如打击江匪水盗,比如南进战略,再比如水上住家船上岸,都为以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标杆。
形势解读
继续推进广东海事“三化”建设,总目标是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
2014年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是实现十二五计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广东海事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开局之年。报告中梁建伟不断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集中力量全面推进“三化”建设,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广东海事,既符合广东局加快发展的实际,又顺应体制改革的需求。
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千载难逢。
首先,随着二元治海管理格局的确立和海事核编转制的完成,整个海事系统的定位和海事队伍身份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定位上,杨传堂部长提出“在服务海洋强国大战略中找准坐标、重塑定位,构建中国海事大格局”,充分说明海事工作已经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事队伍也成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执行力量。身份上,“三定”之后,海事队伍正式完成了从事业编制向公务员身份的转变。但其实,转变的不仅是身份,还有形象、社会责任和服务功能,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作为空间。
其次,在定位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之下,广东海事局也面临着更高挑战和更大机遇,但从目前来讲,挑战的风险明显加大。梁建伟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广东海事局建成国内一流的经济类执法单位。而能不能达到一流,广东海事不仅要跟系统内兄弟单位比,还要走出去,主动向国内主要的经济类执法单位学习先进经验,找到差距弥补不足。同时,海事转公以后,工作标准要求更高,执行财经纪律和“三公”支出控制更加严格,社会监督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开放,面临的社会舆论、廉政建设、安全管理等风险系数加大。而海事作为新生的公务员队伍,在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经验和认识还有差距,妥善处理好一个单位两种体制、两种身份人员的协调发展需要新的智慧,许多带有时代特色的新生问题需要重视解决。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水监体制改革15后,海事力量已经逐渐强大并在海(水)上力量格局中抢占一席之地。而在系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广东海事局,多年来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实践,交出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从十五期提出“由大变强”的口号,到十一五期提出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再到十二五期吹响了建设现代化强局的号角,提出了“继续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建设现代化海事强局,成为提升中国海事国际地位主力局”的奋斗目标。如今,更是在十二五期末的最后两年,在顺应“三化”建设的大旗下,适时提出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这不仅是一个目标,一个口号,更是一种期许。
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海事局具备这个实力。但是,全面推进“三化”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正视,还有不少措施需要细化,还有不少步骤需要分解。
南海保障中心党组书记刘丽扬在讨论中提出,要转变理念。广东海事“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是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人民满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判定?要真正做到由人民来评价,要多“走出去”,多听取行政相对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建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积极推进社会满意度第三方评价机制。
刘丽扬强调还要整合相关资源。以理顺与深圳海事局管理关系为契机,发挥深圳局现代化海事试验田、人才培养示范区的作用,在继续保持广东局在船员、船检等领域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组合拳”,实现广东海事在国际提案关于搜救、通航、法规等方面“零”的突破,力争尽快培养出能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人才。
同时,刘丽扬建议,要推动海事与航保整体发展,加强对航保单位管理关系的进一步理顺,积极争取政策,推动五个通信中心的组建。
广州海事局党组书记肖明提出,要明确“三化”建设的时间节点和实现路径。尽快组织力量,编制广东局“三化”建设行动计划,细化“三化”建设的标准,让各分支局有章可循。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广东海事局辖区各单位在“基层、基础、基本功”等方面差异很大,因此要根据实情,反对一口切思想,鼓励各分支局“三化”建设但求同时起步,不求同步到达。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楚,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既取决于高层在改革上的魄力,也取决于整个系统队伍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因此,梁建伟指出,必须更加注意建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力度推进“两基”建设和“三大战略”的实施,让一切有助于推动现代化海事强局目标建设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有助于提高海事全面履职能力的设想、规划、举措充分实施,让海事管理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务解读
“行动”确立2014年广东海事行动指南
梁建伟指出,2014年广东海事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和全国海事工作会议部署和要求,以“三化”建设为指引,统一思想,攻坚克难,改革创新,转变职能,加快“十二五”规划实施步伐,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广东海事,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服务“四个交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而要做好这些,必须坚持一个“整体推进”, 抓好两个“从严”, 突出三个“高度重视”, 促进四个“新突破”。这四个方面既是今年工作的主线,又承接了前一阶段工作目标,兼顾了今后几年工作重点,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同时,2014年要集中精力开展“八项行动”:平安交通行动、服务创优行动、阳光执法行动、管理提升行动、智慧海事行动、人才开发行动、党建活力行动、廉洁海事行动。
而其实,无论是八项还是九项,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广东海事更强大。2014年的广东海事局,将沿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道路披荆斩棘,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建成一支让人民满意的现代化强局。而强局的衡量标准,不在于人多地盘大,而在于组织内生力量强大,“两基”建设发展完善,业务能力建设多有突破,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各项管理规范有序,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如此等等。
对于各项指标走在国内前列的广东局来讲,和兄弟局之间比较的意义已经不大,在自身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才是目前发展的动力。梁建伟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实现执法装备现代化、安全监管立体化、巡航应急一体化、辅助决策智能化、管理运作精细化。而从广东海事“三化”建设的进度来讲,现代化的创新空间大有可为。
开发统一信息化平台
欲谈广东海事发展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2014年全国交通会议上提出“四个交通”体系,将智慧交通提到重要位置。梁建伟也在报告中提出要开展智慧海事行动,建设广东海事二级数据中心。可以说,智慧海事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创新科技,加大信息化建设。
佛山海事局局长蔡伟表示,在科技发展方面,信息化的效果要体现在是否能形成先进的海事生产力,体现在管理效能是否得到了提高,要创新安全监管的模式,达到硬件与需求一致、软件与监管要求吻合。
而我们通过违法行为的发现与海事监管方式之间的关联分析发现,2013年,整个广东局有绝大部分的违法行为是通过现场巡查发现,签证、利用信息化手段和举报占比极少。这说明什么?说明广东海事现场监管技术与手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利用信息化手段发现、查处违法行为的力度还不够。另外,佛山的“3+1”内河监管模式、指挥中心的VTS系统等在系统内都颇有盛名,但从广东局来讲,没有一个统一的响当当的信息化平台。
因此,广东海事局信息处处长王继洪建议,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平台。结束广东局和直属分支局各自为政的状态,将各个分支局现在和未来要开发的软件统一到广东局这里;改善信息化和具体业务脱离的局面,实现信息化和业务的真正对接,让广东局各项业务实现规范化记录、存储。王继洪表示,只有数据最多最全,才能实现最好。而广东局要想在全国海事系统信息化方面走在第一位,不仅要业务多,业务量大,还要数据提取丰富。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信息化。他同时建议,把信息化和质量体系一起考虑,实现各项业务全覆盖。
开发海事监管与应急搜救辅助决策系统
水上安全监管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广东海事辖区来往船舶密集,通航环境复杂,船舶碰撞等水上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珠江口水域,事故总量占全局辖区事故总量的一半左右。仅2013年5月份就连续发生了3宗主航道附近水域的大船与小船碰撞事故,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目前还有一个新的动向是,少数海船受经济利益驱动偷装陶土出港,船舶装载易流态货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但这些船舶往往逃避监管,执法人员防不胜防。2013年8月,就有一艘“福运226”轮从辖区偷装陶土驶往江苏,途经浙江沿海因货物移位发生船舶严重倾斜,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如果动用人工巡航,依靠监管人员每天出动海巡艇、执法车进行巡航,不但人手不足,而且成本高、效率低。而电子巡航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协调目前广东局执法力量和巡航工作量不平衡的情况,尽量避免因海事监管缺位或不到位而产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一把利器。电子值守和实时搜救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梁建伟在报告中提出,建设广东海事地理信息平台(GIS),融合现有AIS、CCTV、VHF、VTS等动态监管数据,导入船舶、船员、船检等系统静态数据,建成并推广集电子巡航、电子值守、实时搜救指挥于一体的海事监管与应急搜救辅助决策系统。
可以预见的2014年,这项工作必将成为“三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珠海海事局局长黄斯深也表示,2014年珠海局将重点推进进电子巡航,推行智能化监管模式。
同时,梁建伟还提出,完善广东沿海VTS覆盖链路和网络,大力推进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各单位VTS联网整合,开展VTS运行管理效能考核,实现船舶进出珠江口“一次报告制”。如果这项工作得以实现,不仅可以达到海事监管部门和船东两家双赢的局面,还可以达到安全系数升级的三赢效果。
链接:
2014年广东海事局重点任务:集中精力开展“行动”
(一)开展平安交通行动。全力保障港珠澳大桥水域交通安全;加快推动广东省沿海水域定线制;进一步加强珠江口水域和琼州海峡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推动各地市成立水上应急搜救分中心;研究制定涉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反应预案,推进珠江航运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二)开展服务创优行动。继续推动简政放权;做好辖区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落实《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协助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提升航海保障服务能力。
(三)开展阳光执法行动。积极推动海事地方立法;规范海事执法自由裁量权,完善海事执法业务流程;编制海事执法相关文本;推广海事执法学习考试软件。
(四)开展管理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内部综合管理系统;升级服务质量体系至3.0版;规范财务管理;完善规费征稽;规范后勤和经济实体管理;深化半军事化管理。
(五)开展智慧海事行动。建设广东海事二级数据中心;建设广东海事地理信息平台(GIS);完善广东沿海VTS覆盖链路和网络;升级改造现有电子政务窗口;探索“一个窗口”业务受理机制。
(六)开展人才开发行动。探索青年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开展公务员全员培训;突出高端人才重点培养,探索建立跨单位的“海事履约工作小组”。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将给中国资源能源的获取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制定中国资源能源全球化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创造的新优势,也是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应把资源能源安全作为战略重中之重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增长率不断提高,导致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使得中国各种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权、控制资源/能源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资源/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
石油 目前,中国进口石油最多的三个国家为沙特、安哥拉和伊朗。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报告认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9%上升到2015年的11%,2020年接近26%。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由2011年的55%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19%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5%,2020年接近40%。
铁矿石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进口总量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比重52%,而且来源高度垄断,仅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几个国家。
天然气 天然气进口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而管道天然气进口至今尚未全面展开。
铜矿石 中国当前铜消费量占全球17%,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和铜精矿进口国;铝土矿消耗量大,且主要集中于亚太。
铝土矿 中国铝土资源并不匮乏,但由于近年各地大量上马电解铝项目,造成消耗量剧增,已由铝土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煤炭 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中国目前的主要煤炭进口国包括南非、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亚太的澳大利亚、印尼、蒙古、越南以及俄罗斯。
综合分析石油、铁矿石、天然气、铜矿石、铝土矿以及煤炭6种战略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从目前看来,中国资源能源进口依存度仍处于上升状态,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资源的进口来源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且多为一般贸易进口,资源供应和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克琉斯之踵”。
目前来看,我国能源资源安全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由于国内环境治理制约能源消费增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能源低碳发展,环境容量已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二是由于国际能源技术和经济竞争加剧,能源技术水平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因素和经济竞争力;三是由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速仍然过快和煤炭占比过高、消费结构不合理,油气对外依存度大,非化石能源近中期占比仍十分有限,我国的能源消费现状不可持续,严重影响能源安全。因此,必须突破资源能源瓶颈,把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作为中国未来十年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资源能源增长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呈现三大新趋势,即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将是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再工业
化”周期带来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使得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趋于减少。
以美国“能源独立”为代表的全球能源供给冲击 全球能源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大大改变了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以能源为例,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目前,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大多数非常规油气资源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尚未进行商业开发,这是未来十年可以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能源资源消费重心转移带来全球经济秩序重塑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根据英国BP公司的 《Energy Outlook2030》预测,未来二十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中国或成第一能源需求国。而根据最新的《世界能源中国展望》报告,未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形地带的石油需求占世界25%,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而且成为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预计2014年后,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能源资源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中国须以前瞻性战略思维应对全球挑战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世界能源资源格局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是世界能源资源版图变化的利益攸关者,世界能源资源格局的变化对中国能源和资源安全将产生全面而深远影响,中国须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应对举措。
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资源能源战略储备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把稀缺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特别是上世纪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有利地推动了各国竞相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中国制定了石油储备计划,但其他重要资源储备尚未引起重视,形势十分紧迫。应尽快制定中国战略资源储备规划,以保障在未来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建议从经济承受能力考虑,首先应做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内紧缺矿产的储备,如石油、铜、铁、铝、钾盐等,储备形式采取矿产品储备和资源储备相结合;同时加强优势矿产的资源储备,防止因竞相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供过于求、优势价格下跌的局面。
中国资源能源战略要“走出去”还要“拿回来” 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资源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资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资源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将经略海洋作为中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点 应确立海洋资源开发战略,实现国家地缘战略定位由“陆上大国”向“陆海大国”的转变。中国是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达1.8万公里,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个,海洋资源极为丰富。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从根本上改变海洋疆土疏于管理,海洋资源开发缓慢的被动局面。
把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作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 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新型供给体制,充分发挥能源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比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通过油气勘探开发、油气通道、工业园区、服务区等重大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能源资源国际合作水平。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0-0001-02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级别,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是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重要思想。我国教育工作者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课题: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呼唤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这也是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为国家输送了上百万高层次人才,规模庞大、学科齐全的培养体系也已经形成。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反映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当前各培养单位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显现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研究生教学资源紧张和硕士生培养质量下降的情况日益严重。例如,研究生的知识整合能力较差,创造能力偏低,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创新性不足,相当一部分研究生缺乏创新精神和独立意识,在学术上缺乏创造力,在工作上遇到实际问题时难以创造性地完成。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效果。不仅如此,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还关系到我国的人才培养能否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问题。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正迈向高速发展的阶段,教育需求日趋多样化,国家鼓励高校采取多种形式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时代的呼吁,是社会的呼吁。本文认为应该从提高研究生生源素质、规范研究生管理制度、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几个方面着手,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一、选拔优秀生源
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需通过内因起作用,在研究生教育活动中,研究生是影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优质的生源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做好宣传工作,重视研究生招生宣传,开拓思路,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优秀生源,提高生源质量。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关键环节,招生单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吸引优质生源的力度:(1)要在研究生院搭建的统一宣传平台的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机制,构建学校与学院、学科与导师、导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全面、快捷的研究生招生宣传体系。(2)做好导师层面的招生政策宣传,充分调动导师的积极性,发挥导师在招生中的主观能动性。要在学校与学院两个层面,打造一支以导师为主体的专业化的高水平的研究生招生宣讲队伍,充分利用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学校影响,提升学校声誉。(3)探索建立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投放与生源质量挂钩的研究生招生宣传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学院、学科、导师、学生等研究生招生宣传主体的积极性。(4)根据学科特点与需求,瞄准生源聚集地,持续开展集中宣讲,形成稳定的优质生源来源。
二、规范研究生管理制度
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加强研究生教育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推进科学、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保障。各培养单位要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积极采取有效规范的管理措施,实行校—院—导师三级管理,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全程监控和管理,确保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是高校学生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培养类型和模式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研究生管理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和创新。各培养单位要坚持以人为本,从研究生的实际出发,主动调整管理方向和体制,完善研究生管理后勤保障机制,改进管理手段和方法,规范研究生管理制度。
三、建设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高校校园文化的规范性是指校园文化本质是一种管理文化,可以通过显性与隐性两种形式来规范全校师生的行为。显性规范主要是通过秩序化的校园规章制度,组织管理机构约束广大师生的行为,使学校成员分清是非荣辱,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提高学校成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作用。隐形规范是指校风、学风、校园精神,包含师生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校园的文化传统、学术风范、理想信念等校园精神,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以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规范支配着学校每个成员的行为。显性规范和隐形规范两种形式相互依存,紧密配合,使身处校园文化中的每个成员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从而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内化于心,成为广大师生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师要德才兼备,能严于律己,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热心研究生教育事业,为人师表,认真履行导师职责。定期对导师进行考核,强化导师知识储备和责任感,改变只上不下的导师终身制,保证高素质、高水平、高质量的导师队伍。
四、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研究生的培养实际上是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所需人才而作出的培养,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和关键在于培养创新人才。实施创新教育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加强孵化具有创新素质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重要的内容。要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开发学生独立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以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为支撑,开展研究生创新活动,增强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一个长期的、烦琐的系统工程,要想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这需要各个培养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并实施适宜而切实有效的举措。首先,应加强研究生招生宣传的力度,改革现有的招生和录取政策,选拔优秀生源,从源头抓起,从根本上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其次,要严格规范、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各项管理制度,积极采取有效、规范的管理措施,充分发挥导师的教育管理作用,确保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再次,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支优秀的高素质导师队伍能有效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最后,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增强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保障,从而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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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协同创新;应用型人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当下,协同创新成为整合多种资源、提高创新成效的重要途径。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支撑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2012年3月15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该计划对高校实施协同创新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不仅是大学适应时展要求的社会责任,也是推动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是我国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面临的又一次挑战与机遇。[1]开展协同创新是加快高校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是高校加强学科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改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路径。
一、高校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协同创新是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打破行业、地域和部门界限,建立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协同创新平台,有效提高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活动组织能力;通过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充分合作以及创新要素的有效聚合,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从而实现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协同创新,有效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创新效果,实现重大突破,满足重大需求。[2]从高校外部创新主体分析,高校协同创新的形式包括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高校与政府、高校与国际教育科研机构等之间开展协同创新。从高校内部创新主体分析,高校协同创新也包括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从协同创新的结合点分析,高校协同创新包括协同科研、协同生产、协同育人、协同服务等。从“人”这一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分析,高校协同创新也指高校内部各学科教师之间,高校与高校教师之间以及高校教师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3]
概而言之,协同创新就是围绕创新的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助、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创新行为。高校实施协同创新应以“开放、集成、高效”为目标,引导创新元素汇集整合,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教育、科技、信息、资本、人才、市场等创新资源的活力。
二、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主要特征
(一)协同创新功能的多层性
高校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是多功能的复合体。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其基本职能,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坚持“高起点、高水准、有特色”,充分利用高校的办学资源和学科优势,与社会各界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创新,使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术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高校也是多学科的综合体,具有特殊的学科群优势。高校不仅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为政府关心关注的社会问题开展合作研究;高校不仅能为企业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也可与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和“订单式”人才培养,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高校不仅能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科研,也可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可见,高校协同创新的功能具有多层性。
(二)协同创新主体的多元性
协同创新改变传统的一元和二元创新模式,打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构建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政、产、学、研、用”多主体间协同的创新模式,在时空上呈现出网状型、立体化架构。此外,协同创新的要素既包括“人”这一核心要素,也涵盖资本、信息、技术、制度、组织、管理等若干支撑要素,是多元要素的整合与集成。因此,从协同创新的要素主体分析,也具有多元性特征。
(三)协同创新机制的灵活性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服务、与境外高等学校交流与合作、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等方面具有办学自。高校可以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境外高校等协同主体开展合作育人、合作培养、合作科研、合作生产、提供决策咨询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高校职能的多样性和办学主体的自主性,为高校与各类创新主体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使高校协同创新的机制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三、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集团协同发展历程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养鸡业和养猪业为主导,兼营生物制药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农业龙头企业。自1992年,华南农业大学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温氏集团开展校企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1997年,温氏集团兴起养猪业,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为其提供猪病防治技术服务。2000年,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先后成立“养猪股份公司”和“大华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共同组建“广东温氏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006年,双方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华南农业大学为温氏集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合作领域涉及畜牧、兽药、加工、信息、金融管理等,实现由单一学院、单一学科向多学院、多学科融合;2011年,双方签订了第二期全面合作协议,并组建“温氏班”。2013年,联合成功申报“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畜禽育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五、校企协同创新的思考
在国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协同创新为高校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引发了高校实施协同创新的进一步思考。
(一)校企协同创新应成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在由初期向中后期过渡。[8]新的发展阶段必然迎来大学理念的创新。[9]正确的发展理念对高校改革与发展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当的发展定位,高校则难以办出特色与水平。当下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社会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趋急迫。高校是输出知识、技术和人才的重要载体,并不断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推动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与融合更加频繁,资源配置的广度与深度更加突出。然而,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不对接、高校办学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不融合、高校内部学科专业设置的不协调,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担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高校,应摒弃传统封闭的办学模式,积极走出“象牙塔”,融入经济社会大潮,与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让人才培养融入行业、融入市场、融入社会。
(二)校企协同创新应建立双方共赢机制
建立合作双赢的体制机制是校企协同创新持续有效开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重点与难点。据调查,企业认为影响他们参与校企协同育人的最重要因素是校企双方的利益分配;企业最关注的是经济收益,特别是直接的经济效益。[10]就企业而言,招聘到能够直接上岗的各类专业人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是其合作的主要出发点。
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不论差别有多大,所有参与主体都应从中获益,都应是协同创新的赢家。[11]高校与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是两个创新主体间的联合,是付出与收益的双向过程。只收益没有付出,协同则无法双赢,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常态化与持续化;没有企业所需的优势资源,企业也无意与学校协同。简言之,没有合作共赢,难以有真正的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要从结果上保障参与双方的共同利益。为此,校企协同创新双方应找准契合点,将双方的利益有机联系起来,建立合作双赢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
(三)校企协同创新应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脱离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办教育,教育则成无源之水;简单地依附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无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高校则成无本之木。[12]高校实施校企协同创新应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大战略,突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彰显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促进良性发展。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度日益加大,校企协同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需要,更加自觉地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同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中,高校的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和科研平台得到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多元,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四)校企协同创新应建立有力的领导组织
由于体制机制障碍,高校、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自成体系,彼此间协同融合度不高,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校企协同创新需要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组合,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部门,需要协调校内外多重关系,整合多种资源,平衡多方利益诉求,打破各种体制机制壁垒。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人、财、物和制度体系的聚集、融合与协同难以实现。高校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应注重顶层设计,建立有力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校内各种创新资源,解决协同创新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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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曲双石联名发表的《2011年国际金融形势评论》一文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概括了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美国经济――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几乎失控、日本经济――风险潜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区域化已逐渐形成。这意味着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将是长期的。那么,这样的形势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2012年,我国已经走出去和即将走出去的企业又该将视野投向何处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带着疑问,《经济》记者近期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新生经济研究所所长、新生经济学创始人郭夏。
迎接机遇 正视挑战
当今社会,由于财经传媒主体被发达国家所掌控,舆论所阐述的观点大都来自像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声音较少。郭夏认为:事实上,在现有的新生经济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力量不容小觑。所以我国谋求经济的发展,应将视野也着眼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因为:首先,新兴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国家具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其次,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在与其开展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坐拥更多的优势,所以高度关注这些国家对于我国今后的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更为有利。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对我国的出口产生影响,也会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不利因素。对此,郭夏说:“全球经济的巨大变革,为我国走向世界带来了巨大机遇。但由于全球经济规则是由发达经济国家制定的,所以我国在与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往来以及相关问题的交涉中往往处于劣势、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全球经济规则话语权、更多的全球经贸活动支配权,就必须更加主动的谋划全球经济,认真思考面向未来的全球经济战略。”
提升财智 谋求发展
有关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我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的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近千亿元的损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而这可能仅是冰山一角,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郭夏说:“目前暴露出来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问题,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在国外乱上项目和乱投资造成的。”据郭夏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内一些重大项目投资也曾经出现过决策失误和经营亏损的问题。为此,国家发改委(当时的国家计委)专门成立了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各地和各大系统在上报项目时,要先由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团队进行项目评估论证,为相关部门起到了较好的把关作用。为此,郭夏建议,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也应进一步加强咨询机制建设,国家可以考虑成立专门负责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咨询公司,通过加强科学决策堵塞盲目投资的漏洞,有效避免重大损失,减少海外投资风险。
对于我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后出现重大亏损的现象,郭夏表示,不用盲目悲观。他说:“总体来讲‘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成功的,我国在加入WTO的十年时间里已经较好地完成了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任务及战略部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亏损和失误也是必不可少的战略代价。但是如何减少国际经贸活动中的经济损失,如何提高海外投资经济效益,如何让我国企业在国际社会成为广受尊重的成功企业,这些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机制创新来解决。”
为了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郭夏认为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海外投资的情报分析和科学研究:首先,应当充分发挥外国政府在华投资促进机构和外国人在华设立的国际经贸咨询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是非常好的信息沟通渠道,我国企业应当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有效地帮助企业加强国内外沟通协调,推动我国的海外投资提高投资收益。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国际经贸和全球经济研究的资金投入,甚至设立专项基金促进这一领域的各项研究。国务院应当招募相关专家建立海外经济研究中心,商务部应当成立宇观经济研究院或全球经济研究院,社科院和大专院校也应当设立更多的研究机构加强海外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战略研究。
转变战略 促进创新
针对我国对外经贸领域实施的“走出去”战略,郭夏也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在他看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外开放阶段,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打开门”。通过“打开门”将外资引入我国,从而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对外贸易、加快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促使我国更加积极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从发展的视角看,“走出去”历经了十年的时间,目前已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眼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第三阶段――如何在“走出去”的基础上“站稳脚”、“谋发展”。我们应放眼国际经贸战略的更高层谈战略提升,在我国未来的国际化进程应形成“打开门”、“走出去”、“谋发展”一体化的对外经贸战略思想。
目前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洞察到了国际经济市场潜在的发展机遇。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冯军曾在名为“中国投资者选择丹麦”的活动上表示:“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优秀企业反哺国际市场的时刻。”对于这个观点郭夏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对外经贸战略不能笼统地谈反哺国际市场,而应当实施有减有增的出口刺激战略。我国的对外经贸战略应当从鼓励普通商品出口转向减少普通商品出口退税补贴,转向加强海外基建项目投资拉动资本品出口和促进创新型企业占领国际市场的新生经济经贸战略。改革开放30年实施的普通商品出口退税补贴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都是在消费品领域补贴外国人,经济发达国家还不断用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折磨我国的出口企业和我国政府。我们应当尽快放弃这种花钱不落好的外贸政策,利用这笔资金甚至更多的资金加强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通过这些基建项目投资拉动我国资本品出口和相关劳务出口,有效降解由于房地产调控造成的资本品过剩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创新方面,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应当包含与之相应的创新型国际经贸战略和创新型全球战略。为此,我国还应当建立海外创新投资基金扶持中国的创新型企业进军国际市场。
环球投资速递
俄罗斯六大举措改善经商环境
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在“俄罗斯-2012”国际投资论坛上向众多经济界人士表示,未来十年是面临巨大挑战、风险和变革的时代,而俄罗斯将成为未来全球新的经济中心之一,并且有希望在近期内迈入世界经济前五位。
普京认为,世界经济如果沿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泡沫”经济将被抛弃,全球经济将重返真正实体、有价值的经济模式。为此,普京特别提出要大力改善俄罗斯的经商环境,为俄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英国致力发展绿色能源
英国新任能源和气候大臣爱德华・戴维日前在重申该国的绿色发展目标时称,英国将致力发展风能、潮汐能等绿色能源。
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当天也强调了英国的未来能源发展计划。他说,2011年,全球向新能源领域内的投资出现突破性进展,中国、印度、韩国、巴西等国家对新能源的投资给予高度重视,因此英国唯一的选择就是觉醒起来,借助自身优势迎头赶上。
全球汽车产业重心正在东移
[关键词]人才;发展;战略;规划
一、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战略”一词最早源于军事斗争。在古汉语中,“战略”的意思是“战争的方略”或“用兵的谋略”。《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战略的释义为:“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的规律所制定并准备实施的战争方针、策略和方法”。这一释义揭示了战略的本质属性,指明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社会的发展,战略理论和方法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仅我国就制定有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国家级战略。
(一)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内涵
根据上述战略的释义,我们可以将城市人才发展战略定义为:一个城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制定的关于促进人才资源长久开发和长远发展的总体谋划和思路。
这一定义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始终以发展为主旨,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源转变,这是城市人才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二是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保证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供需结构平衡,这是判断一个城市人才发展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三是以战略谋划为主体,根据城市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内外形势,制定能够促进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能力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战略对策,这是实现人才发展战略的方法、步骤和手段。
人才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当前人才流动壁垒日益削减的情况下,人才总是在单位之间、城市之间、国家之间不断的流动。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老化加速,人才的知识储量、技能经验、综合素质等方面,只有不断地提高,才能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系统包括以下四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战略,以智力引进为导向的人才引进战略,以能力和绩效为依据的人才使用战略,以规模和效率并重为原则的人才结构调整战略。
(二)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特点
1、全局性。无论是国家人才发展战略,还是城市人才发展战略,它们所研究的都是指导人才发展全局的规律,所制定的都是关系人才发展全局的决策。一个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必定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服务,并为城市发展的全局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支持,这是由人才的特性决定的。人才是具有较高创造力和贡献力的人力资源,他们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于其他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起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但人才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最主要特点在于根据人才发展的规律,将人才发展战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内组织,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展开,并贯穿于实现目标的全过程,达到以人才发展战略来引领人才发展的方向之目的。
2、长期性。凡是战略,都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和期望所制定的长远谋划。人才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应该是人才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发展问题,而不是眼前的或是短期的或是随时的发展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城市人才发展战略应以5至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宜。
3、发展性。发展是城市人才战略的本质属性。一个城市的人才资源必须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素质上不断进步、在能力上不断提高、在贡献上不断加大,这样才能体现出人才发展战略的功用,也才能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4、指导性。城市人才发展战略规定了人才资源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对策,从而指导着人才的长远和全面发展。因为人才是最具创新性的资源,其发展方向呈多元化的趋势。为了引导这些人才为城市发展服务,将人才聚集到城市建设中来,人才发展战略必须具有指导性。但应该指出的是,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这种指导性是宏观的,针对一个城市的人才资源整体发展而言,而不是仅仅针对人才个体发展的微观指导。
5、应用性。制定人才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城市应紧紧立足本地实际,科学预测城市发展的进程,根据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制订相应的、有针对性的人才发展战略。
6、相对稳定性与适应性。人才发展战略一旦制定,就要在总体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相对稳定,才能被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但在本质上,城市人才发展战略只不过是对未来人才发展的一种愿景,由于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城市人才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时时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人才发展战略还应该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外部而言,人才发展战略要适应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内部而言,人才发展战略要与人才管理体制、人才再生产的全过程、人才资源的效能相适应。
(三)人才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异同
人才发展战略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城市在制定和实施人才发展战略时,往往将人才战略与规划混为一谈。为此,有必要对人才发展战略与规划进行一些比较和剖析。
在内涵上,人才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关于人才发展的长远的总体的目标与思路。人才发展规划是人才战略的具体化过程,即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和掌握人才发展运动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规定和控制未来时期人才发展状态的活动;在层次上,人才发展战略是人才规划的思想与方向,人才发展规划是人才战略的落实和展开;在内容上,战略一般由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部署、战略对策等部分构成,规划的内容则包括对现状的分析、未来的预测、发展的目标及重点、比较具体的对策措施等;在实施上,规划一般被称之为“发展的蓝图”、“行动的纲领”,讲求的是按步骤实施,战略则不一定像规划那样按部就班,而是在战略思想和目标指导下呈现出多元化、跨越式发展的特点;在效用上,人才战略所研究的是关系人才发展全局的问题,规定了人才资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指导性意见,是对人才发展带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总体性谋划;人才规划作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配套的专项规划,是党委政府有关综合规划和战略意图在人才工作方面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对人才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所以,战略比规划站得更高,看得更深远,影响力更大、更久,更带有抽象性,更讲究有取有舍,重点突出,以谋求整体最大效益。
上述分析可见,人才发展战略与规划存在很多的不同点,但二者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对于一个城市的人才发展来说,仅有人才战略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才发展战略制定详细的人才规划,才能保证人才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因为,人才战略仅对人才问题提出宏观性的要求和谋划,不可能对实施的具体问题做出精细的规定。要实现人才发展战略,还必须针对本地区的内外条件和实际情况,对人才战略加以分解和细化,制定出有具体的数量、质量指标和完成时限要求的人才规划。通过事先的规划,人事部门可以“用恰当的技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向用人单位提供恰当数量的人员”,为城市未来的人才发展做好前瞻性配置,这样人才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人才规划实际上是联结实际行动与人才发展战略的纽带,它既有目标上的坚定性,始终保持人才战略所确定的长远发展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又便于指导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人才工作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价值。
正因为人才发展规划与人才发展战略之间存在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实践中,人才规划与人才战略在制定时也常常混合在一起,或者将人才发展战略的思想、目标、内容作为人才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将人才发展规划作为人才战略整体框架中的一部分。在我国已有的各种人才发展规划中,根据预测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规划(1年以内)、近期规划(5年以内)、中长期规划(5-10年)、长期规划(10年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中长期和长期人才发展规划都是战略与规划的混合体,这些规划可以称之为人才发展战略性规划。
二、人才发展战略的体系构成
对于人才发展战略的构成体系,我国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中国人才研究专家王通讯先生认为,人才开发战略应该包括六项战略要素:现实、目标、战略指导思想、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对现实的分析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包括对人才现状进行定位,考察人才的数量、性别、年龄、职称、学历等方面情况,然后分析出人才发展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目标是战略的指向和落脚点,也就是确定若干年后人才发展要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质量和结构;指导思想是战略的重心和灵魂,是战略制定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战略重点是指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难点、关键之处。人才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否,必然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要重点突破,以达到破一关而胜全局的功效;战略阶段是为了达到战略目标而主观划出的实施时间段,一般来说,人才发展的战略阶段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相应地制定,如以5年、10年、15年或20年为期;战略措施是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是服务于战略指导思想并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如政策调整,对策建议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人才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肖鸣政教授认为,人才发展战略由四个部分构成:战略构想或者愿景、战略目标、战略对策、战略路线,并依照这个框架进行了“北京市‘十一五’期间人才战略研究”,将北京市的人才战略构想概括为三点:把北京建设成适宜优秀人才生活、工作、创业、发展的人才集聚之都;把北京建设成为智心合一、人力资本持续增值,最具活力和充满希望的人才竞技之都;把北京市建设成为各类人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人才开发之都。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余仲华研究员则认为,人才战略规划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状况分析、战略目标、实施对策、操作调整四个部分。状况分析部分主要摸清人才资源的现状、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是制定人才战略规划的实证性基础;战略体系部分是人才战略规划的核心和关键,一个符合组织特点的、切实可行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规划方案等内容;实施对策部分是战略实施的展开,主要指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或对策建议;操作调整部分是指对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采取修正或调整方案。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人才发展战略的构成体系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即人才发展战略应该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对策、实施路线等内容。但是,对于人才战略与人才规划的内容体系,我国学者并未作明确区分,两者的内容混杂在一起。如学者们提出的调查现有人才状况、制定人才发展目标,提出战略实施对策等内容,既是人才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才发展规划的重点构成。我们认为,人才发展战略体系应该与人才规划有所区别,在战略目标、战略思想、战略重点上体现出战略的宏观性、指导性、长期性等特征。同时,人才发展战略可以兼顾人才发展规划,在战略阶段、战略对策、实施路线等方面体现中长期规划的部分内容,但呈现的角度应侧重于战略管理,而不仅仅是规划方案。
三、城市人才发展战略的设计要求
1、要符合当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我国城市人才发展的资源潜力巨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有大中小城市660多个,城镇人口达5.77亿,城镇化水平达到43.9%,而且正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但由于历史和地域等客观原因,我国城市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制定人才发展战略必须立足本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如发展制造业的城市应该着重于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引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应该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多渠道开发,发展旅游业的城市应该强化旅游人才的发展。再如,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城市可以将人才发展的重点放在培养战略上,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城市可以重点实施人才引进战略。总之,只有抓住城市发展的重点和关键,并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人才发展战略才能有的放矢。
2、要注重与城市发展总战略和其它战略的协调配合。人才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不能脱离社会整体,就人才论人才。在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工作中,既要考虑城市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社会现状,又要考虑到生产力布局、教育资源和人口资源的潜在需求,还要考虑到城市人才资源的现状和发展潜力,不能生搬硬套别国和别的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结论。应通过系统分析,找出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出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权衡利弊,兴利去弊,统筹规划,全面实施。在次序上,一个城市总要先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然后才能制定人才、教育、文化、能源等子战略。作为子战略,城市人才发展战略必须保持与总战略和其它子战略的协调一致,以便发挥好人才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从而构成战略的整体功能,产生人才资源整体性开发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 中国制造2025;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坚守;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13-05
一、“中国制造2025”需要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成为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1]。
“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实施,关键是要有升级版的劳动力结构与之相适应。人才是实现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关键与支撑,技术创新不仅仅依靠高端学术科研型人才,更要靠广大一线应用技术人才。这类人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可以进行理论设计开发并转化为技术应用直接创造生产力。这就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强国战略的需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事实上,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倒逼教育变革,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见。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从后工业社会转向了再工业社会,并由此引发了全球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变革。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振兴美国制造业法案》,旨在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重振制造业战略,重塑国家竞争优势;2011年公布的《美国创新战略》更进一步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劳动力。英国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先后颁布《为增长而提高技能:国家技能战略》、《新机遇、新挑战:创建世界一流技能体系》和《为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技能》等文件,旨在通过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的发展。德国多年来承担着欧洲经济领跑者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有着强大的实体工业支撑,教育上则有着从以“双元制”为特色的中高职到工业大学多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体系[2]。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变革势在必行。
二、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责任与使命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指在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经济社会需求以及高校自身特点等基础上科学定位,并在办学体制、专业建设、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3]。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既是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要求,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新建升格的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逐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学术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资源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一些高校存在着“办学定位趋同、学科专业与地方产业结构脱节、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低”等诸方面问题[4]。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和行业企业用工荒现象,使地方本科院校发展陷入困境。基于此,部分高校转而探索转型之路,谋求培养服务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人才。国家也逐步明确了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的发展目标,并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工作重点任务之中。
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责任与使命。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所培养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既不同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型人才,也不同于单纯从事机器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其具有如下智能特征。
(一)学历层次的高移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高新技术在高端制造业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和技术岗位将需要更高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既能动手实践,又具有较高学历层次,擅长技术攻关和技术革新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在高端制造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社会生产分工中的重要阶层,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起着衔接纽带的作用。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一需求特征也相应带来了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技术教育成为未来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二)技术理论知识占据主导
传统制造业技术以加工和装配为主,主要靠经验知识。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根本转型,就需要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含量,使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中国制造2025”主导下的高端制造业发展,以智能化生产为主,知识密度高且多维集成,因此,需要应用技术人才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维护、保养、改进与创新。
(三)体现复合技术特征
高端制造业是多学科知识的集成,对应用技术人才的智能结构提出了综合化要求。“中国制造2025”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要“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业”。这些重点任务的实现,体现了高端制造业发展日益复杂化和综合化的趋势,使得社会职业群类之间的工作领域出现了大量交叉重叠现象。这就必然要求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需要具有多元复合的智能结构特征。
(四)具备技术创新素养
“中国制造2025”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系统创新。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以及智能化制造模式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为“中国制造2025”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技术创新素养是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的重要智能特征。
三、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
(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
长期以来,受传统精英教育思维惯性、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的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对高水平大学的简单借鉴与模仿,办学趋同现象严重,大部分学校的发展已经陷入“学院升格为大学,单科性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然后向研究型大学靠拢”的简单逻辑困境。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埃里克・阿什比关于“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的论断,对于当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重构办学定位具有重要启示。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周围环境一起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每所大学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遗传”逻辑,同时又都面对着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环境”因素。每所学校基于自身的“遗传”和“环境”,确立自己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地方本科院校与学术型院校、研究型大学具有不同的“遗传”和“环境”特征,只有立足自身特点,积极寻求错位发展,才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地方本科院校是区域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职责和使命。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自身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体现在办学层次上,地方本科院校应以本科教育为主,兼涉研究生教育;在办学类型定位上,以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为主;在办学目标上,定位于培养产业一线从事技术应用、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二)能力本位、突出应用的人才培养体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早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层面的共识。然而,在高等教育实践层面,却始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学科中心倾向,人才培养模式带有明显的学科本位特征,表现为人才培养定位学术化、课程体系趋同、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训练弱化等问题。造成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技术人才虽然具有较为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不足。
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转型发展,就需要在人才培养领域实现从学科本位到能力本位的变革。在课程体系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学科本位课程体系,以在实践中应用知识为目的,通过跨学科的逻辑组织课程;积极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体系构建,以密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在教学内容方面,要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及时反映技术发展前沿。在教学方法方面,积极推行基于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特别是专业课程要运用真实任务、真实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能力本位”并不等同于高职高专的“岗位导向”。有学者曾就三类院校的人才培养特征进行区分,认为“学术型本科是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是‘大A型’结构,讲究厚基础。高职高专是岗位导向的,课程体系是‘大T型’结构,注重大量专业训练。而应用型本科应该是技术导向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大I型’结构,应强化核心课程”[5]。从这一意义上说,如何在传统本科人才培养的“学术型”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职业型”之间走出“应用型”的第三条道路,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三)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应用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地方本科院校的重要基础。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应当更加注重应用,强调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制定R&D统计标准时,把科学研究划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6]。其中,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又统称为技术研究。地方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应用特征,就是要主动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面向地方、面向行业与产业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重视并努力促进应用研究成果的转化,以此来解决行业、产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和关键技术;解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科研变革的关键。20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对英国、荷兰、瑞典和芬兰处于高等教育边缘却成功转型的五所大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发现,建设不断拓展的发展,是它们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形成这个拓展的,关键就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7]。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就需要建立起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鼓励和支持与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研发与应用平台,形成开放共享、深度合作的政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校企合作实现前沿技术创新,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四)学术背景与企业经历并重的师资队伍保障
师资队伍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师资构成中,有相当比例教师来自于传统的综合性大学,缺乏实践能力。而地方本科院校要培养应用技术人才,首先需要一大批具有实践经验和应用能力的师资。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应用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地方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要彻底改变重学历、重理论,忽视专业实践能力的现象,重视培养和提升教师的学术经历与企业经历双重素养。学校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青年教师到企业锻炼或挂职工作,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和增强其动手能力。还可以通过学校与企业共建合作研究平台,组织教师到企业生产第一线去进行科技开发,共同完成研究项目。同时,加强对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导向,在职称评定、教师考核等环节,向“双师型”教师倾斜;学校还可以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重奖在企业实践和科技开发中有突出贡献和表现突出的教师。
与此同时,地方本科院校还应积极培养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实训教师队伍。一方面,引进和培养一批高水平专职实训老师,发挥他们对学校转型发展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校企互动,从行业企业聘请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构建灵活多样的弹性用人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应用型师资队伍。
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信念坚守
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8]。 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推动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尤其需要保持对教育本质的坚守。维其如此,才能保证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航向。
(一)关注学生核心素质的养成:对人才培养本质的追问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是高等教育始终无法回避也绕不过去的主题。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因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往往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避免走向培养学术性人才的误区。然而,对专业教育的强调却不能以忽视或者弱化通识教育为代价。20世纪以来,国外理工类高校和专业普遍开始重视提高科技人才的人文素质。美国高等工程教育为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急剧变迁的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六次大的改革,每次都提出要加强工程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SS)教育。用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话来说,H&SS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拓宽工科学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借助H&SS教育的整合功能以实现工程教育的目的。这从中已反映出工程教育“非技术化”的趋势[9]。2001年,美国废止《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其核心教育理念由“从学校到工作”(School To Work)发展为“从学校到生涯”(School To Career)。STC理念超越了狭隘地关注学生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职业教育理念,致力于使学生在学校与生涯发展之间灵活转换与过渡[10]。这无疑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事实上,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具有实践操作技能的应用技术人才,更需要大量具有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21世纪的技术思想正发生深刻变革,正从一种基本上是围绕如何掌握制造技艺来进行思考的技术,过渡到一种对“程序设计及使程序尽可能合理化”进行思考的技术。将来的工业设计是更突出个性化的,既满足实用性,又具有人文价值,并因此对技术人员提出了极高的整体素质要求[11]。这就需要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能仅仅停留于面向职场、面向一线,强调学生对于岗位的适应性,还要强调面向未来,培养学生对技术举一反三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未来一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始终关注应用技术人才人文素质的养成,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永恒坚守。
(二)重视学科建设的重要地位:对高等院校属性的思考
在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强化专业,淡化学科”的说法。笔者认为,这里的淡化学科是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淡化对学科知识完备性和系统性的追求,更加关注能力本位的专业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地位的式微。事实上,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条明确指出,“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可见,学科是本科区别于专科的重要特征。
以应用为特征的地方本科院校同样需要重视发展学科,因为学科实力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有力支持,是服务行业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基础,也是教师评价的重要依据。在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可以加强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即一个学科可以深化、整合几个专业的资源,发挥引领提升作用,同时,几个相近专业也可以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发挥集聚效应,支撑学科的发展[12]。
正如有学者所言,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是一场悄然发生的变革,也是一个系统设计的综合改革工程。对于走应用型道路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不仅要成为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基地,成为培养经济转型升级中千千万万技术大军的摇篮。同时,也要成为行业或者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成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重要人力与智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EB/OL].[2015-05-22].http:///a/20150519/43788784_0.shtml#_zbs_baidu_bk.
[2]马陆亭.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若干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4(10):10-14.
[3][4]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报告[R].2013:11.
[5][12]唐景莉,刘志敏.高校转型:重构高教核心价值――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J]. 中国高等教育,2015(7):24-35.
[6]刘道玉.论重点大学科学研究的使命[J].高教探索,2006(2):4-8.
[7]唐景莉.高校转型:突破“围城之困”――访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名誉理事长、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成长春[J].中国高等教育,2015(8):33-38.
[8]雅斯贝尔斯,K.T.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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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M].刘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13.
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Shi Mingzhi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2025” put forward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raining this kind of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the measures of “persisting in the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of serv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based and application-standing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e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ed and combined innovation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eaching staff equally having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enterprise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ubject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