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衔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二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人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作者:柯希嘉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张守一.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评论[J].经济学动态，2009(9).

篇2

产业经济，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浏览报刊时，连概念都未来得及形成便一扫而过的词眼，但对于每位产经人，却永远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与产业经济的结缘实属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说它的内涵，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产业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令人心动的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去政府部门，分析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竞争等方面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银行工作，做信贷审核员，根据行业发展背景和企业组织、经营、竞争的知识，对信贷投放进行分析判断，做好信贷审核工作，这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是行长必备的素质；可以到证券和基金公司工作，从事投资策略分析、行业研究甚至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内容是对行业变化、企业经营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咨询，这是当今经济学专业最有“钱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业的公司工作，一般进入公司战略发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内容是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状况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企业组织、经营和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变革等，是未来成为cEO的基础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自己投资，例如与他人合伙创业、合伙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篇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4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5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篇6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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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学推理 可靠性 偏见 定量分析 博弈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数学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市场经济规律的复杂对于资源的使用，如何满足人类的欲望实现科学的物质分配，以及实现最小的投入，最大化的产出的要求也就更加精细起来，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的学科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效率，最优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要定量的分析，有优化组合，就要用数学作为定量分析的工具。因此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可以更好地表述经济学原理，使经济问题转化成数学模型，把经济问题分析的更加具体。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思考: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与使用相对稀少的资源，来满足最大化需要的社会科学，即研究社会活动中的个人、企业，政府如何进行选择，以及通过这种选择来有效使用资源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甚至具体到经济活动中，经济问题也就难度陡增。在经济学中，我们追求的是精确，因此精确也就成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显著作用。在数学中的优化组合对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就是最好的例证；数学推理在经济活动中有利于企业组织或者企业中的个人做出选择，有利于生产资源产生最大效率；而具体的熟数据定量分析在经济活动中是完全可以把经济问题有机地转化成数学模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更加具体化；当然博弈论的相互比对作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所以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是非常普遍，而且影响深远。

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

笔者以为，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工具上，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其作用是不可小看的，我们可以具体到数据的统计，计量，投入产出的计算，效率的优化等等；第二则是在思想方面，众所周知数学是严谨的，其严谨的追求与作风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应用中数学理论的概括与科学发展数学的特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更加严密的逻辑性与其非常实用的价值使得数学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也相对广泛。

1.数学的工具性应用

首先，数学概念是抽象的典范，几乎它的所有基本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例如，点、线、面；自然数、实数和虚数等等；它们是抽象的，又是深刻的，极其奇妙地、精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某种基本特征。其次，数学是严密逻辑推理的象征，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演绎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其实质含义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保证其演绎的结论为真；从逻辑上看，演绎法是清晰、合理和完美的，由数学推出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正确结论。最后，由上面两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不言自明的。自然，在经济研究中，少不了数学这样一个工具。经济学是研究在约束的条件下的最优化选择，即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达到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研究中就存在成本、收益等等的概念和运算。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导致了经济研究的错综复杂。而数学其用处就在于为许多复杂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简洁而明了的解释，为许多错综的数据提供了计算模型，从而使经济研究简洁条理。

2.数学的思想性应用

数学的应用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工具性上，更在其思想性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似乎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点之一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也正是这一特征使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起的二百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笔者认为这实际上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三、数学与经济学的内在关系

自从19世纪以后，数学的发展为西方经济学家提供了方便。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地运用数学，他们所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遍及纯数学的各主要分支。不可否认，数理分析的方法要比单纯文字说明、推理更方便、更精确，有时也更能说服人。大量的数学符号和算式推导，使经济过程和现象的表述较为简洁、清晰。然而，当前西方经济学似乎越来越追求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微观经济学所使用的数学工具甚至比物理学家使用的还多。过去使用数学工具较少的宏观经济学，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必须注意，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不能滥用数学。数学不是经济学本身，而是一种工具。数学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经济理论，不能创造任何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数学是从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时，要结论正确，首先要求前提正确。自然科学家懂得，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数学可以给错误的经济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但不可能赋予错误理论以科学的内容。离开了思想，工具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也不只是数学一种，应提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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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篇9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10

[关键词] 体育产业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一、体育产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包括体育用品与体育服务两个部分。经济部门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各种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其他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庭或个人)。体育产业是以体育市场为导向的配置体育资源的经济运行形态。现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可以合法的获得利润,也承担有相应的义务,根据市场需求配置相关资源,围绕各类体育活动提供服务及产品以获取一定的利润。因此,体育产业的经营性是体育产业运作的基本特征。

二、体育产业发展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1.经济效益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促进意义

体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兴行业,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所带来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促进作用和体育经营者的经济收益,即经济效益刺激体育产业的持续发展,促使体育经营者在该行业的持续经营。

2.体育产业对社会效益的促进作用

体育产业对社会效益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丰富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国民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全面发展和进步。

3.体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通常来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目的上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二者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微观角度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益通常指微观经济效益,即经营者能够获取并衡量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的经营者推向市场的体育产品及服务,是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对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即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是经营者的首要目标,但体育活动也好,其他行业、产业也好,其根本是围绕社会、依托社会来进行的,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因此,就微观而言,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在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也是经营者得到社会认同的必然的环节。只有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兼顾社会效益,才能吸引更多人关心体育、投资体育,促进体育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2)宏观角度体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从宏观角度分析,发展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为社会、为国民经济服务,只有利国利民的产业,才能健康、长久的发展,因此在经营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社会效益则是经营者必须要承担的义务。体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经营者提品和服务赚取利润的同时,其功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福利及义务,诸如面向学校体育、职工体育、社区体育的需求,体育产品及服务的基本目的是解决人口素质问题。因此,从政府的角度看,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民体质的目的明确了体育产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属于国家宏观考虑,并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范畴,与微观领域的产业经营开发、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不冲突。国家通过扶持体育产业,加速体育商业化进程,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相关资源配置,把宏观目的与经营者的微观诉求相结合,既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可以使体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体育产业发展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途径

1.加大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增加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

如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大型场馆建设、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学校体育建设等,应由政府占主导地位,并增加舆论宣传导向,如我国的奥运政策,提高了国民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在公共体育方面,建议开放各类体育场馆,通过各级组织、单位以及社区组织各类比赛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健身娱乐业方面,建议对该类经营者通过不同的税收政策引导经营者开展不同的体育项目,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以更好地通过市场手段调节体育资源和资本的配置。

2.加强法制建设和宏观调控规范体育产业,制定行业法规,明确职业和业余的区分

由于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管理不够规范,多头管理和无人管理并存,教育目的与效益目的结合过于紧密,以教育为表,利益为里的情况比比皆是,体育产业的畸形繁荣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的长期利益。因此,国家应在宏观调控的层面上,通过制定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去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再配之以有效的监督和市场惩戒机制,妥善地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确保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发展之路。同时,应创造条件,引导国民观念,鼓励企、事业及社会团体支持和参与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交融与结合。

3.培养体育产业的经营人才,规范体育中介组织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不均衡,国家重点、优势体育项目发展迅猛,群体体育发展滞后,尤其是体育中介的发展极其滞后,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目前还属于探索阶段,形成目前正规的体育中介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和市场行为不规范的局面。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运作,离不开大量合格的体育经营人才和具有良好信誉的体育中介机构,对比发达国家的经纪人制度和体育参与、国民意识等方面,我国从事体育中介的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从事过体育事业、政府官员及其他行业的人转行形成,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教育,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体育中介服务是体育市场化运作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的重要环节,我们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各类协会实体化、企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应逐步引导个人以及各类社会团体、企业进入中介服务行列,有条件可创办专门的学校、学科,自行培养一批体育经纪人队伍,规范体育中介服务,建立健全体育产业服务体系。

总之,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协调好国家长远利益和体育事业从事者、体育产业经营者的切身利益诉求,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保障我国体育事业的顺利进行,切实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11

诺贝尔曾经立过三个遗嘱，最后一个遗嘱是在1895年11月19日在他去世前一年立下的。这个遗嘱把他所有动产的95%，当时差不多是920万美金财产，用来设立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五个奖项。其中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确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确定。他在遗嘱的最后写到：“无论他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具备资格，就应获奖。”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它诞生300周年之际，取得诺贝尔基金会的同意，加设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首发至今共35届，全世界共有53名来自15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获此殊荣。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挪威人拉格纳・弗里希和计量经济学模式建造者之父――荷兰人简・丁伯根因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而共同获得，美国人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人克莱夫・格兰杰因一个实施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新框架而共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改进了对包括经济增长指标、价格和利率的时间序列的分析。

已颁奖届数与获奖人数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首发至今已颁奖35届，纵观3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1人独立获奖的有20届，占57.14%，2人分享的有12届，占34.29%，3人分享的有3届，占8.57%，共有53人获此殊荣。

从年代分布看，1969年―1973年共有7人获奖，1974年―1978年共有8人获奖，1979年―1983年共有6人获奖，1984年―1988年仅有5人获奖，1989年―1993年共有8人获奖，1994年―1998年共有9人获奖，1999年―2003年共有10人获奖，获奖人数成上升趋势。其中1969年―1979年的11届中有6届为2人分享，1980年―1989年的10届全部为1人独享，1990年―2003年的14届中有9届为2人分享，表明多人获奖将成一种趋势。

获奖者的国籍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国籍看，获奖者最多的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可谓美国学者独占鳌头。在3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中，除（1969年、1972年、1974年、1977年、1984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8年）9年外，其余26届都有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占74.3%，其中由美国经济学家独享的有20届（1970年、1971年、1973年、1976年、1978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计36人，占获奖总人数53人的67.9%，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剩余的三分之一被英国、挪威、瑞典、前苏联、法国、荷兰、德国、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分享。

在15届2人以上共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有8届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获奖。表明评审委员会对某一领域发展的贡献者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关注和公证的评价。

经济学家的民族融合性很强，尤其在美国。在美国获奖者中，1971年的获奖者库兹涅茨和1973年的获奖者瓦西里・列昂惕夫是前苏联人，1975年的获奖者库普斯曼是荷兰人，1978年的获奖者西蒙是德国人，1983年的获奖者德布勒是法国人，1985年的获奖者莫迪利亚尼是意大利人，1994年的获奖者海萨尼是匈牙利人，1999年的获奖者芒德尔是加拿大人，2002年的获奖者卡尼曼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在英国获奖者中，1974年的获奖者海克是奥地利人。1994年的德国获奖者泽尔腾是波兰人。

获奖者的年龄

从年龄结构上看，35届5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66.34岁。可谓花甲之年方显英雄本色，古稀之年才获学术辉煌。其中，获奖时年龄最小的是1972年获奖的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其次是1997年获奖的5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莫顿，1970年获奖的55岁的美国经济学届的泰斗保罗・萨缪尔森。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是1996年获奖的8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他在获奖3天后就仙逝了；其次是1991年获奖的8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这是2位仅有的80岁以上高龄的获奖者。在51―55岁之间获奖的有3人，在56―60岁之间获奖的有9人，在61―65岁之间获奖的有14人，在66―70岁之间获奖的有13人，在71―75岁之间获奖的有7人，在76―80岁之间获奖的有5人，在80岁以上获奖的有2人。如图1所示。

获奖者的性别遗憾

35届5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全是男性。21世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将不只是男人，我们期盼着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出现。

获奖者的学历结构

35届5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博士独占鳌头。50位获奖者具有博士学位，占获奖总数的94.34%，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平均年龄为28.2岁，其中有38人在30岁以前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2位具有硕士学位，占3.77%。

获奖者从获得博士学位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平均历时38.3年，这比其它诺贝尔奖获长了许多年。走完这段历程耗时最短的是1997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莫顿，从33岁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到53岁获诺奖，经历了20年；走完这段历程耗时最长的是1996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从34岁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到82岁获诺奖，经历了48年。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视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有关，学者们提出的理论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才被证实，才有可能进入评委会的视野，也才可能获奖。

获奖者的研究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ssar Lindbeck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原则做了一个总结性说明，他认为可以划分出五个授奖的领域：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经济分析新方法。在3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研究宏观经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人数暂时领先。

一般均衡理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巨匠萨缪尔森。他用科学方法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从而在提高经济学科的分析中树立了新的丰碑。在这一领域获奖届数为5届，获奖人数为8人，分别占获奖总届数和总人数的14.3%和15.1%。

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多数都颁给了宏观经济学。在这一领域获奖届数为10届，获奖人数为13人，分别占获奖总届数和总人数的28.6%和24.5%。个人消费、投资、进出口、货物与服务的政府支出，凡此种种，都囊括在这个解释国家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分支之中。1980年、1981年及1995年等多届诺贝尔奖，也都授予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1995年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理性预期的假说，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和对经济政策的理解。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微观经济学的获奖者也不少。在这一领域获奖届数为5届，获奖人数为10人，分别占获奖总届数和总人数的14.3%和18.9%。2000年的两位得主建功于此。单个家庭和企业对市场的反应、不同用途和产业的资源配置，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George Stigler（斯蒂格勒，1982）、James Mirrlees（莫里斯，1996）、William Vickrey（维克瑞，1996）以及分别在1990年和1997年因金融经济学研究成就而获奖的五位学者都属于微观经济学。

篇12

关键词：证券市场；政府干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1-0009-04

国家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政策使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调整，与此同时，人们关于政府调控股市的议论和评论也纷纷扬扬。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政府调控市场的做法由来已久，甚至不少人认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个“政策市”，至少可以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市场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至于从一般的大众投资者到专业的注册分析师也都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政府的政策意图与政策动向，其间的打听与揣摩之风盛行。更有甚者，是不少的学者教授和政府官员纷纷出面频发议论，积极建言，颇有“院外游说”之态。

面对如此之现状，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呢?毫无疑问，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政府可不可以调控市场?二是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控市场?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显得现实、迫切和重要。

一、市场失效与政府干预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性变革。从理论上来讲，按照当今主流经济学的一般认识，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市场有时是会失效的，我们称为“市场失效”，因此，市场是需要“政府干预”的；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有时也可能是失效的，我们称为“政府失效”，并且认为“政府失效”的后果比“市场失效”的后果更为严重。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现象呢?那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每个个体都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而作为一个“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个体理性”的总和并不能保证达到“集体理性”，也即保证社会总效应的结果是好的。恰恰相反，“个体理性”的总和往往产生的是“集体非理性”，其结果是不好的。所以，即使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又会产生“政府失效”呢?那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直接干预”方法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而不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适时地运用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来诱导作为市场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集体理性”的好的结果。当然，以上这些基础理论特别是关于“政府失效”的理论讨论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基于以上的基本理论认识，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即“政府可不可以调控证券市场”便自然有了结论，政府是可以而且应当调控市场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控市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调控的有效性，从而涉及到“政府失效”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

二、政策失效与制度缺陷

毫无疑问，目前的证券市场的确存在着阶段性的非理和市场泡沫化，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绩差股的过度上涨和市场筹码的过度换手，这反映了市场的短线投机盛行而长期投资不足。理性地看，这种市场状况对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的价格信号已经起不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反而由于“逆向选择”而产生了“劣股驱逐良股”的结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情况呢?是中国的投资者天生就不具备理性的素质吗?不是；是政府对广大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不够吗?也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毋庸讳言，我们认为问题就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游戏规”上，就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中。

在证券市场中，市场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市场的过度波动显然是不利的和不可取的。政府干预的作用就是要平缓这种过度的波动，维持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市场的过度波动只会扰乱和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弱化和破坏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这里的道理与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道理是一样的，宏观调控也是要防止整体经济发展的过度波动。

众所周知，我国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曾经经历过好多次，期间又总伴随着政府“看得见的手”之政策干预。但是，尽管政府这种干预的初衷是为了平稳市场的发展，但是实际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二是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很显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由于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而追逐市场波动的资本利得是“个体理性”的，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崇尚快进快出的短期投机也是“个体理性”的。但是，不幸的是这种“个体理性”的总和产生的恰恰是“集体非理性”的坏的结果。

三、有效调控的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要实现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调控，仅仅依靠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显然是不行的，仅仅依靠传统的财政货币手段也是不行的，而是需要将“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理性投资制度化”。从理论上讲，我国调控股市的一贯做法还停留在传统的“凯恩斯时代”，希望在宏观上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当今前沿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认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强调从经济的总量特征作宏观分析，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包含的微观基础，导致了宏观与微观经济研究的脱节。实际上，宏观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是在微观经济个体的最优化选择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的理论对认识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其实，从更大范围来看，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如此的困境。我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就及时地提出了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任务，即从主要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但是，至今成效甚微。究其原委，也正在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中，企业作为个体在经济活动中通过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可行的，从而是“个体理性的”。只有当通过征税等制度设计来改变企业的收益预期，使得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反而对企业的预期收益是有利的，企业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从而使我们最终得到“集体理性”的好的结果。以上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我们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来改变我国投资者的收益预期，使得投资者感到价值投资的收益优于短期投机的收益，如此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改

变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使人们感到在证券市场中进行价值投资对自己是有利的。我们并不反对使用宏观政策手段来调控股市，只是这样政策手段是“无差异化”的，只是在总量上影响市场行为，而起不到我们所说的“结构性调整”效果。结构性的调整效果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才能达到。总量宏观调控手段和差异化制度设计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我国政府有效调控证券市场的基本思路。

那么，我们所说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变迁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粗略地讲，笔者以为最起码需要符合以下3方面的要求：一是保证蓝筹股的红利回报；二是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三是稳定市场发展的政策预期。

1　保证蓝筹股的红利回报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问题。美国证券市场中的蓝筹股往往都是行业龙头，这些上市公司不仅业绩优良，而且红利优厚。据统计，“道指”3成份股在2006年已实施的现金红利分配中，每10股支付现金红利在10美元之上的公司共有15家，占30只成份股的50％。其中，每10股支付红利最高的是运通为76.4美元。分红水平最低的也有近3美元，分红水平低于5美元的只有5家。如此优厚的红利回报是投资者长期价值投资的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和“纸上富贵”。

许多人喜欢用巴菲特的长期投资故事来举例，而且巴菲特是主张为避免征税而将公司盈利再投资，不主张现金分红，即所谓最大限度地追求复利。这样的投资风格并不适合于广大投资大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每年稳定的现金分红，诸如养老退休等社保类基金何以维持长期价值投资呢?这些基金又何以满足持有人的现金回报需求呢?片面地用巴菲特案例来引导投资大众是不合适的。更何况按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人们的投资行为受短期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受长期预期的影响，投资者对当期红利回报的重视程度要大大高于对远期投资收益的重视程度。因此，用远期投资收益来鼓励部分群体进行长期价值投资也许是可行的，但对投资大众是无效的。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以个别事例来概括大数法，只有服从大数法的普遍规律才能合理解释大众性投资的市场。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等一系列基本前提下，上市公司实行优厚分红存在着客观的基础。当然，是否分红属于上市公司自身股利政策的范畴，法律和行政并不能直接规范它。那么，我国的制度设计如何来保证上市公司愿意来实施分红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要让上市公司感到实施优厚分红比不实施对自己是有利的，从公司治理角度讲对控股股东也是有利的。根据博弈理论的“激励相容”原理，就是要让上市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积极性采取分红的行为。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稳定高分红的上市公司能够赢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从而可以导致上市公司较高的股价，较高的股价自然又可以让上市公司较为容易地从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如此良性循环。但是，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循环在“新兴加转型”为特征的我国资本市场中并不能自然形成，市场需要培养，关键在于规则。譬如，笔者建议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审批就可以考虑加上历年分红的财务性要求等约束性规定。

2　提高上市公司重组门槛　就是要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功能是很差的，就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制定与实施也是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这里主要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包括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地方经济利益限制。这些问题不仅在上市公司存在，而且在非上市公司也存在，是我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体制性缺陷。在这种体制性缺陷尚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设法通过规设计来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应当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如果绩差股重组仍然是比较容易的，甚至可以得到不少的财政性优惠，如果我国资本市场仍然是“乌鸦变凤凰”的故事满天飞，那么，市场“逆向选择”的格局仍将继续，理性价值投资的市场氛围就仍然无法建立，证券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依然难以企求。

3　稳定市场发展的政策预期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政出多门，而是不少政府官员根据个人想法随意发表评论意见，这是很不妥当的。不仅是官员，而且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士也是很热衷于证券市场的评论。如此情况只会造成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甚至难免有叵测之徒趁机寻租牟取私利。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可以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减少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为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和稳定发展，笔者建议政府有关方面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的发言人制度，并可考虑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先行“吹风”之举，以减缓市场突发性的过度波动。目前我国央行在加息前就CPI等先行指标进行“吹风”的做法值得借鉴。

篇13

[关键词] 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分工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8-0068-05

异质型人力资本研究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化,如果溯源到异质型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的讨论,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Cantillon)。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后,人们不断丰富着相关讨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机理(廖泉文,宋培林2002[1];李 军,皮修平2007[2]);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机制(刘传江,董延芳2007[3];王鲁捷, 管永桦2005[4];倪志远,王致善2005[5];叶晓倩, 关培兰,韩 锟2005[6];张晓燕2004[7];连建辉,黄文峰2001[8]);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欧晓万2007[9];林志伟 2006[10]; 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08[11]);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王刚2000[12];丁栋虹2000[13];丁栋虹2001[14])。这些努力丰富人力资本的结构研究,并验证了不同构成的经济发展贡献;细化了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完善了人力资本实现机制研究;深化了企业理论的人力资本模式。

然而,由于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提出者认识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有必要重新认识区分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意义,或者说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的本源和实现形式。这不仅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本身,而且对构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的认识缺陷

(一)报酬递增源泉的不一致

作者在《从人力资本到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15]一文中,本质上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经济行为认识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本既然是人接受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它就是个投资的产物――没有投资,决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人力资本。”“根据计算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全世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构成比为64∶20∶16,人力资本已是世界总财富中最大的财富。”驱动人们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投资于物质资本或其他资本形态的动力不是出于替代稀缺的自然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独特属性,如“人力资本无法出售或转移、人力资本的使用寿命等于人的寿命、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无法分开、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消费偏好”等是自然资本不具备的。

任何资本的价值都是由其预期的最终价值决定的。而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性,是其区别于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根本价值,在于其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由此可见,这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在最优比例之前的报酬递增,这里的报酬递增本质上是要素的替代。在随后为提炼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本质,而对人力资本历史形态的考察中,作者指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力资本形态之间――“农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资本形态、管理革命时期的创新资本形态、信息革命时期的信息资本形态”――体现为不同的主导形态。而人们之所以通过投资推动这一主导形态的变换,主要是依据人力资本不同形态的报酬差异而来的,而具有报酬递增属性的人力资本形态便是异质型人力资本。这时的报酬递增含义已经是动态非均衡的范畴,即固定要素比例的变化或要素组织方式变化的范畴。本质上讲,边际报酬递增到边际报酬递减的变化,与主导人力资本形态演进是不同问题。

这种不一致同样体现在作者关于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运动遵循生产函数的一般规律:在集约经营中,边际报酬从递增向递减发展,直到等于零,乃至负值;平均报酬从递增向递减发展;总报酬从递增向最大值发展,直到下降。”这是经典的生产函数关于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的特征描述。而在论述宏观经济增长时,“异质型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价值是通过微观经济的新生产函数和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的互动作用实现的。”“这种优越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现为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异质型人力资本新的生产函数的产生,在宏观经济环境中造成了经济的不均衡性。”“对于任何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讲,都是从一个旧的均衡状态,经过不均衡状态,到达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过程。” 要素组合方式演进,即分工演进本身是报酬递增的过程,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不仅体现为局部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增,还体现在分工演进过程中。

本质上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并没有给经济一个持续增长的前景,而且这种递增在一定条件下会以要素固定比例为基准出现倒退;而缺少均衡到非均衡的衔接,使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缺少微观的基础,流于对现象的描述。这种混淆会导致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分布、形态演进和报酬分配等缺少一致的依据,即价格的作用仅是均衡的实现,还是分工的驱动?从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现实映照”也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强调。

(二)两种企业本质人力资本模式的异同

后续《现代企业:一个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一文中,作者对企业本质的探讨是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实现机制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到非均衡转换的微观机制的探讨。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作者将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推广到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高尚;企业性质模式的微观层面经济分析必须首先解决个人投资取向的利益驱动机制问题。”并依据其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重新审视了周其仁(1996)的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的理解,即提出现代企业并不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而是一个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区分应该说是对周其仁的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的深化,而不是否定。

表面上“如果说是由于难以监督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而达成合约(这是人力资本模式的基本论点),那么这种合约实际上与合约的“契约”本质相违背。”因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其实人力资本与其载体难分离、其价值实现体现在其载体的经济行为过程中,这些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独特的实现形式。并且所有的进步社会运动,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不仅是分工演进从而使人力资本的不同形态从经济人的众多职能分离的过程,也包含了社会基本制度变化对人身依附的解放过程,这些过程会丰富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完善其实现形式,并没有改变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独特性。从而承认相对于现在技术、制度条件下难以逾越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行为的监督成本,而达成合约不是一种倒退。

同时,在作者试图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或人力资本企业合约的区别时,作者强调企业的合约安排是“一种企业家以其异质型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信用安排”,甚至强调“企业家权力的核心是企业家能力而不是所有权”。这些极力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特性的努力,并不能否认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即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从而其实现的企业合约形式便体现为周其仁强调的企业制度的关键――“激励性契约”。并且周也注意到这一合约形式“不但要考虑各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而且要考虑各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中的互相作用(周其仁,1996[16])。”从这个意义上,周其实不仅注意到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问题,还注意到企业人力资本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从而,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合约与周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的本质区别并不显著。

(三)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人力资本主导形态变迁之间的机制脱节

那么,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提出对企业人力资本模式理解深化的关键将是对形成企业的利益来源的解释。

作者将个人投资倾向和宏观经济发展源泉两个用来指向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特点的问题,直接引向对企业模式的思考,旨在突出异质型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宏观经济体系增长、发展的源泉。而在已经回答了报酬递增的源泉后,企业便是这一源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途径。“经济人这种对边际报酬递增经济价值的追求有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使拥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人成为企业家的合约安排;经过制度变迁(包括企业制度变迁)后,对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的追求,就使得这种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成了当然的企业家。”从而经济人追求报酬递增的努力要促进制度变迁,促进生产函数的改变,才能保障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实现。这时经济人所追求的应该不是边际报酬的递增,而是以分工演进为表现的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带来的报酬递增。这一点从作者认可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得到印证,“异质型人力资本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因此,企业家的成长过程,直接原因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变换过程,根本原因是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

表面上我们似乎可以将经济人追求报酬递增而推动的制度变迁以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制度变迁,这两者的循环看作是作者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累积因果过程的认识。但是结合前文指出的作者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递增源泉理解的不一致,可以看到作者的这种循环理解本质上是经济人微观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或人力资本主导形态变迁之间的机制脱节的表现。

二、报酬递增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产生与实现

回顾报酬递增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属性的认识。报酬递增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推动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即报酬递增的源泉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 对斯密来说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展开本质上是制约人类经济行为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问题。分工和交易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里斯密已经赋予了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本质涵义,即人力资本在新的分工方向上的积累。从而人力资本微观投资行为与宏观经济运行根本上是通过人类生产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斯密在描述经济运行时,“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贾根良,1998[17])。” 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与报酬递增框架的不相容,从而产生了“斯密两难”,即 “如果确是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的;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的,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后续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理解试图解决之一两难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报酬递增的思路。

(一)报酬递增的新古典主义思路

自19世纪中叶以来, 致力于把经济学建立成精密的科学的努力,使边际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技术及理论发展的相当完备。但马歇尔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一方面在严格的假设下用“代表性企业”抹杀了企业之间的差别,将报酬递增容纳到均衡框架中;另一方面引入“外部经济”作为报酬递增的来源,实现产业的一般发展。“我们可以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 由于意识到企业内分工所产生的内部经济之差异可能会导致竞争均衡的瓦解, 马歇尔规定,“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从而通过将企业内分工、创新、技术变化等创造的增长与发展可以自动溢出的简化,剥夺了留给人力资本积累的努力空间。所以,其后来者不仅要提供外部性的来源,还要应该完善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不仅如此,“如果其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将又回到它们在该产量上的原来位置”。从而静态可逆的报酬递增,并没有给我们经济进步的保证。

张伯仑突破了产品同质划一的假定, 企业以产品差别形式进行的水平分工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仍受到竞争对手提供类似但不同一的产品的竞争,从而经济系统可以在每个企业报酬递增之下达到均衡。而为了保护均衡的存在,张伯仑未能深究导致产品差异的技术根源、技术变迁以及技术差异的企业特异性进行分析。琼•罗宾逊几乎同时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概念,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马歇尔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可逆报酬递增的缺陷。

对报酬递增的来源外部经济,一般区分为两种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是由生产者之间通过直接的、非市场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金钱外部性是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依赖由价格变动所引起。本质上非市场相互依赖的外部性体现为未界定清晰的产权利益的公共性和分工演进的生产制度结构的互补,而市场机制下的外部经济体现为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外部性的内部化体现为制度的变迁,而新古典主义思路的明显缺陷是缺乏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微观机制。要么是依赖于知识或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自动溢出,体现在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的新增长理论中;要么是仍保留在新古典传统之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旨在制度结构不变时,分析一项制度变化是如何导致另一项制度变化的。而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在许多时候表现为间断的跳跃, 从而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解释其所指称的最优制度是如何产生。

(二)报酬递增的结构主义思路

针对经济理论日益忽视分工与报酬递增的倾向,杨格强调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贾根良,1999[18])”。借助迂回生产这个概念,杨格从市场规模中抽象掉货币、金融及其他制度条件下,将分工的技术选择还原为生产水平的函数,而不是相对要素禀赋或要素价格的函数。从而 “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的均衡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

在这一累积性变化过程中,交互需求、分工扩大产生报酬互补,并且其不断因果累积,实现产业间分工扩大、生产的迂回发展。并且杨格将互补报酬的实现归功于创新者,“商人对市场的重商主义观点比更多地从静态角度进行思考的经济学家有更合理的基础”。而供求价格不仅是资源配置的信号,而且也是把市场刺激转变为创新者行为动力的制度工具。从而,人力资本微观投资行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变迁联系有被恢复。

后来的结构主义者继承杨格,放弃了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均衡、最优的思维理念。早期发展经济学者意识到了结构和制度差异这些更重要的因素,并认为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静态传统的均衡理论,而是对非均衡增长过程的分析,并且这一过程是“因果累积”的过程。如缪尔达尔明确提出“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其特例便是“贫困的恶性循环”;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和“依附理论”都是对经济结构动态互补的一个描述。卡尔多为探究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开始致力于研究报酬递增理论,认为供求任何一方变化诱导的额外投资是报酬递增的必需,而保障诱导性投资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关键。并认为从累积因果过程来看, 在作为生产目的的财货存量增长的意义上, 产出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从而,认为经济现实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不仅每个产业,而且每个部门或某种技术在报酬递增程度上的差异,使经济系统不存在趋向均衡的内在趋势。80年代以来,布赖恩•阿瑟进一步和概率理论家合作用数学方法清晰演示了,经济系统均衡的不可预测性;历史事件影响的滞后效应;“路径依赖”效应。

结构主义思路提出了更接近现实的经济体系运行描述,然而如何处理局部上寻求稳定的均衡与整体上趋于非均衡动向的关系,结构主义还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功败垂成、到阿瑟的“经济系统均衡的不可预测性”,都显示了这种无力。然而,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离不开人的能动的参与,正如阿瑟说:“报酬递增率能够导致多种可能性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准确无误地知道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这种方案、而不是别的方案(张红芳,2001[19])。”

三、异质型人力资本涵义

从报酬递增理论演进来看,分工、专业化演进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的涵义本质上是适应分工、专业化趋势,人的知识、技能的积累和实现。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报酬递增两条不同思路的内在缺陷中。

新古典主义思路从竞争均衡到不完全竞争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恢复了以技术进步或差异为表现的分工、专业化的演进,但为了维护静态均衡这种恢复是不彻底的,从而要借助外部经济保证报酬递增。同样出于维护静态均衡,新古典主义不允许技术、制度变迁可能带来的差异性积累,而是让这些报酬递增的外部经济自动的、无成本的内部化。而至少这一内部化机制中,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不仅要支付成本而且要有收益预期的驱动,他们在不断的做着创造与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具有使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功能,然而承认产权差异的存在,必然面临一个间断、跳跃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

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运行描述更接近真实,其真实性至少体现在没有削足适履的迎合分析方法。然而,由于结构主义还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从而认为经济系统均衡不可预测。经济系统运行本质是人的经济行为的综合,仅就人力资本积累来看,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现是一个耦合过程,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的前提,而其实现又是积累的前提,从而使经济系统必然呈现“累积因果”、“路径依赖”等动态特征。而因为要承载所有的约束与激励,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过程本身是内嵌在分工、专业化演进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从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实现必然结构性的体现着这一变化过程。这也是区分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根本意义。

如果从丰富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看,如果需要一个表征人力资本结构或人力资本主导形态,随经济报酬递增动态过程而演进、变迁的概念,那么异质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它反映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契合机制,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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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of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Refinement of the Concept of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

Deng Qiang

(Economic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14

关键词：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经济学。纵观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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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1977）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