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内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地域文化的内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湘西苗族；舞蹈；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160-01

湘西苗族舞蹈历史悠久，它来源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人民为了生存，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精神以及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仍然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在闲暇之余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舞蹈艺术。这种舞蹈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巫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湘西苗族人信巫好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拥有独特而体系完备的巫教文化。对湘西苗族的民间舞蹈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其与巫在很久以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苗族舞蹈是原始表情手段的表现形式，从诞生之初就与苗族人的劳动、战争、娱乐密不可分，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湘西文化之所以守成受动与当地贫困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巫风盛行就是其突出表现。湘西苗族舞蹈的动作、神态甚至装饰都可以看到巫术行为的影子，此可谓“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可以说，湘西舞蹈与巫术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缺乏准确的认识，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而人们又普遍希望遇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于是开始求助于神灵，以歌舞作为娱神的手段，祈求神灵能够赐福人间，对自己加以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教性的歌舞聚会，这也是歌舞表演最原始的状态，对于促进原始艺术的发展及走向成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苗族舞蹈在苗族社会生活中渐趋物态化，一直到现在都与其社会习俗和糅合在一起。因此，难以从单个层面上来理解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巫术是湘西苗族舞蹈的起源，这种看法虽然比较武断，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巫术与苗族舞蹈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苗族民间舞蹈仍然比较纯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日趋功利化，苗族民间舞蹈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湘西苗族巫术包括了一切，这是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

二、耕猎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作为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苗族早期活动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在这里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繁衍子孙，开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苗族舞蹈也就很自然的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崇拜活动中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湘西苗族舞蹈在表演内容方面就记录了其先祖的生产活动，质朴的再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画面。

农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繁荣，民间舞蹈也因此应运而生。最为直观的是在湘西苗族民间舞蹈中，民间祭祀活动、原始猎兽场面以及庆祝丰收等情景屡见不鲜，有的舞蹈内容还与兽类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苗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历程来获知苗族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苗族民间舞蹈无论是类型还是动作都取材于与农业有关的日常活动，在这一时期，舞蹈风格也不再像原始舞蹈那样拙朴粗糙，而是渐趋华美和精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湘西民间舞蹈已经成为反映苗族先民原始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

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生活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演变，鱼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这种风俗却得以世代相传。探究众多的鱼猎文化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猎神崇拜作为苗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在鱼猎生活中形成的。由此可知，鱼猎生产在苗族人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农耕时代开始之后，鱼猎经济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其相应的猎神崇拜习俗也沿袭下来。传说在围猎之前一般会有祭祀猎神的舞蹈，这种舞蹈就是苗族的木鼓舞。从表演形态上来看，苗族民间舞蹈具有线条粗犷、动作朴素的特点，同时也颇具野性。它来源于苗族先民原始的狩猎生活，反映了他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表演的动作和情节来看，苗族民间舞蹈蕴含着丰富的原始鱼猎文化元素。

三、歌乐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苗族民间舞蹈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苗族舞蹈在应用方面不再局限于宗教祭祀活动，在各种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以及日常交往中也都能看到苗族舞蹈的表演，逐渐成为苗族人民交流情感、表达欢乐的群众性舞蹈。

苗族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就反映和表现了苗族先祖灿烂丰富且充满神秘气息的民歌文化。由此可知，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苗族先民有崇巫信鬼的文化传统，他们好歌好舞，有声有色的表现了巫歌傩舞的艺术形式和特点。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苗族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不仅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独具特色，而且还成功的将舞蹈和歌乐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歌、舞相得益彰的歌乐文化。它主要分为祭祀仪式和娱乐两方面的内容。

苗族的歌乐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还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苗族人民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将歌乐与舞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湘西苗族地区，尤其是群体场合，常常是歌舞相伴，唱和相继，很容易形成热烈的气氛。

四、战争与湘西苗族舞蹈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战争始终如影随形，战争已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给苗族人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上古时代开始，苗族舞蹈就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场面，以武舞为主，文武糅杂是苗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特点。苗族部落经历了从远古时期到明清之际的无数次战争，在战争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苗族社会文化，必然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文化也是如此。如“猴儿鼓”活动据说就起源于部落战争时期，苗族先民用鼓声来鼓舞士气，激励苗族勇士们奋勇杀敌。从这方面来看，苗族武舞以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对古代战争进行了叙述，从其动作姿态上来看具有很明显的操练以及征战性质。

五、生、死与湘西苗族舞蹈

生死观是人类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生死观价值评价也不一样，湘西苗族人的生死观可以从“踩鼓舞”上得到充分体现。苗族人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地区，平常爬坡上坎上山下山时，从他们的身体姿态、步调可以看出他们有一整套比较协调的习惯动作。谙熟苗族人生活规律和习惯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的行走特征隐含着“踩鼓”的韵律。一定的文化特征和习惯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苗族人的这种行走韵律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是民族特征的自然流露。

不同民族对丧葬有不同的理解，在丧葬方式、丧葬价值观上也存在区别。苗族在近代以来倡导土葬和洞葬，在停棺期间一般都要绕棺而舞，以“踏歌”、“闹尸”的简练方式表达一种长寿、吉祥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这种强有力的生命节奏能够激荡人的心灵，也表达了人类共有的心理倾向。

六、总结

综上所述，湘西苗族舞蹈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湘西苗族舞蹈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舞蹈与音乐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历史与人类情感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熊晓辉，郑艳红.湘西苗族民间舞蹈的文化本源[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篇2

关键词：秦派二胡；作品；文化内涵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淀与发展，兼具西北地域特色与人文风情的秦派二胡已成为二胡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极具声腔特色的演奏处理以及相对固定的曲韵曲体已使其具有了作为流派、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本文试通过阐释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拓宽秦派二胡的理论范畴，并为接下来秦派二胡的创作与研究抛砖引玉。

一、研究现状综述

经笔者的查阅搜集，其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是以秦派二胡为主题的论文，第二类则是以秦派二胡作品分析与研究为核心的论文，以下将对两者进行具体分述。在以秦派二胡为主题的论文中，主要包括秦派二胡总体发展规律以及秦派二胡代表人物创作与演奏研究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鲁日融的《“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乔建中的《民族器乐地方派别的新景观——从“秦派二胡”的生成与繁盛说起》，第二个方面，近些年来亦出现了关于秦派二胡代表人物的一系列研究，朴东升的《秦派二胡与鲁日融》等、苟先维的《金伟秦派二胡艺术研究》，陈程的《李长春二胡艺术初探》等等。在以秦派二胡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则主要是针对秦派二胡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展开——如《秦腔主题随想曲》、《兰花花主题随想曲》、《秦风》等等。此类文献研究视域包括演奏技巧与体会、艺术特色两大方面，并已呈逐年递增态势。

二、管窥秦派二胡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

作为文化的具体承载，任何艺术作品都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这点在音乐作品中体现更为明显。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其音乐作品的形态注定也会存在诸多不同。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秦派二胡的发展亦不能离开独具特色的陕西地域特色与精神特色，以下，笔者将通过对秦派二胡的地域文化内涵，进一步阐释秦派二胡所独具魅力的文化性。从地域角度看，陕西地处西北要道，兼有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叠嶂与沃野，赋予了陕西以娟秀而壮丽的山川景致，在此之下，其音乐亦具有醇厚、粗犷的特点。这点在地域的“名片”——戏曲音乐方面犹有突出表现，比如秦腔、碗碗腔等独特的剧种便驰名中外。人们喜爱陕西的戏曲音乐，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声腔韵律，亦是因为其具有扑面而来的中国大西北粗犷而别具一格地域文化特色。而从秦派二胡作品与戏曲音乐的关系来看，可以说，秦派二胡创作亦牢牢依附于戏曲音乐，乃至大西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鲁日融先生曾说，“中国的西北主要是黄土高坡，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民间音乐，尤其是歌曲都是比较高亢的。”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秦派二胡作品可谓深具地域三昧。比如秦派二胡的经典之作《秦腔主题随想曲》，其素材便与秦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乐曲开始的第一段便取材于秦腔曲牌《杀妲姬》，其尾声则采用秦腔曲牌中“扭门栓”的旋律。而在鲁日融另一首叙事曲《曲江吟》中，则选用了陕西地方戏曲音乐中的迷糊和碗碗腔作为创作素材。而在我们审视数量众多的秦派作品中，亦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音乐作品虽呈现出百花争鸣的具体形态，但其中对戏曲音乐的借鉴所呈现出的，西北所独具的地域文化特色，则是清晰可见的。另外，从音乐作品的处理上，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深刻的秦地、秦人的独特风貌。比如，在对音阶的运用上，秦派二胡作品常常出现“欢音（微降si,微升fa）”与“苦音（mi，la作为骨干音）”，从而使作品具有陕特的声韵特色。再如，从秦派二胡更为具体的演奏处理上看，比如在大量作品中出现的搂弦、压弦以及回滑音、上滑音的特殊位置等等，则使作品本身呈现出独特的欢乐与悲苦。很难想象，当这种陕具特色的演奏手法运用到南方音乐作品中会出现怎样的发展——或者说，秦派二胡的演奏手法，正是其本身形成为一个流派的所依所靠，这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鲜明特色。而亦是这种独特的精神表达，使秦派二胡作品形成了其独具的魅力与意义。秦派二胡的发展离不开对陕西文化的持续关注与思索，换言之，只有保持地域审视及其独特的精神审视，才能使陕西的音乐作品——进而是秦派二胡的研究与发展实现一个又一个跨越与发展。而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对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与精神文化内涵的关注仅仅是一个开始，亦是一个启示——在传承秦风秦韵时，不可只砥砺乐既，亦需砥砺乐思——思索秦派之秦韵、思索秦派所独有的文化内涵，唯此，可期千里之行。

[参考文献]

[1]鲁日融.“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01.

[2]乔建中.民族器乐地方派别的新景观——从“秦派二胡“的生成与繁盛说起.人民音乐,2010,10.

[3]牛苗苗.秦派二胡的专业教学与学科建设.乐器,2009,05.[4]李宝杰,王青.秦派二胡艺术的文化阐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03.

[5]朴东升.秦派二胡与鲁日融.人民音乐,1998,07.

篇3

关键词:天水旋鼓;民间艺术;伏羲文化;民俗文化

天水籍诗人何俊秋先生观看天水旋鼓的表演后,有感于那磅礴的气势和艺术感染力,挥毫写下这样的诗句;

中华名鼓多,秦州旋鼓殊。羊皮蒙面俏,铁骨鸣环辅。

旗开划天式,阵列八卦图。平擂山川震,侧击云飘浮。

低垂成壁垒,高托把天补。猬集声渐渐,迸发谁能阻。

方瞻伏羲祭,忽见秦俑舞。龙城飞将至,充国又胜胡。

佛哉人文地,惜乎此明珠。一朝击潼关,当惊世界殊。

诗人在诗中精彩的解读了天水旋鼓的文化内涵,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对主要动作和队形中蕴含的伏羲文化内涵及地域特色作了恰当的比喻和形容,引导观众一同来领略旋鼓独具魅力的艺术风采,理解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华夏先祖在这里以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龙文化、赢秦文化、石窟文化、三国文化在这里大汇聚。相传,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伏羲就诞生在这里,以伏羲时代为标志,中华民族摆脱了洪荒时代的昧,探索发明了新的生产手段和生活方式,为中华民族早期的文明和兴旺发达奠定了根基,天水已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天水风物秀美,人文荟萃,文物遗存丰富,民俗风情独具风韵。她以其璀璨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蜚声中外,更以其丰富多彩、地域特色浓郁的民间民俗文艺享誉陇上;蜡花舞、高摇伞、鞭杆舞、秦州夹板等民间艺术,就象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镶嵌在美丽的天水大地上,熠熠生辉,相映成趣。“天水旋鼓”就是根植于这块民间文艺沃土之上的奇葩,它与其它民间、民俗文艺形式交相辉映、争奇斗艳,得以使陇原大地文化艺苑姹紫嫣红,分外妖娆。

一、旋鼓的起源与传说

“旋鼓”主要流传于甘肃省天水市辖区武山县的滩歌、山丹、百泉、龙泉、龙台、马力、新观寺、南峪等乡镇。旋鼓从其质地看,鼓面用羊皮蒙制,故也称“羊皮鼓”。从其形状看,形似一个大蒲扇,也叫“扇鼓”。由于最初是在山顶上点着堆积如山的柴火,大家围着火堆敲起旋鼓而翩翩起舞,因而民间又称其为“点高山”或“迎高山”。再从其队形变化和动作特点看,旋转多变,犹如旋风一般起舞,又因在民间表演时各路鼓队相互挤推碰撞、相互裹挟盘旋,取其旋转与盘旋之意,故而称之为“旋鼓”。

据旋鼓诞生地相传,旋鼓是由羌族人发明的,曾经在武山、甘谷一带生活着勤劳智慧的羌民族,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之一,而且是最早进入农牧兼营,早期羌人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以畜牧业为主的阶段,并且特别钟爱对羊的饲养。从语言学角度而言,我们今天称之为“羌族”的“羌”是属他称,“羌”字从羊、从人,意为“西戎牧羊人”。历史上它是以养羊著称于世的民族,故羌族与羊的关系极为密切,在羌族聚居地,至今仍保留着供奉“羊神”的习俗,羌人称羊神为“卡掐”,是村民家中供奉的十二家神中的一个,他们认为羊神负责管理六畜,六畜的平安兴旺均由其管辖。由于羌人与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对羊有极强的崇拜心理,那么,羌族人发明“羊皮鼓”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武山当地一直流传着牧羊人发明旋鼓的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牧童,常年在外放羊,出没于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岭之中。由于恶狼常常把羊叼走,饱受恶狼之害的牧童,机智勇敢地与狼展开了周旋和搏斗。他观察到每年四月前后是狼产仔的季节,聪明伶俐的牧童便在高山顶上点燃火堆,打起自制的羊皮鼓,围着火堆旋转起舞,火光照亮山川,鼓声响彻云霄,以此恐吓恶狼,震死狼仔。从此,只要一听到鼓声和见到火光,狼就不敢再来侵扰,“点高山”、“迎高山”也就由此而得名。

有学者考证认为,旋鼓的出现可远推上古,近至夏代,“旋”,古人称天为旋或玄,旋鼓即天鼓,所以在旋鼓鼓面上常绘有太极图。

二、天水旋鼓独具丰富的伏羲文化内涵

从天水旋鼓的动作和步法移动来看,鼓手多以单S形、螺旋形或双S形前行,队形也有“蛇搜道”、“一字长蛇阵”、“旋蜗牛”等,这种行走路线应该是模仿蛇行之“禹”步,队行变化如游蛇蜿蜒,湖南巫师称其为“踩八卦”,据说“踩八卦”之“禹”步是夏禹祭祀祖先的舞步。在表演中还加入了“师公”甩“蟒头”的内容,就是让表演者在发套上带上长发辫不停甩动,当地人称之为甩“马头”。笔者认为称之为“蟒头”更为确切,因为蟒与蛇形体相似,传说中伏羲是人面蛇身,因而在旋鼓表演中甩“蟒头”的彩色发辫是人面蛇身的扮相,队形变化也暗含对伏羲的祭祀与敬重。此外,在表演中还不时听到鼓手发出“噢噢”、“嗨嗨”的喊叫声。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中描述了祖先的图腾祭祀场面;鼓手脑后束辫正是人面蛇身的扮相,舞步、队行、呼啸是对蛇的举动的模仿,以期获得祖宗的认同和庇护。在伏羲文化的精神里,最本质的内容是崇尚自然,它包含了人们揭示自然规律并遵循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哲学思想,因而,旋鼓的表演要从内容到形式相统一,在动作形态上自然随意,不留匠斧痕迹。在表演气质上充分体现伏羲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追求自不息、百折不挠、努力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导人生,充满生命的活力。在表演风格既“鼓风”上,力求体现出自然雄浑的气势、沉稳豪迈的步履、坚韧执著的神态和粗犷豪放的品质。

天水旋鼓在服装、道具设计上既尊重旋鼓起源的各种传说,又尽可能体现出了天水的文化背景,融入伏羲文化的内容,在鼓面图案上特别突出了“太极八卦”图形,这与伏羲文化紧密相联,在甘肃境内乃至全国流传的各种鼓几乎都绘有太极八卦图这一古老的哲学符号。表演阵形多涉及“八卦阵”,表演人数也往往要凑足64位,以合“六十四”卦之意,因为始作八卦的人类始祖伏羲就诞生在这里,“羲皇故里”的人们特别钟情于“八卦”的思维意识充分说明,擂起鼓而变“八卦”触阴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兴地之宜,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充分表露出天、地、人、鼓合而为一的思想,成为鼓舞起始的“心象”特征。

三、天水旋鼓彰显地域特色及人文精神

天水旋鼓的服装设计为黄色,寓意来自广袤的黄土地,服装图案整体展现了“龙”形,队形变化有“龙摆尾”、“二龙戏珠”等,这也蕴涵了图腾舞蹈的特点。相传天水是“龙”的故乡,素有“龙城”之称谓,龙,代表了力量、活力、热情、无惧以及专注。对于龙文化的展示,不只是在天水旋鼓中展示,在甘肃境内流传的众多鼓舞中随处可见,在鼓身常绘有“二龙戏珠”的图案,在队形变化中有“龙摆尾”,仪仗中有“龙旗”。天水旋鼓在服装设计上抽象地体现了“龙鳞”、“龙爪”、“龙首”的元素。中华龙形象神奇,是先民们集合许多动物及某些天象的形貌特征,经过漫长岁月创造出来的灵物,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主要象征正义与吉祥,而在旋鼓中之所以特别突出龙的形象,意在融合团结、创新、奋进这一龙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而使鼓舞达到形神兼备之目的。

天水旋鼓源于“武山旋鼓”,武山在历史上也是战略要地,素有“秦陇噤喉,巴蜀锁钥,屯戎要塞”之称谓,距今约38000年前的“武山人”头盖骨化石就出自这里。武山人崇武尚武之风盛行,从旋鼓表演的风格中也突显了他们勇猛与强悍的个性品质。历史悠久的天水旋鼓反映出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所发挥出的聪明才智,也可以说鼓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精神气质的载体和外化介质,这种精神载体,不仅传递着祖先遗留的文化信息、包含了引人入胜的神秘色彩与历史沉淀,它更体现了人类文明与历史演进中那些最为光彩美好的东西。在民间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景观、人文特质的差异,催生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形态,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农耕生活,并从中生长出来,其最基本的特质就是农耕生活的基本欲求和人天关系中什华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农耕信仰。

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随意或孤立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方式或生活方式总是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现象也隐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天水旋鼓所传递出的信息,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种群体精神风貌,极具内聚力。中国鼓文化丰富多彩,由于其流传区域的不同,鼓舞的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在我国一般北方地区鼓风威武朴实,雄壮有力,南方地区鼓舞抒情优美,充满田园风光,而地处西南边陲,身处崇山峻岭之中的少数民族鼓舞充满着古老而神秘的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艺术方面真正的象征,是尚存在广大民间一笔极可贵的艺术遗产,是我国一份极有价值的、充分表现中华民族富有元气精神的宝贵文化艺术财富,在当今更应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郭承录.武山史话.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2]曹昌光等编著 羲皇故里天水游.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篇4

论文关键词:陕北 陕北方言词语 地域文化

序言

历史上，汉语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陕西北部，即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通行着陕北方言。陕北方言词语是指陕北方言中的词和熟语的总和，是陕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学者李光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可见一定的语言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地方习俗、传统观念等直接相关。陕北方言词语中有大量的地名词语，这些词语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地理面貌、历史演变和人们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讨陕北方言地名词语所反映的区域地貌特征和所积淀的陕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一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区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间中，就不能不与反映空间地理位置的地名词语打交道。陕北方言词语中，地名的词语相当活跃，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词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专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词语大多反映了当地自然地理地貌特征，而专名部分则反映了当地物产特点。

1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地理特征

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表现为沟壑纵横，峁梁相接，沟峁交错的特点。陕北人在给地理实体起名时多以“沟”、“墕”、“岔”、“崖”、“畔”作为通名。反观之，这些通名记录反映了陕北沟壑峁梁众多的区域地理地貌特征。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陕北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子洲的宋家沟、曹家沟等。

含：两山相连处，俗称“含”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区。如子洲有米家、佟家，府谷有王家。

岔: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为名的有:绥德的霍家岔、清涧的岳家岔、子长的青阳岔等。

崖(陕北方言读nai):山边陡峭处。带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绥德的李家崖等。

畔:黄土山体的旁边或附近。住在土山侧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杜家畔，靖边的张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边的地方则称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峁:顶部浑源、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以“峁”为名的地名象神木的沙峁，子洲的拓家峁等。

梁:山体中间隆起的地方。以“梁”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温家梁、榆阳区的李家梁等。

圪崂:山间避风处，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崂，洛川有王家圪崂、史家圪崂。

圪凸(陕北方言读du， 上声):山间突出处。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涧的师家圪凸，吴堡的樊家圪凸等。

崾岘: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崾岘也写作崾险。如榆林的孙克崾岘、安塞的佛道崾岘等。

坪:黄土丘陵或山区中的平地。绥德有枣林坪、子洲有苗家坪等。

咀: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绥德有鱼家咀、安家咀。清涧有石咀驿镇。

其实上述地名不为陕北所独有，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不过，由于受到陕北区域地理地貌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陕北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观看陕北地图时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2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当地的物产

地名不仅是当地地形、地貌的形象再现，同时通过地名也反映了当地区域物产特点。

榆林因其多种榆树而得名。类似的还有安塞的榆树湾、志丹的榆树窑子、横山的榆树峁等。

佳县(原名葭县)因县境内有一条葭芦川，葭芦丛生得名(古人把苇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芦，长成后的叫苇)。府谷有野芦沟。

米脂，因境内有米脂水而得名。米脂水，又名流金河，此地水土肥沃，盛产小米，质醇味美。史书上说米脂水“沃壤空粟，米质如脂”，因而在宋代首建米脂寨。

甘泉县名最早始于唐代，以县南谷崖有泉水“飞流激下，甘甜美味，隋炀帝游山时曾汲取”而得名。

陕北各地都有枣树种植，因此以枣林、枣树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绥德有枣林坪、绥德的枣树湾、安塞有枣树台，志丹有枣林坡。

其他植物在陕北也多有栽种，如柳树、槐树，梨树、桑树、柏树、桃树、海红等。以此命名的如:安塞有柳林镇、柳湾，榆林有红柳沟镇，定边有柳树梁、红柳沟;安塞有槐树庄，志丹槐树台，子洲有槐树岔;安塞有梨树沟;府谷有圪针塔;府谷有桑林坪、桑园梁;府谷有柏树峁;绥德有桃树峁;府谷有海红梁等。

在陕北各地反映动物的地名不多。陕北各地有雉鸡，这在地名中有反映，如定边的金鸡湾、金鸡滩，这里的金鸡疑为雉鸡的方言改称，另外如榆林有野鸡河等。

榆林的上盐湾、下盐湾，也因其盛产盐而得名。此外从靖边:宁条梁镇、黄蒿界乡、席麻湾乡，清涧的石盘乡等地名都可了解当地的物产特点。

二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文化内涵

1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古代民族接触

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历代王朝为了争夺陕北这块地区，长期频繁进行拉锯战。战争之后，陕北汉民族人民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人民融合杂居、交流交往，这些为陕北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陕北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有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chuan，按陕北方言读上声)”命名的。

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区接近内蒙，地名命名多受蒙语影响。这些地名多分布于靠近内蒙古的村庄。此外，还有蒙语地名加汉语方位词或通名形成的地名，如神木的大保当(灌木丛草滩)、中鸡等，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相处，互相学习，相互交流的民族融合局面。

伙盘指清代农民租种蒙旗土地的地方，也作“火盘”，因而也有以此命村名的。榆林有白家伙场、郭家伙场，神木有铁匠伙盘、杨伙盘，这些地名反映了汉蒙交往的史实。

另外，还有一些受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影响的地名。如与历史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活动有关的乞佛(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等。历史虽已远去，但地名这一活化石却镌刻了民族融合的情景并把它顽强地保留到今天。

2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陕北古代军事

在我国历史上，整个西周阶段，陕北地区基本上是被猃狁占据着，秦汉时期陕北属上郡所辖，而上郡在当时的军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东汉末年，陕北则为匈奴等族占据，隋唐时代，陕北曾是突厥部族活动的地区。宋金元明时期，陕北是国家的军事要冲，边防重镇，历代王朝为了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大代价。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在长城沿线设置榆林卫，筑“边墙”，设城堡，从含有“铺，驿”、“墙、城、堡”的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则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

宋时为防御突厥、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的防御体系，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追溯到宋代。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含有“城”的地名，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城址已废，但其轮廓仍然清晰，成为陕北的名胜古迹。如统万城(靖边)，又名“白城子”，曾是东晋时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的都城;杨家城(神木)，即古麟州城，为古代边塞著名的军事堡垒。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新寨(吴起)，太和寨(神木)，张家寨(子洲)，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安边堡(定边)、解家堡(神木)、榆河堡、龙州堡、归德堡、双山堡(榆林)、波罗堡(横山)等，这些地名有些是宋代设立的。从这些地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

3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宁的心理和宗教信仰

词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词语的使用和演变可以映射出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陕北地名词语突出反映了历代当地居民祈求安宁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陕北地名词语反映官民渴望“安宁，安定”的愿望。陕北方言地名中的含有“安”“宁”“绥”等词语集中反映了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如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安边、顺宁、抚宁、安民(延川)、定边、靖边、绥德等。

类似这种借地名词语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如陕北地名中的吉利坪、丰富庄等，都是用含有吉祥如意的词语表达美好心愿。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还渗透有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至今遗留下的佛教、道教有关的地名即是有力的证据。如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的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此外还有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等，这些词语则与陕北当地的错综复杂的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4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陕北大部分地区地处山区，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蕴藏于古老的陕北方言词语中。由于自然条件差，又多受干旱、风沙、盐碱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的房屋多建于山边或山间避风处，生活异常艰苦，习惯称劳动为“受苦”，把庄稼人称做“受苦人”。如绥德的碌碡峁，安塞的镰刀湾等将古老的传统农具蕴涵于地名中，反映了生活在陕北黄土地的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像延安的韩家窑子、任家窑子等以“×窑子”命名的地名在陕北很常见，从中可看出某地最初入住的居民的情况，以及人们居住以窑洞为主，居住地比较固定的生活特点。

5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

“×家”格式的地名词语在陕北各地普遍存在。如清涧的李家坪，绥德的李家崖，子洲的汪家崖、杜家畔、马家石畔、苗家坪、周家圪崂，靖边的张家畔、拓家峁，米脂的井家畔，清涧的郝家畔，府谷的苏家畔，横山的王家峁，榆阳区的李家梁，清涧的李家坪，洛川的王家圪崂，等等。

中国人自古就重宗族，重血缘，有亲属或宗族关系的人往往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以宗族的姓氏作专名，加上反映该村落地理特点通名的地名全国各地都有。陕北，地理条件差，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这就需要同宗族的人互相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所以，在陕北各地，象李家坪这样的地名非常多。作为语言，类似的地名强化了陕北人的地缘关系，陕北同族或同村或同地域的人特别抱团，老乡观念非常浓厚。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移迁，聚居在一起的人未必都有宗族或血缘关系了，居住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但地名词语却顽强地存在下来，从而把祖先们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记录下来，流传了下来。

三 结语

方言地名词语作为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环境物化的代号，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探索方言地名词语，从中可以揭示内涵丰富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二者关系密切。一方面，陕北方言词语反映着陕北地域文化，透过它可以了解本地域种种文化现象，包括历史交往、地理环境、生活生产习俗、宗法观念、思维方式等。另一方面，陕北文化对陕北方言词语的形成、运用和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陕北的榆林明清之际作为边塞，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榆林城里的老年人骂人:看你哪个囚犯脑袋。别的地方的人则很少有这种骂人法。总之，研究陕北方言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深刻领会语言和文化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注: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K15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育林:《陕北人学习普通话教程》，1993年。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吕廷文:《浅议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4] 尤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篇5

关键词： 地方文化 综合实践活动 人文气质 “走近顾炎武”

新课标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十个年头，在这期间，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与认同始终贯穿其中。虽然在语文学界提倡人文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有感于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深刻感受到高中语文教学越来越滑向应试化、机械化、工具化的深渊。如何让语文教学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是每个语文教师不得不直面和思考的课题。

我的家乡昆山是一座充满灵秀气息的江南水乡城市，这里物产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千年古镇周庄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昆山人，我工作、生活在这里，热爱昆山文化，熟悉昆山的教育现状，渴望对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做出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并把它们渗透到教学中，以此提升语文课堂的人文气质，使学生在文化的濡染和熏陶中吸收知识，传承文化，培养能力，提高人文素养。

一、活动设计

（一）实施理念

综合实践活动指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阅读评价、撰写文章等一系列活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综合教学活动。综合性教学实践活动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标》指出：“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恰当地开展综合性教学实践活动，可以大大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以此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个性精神，使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二）活动预期目标

1.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理性、辩证地评价顾炎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了解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评价他的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2.在调查研究和交流展示过程中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和专题研究的能力，激发学生对地方文化的兴趣，唤起学生对家乡文化建设的珍视，在生活学习中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地方传统文化建设。

（三）资料链接

1.人物介绍：顾炎武（公元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2.酬王处士九月见怀之作（2008年北京卷诗歌鉴赏）

顾炎武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消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3.亭林先生神道表清全祖望（南通市2010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略

4.《昆山文史选集》、《昆山县志》、《昆山礼赞》、《三贤诗文精编选》、《传是楼集》等图书馆藏资料。

（四）活动步骤

第一阶段：在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分小组前往昆山亭林公园顾炎武纪念馆实地考查，赴昆山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利用网络查找顾炎武生平及著述的相关资料。

第二阶段：学生根据研究调查情况对顾炎武生平事迹或著述文章写调查总结。

第三阶段：各组进行评价、展示和交流，并举行研讨会，汇报交流研究成果。

第四阶段：老师对优秀的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对一些富有启发的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后续调查并总结评价。

二、分析评价

地方文化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怎样把它潜在的文化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在本次综合教学实践活动中，地方文化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承担怎样的角色，如何评价地方文化在提升语文教学人文气质中起到的作用，怎样通过了解地方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并深入思考的。语文教师要善于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充分认识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把对地方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在阅读和鉴赏中，引导学生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①

（一）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先贤来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