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结合时代要求，不断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本;仁爱;诚信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说，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为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1］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先秦时期，“文化”一词一直是分开使用的，“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汉以后，“文”与“化”才结合在一起构成“文化”，古人认为:“文化”就是“以文教化”［2］，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其新的意义，逐渐产生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一词，现在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此外，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大多数人普遍接受把“传统文化”定位为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凝结着过去，联结着未来。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法家为内核，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或流派，都曾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优秀精神传统，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的民本思想、墨子的“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兼爱主张及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等，这些思想和理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我们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面对内涵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态度分析对待传统文化，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发掘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阐发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独特魅力，不断强化世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使其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传统民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目标的理论源泉

党的十提出的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新认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更好结合，以进一步提高和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曾提出过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指的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民可拥护君主，也能君主，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出孟子将人民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就是要求我们党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凝练和升华，由此可见，“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并没有被撼动。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虽然强调了“以民为本”、“立君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等重要思想，但是缺乏“人民的统治”的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充分吸收了西方的民权思想，将“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统一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三、传统仁爱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取向的民族根基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左传•隐公六年》中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表达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以仁爱互助、礼仪来协和天下各国。《孟子•离娄章句下》中讲:“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反映了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仁爱的实行是人人皆可为的。《论语•学而》中讲:“礼之用，和为贵”。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使彼此都能融洽，主张礼仪制度等以“和”为标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的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抚养教育自己的小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及小孩，这才是真正博爱的体现。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引导人们要互相关心和爱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和谐”、“公正”、“友善”等理念相吻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丰厚土壤，也是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如果丢掉了这个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传统诚信理念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民价值准则的理论基础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的内在联系，规范公民的道德行为，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诚信作为公民的价值准则被列入其中，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导向，时代又赋予其鲜活的历史使命。《论语•为政》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人要是失去了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强调了诚信是为人之本。《孟子•离娄上》中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实是天地之大道，天地之根本规律，追求诚信，则是做人的根本原则。《管子•枢言》中讲:“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指诚信，是团结和维系天下人的纽带，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人心。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以新的形式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基本遵循。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愈加频繁，我们应当更加尊重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中赢得主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前人已有的思想文化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

作者：王晓勇 徐洋洋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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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魏］王弼．周易•乾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奥运；人文精神

一、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诗》、《书》、《礼》、《易》、《论语》、《春秋》等经典著作，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持续繁荣着。而百年奥运，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自2001年7月13日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盛会将首次由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体育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指出：一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中国在申办的过程中提出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口号，其中“人文奥运”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口号，也是中国申办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来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人文奥运”的思想宝库。正因为如此，宣传中国文化，弘扬奥运精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人文奥运”，将赋予2008北京奥运别样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融合力，它吸收了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将之融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2．“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即“民本”，这一思想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国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本、民本和爱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儒学和墨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孔子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晏子春秋・内问下》和《管子・霸业》中均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表现为天命观、天道观和天理观，无论是天命、天道还是人伦，都是说明天与人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目的是说明人的重要地位，从而为重民奠定理论基础。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人文奥运”与中国传统文化

1．“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

2005年2月北京市的《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阐述了“人文奥运”的基本内涵：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奥运会在中国主办将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当代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现代奥运会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所以它紧密的契合了西方的现代文化。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展示中国文化，推动中西交流是人文奥运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中国传统文化与奥运人文思想的联系。

《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其核心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奥运人文思想强调人的健与美，这种健与美不仅指人的身体强健，而且指精神健全，身心和谐发展，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崇高的体育理念。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它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中心，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注重现实人生；强调人的社会道德属性而非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维系全民族思想的纽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二者是何其相似。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百年奥运的人文思想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使奥林匹克运动一贯追求的人文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能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现代化的精神。

四、传承奥运人文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深化对奥运人文精神的认识。

奥林匹克运动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也在不断与现代社会进行调适，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将体育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体育景观，以独特的文化魅力愉悦人们的身心，更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不已。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光辉典范，是人类精神的食粮，是力与美，是文化。

2．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跨越。

正因为对奥运人文精神有了如此之深的认识，我国政府在申奥报告中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不仅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上的新贡献，同时也是我国对奥林匹克精神深入研究的结晶与对奥林匹克认识的升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研究奥运文化，弘扬奥运精神，必将引领我们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进入一个和谐、秩序、道德、仁爱的文明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1] 刘修武．奥林匹克大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2] 纪宝成．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任海．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J]．体育文化导刊，2002，(1)．

[4] 孙葆丽．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4，增刊．

篇3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080-3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为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进入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加强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是极为丰富的，对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的基本精神主要有：

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二是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是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为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表现在：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德教，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另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其实就是建立在每个人内心自省的基础上。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要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灌输是外部因素，内省是内部因素，外要通过内才能发挥作用。大学生群体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应该教育他们要通过内心自省，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思想道德，没有学生自己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社会，由于世俗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不良风气渐渐渗透到高校校园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重考验。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唤醒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价值观，这些传统思想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可以获得广泛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将来走向社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会一辈子受益不尽。

第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其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各类高校尚未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完善机制，传统文化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与缺失。大学生虽然在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认知层次较浅，所掌握的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较窄，而到了大学阶段，本应该强化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补给却缺乏系统性、制度化，这就造成了当代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认知程度不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观念越发淡薄的现实。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融人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文化遗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具体表现为：

积极的影响：（1）它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和人本主义的哲学社会观为基础，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倡导人性的回归，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架构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宽广博大的民族胸怀，而这种民族主体意识中积极进取的优秀因子，正为今天的社会所需要。（2）它可以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接受社会道德规范教育的同时，形成道德的能动性，最终升华自己的品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都重视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在道德修养上的主体自觉，突出道德践行，这种思路本身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

消极的影响：（1）中国传统文化重情轻法，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德治的重要性，忽视法在国家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对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将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2）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强调“仁义”，强调和谐的概念，也不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传统思想中，崇固保守是最大的缺陷，表现在人的思想上就是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不思进取和革新，自我陶醉，也会对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注意传统思想特质中的不良影响，去粗取精，正面现实与未来。要以史为鉴，开拓创新。

四、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首先，建立和健全各项教育实施制度。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和结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从上到下，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各个形成单位之间应制定不同情形下的文化教育宣传办法，鼓励全社会关注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对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未来的主要力量群体，更应该不断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为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做好资源潜意识中的储备工作。

其次，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结合起来。课堂教学不仅是大学生接受专业知识的主要渠道，也是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渗透优秀的文化、历史、价值、美德教育，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和主动性。以传统文化、历史人文为载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注人人文活力，实现内涵拓展，使之成为思想理论有根可寻、有脉可把的课程。此外，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价值，还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学计划中。在高校开设传统文化选修课，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其他政治课形成合力，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最后，发挥现代的大众传媒作用，丰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另一方面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我们只有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方法，才能对大学生进行更好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通过大众传媒电视、网络、广播、杂志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挥现代信息传播快和覆盖面广的优势，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牢牢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让现代的大众传媒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张林.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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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伟军.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文教资料，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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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是极为丰富的，对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的基本精神主要有：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二是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三是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四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本文来自于《理论前沿》杂志。《理论前沿》杂志简介详见.）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为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表现在：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德教，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另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其实就是建立在每个人内心自省的基础上。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要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灌输是外部因素，内省是内部因素，外要通过内才能发挥作用。大学生群体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应该教育他们要通过内心自省，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思想道德，没有学生自己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二，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社会，由于世俗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不良风气渐渐渗透到高校校园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重考验。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唤醒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价值观，这些传统思想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可以获得广泛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将来走向社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会一辈子受益不尽。第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其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各类高校尚未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完善机制，传统文化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与缺失。大学生虽然在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认知层次较浅，所掌握的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较窄，而到了大学阶段，本应该强化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补给却缺乏系统性、制度化，这就造成了当代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认知程度不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观念越发淡薄的现实。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融人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文化遗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具体表现为：积极的影响：（1）它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和人本主义的哲学社会观为基础，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倡导人性的回归，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架构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宽广博大的民族胸怀，而这种民族主体意识中积极进取的优秀因子，正为今天的社会所需要。（2）它可以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接受社会道德规范教育的同时，形成道德的能动性，最终升华自己的品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都重视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在道德修养上的主体自觉，突出道德践行，这种思路本身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消极的影响：（1）中国传统文化重情轻法，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德治的重要性，忽视法在国家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对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将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2）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强调“仁义”，强调和谐的概念，也不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传统思想中，崇固保守是最大的缺陷，表现在人的思想上就是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不思进取和革新，自我陶醉，也会对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注意传统思想特质中的不良影响，去粗取精，正面现实与未来。要以史为鉴，开拓创新。

四、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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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60-02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时代里，在国家、社会及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达成共识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核心价值观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是否顺应世界潮流、反映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本文将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思考。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要放置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进行考虑。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自觉、自信，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武器。

（二）实现民族振兴的需要。文化维系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纽带。抛弃传统文化意味着扔掉民族基因、国家美德，也将扼杀民族的发展。国家崛起不能失去民族的灵魂，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是民族的灵魂。必须建立起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

（三）融合普世价值的需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普世价值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话语。普世价值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目标。融合普世价值，必须坚持“西体中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源头，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尚和合、求大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尚和合、求大同”体现追求国富民强、人民民主、兼容并蓄、和谐共赢的国家价值观。“和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理念。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和合”――一种和谐共赢的国家发展观。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时要以“协和万邦”为指导，在化解冲突时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在推进交流时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包容发展，在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取共同之处，实现世界协调发展。“大同”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中，但用于代表某种社会理想则见于《礼记・礼运》，描述一个“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实现融合与接洽，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提供精神源泉。

（二）崇正义、重民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同志提倡“崇正义、重民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源泉，可以看到“义”是五千年来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尧舜时代便有“义”之讨论。《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并有“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论调。实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必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认为法律要保持稳定性、要刑无等级、要公布于众，把法律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和今天强调的法治思想有之处。实现自由、平等，则必须重民本，就是要以民为本。《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统治的根基才能牢固。同时，民本思想自由、平等，突出民本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如《尚书・周书・泰誓》中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统治者高度重视民意，把民意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这和强调民意的当代民主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以民为本、民主法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

（三）讲仁爱、守诚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讲仁爱、守诚信”更多的是从个人道德上提出的约束条件，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讲仁爱”，就是说要有爱人之心。“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内核，也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因此，无论是墨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仁爱精神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仁爱和善的价值体系。“守诚信”，强调做人应该守住诚信的底线。“信”指不食其言，“诚”则指“诚其意”、“毋自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正是其意。《论语》中，孔子38次提到“信”字；《韩非子》一书中，“信”字则出现149次；“信”字在《左传》中则出现216次。其次，道家、墨家、杂家亦对诚信有高度论述。强调“守诚信”，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力量之源，为诚信社会、的建立提供传统文化支撑，以人人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内生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途径。2014年2月17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途径，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文化蕴含着人类道德的基因，优秀文化是人类美德的高度凝练和沉淀。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的仁政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人文精神。这和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袭人心，社会信仰缺失，需要大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来消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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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行政文化对数千年中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选官制度的日趋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对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型有很大阻滞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探究积极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将帮助我们构建现代化转型的合理路径，全面系统地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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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权主义；中公民社会；公民主体；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4－0086－07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生成是一个家的社会政治体系逐步趋于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家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公民社会“引入”中近20年来，内就公民社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92年开始到世纪之交，学者们主要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并围绕中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建构中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探讨；二是自21世纪以来，中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着重在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探析当代中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方向和路径。从逻辑转向看，前一阶段注重公民社会的价值研究，即从市场经济发育、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转型等方面来探析其生成的缘由和意义；后一阶段侧重于本土化之“公民社会”、色的公民社会，在当代中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成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内外的高度赞赏，“中模式”的高效率似乎化解了“五?四运动”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不断强化的对传统的敌意，中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重组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从中的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如上“转型”仅仅是公民社会生成的“外在基础”，真正支撑中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生成。近年来，在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权力腐败、等)都与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位有很大的内在关联。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要依靠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综观而言，立足传统政治文化之消解因素来探析公民社会建构的文献较少，本文即是从传统“王权主义”的视角探析当代公民社会养成中的“文化转向”，及其对未来中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中公民社会生成的现状和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也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被广泛地当作一个用于评估家权威与私人实体及组织之间的平衡问题的描述性概念”。中学界经过近20年的系统研究，就公民社会的内涵、渊源、特征、意义等相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达成了初步共识。按照中的话语来概括，公民社会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公民社会与家政府分离，保持自主和自治，并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制约；二是公民社会的社会载体是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三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以及市场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实现结构互补与功能配合，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四是公民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具有契约精神、合作意识等社会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非官方领域”。因此，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的生成有助于理顺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关系，公民社会内含的独立平等的公民主体意识和理性对话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

中在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家，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通常受到大一统集权的钳制和扼杀，难以提供公民社会生成的机缘和空间。新中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这种同质社会中同样没有公民社会生成的现实条件。以农村为例：从秦统一中到清王朝终结的2000多年中，农村的治理主要依靠以乡绅为主体的农村民间组织来实现；在民政府期间，在农村首次设立了村公所，作为基层政府派生性行政管理机构，期间诸如庙会、宗亲会、祠堂、乡贤会、民团等基层组织在多数农村依然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新中成立后，在经济上推行制度，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党支部与生产大队一道履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诸如宗亲会等传统的农村民间组织被新型农村组织(农会、妇女联合会、农业合作社、生产大队等)所代替。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基层党政机构在农村的附属组织，带有极大的强制性。正如俞可平指出：

“从1949－1980年的30余年的时间中，严格地说，在中农村没有任何自愿、自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社会阶层及利益格局的分化与重组进程中，一系列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民间组织逐步兴起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共有民间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6.91％，略低于近10年间平均增长率，其整体质量、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显著发展。可见当前我民间组织整体上平稳增长，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应看到正在生成的中公民社会与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差异性：一是中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二是中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三是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四是中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这些“差异性”正是中民间组织兴起和发展中的“特殊性”，同样也是长时期制约中公民社会良性发展的瓶颈。

考量中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社会和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尤其是公民文化的生成以及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发展方面。后者正是中公民社会生成的内在诉求和政府主导培育之的最终旨要，也是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建构与生成的枢机所在――它有赖于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公民主体的建构。

二、传统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及其消极影响

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对公民社会的生成具有根本的意义，是其最初的生长点，也是恒久的推动力。事实而论，当下中公民社会生成中面临的诸多不足和困境与传统文化之消极因素――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有很大的内在关系。

(一)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与王权主义

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形式，是人类社会中最持久、最坚韧的组织因素。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

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气质。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中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性。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关于对中传统社会的性质和文化属性的反思和研究中，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主义”的概念体系，并以此来概括和解读中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和文化属性。他认为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专制权力支配中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帝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中大地废除已有百年，但传统政治文化在这数千年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并且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凭借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传延下来。综观而论，在长达数千年的中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作为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起着枢纽作用；王权秩序是“治安邦”的根本，王权崇拜则是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

王权主义是对于中传统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总体把握，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是“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的统一体。它把握住了中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出了中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和崇圣观念。以王权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系，统称为王权主义或王权意识。

(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与消极影响

中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种新型价值体系的建立，但无不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甚至遮蔽。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言，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型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需要数百年的社会化过程。

回望自一百多年来中现代化进程，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到“五?四”(文化心理层面)，中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层次越来越深入和开放，然而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化和西方化关系的历史难题。同样，当代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势昌盛、中发展道路备受内外关注，然而至今尚未厘清中传统文化何以实现现代转向的时代难题。就当代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而言，迄今为止“实际发生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作为深层文化因素依然延续下来……仍然遗留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大众心理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权力崇拜、身份壁垒和特权行为。传统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家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大一统”诉求，与几千年间对王权的推崇有着天然的耦合性。在人民共和的新时代，传统“王道同体、代天牧民”的统治逻辑早已转向“权为民赋，执政为民”治理逻辑。然而，当代中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权力崇拜、“身份决定命运”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其二，臣民(顺民)、暴民思维俱存。王权社会中的权力独尊地位是以臣民的附依为基础的，而暴民则是臣民的另一极端。换言之，臣民、暴民、君主共存于王权社会的体系当中。如果说臣民意识表现为个体对其在现实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志的无原则顺从和依附的话，那么，暴民意识则表现为对这种意志的无原则的反叛和仇恨。其共同之处是他们在精神上都没有自己正面的价值理想，因而都没有自身独立的人格。暴民意识和臣民意识以王权意识为中心形成历史周期律，实际上演绎的是权力至上的逻辑。改革开放30多年，当代中正在由“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变，当这一过程的利益分化失衡问题累积并遭遇制度疏导功能的缺失或错位时，往往会诱发一系列诸如越级上访、请愿、抗拒和暴力对抗行为等群体性泄愤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民意识的缺失与政治体系的欠完善，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基层民众长期蛰伏的顺民方式到暴民行为的突变，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和特权行为。

其三，个体理性和公民意识缺失。王权社会尊崇权力原则和集体原则，“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驯服为君主专制下的“子民”。社会个体的理性在王权体系以及王权意识支配下只能皈依并服务于“大一统”的制度诉求。臣民思维是公民意识的天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依然会在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上遮蔽着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和个体理性的彰显。作为西方价值体系核心的个人主义在一百多年前传人中，一直遭到中传统道德文化的误解、歪曲和批判。新中成立后，曾一味地倡导集体主义，其道德优越性彻底遮蔽了个人主义中倡导个体理性这一应有的价值。王权社会消解个人理性，而“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

(卢梭语)。当下中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主体的生成、社会个体理性的充分彰显是一个社会制度安排合理化的内在要素。

三、中公民社会生成的文化机理和逻辑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的生成，不再是对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超越“传统与现代”简单二分法的前提下培育中属性的公民社会。实现这一“超越”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转向如下。

(一)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和坚实基础。纵观西方公民社会的生成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无不是在家与社会二分进程中逐步凸显社会本位的，并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公民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公民的“权利本位”。

中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自周秦以来，中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巨型帝”式的金字塔结构。“以家族为本位、家一体是传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的主旨是“君权至上”，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威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性，掌控和宰制着全社会所有方面和所有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权力本位观念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属性和社会运作机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社会一直处在强家和强政府的阴影里并被其所湮没，而真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公民社会是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始萌现的。

中社会的转型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植入”现代文明要素。西方公民社会是在“社会自

组织”发展基础上、“自下而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中公民社会的生成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在政府的引导下以“自上而下”方式进行的。相关公民社会组织依然具有“半官半私”的特性，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契约精神、公民文化、权利意识等发育得还十分薄弱，单方面依靠政府主导和主观构建，一时间则难以形成“原生态”的公民社会。为此，在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逐步打破传统的“身份”因素对社会合理分化和阶层良性流动的制约，逐步转向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契约社会。

(二)由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是一个凸显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和精神的社会。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的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公民社会对个人本位和价值的彰显依赖公民主体的生成，而公民主体生成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内在支撑。这就要求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基因更新，逐步实现“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历史转变。

首先，“崇圣意识”走向“自由意识”。公民社会需要彰显公民的主体性和自由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生成需要在对崇圣观念和臣民意识的消解中逐步实现。臣民没能力也不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寄希望于圣人、明君和清官，他只是一个碎片性的存在，生活在权力的操纵和统筹之下；而公民则是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规范框架内自我教育、自我负责，他拥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也拥有自我成就的无限可能性。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是自由的，他珍重自由的价值并致力于捍卫自由的价值――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博弈中推进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改良。

其次，“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臣民”作为社会主体呈现出明显的等级依附观念，忠孝、忠君观念和义务伦常本位严重而权利意识天然缺失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尽管从法律地位上说，臣民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了，但臣民意识却还顽固地残留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而公民文化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公民主体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广义之政府)在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变迁中合理引导，更需要审慎厘清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通过植入新的文化基因进而“弘扬”传统的积极功用，以现代公民文化重塑公民主体。

(三)由民本思想通向民主思想

公民社会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温床，而民主理念和民主意识则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王权社会以及王权意识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民主制度，与其耦合的仅仅是作为“君为政本”命题的附属要件，即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渊源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战，此后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有突破先秦所确立的框架。客观而言，传统民本思想本身并不缺乏人文(人本)精神，如周公之“敬天保民”、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然而，在王权主义视界中，民本思想并不全然是所谓现代的“以民为本”抑或“以人为本”，而是“民本”与“君主”共同构成一个刚柔并济的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这种阴阳组合结构并不完全等同于对立统一，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譬如：君主以民为本，并不是“以人民为主人”，而仅仅意味着民是君主统治的条件和基础，实际情况是“君为民主”。其“痼疾”在于阴阳之间、主副之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就是错位。如“在讨论家的来源、根本和基础的时候，人们认为‘民为本’；在讨论政治的首脑、主体和关键的时候，人们认为‘君为政本’。就家基础而言，民为本，君为末；就政治主宰而言，君为本，民为末。”“君为民主”把君奉为政治统治的最高主宰，意指君权的绝对性；“民为本”承认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意指君权的相对性。依照逻辑，君权的相对性理应摒弃君为政本的思路，从中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生命力。可惜中古代民本论者都没有从君为民主、治权在君、君为政本的思路中走出来，进而跃入民主主义的范畴。

一言以蔽之，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系统论证、全面规范君主制度的政治理论，它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㈣因而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直接从民本思想中解读出“中式的民主”，把传统的“礼仪之邦”变成“民主之邦”的愿望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置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不顾而进行的简单的“传统回归”，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盲目崇拜很有可能会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固然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在培育中公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不可能乞灵于传统的民本思想，因为它与民主思想完全是两种属性的东西，从中不可能生发出现代民主制度。当代中30多年的改革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化诉求也随之上升。据相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化压力”的统计分析指出：“在2010年有较高民主化诉求的人口比例是20％，2015年是28％，2020年是45％”。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其一，审慎厘清传统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的内在机理、合理弘扬其中的人文理念和人本精神；其二，合理汲取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促进民主理念、个人理性、公民意识的本土化；其三，立足中现实，借助现代文明成果以及传统民本思想之人文胚胎，在践行社会真问题的实践中填充新的“时代精华”，进而开拓出具有中属性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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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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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谈新敏工作单位：郑州大学

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中原从古代到近代一直都是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社会，从未出现过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中原传统文化总体上说是专制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严重缺失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因素。一是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从夏朝始，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度让位于王位世袭制度。为了维护贵族等级制度，奴隶主贵族确立了以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西周王朝建立后，以宗法式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国家组织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直至士人、庶民的层层统治的宝塔式政权结构。“周礼”就是维护西周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为国以礼”是西周时期治国的基本原则。后来历代王朝都继承了周礼，都维护了封建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就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和护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权利的规定，多有义务的要求。中原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更是把“重义”、“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在专制制度下，君、臣、父、子等级分明、层层依附。中原传统文化没有“公民”一说，当然也谈不上公民的权利。二是注重民本，缺失民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意思是说天神时刻都在寻求适合于做民之君主的人。《诗经》中也多次出现“民主”一词，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宰之意，与现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周朝的统治者在取代商朝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明德慎罚”，这是中原民本思想的萌芽，对后世思想家和统治者有很大影响。“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6］127。“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7］30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8］111，“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9］120－121。传统“以人为本”即民本思想的精神实质主要在于告诫统治者:要成就大业，要维护统治，就要重视民众的力量，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倾听民众的呼声，使民众安居乐业，否则，将事业无成，江山不保。孔子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基本倾向是反对自由民主政治原则，让国民放弃民主议政权力，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传统民本思想一直笼罩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它把人民放在客体地位，看做是利用和依靠的对象，这与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的现代民主思想相去甚远。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意味着公民享有一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0］201中原传统文化实乃村落文化，而“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1］101－102。三是恪守专制等级，讳言自由平等。中原文化不仅缺少自由传统，也缺失平等传统。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儒、墨、法家都维护君臣尊卑等级制度，唯有道家是个例外(传入的佛家也主张众生平等)。庄子是自由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自由的思想家。庄子视自由为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追求自由是庄子思想的灵魂所在。庄子的自由大致可分为精神自由和理性自由两个层面。在他看来，精神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但人生来偏偏不自由，造成不自由的外在因素是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社会的威胁、统治者的专制压迫和儒墨仁义所形成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言行的束缚。因而，他要求摆脱现实的枷锁，幻想到那自由平等的“至德之世”。而造成不自由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人们汲汲于追求功名权势，因此庄子强调“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自由。庄子追求的理性自由，在于他认为自由的实质是遵从规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大鹏的自由在于顺风而动，才能游于无穷而无所待。自由来自于“依乎天理”，“从水之道而不为私”。庄子的自由是实实在在的超越自我、摆脱一切传统和政治道德束缚、追求精神解放的自由。庄子是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他的理想国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君臣贵贱之分的社会。庄子哲学认为宇宙由气构成，人的生命也由气构成。人既秉气而生，而气无贵贱，则人生而平等，何来贵贱之分?遗憾的是，庄子的自由思想、“等贵贱”的思想和“尊卑大小如一”的政治平等原则，既无后来的思想家探幽发微，又无政治家转接于政治实践，犹如黑夜流星，倏忽即逝，也就根本谈不上形成传统。现代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需要民主。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法治社会还未形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中原传统文化中非民主的历史太长久了，具有浓重专制主义色彩和前民主观念的中原文化，如何开出权利、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等现代文化新观念，如何使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观念，实现从传统的专制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转型，是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建设问题，而且与中原乃至中国经济、教育、科技、法制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

在社会结构性质方面，中原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因为整个国家就是家庭、家族的放大，由家庭关系直接引申出社会关系，将家庭成员间伦理关系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伦理本位”强调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根本，注重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情谊，重视道德自律，轻视法制他律，这是“人情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人本位”强调以个体的人为根本，重实体而非关系，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这种道德是从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重视法律的规范，这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中原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于个人本位社会结构的文化特性。其一，在经济方面，个人本位的社会财产为个人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而在中原，家庭内部财产是不分的，亲戚朋友乃至邻里之间则有无相通，以资质互相借贷，相互周济，本该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之责，则由家庭、家族承担。其二，在政治结构方面，表现为“家国同构”，即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国同构把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伦理(私人)关系。其三，在社会生活方面，以道德代宗教，“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罗素语)。“纳上下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12］43。在中原社会生活中，伦理情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它对人们的心理情感具有抚慰作用，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如一家，悲喜共享，而避免由孤独疏离而来的苦闷。其四，在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合法律于道德”。“建国之基础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法律，故法律仅立于补助地位”，“立法之根据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权利”，“法律既立于辅助道德礼教伦常之地位，故其法常简，常历久不变(从汉代以迄清末不变)”，而且“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凡所规定都必与刑罚有关。……社会组织与秩序大部分存在于‘礼’中，以习惯法行之，而不见于成文法”［13］20－21，107。中原传统伦理本位文化与人本位文化之间存在迥然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重整体秩序，轻个体个性。中原传统伦理社会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体应在既定的人伦秩序中各安本分，进而安于自然和命运，以维护整体和谐及天人和谐。中原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人格，而非个体人格，人们习惯于将人看成是群体中的分子，而不是个体。中原古人侧重于内向探求，注重修身，由此出发以达到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存天理，灭人欲”，去追求内心的完善，又要求外在的行为必须符合于“礼”即社会和道德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注重伦常秩序的思想倾向在维持社会稳定、天人协调的同时，也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自主意识，使人们崇拜地位和权力，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塑造和形成。与儒家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并反过来观照社会不同，西方道德来自个体，并以由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去建立和规范社会。西方社会是一个重形式的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社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西方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则是特殊主义的，即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因而，西方势必建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也势必使个性得以张扬，从而呼唤出个性的巨大创造潜力。二是重内向追求，轻外向超越。中原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上靠伦理关系的调节，而伦理关系的调节，则靠“礼”的规范、“乐”的感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全部道德生活的实质即在于克己修身，追求道德境界。所以，形成了发达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形成了注重自我克制的道德传统和向内追求的倾向，这与西方较为放逸和向外超越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在宗法血缘纽带解体较早的西方，社会秩序更多地仰仗契约、法律维系，人们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人际的伦常关系和德行觉悟，而是以更大的兴趣去探索自然和思维的奥秘，主客两分、心物对立的观念应运而生，宇宙论、形而上学得以发展，形成了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学科界限清晰分明。而在宗法伦理笼罩下的中原社会，人伦效法自然，自然人伦化，从而形成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相互涵摄、畛域不清，助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伦理化走向，形成了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客观外物尤其是自然界未被当做独立的认识对象而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对象的科学受到抑制，自然科学便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三是重自律，轻他律。中原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主体的内在目的和品性人格的完善，是一种以自律为约束的良心主导型心性伦理。相信只要主体遵循道德规范，按照道德原则塑造自己，安分尽伦，反躬自求，便可达到人格完善及精神提升的境地。人性中具备道德的一切要素和可能，道德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我的努力，而非外力所能左右。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实践的方式，似乎并不能达到普爱的理想，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在一对一的实践方式中，自我或己永远是伦理实践的中心，推爱也必须由己出发，道德修养也必先‘反求诸己’，以己为中心的推爱，无论在事实上或理想上都跳不出差序的格局。”［14］15这就注定了这样的一套伦理规范是以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关系为主的“私德”(熟人道德)，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大众关系的“公德”(陌生人道德)。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分离的基础上的，而且尤其注重公共领域当中个体的责任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中原社会，公共领域的发育相当不成熟，这就注定了中原社会一直割不断与传统社会母体的脐带。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至上，情大于法(规章制度)，“普遍物”(法律、生活规范、工作规章制度)没有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四是重传统，轻创新。注重伦理的中原传统文化，使得人们养成了重祖先、尊君父、尚谦卑礼让的性格，形成了传统、因袭和保守的文化特性。中原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出重视先例，偏重于从过去的惯例和相对稳定的周期性循环的日常生活中引申出一套基本行为规则。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一般都将先人的典籍和圣人之言视为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总是受到典籍和道德信条的强烈制约，难以实现突破和创新。“四书”、“五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人们生活的普遍准则和规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表现了一种对传统的盲从，缺乏一种反传统的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这种强调经典权威的保守态度和尚古思想，限制和束缚了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张扬，这与喜冒险、张个性、尚创造、崇变革的现代文化性格形成鲜明对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

上述反差昭示我们:实现中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一再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5］376。“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剥夺掉他们所具有的传统，他们便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知识才能、道德力量和眼光来提供在世界中建设家园所需要的东西……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很少是完善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16］285。因此，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挥正面的功能。”［17］8其次是如何处理好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中西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处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碰撞之中，并且我们的现代化还是以西方为参照标准的。鲁迅曾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陈寅恪也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因此，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必须汲取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优秀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汲取和借鉴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几个世纪以来，中原文化经受住了存亡续绝的历史考验。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原大地已经成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就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资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新文化的建设，将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注入新的、深厚而绵长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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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劳动法理念；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30-01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化秉承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理念，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结合各家（如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之所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

（一）“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为和谐思想的一脉传承

和谐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道、墨等主要思想学派都对和谐思想有深刻阐发。例如，儒家提倡“以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因势利导，合乎自然，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二）“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

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经儒家的继承并发展，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此后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多的是为君主的统治服务的，并不同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然而“以人为本”的思想内在的继承和吸收了“以民为本”的精髓，例如孟子提出的“执政为民”思想是中国民本主义思想的核心，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所继承。

二、劳动法的基本理念

纵观劳动法的出现及其发展历程，在劳动法的不断完善中，始终围绕着“平等自由”以及“公平和效率”这两个话题。

（一）平等自由

“法理念”是“法精神”与“法实在”之间的统一，它是描述正义精神和其指引下所建立起来的法的各种实施行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各种规范体系制度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宽泛的法哲学概念。其中“法精神”是“法理念”的核心，而“正义”作为“法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对于“正义”的理解却没有达成共识，在对“正义”的各种解读中，罗尔斯所著的《正义论》无疑是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并且归纳出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平等自由原则是基础，即平等自由是正义的核心，由此可以看出“法理念”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劳动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学，平等自由理应作为它的基本理念之一，使劳资双方能够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指引下平等自由的建立劳动关系。

（二）公平与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提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社会将面临着一种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如果一味的追求公平，而忽视对经济效益的考量，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改革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所有制身份，将劳动力推向市场，建立契约型的劳动用工关系和竞争型劳动关系秩序就成为劳动法的首要任务。然而，面对日趋复杂的劳资关系、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劳动者，如何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又不降低经济建设的效率，就成为劳动法绕不开的话题。因此说，公平与效率是劳动法的又一个基本理念。

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劳动法基本理念的影响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孕育了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瑰宝，而且能够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它以其独有的优势，对我国劳动法基本理念的构建及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以人为本”与“平等自由”

唯有关心作为国家建设重要力量的劳动者，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使他们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才能使得他们安心劳动，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在劳动法构建及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把“平等自由”作为首要原则，始终把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作为首要任务，采取对劳动用工单位的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及动用国家公权力进行适当干预等多种手段，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种体现“以人为本”、对劳动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倾斜保护制度，不仅保证了劳动关系中的形式平等和自由，而且衡平了劳资双方存在的事实不平等关系，使“平等自由”的正义得到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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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也包括另一重要方面—认识自己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或不足的薄弱的方面。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一文中，先生指出，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优点和缺点是“一体两面”，无法截然分割。先生将传统思想文化归约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对每一方面都既指出其优点，又指出其内在缺点;如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立在广大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空想的色彩，从而拖住了社会的前进。我们提倡理想主义当然是对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关于人本主义，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本主义。它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他们讲“格物”“致知”全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就不大可能去系统地探讨一些抽象的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因而中国哲学没有严密的论证，这样就妨碍了我们民族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而更成问题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种相对立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负起自己作为特殊地位的“人”的责任，而忽视了人应有的权利。因此，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等。它要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而很少能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所以，尽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须在“五伦”关系中生活，人只能表现在与他相对的关系者的身上，离开这样相对的关系就很难讲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只是在规定了的五伦关系下的主体性;自觉性是在没有认识自己独立人格下的虚假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才有主动性。或者说，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是在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义。所以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没有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从这个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冲破这种被限定在“五伦关系”(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的社会关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对他们是重要的。这种“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来做“主”呢?这显然是把关系搞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且它应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关于辩证思维问题、理性主义的问题，先生也都作了辩正的分析，如指出传统思想往往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的道德价值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宋儒认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这种把人内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当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离开了“理性主义”，而且会是新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应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来讲“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义。如此等等，为我们如何“文化自觉”，树立了榜样。故停留于宣扬传统，儒学是不可能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现在国学讲得多了，却很少有辩证的分析。正面的宣扬遮蔽了其负面的因素，但负面的因素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它随正面的宣扬而一起潜在地进入人的心灵意识，起着某种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家与民族追求的目标。先生指出，实现“和平共处”要求处理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仅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创建“全球伦理”中应十分注意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可以对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有意义的伦理资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其伦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伦理，而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和而不同”原则下寻求最好的“全球伦理”原则。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背离了这一基点，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日益重要性。先生有专文对此回应，这亦为我们树立起“世界观照”的范例。

总之，先生的眼界是广阔的，时时关注着世界，而立足点则在伸张与弘扬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使之健康、活泼、发展、复兴，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实践先生的这一指示，新哲学的建立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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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自己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案例:今年在给高三学生讲述岳麓版必修三《孔子与老子》一课时,针对现在全球兴起的“孔子热”,学生没有再如以往一边倒的赞扬,倒是很快形成两派:一派认为这种热潮正体现了儒学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另一派则认为要理性看待这种热潮,不应过分抬高儒学。面对学生的分歧,我没有简单地给出结论,而是表扬了他们敢于思考、勇于质疑的精神,同时指出彼此的观点应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希望他们课后能找出更多的论据来印证自己的主张,在下一节课展示给对方。对此学生非常重视,课余纷纷上网查找资料,整理成册,我把他们的成果印发给全体同学,让他们展开广泛的研讨。

在第二节课上,正反双方都推出主辩选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正方一辩:我方的观点是近现代以来儒学在海外声名鹊起,体现了儒学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我方论据:

1.西方学者将孔子与耶稣、释迦牟尼齐称为“世界三圣”,以赞扬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

2.法国文化部长说:从久远的年代开始,欧洲就承认了孔子这位中国和全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与哲学家。美国文化部长说:孔子的人格与他的业绩,值得受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最高敬意。

3.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005年9月28日,全球首次举行联合祭孔,参加祭典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安黛丽・霍尔说:“儒家思想的精要之语对世人可以起到警醒作用,儒家的一些价值观念正在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

由此可见,如今的孔夫子已经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相当多的粉丝,这是我们的骄傲。

针对着学生们频频点头的样子,我提出了几个问题:(1)欧洲人认识孔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跟哪个历史事件有关?(2)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那你认为孔子的哪些思想被今天的世界所认同?这两个问题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完成课标的学习要求,同时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问题。

反方一辩发言:

我方的观点是两千多年前形成的思想文化不能适应目前的时代要求,不应过分抬高儒学。例如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执权柄的统治集团所坚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骨子里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书生理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促成了作为近代世界进步标志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

对反方的发言,我也提出了两个问题:(1)“重民思想”的实质是什么?(2)近代史上,促使“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奠定人类民主政治和法治基础的事件是什么?引导学生不仅理解概念,还要站在世界的角度认识事物的本质。

正方二辩发言:看儒学如何在我们的近邻日本生根发芽――儒学在日本。

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是日本,孔子的影响不亚于在中国本土。

日本民族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民族文化。例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成为自由民权思想家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桥梁;儒家的“义利之辨”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道德支柱;儒家的“忠孝”观念为近代日本的国家和企业服务;儒家的“中庸”概念用来协调日本的现代政治等等,因此日本被称为一手论语、一手算盘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发言后,班上同学报以热烈掌声,看来对于中国文化能够让日本如此收纳运用,他们不无小小的得意。此后我让学生针对正方观点,提出问题,学生讨论后提出的问题是:(1)日本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的事件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影响?(2)日本大国崛起的历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反方二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作为古代的“蒙书”,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儒家经典,近来更有人提出要让《三字经》重回课堂,但是我今天要大声告诉你们的是――《三字经》培养不出现代公民。

反方提请同学注意的是,《三字经》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包含有不少封建糟粕,已经不适合再让儿童学习。如“三纲者,君臣义”,就是主张对君权、父权、夫权要盲目地服从,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存在的空间,即便是其中较有积极意义的劝学部分,也无非是在宣扬“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把个人的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当成学习的惟一目的。《三字经》的最大问题,还是只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对权利根本就付之阙如。而我们建设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公民,和传统“臣民”、“子民”最大的区别却恰恰就在于,现代公民不仅是一个义务的主体,更是一个权利的主体。所以在我看来,在《三字经》被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清理之前,是不适宜进校园的。

在大家充分发言之后,我做了最后的总结:“今天,很高兴看到同学们的进步,能够不惟书,不惟师,自己收集资料,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历史学习的境界。至于大家的争论,其实争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或者是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孔子的“仁爱、中庸、德治、有教无类、当仁不让”等思想,可以穿越千年尘埃,给当今的社会以启迪和影响,这也是他能够在今天逐渐走红全球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儒学更多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它对等级制度的维护、对人性的压抑、对思想的束缚,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万万不可全部搬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近邻日本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总是向强者学习,总是有选择地学,总是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希望同学们以后也要勇于学习,学会学习,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就会非常有意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08年山东文综第27题,该题以“家庭”为切入点,考查传统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历史内涵的变化。

试题展示:

27.家庭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礼记》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国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私观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三 通过把工作转移到家庭之外,工厂也从不同的方向吸引父亲、母亲、孩子远离家庭,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四 这一运动的收获是空前的……这种社会细胞-家庭改革,对于提高人民的政治热情,挖掘潜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是会起着重大推动作用。

――《华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总结》(1953年)

(1)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观有什么变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

(3)据材料三、四,说明推动家庭变革的基本因素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四中改革后中国家庭伦理关系有什么新变化。

(4)“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曾对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你如何看待这一观念?

篇13

【摘要】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重点，更是其灵魂所在，能充分彰显国家综合实力。成语文化是汉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因此，弘扬中华成语文化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密切、一脉相承、协同推进，有利于中华语言文字推广与语言能力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构建，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成语文化 社会主义价值观 教育探索

一、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密切

（一）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中华成语是汉语言的精华，多源于神话、传说、寓言、典故，并记载于古代诗文名篇和文化典籍中，世代相传。一部《成语大词典》，一部《中华成语探源》，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文学史、中华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的反映和写照，详细记载了每条成语的释义、出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中华国学典籍中的所有成语的意蕴、历史典故。因此，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全息元”、“活化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二）中华成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在成语文化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仁者爱人、与人为善”体现了“讲仁爱”的思想；“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体现了“重民本”的思想；“待人以诚、背信弃义”体现了“守诚信”的思想；“正义凛然、义愤填庸”体现了“崇正义”的思想；“、和而不同”体现了“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这些成语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以“诚信”为例，有成语“信及豚鱼”，出自《周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原意指信用及于小猪和鱼那样微贱的东西；比喻义指信用非常好，充分体现了“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华成语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包罗万象、意蕴多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必然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成语文化“继往开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思想启蒙在中华成语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之“儒学”思想，其所倡导的“仁、义、礼、信、和”等价值取向在中华成语文化中有充分体现，与之对应的成语如“仁者见仁”、“见利忘义”、“文质彬彬”、“一诺千金”、“同舟共济”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为“友善、公正、文明、法治、诚信、和谐”等。与之对应，体现“友善”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c人为善、乐于助人、心怀坦荡、积善成德、济寒赈贫、抑恶扬善、宽仁大度、关心备至”等。体现“公正”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廉明公正、大公至正、守正不阿、刚正不阿、公正无私、大公无私、光明正大、正气凛然、正直无私”等。体现“文明”价值观的成语有“彬彬有礼、举止端庄、礼尚往来、互助互爱、见义勇为、敬老慈幼”等。体现“法治”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法不阿贵、法不责众、法不徇情、奉公守法、秉公守法、井然有序、禁止令行、军令如山、执法如山”等；贬义成语有“法出多门、目无法纪、依法治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生杀予夺、徇情枉法”等。体现“诚信”褒义成语如“实事求是、诚意正心、开诚布公、言行一致、信而有言、信守不渝、名副其实、诚心诚意、一言九鼎”等。“友善”指友爱、善良，与孔子倡导的“仁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和谐”价值观的成语有“和气致祥、家和福生、和睦相处、兄友弟恭、同心协力”等。

二、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得益彰

（一）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关键在于它活灵活现、魅力四射、灵活多样，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众广泛并积极地接受和参与。

首先，成语典故活灵活现，能够提供鲜活案例。以成语“精忠报国”为例，出自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二“岳飞精忠报国，父子就戮”，其爱国英雄“岳飞”典故，是“爱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与教育的“典范和榜样”。

其次，成语语言魅力四射，能够展现教育美感。成语大部分源于古代典籍和诗词文赋，本为熟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且保持古汉语语词和语法结构；同时又具有庄重的书面语语体色彩和古雅的语义色彩与结构。具有韵律美、结构美、形式美等特征，能够提供美育元素，让人们欣赏成语语言魅力中潜移默化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再次，成语产品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参与兴趣。目前得以广泛开发的成语文化产品主要有成语图书，如普通市民读本、故事读本、绘画读本、连环画读本、漫画读本，以及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电子成语图书。其次是成语电视产品，如动漫产品、成语综艺节目等。再次是不同艺术形式表达的成语产品，可以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篆刻、戏剧等表现形式。另外还有成语为主题的玩具、旅游产品、商品等。这些成语产品目的在于丰富教育素材，增强实效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成语文化弘扬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吸收了人类现代优秀文化成果，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思想信仰和价值取向，是道德行为规范，它能使中华成语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国与中国梦实施的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方向，发挥引领和引导作用，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方向标和旗帜，也引领着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为中华成语文化弘扬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和思想导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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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企业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营销管理中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随时调整和丰富当代市场营销谋略，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的关系营销。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第三，儒家“变异”思想与现代“创新营销”观念。营销管理者在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要正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变”创新；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