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08:5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助力经济社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加快发展彰显功能
2012年,贵州保险业以同比增长14%的速度突破保费收入150亿元大关,是2009年原保险保费收入的1.58倍,但对贵州省GDP的贡献仅2.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8个百分点;人均保费即保险密度432.4元/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7.8%。贵州保险业要缩短与全国保险业的发展差距,助推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唯有加快发展。
随着全省各族人民盼发展、想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两加一推”主基调、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的深入推进,为缩短贵州与全国发展差距、实现同步小康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省保险业夯实了加快发展的基础,拓宽了快速发展的空间,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全行业紧紧围绕主基调主战略,承担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保障,积极融通资金参与建设等作用,在助推全省经济社会实现2020年与全国同步小康的同时,努力实现全省保险业发展与全国保险业发展基本同步的目标。
截至2012年底,保险业为全省4100万人次提供1.26万亿元风险保障,为1.66万家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个人财产提供2.49万亿风险保障,为贵州茅台酒厂、粤黔电力、水钢等重点企业和清织高速公路、贵阳客运东站、国酒快线等重点工程提供3528亿元的风险保障,为安顺、水城96个煤矿7600多名井下从业人员提供保险保障。仅2012年,全省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55.3亿元,较上年增长40%。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助推全省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2010年至2012年,全省保险业主动优化保险产品供给,提升保险保障水平,累计为煤矿和非煤矿山工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逾1102亿元,承担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赔款支出3.95亿元,有力地支持煤矿和非煤矿工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贵州保险业将遵循“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模式,加强对煤矿和非煤矿山、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高危行业的保险服务,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风险管理优势,做好与国家工伤保险的衔接,为高风险企业提供涵盖意外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一揽子财产、责任、意外保险保障,在切实解决高危行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后顾之忧的同时,逐步建立覆盖广、保障足、重预防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保障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切实防范化解高危行业风险。
全行业将紧紧围绕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主战略,以“5个100工程”和建设贵安新区为重点,开发更加贴近消费者、贴近市场的保险产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满足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保险需要。
服务“三农”普惠民生
贵州省乡村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64%,解决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近年来,贵州农业保险发展势头喜人,涵盖到能繁母猪、奶牛、森林、烤烟等多个品种。2012年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31亿元,支付赔款2316.4万元。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区域拓宽至全省范围。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承保111.73万人次,承担风险保障468.41亿元。今年,贵州保监局与省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将全省农业保险补贴品种从原来的能繁母猪、奶牛、森林三个品种扩大到水稻、小麦、玉米、油料作物、马铃薯、糖类作物等10个品种,基本覆盖到全省的主要农作物。
保险业将进一步创新“三农”保险发展思路和模式,扩大能繁母猪、森林、水稻、小麦、玉米等中央财政补贴品种的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烟草、茶叶、中药材、蔬菜等贵州特色农产品保险,研究开发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产品,分散农业生产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推广为契机,大力发展医疗、意外、养老等保险业务,为广大农民提供较为全面的保险保障,重点提升外出务工农民、被征地农民等群体的保障水平;支持保险机构加强农村网点建设,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完善保险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水平,为广大农民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
今年1月,《贵州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印发,从4月1日起正式启动大病保险工作,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目前,贵阳、毕节、黔西南、六盘水及铜仁5个市(州)正在稳步推动大病保险工作,全省1421万人即将参与大病保险试点。截至7月底,已为120名参保居民支付大病保险赔款1164.22万元,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居民大病医疗自付费用进行二次补偿。同时,保险业通过发展企业年金、个人年金、养老、医疗、疾病保险业务,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增长对居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到2012年末保险业共为全省城乡居民养老和健康积累风险准备金300.77亿元。商业保险机构还积极参与“新农合”经办管理服务,为六盘水市钟山区31.98万人(次)参合农民提供医疗费审查及给付服务,基金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意外险、责任保险发展迅猛,校园方责任险基本实现全省全覆盖。保险业与各地交警部门联合在全省9个市(州)中心城市建成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快速理赔中心,促进中心城区交通畅通。贵州保险业发挥精算、网络、管理优势,在更广层面、更深层次参与全省居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保险业务,做好校园方、旅行社责任保险工作,协调推进环境污染责任试点,积极发展公共安全、医疗等领域责任保险,积极服务社会管理创新。
引资入黔扩大就业
贵州在工业强省和城镇化战略带动下,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既是贵州保险业发挥经济补偿功能助推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贵州保险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围绕“四化”同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贵州保险业要主动走出贵州,积极向各保险总公司推介贵州能源资源富集、生物多样性良好、旅游开发潜力巨大等优势,积极引入保险资金参与贵州交通、能源、水利、市政公用及旅游开发等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落实人保集团投资我省高速公路建设30亿元和平安保险集团以企业债券投资六盘水市电力、城市改造、机场建设等项目落地,努力争取有意来贵州投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的的保险集团(公司)来黔投资,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去年7月,《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在北京正式,引发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对我国高职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价值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尤其是“近三年来全国800多万家庭出现了第一代大学生”这样的字眼,确实非常有助于社会去发现高职“不一样的价值”。教育部袁贵仁部长专门批示充分肯定该报告,认为报告内容全面深入,对于成绩、效果以及面临挑战的描述都相当完整、准确,并建议《中国教育报》全文转发该报告;鲁昕副部长也批示肯定该报告的体例、结构、文字,并要求深度研究报道高职质量报告成果,同时还亲自策划了《2012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自此,国家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制度的建立开始走上完整、系统、规范、制度化的轨道。今年7月,《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又如期,进一步推出了各地区高职学生学杂费负担、生均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等评价排序,以及培养质量“计分卡”,期待能够更客观地描述高职教育发展状况,如实反映新的一年来高职教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人才培养质量有何新的“增量”。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质量报告,两份高职质量年报是受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和教育部职成教司的委托,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联合调研编写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研究员作为主编之一,指出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宏观视野出发,高职院校必须主要定位于服务高等学校面向区域经济社会的基础层面,面向以往那些难以为高校所顾及的广大低端服务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高职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才能接地气、聚人力、助发展,实现地方与学校共生共长、合作共赢的全新局面,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新四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报告中有很多生动的案例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树超,1953年5月生,现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职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科研项目规划工作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顾问,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协作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咨询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世界银行中国职教项目短期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教短期专家顾问。他多次应国务院和教育部等中央部委邀请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著有《新世纪职业教育走向抉择》《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历史的抉择》《高等职业教育——跨越·转型·提升》《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等学术专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励,曾获得过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颁发的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教育更好更多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新四化”联系最直接的职业教育,更应该接地气。近年来,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作用逐步显现。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具有地区分布均衡的优势,超过50%的院校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能够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接地气、助发展,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协调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已初见成效,成为高等教育为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人才的重要平台。
一、助力地方产业结构提升
国家着力建设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要求各地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区域特征十分明显的高职教育,在地方政府和产业部门的统筹下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更大空间。不少高职院校的办学与区域产业布局对接、教学与行业用人单位对接,很好地满足了地方产业升级在人力资源规格与规模上的新需要。
位于西部地区的四川省德阳市,作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计划投入6亿元,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建设“德阳重大装备技术制造业产学研示范园”。德阳市政府秉承“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破除管理体制障碍,在非其所属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设立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机械工业电气、数控、焊接技术应用与培训中心,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窗口”服务平台等,有效提升了高职教育服务德阳重大装备制造产业的能力。高职院校对接产业的示范引领,也使得德阳地区集聚了更多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市长陈新有说:“如果没有各类职业院校培养的成千上万的技能型人才,德阳的工业经济,特别是重装基地建设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发展。”
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华东。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铁路同行,服务华东地区高铁与地铁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学院与上海铁路局实施战略合作,共建全国一流的高铁综合实训基地,培养复合型的高铁技术技能人才,助推上海局率先实现铁路现代化;与各铁路企业合作建成真实设备、仿真运行的国内首家高铁教学站场,拥有与铁路正线对接的1200米线路和2个车站,大幅度提升了教学、培训、鉴定、研发和服务水平。学院与南京地铁联合成立全国首家地铁学院,在为其输送员工的同时也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地铁公司培养人才。学院发展赢得了国际声誉,是欧亚(太)交通高校国际联合会副主席单位,成为著名高校韩国交通大学的交流生合作院校。
二、助力“三农”发展
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直面农业、深入农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校涉农类专业能否服务“三农”,毕业生能否“下得去、用得好、留得住”,关系到县域经济转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2010年,畜牧类技术人员中具有专科学历的比例由9%提高到20%,增长幅度在一产和二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领先,反映了高职院校畜牧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具有较好的对口率、稳定率和服务“三农”贡献率。
江苏农牧职业学院服务现代农牧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学院与泰州市政府合作,投资3.3亿元在农业综合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医药高新区分别打造了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倍康药业有限公司和中药科技园三个产学研基地,培养现代畜牧业技术技能人才。由教师、学生、行业技术骨干组成六大科技创新“混编”团队,实施“品种+基地+技术”服务模式,仅2011年就推广“苏姜猪”种猪4366头、销售商品猪21.2万头、“苏牧1号”白鹅62.9万只。近3年来,学院为畜牧行业培养和输送了12000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就业率平均在98%以上,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1/3来自铜仁,1/3来自省内其他地区,1/3来自省外,专业教学内容对接当地产业发展,80%的毕业生留在铜仁,为当地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学院通过开设农技“120”服务、“惠农快车”广播电台栏目、“农民之友”手机短信等,搭建“立体”农业科技信息网络服务平台,通过举办种植和养殖技术、茶叶加工技术及家政服务技能等短期培训,培养了一批产业大户、种养能手和创业致富典型。学院一批专业教师受聘县乡政府和企业任“技术帮手”“技术总监”和“技术顾问”等,发挥了科研服务“三农”的重要作用。学院实施“一师一班一村一品”服务工程取得明显成效,近三年选派500多名师生开展进村服务活动,协助创建省、市和县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48个,例如松桃苗族自治县水竹村得到学院服务工程助力,人均纯收入从2007年600元增长到2011年4260元,成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三、助力高质量城镇化建设
高质量城镇化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高职院校落户中小城市、落户小城镇甚至乡村办学的人口集聚效应,及其具有的人才吸纳、人才回哺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使高职教育成为新时期高质量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力量。
办在宁安市桥头村的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坚持乡村办学不进城,坚持直接服务“三农”,为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学院毕业生刘彩华回乡创建大型农业合作社,2012年合作社产粮3600吨,创效益1000多万元,成为全国五大种粮标兵。学院发展促进了当地乡村发展,形成了高职校区、人文社区和科技园区“三区融合”的良好格局,以此拉动温春镇整体搬迁至学校所在地桥头村,以吸纳农村人口为主形成8万人的规划规模;而依托学院发展的新镇,则将成为联结牡丹江市与宁安市之间同城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助推区域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德阳市的罗江县引进民办高职学院,成为县城社区发展的重要基地。该县在新城建设过程中,把支持民办的四川工业管理职业学院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将其放在县域经济社会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战略中加以谋划。县政府与学院签订政校合作协议,投入2450万元在学院内共建图书馆、体育馆、体育场等,既为师生所用又向市民开放;为优化学院周边环境投入1700万元修建了大学路、滨河公园,并开通了城市公交车;2012年县校共建四川省级“罗江高职教育园区”,县政府协调解决建设难题并给予税费优惠,如仅以拆迁成本四分之一的低价提供学院建设用地。三年来,学院在校生达到11000人,实现全县3.5万人次农民工培训。“县校一体,共建共享”,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隶属苏州市的太仓是一个东部发达地区县级城市,户籍47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20万,却聚集了过百家的技术密集型德资企业。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发达的高职教育已成为太仓市招商引资的一张名片而吸引了大量德资企业入驻。市政府坚持“瞄准产业设专业,建好专业促产业”的办学思路,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及时调整专业结构设置,并根据众多德国企业在太仓的聚集和迅速发展需要大量本地优秀技工的实际情况,主动出击打造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本土化新模式,在满足德企需求的同时也走出了一条依托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道路。市政府充分发挥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等教育资源的优势,强化社会培训,拓展国际合作,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四、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逐步均衡,一批民营小微企业异军突起,但其技术技能人才匮乏、技术创新力量薄弱、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步显现。高职院校主动对接产业,调整专业结构,强化技术研发服务,培养紧缺人才解决企业难题,有效帮助化解了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人才和技术瓶颈。2012年,全国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有近六成,在5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约三成,成为促进区域产业向中高端发展,推动中小微企业产业集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广东的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探索“一镇一品一专业”的“政校企行”合作育人模式,成为“地方产业升级发展的给水泵”。学院围绕全市15个省级产业镇、2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把发展之根深植于镇区、企业的沃土,在专业镇区建立“南区电梯学院”“古镇灯饰学院”“沙溪服装学院”“小榄工商学院”等产业学院,紧贴地方产业需要优化专业、培养人才。学院96%以上毕业生在本地中小微企业就业,被企业称为“能干活、留得住、善创新”,为中山市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
甘肃的武威职业技术学院优化专业结构、服务地方经济取得成效。学院围绕地方新兴产业,新增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太阳能光热技术及应用、设施农业技术、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15个新专业,优化专业结构,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毕业生就业做到“双九十”,即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本地生源毕业生留本地就业的比例超过90%,服务企业发展,助力武威市“城乡融合”“工业强市”和“生态立市”战略,形成与区域发展相生相伴的良好态势。
浙江的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当地经济主战场,主动服务中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互动,与行业企业共赢。学院与当地35个行业协会、307家民营企业开展全方位合作,设有省轻工机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市服装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市材料成型工艺与模具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省、市和院级研发服务机构38个,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和转型升级,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学院还与永嘉县政府、瑞安市政府共建永嘉学院、瑞安学院,助力县域经济转型,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保护资源,坚守红线,担当历史使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坐拥黑土大粮仓,一览松嫩大平原。绥化属农业大市,是素有寒地黑土之美誉的国家商品粮基地和全省粮食主产区。2013年,粮食生产10连增,总产达263亿斤,占全省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大耕保、大整治、大发展”理念下的耕地保护为实现国家增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多赢”奠定了坚实基础。
层级负责,落实目标,形成立体保护格局。市政府与所辖县(市、区)、县(市、区)与乡镇、乡镇与村委会、村委会与农户层层签订了耕地保护责任状(书)形成了市、县、乡、村、组的五级管护网络,从最高层到最基层,一级抓一级,五位一体,形成了“大家管”的耕地保护责任合力。
强化考核,跟踪问效,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今年,市国土局建议市政府出台了《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将耕地保护纳入各级政府主要责任指标和领导班子干部考核体系,考核的核心是违法占用耕地比例,10%是考核界线。低于10%的奖,高于10%的核减用地指标,停止供地;在责任追究上,轻的责令做出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重的给予停职或调离岗位,实行“一票否决”。
严把关口,控制新增,实现占补平衡有余。从严审核农用地转用,引导项目合理选址,控制用地规模,杜绝了“摊大饼”式的发展;坚持“占一补一,占补平衡”制度的执行,到2013年末,全市耕地保有量2513.7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177.14万亩。基本农田面积比2011年多增加了3.18万亩。
全力整治,注重效应,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农业资源和农业经济一直是绥化市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之一,土地整治项目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国土部门承担的任务也异常繁重。2013年,绥化市国土局强力推进2个投资6304万元的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攻坚决战15个投资4.99亿元的土地整治工程项目,新增耕地2.5185万亩,直接增产1175万公斤。
2013年底至2014年9月,紧跟省政府土地整治战略调整的步伐,分三批共计争取并获批了以田间水利工程为重点的灌区土地整治项目13个,投资总额6.87亿元,建设规模74.6万亩;坚持旱田区项目与灌区项目同步推进,争得了省政府的政策支持,12个旱田区项目预计11月批准实施,预算总额4.02亿元,建设规模48.61万亩。25个项目完成后,可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106.55万亩,新增耕地0.2056万亩,直接增产102.8万公斤,提高耕地等级间接增产7991.25万公斤,农民、农业增收7192.12万元,将惠及300万农业人口。
25个土地整治项目分布于全市所有县(市、区),开创了绥化土地整治历史的先河。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增加粮食产能、改善生产条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的土地整治功能将得到全面彰显,将为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田成方、渠相通、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产出高”的高标准农田,正改写“靠天吃饭”的历史,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农业正在黑土地上茁壮成长。
保障发展,勇破难题,服务社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潮涌沃野,大地生金。经济发展,用地先行。重点产业、工业项目、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城市和新农村建设都需要用地保障。保障发展的压力异常艰巨。困难面前,绥化国土人主动作为,勇担重任,破解了一道道难题,也收获了一颗颗硕果。
积极争取支持,拓展发展空间。2013年全市使用超出年度计划2.4倍的各类用地指标965.3公顷,部级规划评估修改试点为市本级新增用地规模300公顷;2014年上半年,面对全省经济下行出台的65条政策刺激下的新一轮的发展热潮,全市争取年度计划指标625公顷,其中耕地指标347公顷,分别比去年增加了109公顷和89公顷。从肇东市未利用地开发试点区内分流出3平方公里指标,落到肇东市北部现代物流园,保障了省政府重点支持的肇东航空低空产业园、卓达新材料、乐安新城等一批省级重点项目的顺利建设。
注重内涵挖潜,推进节约集约。积极推行一次规划、分期供地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提出了“向存量要空间、用节约促发展”的用地导向,建立了项目准入、评价奖惩等5项节约集约用地综合管控机制。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核减35个项目用地规模84公顷,处置利用低效、闲置土地119公顷,盘活存量用地128公顷。今年青冈县无偿收回了5个项目的闲置土地39公顷,发挥了节约集约用地在破解用地难题和保障发展需求上的现实作用。利用肇东、安达的国家级未利用地开发试点项目区,安排企业异地安家,推进了异地经济,彰显了集约效应。
优化审批供应,保障用地需求。全系统采取提前介入、超前预审、滚动挂牌、程序叠加、并联审批等举措,2009年以来的五年平均供地率为73.06%,位列全省第一,彰显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2013年,全市报批42个城市批次、审批15个村镇批次、报批16个单独选址项目,共计报批、审批用地1023公顷。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880宗,面积2471.76公顷;落实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122.1816公顷,使24623套安居工程如期开工;安排17个整乡镇推进项目用地125公顷,一大批农民新村装扮了农村大地。有力的用地保障,使全省推进的52个重点项目、市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顺利落地,促进了全市城乡经济蓬勃发展。
努力探索前行,释放改革红利。依托“两大平原”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平台,积极推进“四项改革”,一些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规划制度改革上,积极探索市域内自我平衡的用地指标分配新机制,7月初从市本级拿出100公顷城乡用地指标给青冈、望奎两县横向调剂使用,破解了两地无指标可用的局面;积极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指标使用,单独为肇东争取了200公顷增减挂指标,开展了肇东镇辖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换得指标30.2公顷,利用取得的指标完成建新区面积5.3168公顷,推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了民生条件,收到了一举多赢的综合性社会效应。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一方面抓试点建设。肇东、安达的全省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完成调查登记1500余份,建立了宗地信息档案1211宗;安达的全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试点工作方案报省政府和国家待批期间,选取了3个试点乡镇开展调查摸底,研究出让、转让、租赁、抵押或作价入股等流转模式;肇东的全省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试点,初步建立了市、乡、村三级交易平台,186个行政村的农地信息数据录入已完成了24个;另一方面抓农村存量用地管理。坚持依法依规、严控增量、活化存量、杜绝小产权房的总要求,提出了支持撤村并屯的城镇化建设、支持利用腾退宅基地联营联建办企业、支持利用农村学校等空闲的集体存量用地联营联建办企业的存量用地改革方向。在耕地保护制度改革上,积极探索异地占补平衡,先行在青冈、望奎等县开展了指标互用、占补平衡。在此基础上,以庆安县的国家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试点为推手,对全市71287公顷的耕地后备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加强补充耕地库存建设,为实施跨市、跨省的耕地占补平衡提供基础。在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上,突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抓整合、抓整治、抓规范,构建了陶粒页岩、建筑石材、铁多金属等优势资源合理勘查开发的崭新局面。全市唯一的铁多金属采选企业――帝圣矿业,已成为地方支柱产业,擎起了庆安矿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辛勤耕耘结硕果,历尽天华成此景。大发展的时代号角催动着绥化经济社会的崛起。一个个园区的蓬勃发展,一个个项目的破土而出,一排排农民新村的挺拔耸立,见证了绥化国土人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助力经济腾飞的时代精神。
保障权益,关注民生,彰显人地和谐,树立全新部门形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绥化市国土局以作风建设为“总开关”,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平台,提出并塑造了“规范促升级、服务零距离”这一独具特色的管理品牌,畅通了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最后一百米。
首先,推行政策惠民。在土地征收上,实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建立了征地调处裁决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由国土部门“单打独斗”变为“兵团作战”,“5+2”、“白加黑”集中攻坚。征地公告、召集村民听证、现场踏查核实、深入农户对接环环相扣,依法依规,全程信息公开,全程群众参与,全程阳光操作,严格执行征地综合区片地价,标准不降低,数额不减少,保证不少量一分地,不少给一棵苗,实现了政府放心、农民舒心的和谐共赢;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上,依法确认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及其范围,有效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实施监管护民。落实监管机制、案件查处、卫片核查“三线共进”,加强执法巡查和案件查处,盯住私占乱建、滥采乱挖、破坏耕地等行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损害。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82件,涉地面积4362亩,收缴罚款1211万元;立案查处2012年度和2013年度卫片执法检查违法图斑188宗,行政处分7人,全市平均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为3.49%,远远低于15%,实现了“零问责”。2014年,市执法监察局对一处私自违法侵占耕地1.8万平方米的违法行为,联合相关部门强行拆除违法构筑物,还耕于地,还利于民,真正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践行服务为民。针对审批要件多、环节多、时限长的问题,绥化市国土局自己动刀,主动削减,减政放权。对13项行政事权只保留了土地开发整治、农村集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和矿产资源储量登记3项,其他事权或直放到县(市),或实行市、县分级负责;对下放的事权不搞二次审核,不搞复查备案,向社会公示了《审批业务流程图》,明确了审批业务规范,主要审批事项的前置要件减少了37%,签批环节减少了21%,审批流程减少了46%,审批时限减少了50%,用地预审时限压缩到5个工作日,一般住宅登记发证时限压缩为3个工作日,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群众。
针对乡镇国土所人员少、职能弱、管辖面大、百姓办证难的问题,绥化市国土局以“回归乡镇、回归百姓、回归服务”的视角,强化乡镇国土所建设。给人员、给职能、给设施、给保障,着力打造“浓缩版”的国土资源局。将执法权全部下放到所,开通数据交互端口,建立网上土地登记审批终端,将自动化、信息化、现代化办公延伸到国土所。农村村民15天之内就可拿到原来要跑几十公里、用上几个月时间才能办下来的土地证,真正拉近了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功利主义 扬弃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种理论引起学者讨论毫无疑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功利主义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绝对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我们要确实对其做到扬弃。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以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功利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后果论的经济形态,强调收获、利益,它是围绕利益的生产、分配的经济活动。“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建设方面向美丽中国前进。而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它直接根源于人们对“后果、效用、收获、事实”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对快乐、幸福的追求与道德联系起来,有鲜明的利益倾向。
(二)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关系
自然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归社会共同体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从人伦上下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的从属关系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支配自己财产和独立自由、自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市场经济是蕴含利己性、为他性、服务性的双重属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体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而与市场上的其他个体合作,并且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总是谋求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调动了人们人性深处的欲望,使义利关系常常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义利关系平衡时,获利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当“只要有钱可赚,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毒豆芽”、“地沟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药养黄鳝”、“毒生姜”等见利忘义的违法行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促使我们反思:应当怎样理性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义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坚持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将义与利统一,认为个体不是仅仅以合法的手段获利就是义,在合法取得的同时,还要合道德,不仅要取之合法,还要取之有道。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陷入当下社会过分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内容应包含理性原则,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诉我们要义利并重、以利进义、以义促利。
(三)功利主义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并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必须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进行,如果主体违规和失范,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轨道,造成市场的混乱。
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手段做到合理调控。边沁也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隐晦地提出市场失灵的观点,因此边沁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看得见的手”――政府活动的合理性。
市场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失灵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但有时政府进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个体的积极性。前段时间针对微信是否要收费引发的争议,涉及3亿多用户,包括4000万海外用户的利益。三大运营商主张收费,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语音、短信业务,占据信令资源,影响了收入;腾讯方面则强调微信增加了运营商的流量,否认将要收费传闻;而工信部则抛出“有可能收费”的说法。“微信收费”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博弈。对微信用户来说,运营商已经收取流量费,凭什么重复收费?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虽三分天下,但仍处于垄断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国移动最为积极,其余两家态度暧昧,这是竞争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费之争是单纯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新经济浪潮下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成本分摊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在中国国情之下,又涉及垄断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企图进行宏观调控,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会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求,但严禁利用垄断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务,微信不会大幅收费。监管者变成了决策者,竞争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调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垄断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电信行业的自由竞争与创新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肯定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某些契合点是必要的。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为人们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强调效果论,要求人们合理追求利义,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将功利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则统一,利与义协调好,使之与我们追求集体主义的主导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使市场经济公平、合理、高效率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 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一、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必须构筑极具吸引力的环境优势
环境好坏对一个地区工作成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和紧迫。因此,强力构筑环境优势,是适应市场经济激烈竞争、实现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1、唯物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离不开外部环境。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和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认识和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依照一事物本身的性质、主体条件,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过程,也是创新发展变化的过程。鸡蛋之所以孵出小鸡来,首先因为它是鸡蛋,而不是石头;其次是因为外部提供了适合的温度、条件和环境。这一哲学原理告诉我们,欠发达地区要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大发展快发展,必须积极创建与其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沿海发达地区之所以能有较快发展,除有自身的地缘、条件优势外,还有国家的政策支撑,更主要是营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开放、公平、宽松的外部环境。这说明经济要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客观条件作保证。
2、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启示我们:环境创造生产力,环境创造商机。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规律就是竞争规律。竞争规律是指在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竞争的发生和波动的必然性。竞争机制必然体现经济运行中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其重要的特征是资源具有充分的流动性,每一种资源都能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更加突显。人才、资金、技术、项目等生产要素总是向发展条件优良宽松、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文环境文明和谐、城市形象整洁一新风气正服务优的地方流动。市场经济这一规律说明,要使生产要素得到较快聚集、优化配置,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广阔空间和优良条件。市场经济也是“环境经济”。环境是“气候”,企业是“候鸟”,哪里气候适宜,它就迁徙到哪里,哪里环境宽松,哪里生产力就活跃,经济发展就快。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环境创造竞争力,环境创造商机,抓环境建设就是在抓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环境优劣已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制约因素时期,更是如此。
3、薄弱的经济基础要求我们:创建环境优势,推进经济快速发展是当务之急。有关资料表明,20__年,全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广东等发达地区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而我市人均GDP不足760美元,只是全国人均GDP的76左右,是发达地区的15左右。全市财政收入16.9亿元,财政供养人口16.7万人,年人均财力只有1万元左右。市本级一般性财政收入7763万元,政策范围内的工资都不能足额全面发放,只是一个“半饥半饱”的财政。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快,实力不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稳步发展,而象我们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相当薄弱,发展环境先天不足,又缺乏地缘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在竞争日趋激烈情况下,如果按常规靠自身主体条件完成原始积累再实现快速发展,将会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更不用说全面实现小康了。我们只有扩大开放,借助外力,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人才、资金、技术,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之路。省委确立创建环境年,招商引资年,市委提出的六个规模推进,加快项目开发建设的战略目标,其目的就在于此。为此,全市上上下下必须确立更加开放的发展理念,创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营造同心协力抓环境的态势。只要我们栽好“梧桐树”,不愁引不来“金凤凰”。否则,不仅本地创业者难干事、难发展、难成功,而且投资者引不来,也留不住、做不大,更难以改变现状。
4、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大力整治环境,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就全市来说,经过去年的治理,经济发展环境有所改善,但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仍然较突出,硬环境薄弱,软环境不优。城市建设起点低,设施不配套,管理不到位,城市形象不佳;环卫意识不强,街道不整洁,卫生条件脏乱差;交通设施滞后,管理薄弱,秩序混乱;绿化、亮化、美化设施欠缺严重,文化科技设施功能不全,城市品味不高;干部群众对推进城市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塑造城市形象的呼声较高。在软环境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畅,“中硬阻”,部门本位主义尤存,政策落实难的问题仍很突出;部门利益至上,以罚代处,强行收费,“三乱”问题屡禁不止;、执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工作效率低下现象较为普遍,致使机遇错过了,项目拖黄了,有的投资者拖跑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损害了绥化的投资形象,挫伤了投资者和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急需我们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治和解决这些影响和破坏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二、构筑经济发展环境优势,必须树立大环境观念,坚持软硬环境一起抓
发展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基础状况等方方面面,由此决定了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此,我们要立足于大环境建设,坚持软硬环境一起抓,软件硬件一起上,既抓管理又抓服务,综合治理,配套推进,努力创造崇尚公平、依法办事、诚善有信、优质服务、文明道德的软环境和舒适、便捷、优美、先进的硬环境。
首先,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强化对硬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环境,硬件是基础。构筑经济发展环境优势首先要抓好硬件建设。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所作为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把能办到的事情办好。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要有新起点、新动作、新成效,体现出本地的风俗民情、发展历史和突出特色。要理清思路,用市场经济理念和手段
建设经营管理城市。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树立新的投资观念,破除城市建设只能由政府包揽的旧观念,树立政府引导、多元化筹资的新观念,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推进城市建设资产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渠道的宽广化。要想千方、设百计扩充城市人口,进一步开发建设城市,提升中心城市的拉动能力。加大力度,尽快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增强效益观念,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做到以城养城。城市形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能振奋人们创业精神,坚定投资者的信心。为此,要塑造环保生态型城市新形象,切实抓好城市卫生,清理各类违法违章建筑,实施好城市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力所能及地辟建一些高雅的大众健身休闲娱乐场所,做到市容整洁、环境优雅、舒适美好。社会治安、交通秩序也是“招商”、“安商”“亲商”的重要环境条件。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治安混乱、交通秩序不畅、社会动荡不安的地方能招来商、安下商。这方面的工作只要切实引起重视,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形成推进责任机制,就会在短时间内打造一个秩序井然、交通顺畅、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台。
其次,要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强化对软环境整治。具体要做到四抓:一抓深化认识,创新工作理念。要改变我市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不优的现实,必须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抓起。要坚定“环境就是生产力,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的工作理念,树立起“观念落后比贫穷更可怕”的忧患意识,树立“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是投资形象”的责任意识,树立“项目至上、客户至尊”的服务意识,形成“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公务员是公仆、损害企业利益是罪人”的良好氛围。二抓监督检查,做到跟踪问效。要加强对影响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的经常性监督,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建立执纪执法监督机关与企业联系制度,了解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建设情况,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建立一支专门的督查稽查队伍,坚持开展明察暗访,及时纠正和处理破坏经济发展环境问题。要紧紧围绕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开展对重点部门的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办好行风热线,扩大和畅通监督渠道,促使行业部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效。三抓案件查处,坚决刹风整纪。破坏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是个“顽症”,整治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下“猛药”、用重典。要通过严肃党纪政纪,排阻清障,保证政令畅通,以此净化经济发展环境,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要制定《破坏经济发展环境问题责任追究办法》,规范各部门及工作人员行政执法行为,使整治经济发展环境工作有章可循、有纪可依。要开展专项举报,对落实政策“中梗阻”、违反规定搞“三乱”、执法不公、办事拖拉等破坏经济环境的行为要快速反应,彻查严办。要对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公开处理,以儆效尤。四抓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追究。各级党政领导要树立抓环境就是抓大事大项、不抓环境就是失职渎职的思想,始终把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来抓,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责任制。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要成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第一责任者,对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其他领导要各负其责。要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制度,对屡屡发生破坏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案件的地方或部门,问题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责任,进行重点解剖。谁破坏经济发展环境,就摘谁的“乌纱帽”,就砸谁的“饭碗”。
三、构筑经济发展环境优势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必须抓住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放权、减人、清费上狠下功夫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归根到底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的一场改革,是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革。既然是一场改革、变革,就有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为此,我们要在坚持集中整治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深层次问题。
1、简政放权。当前,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部门权力过大,行政审批项目过多、过滥,对生产经营检查干预过多,仍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环境的体制。对此,要紧紧抓住《行政许可法》实施之机,加大力度,简政放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真正成为营造发展环境的主体,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人民群众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做到能减的必须减下来,能放的必须放下去,防止变相审批;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用市场机制运作;该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进行规范;该调整的审批事项,必须按照依法设立的原则,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形成制度规范。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把能纳入行政审批中心的审批项目必须全部纳入,坚决消除“身进心不进”“体外循环”、“两层皮”的现象,要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规,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过大、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等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的发生。只有通过切实的简政放权,而不是形式的表面的简政放权,才能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全能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无限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封闭型政府向阳光型政府的根本转变,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