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在改革释放的空间中建设

简政放权，释放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新的工作机制被创造出来，镇江教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教育行政部门转变工作方式，强化服务意识。实行自主管理后，镇江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从各种会议、评比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情力深入一线基层，转变作风、创新实践。如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简政放权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出了“干部进校服务日”和“教师社区服务日”制度，即每个机关干部每周抽出1天时间深入定点联系学校，每个学校每月派出一定数量教师深入对口社区，交流沟通、共谋发展。对各项创建活动的检查评估，一改过去专家组大张旗鼓检查、学校轰轰烈烈迎检为随机性的“飞行检查”和网络进程评估，受到了基层的欢迎。

校长精力聚焦主业，学校发展走上快车道。比如，“校长组阁制”的实施，充分发挥了校长的改革创新精神，使校长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了学校质量提升和文化建设上，师生员工的责任心、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以中小学学生社团建设为例，2012年之前，全市中小学校，每所学校建立的学生社团都是个位数，种类也比较单一，学生参与率不足一半。2013年起，师生开展学生社团的热情大大提高。目前，全市中小学学生社团已达5121个，覆盖率100%，小学生参与率达92%，初、高中学生参与率也分别达到88%和78%。

明确权力边界，行风评议高度满意。简政放权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教师、家长、社区的权力边界，系统内外、学校内外关系日趋和谐。以老大难的行风评议为例，过去排名靠后，这两年排名上升到全市第二，并连续两年成为市十佳单位，连续两年在镇江“网民节”上先后被评为“最应民意的政府部门”和“网络问政典范单位”。2015年3月、4月，镇江市教育局两次应邀走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讲台，向来自全国的学员介绍教育简政放权改革经验。5月6日，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校长代表和镇江中小学校管理者400多人会聚镇江，就“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开展专题研讨。

对于这些改革成果，我们有三方面的深切体会：

改革的前提在于领导者的改革担当。现在一有事情，大家就感觉教育有问题，而教育的问题在哪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改革不到位，而理想的改革环境从来都是改革者主动作为争取来的。

改革的本质在于对规律的把握与自觉遵循。以简政放权改革为突破，先赋权于校，再还权于师生，继而让权于民，遵循的是认识深化的规律，走的是管办评分离又配套的路子。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改革很可能变成虎头蛇尾。

改革的核心在于激发所有“利益相关者”。要真正唤醒、点燃所有主体的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和自觉意识。走向自觉、合力推动，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解决问题中推进改革

简政放权，建设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不能靠一日之功。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

观念问题。一些干部和校长不想改、不相信改。一些同志认为学校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质量，而改革未必就能立竿见影提高高考升学率；少数同志还习惯于老套路工作，不检查了就手足无措；一些校长“等～靠～要”的思想依然存在。

治理能力问题。一些校长、干部不敢改、不会改。有了权，校长不敢用、不会用。比如骨干教师交流权，一些校长还愿意上交给局里，这样不得罪人。

改革的配套性、体系化问题。教育改革越深入，就越得突破教育系统自身。如何激发政府各部门积极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成为影响改革进退的重要制约因素。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维度深入推动新格局的构建与实践创新：

宏观上，进一步增强改革配套的力度，努力推动方方面面支持、参与改革，不求“齐步走”，但求“一同走”；找准改革的共识点、突破点，加大改革专项经费投入和人力物力保障；科学设计，鼓励改、鼓励试，但反对盲目干、跟风走，一定要有科学的设计与风险的评估。

中观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要进一步明确放权清单，适时启动校长职级制，进一步转变服务职能，进一步推动学校章程和规划建设；就学校的“办”而言，要进一步优化学校管理，积极构建现代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努力突出一个核心――学校自主办学，两个引领――章程引领、规划引领；就社会的“评”而言，要在不断强化教育督导功能基础上，积极构建以“教育评议会”为主体的社会评价机制，探索第三方评价。

微观上，要围绕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努力突出三个建设：校长治理能力、教师议事会和学生自管会建设。

现代教育治理新格局逐渐明晰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我们对如何构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新格局，有了更加明确的愿景和目标：

从宏观层面来说，新格局的“新”，新在对教育内外主体、各种关系的重构上。具体说，就是要调动好内力与外力这两大动力，处理好政校、校师、师生、校家、校社5对关系，实现局长、社会、家长、校长、教师、学生6大解放。

从中观层面来说，新格局的“新”，新在教育系统内部“管办评”分离机制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管也是办，评也是管，绝对的管办评分离在当前既做不到，也不现实，管办评分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教育发展目标的分工合作。

具体而言，要体现法治性、协同性、可操作性三个特性。我们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基本思路是：进一步突出学校办的“核心”地位，要在依章程、按规划办学的基础上，加快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建设，实现政府支持办，校长领衔办，师生主体办，教育行政部门促进办；进一步突出政府管的本质“服务”，要切实改变过去的错位、越位现象，根本上靠章程管，过程上靠规划管，载体上靠现代技术管，手段上靠政策、督导、平台等杠杆管；进一步突出社会评的“引领”作用，以学校评议会制度建设为龙头，实现学校自评，家长、社会评的多元统一。办是核心、管是服务、评是引领，三者互动，推动管办评既分又合，共同推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篇2

[关键词]维稳大格局； 社会管理创新； 科学发展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我省近些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今后我省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还必须依赖于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此，积极谋求化解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探寻维护我省社会稳定的长远之计，力求以全新的“维稳大格局”理念和完善的“大维稳”工作理论体系，推动河北“大维稳”工作深层次和全方位大发展，不仅是河北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河北社会管理的有效之举，这对于破解影响和制约河北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体制性、机制，实现河北的稳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构建维稳大格局在河北稳定和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着力构建党政统揽、群众参与、协调统一的“大维稳”工作格局，为加快河北经济和文化强省的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将成为我省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建设和谐河北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既处于难得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又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违法犯罪高发、社会矛盾复杂的特殊时期，维护稳定工作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影响了我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准确把握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和谐、不统一因素，找准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遏制不断滋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力求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新的维稳动态平衡，必然成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职能部门的重大责任，也是理论工作者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实现河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活力。当前，我省正处于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战略重点，积极构建“大维稳”工作格局，为“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实现河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需要，也是我省当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

（三）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客观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我省当前推进社会建设，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 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为我省维稳大格局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治保障。以十精神为指导，我省积极构建并不断丰富完善“大维稳”格局，努力实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动态平衡。就必须跳出“就管理论管理、就维稳论维稳”的思维定势，要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维、科学的指导，创新的思路来重新思考和规划维稳工作，构建一个从源头上、根本上、全局上解决问题的“大维稳”格局，不断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当前我省社会矛盾随社会变迁表现出的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类社会矛盾，而且随着各种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一）因土地征迁引发的纠纷明显增多。伴随着我省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必然涉及到土地征迁。近些年来，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一直成为影响我省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拆迁政策不一、拆迁安置异议、工程施工影响、征地补偿分配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这此矛盾纠纷因各方利益诉求和其他种种原因，许多没能得到及时解决而搁置下来，加上新的征迁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致使征地拆迁矛盾呈明显增多趋势。

（二）以激化甚至诉诸冲突的方式解决矛盾成为一些人的矛盾选择方式。调查中发现，我省在很多地方社会矛盾的互动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态，将一些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如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拦截公务车辆；将生活不能自理者遗弃在接待场所；堵塞、阻断公路、铁路交通等种种激化的社会矛盾互动方式，非常影响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氛围。

（三）民众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涉及面广泛、种类齐全，但是，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以往我省的社会矛盾多为浅层次的问题，多表现为普通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而近年来，则明显地表现为改善环境生态、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准以及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甚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物业管理纠纷等，呈现出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我省社会矛盾的一些明显特征。

（四）社会的多样化致使矛盾解决复杂化。转型期我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稳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尤其是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围和人员较为广泛。一件偶发的社会矛盾事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出现“交叉感染”，引发多起社会矛盾事件。伴随着突发性和未可预期性大为增加，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增加了矛盾解决的难度。

三、我省构建维稳大格局的路径选择及完善对策

（一）培育社会管理新理念，开拓社会维稳新思路。在培育社会管理新理念构建维稳新格局上，应强调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强化“人本、法治、服务”的观念；强调在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实现由传统“一元”治理向现代社会“多元”治理转变；实现由治标管理向源头治理、治本管理、系统管理思想转变；针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共同治理方式和方法，以多头并进、群策群力、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全新理念，实现我省社会矛盾的根本治理和有效遏制。

（二）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维稳合力。通过着力构建党政统揽、群众参与、联防联动、协调统一的“大维稳”工作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型维稳运行工作机制；构建综合治理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维稳办、办、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大调解领导协调等多个维稳部门协同配合，多种调处方式多管齐下的维稳新格局，督促各级各单位积极主动地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逐项分解落实，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高协调运作能力，形成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合力，提升维稳工作的整体水平。

（三）加强基层维稳工作，夯实基层维稳基础。维护稳定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我省应以“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突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导向，坚持做到领导精力上倾注基层，人力配置上充实基层，财力物力上保障基层，政策待遇上优先基层，确保把有经验、有水平的工作人员留在基层，矛盾纠纷尽力化解在基层。从人、地、物、事、组织等基层管理要素入手，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

（四）依法疏通群众诉求渠道，科学调处社会矛盾。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各利益阶层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已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应主动提供多种利益诉求表达和沟通渠道，让各种意见能够在合法、合理的平台上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并及时疏通、逐步调解。对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的疏导和调处要讲究策略、依法进行，充分运用诉调对接、调访对接、人民调解与行政和司法调解对接等形式，既解开当事人的“法结”、“理结”和“利结”，又解开当事人的“心结”。特别是对于一些较复杂、较难预测的矛盾纠纷，组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大调解格局的疏导和舒缓作用，特别是注意调解疏导后的随访工作，以免再次受到不良情绪的诱导和影响。

篇3

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就是要依托中国国情和改革中的实践经验，变城乡对立为统筹城乡发展，避免走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老路。“一体化”的“化”，就要“化”掉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化”掉农民固守农业生产的单一就业途径，“化”掉城乡之间在收入和消费上的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经典作家曾反复强调，未来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农业工业结合和城乡的融合将最终成为现实。因此，可以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是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历史趋势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对改造小农社会、建设现代农村经济社会道路的全面创新。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发展较快地区农村变革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通过农业产业化，创办工商企业，发展非农产业，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农村经济变革融合在一起，使农村生产力水平得以大幅提高，自身的积累和投资能力大大增强；在改造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使工业化、城镇化同促进农村全面发展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逐渐消除城乡间的界限。

围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明确地把实现“一体化”作为处理未来城乡关系的根本要求和追求目标，作为现实中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变革的领域与主体，在解放农村生产力、释放农村发展活力中寻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避免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和农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就是要把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农村和城镇共同发展格局；就是要构建农村变革和城市化进程相互依存的关系，使一部分农民在依托农村而较少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迈进，逐步经历由“离土不离乡”向部分“离土离乡”和完全“离土离乡”的过渡，使传统的城乡矛盾在国家控制下逐步得到化解，避免大批失地、无业、无资农民盲目涌向城市；就是要正确把握城镇建设、中小城市发展与大城市之间的关系，既要强化大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又要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形成中小城市和城镇对大城市的支撑，避免城市空间和功能上的不合理以及小城镇建设中的不科学现象。

围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新农村建设，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与这一战略目标相衔接的完善的措施和对策。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用城镇化理念统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必须瞄准城镇化目标，加强同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以化解城乡矛盾为重点，使农村的发展不断靠近城镇化目标，用“城”的定位引导和把握好同“乡”的建设。

篇4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创新。为此，多元主体、民主协商、合作共治、法治保障是完善科学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的新特征。在社会治理新语境背景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目标发展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格局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的提出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义。社会治理意味着公众参与体系需要更快地完善，对现实中的公众参与渠道和路径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对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迫切的期待。在社会治理工作格局中，公众参与既是一种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主要的环节，也是目前最为薄弱和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因此成为一个需要格外关心的风险点和创新点。

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一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规范。社会现实中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很难获得充分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实践环节仍然缺乏实效性。二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不足。表现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不畅通；公众参与程序不规范，不明确；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公众参与代表的意见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缺乏刚性制约，结果不透明。三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主体意识能力不足。一方面，多数公民对参与社会治理过程的权力和义务缺乏了解，同时对哪些渠道可以参与、哪些渠道不能参与也缺乏认识。另一方面，许多公民对政府的信息缺乏了解渠道或对了解渠道认识不足。此外，现有的经济条件限制了公众参与能力的培养。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程度有限，导致了制度化不足。五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群众往往会采取群体的“非制度性参与”，甚至选择更为激烈的诉求方式。如“厦门 PX 事件”，就是通过市民“集体散步”表达抗议的方式，迫使政府改变了在厦门岛内建化工厂的决策。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是无组织、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参与。必要的制度通道和社会组织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备条件。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主要途径有：一是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二是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三是着力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水平。

责编/马静 美编/于珊

篇5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以统筹城乡为目标，以镇街规划为龙头，以“转并联”为基本方式，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改革创新村级组织的设置模式，努力实现由传统的村级组织构架向新社区结构模式转变，为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我县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总抓手。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势必对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农村投入，项目落地、工程推进等都离不开村级组织。就我县实际来看，一方面，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行政村还有906个，村布局“多、小、散”特征明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程度低，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村庄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变成了城中村，有的成为了农村新社区，有的因村民搬迁成了“空壳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基层组织的传统模式显然与当前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应成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农村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的最基层。农村稳则社会稳。城镇化改革发展在给农村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加快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时有发生，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有利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整体水平。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平台，通过推进村级组织“转并联”，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务实基层打牢基础的需要。我县农村社情复杂，特别是农村政治生态比较落后，“三宗势力”(宗教、宗派、宗族)盘根错节，干扰农村基层工作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虽然我县抓基层组织建设力度很大，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村级层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特别是每到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强烈的政治意愿很大程度上是政经不分、权力与利益结合所致，包括征地拆迁、项目招标施工、安置房分配、新农村项目分配、各种公共资源的配置等都是有利益关联度的。这些问题长期困扰农村建设。影响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农村资源公平分配，逐步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逐渐弱化村级组织的管理服务功能，从而达到进一步打牢农村基层基础的目的。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主要举措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农村社区化。要在全县构建起以“镇(街)一社区”两级为主体的基层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使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关键要做到“四个”注重。

注重抓好服务工作。强化服务，便民惠民，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把对社区群众的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和作为前提工作来抓。社区服务中心要具有综合服务功能。把相关的服务功能集聚到联村社区平台上来。真正方便群众办事。让广大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村级组织设置改革以后带来的新变化。在便民服务事项上，要做到“下放”、“上提”相结合。这项工作由县纪委牵好头、担起责，县审管办全力配合。将全县所有县直部门和功能区、镇(街道)的服务审批项目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可以“下放”的项目全部实行下放。各功能区、镇和街道要把目前属于村级组织的服务项目进行梳理整合，除了涉及土地征用等必须使用村委会印章的事项外，其他的都“上提”到社区进行办理。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重点要整合好人员、资金和办公场所等三方面的公共资源：一要整合好人员资源。要充分利用镇村干部资源，选好配强联村社区组织带头人。选配坚强有力的联村社区组织班子和工作人员。要继续抓好县直机关农村指导员下派工作，选派优秀干部指导帮助联村社区工作。二要整合好资金资源。本着“统筹兼顾、集约高效”的原则，各级各条战线的资金投入都要按规划来办，对各级财政用于中心村、联村组织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要进行通盘考虑。在设施建设和项目安排上，突出合力共建、功能互享、工作共担、活动共管，避免浪费，预防重复投资。今后对农村集体项目的补助资金，也要进行有机整合，由联村社区进行统筹支配，不能搞“低、小、散”，要彻底改变资金“天女散花”现象，做到“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充分发挥资金的“浓缩效应”、“放大效应”。三要整合好公共办公资源。在充分利用中心村、城乡社区现有办公场所的基础上，整合撤并乡、中小学校、卫生院所的原有办公场所，以修建、置换、租赁等方式。解决联村社区组织办公服务场所问题。

注重讲究工作方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本身是一项全新工作，困难多，经验少，再加上每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剐。因此，在具体推进时，各镇(街道)要按照“方向坚定不移、方法因地制宜”的总体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方法讲创新。一要善于学习借鉴。桥下是全市试点镇，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多探索，试点工作经验是各镇街的学习材料，各镇街也结合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载体和制度。二要注重典型引路。要按照“今年树一批、明年带一批、逐年上一批”的目标，每个镇(街道)今年至少都要创建1个社区示范典型，对每个典型社区都要派专人蹲点指导，精心做好培育。争取培育一个，成功一个，带动一片。县委组织部要加强对典型示范创建的指导，并组织开展“互学互比”活动。三要加强考核评价。县委把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列为《考绩法》的重要内容，把考

绩结果作为考察干部工作实绩特别是党(工)委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各功能区、镇(街道)也要将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纳入村级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体系，明确相关干部的工作责任，积极建立起引导支持各个社区之间良性互动和服务竞争机制，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深入开展。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组织保障

村级组织设置的“转、并、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各地、各部门有没有重视，有没有倾全力去抓，有没有全县上下的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和县有关部门必须结合各自职责，加强领导，强化指导，狠抓落实，确保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领导。为切实加强对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的领导。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担任常务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组织部长牵头负责。各功能区和镇(街道)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党(工)委书记要任组长。对这项工作，各功能区、中心镇党委和街道党(工)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尤其是党(工)委书记更要把这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到实处，做到亲自研究部署工作、亲自调配各种资源、亲自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形成合力。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需要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组织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联合纪委、农办、民政、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力量，定期召开协调会，进行协商。统筹决策，确保这项工作整体有序推进。特别是在场所建设、功能确定、规划设置等方面，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协调沟通，做到统一部署、统一推进，不能各自为政，各搞一套。镇(街道)层面需要哪个部门指导和帮助的，相关部门不能推诿，要拿出具体举措，帮助镇(街道)解决难题。

深化宣传。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举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宣传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形式。深入广泛地宣传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目的意义、内容要求和措施步骤，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理解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重要性，消除镇村干部的畏难情绪和基层群众的各种顾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营造良好的改革工作氛围。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盛秋平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根据温州市委“一年搭框架、二年抓深化、三年全面达标”的总体部署，紧扣“三分三改”，按照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今年5月开始永嘉县在桥下镇开展先期试点，同时鼓励其他各镇街选择条件成熟的村庄先行开展社区建设。至7月底止。全县已有906个村完成了社区规划布局，117个村进入新社区运行阶段，实现了农村社区全覆盖的新格局。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以统筹城乡为目标，以镇街规划为龙头，以“转并联”为基本方式，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改革创新村级组织的设置模式，努力实现由传统的村级组织构架向新社区结构模式转变，为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我县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总抓手。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势必对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农村投入，项目落地、工程推进等都离不开村级组织。就我县实际来看，一方面，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行政村还有906个，村布局“多、小、散”特征明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程度低，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村庄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变成了城中村，有的成为了农村新社区，有的因村民搬迁成了“空壳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基层组织的传统模式显然与当前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应成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农村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的最基层。农村稳则社会稳。城镇化改革发展在给农村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加快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时有发生，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有利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整体水平。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平台，通过推进村级组织“转并联”，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务实基层打牢基础的需要。我县农村社情复杂，特别是农村政治生态比较落后，“三宗势力”(宗教、宗派、宗族)盘根错节，干扰农村基层工作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虽然我县抓基层组织建设力度很大，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村级层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特别是每到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强烈的政治意愿很大程度上是政经不分、权力与利益结合所致，包括征地拆迁、项目招标施工、安置房分配、新农村项目分配、各种公共资源的配置等都是有利益关联度的。这些问题长期困扰农村建设。影响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农村资源公平分配，逐步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逐渐弱化村级组织的管理服务功能，从而达到进一步打牢农村基层基础的目的。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主要举措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农村社区化。要在全县构建起以“镇(街)一社区”两级为主体的基层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使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关键要做到“四个”注重。

注重抓好服务工作。强化服务，便民惠民，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把对社区群众的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和作为前提工作来抓。社区服务中心要具有综合服务功能。把相关的服务功能集聚到联村社区平台上来。真正方便群众办事。让广大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村级组织设置改革以后带来的新变化。在便民服务事项上，要做到“下放”、“上提”相结合。这项工作由县纪委牵好头、担起

责，县审管办全力配合。将全县所有县直部门和功能区、镇(街道)的服务审批项目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可以“下放”的项目全部实行下放。各功能区、镇和街道要把目前属于村级组织的服务项目进行梳理整合，除了涉及土地征用等必须使用村委会印章的事项外，其他的都“上提”到社区进行办理。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重点要整合好人员、资金和办公场所等三方面的公共资源：一要整合好人员资源。要充分利用镇村干部资源，选好配强联村社区组织带头人。选配坚强有力的联村社区组织班子和工作人员。要继续抓好县直机关农村指导员下派工作，选派优秀干部指导帮助联村社区工作。二要整合好资金资源。本着“统筹兼顾、集约高效”的原则，各级各条战线的资金投入都要按规划来办，对各级财政用于中心村、联村组织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要进行通盘考虑。在设施建设和项目安排上，突出合力共建、功能互享、工作共担、活动共管，避免浪费，预防重复投资。今后对农村集体项目的补助资金，也要进行有机整合，由联村社区进行统筹支配，不能搞“低、小、散”，要彻底改变资金“天女散花”现象，做到“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充分发挥资金的“浓缩效应”、“放大效应”。三要整合好公共办公资源。在充分利用中心村、城乡社区现有办公场所的基础上，整合撤并乡、中小学校、卫生院所的原有办公场所，以修建、置换、租赁等方式。解决联村社区组织办公服务场所问题。

注重讲究工作方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本身是一项全新工作，困难多，经验少，再加上每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剐。因此，在具体推进时，各镇(街道)要按照“方向坚定不移、方法因地制宜”的总体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方法讲创新。一要善于学习借鉴。桥下是全市试点镇，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多探索，试点工作经验是各镇街的学习材料，各镇街也结合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载体和制度。二要注重典型引路。要按照“今年树一批、明年带一批、逐年上一批”的目标，每个镇(街道)今年至少都要创建1个社区示范典型，对每个典型社区都要派专人蹲点指导，精心做好培育。争取培育一个，成功一个，带动一片。县委组织部要加强对典型示范创建的指导，并组织开展“互学互比”活动。三要加强考核评价。县委把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列为《考绩法》的重要内容，把考绩结果作为考察干部工作实绩特别是党(工)委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各功能区、镇(街道)也要将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纳入村级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体系，明确相关干部的工作责任，积极建立起引导支持各个社区之间良性互动和服务竞争机制，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深入开展。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组织保障

村级组织设置的“转、并、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各地、各部门有没有重视，有没有倾全力去抓，有没有全县上下的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和县有关部门必须结合各自职责，加强领导，强化指导，狠抓落实，确保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领导。为切实加强对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的领导。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担任常务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组织部长牵头负责。各功能区和镇(街道)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党(工)委书记要任组长。对这项工作，各功能区、中心镇党委和街道党(工)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尤其是党(工)委书记更要把这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到实处，做到亲自研究部署工作、亲自调配各种资源、亲自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篇6

1、防火勿轻心安全值千金

2、单位主责，人人尽责形成消防新格局

3、清剿火患、构建平安

4、打造铁军，捍卫安全共促温州新发展

5、全民动员“清剿火患”构筑消防安全“防火墙”

6、消防安全是幸福的保障治理隐患保障消防安全

7、关注消防，珍爱生命共享平安

8、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

9、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开创消防构筑新局面

10、学习消防，自防自救提升全民新素质

11、远离火患幸福平安

12、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13、吸取血的教训开展隐患大整治

14、人人参与消防家家平安幸福

15、护航发展，竭诚奉献构建消防新秩序

16、消防安全是一种责任为己、为家、为他人

17、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8、人民生命至上，火灾隐患必除

19、关注消防，关爱生命共建平安新家园

20、推进深化，五大活动，齐心协力，清剿火患

21、齐心协力“清剿火患”携手打造平安家园

22、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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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主要任务:

1.科学分类。在对现有事业单位清理规范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事业单位划分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主要承担行政职能和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类别。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改制为企业;只有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但要强化公益属性,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2.实行政事分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推进管办分离,逐步取消与行业管理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探索多种形式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3.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转换用人机制,搞活用人制度,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5.推进以养老保险为重点的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参加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政策。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费纳入社会统筹基金,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费用由单位和个人缴纳。做好改革前后退休人员养老保障待遇水平的合理衔接。

篇8

关键词：长沙 商贸流通业 竞争格局 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商贸流通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五虎闹长沙”局面的出现，使长沙商贸流通业内资商业竞争格局形成；1998年日本平和堂进驻长沙，拉开了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的序幕；随之，一批国内外商业巨头纷纷登陆长沙，激发了长沙商业的活力，提升了品位，掀起了长沙商业对外开放的，沃尔玛在长沙的开业标志着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的最终形成。在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形成过程

原有竞争格局：“五虎闹长沙”

作为千年不衰的江南著名商埠，长沙商战一直如火如荼，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长沙商贸业取得了超越城市本身地位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阿波罗、友谊、中山、晓园、东塘百货被称为“五虎闹长沙”，打响了长沙零售业的第一轮大战，长沙商业因此名扬全国。

长沙商贸流通业的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资商业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当时的长沙“五虎”都属于国有商业企业，他们以长沙零售商巨头的地位相互呼应，彼此增援。然而，随着零售行业的不景气，竞争的加剧，“五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友谊收购湖南商业大厦，改成新友谊；随后是东塘百货的实力扩张，再然后是阿波罗集团划归友谊集团；与此同时，中山商厦经营陷入低谷，晓园逐渐衰退。“五虎”的原有喻意逐渐失却。在随之而来的商业竞争中，产生了新格局。在国有几大商业企业中，友谊集团凭借其雄厚的实力，通过扩张兼并，甩开了其他竞争对手。通程集团经过扩张，实力不断扩大，最后形成了友阿集团、通程集团二强对峙的新格局。

竞争序幕：平和堂进驻长沙

1998年11月，日本平和堂进入长沙五一商圈，开启了外资商业进入长沙的先河。开业当天，营业额达到300多万元。平和堂商场无论是商品整体价格还是营销人员服务质量，都为长沙引入了一种新的竞争机制。与一流设施相匹配的是先进的商业管理技术和优质的经营服务。

平和堂有别于我国传统售货方式，首先陈列方式为日本开架式，全面开放经营，消费者自由取货，自由选择商品；其次是建有一流的物流中心，电脑配置商品，营销干部实行专业化管理，柜长既管进货又管柜台销售，避免进销分离造成回扣，从而减少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以微笑鞠躬为代表的服务更是平和堂软件建设的强大优势。

随着平和堂的开业经营，长沙本土的零售商业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也纷纷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参与竞争。例如友谊推出了“顾客节”发放意见卡，广泛征求顾客意见，以改善服务；同时，在管理上加强了对中层领导者的监控力度，杜绝了利用国企管理缺陷谋私利的漏洞。长沙的其他商家都把平和堂当作参照点，及时发现自身不足与缺陷，不断地找寻消费经济开发点。平和堂的进入拉开了外资零售企业和内资零售企业竞争的序幕。

国际化竞争格局形成：沃尔玛进驻长沙

沃尔玛的进入预示着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的最终形成，由于沃尔玛没有争议地代表着现代零售业的最高峰和零售商圈中最发达的主干，在技术管理、企业规模上具有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长沙市近年来不断加大零售业的招商引资力度，一些主要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零售企业纷纷登陆长沙，如家乐福、麦德龙、百盛、好又多、新一佳等，本土零售企业在经过多年努力后形成了友阿、通程两大商业零售集团。落户长沙的跨国公司多是世界一流的零售企业，代表着世界性的商业先进文化，即长沙零售业国际化竞争的所有标志性要素随着沃尔玛的开业已最终具备和完成。本土的、国内的、国际的零售巨头就数量和质量来说，基本完成了“进入”阶段。长沙商业国际化竞争格局的最终形成，也引起长沙零售业竞争态势的巨大变化。一种由本土商业为主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已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竞争，竞争已由单位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

政府在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长沙商贸的飞跃，不仅因为长沙地理位置，“连南通北、承东启西”的优越，更重要的是长沙的决策者们把长沙商贸流通业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提出了流通活市的发展战略，在长沙商贸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营造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

能将国际零售业巨头引进长沙，充分印证了长沙在投资环境上“软硬”兼备的效应。首先是长、株、潭一体化的迅速推动，全面启动的“三化”进程，庞大市场使得长沙市场的投资环境过得硬，成为现代化零售巨头纷纷登陆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对零售业的招商引资给予了高度关注，使得一个个跨国公司纷纷落户长沙。

自从第一家外资零售企业平和堂开业以后，促使长沙本地企业进行创新变革，虽然有部分本地企业被吞并，但是更多的企业抵抗住了外资企业的冲击，在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强大。

1999年至2004年，外资零售企业在长沙得到快速发展，刺激着内资企业高速增长。据限额以上企业统计，1999年外资零售企业零售额4.66亿元，占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的比重为9.5%；2004年外资零售企业零售额14.77亿元，占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的比重为9.7%，零售额年均增长26.0%。与此同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也同样快速增长。1999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49.07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2%，2004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152.3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9.0%，提高了10.8个百分点，零售额年均增长25.4%。外资零售企业确实刺激了长沙消费品市场，促使内资企业健康成长。

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了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长沙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优化法治环境，构建完善的商业法规体系 在行业规范、市场准入、商业分级设置、商品质量安全标准、相关行业标准上制定和完善了一些符合长沙市实际的流通行业法规体系和相关行业标准体系，使长沙市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优化信用环境，构建良好的商业诚信体系 着力改善商业企业和银行、商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在商业企业、商贸行业大力倡导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守法意识，进一步理顺商贸企业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依法经营与依法行政之间的畅通渠道；改善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用关系，坚决杜绝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价格欺诈等误导消费的行为，树立文明经商、诚信经营的行业新形象；规范商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避免低层次的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行为，形成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商业竞争环境。

优化人文环境，构建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体系 重视商业品牌的建设，利用品牌的无形价值扩充对市场的渗透，同时带动有形产品的生产。特别注重加强对老字号的保护和开发，既挖掘传统优势，又赋予现代内涵，做到有机结合、有效开发、有力提升，传承商业文明，焕发现代气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引导企业在内部管理、运营机制、品牌运作、市场营销上赋予文化内涵，形成独创性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模式，逐步提升影响力。大力提升长沙商业的形象与品味，精心建设和完善具有现代文明气息和湖湘文化底蕴的长沙商贸发展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倾心打造现代商业文明，在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核心商业区、商业圈、商业特色区街和商贸流通企业，着力形成注入强烈人文因素和文化理念的长沙现代商业的崭新形象。

优化培养环境，构建具有现代管理水平的商贸人才体系 商贸流通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制定了全市商贸流通业人才培养计划。商贸流通企业要采取积极措施，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强对商贸流通企业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机关中知识型、专业型年轻业务骨干的选拔和培养，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现代商贸流通专业人才。制订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加盟长沙市商贸流通行业。

实行政府调控网点布局

在长沙市商贸流通业竞争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商业网点随意上马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商业项目的建设缺少科学的论证；或者是不经过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就立项上马。

由于在商业网点建设中缺乏统一规划，商业网点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部分市场、商场经营项目雷同，特色不突出，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造成了市场的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而在新开发区、城郊结合部，商业网点的规划建设则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为此，长沙市政府十分重视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提出在规划建设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对现有市场及网点资源进行整合、优化、提升，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特色突出、规范有序的市场网点格局。

因此，从2003年起，长沙市政府对大型商业网点的设立实行了听证制度。凡在市内新建或改建的建筑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4000平方米以上的超市、仓储商店、百货店、购物中心、餐饮等商业营业场所，将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社会有关方面进行听证。听证制的建立，使长沙市大型商业网点的设置按照城市整体规划和商贸设施发展规划进行。

提高本土商贸企业的竞争力

近年来，长沙市政府本着“强者更强，优势带动”的发展思路，大力扶持友阿、通程、蔬菜、饮食等四大商业集团的发展，积极推进其由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发展方向转变、向规模经营方向跨越、向多产业融合方向扩张、向创造资本效益方向投入、向提升整体素质方向努力，打造了长沙本土商业的“航空母舰”，友谊阿波罗集团进入全国工商企业500强，年缴税金过亿元；通程集团多元化发展，蔬菜集团产业化经营，饮食集团连锁化扩张。

四大集团在自身不断壮大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对全市其他商业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了长沙商贸流通企业机制的转换、经营理念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变革。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提高本土商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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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生命至上火灾隐患必除

3、全民动员“清剿火患”构筑消防安全“防火墙”

4、齐心协力“清剿火患”携手打造平安家园

6、消防安全是一种责任为己、为家、为他人

7、消防安全是幸福的保障治理隐患保障消防安全

8、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开创消防构筑新局面

10、关注消防 珍爱生命共享平安

11、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

12、推进深化“五大活动”齐心协力”清剿火患“

13、人人把好防火关 有备无患保平安

14、人人参与消防家家平安幸福

15、远离火患幸福平安

16、吸取血的教训开展隐患大整治

17、防火勿轻心安全值千金

18、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9、清剿火患、构建平安

20、消防连着你我他，平安幸福靠大家

21、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22、关注消防 关爱生命共建平安新家园

23、护航发展 竭诚奉献构建消防新秩序

24、打造铁军 捍卫安全共促温州新发展

25、清剿火患 预防为先营造安全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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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和完善；研究

治理，是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存在着异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反映到政治层面，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城乡一体化、新型农村城镇化等新格局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切实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让其享受市民待遇，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问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不断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发展仍然相当滞后，人民群众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追求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促进农村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极为紧迫和现实的重大课题。我国农村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中，不完善、不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加强乡镇社会治理体制研究，强化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

二、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内设机构不合理，服务效率不高。乡镇政府是一级政权组织，依法治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是中国政权体系实现统一领导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一些行政职能权限相继从乡镇体制中剥离，实行了垂直管理。但一些行政职能责任和义务却没有随之剥离，使乡镇常常面临有责无权、有事难管的窘境。乡镇职能正在被弱化，乡镇政府成了“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政府。乡镇内设机构遵循与上级机构、部门对等对口的设置模式，通常每个乡镇有15--30个“站、办、所”，既有省、市、县直机关向下延伸管辖的站办所，又有归乡镇政府管辖的站办所。延伸的站办所虽在乡镇，但人财物权仍由上级单位掌管，造成指挥调度不灵，责、权、利难以相互统一，机构运转效率不高。缺少足够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基层机构人员素质不高，存在“”问题，责任意识不强，大局观念淡薄，宗旨和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率低下，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二）公共财政资源短缺，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根据“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乡镇设置内设机构财政所。由于大多数乡镇不具备区域位置优势，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乡镇财政资源极其有限。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中央与地方存在“中央钱多地方钱少”的现象。乡镇政府财力不足，难以保障公共事业的发展。以上级转移支付方式满足公共产品的供给、分配带有很大随意性，出现跑“部”“钱”进现象，滋生权力寻租问题。财政收入逐级上移，责任逐级下移。“土财政体制”的存在，乡镇需上缴部分财税供上级政府使用。乡镇自行承担自身运转所有经费，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有些乡镇举借大量债务，财政收不抵支，无力偿债，“面临破产的可能性”。财政供养人员未统筹安排，存在人情财政情况。涉及人民群众最直接利益的人口计生、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就业等项目支出，无财力安排。缺乏有效的财政财务监管，乱收乱支现象有时极为普遍。

（三）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进程

乡镇体制不合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权力被缩小、职能被收缩，责任并未减少。“全能政府”的模式未根本转变，部分乡镇工作还在靠传统的行政体系和行政手段，工作上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政事不分，村委会的自治权利被弱化，政社不分，村级职能政府化。考核乡镇政绩指标体系不够合理，导致乡镇由被迫玩“数字游戏”。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乡镇干部的工作围绕上级安排，难以围绕农村工作。乡镇政府履行职能主要依靠行政推动，难以依法履行职责。公共服务职能薄弱，行政管理与命令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要，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乡镇干部观念转换不到位，缺乏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工作自主性差，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农村公共产品不足，农村社会保障日益困难，农村文化教育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乡镇职能转变缓慢，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三、基于公共视角的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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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市基层党建总的思路是持续聚焦精致城市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效能管理、高水平治理、高素质人才和高品质服务“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环翠经验”。

一是聚焦实体化，构建高效能的基层管理体制。在全市率先建立实体化的镇街综合执法平台和区级响应平台，进一步整合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执法机构和资源，全面畅通部门与街道联动渠道，形成“街呼区应、上下联动”的治理新格局，凸显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成效。

二是聚焦专业化，打造高水平的社区治理模式。深化与北大、山大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加大专业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建立全市首个区级党群社工服务中心和城市基层党建高校联盟，打造一批在全市甚至全省叫得响的公益品牌项目，以专业化带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是聚焦职业化，培育高素质的社工人才队伍。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以开展社区工作者“优才计划”为抓手，建立选聘、培育、晋升和保障为一体的职业化管理模式，开展“和谐使者”评选，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能力水平。

四是聚焦品牌化，建立高品质的区域服务网络。聚焦“两新”党建的提档升级，高标准推进“两新”全域覆盖、重点企业三年培育、园区商圈深化提升“三项攻坚行动”，探索实施新兴领域“社区化”管理模式，推动园区商圈党建与社区党建互融共进，为企业员工和社区居民提供一流的品牌服务，确保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持续走在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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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对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应用大数据支撑公路防控体系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全省公安交警系统抢先运用大数据支持，创造了‘跨界共融、数据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治’的‘贵州经验’，得到了公安部的肯定和推广，成绩可喜。希望全省广大公安交警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精准发力，深入拓展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和水平，建设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交通、和谐交通、便民交通，为全省各行各业管理现代化树立标杆。”

9月22日，公安部交管局、北京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交警总队及南京等6个城市交警支队领导齐聚贵阳，观摩智能交通大数据建设，交流安全防控管理经验。大家一致认为，贵州省交警总队立足省情，以大数据引领公路防控体系建设，探寻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具有贵州特色的公安交通管理发展新路。

“走在了全国公安交警的前列，走在了全国公安机关的前列，走在了全国政府机构的前列。”这是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王金彪对贵州省公路防控体系建设的肯定和评价。

抢抓机遇 顺势而为走新路

“贵州省交警总队能紧紧抓住国家大数据中心和云平台在贵州落地的机遇，在科技引领上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令人非常震撼。”这是云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刘新春在观摩贵州交警总队公路防控体系建设后的感受。

为主动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常态，将大数据资源转化为公安交通管理现实战斗力，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契机，牢牢把握省公安厅党委全力推进“四项建设”的契机，切实贯彻落实公安部交管局部署，以制约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发展的问题为导向，以警务云建设为保障，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大指挥体系建设为引领，以部局六合一、集成指挥、智能研判、互联网服务等四个应用平台为核心，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创建“数据铁笼”，推动“互联网+”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深刻领会公安部、省公安厅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实际，省交警总队提出贵州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相关部署要求，以问题为导向，以“五个互动结合”为引领，以警务云建设为保障，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强化防控体系上游的重点车辆源头管理，扎实推进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加强防控体系下游的农村道路安全监管，构建道路交通安全大防控体系，打造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升级版，打造跨界共融、数据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治的“互联网+”道路交通管理新格局。

“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取得的突出成效，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主战略和强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得益于公安厅党委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孙立成副省长在公安信息化建设上的高站位谋划、高起点设计，得益于交警总队班子带领的团队在大数据建设上形成了谋划、研发、实施、应用、管理、保障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具有鲜明的贵州特色。”王金彪说。

突出三个重点

打造防控体系升级版

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突出三个重点，打造立体化、多维度、全覆盖的防控体系升级版。

突出大数据应用重点优势，创新立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首先，抢抓省委、省政府强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与公安部交通管理科研所、三大通信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省公安厅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框架下，以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科研所为技术主导，利用阿里云计算技术，采取租用电信机房和设备的方式，搭建了由619台服务器、46台网络交换机、12PB总存储组成，总规模达到提供10000个核运算能力、计算能力相当于10台银河巨型计算机的警务云平台，以云平台为支撑构建大数据资源池，汇集公安内部各警种和外部安监、交通、保险、广电等社会资源，实现资源互融、互通，打造大数据共享体系。

今年以来，全省高速公路车辆违法信息共计27万条次，利用执法站和服务区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2.1万起，非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64.8万起，查处数同比分别增长了77.4%和162.4%，进一步提高了道路交通管理的科学性、精确性和有效性。截至9月底，全省高速公路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2起，同比减少8起，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次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83.72%和78.26%，创下我省高速公路开通以来事故预防工作最好记录。

突出重点车辆和驾驶人，创新精细化的源头监管机制。以管住关键少数为核心，与安监、交通部门共同搭建贵州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综合云平台，汇聚运输企业日常管理数据和GPS动态监管数据，共享交警、交通、安监多维度管理数据和驾驶人从业信息、交通违法信息、交通事故信息。在此基础上，省交警总队借助云平台大数据研判功能，与独立第三方信用评估及信用管理机构“芝麻信用”建立重点驾驶人征信系统，将重点驾驶人群体细分为四类三层次，根据驾驶人的违法记录、事故记录等多维度设置指标，应用WOE算法计算重点驾驶人的信用评分，作为评估驾驶人履职能力的参考依据。

突出农村交通安全重点区域，创新社会化的精准治理模式。针对当前全省高速公路、国省主干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趋稳向好，但农村道路安全基础薄弱，交通事故高发的实际，省交警总队认真贯彻落实广西会议精神，应用“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支撑，开发农村道路交通社会化管理云平台，将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网络延伸至占全省道路总里程95.5%的农村道路，大力打造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数据铁笼”。

“在智能交通的应用上，从数据的采集、储存、服务到深度的挖掘分析，贵州省交警总队把大数据运用到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上，让人耳目一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研室主任、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专家组专家、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专家组成员顾怀中深有感触。

织密三张网

借力助力创新模式

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织密三张防控网，不断创新“互联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新模式。

织密上游静态防控网。将重点车辆征信体系等大数据监管方式延伸至人、车、路、环境的全方位、全时空管理，落实“五个责任”，创新大数据背景条件下交通安全监管模式，织密源头监管之网。

织密中游动态防控网。在已规划的157个执法站基础上，结合路网疏密度、流量饱和度、社会治安防控和隐患路段管控需求，合理规划，科学布点，构建环黔、环筑、联市（州）、联县的“闭环式”安全防控体系，进一步强化以视频监控防控网、路面执法防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为骨架的防控体系建设。

织密下游基础防控网。以强力推进农村监管云平台为抓手，将县、乡两级政府工作开展情况，“两站”、“两员”工作落实情况，“生命防护工程”推进情况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形成政府主导下管理信息共享、安全责任共担、社会力量共治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新格局。

整体治理

构建交通管理新格局

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创建“数据铁笼”，推动“互联网+”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打造跨界共融、数据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治的“互联网+”道路交通管理新格局。

跨界共融，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实现跨警种、跨行业、跨部门的政务深度融合。

数据共享，实现公安内外部海量数据的汇聚，使原本分散的碎片化数据和“条数据”聚合成“块数据”，实现“块数据×”效应。

责任共担，通过共享信息，厘清明晰政府、安全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以及企业的主体管理责任。

篇13

江苏“十三五”时期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而“强富美高”战略定位的每一个方面无不蕴含着协调发展的原则要求。具体而言，经济强不仅是经济综合实力强，同时也应该是经济结构整体强，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发展，坚持四化同步、军民融合，努力做到比例协调、结构优化。百姓富集中体现为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好，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发展，确保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环境美强调的是生态环境质量优，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务之急是修补生态环境损坏短板。社会文明程度高则要求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切实促进“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起增强。具体而言，以协调发展理念引领“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应着重抓好以下方面重点工作：

一、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质发展，而是要主攻相对薄弱环节，实现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一直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十二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实施，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实现重大突破，沿海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片、增长带，区域联动融合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但由于我省区域自然禀赋不同、发展基础各异、区位环境有别，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2014年苏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苏南的43%和51%，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制约发展的突出“短板”和重大课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因此既是即期大事，也是长期战略，由此带来的实际成效将有利于发挥我省的比较优势和某些地域的后发优势，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为江苏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后劲。为此，“十三五”时期，理应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互补、南北联动、跨江融合、陆海统筹，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推动全省三大区域发展与国家层面区域发展总体布局紧密结合，更大力度推动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推进沿沪宁线和沿江地区、沿海地区、沿东陇海线地区特色发展，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是高起点建设南京江北新区，加快南通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和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建设，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先行先导地区，规划建设运河、淮河生态经济带和宁杭生态经济带，加快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三是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区域快速交通体系和统一规范的区域政策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二、扎实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

统筹城乡发展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难在全面，重在农村，难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同步推进城乡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江苏城镇化起步早、成就好、基础实，城镇化进程总体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对照新阶段新要求，城镇化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质量水平还不够高，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实质性打破，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明显。“十三五”时期，要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全面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格局，努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先导区、示范区。一是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质量，将目标放在造福百姓、富裕农民上去。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二是完善新型城镇化推进机制。以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契机，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新型城市行政管理模式、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等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完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三是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六个一体化”统筹推进力度，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进新一轮农村实事工程，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三、深入实施民生幸福工程，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步发展

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之一。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和社会进步同样也是发展，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理应内在统一、协调平衡。“十二五”以来，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连跨三个万亿元台阶，超过7万亿元，人均GDP超过8.8万元，但相比之下，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能同步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这就要求在继续做强经济的同时必须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做好教育、就业、社保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工作，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三五”时期，要紧紧围绕“七个更”的目标，深入实施民生幸福工程，注重机会公平，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推动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是持续增加居民收入，拓展富民增收渠道，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确保让人民群众拥有更满意、更可靠的收入；二是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促进就业创业；三是推进新一轮脱贫帮扶工作，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完善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四是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江苏”，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五是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社会救助优抚体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拥有可靠的保障。

四、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坚持两个文明并重，就是要坚持双轮驱动、双翼共振，促进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增强，实现“身”“心”系统平衡发展。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方针。新时期提出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推向前进。随着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十三五”时期，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把建设文化强省摆上突出位置，加快构筑思想文化建设高地和道德风尚建设高地，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一是加强先进思想文化引领。先进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中心环节，要坚持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心骨，深入推进思想理论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二是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健康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要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三是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四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要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深化法治江苏建设，筑牢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强防线。

篇14

专家学者们围绕“科技创新与标准化协同发展”、“信息化在城市管理中的创新应用”和“城市创新发展与区域环境治理”三大主题，针对城市管理中的科技创新、信息化、标准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基于国内PM2.5的污染现状、发展趋势和治理经验，未来我国的区域大气污染控制应探讨构建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为此需要大幅修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区域环境综合管理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制定区域污染综合控制规划和应急计划，采取区域联防联控和精细化管理，通过综合措施和行动逐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论述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导向和模式选择，认为必须科学把握城镇化的规模、速度、节奏，走渐进式城镇化之路，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多元化城镇化之路，高效集约节约利用资源，走集约型城镇化之路，同时要充分发挥城镇特色和优势，形成合理分工的城镇化新格局。

中国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王忠敏论述了城市规划、民生工程、城市产业和城市管理中标准和标准化问题。他认为城市规划中的标准需要注重城市共性的标准化与城市个性的保留；民生工程的标准化必须建立在对环境、住宅、交通和医疗等优先规划基础之上；城市产业的标准化需要根据企业特点有针对性的推行标准化战略，同时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城市管理标准化需要法制的支撑。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丁辉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审视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产业，认为服务的精细化和标准化是服务创新的两个根本方向，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服务标准化需要实现基本服务质量目标、服务环境和设施、服务流程的标准化。信息化对整体和细节的把握带动了标准化的持续改进，为产业化的模式创新、精细管理等理念的真正实现找到了载体。信息技术创新丰富了标准化的创新范畴，标准化继而提升了产业化的品质和水平，信息化正是借助标准化之手引导了工业化品质水平的提升。二者之间的关系已超越耦合，凸显一体化的特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段霞从世界城市建设的视野看北京城市发展，认为新的发展需求需要我们以让百姓幸福安康和惠及子孙的发展理念思考世界城市建设目标与战略任务，在资源环境、空间布局、产业规划、公共物品提供、公共财政支出、人才培养、社会管理、秩序安排等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适应这样的变化与要求；从百姓幸福出发思考自然灾难应对问题；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在整体和结构性思考中完成顶层设计，在精细化、多元化、定制化需求满足中推进世界城市战略的实施，才能迎来北京变革性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