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经济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西塘古镇；商业化；旅游开发；传统元素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7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也日渐茁壮，旅游业已被许多国家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我国旅游业的格局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古镇多以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源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同时古镇蕴藏的商机也造成传统元素流失，“现代古镇”出现。目前，国外对古镇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相关利益者、旅游与古镇文化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国内古镇旅游研究，从最初对古镇旅游存在的初步探索过渡到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研究问题，再进一步探讨古镇旅游先关利益主体和旅游地区域竞合的问题。在当前古镇旅游形式严峻的状况下，如何以保护固有文化为基点合理性开发古镇，使两者达到协调发展便成为了新一轮探讨的话题。

一、古镇旅游传统元素概述

（一）古镇旅游传统元素保持的内涵

传统元素作为构成古镇旅游资源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保持传统元素变得尤为重要。保持古镇传统元素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尊重，体现了中华人民尊重自然、尊重我国固有的文化；另一方面是本心的一种遵守，表达不会因为现实利益驱动而随意破坏遗产的纯真初衷。重视古镇旅游中的传统元素，对内而言，是国人尊重千百年积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对外而言，是向外传播我国文化，彰显我国的精、气、神，让更多人了解我国，以一种全新的途径提升我国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二）古镇旅游传统元素的特点

古镇传统元素多表现在格局构造、建筑特色、民俗风情方面。江南古镇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上经过密切、长期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形成了这一无法比拟与替代的独特文化以及水纹建筑布局。水、桥、廊、街巷、居民建筑则构成了江南古镇建筑的基本元素，整体空间布局上多与河网协调分布。天、水、阁、人构造出婉约的形态，营造出的宁静的氛围也正是游客想通过古镇旅游这一途径获得的感受。

二、古镇旅游传统元素保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效益

古镇以其自身特色为依托，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古镇旅游带动了一系列产业链的活动，就主体效益而言，可见的有游客在古镇景区直接拉动的消费（如餐饮、纪念品购买等）。除此之外，古镇旅游还拉动了交通、餐饮、购物等方面经济变化。据调查统计，我国每年旅游收入极为可观且呈现上升趋势。

（二）社会效益

具有特色的古镇总是能够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旅游所带动的效益是极大的，旅游业从上游到下游有众多产业模块，旅游一条线提供了多方的职位空缺，促进了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有特色的帮助。同时，在旅游促进下还有众多专业由此产生，对教育知识也起了拓展作用。

（三）文化效益

古镇之所以“古”，是因为它经千百年历史的演变却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形态或意识。千百年的发展，风景变了、人文变了，而它却在历史长河的塑造中更具有底蕴的美。它的一行一态都是文化美的写照，而它的存在成为了众多设计者考究的依据；那些从古流传至今的不朽诗句则成为了古今学者考量的精品。

（四）生态效益

随着中国的日渐强盛，在国际威望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但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并不是单纯的谋求经济的发展，“品质”成了发展中重点考虑的一个关键点。古镇在历来的开发与发展中都考虑生态效益这一重要要素，以生态为基点的可持续发展在响应了国家方针号召的同时也成为保持古镇活力永驻的突破点。

三、浙江西塘古镇旅游业发展的现状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西塘镇且被誉为“浙江省中心镇”的西塘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西塘古镇交通极其方便，有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连接线，乘坐汽车、高铁、火车均能到达，同时周边三大机场毗邻。西塘镇依托旅游业，全力打造旅游产业，经济发展迅速，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外资引进等逐年增长，旅游业票房也是逐年增加。

（一）产品特色不够鲜明

西塘古镇的品牌建设缺乏规划，品牌认识和品牌定位模糊不清。西塘古镇的主要特色为桥多、弄多、廊棚多，这也成为西塘旅游对外主打的元素，但对于水乡江南而言，这一特色并不鲜明，没有极大的竞争力。由于地处江南，各旅游地提供的纪念品具有同质性，而价格又有所出入，导致产品没有自身独特性，市场竞争力弱，产品替代性强。

（二）游客吸引力还欠佳

选择古镇旅游的游客多为城市旅游者，他们希望从旅游中获得的是宁静、休闲、体验或怀旧风味，而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中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西塘古镇也忽视了这一市场需求。西塘将“生活中的千年古镇”作为自己的形象定位，但却很难让游客体会到所谓的特别之处，西塘没有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成为其对外吸引力不高的一大因素。

篇2

在一周的实地考察中，课题组发现遗址所在的大塘坪乡和铁河乡境内各类树木田地分布极为广泛，从课题组所在地出发，沿途城市的钢筋水泥逐渐为生机盎然的绿色所替代，沿途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不高，所以课题组认为若是能充分利用两地的较为原始未受工业化及城市化侵袭这一天然优势用于遗址的保护开发，既能使开发建设的成本降低又能最大的开发出遗址的经济潜力，同时还不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走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开发道路；并且，铁河乡紧邻鄱阳湖生态保护区这一优越的旅游资源，若是能将海昏侯墓遗址的开发与鄱阳湖生态景区连城整体，建设为主打“生态游、文化游”的游览观光胜地，必能造福当地居民，同时也为南昌为江西增加一张特色名片。因此，课题组在研究对比国内外各大遗址的保护模式之后认为遗址公园的模式较为适合海昏侯墓遗址的开发利用，将海昏侯墓遗址建设成南昌的后花园，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环境，既不使当地陷入每逢开发必破坏生态的怪圈，同时在保护原有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又极大的发挥海昏侯古墓遗址的经济价值，帮助当地居民提高生活水平。

为帮助海昏侯墓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课题组的步骤是考察国内外各大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模式，希望能从中找到对海昏侯墓开发有借鉴作用的信息。课题组通过对文献的查找搜集，最先考察的是意大利的遗址保护的模式；意大利在遗址保护和利用方面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模式，即公共部门负责保护文化遗址，私人和企业经营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意大利政府认为，文化遗址关系到民族特质，是国家魅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而把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遗址定为长期国策，并作为培育和管理现代文化市场的指导性纲领。政府、彩票和企业是文物保护和修复资金的来源。课题组认为“意大利模式”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国家对遗址的集中管理，通过成立专门的公共部门来负责文化遗址的管理。但意大利的遗址保护模式不能照搬，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成熟，相关立法没有完善，若是贸然引入私人和企业进入，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必然造成管理的混乱和无序，对遗址本身而言也不是最好的保护模式，因此，照搬“意大利模式”不一定能达成意大利所达到的效果。

其后，课题组考察的是美国对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课题组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总结发现，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自然遗产与历史遗产融合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树立起建设供人游览的生态公园的理念。如最早建立的黄石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其中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喷吐的火山，奔跑的野兽，但也保留了美国最早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同时，美国注重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从最初的仅限于保护国有土地上的独立战争纪念物、南北战争的战场遗迹等政府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到私人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都逐步列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课题组认为“美国模式”的值得借鉴之处在于法律的强化和健全。由于海昏侯墓遗址离城市区较远，靠近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周边居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为薄弱，若是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必然影响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美国模式”有其特殊性，是美国国情下的产物，因此对我国而言并非能完全适用，所以与“意大利模式”一样，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模式”而是吸取其中的成熟经验从而帮助海昏侯墓遗址的保护与开发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与模式。

课题组还对国内提出的许多模式进行了考察，关于整体保护与利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遗址公园，二是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森林公园。在考察之后课题组认为，遗址公园的模式较为适合作为海昏侯墓遗址的保护开发的基本框架。由于海昏侯墓遗址的特殊性，其保护开发也存在有特殊性。海昏侯墓遗址所在地属于农村，环境相对城市而言更为优越，但经济的落后使得当地的基础设施极其不完善，并且两地境内没有较为著名的旅游景区以及风景区，因此将遗址与风景区相结合的模式显然无法实现；同时，将森林公园的保护模式虽然能够实现，但是并不能展示出海昏侯墓遗址的内在文化价值，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遗址，将其建设成森林公园无异于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亵渎。以海昏侯墓遗址为核心的大遗址所在地经济落后，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经济的落后才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的优势，这正是遗址公园建设的基础条件所在，建设遗址公园既不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又能有效的保护和开发海昏侯墓遗址，同时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为一举多得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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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概念股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

一、研究背景

继沪港通之后，A股市场近期又掀起了一波新的主题炒作―“一带一路”。在这种炒作氛围下，基建、涉外工程、港口等概念股持续受到资金关注，此前遭到冷遇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材国际等这些传统基建股自 2014年 10月份起相继出现20%以上的涨幅，多只与“一带一路”概念相关的股票出现连续涨停。下表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主线。如表1所示：

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实施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国际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

从资本运动的一般来看，资本国际化和产业间的国际转移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一方面，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克服国内资本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获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投资带动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使工业化生产落户全球，形成经济的全球化。从资本运动的个别来看，一国资本的国际运动首先是通过资本输入进行资本积累，由资本稀缺国变为资本富裕国，尔后再进行资本输出。资本的国际流动既为输出国提供了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又为输入国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外生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并不仅仅是货币的流动，更是资源要素的整合，内含了技术、管理与制度，通过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相对过剩的产能提出了资本输出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要求。

（二）经济增长瓶颈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突围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无不体现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与此相联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高级化。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布局使得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国经济依赖不断加深，没有哪一经济体能够脱离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国际资本运动和产业转移，以及由此衍生的生产、贸易、投资与服务所形成的复杂的经济关系而独善其身。全球价值链改变了经济竞争力的内涵，使各经济体的竞争更加侧重于企业的跨境生产，侧重于工序和任务层面的核心能力竞争。如果说传统模式的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一国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升级更替，那么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则主要表现为产业部门内部的工艺、产品、功能或价值链的升级与扩展，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其主导状况成为其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大势下，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是参与全球市场，利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得自己的份额。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度调整及其主动回应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二是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三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深度调整是国际分工演化的结果。生产分割和生产积聚并存，价值链细分与供应链塑造形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制造业“全球化”和“碎片化”成为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和演进趋势。首先，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拓展中欧合作空间，深化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合作，深化中阿之间的经贸往来，以此来应对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我国对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适从、参与及主导。“负面清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随着区域主义的兴起，未来国际经济关系的融合中区域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在对外经济的参与中，恰恰缺少这一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从本质上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努力，探索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兴区域合作机制。

三、“一带一路”要求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一）以开放促改革的开放型发展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从这一层面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政策的具体体现。（见表2）

首先，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中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的市场、能源、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试图实施封闭经济来获取持续的增长已不可能，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其次，全球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体现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的构造和主导，必须促使企业通过全球化的生产才能获得能力提升。第三，随着对国际经济的全面参与及深度融合，对国际经济规则的适应、融入、参与、主导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进程必与国内市场规则的发展相联系，新一轮对外开放仍将会形成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第四，只有全球化的发展思维和理念，才能解决发展中的瓶颈，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与国际经济接轨

首先，我国产业升级遭到封阻。美国等发达国家遵循“优势产业转移”模式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将世界各国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跟随国家，被“俘获”于价值链的低端。要避免在国际经济参与中陷入“低端锁定”，除了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外，还必须构造“制度优势”，通过技术进步来攀升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其次，市场机制还未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在最初的5年过渡期内很好地执行了入世承诺，但是，在5年过渡期之后，市场化的规则建设有所放缓，行政化的干预措施有所抬头。例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内服务业和垄断行业对民间企业的开放问题，仍未能很好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三，微观主体企业还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的生产与运营。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较，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和视野，立足全球配置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各类资源的能力不足；国际化经营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组织框架、营销模式、管理模式不适应，缺乏国际化人才；研发设计能力弱，研发投入偏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亟需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由此可见，国内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必然会影响到开放经济发展的实施效果，可以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就是这种开放性政“倒逼”的结果，即国际贸易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高度契合。

（三）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国家、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即在对外开放的方向上东西并重，海陆联动。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沿边地区。所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活力；而且可以优化国内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布局，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为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水平创造重要的战略机遇。首先，沿边地区不应走传统工业化老路，也不应实施沿海区域“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而应走产品价值链的模式，积极承接沿海和内地产业的转移，不仅沿边地区获得发展机会，也与内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区域经济发展获得动态平衡。其次，通过国内的区域平衡发展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之后，再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沿海区域更加加快开放步伐，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在它们深入地对外合作中，可以更多地向内地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内地和沿边地区腾出国内市场。这样，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拓展为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产业空间。

（四）“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与增长质量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的一种发展状态。首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经济结构转型的障碍；其次，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遇到障碍，尤其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不清，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如果从增长率的角度观察，则中国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但若以发展方式认识，则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需及时提防。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深层次的挑战，实际上凸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所以，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高度关注增长的质量，将经济增长从要素依赖过渡到技术和制度依赖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形成的内外压力有助于这一转变的形成。参考文献：

[1]董小君.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J].经济研究参考，2014（5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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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2）：5-14.

[4]卢进勇，陈静，王光.加快构建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境产业链[J].国际贸易，2015（4）：4-10.

[5]舒志斌，兰宜生.我国高科技概念股市场定价的实证分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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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设计审美价值取向城市特色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城市设计的审美

美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具体的环境、现象、事情、行为、物体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的功利性能、正面意义和正价值，是个人在接触具体事物的过程中，受其作用、影响和刺激时产生愉悦、满足等美好感觉的原因，是人们通过反思和寻找美感产生的原因，从具体事物中发现、彰显、界定和抽取出来的有别于丑的相对抽象事物或元实体。 人类对城市的设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当然，城市不是作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的艺术要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城市美的研究正在成为城市规划和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然而当下对于城市美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城市建设的具体现象上,其研究也多限于技术与形式美的范畴之内。从系统美学的角度讲,美是不能脱离审美关系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美只是审美关系中客体的系统质, 离开特定审美对应关系和审美主体,离开特定审美距离和审美环境,客体便无所谓美或不美。城市美学需要完整地反映城市审美活动的全貌,就不能将城市美过分地理解为物化的城市环境。而应当在重视城市这一物化的审美活动载体的同时,认真研究城市系统的主体城市人的作用。

城市审美主体城市人的划分归类有不同的方式。从城市发展的过程而言, 政府、 企业及城市居民是最关键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主体。他们本着不同的审美追求对城市空间选择使用、 丰富建设, 最终促成城市美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并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城市美的发展。

以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为设计依据，强调为人服务。如何适应人的活动，调节人的心理感受，就成了城市设计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城市空间最终是为公众服务的，其空间体量、功能配置要体现人文关怀的原则，要把无形的空间创造成有情的场所，具有广大市民共享的社会性，易于识别，具有个性的识别性环境压力小，身心轻松安逸的舒适性，交通方便快捷的通达性、安全性，有视觉趣味和人情味，环境优美的愉悦性及功能和形式灵活多样的整体性、多样性和文化性，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思，并尊重自然、历史、保护生态。城市空间布局要以区域理论和全局理论，用系统的方法，把构成城市空间各要素作为研究的对象，要满足不同层次市民的不同需求，体现各种利害关系，融化各种文化，创造一个既是物质又能满足广大市民精神需求的场所。

二、南京和北京现代化城市设计发展的研究

南京和北京作为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两座古都，在现代化城市设计审美上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北京皇城城建设时间最近，保存最完整，整个城市都是以皇城为中心延南北和东西两条轴线发展。而南京是民国时期的首都，西式风格和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颇多。审美取向受这方面影响比较深远。

北京是有着3000 年建城历史的古城， 形成了很多传统的历史风貌特征。7 .8 公里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两侧，严谨对称的格局；中轴线上的紫禁城、皇城、 城楼、 钟楼和鼓楼以及周围依衬的四合院平房群体；曲密的北京胡同中形态各异的门楼；贯穿市中心南北的六海水系、 环城护城河水系与流域水系相连；市内还坐落着许多坛、庙、寺、塔以及各历史时期遗

（北京市总体规划图）

留的诸多遗迹、中外古建筑；市区西北郊山区又遍布了古园林、寺庙、古陵墓、长城和诸多风景区， 形成了北京固有的独特、 浓郁的历史风貌。

1950年代, 国家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 如果兴建新城,投资巨大,国家很难承受。

规划中新的城市中心以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 在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大量建设办公楼,也不适宜。而适当利用旧城中原有的建筑办公,无疑是比较经济的。1970年代后期以后, 北京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 城市急剧扩张。由于采用了围绕旧城摊大饼的规划方案,城市基本呈环形扩张。目前北京城市发展，主要在南北和东西两轴的延伸线上。城市设计中以保护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作为第一出发点满足审美主体的精神要求。

南京的地理环境优越。“山、 水、 城、 林” 浑然一体 ,构成自然风貌的最大特色与亮点。历史文化遗

（南京市城市模型鸟瞰）

存丰富。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她不仅有 2500 年的建城史 ,而且在六朝文化、 明文化、 民国文化三个方面 ,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独具特色。

《首都计划》作为南京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对于南京的城市发展布局和城市设计审美意义巨大。它规划了南京城市的格局、 功能分区、 道路系统及各项公共事业的安排等。譬如 ,按照功能划分了中央政治区、 市行政区、 教育区、 工业区、 商业区、 住宅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各区间均有道路贯通 ,并四通八达。规划还把南京的道路划分为干道、 次要道路、 环城大道和林荫大道四种。其中林荫大道平均宽度达到 100 公尺。规划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 ,对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作了周密安排。譬如 ,自来水厂和电厂地址的选择改良宣泄雨水及污水排放的渠道等。规划对住宅区的设计。为南京的现代城市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山陵等中西合璧式建筑成为公众审美的导向。

三、南京和北京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及建议

北京市近几十年的城市设计，在保护古城风貌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也走了一些弯路， 一些极有价值的内、 外城墙和城门建筑已基本拆除， 原有水系已遭破坏， 一些旧城街坊和胡同也被高密度中、高层住宅所取代。北京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特色正在逐步失去。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 ～1999 年的10 年间， 北京累计开工建设危改小区150 片，拆除危旧房屋436 万平方米。从2000 ～2002 年，拆除危旧房屋443 万平方米。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 条的速度消失，解放初全市共有360余条胡同， 现在保留下来的总数不超过1500 条。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年2 月卫星影像技术提取的信息表明， 除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主要文物建筑外，支撑北京旧城风貌的老胡同、四合院现在只占旧城总面积的14 . 14% ，其中有一部分已列入近期的危改项目中。 照此速度发展， 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除了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文物建筑， 及部分胡同能够保留下来外，其他地区的传统风貌和世俗文化很可能在就会就此消失。从而对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审美主体造成识别性环境的破坏，身心的舒适性减弱和人情味的缺失。

南京在改革开发初期，城市设计定位不清 ,建设理念不明确。对于南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摇摆不定 ,认识模糊。80 年代 ,报纸上曾不断宣传南京要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当时人们理解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满城的高楼大厦 ,对南京能否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也闹不清楚。南京是著名的古都。这里有大量的、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但是 ,南京要发展、 要改造、 要创新、 要改变落后面貌 ,这也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 ,如何处理好发展、 改造与保护的关系 ,是一个严峻考验。事实证明 ,这两者的关系并未处理好。1958 年 ,南京城墙被拆除,但是南京人固有的城墙观念与情结并未改变。南京人认为城墙外就是农村 ,一切建设与改造都在城内进行。要建新 ,只有除旧、 拆旧。南京今天虽然仍有不少民国建筑或其他重要遗存保留下来 ,但是许多民国建筑被拆掉了。各种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 ,都挤在城内。马路通行不畅 ,就拓宽、 砍树 ,或拆房子修新马路。高楼大厦绝大部分建在城内，设计风格不一致，布局零散，没有统一设计。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与减少，城市文化韵味的降低。给南京市民的生活品质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造成了审美取向的不明确。

结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艺术审美观的不同。 城市设计是体现一个城市， 或者说一个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标志， 但凡著名的城市就有着区别于其他城市审美形式的特点，如历史名城佛罗伦萨、 雅典， 现代化城市纽约等。 这些城市既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同时向世界展示其现代化文明的程度。 可见，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良好的城市设计有利于开展对外交流， 也是城市实现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归根结底， 良好的城市设计有助于城市的经济振兴及整个社会全面综合的发展。城市良好的视觉形象，不仅需要造型优美独特的标志性建筑， 而且也具有了民族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特色。 如纽约的联合国大厦、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佛罗伦萨的古老建筑群， 以及新加坡的城市花园等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表。因此在城市设计发展过程中对于审美价值取向的引导是有必要的。倡导根据城市条件产生出城市设计审美的个性，保持城市发展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Lynch K. Good City Form[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2]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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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鹭王淑芬. 北京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研究[J].城市问题，2008(6)：35—38.

[5] 张落成朱天明. 南京城市发展与布局思路探讨[J]. 规划师随笔，2005，29(6):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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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 现代物流 县域经济 内在联系

内蒙古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投资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超过了我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区域经济优势。而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其现代物流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现代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同样起着助推剂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益及经济实力。

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及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内蒙古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重点投资地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依据内蒙古的区域优势，现已建成了以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及航空为主的多种交通方式，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经济不发达、铁路与公路在部分地区尚未开通、基础设施落后及交通不发达等种种原因，使得现代物流业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物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生产方式比较粗放、政府对于物流业相关政策制定不完善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从而限制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另外，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部分地区还没有开通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不便利、有关交通的基础设施非常不健全、对于物流产业的投入较少导致物流业设备落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业的发展；最后，不合理不科学的物流产业结构及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低下、综合素质偏低等都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发展落后。

1.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政权为调控的主体即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是依据其地理位置进行划分的，使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由于整个区域的资源状况不同、交通情况不同、区域环境不同、文化水平及人才数量等差异性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极大的差异性。另外，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恶劣、易出现自然灾害、环境较差及人民大多数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农牧生产，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经济模式和其劳动人民的综合素质低、文化程度不高、就业体系不健全等种种因素都限制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2.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依存度

经济的发展作为推动现在物流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同样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的发展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综合性物流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并给物流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区域的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其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就会越好，规模越大。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的经济中心是县城商品及加工品中心，县城的经济发展有其发展的相对优势，人才资源相对丰富，物流业相关设施基本上比较齐全。但县城经济与周边乡镇及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正是这种非对称结构将其他的区域极化成为商品的流通整体，从而带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另外，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加大了对现代物流的需求，并随着县域经济的向外扩大化发展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都使其对现代物流的需求不断提高，县域经济规模的不断加大使现代物流业的内涵与空间不断得到丰富，使得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系统不断扩大化并向县域经济的外延扩展，进而加快了现代物流业的一体化进程。随着县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人们对于物流、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而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对于物流业的需求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物流的需求是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而引发的，县域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会加大地区人们对外界商品的需求及对于本地商品的外输，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高度决定了商品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商品市场规模的大小又决定了现代物流业的规模及发展水平，所以，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2.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积人流、商流及物流等各种生产要素于一体的规模化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缺乏都会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这以生产环节的中断。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行成本，改变了县域经济的增长方式，现代物流业是有相互联系的许多节点及网络体系构成，提高了物流业的运作速度及运作效率，为企业节约的资源使用的成本。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增加了物流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在减少相关交易费用上有很大的进步。现代物流可以使物流企业与商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促进物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商家节约了一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现代物流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还优化了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发挥了区域产业的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向科学话、合理化的、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3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发展

现代物流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以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由于地理位置及环境气候等种种因素，以家庭为单位的种植业与养殖业是其主要生产模式，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其工业化水平发展进程较慢，程度较低，尽管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资源较为丰富，但受到深加工技术的负面影响，使资源变为消费品的能力较低；其次，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相关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缓慢，民营经济发展也比较缓慢，加之人才与资金的匮乏、当地人民思想观念成就等种种原因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及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作为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超越县域经济的发展阶段，需要借鉴发达城市物流发展的相关经验，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从简单逐渐向复杂发展，从阶段服务逐渐到全过程服务发展。

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经济缓慢发展的混合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数量、企业的规模都还达不到发达城市的水平，导致对于物流的需求比较分散，对社会性的物流企业有一定需求， 但是数量有限， 要求也很简单。所以发展当地物流业必须与当地经济相适应，同时，为促进物流业随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发展，必须着重思考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业的改善，将现代物流思维运用到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以县城经济为中心，来带动周边乡镇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及经济的发展，加快内蒙古西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并注重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根据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地理特性，发展畜牧业及相关副产品的发展，并推进这些方面的产业化，进而还会再带动物流业的发展。所以物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动。

4 结束语

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同时物流产业作为当地发展的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对当地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加大规模、数量及服务水平，最终实现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地区的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12）：157-158

[2]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发展现状[J].区域经济，2015（18）：23-28

[3]付桂军.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对策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76-81

[4]马 宁.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现代物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中国投资，2013（8）：17

[5]张红波.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3（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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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辽阔的疆域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转移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初期及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先进地位，后来长灌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普遍使用了换器、牛耕，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等，使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都占绝对优势。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作者单位：梅河口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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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除占有资料不同从而形成不同观点的情况以外，召院上的差异恐怕也是导致结论上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讨论一下本专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判断标准问题。所谓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例如从战国开始，关中地区、河北、蜀，都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国”的说法，唐以后关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国”的说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称“天府之国”。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国时期仍然为甲兵强盛、经济富庶地区，但曹魏以后其经济地位显然江河日下，安史乱后更因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再如淮南地区，本为开发中的经济区，至唐代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与江南(主要指江南东道)并称“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淮南由经济腹地变为前线，经济的发展自必受到严重影响，处于长时期停滞和衰落中。

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这就是判断问题的前提。

接着是判断的标准。在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我们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这就是：一、区别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标准。“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二、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我们认为，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上有所反映”。

以上两个标准提出以后，曾有学者对“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标准”的第一点未量化，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标准”的第三点把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政治中心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经济重心南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二者不会同步地发生变化[1]。

学的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呢，还是尽量做到穷极细微末节的“具体化”呢?我认为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被学者们提出了，问题是南移过程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如何确定南移过程的完成?以及南移与政治中心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围绕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这个大目标提出的。至于“具体化”与量化问题，它是为历史研究的大目标服务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第二代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的观点时指出，“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2]。就是说，历史需要准确的事实作为根据，但又不是走穷究细微末节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标，疏于。再则，量化计算需要精确的统计资料作基础，经过计算机处理方可获得数据，这一点不易做到。

所以，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涉及到的一般，即的重点放在古代重心南移趋势这个大目标呢，还是舍此而去具体的量化数据。

其次是比较方法问题。既然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那么，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比较就变得重要了。陈衍德同志和我在《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即进行过这种比较分析尝试。我们选择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较方法，而不是选择局部与局部或全局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所谓局部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区经济的变化和全国经济变动大趋势作比较，初步研究结果是：“当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四川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而全国普遍安定时期，四川经济地位便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史乱起，中原动荡，全国(主要指黄河流域)的经济形势恶化，四川以其“内外险固”的地理条件和“土富人繁”的经济条件，得以成为全国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唐末五代，中原江淮遍地狼烟，而四川相对安宁富足，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而北宋初中叶，全国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中原与江南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四川则仅为尔尔而已[3]。

本书所作的另一种比较是全局对全局的比较。也就是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反映总体经济实力的表现加以比较，论证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这种比较的结论并不说明北方某个局部地区一定比不上江南的某个局部地区，事实上江南不少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尚处于我们所说的经济开发阶段而未达到当时公认的“富庶”地区。所以在讨论本书主题时，不可以从局部地区的比较上否认江南的总体经济优势。

当然局部与局部的比较在把握大趋势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南方如江东、两浙、江西、荆湖南路各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水平。本书在分析时往往把岭南如广东、广西、福建也包括进去，即经济重心南移所及为长江以南和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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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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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古代循环经济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经济学家波尔丁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并认为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引入国内。相比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变成产品，从产品变成废弃物的模式，循环经济依托生态规律，保持可持续利用、再生利用的原则，通过节约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方式，采取降低消耗、减少排放、提高效率的方式，对于废弃物的处理，先后遵循避免、降解、再生、资源化、热回收和无害处理的方针，使得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转变为新型的反馈式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再生资源的模式，这种新型反馈式流程不仅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也可大大缓解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循环经济的推广，是为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保持生态环境下进行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是生态经济的一种，能够保证人类在地球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

我国历史悠久，经济管理理念也同样源远流长，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丰富，包括以富国为主要基调的轻重论，以富民为主要基调的治生论。我国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农业大国的地位，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发展，由于过往生产力水平整体滞后，对于天灾的防御能力较弱，因此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主张进行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勾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这也是古代最早出现的循环经济管理体系的初级状态。

1、按季节安排农业生产

春秋时期楚国大臣孙叔敖主张民众利用客观条件，根据季节变化，进行生产安排，例如秋冬季节，进山采摘，春夏季节也依托水利灌溉进行农业生产。管仲则指出“山泽各致其时。”孟轲认为在林木生长茂盛的季节进行伐采，是最为有效的开采方式。通常古代民众在春天进行播种、夏天进行耕耘、秋天进行收获、冬天进行藏储，这种四季分明的生产方式，使得百姓始终拥有富余的粮食，同时这种适度开采的方式，在给予百姓富余粮食的情况下，保证了自然资源的不被破坏。针对古代民众的农业生产模式，南北朝期间著名的思想家贾思勰在总结分析前人经验后指出，顺应天时地利的农业生产往往事半功倍，否则则劳而无获。古代思想家们对于顺应自然、拒绝过度开采有着共识之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

2、节俭之道

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准较低，经济增长方式单一，科学技术落后，生产物往往难以充分满足民众需要，因此节俭之道成为历朝历代所宣扬的思想品德。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则指出开源节流，节俭和生财并不矛盾，并认为古代遇到洪灾或旱灾时，民众并不挨饿受冻，正是由于往日的节约行为所致。管仲则指出节约开支，同时也是生财之道。荀况则基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指出富国富民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同样也在于节约消费，生产物品不光可以进行存储，也可以用于再次生产的原材料，形成不断增加财富的良性循环。

二、古代循环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的启示

1、经济管理要遵循自然规律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节生产是获得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首要前提，并且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管理体系不单单是顺应自然变化的朴素生态保护观，同时也是古代民众时间生活的经验概括。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的限制，最终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但它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反映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想法，这种初级循环经济模式，是现代循环经济体系的雏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都是现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既为发展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提供了思想源泉，也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节约利用循环利用

古人最初的节约是勤俭持家，后来已经把节用的作用上升到富民富国的高度了，虽略有夸张，但是不能否认节用在建国守业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浪费严重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历时教训数不胜数，而由于节俭勤劳而青史留名的君王也数量不少。节俭之道是鼓励适度消费，并非约束消费，是民众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消费，并以此促进社会整理生产。当今社会节俭之道同样值得宣扬，尤其是民众的节约环保意识需得以加强，只有节约意识落实于行动之中，改变民众浪费的不良习惯，才能保证循环经济体系的执行。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公认，节约不仅可以积累更改多财富，促进生产进步，也可以是的资源可以循环利用，保证经济发展持续高效，节俭之道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集约型经济社会。

3、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开采资源能力较弱，民众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于资源节约。例如古代水利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如果不注重水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环境保护的模式，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对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同样有着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资源日益加剧的开采，现代社会的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由于长期开采过度，面临枯竭状态，因此仅仅使用资源节约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缓解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社会必须依托现代化科技技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管理，最大化重复利用产品废弃物。相比古代社会，如今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和恶劣，这就使得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更为紧迫，无论是水资源、土地资源还是其他生产发展中影响的生态资源，我们都要有效利用，合理适度开发，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工作，还要不断完善资源管理办法，做好一切预防措施，更要注重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各类资源有效整合，造福一方民众或者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效益，如何让产生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达到最小，如何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等问题都是现代经济管理所需要思考的内容。

三、结语

古代社会的循环经济思想有着其时代局限性，例如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思路就难以实现，洪亮吉指出的人口数量控制方针则由于相对偏激而无法实施。此外部分过于超前的经济思想体系，也没有获得实践认可。在学习和借鉴过往经济思想时，要进行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不光能够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循吏列传[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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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历程；地位；民商法；古代

1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

民商法在古代主要调整财产及人身关系，通过深层关系阐述与不断追求，逐渐完善。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中，民商法经历了漫长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民商法一般由交往和习俗中发展演变，演变与发展不断渗透，重复生产分配交换过程，然后通过法律的手段，民商法用无声力量渗透改变，不容易察觉，使人服从生产交换条件。

民商法在古代附属于刑法，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古代民商法只是法律上的存在，其实并不存在民商法。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在明朝和清朝时期，民商法才从刑法中独立出来。分析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有利于提高民商法的使用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民商法发展历程

v观历史，民商法最初附属于刑法，存活于保守的封建法律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民商法典。随着文明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民商法经历了由少到多，从简及繁，分散到几种，民刑不分到民刑独立，不断完善的过程。民商法发展历程包括民商法萌芽、民商法的初步发展、民商法的加速前进及民商法的稳步发展。民商法萌芽出现在先秦时期，由于商品交换与市场流通，私有财产开始产生，促使民商法出现。民商法初步发展主要体现在汉唐时期，汉朝《汉律》有很多体现民法的地方，比如置后律、傅律、户律，在唐朝，户籍和婚姻构成户婚律。民商法的加速前进主要体现在宋元时期，宋朝法律在唐朝基础上更进一步，特别是民法上增加很多条款，元朝儒学在统治阶级形成了大团体，逐渐渗透到民法中，发展到元朝中后期，民法形成了主流。民商法的稳步发展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明初出现大量经济纠纷案如质量监控、工商等，民商法介入调整民事权利义务。

2.1 民商法萌芽

以前奴隶制社会的法律主要重视刑法，但是封建社会出现很多非刑事关系，这就需要非刑事法律来进行调节。

先秦时期的民商法一般都刻在铜器上面，所以现代叫先秦时期的民商法为金文民商法。民商法萌芽出现在先秦时期，由于商品交换与市场流通，私有财产开始产生，促使民商法出现。西周的宗法制度中的父系社会、嫡长子继承，相当于当时的婚姻法、继承法。根据宗法制度，周天子有权仲裁商事纠纷、有权赐予民众土地。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实施了变法。比如魏国，在众诸侯国的基础上，结合本诸侯国实际情况，实施变法，由魏相李悝制定了《法经》，这是封建社会第一部完备成本法典。法律包括刑法、广义民法、公共财产、政权稳定法律等。刑法包括篇章为具法、囚法、捕法、盗法、杂法、贼法。广义的民法主要为个人人身安全及财产的法律。

先秦时期有名的变法还有商鞅变法，在统治者及当朝改革的需求下，以《法经》为基础，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法律。地主阶级通过实践，经验积累，发现有法必行、法的普遍使用、法的公平已经不能满足大众需求，需要重点实施。商鞅根据统治者及当朝改革的需要，调整社会关系，进行变法，对法律进行诸多补充完善。

商鞅确定秦国法律形式和名称为规范性文件秦律，民商法在秦律中有很多地方体现。秦国统治者重视科学管理、生产技术和平等交易。比如《田律》 规定劳动时节，具体体现在规定只可夏天捉幼鸟，砍树要在二月以外的月份。《法律答问》规定负债百姓不可强抢人质，否则要进行惩罚。商法统一度量衡等。

2.2 民商法的初步发展

民商法初步发展主要体现在汉唐时期。汉朝《汉律》有很多体现民法的地方，比如置后律、傅律、户律。傅律主要规定服役权利与义务。户律包括户籍、赡养、田宅等规定。汉朝后，诸侯割据、分崩离析，后来出现统一的隋朝。隋文帝命大臣编写具有500条法的《开皇律》，《开皇律》在《北齐律》基础上简化而来。随后李渊建立唐朝，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人心很重要。《唐律疏议》规定国家治理基本方法为礼仪教化。

在唐朝，户籍和婚姻构成户婚律。户籍制度相当严格，发现谎报年龄、家庭人口登记不全、未在户籍中反映人口增加等都会严厉惩罚。均田制度也是严格执行，土地按人口分，不允许超规土地、侵占土地，土地到时间进行回收，平常土地管理者对土地进行监督，征收租金、监督种地等。

2.3 民商法的加速前进

民商法的加速前进主要体现在宋元时期。法律的制定调整促进了宋朝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我国第一部刑事法典《宋刑统》，以刑律为主，按新体隶律目，汇编各种性质法律。宋朝法律在唐朝基础上更进一步，特别是民法上增加很多条款。宋朝鼓励自由贸易，不约束时间区域，建立墟、镇、城多级市场。在现存商业法律中，绝大部分为民事案件，说明宋朝商业立法形成并逐步完善，处于完备发展状况。

元朝统一了众多民族，各民族风俗习惯不一，案件处理在各民族不一样，元朝没有设立刑律为主的法律。儒学在统治阶级形成了大团体，逐渐渗透到民法中，发展到元朝中后期，民法形成了主流。

2.4 民商法的稳步发展

民商法的稳步发展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在《唐律》的基础上，洪武年间制定完善《大明律》，民商法范围及地位扩大发展。在明朝时期，民法与刑法改变前朝立法特点，开始独立，商事法律具有调整民众权利义务的作用，占《大明律》三成条文。随着明朝社会地位及经济发展，民商法范围及地位扩大发展。有史料称，明初出现大量经济纠纷案如质量监控、工商等，民商法介入调整民事权利义务。

清朝后期的主要法律形式为遍历。清朝早期很多民商法限制了工商业发展，打击对外贸易，束缚民间资本发展。

从民商法萌芽到结束，经历千年之久。随着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不断出现礼法未涉及领域，民商法的规则将不断完善丰富。

3 民商法的未来发展

将来民商法与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不可分离，标志社会进步，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民法规定市场普遍实用性及统一规则，是市场经济基本法。民法规定民事行为、组织、法人民事责任，是经济规则。民法规定侵权行为，保障合法范围与权益。

民事法强调透明化，公开社会准则、公开法律规范，要遵循市场制度，体现依法办事，是一种经济理念。

1980年，我国基本形成商事法律体系。未来信息化、科技革命、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将促进民商法发展。融资更方便安全、生产流通更加无缝隙快速、竞争更加激烈、市场更加活跃，会对票据法、海关法、证券法提出更新的要求，未来民商法将更加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4 结语

纵观历史，民商法最初附属于刑法，存活于保守的封建法律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民商法典。随着文明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民商法经历了由少到多，从简及繁，分散到几种，民刑不分到民刑独立，不断完善的过程。近代，民商法开始独立，未来将更好的适应实惠经济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段星宇.溯源中国古代民商法的发展历程[J].法制与社会，2017，（05）：10-11.

篇11

一、“本土化”视域下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视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平先生指出，传统经济的研究应有全球史的关怀，多注意与海外的联系，研究国内市场时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进、白银流入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也说，“农商社会”的发展，绝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会议海外市场如朝贡贸易、海外贸易等谈的不多。第二，不能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论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刘秋根先生警示说，经济发展本身还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强调的太过，显然，这应是非常及时的提醒。针对两种认识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双方各有所据，但论述时也一定要看到局部与整体，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要兼顾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篇12

确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从两个方面着手：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经济法产生的标志。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普遍都认为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由竞争与垄断限制之间的博弈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

但在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究竟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法律部门及经济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三者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还是经济法律规范早于经济法律部门出现？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了《关于限制最高价格的通知》和《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的法令》，通过立法形式确认了国家对私人经济干预的权力，使市场经济除了接受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外，还得接受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管制和监督，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我国也在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代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各种经济法”的要求。

尽管经济法早已经作用于现实生活，并已经开始参与指导民众的经济生活，但在经历了许久的争执之后，关于“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该如何认定”学界却始终还没有定论。

目前关于经济法产生的时间主要有4种观点本文由收集整理：

（1）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学者还具体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走上了垄断的时代，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形成的。

（2）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但并不否认“市民革命以前的经济法的存在”。

（3）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就产生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形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4）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产生于古代社会。

认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经济法产生基础是否充分；二是从经济法产生的标志着手确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对于以上四种观点，笔者偏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的结合，认为经济法起源于古代，长期以来都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但是其产生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为标志的。

二、从“起源”与“产生”的角度分析经济法的产生

（一）经济法起源与经济法产生的辨析

对经济法产生的时间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何为“产生”。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部分出现论，即有学者认为只要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出现了，便意味着整体的产生；二是整体出现论，认为在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认定上，只有组成部分全部出现才意味着整体的产生。因而，在经济法产生时间的认定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文件和经济法律部门是同时产生的”，二是“经济法律规范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产生了经济法律部门”。两种观点均有各自的逻辑前提支撑，但细细分析，笔者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三者是同时产生还是先后产生，而是因为混淆了“起源”与“产生”的概念。

“起源”与“产生”在词义辨析上属于近义词，都表示新兴事物的出现。但在认定事物发展方面，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从字面含义来分析，起源，《说文解字》讲“起，能立者，从走。”说明“起”是事物和现象发展过程中起点；《辞海》则言，“源，水泉之本也。”“源”，即水流之本。即起源是喻指事物和现象的过程和根由。而词典中讲“由已有的事物中出现新的事物”为“产生”。何为已有的事物？“产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起源”的本质所在。其次，运用量变和质变的方法论来分析，只有“起源”的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催化质变，在“已有的基础上”最终“产生”新的事物。

对应到经济法的领域。由于经济法起源关注的是经济法律规范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而这些经济法律规范也被视为是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必备前提和基础。其次，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是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经济法的起源可以理解为经济法的起始和发源，即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而经济法的产生则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是起源阶段积累的经济法律规范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结果。

（二）从起源和产生角度分析“经济法产生于古代”这一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古代这一观点，支持者原因有三：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二是奴隶制国家为了行使其管理经济的职能，陆续制定或认可一系列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了经济法产生的法制基础；三是立法者对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需要制定或认可相应的法律规范的认识则是其产生具备思想条件的表现。事实上，经济法律规范也确实很早就出现了。如中国很早的《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四律”、“厩苑律”、“工律”、“均工律”等经济法规，对农田水利、旱涝风灾、牛马饲料、种子保管等进行规定。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经济法就是产生于古代。

从“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角度来分析，上述理由仅能证明经济法可以产生、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或者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经济法的作用，并不能直接说明经济法已经产生；从“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来分析，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当经济法律规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产生经济法，可关于究竟“何时才能发展到成熟的高度”却又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客观问题的主观化也无疑增加了判断难度。

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经济实行全面性、经常性调节，某些“调节”措施也多是针对当时较突出问题而紧急施行的，具有间断性特点。其次，古代的法律多处于“诸法合体”阶段，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数量少且缺乏体系。此时就认为经济法已经产生是超越当时立法者认知能力的评判。相比较而言，以此认定经济法起源于古代似乎更为合理。

三、通过经济法产生的标志判断经济法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一）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文件与经济法律部门之间关系

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适应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对此，人们的质疑主要是“究竟经济法律规范的数量达到多少时才能视为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的产生”？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法律部门及经济法律文件是同时产生的。”因为经济法律文件以经济法律规范为组成部分，经济法律部门以经济法律文件为表现形式，所以，当经济法律规范产生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法律文件的出现，也标志着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不完全认同。

1.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律部门

经济法以经济法律部门为产生标志是学界的共识，只有经济法律规范不断增多，系统性、广泛性不断增强才能成为奠定经济法律部门的基础。但以古代法为例分析，此时经济法律规范已经出现，面对无论是在数量、涉及领域还是联系性上都明显不足的现实就认为经济法在古代已经产生实在有些牵强。

2.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律文件的制定

首先，经济法律文件是指将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体系，经过系统编排，综合整理后通过法律文书的方式公开的法律文件。因而，作为构成要素的“经济法律规范”自然要早于经济法律文件产生。其次，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法律都是经历了“诸法合体”阶段的。在古代，经济法律规范是出现在其他法律文件中的，而专门的经济法律文件的产生则是近代的事情。所以，认为“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律文件是同时产生的”显然是缺乏历史依据作为支撑的。

3.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以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为标志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个体上又会因个体特质的不同而表现出其特殊性，当其体现在经济法方面时就可以理解为“法律部门成立的自主性”。由于不同国家在国情、政治、历史、文化、信仰等方面均会存在些许差别，各国的立法者都有权且有义务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法律体系的建设需要决定本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和法律部门建设。虽然学者对经济法产生原因的分析有着不同的观点，但都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以公权力干预经济发展，为了缓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而存在的。所以在这一普遍矛盾的解决上以各国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作为经济法律部门成立标志也是对各国国情的特殊性的尊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律规范是最早出现的，当经济法律规范积累到一定程度，各国可依托本国国情及法制建设需要，出台专门的经济法律文件后即可标志着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

（二）经济法以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为标志，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很多学者认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律是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经济法以“特定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和持续发展而对经济进行调控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国家调控经济关系。强调的是国家通过强制力保证维持经济发展的秩序，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分析，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关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即可表明该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圈地法，借助法律规范的形式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以特定的经济关系——国有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为调整对象，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土地利用，也是符合经济法要求的。

篇13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河南内乡县策划了一场特殊的“寻亲”活动――希望能与232位曾位列内乡的知县后裔面对面。如此和“知县”攀亲的作为有些好笑，好像和他们攀上了亲也就有了一种荣耀。对研究和探秘内乡县衙的历史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以什么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对待。如果不管后果地火急火燎地赶去攀亲认祖，就显得浮躁和急功近利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确实也是这么运作的。但凡本地的风景古迹、历史文化名人，只要稍微沾一点边的，都可以拿来作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引子”。哪怕是西门庆这样遗臭万年的反面人物，居然还有好几个地方争抢他的出生地。不管怎么说，“靠山吃山”多少还是有一些“根据”的。可内乡县的这般做法，却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大概是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用了，无奈之下，靠不上山只好靠县衙吃起了“县太爷”。

这种“文化策划”让人感觉怪怪的，想想看，寻找232个知县的后裔，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而且，找来了又能怎样？住宿费、机票费、礼品费，还有“天下第一衙”专题文艺晚会，没准又是公款买单或者向企业拉赞助。如果为了寻找古代知县的后裔，伤害了当代民众的基础，这样的“寻亲活动”不搞也罢。发展旅游，提升知名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当然需要名人效应。但这与寻找古代官员的后裔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古时候的县长是古时候的名人，但他们的后裔未必就是当今的名人。纵使他们的后裔中也有当今名人，但也未必就在内乡县内，也未必就会对内乡县有用。

内乡县欲借“寻亲”来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为什么不是寻内乡县普通人家的“亲”，而是寻当地旧官僚的“亲”？有的昔日穷人，可能今天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何必只攀“官亲戚”呢？政府本质上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历史上的县太爷的后裔们是谁，与公共利益有什么关系？当地老百姓谁关心这样的问题？谁愿意为了弄清这些而花费不菲的款项？如果让老百姓投票，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同意把大笔的金钱投在这些不急之需上。甚至可以说，专门为该县从古至今的县长们的后裔搞这样的活动，是在张扬官本位、特权论、血统论，政府拿公共财政去张扬这样落后而腐朽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文化炒作也无不可，但文化炒作也应该张扬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否则，不仅达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还要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徒为世人增添笑料。寻找古代知县后裔，不如寻找当今有用能人。发展文化旅游，提升地方知名度，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都需要能人，但只能是当今有用的能人，这才是最现实最有效的选择。惟有多些有用的能人愿意入住内乡县，才能更好地拉动内乡县经济发展，也才能真正提高内乡县衙的知名度。

篇14

【关键词】海尔布鲁纳之谜；经济学家；创新

海尔布鲁纳在其名作《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6000年，然而没有出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俗的哲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以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在中国，整个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谜底进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而针对“海尔布鲁纳难题”却没有引起整个学术界足够重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海尔布鲁纳难题”则更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

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周公制礼的宗法制经过确立之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论化和佛道的制衡作用后，宗法制度在社会中便起着凝聚的纽带性作用。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宗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祖先崇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得世人都以此为一切“正义”的标尺，具有了排斥其他思想的主导地位。只专注于个人小生产之中导致了人们的思想僵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认识和思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敢去发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态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取的精神，缺乏创新的意识。亲缘有序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各自凭借其与宗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内部区分亲疏关系和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整个社会中，任人唯亲、注重私利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个人得不到重视，人们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这样情况下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沉寂的状态。这种世袭宗法制把一切都用血缘安排好，社会靠是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整个社会都早已被安排，普通人很难通过自己努力来进入统治阶级来管理社会。

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我国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封建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考取功名的思想日益普遍，同时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人们的思想逐渐僵化，被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牵制，按照固定思维去思考问题即统治阶级的自身的思维。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自然很难出现经济学家的影子，封闭保守的思想使得整个社会难以进步。科举制度将教书育人培养出优秀杰出的人才这一最主要的功能异化了，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使社会中的优秀杰出的人才思想僵化，投身于服务统治阶级的仕途中。在科举制僵化的体系下，社会精英的思想随之开始僵化，整个社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社会发展缺乏活力，自然培养出的所谓“人才”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影响

重农抑商又被称为“重本抑末”，是一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限制甚至打击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的思想制度。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中地位底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自然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大量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赚来的钱几乎全部都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商业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始终不能超过农业活动。整个社会的思想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商业最终还是在为农业服务，商人也是向地主阶级看齐，希望通过购买土地使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持续实施，使得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通过观察社会市场而形成，所以说，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不能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古代未形成公理化体系

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是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偏重于算学，几何长期成为算学的附庸。我们知道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能说是一名数学家但也是精通数学的人。我国古代数学侧重对算学的研究，以至连公理化的基础都没有，而没有第二代数学模型的话，算学是无法走向公理化的。由于汉语是天生适合表达算术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在前科学时代，在算学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致错过了利用几何发明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机会。这就使得我们未形成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数学难以进一步向前发展，经济学的土壤并不肥沃，难以培养出经济学大家。

五、“海尔布鲁纳之谜”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在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国人均值仍然不高，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真正发挥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经济学家的形成同时也需要完善的培养体系，有一套完善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能够有效培育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古代科举制也将大量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引入到仕途，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才稀少。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我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对教育公平等问题进行改革，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纵向流动，高考改革等，这些措施在我国教育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为我国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提供了条件。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经济学家成长的一个重要沃土，能够使其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三）着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需要提高创新能力，经济学家的成长也需要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正在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而针对到经济学家个人，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坚持原创性和提出自己的创新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不能进行学术作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绝不可能是通过抄袭作假得来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负责，要通过观察社会，研读经典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体系。国家的崛起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模仿复制中崛起，需要创造创新。

【参考文献】

[1]李谷成，范丽霞.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使命[J].经济导刊，2007（4）.

[2]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