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扩大内需　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IS-LM模型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从2008年9月开始向外传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欧盟各国家，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出经济衰退的一些典型症状，如投资率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尤其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显著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开来。在11月初中国政府就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政策的出台需要如此之快?面对经济的衰退，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为什么能拉动国内需求?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政策转向背后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看看通过简洁的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扩大内需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原理

我们首先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来说明金融危机使我国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达式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再加上投资下降等原因，我国GDP的增长率明显减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7年同期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分别为10.6％、10.4％、9.9％和9.0％。

这说明名义产出PY比预期的在减少，又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这导致名义收入Y的减少，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在朝预期需求曲线的左方移动。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国家可以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政策行为叫做稳定政策。我们首先利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说明国家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稳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根据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AD1；由于在长期中，生产的产出取决于固定的资本和劳动量以及可获得的技术，而不取决于物价水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为一条垂直的直线：在短期中，一些物价是黏性的。我们用一条水平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来代表这种情况。一开始。长期均衡位于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A。价格调整实现了均衡，因此，当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必定也在这一点相交。整个模型见图1。

现在，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AD2，如图1所示。在短期中，物价是黏性的，因此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产出与就业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对低需求做出反应。工资与物价下降。物价水平的逐渐下降使经济向下沿着新的需求曲线AD2移动到C点，这是新的长期均衡。这说明经济能够自我恢复，但其代价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衰退期。现在。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AD2尽快恢复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经历一个较长的经济衰退期。这正如《经济》杂志社在采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时，李主任所说。“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了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接下来，我们利用构成总需求曲线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看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底是怎样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

1.财政政策

在本文，我们以增加政府购买为例，减税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讨论类似。

现在，假设政府购买增加了G，那么在凯恩斯交叉图(图2)中，计划支出曲线向上移动G，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由于政府购买对收入有乘数效应，收入从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上，政府购买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 MPC)。因此，正如图3所示，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C点移动到D点。收入从Y1上升到Y3，而利率从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业削减其投资计划，投资的这种减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购买增加的扩张效应。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凯恩斯交叉图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线的移动是针对给定的物价水平而言的，这说明在任意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Y3-Y1。

2.货币政策

现实中，政府在出台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讨论扩张性货币政策讨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增加了流通中货币的数

量，于是货币的供给M增加。因为在短期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图4所示，LM曲线向下移动，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

由于货币供给M的增加同时提高了产出PY的名义值。对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P而言，产出Y增加。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样也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三、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在采取政策时，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说，采取扩张性政策后，IS-LM曲线会移动到什么位置?直观的分析告诉我们。它取决与IS、LM曲线的斜率。

如图5，当IS1曲线向右移动到IS2位置时，收入Y1移动到Y2。现在假设LM曲线是一条更平坦的曲线LM2，则要使Y1移动到Y2，只需使IS曲线移动到IS3即可。这说明，在LM曲线更平坦的条件下，只需采用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达到增大同样产出的效果。

对于IS曲线，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当IS曲线更平坦时，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只需采取比IS更陡时较小的货币政策力度。

四、中国的IS-LM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曲线的斜率决定着政策作用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IS、LM曲线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但我国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国的IS曲线虽然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下IS曲线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倾斜，但在目前，它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更陡。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无限膨胀，投机性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这时LM曲线的斜率主要由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函数决定，是一条相当平坦的曲线。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较大，LM曲线的斜率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条件下，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迅速采取扩大内需政策。而且由中国IS、LM曲线的斜率知道，在当前我们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应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说：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赤字，增加发行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在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投资的方向：要进一步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民生”行业投资：此外，要增加农村投资，释放农村消费能力。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1]Steven M.Fazzari，R.G.Hubbard and B.C.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9（1）：141-206.

[2]Stephen C. Vogt.The Cash Flow /Investment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Manufacturing Firms[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2）：3-20.

[3]Scott Richardson.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4]Gary C. Biddle，Gilles Hilary and Rodrigo S. Verdi.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es，2009，48（2）：112-131.

[5]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9-18.

[6]应惟伟.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视角[J].财政研究，2008（5）：30-34.

[7]陈艳.宏观经济环境、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效率[J].宏观经济研究，2013（8）：66-72.

[8]邱静.货币政策与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 （5）：34-39.

[9]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J].当代财经，2015（8）：108-119.

[10]刘放，杨峥，杨曦.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的自然实验[J].财会通讯，2014（7）：85-88.

[11]彭方平，王少平.我国利率政策的微观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7（1）：24-29.

[12]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J].经济研究，2012（3）：40-52.

[13]喻坤，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J]. 经济研究，2014（5）：106-120.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环境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篇4

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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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