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流动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是劳动力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现。

意义：

1、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还可以说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

本文为教育厅课题（SK2012B184）的阶段性成果；院级课题（2012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5日

一、产业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条件

中西部地区之所以一直摆脱不了“三农”问题的煎熬，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水平低。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刚巧给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机遇。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解决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要解决中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首先必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寻找出路，这是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决定的。

1、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使农业生产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出来，推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及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提升了农业人力资本。2005年在农民粮食总播种面积中，机耕面积占60%，机播面积占40%，机收面积占30%，机电灌溉面积占25%，这种大好的形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由于务工收入的增加，导致务农机会成本的增加，所以为节省时间增加务工收入，采用机械化操作迅速完成农业生产便成为必然，同时务工收入的增加也使农民有经济条件支付机械化操作的成本或者自主选择购买一定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

2、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根本原因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是迫于经济的压力，希望通过外出务工而改变现状。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农民的收入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外出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近几年由农民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如果考虑由于农民工外出接受的新观念及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经营收入增加的影响，那么农民工流动带来的收入效应将更大。

很多研究都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至少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收入增长正相关，即劳动力流动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负相关。

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也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家庭贫困之间的负相关确实存在。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有迁移人口家庭贫困线人口比无迁移人口家庭低2.2个百分点，低收入比重低3.3个百分点。

（二）产业转移能够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能力。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此次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不仅可以扩充当地的就业容量，而且会经由一系列的传递扩散机制，增强整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具体而言，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将直接增加转移产业的生产能力，扩大该产业的规模和市场份额，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现阶段的产业转移出现集群转移的趋势，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便可以积极引导相关产业在区域上集中，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促进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同时，中西部地区原有的产业因相关产业的承接也可能面临更优的发展条件。总而言之，中西部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强自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能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物质基础。

二、产业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是一个互利双赢的选择。不仅会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升级，而且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有积极的作用。

（一）产业转移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至今日，东部各省的经济结构仍然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大多数企业仍然实行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低，但这种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保持竞争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终究会走到终点。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是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

1、产业转移为优势产业发展腾出了资源。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企业生存面临困境。而东部沿海地区需要转移出去的大多是资源密集型的、资源投入产出比低的产业，这有利于解决资源稀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限制。如此能集中资源发展高端产业，为产业转型升级释放足够的空间。例如家具制造、服装鞋帽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用了广东25%的土地资源，但仅创造了8%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将这类产业或者其中对资源占有率高的制造环节转出珠三角，就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高附加值产业的生产中，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资源得到最优使用。

2、产业转移为优势产业发展释放了环境容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的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环境容量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但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调查发现，环境问题普遍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诸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环境容量超负荷等。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总之，东部地区继续发展的环境空间已十分有限，甚至已经到达极限，而中西部地区开发强度较小，环境容量相对宽裕。因此，东部地区一些环境依赖型的产业可以适度转移到中西部，以为优势产业的进入和发展释放环境空间。

3、产业转移可以减轻东部地区的人口压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劳动力。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约1，400万人，占流动就业总人数的65%。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约12，000万，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近5，000万，东部沿海地区是他们主要的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外地流入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带来诸多问题。所以，东部省份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其中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可以降低人口压力，提高人口平均素质，为发展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

（二）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面临着良好的政策环境，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又为中西部地区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的方略。

1、技术扩散效应。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水平较中西部地区先进，虽然转移出的产业在当地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可能还是相对先进的产业，产业转移过程伴随的生产技术一般也较中西部地区先进，这样转移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便发生作用：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2、关联带动效应。产业关联是指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主要包括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通过产业关联效应的发挥，东部沿海地区转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将带动当地关联产业发展，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各产业发展状况，间接地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作用，并促进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3、优势升级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资源、劳动力密集而技术层次低的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先进产业比重小。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产业的转入，必然会迅速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状况，推动中西部区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形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升级创造机会，提升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层级，改变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的低地位。

4、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东部相对先进产业的移入，会直接促使中西部地区采用先进技术的行业增加，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东部相对优势产业的转入，将会给中西部地区带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它会作为“扩散源”，推动原有的低层次产业实现转型提高，使整个产业的技术集约化程度提高，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

2005年按照户籍人口登记计算的我国城市化率为27.7%，而实际城市化率是按照地域常住人口登记的，2005年已达到43%，两种统计的差别高达15.3个百分点，差额部分即为外来人口。而我国现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显得更为重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劳动力流动对GDP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与城镇经济中的各种资本形式结合，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为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在1978～1996年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结构变革的推动，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改革开放后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9.4%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贡献了1%；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贡献了另外的0.5%。蔡等经过研究得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20.23%得益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推动的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则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将更大。

（二）农民工是城镇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分别占到了58%和52%；在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68%和80%，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民工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填补了城市就业中的空白，他们拾遗补缺，从事的行业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从事的大都是家政、建筑、水暖维修等一些处于职业金字塔底端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分工合作的层次，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便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村劳动力进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降低了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使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增强，有力冲击了城镇企业原来的用工制度，促进了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篇3

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 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 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 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 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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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农村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分散式的农业产业模式弊端开始显现，而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后，农村大量的土地开始流转，农业生产由分散化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农村的种田能手可以将闲置的大量土地租借过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大大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农民进城后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农民变化为产业工人，为了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农民工需要进行培训，学习工作需要的技能，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身素质不断提高，而且在大城市中，潜移默化中他们的眼界不断开阔，了解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这些农民工日后返乡后，不仅将打工所得收入带回家，还有先进的理念以及有价值的咨询和信息，一些佼佼者还在农村进行创业，带动大量的农民一起致富，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2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2.1降低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农村劳动力外出后，部分土地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土地被搁荒。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又以男性为主，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以及一些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者，这部分人群缺乏劳动能力和种田积极性，大多采用传统的粗放式种植方式，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田单产难以提高，很多中低良田改造工程被搁置，有的地方因为劳动力大量外流，耕地抛荒面积己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农业生产带来釜底抽薪的影响。

2.2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困难当前，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使得现代化科技不适用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随着外出农民的日益增多，留守农民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思想保守，为政府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带来了难题，一些农村即使完全免费，农民也不愿意应用新的农业技术，一些农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收入靠孩子们外出打工，自己种点地够口粮就可以了，没有积极性去参与技术推广，抱有这种心态的农民不在少数，导致现代农业无法进行很好的推广。

2.3农村第三产业萎缩尽管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会增加生活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农村，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萎缩。过去，在农村经营小商店、理发店以及修理部的农民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对于解决农民生活生产需要，带到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一些本来打算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也开始去大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大量人口的外流，农村个体工商业的需求市场也开始萎缩，直接导致了大量个体工商户的倒闭，很多农村甚至一个理发店和电器维修店都没有。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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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转移概述。产业转移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范围界定。产业转移一般是地域上的转移，指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是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现象。从广义上看，产业转移被赋予多重含义，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转移，还包含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某一个产业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地区也可能会发生优势产业的变化，如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实现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而产生，和宏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国家或地区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会发生多次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不同产业部门的历史演进，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资源和技术流动的过程。产业的转移多以企业为主导，在中国这样经济社会变化发展巨大的国家经常出现。

（二） 农村劳动力概述。从经济学概念上讲，劳动力是指有劳动能力、处在适当的年龄阶段、能创造经济价值、可以作为生产者来统计的人。农村劳动力是指户籍地或者长期生活地处在农村社区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来源大多是与农业以及城镇务工有关，主要从事种植畜牧等农业劳动、工业建筑业餐饮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业劳动、受雇与他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个体合伙工商业经营等，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正好符合了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的需求。

二、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问题现状

（一）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趋于饱和。东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也随着经济产业的辐射带动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而随着东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经济状态趋于饱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结构趋同，土地、劳动力、当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生产经营成本不断增加。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在对外扩张时会优先选择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超过60%的企业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会将转移和扩张的目的地选至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日益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严峻压力，迫切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以便为高附加值的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中西部地区承接条件趋于成熟。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丰富，成本低廉；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调整，中西部地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中西部地区多项统计数据，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劳动力增长速度等都优于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和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略显薄弱，但是后劲十足，增长幅度连年超过东部地区，说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三、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

（一）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业转移将必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转出地来说，产业转移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为效率更高的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就转入地来说，产业转移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理念等优势资源，带动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多重生产要素。产业的转移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

（二）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资源的流动和技术的转移，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和产业之间的转移，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赶超、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机会。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大多是迫于生活压力，哪里有务工条件和用工需求，就向哪里流动，因此农村劳动力大多向经济发达、用工需求强烈的地区流动。产业的转移和优化升级，促进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使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宽的务工途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就近选择务工地点，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四、 优化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对策

（一） 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是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归根结底是技术的转移，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要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影响着其转移的速度、规模、范围和质量，而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工作又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农村转移劳动力，因此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和谐科学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为根本目标，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可以为产业转移提供充足的动力，促进劳动力的科学流动。

（二） 推动相关制度改革。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目光短浅，对产业发展没有长远考虑，存在不少以自身政绩出发，而不是以提高地区经济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很多城乡居民之间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就业促进保障制度都有一定的差别，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农村劳动力权益时常遭到侵害，维权无门。一方面，在推动产业转移、吸收资本落户时，要培养长远眼光，实现科学决策；另一方面，要推动影响产业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改革，优化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改革现有的不平等就业制度，完善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体系。

（三）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对产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相关方面的立法还有待完善，必须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比如在招商引资政策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满足一定条件者方可享受优惠政策，减少目光短浅的行为发生。又如完善工会相关法律法规，发挥工会的独立地位，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劳动力、残疾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加强执法力度，充分意识到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惩罚和制止违规行为和歧视性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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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城市化

我国农业劳动力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数量大，人口老龄化情况严重，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无法进行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农民收入很低，仅仅能够维持生活。而且随着现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业用地都逐渐被划分为城市建设，居住地面积的减少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要大量向城市转移。转移到城镇工作的农民，他们所留下的土地往往就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必要前提。[1]

劳动力和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最基本要素，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黑龙江作为产粮第一大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面对农村人口众多的压力以及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促进土地流转有很重要的意义。

1.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1.1劳动力转移的整体素质

从劳动力转移的整体素质上看，转入城镇地区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25-45岁之间的青壮年，这些人除了有充足的体力之外，小部分人还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大专等），但是从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来看，流转的人口还不足以满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需要。我们通过统计年鉴，对2006年、2010年、2012年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进行了总结。

通过上表一个几年内的变化情况，虽然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转移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但是转移的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到城市的就业进程。

在我对种粮大户调研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现状与之对应：

1.当家庭的种植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在这个家庭中外出打工的成员非常稀少甚至几乎没有。

2.这些种粮大户所租赁的土地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家庭成员已经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家里的青壮年进城务工的、举家搬进城里居住的农户等等。

3.土地租赁期限一般比较长，为3-10年不等，通过租赁合同的签订，租金绝大多数都是一次齐。

1.2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分布

从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分布来看，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明显增大，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第一产业GDP比重逐渐下降，而二、三产业的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而且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经济结构得到了明显的优化。

1.3劳动力转移的区域特点

从劳动力转移的区域特点来看，黑龙江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多以省内为主。黑龙江省各级劳动力转移管理部门坚持把扩大农民转移作为保增长的重要内容、保民生的突出任务和保稳定的重要基础，以促进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创业和提高稳定就业率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快速发展。[2]转移出来的农户大多是从事餐饮业、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零售业等，收入稳定并且已经基本融入了城市生活。随着农民在城市中发展的越来越好，举家转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2.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土地流转的积极作用

2.1促进规模经营

劳动力转移即减轻了农村人口的负担，又使大量的农业用地空闲出来，供村里的种粮大户、种田能手等进行规模化经营。而且现在不断有大量的新型农业生物技术和农业机械技术涌现出来，土地的连片耕种恰恰能使这些科技能够深入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提高经济效益与劳动生产率，为农民创造财富。[3]

2.2增加农村收入

到城市里打工的人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创造财富，有这种“先富”的经验，能够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向城镇转移，土地不断的流转，这样除了打工的收入还会有一部分租赁收入。

3.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土地流转的消极作用

3.1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

虽然国家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如果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过多，土地流转不出去则会出现土地“撂荒”和“闲置”等现象。黑龙江省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多为青壮年劳动力，而那些缺少劳动能力的老人、妇女、儿童则被留在村子里，他们往往只能种植庭院中的几分菜地，而对于远处的大面积的耕地无力种植则被抛荒。[4]

3.2农业劳动投入被分散

当一部分外出打工的人带着比较丰厚的收入回来的时候，村里剩余的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也纷纷出去打工，但又不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只收租金。农民觉得种地不挣钱，对土地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会大大减少，但却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会回来，平时基本处于一个无人看管的状态，这样一来，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会大大降低，会导致农业收入微薄、保本甚至是一个亏本的状态。[5]从整个村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效益的降低。

结论：在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土地流转可以释放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又会产生土地荒废等现象。为了能够促使其能良性互动起来，我们在黑龙江省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方面还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晓河、崔红志.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管理世界.2002年11期

[2] 刘友凡.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10期

[3] 姚咏涵.家庭承包制下土地功能的实证考察与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农业经济.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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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劳动力流动；农村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大。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专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南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着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同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汀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丰十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人，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人，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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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外流；养老能力；养老意愿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50-07

The Analysis to the Wish of Care for the Aged Changed by

Rural Labor Force Outflow in the Developing Multinational Area

NIE Yan

（The Economy School of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cares for the aged is adapted to the self-support small peasant economy, Along with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changes into modern society,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of cares for the aged also can change. In the western countryside area, along with the labor force outflow increase, life of the aged more and more becomes the serious social question. This article bases in the west countryside area, inquired the weakening factor of the family cares for the aged from population flowing angle.

Key word: Labor force outflow；the ability of care for the aged；the wish of care for the aged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口增长，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隐性失业现象，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他们就必然会向城市转移，称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加大劳动力外移的范围和速度。由于欠发达民族地区在全国较其他地区落后，个体多选择去比较收益高的中部和东部汉族地区，欠发达民族地区成了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据贵州省统计局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5年，贵州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总数高达890万人。这一数据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一倍多。在流出省外的630万人中，有87.3%流向了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在贵州省外流人口中，97.85%从农村流出。[1]其他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情况与贵州类似。对于欠发达民族农村地区来说，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养老保障措施极不完善，家庭养老是最目前可行的养老方式，劳动力外移必然会对农村家庭的养老意愿产生影响。

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由老年人自己或其所在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2]根据养老的主体来分类，家庭养老主要有子女养老型、自己养老型、混合养老型三个类型。子女养老型主要指由老人的子女或其他亲属负担老人的生活费用，自己养老型是指老人自己承担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其中又包括房租养老、储蓄养老、劳动养老三个类型。混合养老型指由老人自己和子女共同负担老人的生活费用。这三种家庭养老方式由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经济能力所决定，只有健康的有经济能力的老人才能选择自己养老类型。身体状况差、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只能选择子女养老，处于两极之间的则适合混合养老型。在欠发达民族地区，只有极少数老年人由于生活在城镇边缘可以依靠房租养老。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农业凋敝两个因素，储蓄养老基本上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将逐渐丧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劳动养老的脆弱性显而易见。所以，自己养老只能作为子女养老的一种补充，子女在家庭养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子女与老人的结构性关系，即供养者与被供养者的结构性关系，决定了子女的养老意愿，构成了家庭养老的基础。而子女与老人的结构性关系，则完全体现在新型的家庭关系中。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正是通过作用于家庭关系而实现的。具体说，就是通过重建家庭的权力结构来实现的。劳动力外流对家庭权力结构的重建，主要表现为两对关系的变化，一是老人相对年轻人的地位变化；二是男性相对女性的地位变化。老人与年轻人的关系对家庭养老有影响是很明显的，无须赘述。然而，男性相对女性的地位变化也对家庭养老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只对男性的父母有养老义务，而女性却恰恰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发生变化后，势必要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这两对关系中，第一对关系对养老的影响是主要的，两对关系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家庭养老，具体表现为对三个变量――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养老能力，子女的养老意愿――的影响。其中，前两个变量构成了第三个变量的基础。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三个变量的分析来考察人口流动如何削弱欠发达民族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意愿。

二、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错置空间――劳动力外流对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经济是划分社会位置最重要的唯度。其它唯度，比如受教育程度、出身、职业，虽然也很重要，但都是通过经济因素来发挥作用的。古典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就把生产资料占有与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马克斯、韦伯则把交易能力的强弱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两人都把经济因素视作最重要的分层信息。因此，本文在分析老人的地位时，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合并考察。

在传统社会中，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很高。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非常缓慢，老一辈传下来的知识是指导生产生活最有效的工具，老人是知识的权威。另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财产的来源主要是通过继承，即在家庭内部由老一辈传给下一代，老人因此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就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土地也很少变动”；是一种靠传统维持的礼治秩序，因此老人较有权威。[3]在欠发达民族农村地区，对于选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而言，一方面，生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老一辈传承下来的知识根本就不足帮助他们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年轻人反而由于适应新环境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较强，取代老人成了新的知识权威；此外，绝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都远离父母，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独立核算，挣了多少，花了多少老人并不清楚，老人因空间的隔离失去了控制子女经济的能力；第三，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的生产功能外移，从而使财产的来源与流向发生了变化，财产的来源不限于家庭内部，而主要来源于家庭之外，流向也不再是简单的从上到下，年轻人懂得更多，挣钱更多，成了实际上的新的家长。再加上农业的凋敝，老年人擅长耕作的土地，过去构成了家庭的主要财产和收入来源，现在却出现了急剧的价值递减和收益下降，在家庭的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老人因此失去了与子女交换的知识、经济和权力资源。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降。

流动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力量――从而削弱了道德的控制力量，道德的控制力量减弱了以后，就从外部间接地弱化了子女的养老意愿。另外，流动还直接从内部弱化子女的养老意愿，因为流动会导致初级群体的松散化，这就从客观上和感情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亲子关系也同样会不同程度地疏远。由于空间的分离，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变少，感情变淡，对父母的认同也减少了。这就直接从内部导致了子女的养老意愿减弱。2005年年底，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个人出资10万元，对农村的孝道情况做了一次调查。通过对10401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有的儿女非过年不登门，平日对父母不管不问。

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初级群体的衰落，社会关系就会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社会控制的手段必然要从道德的软控制为主转变为法律的硬控制为主。法律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决定了法律是最公平的控制手段。但是，法律的制裁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法律不能控制生活的隐秘部分，而只能控制可辨别的明确界定的不良行为，而家庭生活本来就属于个人的隐秘空间，家庭养老中的大部分越轨行为都是隐秘的难以辨别的。其次，法律的制裁只能触及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很难通过制裁改变被制裁者的价值观。[6]因为强制的力量无助于态度的改变，很难使价值观内化。由于法律具有这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对养老行为的社会控制必须使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手段，当传统道德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中日渐削弱，对养老行为的监控就出现了真空地带，养老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不断滋生。此外，传统道德的削弱不仅导致养老意愿因缺乏监督而松动，还导致子女的养老意愿失去了可供参考的制度规范，老人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甚至有些老人的生存遭到了威胁。翟玉和代表的调查显示，在受访的10401名老人中，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无替换衣服，只有8%的老人有一台老旧电视机， 85%的老人自己干农活， 97%的老人自己做家务活。调查组总结“吃得最差的是老人，穿得最破的是老人，住得最小的是老人”。

五、结论

简言之，劳动力外流减少了照料者的照料时间和降低了流动者的相对经济状况，削弱了子女的养老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并通过文化交流动摇和减弱了子女的养老意愿。养老意愿的减弱，家庭养老的基础遭到了动摇，使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不具备实施社会养老的经济条件的前提下，养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通过改变年轻人的养老意愿来改变家庭养老的质量，从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这一方面会减少老人的脆弱性及对子女的依赖性，直接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改变老人的弱势地位后，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老人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会得到部分缓解，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态度也会改变，从而增强子女的养老意愿。

2．通过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来提高他们的相对经济状况。提高了外出务工人员的相对经济状况以后，就会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在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养老能力。养老能力的提高，就会在主观上改变他们的养老意愿。

3．加强宣传教育，弘扬孝道，提高道德的控制力量。道德的软控制是社会控制的各种力量中监控隐秘空间的最有效的力量。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来提高道德的控制力量，能够使孝顺老人的家庭伦理观得到内化，从而增强子女的养老意愿。

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子女有较强的养老意愿是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唯一保证。子女的养老意愿增强以后，即使家庭的相对经济状况即子女的养老能力没有提高，也会由于家庭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不剥夺老人而使老人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保障，养老就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保证了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方正伟. 贵州890万人在“流动”其中630万人流向省外[N]．贵州都市报，2006-12-11.

[2] 丁士军，陈传波. 经济转轨时期的农村老年人保障[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

[3] . 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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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外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1-003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07

一、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

（一）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门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门槛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成本。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的中介组织可以使土地流转顺利进行，通过完善的价格机制可以使土地流转收益更契合市场价值，使农民获得比较公平的土地收益，降低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经济门槛。张杰等以重庆市为考察对象，选取1997―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两者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63。即在不考虑其他干扰条件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扩大1万亩，就会增加1.461万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1]。表明土地流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降低了农民向城市转移中的经济门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二）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门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门槛指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门槛。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环境，容易让受小农思想影响的农村劳动力心生恐惧。土地流转是破除二元地域限制、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方，它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改变了农民，而且在意识领域改变了农民，使农民能够更快地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在思想上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接受城市的观念、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从而降低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的社会门槛。

（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范爱军（2004）指出，我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的效率不高，其根源在于我国的耕地较为分散、经营规模过小，将众多农民束缚在土地的耕种劳作上[2]。拉尼斯一费景汉在其构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中曾指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顺利进行，而低水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则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土地流转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非农产业中转移出来，使土地资源向融资能力较强的种田能手集中，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机械化使用率。同时，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不同禀赋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专业化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促使一部分农民从耕地中解放出来，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

（四）弱化土地保障功能

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土地视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很多农民不愿放弃土地。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土地的保障能力被大力削弱，已经难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生存养老需要。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使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生存的唯一方式，降低那些不愿耕种土地的农民在向非农产业转移时的成本，将土地使用权流转给有意愿且有能力的人，避免土地的闲置浪费。另外可以使不愿转移的农户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使他们实现土地集中耕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3]。

以上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同时弱化土地保障功能，减少转移的阻力，使农村劳动力安心地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土地流转可以通过以上方式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二、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国内土地流转面临的主要问题

1.土地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阻碍着土地流转

首先，流转合同不规范引发纠纷。土地流转合同是土地流转过程的关键一环，如果合同签订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当前，我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县和乡镇没有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大部分土地流转未签订合同，2014年受理土地流转纠纷达18.8万件。另外，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也容易导致纠纷的产生。

其次，流转程序不规范引发纠纷。我国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不健全，相关政府部门或者农村自治委员没有对土地流转进行规范和监督。因此，土地流转双方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作为依据，很多是凭口头协定，即使签订书面协议也往往有很多程序上的漏洞。一旦发生纠纷问题，有可能因为程序不符合规定而撤销承包协议[4]。

最后，因土地流转用途产生纠纷。随着工商资本的进入和新型的土地经营主体的出现，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化现象。有些资本进入土地领域并非为了农业生产，其目的在于囤积土地或者用这些土地来建造住宅，这与土地流出方流转土地的初衷并不相符。当转出方反对难以恢复的占用或者永久性的占用时，流转双方就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2.部分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不高

我国当前较低的土地流转率在相当程度是因为我国农民长久以来的恋土情结导致他们的土地流转意愿不高而造成的。对很多农民来说，没有土地生活便失去了生活保障，因而不愿意流转土地。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仍有为数不少的农民视自己的承包地为将来重回农村的生存和生活保障。在他们外出工作时，通常私下找人代耕、粗放经营，甚至撂荒弃耕，极大地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3.土地受让方的融资渠道狭窄

规模化农业生产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支撑。然而我国涉农金融机构较少，贷款额度不高，网点覆盖率较低。真正能够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其涉农贷款占据了金融机构对农贷款的60～80%。村镇银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农民贷款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严重制约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土地流入一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积极性不高[5]。2014年涉农金融机构相关情况见表1。

4.流转过程中政府管理不当阻碍土地流转

由于土地承包到户，使用权归农户所有，土地流转收入归农民所有，因此政府参与积极性不高，没有形成引导土地流转的责任感。政府部门关于土地流转的工作经验不足，无法保证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开展。流转双方发生纠纷时，调节难度较大。另外，一些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违反政策规定，违背农民意志，采取强制手段行政干涉土地流转，从中谋取私利，影响了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二）制约土地流转的原因分析

1.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仍不完善，流转双方的行为不够规范，制约了土地流转的发展。首先，缺乏健全的组织机构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企业对偏远的地区涉农土地缺乏流转积极性，支付给偏远地区农户的报酬较低，从根本上阻碍了土地流转[6]。其次，土地流转市场没有规范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了流转价格的不合理。农户由于谈判能力较差，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最后，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较少，流转信息不畅通，阻碍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2.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他们不享有城市职工的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以及生育保险等最基础的生活保障，不平等的待遇不利于城乡融合，加上农村的最低保障制度标准偏低、覆盖范围比较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权益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土地流转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3.农村金融发展滞后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落后，为土地流转提供借贷资金的渠道较少，农业保险发展缓慢，担保形式单一，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资金缺乏。土地流入方在进行规模经营发展农业生产时，需要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然而我国滞后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7]。另外，我国现行的《担保法》没有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划入可抵押财产的范畴，导致土地经营者无法利用自己土地使用权获得担保贷款。

4.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

政府作为社会职能部门，职能的错位主要是其对自身的管理与服务职能界定不清造成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越权干预或是管理缺位都影响其顺利开展。一方面，有些政府“无形的手”伸得过长，在土地流转中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迫使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甚至取代农户直接与土地需求方签订协议，严重侵害农民利益，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程。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的管理机构职能不健全且所需经费不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放纵土地流转，没有尽到管理和服务的职责，使土地流转得不到有效的管理，造成了土地流转混乱无序的现象。

三、国外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及借鉴

在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必经的环节。英国、美国以及日本作为较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对我国现阶段相关的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英、美、日三国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1.英国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最早出现和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国家。工业革命之后，领主开始圈地运动，把农民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农场，被迫失去土地的农民迁往城市寻找工作[8]。为解决农民转移问题，英国政府颁布很多法律，如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修正案）》，保障已经转移的农民不会被遣送回原地;1865年的《联盟负担法》，拓宽了农民的居住地范围，不再限制定居地。这些法律的颁布执行使农民能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由的流动而不被束缚。此外，政府还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就业环境等途径来提高转移人口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城市化进程。

在土地流转方面，1906年英国颁布了《农业持有地法》，规定：地主不得妨碍农场主操控其租用的土地。此外，英国的农业补助政策也推动了农场的兼并和集中。1947年颁布的《农业法》鼓励进行农场兼并，对兼并土地的农场补助其花费的一半;对愿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给予2000英镑以下的补偿。政府依据农场规模及产出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这些政策措施加速了农场的兼并，大量小农场合并成大规模的农场，英国的自营农场开始走向规模化。

可见，英国的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保证了土地的顺利流转，同时积极发挥市场在促进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流动机制，促进了土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城市化的水平。

2.美国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美国私人土地的面积占全国的58%，高度私有化的土地制度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比较自由，政府不能干涉农场主买卖或者出租土地。土地流转绝大多数是经营权和使用权的转让，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流转主要是为了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便于利用大型农用生产器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9]。

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政府只是充当着引导和管理的角色，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如政府为兼并一方的农场主供应较低利息的借贷资金，对他们生产的产品给予一定的价格支持。为解决土地因为继承而被分割的问题，政府规定家庭成员可以继承土地股份，但继承的土地只能在内部成员之间转让，禁止退股，也不能用于抵押。除了政府，中介组织对土地流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场主可以通过政府设立的土地银行进行土地流转，也可委托中介公司或者农业合作社流转自己的土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4.7万个农业合作社，它是土地流转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介组织，极大地促进了土地流转。

3.日本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日本人多地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完善了《土地法》，放宽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各种制约，鼓励土地的集中规模经营。此外，日本还制订了《土地利用增进法》，实施农业养老金政策，并且对流转土地农民给予62万日元一次性补偿，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激励农户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他人。之后日本又颁布《新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等，鼓励土地流向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倘若获得“认定农业生产者”的资格，农户就可以优先购买土地、享受补贴。在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农户可以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大型机械设备，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在日本的土地流转过程中，除了有政府有效管理，中介组织如农协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99%的农户均加入了农协，它是日本最大的农业合作组织。农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为土地的流转构建了信息平台，提高了流转的成功率，加快了其流转的速度[10]。

（二）国外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借鉴

研究英国、美国以及邻国日本三个典型发达国家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借鉴学习，通过总结可得出下几点经验：

1.有效的立法和规范的市场秩序是土地有序流转的保障

通过分析以上几个发达国家的土地流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有一个共性就是拥有完善的政策规定土地流转的市场秩序。土地流转主体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必须有法律规定作为其交易行为的指南。完善的法律和有序的市场运行规则能够减少土地流转中双方纠纷的发生。土地流转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做保障，否则土地流转无法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因此，在推动土地流转时，首先要做好立法工作，通过立法规定土地流转的程序规则以及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土地流转有法可依。其次，要通过法律规范土地流转的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的监督机制，确保流转交易能够公平有序地进行。

2.妥善处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

从英国、美国、日本采取的措施中可以看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土地流转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消除他们转移后的顾虑和难题。另外要让农村转移劳动力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消除他们思想上的差距感，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另外，转移的农民的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欠缺，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技能学习和素质培训。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倘若解决不好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的社会保障问题，极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3.为土地流转提供金融支持

进行土地流转，需要金融资金作为后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协调好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以及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构建以合作性金融为核心、政策性金融为导向、商业性金融和民间金融为补充、农业保险为支撑的综合性的服务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流转主体所需的资金问题。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中，政府要把金融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相结合，金融政策为主，补贴优惠政策为辅。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农业生产拓宽融资渠道，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所需的各项资金，为土地流入方提供财力支持以提高其流转积极性。

4.土地流转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各个国家采取的土地流转方式不同，但国家对土地流转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是相同的，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减少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有助于土地的流动和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政府的调控要在合理范围内，不得超越自己的权限而侵犯农民的利益。就我国来说，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石，土地流转能否顺利进行不仅牵系着我国8亿多农民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正确调控和管理，土地流转无法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受阻，最终会危及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一）健全市场机制以降低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大小对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者的交易又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因此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完善市场机制降低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除了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还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市场机制。

1.建立和完善交易市场的信息平台，保证信息的畅通和对称，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提升农民这一参与主体识别运用信息的技能。这样每个参与者都能快速有效地获得其所需的信息，从而提高了整个交易市场运行的效率，促进各要素之间的流动。

2.构建良好的交易市场信任评价机制。信任是进行交易的基础，没有信任交易便无法达成，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尽快健全我国的信任评价机制，促进土地和劳动力的有效流动。

3.建立政府、农民和其他主体多方加入的长久合作机制。合理设计政府、农民和其他组织合作的方式及流程，通过他们的合作推进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进而加快城市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提高要素流动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以保证交易的高效达成。突出农民在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中的主体地位，丰富他们关于市场交易的法律知识，帮助他们进行理性的决策，按照法律规范进行活动，签订有效地合同或协议，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完善土地流转纠纷协调机制

为解决土地流转中的纠纷，必须建立争议仲裁机构，提供高素质的仲裁人员，建立处理土地纠纷的有效机制。首先，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和组织的职能，做好纠纷协调处理工作。依据法律政策的规定，参考当地惯例，调节平衡各方的利益，尽量制定让两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充当见证人，实时监督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请律师作为见证人，使流转双方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约束之下，避免土地流转中纠纷事件的发生[11]。土地流转纠纷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土地流转中各种矛盾的解决，能够加速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加快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和城镇化的进程。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是影响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土地流转的进行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首先，政府要制定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使农村劳动力在工伤、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得到更为公平的待遇，将财政政策向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方面倾斜。其次，鼓励社会性公益保障机构的建设，集中社会力量对生活困难的农村劳动力给予生活保障，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总之，必须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来解决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适应环境的变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在转出土地和迁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提供良好的保障，这样才能更顺利地执行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的宏观政策，促进土地更快的流转，提高农民向城镇迁移的速度。

（四）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为推进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拓展农村金融的业务范围，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建立适应目前农村金融需求的授信制度，放宽基层金融服务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二是把农业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银行的服务范围向农村深入拓展，增加支农资金的比重。三是推进土地证券化发展，提高土地流入方在利用土地融通资金方面的能力。四是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设立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基金，对参与保险的农业生产大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总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使农业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提高土地流转方参与流转交易的积极性。

（五）准确定位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政府是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者。倘若没有政府的调控和管理，这两项工作便无法有序进行。市场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有靠政府的参与和调控才能弥补其不足。政府可以通过行使管理职能、制定法律规定来规范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尽可能减少市场本身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二者的自由交易和流动提供更为健康的市场环境[12]。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在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强行实施，以避免群体性矛盾冲突。其次，政府要在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充当引领者的角色。在劳动力迁移时，不仅要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还要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总之，政府一定要发挥其应尽的职能，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保证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中各项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

参考文献：

[1]张杰.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联分析[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5.

[2]范爱军，肖丹丹.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突破的“瓶颈”[J].学习论坛，2004（9）.

[3]张良悦，刘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保障权转让及土地的有效利用[J].中国人口科学，2008（2）.

[4]刘卫柏，陈柳钦和李中.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南方农村，2012（2）.

[5]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7（3）.

[6]李文政.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策略选择[J].商业时代，2009（22）.

[7]姚从容.论人口城乡迁移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J].人口与经济，2003（2）.

[8]史美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比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张晓林.国外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建设的典型做法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9（10）.

[10]李燕琼.日本政府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效果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04（5）.

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49-03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劳动力转移的课题已经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就国外而言，目前影响最大的依然当属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1]。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后提出的“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转移模型[2]，文中对前人的传统理论做了深入补充，引进了人口转移与失业关系的研究，建立“托达罗模型”。除此之外，还有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钱纳里―赛尔圭因多国模型等。这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过程和作用，但是因为受到时代局限性，这些理论都没有能够针对因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展开详细分析研究。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有了很好的借鉴，相关理论研究也很是丰富。可是就整体研究成果而言，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意义方面，而对于在因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不利影响研究上成果有限，这主要有以下几点：侯云风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虽然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3]，一方面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由剩余转移发展到过度转移，必然会导致农村发展后劲不足，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另外，高士亮和段成荣等人的研究也都同时指出了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会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提出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如农业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下降、后备力量严重不足等。

二、六安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六安市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出。根据2012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11年六安市全市总人口有709.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六安市农村人口数为610.01万人，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85%，而流出人口占到了总人口41.41%。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六安地区的农村流出人口数量大、比例高且男性劳动力数目多于女性，从流向来看绝大多数的流出人口流向了外省，比例高达79.8%，这些流失的劳动力对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从“剩余转移”在向“过度转移”演变。

除了对总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外，笔者还专门进行实地调研。具体选择了在六安市舒城县进行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信息表明，受访者家中有青壮年外出务工的问卷共有176份，占到了总数的88%。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反馈，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流出。

三、六安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当地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成为社会问题

六安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基数大。可是，近年来伴随农村青壮年普遍流失，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妇女的数量急剧增加，根据笔者走访的125户发现其中存在家庭成员留守现象的多达98户，占到了走访总数的78.4%，由此可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与妇女的存在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家庭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目前来看，留守儿童主要存在的是教育和安全问题，有多重案例显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犯罪行为与父母的教育缺失存在很大关系。另外，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护，时有发生溺水、火灾等安全事故。

对留守妇女而言，夫妻双方的长期两地分居极易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继而引发离婚。更有甚者，不堪忍受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杀等极端方式。例如，发生在2010年底的六安金寨“12・24”特大杀人案就曾震惊全省。2010年12月23日，死者陈霞以带13个月的儿子打预防针为由将其带出家门，并以为女儿买衣服的借口将女儿带出校园。当晚6时后，有村民发现其13个月大的儿子被人用泥土掩埋致死，而陈霞本人及女儿亦陈尸塔儿河大桥的西侧与东侧。事后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陈霞的一双儿女均是死于陈霞之手，而其本人亦属于跳桥自杀。为什么陈霞会选择残忍杀害一双儿女后自杀？虽然陈霞已死，此事成谜，但是据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陈霞的极端行为与丈夫常年外出务工，本人长期负担沉重、生活压抑有直接关系。

（二）农村老龄化严重

据安徽省2012年统计年鉴显示：六安市65岁以上人口有69.5万人，占全市人口比重12.3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92个百分点，这表明六安市人口老年化问题严重，养老形势严峻。目前，政府部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主要还是将探索方向集中在城镇方面，对于农村养老投入明显不足。尤其是伴随着农村青壮年的过度流失致使农村的养老主体普遍缺失，许多留守老人处于有子女而无人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子女迫于生存压力无力将父母接在身边赡养，另一方面出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农村养老院在数量上的不足与质量上的缺陷，留守老人宁愿留在家里养老。农村的留守老人往往是小病靠忍、大病等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预计未来我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还将愈演愈烈。

（三）农村人才严重流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的农村优质人力资源单向流入城市。就六安市而言，其中外出人口数超过了总人口的41%。一般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出是该有限制的，最好能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但事与愿违，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几乎带走了属于农村的全部优质人力资源，严重的人才流失不仅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更不利于像六安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市的发展。

（四）农业生产缺乏壮劳力

当前六安市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总体偏低，全市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是依赖传统或半机械化的作业方式，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仍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但现实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主要集中在留守妇女及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而青壮年的男性劳动力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农村大量土地处于低产状态[4]，因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土地资源荒芜浪费情况在笔者所调查的六安地区并不少见，这迫切需要得到作为农业大市的六安市政府重视。

（五）部分农村地区治安环境恶化

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较多的是由孤寡老人留守，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作案创造了机会。近年来，在六安偏远农村屡有发生骗、抢、偷等治安事件，不法分子利用老人警觉性低，大肆在农村地区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偷抢村民财物等。一方面由于警力资源有限，及时打击难度大；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农村青壮年普遍缺失，无形中助长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

四、破解六安市劳动力过度转移带来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六安市要增大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

就当前农村因为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言，人员的过度转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引导六安区域内的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在满足城市建设需求基础上，尽可能吸引并留住一批农村青壮年自愿在家乡就地发展，那么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究竟应当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呢？

1.鼓励外出人员回乡创业

经过多年在外打拼，相当一部分早期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财富。对于这一部分人当地政府应当尽力争取，从政策到资金都尽量给予支持，鼓励他们回乡创业。这样不仅能留住人才支援当地农村经济建设，还可以带动和吸纳一批人直接在家门口就业。

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据调查，六安本地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是因为在当地难以找到合适就业机会，所以如何增加优质就业岗位就成为了吸引劳动力留下来的关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既符合我市城镇化发展大趋势，又有利于劳动力就地安置，发展当地经济。发展乡镇企业不仅避免了劳动力盲目地向城市转移，还使得在当地就业的农民可兼顾家庭，大大缓解了留守家庭的矛盾。

3.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随着农村家庭一胎化普及，家长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而当前分布在六安市农村地区的教育力量远落后于城镇，城镇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吸引一部分家长集中进城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要适时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为更多愿意留在家乡发展的人才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当重视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

4.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与城市相比，当前六安地区大部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大多仅能够满足通电、通路的基本需求。因而要想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在农村生活，就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通电、通路基础上争取实现部分地区通水、通网，同时要加快小村庄合并，统一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社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二）加强对留守儿童安全监护和留守妇女的心理疏导

留守儿童由于大多处在家庭教育盲区，因而学校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留守儿童数目庞大的大市，六安市政府应该适时增开一批寄宿制学校，专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定期进行安全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除此之外，对于不愿寄宿的留守儿童，除了应当要求主管教师做到定期家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政府还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对留守儿童的帮扶与关爱中。

对于留守妇女的帮助，笔者认为应当主要集中在对其心理疏导上。留守妇女由于要长期独力承担生活重担，精神压力大，易产生负面悲观情绪，如果负面情绪不能及时有效排解，很容易形成心理疾病，继而可能会导致部分留守妇女走上极端。所以，广大基层政府应担起责任，尤其是基层的妇女工作者。一方面，村政府可以利用集体活动场所在业余时间组织广大留守妇女参加心理讲座和文娱活动，让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相互学习和交流心得；另一方面，广大基层妇女工作者要走村下户，及时深入留守妇女家中了解情况，帮助她们排忧解难。

（三）加强对留守老人的关爱与帮扶

根据笔者走访调查了解的情况，当前六安市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员群体中老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中的大部分除了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必须兼顾孙辈，但自己却因为子女外出而无所依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养老问题变得迫切需要解决。对于留守老人，除了定期地对他们组织关爱帮扶活动外，还要增加农村地区养老院数量，提高养老院服务水平。

想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光靠硬件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与农村老年人权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免费吸纳全体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发放标准，降低大病救助的门槛等。另外，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资金的参与社会养老，既能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又能传递全社会敬老、爱老、养老的正能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尤其是青壮年普遍流失，导致了六安地区农村劳动力质量的急剧下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变成了老弱群体，土地的边际产出下降，荒芜闲置在所难免。在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农业生产正常不受影响，实现六安市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首先，必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根据中国目前实施土地政策，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并没有所有权，加之土地流转政策滞后，土地要想实现自由流转还很困难，更谈不上利用市场手段来自由配置土地，这样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甚至导致土地闲置荒芜。所以，要想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除了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外，还必须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加快土地流转速度，将土地在耕地面积安全线内自由配置，将土地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早日实现六安市“农业强市”的目标夯实基础。

（五）加强对农村治安犯罪打击力度

对于农村治安环境的治理，一方面需要基层民警加大对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教群众识别骗子的常见诈骗手段和盗窃方式，提高广大留守人员的防骗、防窃意识；另一方面更需要公安部门加大对农村治安犯罪的违法打击力度，要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力，无论案情大小，坚决做到发生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切实为广大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治安环境。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六安市的农村劳动力过度向城市转移已经对当地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城镇化为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就此忽视农村的发展需求。目前六安市农村地区已经基本告别了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并逐步向劳动力短缺过渡，因而在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必须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合理加以引导和控制，在满足城市化建设的基础上，要设法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储备一定的优质劳动力资源，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张宏丽.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0，（34）：124-125.

[3] 潘继南，张俊.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2009，（4）：257-258.

篇11

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术患者采用伏卧操作时间长，且麻醉期间的并发症与不良反应与年龄有密切关系。脑电双频指数（BIS）可反映镇静催眠程度，指导麻醉用药[1]。依托咪酯持续输注麻醉对ERCP患者循环和呼吸功能的抑制程度较轻 [2]，尤其适合用于老年病人的麻醉。本文研究依托咪酯在老年患者ERCP麻醉中血流动力学及脑电双频指数的变化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择期ERCP患者 40例， ASA Ⅱ、Ⅲ级。年龄 70～85 岁，体重 46～70kg； 其中，男 23例，女17，术前均神志清楚合作。排除标准：明显呼吸、心血管及肝肾疾病及有癫痫病史。

麻醉方法 术前 30 min肌注阿托品0.5 mg。常规吸氧（5L/min），连接迈瑞T5型生命体征监护仪监测心电图、血压、氧饱和度、呼吸频率、BIS。患者平卧5分钟后记录清醒时的BIS值作为基础值。开放静脉通路后，以咪唑安定 0.05 mg／kg、芬太尼1μg／kg，依托咪酯20-30mg/kg诱导，依托咪酯以0.8-1.2mg/kg/h静脉持续泵人维持麻醉，BIS 组：麻醉医生在BIS监测下指导麻醉维持，术中 BIS 维持在 65～70。对照组：麻醉医生根据临床经验调整泵人剂量。手术结束前5分钟停止依托咪酯注射。手术由同一操作熟练的医师进行。

2 统计学分析

计量指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和x2 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3 结果

两组病人性别、年龄、体重、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和手术种类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两组均无术中知晓发生。与对照组比较BIS组麻醉清醒时间、麻醉恢复时间均缩短，依托咪酯总量减少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两组比较BIS组诱导前BIS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麻醉期间对照组BIS值较BIS组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麻醉后血压均低于麻醉前其中对照组血压低于BIS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清醒时间、麻醉恢复时间及依托咪酯总量的比较（n=40）

组别 清醒时间min 麻醉恢复时间min 手术时间min 依托咪酯总量mg

BIS组 8.20±1.09* 28.36*±8.45 76±12.6 56±7.05*

对照组 12.69±3.65 40.59±12.36 81±11.2 68.36±13.36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表2 两组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及BIS的变化（n=40，x±s）

组别 指标 麻醉前 麻醉后

1min 麻醉后

5min 麻醉后

30min 清醒

BIS组 SBP(mmHg)

DBP(mmHg)

HR(次/min)

BIS 129.9±11.6

74.6±10.6

88.2±5.8

98.65±6.58 114.6±9.91,2

66.0±7.81,2

66.2±7.81

56±1.61,2 126.6±9.92

78.3±8.62

78.3±10.1

66.56±4.661,2 128.3±10.7

77.0±9.7

80.1±8.6

71.36±6.681,2 133.6±12.6

78.6±6.6

106.8±10.3

89.36±4.661

对照组 SBP(mmHg)

DBP(mmHg)

HR(次/min)

BIS 128.3±10.7

76.6±9.8

83.6±11.2

97.56±5.68 102.4±9.61

55.7±7.61

61.7±11.01

50±1.81 112.9±11.2

64.3±8.5

62.8±9.9

51.23±3.361 126.2±11.6

76.8±8.6

76.3±9.3

62.23±5.361 129.8±8.3

78.6±9.3

99.8±8.2

88.23±5.661

注：1与麻醉前比较，P＜0.05, 2与对照组比较，P＜0.05

4 讨论

依托咪酯为非巴比妥类静脉，对心血管系统及呼吸系统无明显抑制作用。BIS是唯一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认可的麻醉镇静程度可靠指标[3]，根据BIS调节术中静脉麻醉用药，可减少用量[4]。本研究发现BIS 组在麻醉、手术期间BIS值高于对照组，BIS组比对照组的麻醉清醒时间（停药至呼之睁眼）、和麻醉恢复时间（手术结束至定向力恢复）均缩短，血压在麻醉后1分钟较麻醉前低，但5分钟后逐渐恢复，而对照组下降明显。说明BIS指导依托咪酯用于ERCP麻醉可减少术中用量，避免麻醉过深，有利于术后麻醉早期恢复。研究表明，术中患者血压、心率的变化与麻醉深度相关性较差，特别是老年病人常合并有心血管疾病，血压、心率的变化较难反应麻醉深度，根据术中血压和心率的变化来调节麻醉深度可致过量、麻醉过深。根据BIS 调节静脉的用量，可使的用量更为精确和适当，避免麻醉过浅而产生术中知晓，并可使麻醉恢复迅速、平稳。目前普遍认为BIS60 是麻醉深度足够的标准，无术中知晓发生；而BIS＞70 时患者可能处于清醒状态。本文BIS 组患者通过调节依托咪酯泵人剂量，使BIS 值稳定在65 左右，本研究结果显示BIS组睁眼时间、麻醉恢复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术中循环保持稳定，无术中知晓发生，表明BIS指导依托咪酯在ERCP静脉维持麻醉时，BIS 值保持在 65左右即可。此时麻醉深度适宜，从而可避免麻醉过深，用量，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有利于术后早期恢复。

参考文献

[1] 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主编.现代麻醉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21.

[2] 牛金柱，李坤，蓝海涛等. 依托咪酯乳剂静脉维持麻醉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治疗中的应用效果[J].华北国防医药杂志，2010，22(2).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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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限理性 劳动力流动 幸福效用最大化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尤其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研究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发现现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劳动力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效解决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并结合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指导方针提出相关建议，为大中小企业、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分析

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研究。但是，在我国存在着一些与合理流动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动，他们与理论中所阐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异象”。“劳动力流动的异象”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大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预期净收益现值会小于零，所以劳动力会选择不流动，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但是，部分农民在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时，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对迁移是否有利的判断错误，做出不愿意迁移的决策。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是相悖的。

第二，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小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净收益现值会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也就是“盲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选择以流浪乞讨为生。劳动力流动在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决策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因此现有理论暗含的含义是实际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动”这一现象。

第三，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动，在发现自身决策出现失误以后，选择及时纠正失误，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说的“在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媒体报道，一年以后，“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目前相关学者的理论都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当劳动者预期经济地位能够改善就会选择流动，并且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流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大学毕业生短时间内的“逃离”又“返回”与实际存在矛盾。

我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与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同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如何尽量正确的规避不合理流动，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解决当前理论与实际相悖理的现象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模型的修正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劳动者在判定净收益现值时存在“预期幻觉”。由于“预期幻觉”的存在，劳动者在决策是否流动时出现差错是难免的。在相关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虑，我们可以把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关于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更改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预期分为合理预期和非合理预期。当预期合理时，如果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者选择流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此时的劳动力流动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劳动力选择不流动，即 “异象一”。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这种流动是“不合理流动”，即 “异象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盲流”情况。由于“盲目性流动”劳动者的预期与实际不符，劳动者选择是否回归。对于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再次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过大，选择不回归。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岗位工作效用更大，选择回归，他们在短时间内“流走”又“返回”，也就是“异象三”。决定劳动力流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素是预期是否合理，而预期是否合理主要与人的有限理性有关。因此，规避劳动力的非合理流动，主要从影响预期合理的因素出发。

三、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改善劳动者本人的经济地位，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主要从避免不合理劳动力流动和促进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两个方面出发，本模型隐含的政策建议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第二，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5-14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出版，1964:43-52.

[3]Harris J R，Todaro M.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01):126-142.

[4]熊军红.劳动力流动模型的演化[J].天中学刊，2008(08):38-41.

篇13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对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及劳动力流动状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提出金融发展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收入效应、就业效应和贸易效应。在借鉴Acora和Hewings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有着促进作用，同时也验证这种作用机制的存在。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文章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等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态势，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一）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

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的研究是较多的，且主要集中于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对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均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有利。从金融中介发展的广度来说，金融发展能够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这有利于增加经济机会同时减少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

由于在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收入不平等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2011）利用1978-2006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并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进行影响的机制，即金融发展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从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陶珍生（2011）认为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了收入差距，同时通过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地区收入差距贡献度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非平衡性对其区域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22.97%，中部地区较低，而三大区域之间的金融非平衡性对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达到了80.08%。

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工资水平。伴随着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加剧，区域收入差距会因此拉大，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会更倾向于选择从低工资地区流向高工资地区，由此金融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

一般认为金融发展对就业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金融深化的作用，金融深化一方面能够使金融资产收益率提高，另一方面能降低实际利率，从而促进金融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最终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Edward，1989）。

本文把金融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分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增加了金融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岗位，增加了就业机会。金融发展的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吸存放贷的行为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已有行业的成长及新行业的形成和推动城市化，实现就业的增长。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能够吸引更多劳动力，不同地区就业情况的差异促进着劳动力的流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入。

（三）金融发展的贸易效应

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地区国际贸易对国内劳动力流动产生作用。徐建军、汪浩瀚（2008）以及包群、阳佳余（2008）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全国金融发展对进、出口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就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贸易和吸纳FDI，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又高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下，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在对外开放条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提高了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一方面，东部地区各种优势吸引着制造商以及投资者在该地建厂投资，而在当地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于生产规模的扩张时，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便会流动到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劳动力不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劳动力的流入使得东部地区人口激增，这又促进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加之该地地理上接近外国市场、政策上有税收等优惠，进一步吸引了制造商以及投资者，在这种循环之下，劳动力流动将非常活跃。同时，由于企业的增多致使劳动力需求增大，若供给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名义工资也会随之提高，这也成为吸引中西部省份劳动力流动至东部地区的影响因素。

金融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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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力 流动 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 经验验证

一、引言与综述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我国企业用工难、“民工荒”不仅在东南沿海出现，内陆的诸多省份也逐步出现、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的经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研究我国劳动力的异质性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差异发挥其比较优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在研究劳动力转移时学者们也逐步开始对异质性劳动力进行定义和进行相应的研究。

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详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廖泉文、宋培林（2002）提出异质型人力资本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人力资本，此类人力资本具有综合协调能力、判断决策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和承担风险等“独特能力”。赵伟和李芬（2007）将劳动力分为高低技能，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地区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李中、周勤（2012）在FE模型中引入普通劳动力，得出普通劳动力流动的地理集中加剧了收入差距，劳动力异质性偏好对普通劳动力地理集中导致地区收入差距变化具有负向作用。陈建军、杨飞（2014）通过对前沿文献的梳理，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

通过梳理，发现以往研究劳动力异质性，大多是将教育与培训经历区分，按技能与非技能进行分类，但是均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劳动力的社会资本也应是考虑的一个方面。

基于此本文在我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数据期望能发现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生产的关系，进而为我国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经验验证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是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长期来看可以将劳动力流动看成人口迁移，而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又不能脱离劳动力的流动，整体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为了探究我国人口与空间生产的状况，本文借鉴范红忠（2010）使用相对值指标来比较不同区域人口与生产的不一致性的方法，定义不一致系数三个指标。

一是人口集中度=某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某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二是生产集中度=某地区占全国GDP的比/某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三是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生产集中度/人口集中度；数据来自于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作出2000～2014年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的图（图1―图3）来判断偏离1的程度。

图1中河北省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比较接近于1，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偏离1比较严重，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是在逐步下降的，而天津市变化不大始终在2～2.5之间，其余省份都在1附近波动，变化不是很大，图2中黑龙江省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从2000～2014年偏离1越来越严重，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接近于1比较合理。分析黑龙江省的生产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可以发展黑龙江省的人口集中度没什么变化几乎都是在0.5附近，中部地区虽然大部分都是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都小于1但是却是逐年上升并向1靠拢的。事实表明：河南省和安徽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逐年上升的原因是人口集中度的减少。从图3的西部地区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的不一致系数甚至更低很多省份都在0.8以下，在西部省份中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变化最大的是，从2000～2014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

从这三个图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空间集中并没有安全依赖于生产集中，当前我国处于开放的攻坚期，改革的深水期、异质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在内。整个人口的流动也存在着异质性的作用，所以变现出的人口和生产集中的不一致，影响他们流动决策的更多是制度、文化、风俗、以及家庭和个人的社会资源。这样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显得更加困难，从而导致人口流动的速度滞后于生产集聚的速度并形成人口与生产空间的不一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5年我国人口集聚与生产集聚的不一致系数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地区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都不同程度地偏离1，@说明很多地区人口集聚和生产集聚是不一致的。很多落后的地区并没有劳动力长期外流的现象，仅从经济的因素已不能够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应该考虑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因此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面临着多重障碍，如何引导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合理流动成为我国政府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时国家应该加大投资一些人口大的省份（河南、安徽、四川等）和一些偏远的西北地区，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鼓励这些地区兴办教育，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其次，政府应改革一些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如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等，逐步放开转移到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限制；还应合理规划引导一些不适合经济集聚地区的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适合经济集聚的地区转移，重视劳动力的异质性，不断满足异质性劳动力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人口与生产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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