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市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村劳动力市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标准

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四、结论和政策性含义

篇2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市场；农地流转；农户调查；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9-0038-03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08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各项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于农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既高度重视，也予以支持和鼓励。所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而且农地流转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也是必要的。但当前农村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完善，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具有怎样的影响？这则是促进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前对农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地流转的阻碍因素、机制及成因[1][2][3][4]；二是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资源禀赋、阶层分化、劳动力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5][6][7]；三是非农就业、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8][9][10]。辨证来看，既有研究丰富了我国在农地流转方面的研究内容，但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首先，以往理论研究中针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讨论较少；其次，以往实证研究工具主要为Probit或Tobit模型，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于此，本文在农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指标，运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并在所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7月至8月对天津市西青区、静海县和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临清市的农户和村庄问卷调查。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个行政村，在调查中，重点从非农自主择业程度、工资自主决定制度、就业流动自由度和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等方面对农户进行了调研，以作为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数据来源。本次调查共获得485份问卷，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错误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为439份，有效问卷比例达到90.52%。调查样本点分布见表1。

（二）变量界定

1. 因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在因变量的选择上，采用农户农地流转面积（指农地转出面积，因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农户可能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占家庭耕地的比率来代表农地流转的程度。

2. 自变量选取

根据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的回顾及问卷调查内容，将自变量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

（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

（3）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主要用四个指标来表征：非农自主择业程度用非农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衡量；工资自主决定程度用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来间接反映；就业流动自由度用外出农民工占家庭劳动力比重来反映；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采用农户做出的评价，分为三级，认为不完善定义为“1”、基本完善定义为“2”、比较完善定义为“3”。

（4）其他控制变量，四个区县的虚拟变量代表了某些难以观察的区域系统差异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如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冠县为“1”、临清为“2”、静海为“3”、西青为“4”。

各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三）研究方法

为了揭示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实际影响，必须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确定不同因素的具体影响和影响大小。具体模型结构如下：

式中Yi表示第i个农户转出农地的比率；Xi1为年龄；Xi2为受教育程度；Xi3为家庭劳动力数量；Xi4为人均耕地面积；Xi5为非农自主择业程度；Xi6为工资自主决定程度；Xi7为就业流动自由度；Xi8为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Xi9为区域虚拟变量；εi为残差。

研究中采用OLS和FGLS方法进行估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利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从两种回归方法来看，模型对于农地转出率的解释程度在90%左右，统计检验也十分显著。不同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相似，这说明估计结果是相对稳定的。

表3 自变量统计性描述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一）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年龄和文化程度两变量无论是OLS法还是FGLS方法都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外出务工和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小，越不倾向于流转出土地，而随着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农民流转出农地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高。

（二）家庭特征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只有家庭劳动力数量在FGLS回归方法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在OLS回归方法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因素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并不确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劳动力越多，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会带动其他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不会流转农地；二是家庭劳动力越多，但都没有外出务工，而是转入更多农地进行农业耕作。

（三）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除了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变量在OLS回归方法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都通过了1%、5%或10%的显著性检验。在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四个变量中，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即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对农地转出率影响最大，该变量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528，即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农地转出率增长52.8%。这反映出农户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市场对增强农地流转的重要性。就业流动自由度即外出农民工占家庭劳动力比重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也比较大，回归系数为0.423。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以后应逐步增强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农民非农就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区域虚拟变量中，OLS和FGLS回归方法的结果都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随着经济水平提高，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民会逐步流转出土地，转移到非农就业岗位中。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以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劳动力数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四个变量中，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对农地转出率影响最大，回归系数达到了0.528，即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农地转出率增长52.8%。就业流动自由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也比较大，回归系数为0.423。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业非农就业素质，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提供现实基础；二是建立和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为农民提供公平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促进农民参与多种形式的就业；三是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增加农民自我保障信心的同时降低其对土地保障的依赖性，减少农地流转的阻力。

[参考文献]

[1]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35-45.

[2] 田传浩， 贾生华.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 经济研究， 2004（1）：112-121.

[3] 钱文荣. 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宁、奉化两市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5）：154-160.

[4] 俞海， 黄季琨， Scott Rozelle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J]. 经济研究， 2003（9）：9-20.

[5] 游和远， 吴次芳. 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 管理世界， 2010 （3）:65-75.

[6] 詹和平， 张林秀.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9，18（7）：658-663.

[7] 许恒周，郭忠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21（3）：94-98.

[8] Yao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 [J]. Land Economics， 2000， 76（2）：252-266.

[9] Kung， James Kai-sing.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395-414.

[10] 贺振华.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 一个分析框架[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6，8（2）：72-78.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Market on Farmland Transfer：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in Rural China

Xu Heng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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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开发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的中心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众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把握这一群众性实践,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积极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状况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是: ①总量丰富,过剩严重。全国有9亿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这9亿多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约4・9亿,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从这个现实可以认定,我国乡村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如果按发展集约农业的要求来测算,我国农村失业人员将会更多。②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部门对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的低限估计为4000万人,高限估计约8000万人,即使平均按6000万人计算也已占到农村劳动力的14%,在部分省区这一比重还要高。

二、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的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所经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为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容量来安排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条件下开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接收剩余劳动力的容量已基本达到饱和,由于乡镇企业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劳动力重新“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动力,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形成的前向牵引力,以及农民观念更新和宽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形成强大的“民工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的新阶段――城市化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向二、三产业转移,城市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因此城市化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经阶段。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①转移方式向有组织化过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组程度有所提高,出现了定点外出、以老带新、包工头组织、经纪人介绍等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培育外出就业和管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劳动力外输逐步向规范化、有组织化过渡。②转移方向以省内为主,跨省流动有所增加。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4%,但流动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66・3%,在省内流动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动的增加了329・3%,说明跨省流动的外出劳动力明显增多。③就业结构多样化。过去外出劳动力就业结构偏低,一般以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为主,主要在“廉、粗、苦、险”等岗位就业。随着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业结构也向着高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目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农业、运输业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劳动,有的民工已在机械制造、轻工、电子等行业从事较复杂的技术性劳动。

四、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对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应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笼统地提倡放开城门或让农民自由进城落户也是不尽合理的。增加就业机会靠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和扩大或建立新的产业。②控制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并行,构建劳动力增长与转移规模相适应的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固然有农村生产力提高推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因素,但隐藏在背后的症结却仍是人口数量的控制问题。脱离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单方面采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解决程度将取决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控制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因此必须“节源”与“增路”并行。③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管理职能。虽然目前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配置生产资料和资源。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不应被忽视,政府应保证其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一方面要对宏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进行指导和协调,使其不畸型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抓紧制定地方法规,使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④创造优良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劳动力输出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外出劳动力一般青壮年比例较高,而且文化结构和技术素质也较高,他们一般都学习了一定的技术,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资金。这部分人如果长期流入外地,势必会对流出地造成较大损失,从根本和最终解决劳动力开发问题也应在农村内部自身解决。因此,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这部分人得到锻炼后回乡创业。综上所述,我们面前的选择只能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方式,校正和解决现有的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诸多偏差及其产生的问题,开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2史同广,王慧.山东陵县冬季农业开发模式的探讨.经济地理,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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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　阳光工程项目实施以前，绝大多数农民的转移是自发的，分散的，其主要形式是亲朋介绍。几年来，通过阳光工程，全省共培训学员56万人，其中80％以上是有组织转移出去的。

1.2　转移人数逐年增多　近四年来，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较快。2004年比上年增加30万人，达到241万人，2005年又比上年增加了65万人，去年增加23.5万人，今年预计比去年增加20万人。

1.3　劳务收入逐年增加　到2009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350万人，农村劳务经济总收入达219亿元，分别比2004年增加45.2％、172‰农村人均劳务收入1515元，农村人均劳务收入已达总收入的30％。

1.4　农民转岗就业能力逐年增强　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涉及建筑装饰等12类76种岗位，较好地适应了广大农民转移培训的需求。广大农民经过培训，较快地适应了转岗需要。

1.5　对社会的贡献逐年增大　农民工为我省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据初步调查，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已成为我省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就地就近就业增势强劲　2009年全省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86万人，占转移就业总数的56％，比2008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的成效

2.1　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2003年全省劳务收入70亿元，到2009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350万人，农村劳务经济总收入达219亿元。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村，几乎整个村全部外出务工。

2.2　培养、造就一批农村经济发展实用型人才，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外出务工使农民从“田间”跨入“车间”，从传统农民变为“产业工人”，从封闭的内陆转移到沿海开放地区，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学到了先进技术，积累了管理经验，不少人返乡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他们把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方法带回本地，在家乡建没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2.3　促进了农民观念更新，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外出务工人员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也带回了发达地区的新观念、新思路，对家乡群众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去的是一个人，挣回的是资金，学到的是本领，改变的是一生，影响的是―代，造福的是子孙”。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搬到城镇居住、创业。据阳光办2009年底统计，全省长期在外打工人员195.4万人。

3　存在的问题

3.1　劳务经济总量不大、转移质量不高　虽然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均连年递增，但从总体上看，劳务收入占农村经济发展总量比重还很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水平与发达省份比还比较低。

3.2　投入少，工作运行困难　目前我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上投入经费少，工作运行主要靠国家阳光工程项目经费。尽管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工作规范性强，组织化程度较高，但由于投入较少，工作运行经费紧缺，全省广口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还主要是自发、无序的。在经费投入上，我省与发达省份还有很大差距。

3.3　示范性培训规模不大　每年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近20万人的培训规模与几百万人的培训需求比，缺口很大。

3.4　培训结构不优　就全省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还处于初级层次阶段，与培训一定比例高技能人才、实现稳定就业的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4　加快我省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

4.1　增加资金投入，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培训补贴范围　通过增加资金投入，让更多农村劳动力掌握一门非农就业技能，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加他们的转岗就业机会。提升农村劳力转移组织机构的工作水平，提高我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组织化水平。

4.2　依托我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几年来，通过在税费、信贷、水电、土地等方面扶持政策的落实及全面推进“111工程”、开展“创业杯”竞赛活动、构建产学研联结平台等措施，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较快，企业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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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模式；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 (2012)02-0046-02

2010年初，河南省政府以第1号文件形式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攻坚”的26条意见，明文规定涉农的21个专业定为免费教育，半工半读，顶岗实习，助学金等一系列特惠措施、制度，为农村职业教育加入了助推剂，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却遇到前有未有的发展瓶颈，一方面表现中职学校对年轻人和家长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表现出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课程、培养模式、培养目标与劳动力市场出现脱节。本文旨在通过我校学生顶岗实习存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探寻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对策。

1 顶岗实习中问题的形成原因

1.1 学校管理体制、培养模式

1.1.1 学校办学急功近利 在农村，职业教育除了硬件条件不足外，更深层次的还在于对于职业教育认识上欠缺以及培养模式的陈旧。在管理层面上，一些三年制的学校在校内基本局限于“2+1”或“1+2”的管理理念，即学生在校内学年，然后送到企业去顶岗实心一年，或者在校内学习一年，然后送到企业二年，这源于经费不足或者考虑经济效益过多。同时在教学安排上，基本沿袭的是普通初中或职高那种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没有根据职业技术学校的特点，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校内实训，“学一技之长，谋就业之路”几成一句空文。

1.1.2 使用教材与企业实际相互脱节 一方面表现在教材内容的陈旧，没有与时俱进地做好更新工作；二是教材连贯性不强，知识出现脱节；三是教材的实用性不强，理论偏多，实训科目的设置既少也无法完全开展。

1.1.3 教学模式的单一 一方面表现在教师唱独角戏的“单主体教学”模式上，“传道授业解惑”，没有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形成“老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现代职业教学模式；二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过分强调知识，而忽视操作技能的培养，表现在课程设置没有足够的学生实训空间与时间，课程编排与设计有失合理。

1.2 顶岗实习管理不到位。 用人单位在学生到岗以后，大多学校采取的是“放羊式”的管理，或者说派一名实习带队老师，缺少对学生有效的管理与教育；同时实习企业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最多在学生进厂前开展一下安全纪律方面的教育，而缺乏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得学生在一种放任的状态下，又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出现消极退却，进而怠工，旷工，直至逃跑的现象。

1.3 学生素质有待提高。中职学校门槛低，入学容易。现在的中职学生，生源年龄偏小、综合素质偏低，基本属于“淘汰产品”，中职学生起点较低。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经常迟到，早退；由于学习基础差，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学习毫无兴趣，以致产生厌学情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心理发展错综复杂，不注意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学校环境和工厂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感到茫然，意志力薄弱，不能吃苦耐劳。

2 应对对策

2.1 转变职业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模式。 首先要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传承的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摒弃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特别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学校校长，更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其次要大力开展研究新的职业技术教学模式，

坚持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教研，夯基础，重技能；三是加强对现有教材的研究，组织撰写适应于劳动力市场要求的实用性教材，保持教材的连续性，突出实用性特色； 四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双师型”老师队伍。

2.2 实行带队老师负责制，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 职业教育要办得好，肯定离不开企业、行业发挥的作用，对企业也要有一定的寄予，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产业的一支，实行产业化办职业教育。强化企业职工培训。因为现在企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下岗职工转岗需要大量的开展企业职工培训。进一步发挥企业办好现在已有的职业学校可以联合办、也可以单独办，也可以和职业学校合作办。应该建立企业接受学生的实习和教师实践的制度，推动校企合作联合办学。要推动职业学校更大范围的工学结合。企业在用工上一定要执行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我们要大力气提倡企业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活动。学校应与企业协商，实行带队教师负责制，积极配合企业做好学生角色由学生——准职业人的转变。

2.3 注重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 苏州园区某企业在面试员工时候，对面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很高要求。比如对面试人员的仪表、口才、知识、经验、进取心、智力、诚意、持久力、说服力、感召力、性格等方面都进行具体的规定。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经验是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积累的，而员工的进取心、诚意等内在心理素质的东西是要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培养和提炼的。还要求我们的学生在内心里要具有能够为他人服务的人际交往意识。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中职学校的教育必须综合考虑学生择业、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需要。

通过我们对近400名顶岗实习学生调查问卷了解到，世界500强企业，在关注学生技术水平的同时，更多看重的是学生们品质方面的东西，希望学生在既有的性格中有进取心，有团队合作意识等。其中百得公司的经理就表示“员工某种技术不会，我们可以培训。一周、两周、一月、两月、三月，总可以教会。而如果是品德方面的问题，那么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了。”

2.4 科学安排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实际上是将“应知”、“应会”的知识或技能在实习过程中反复训练，以致达到提高工作技能的目的。这就要求学校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实际与个人兴趣，寻找合适的企业，在不同岗位上开展实习轮训，以提高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中途退却的人数和比率是不一样的，这固然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但也折射出学生顶岗实心安排的不合理性。

篇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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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研究述评 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 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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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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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篇9

摘  要：受制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不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  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安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对安徽城乡经济和谐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发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的影响，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市场数量少，规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则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较正规的、固定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临时性的、政府组织的大型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组织相对较多；市场供求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快且渠道多。

        2.就业机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劳动者在各地域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同。我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供给，使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在本土获得就业岗位。而城镇劳动力市场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要多，城市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第二，城乡劳动者在同一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同。这里是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首先，因主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从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看，对劳动力素质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劳动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们中的大多数又缺乏熟练的劳动技能,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因客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对城市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人员的帮扶政策和措施。这样，使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与他们的就业机会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镇为保证就业率而对进城务工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者所制定的种种限制政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

        3. 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严重滞后。信息传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远的农村根本无信息网络系统，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近几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信息传播面和信息传播速度都要优于农村市场。 

        第二，在就业服务组织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从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状态，缺乏集体组织，少有政府引导。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就业指导和咨询、推荐岗位、协助劳资双方签订就业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务的组织及劳动关系协调组织严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也缺乏专门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服务的机构，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阶段在我省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由1995年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 。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是使在城市的农民工多处在低工资的部门。调查显示，2008年全省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三个行业的劳动力占全省转移劳动力的67.6％，大都从事简单劳动；二是使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农村劳动力不能顺畅地向城市、向正规部门流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2.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 

        第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约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低、工资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时间也无能力自己出钱去参加培训；再加上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低，也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培训，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不能有效提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向技术水平要求高的部门和正规部门流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影响了他们对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制约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在农村的传播。

        第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职业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政府举办的培训的服务对象是城镇劳动者而不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虽然我省2007年颁布了《安徽省农民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对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助资金相对较少以及缺乏组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 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要能够实现对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赖于一个统一、开发、竞争市场的形成。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市场运行机制不能有效运行，一方面使农村需要的技术人员不能获得，影响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价值，供需双方难以科学决策，导致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失衡 。 

        大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消除现存的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 使城乡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能够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现存的城乡差别，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

        第一，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和户籍挂钩的城市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住房补贴等，使城乡劳动者在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统筹全省范围内的义务教育；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医保水平；要扩大城乡各类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益 ；要分批、分阶段地统筹各地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缩小城乡居民间的差异。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设，进一步放宽获得廉租房的条件，逐步把长期在城市务工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继续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时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应在逐步剥离了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很容易对城市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2.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第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城乡统筹的工作机制

        要突破城乡市场建设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 将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转为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的体制。一是协调城乡各级市场管理组织的职能及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二是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规体系建设，从法律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四是统筹城乡市场管理。整顿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影响了信息传播面和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统一的就业供需信息系统，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免费平台。整合现存于各级政府的就业供需信息，使之成为统一的系统，做到信息共享，使就业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强市场服务建设，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建设。这方面包括：（1）设立驻外省就业信息监测站，收集、分析就业信息，加强与外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沟通和联系，为农民工提供广泛的市场供求信息。（2）设立农民工就业指导机构。（3）加强劳工组织建设，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利益等。

        四是加强市场建设，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各地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场所；要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减轻就业成本。同时，要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社会职业中介的监管，以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影响其流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使农民工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必须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第一，应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孩子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提升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一是各级政府应将愿意转移的农民工纳入到统一的就业培训计划中。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农村技术培训任务,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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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提升途径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低弱，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为此，我们针对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问题，提出相关提升途径。

一、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面临的突出问题

1.人力资本整体素质较低。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绝对水平较低，技能较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7.6年，低于初中毕业水平；近80%的劳动力没有专门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的劳动力掌握驾驶技术，3.2%的劳动力掌握农业技术。此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除了许多青壮年劳动力仍是文盲半文盲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低龄者过早进入从业状态，这将意味着新一代文盲半文盲的形成。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不能适应当前城市企业技术升级的现实需要，已经成为自身外出就业的限制性因素。

2.农村劳动力输出组织化程度低。无组织的农村劳动力输出，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盲目性、随意性很大。外出农民工中大部分是自发的、分散的，而且没有经过基本的职业技能培训。许多要靠亲友介绍工作，离开了亲友，他们很难得到有效的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甚至在不能胜任工作或有其他原因时直接返回农村。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就业条件和福利待遇基本由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工会组织和政府的干预基本上微不足道，致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多数在城市干的是体力活，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工资报酬低，劳动条件差，节假日、休息日少的现象，而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3.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滞后。目前，河北省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师资，再到服务和培训内容上都相当滞后。在就业服务方面，尚未完成驻各大城市劳务输出办事机构、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和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建设，难以及时搜集市场对劳动力的供求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不能准确了解市场需求，不能与就业相对接合理设置培训项目。总之，还没有完成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维护权益“三位一体”的体系建设。

二、提高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1．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分割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建立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依靠竞争性的市场传递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供求状况和信号，引导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政策。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消除依附于户籍关系上的各种差别，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和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规章和制度体系。

2.建立与完善就业培训体系，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竞争能力。在培训计划上，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案。在培训渠道，要整合资源，创新体制，充分调动行业、龙头企业、用人单位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要按需实施，注重实效，根据不同对象和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培训的计划性和实效性。地方政府应直接介入本地区民工的培训投资，制定地方法规，使招工企业的岗位培训和民工个人在培训市场上选择受训相结合，鼓励民间中介和教育机构的发展，以保持民工培训市场的竞争性而非政府垄断性，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多元投资的投入机制。通过认定一批有条件的教育培训机构，采取定向、订单培训，确保培训质量和劳动力转移输出。

3.建立就业信息服务体系，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寻访成本。强化就业统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建立就业调查和失业预警体系，设立固定观测点，对就业状况定期进行深层次的调查、跟踪分析，分析全省、各市及各劳动力市场变动情况；对特殊地区、特殊行业，以及其他特殊就业问题进行不定期的典型调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分析，及时发现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报送决策部门或向社会公布。建立社会化、高效率的区域性劳动力信息服务中心、信息传导机制，形成就业信息网络。加强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软硬件建设，完善城市就业信息的收集、整理及，并通过互联网将这些信息及时传递到农村，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降低农民的工作搜寻成本。

4.加强农村教育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倾斜，普及扫盲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科学有效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提高高中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并逐步走向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应强调多种形式，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非正规高中阶段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

5.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畅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渠道。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和管理，重点培育一批劳务输出基地区县，实行基地、培训、输出、管理、服务相结合，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有效性和组织化程度。同时，构建劳动力组织输出系统，调查和掌握市场劳务需求信息，并根据信息组织资源地的劳动力开展岗位培训，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地输出劳务，实现“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相对稳定型”转变。鼓励和扶持劳务输出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1]史清华卓建伟郑龙真: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60～61

篇11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4．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农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却无法很好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对比城市的繁华，乡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和在城市的车流中盲目穿梭的农民工仍然只是与富裕无缘。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如何保持转移的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下，不仅要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还要积极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市场失灵，两者顺畅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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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元福.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对策. 经济师[J]，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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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农村年鉴[M],(2006).

篇12

论文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劳动力转移从空间地域上一般表现为省内、省外和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一般向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转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高，致使其他地区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就比较困难。同时，近些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紧缩，大中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不理想，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因此，拓宽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务的网络化。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在劳动力输出人口密集地设立劳动力服务联系点，在外地设立劳动办事处，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劳动力信息交流。二是输出基地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要在政策、企业和劳动力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每年定期输送各类劳动力，形成若干个劳务基地。三是培训层次化。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劳动力进行培训。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就业需要。既要有劳务输出的岗位培训，也要有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素质培训，还要有出国人员培训等。四是组织多元化。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多是自发性的，由当地劳务部门有组织输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亲帮亲、友帮友形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转移空间有限。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合，形成合力。为此，要建立劳务中介、职业介绍机构，形成由政府、学校、个人等多元化组织结构，保障在“有业可就”的前提下，扩大输出规模，推进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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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结构矛盾，妨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1.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具有经济和保障的双重功能。我国的土地保障影响着我国土地的经济性和规模经营，从而制约了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

2.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旧的户籍制度与新的经济体制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能力的制约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由于文化程度低、专业技术缺乏、人员综合素质低，造成城镇非技术性或技术性较差的岗位应聘者供过于求，技术性要求较强的岗位供不应求，许多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无门。

（三）人口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制约

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无序盲目流动，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其作用和程度都非常有限。据调查，有组织外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占全部外出务工劳动力的10%以下，大量的是靠亲戚朋友、非法职业介绍所的介绍，虽然绝大多数市、县、乡（镇）建立了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服务机构，但劳务需求信息、劳力资源供给信息的收集、渠道有限。由于我国目前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网络尚未建立，致使有些用人单位招不到人，而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打不到工。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保障、维权工作带来了难度。

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与措施

（一）加强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通过培训调整它们的供给结构，以适应劳动力需求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具体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坚持不懈地发展好农村基础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层次的重要因素。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提高农村基础文化教育水平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和长远之策。

2.要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发挥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农村技术职业学校、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等基地作用，主动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知识、社会公德和职业技能水平。

3.有针对性的开展劳务输出培训。建立农村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要根据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要，合理确定培训专业和培训规模，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输出。

（二）发展县域经济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问题，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缓解农民工流向和分布失衡问题，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同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产权改革和内部机制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动力，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推动乡镇企业在新形势下有新的发展。

（三）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首先，各级政府要在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机构，安排专人搞协调服务，宣传引导，及时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减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风险性，使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正确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出来。其次，要在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加强相关管理，下力气清理整顿非法劳动力市场。再次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立省、县（市）、乡实时联网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系统，搭建纵向到乡镇、社区，横向到国内主要大中城市，本地区各主管部门、企业的劳动力信息网络平台，推进农村信息化，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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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要有1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到2020年，预计有7000万农村劳动者进入城镇就业，这迫切需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技能，以加快他们的转移就业。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质资源，抓住这一契机，参与这一培训工程。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结合自身所处区域和培训特色，从创新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包、承办技能大赛、加强政-校-企合作四方面探索出了较为成功的培训举措，取得了显著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成果，为我国高职院校开展此类培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高职院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基金项目：2014年常州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院校科研基金项目“高职高技能人才培训服务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K2014322）；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院级教育研究重点课题“高职院校参与区域高技能人才培训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JY004）

作者简介：刘巧云，女，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制药与生物工程技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2-0040-02

高职院校不但拥有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而且培训质量和效果也是一流的。因此，他们更应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既是高职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又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1-2］当前，高职院校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质资源，抓住各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一契机，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重要机遇和重大挑战。

笔者所在的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结合自身所处区域和培训特色，近年来参与了地处长三角的常州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探索出了较为成功的培训措施，在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2009年，被常州市授予“常州市社会办学（非学历教育）A级单位”的荣誉称号；2010年，被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评为“社会培训先进单位”。下面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阐述在“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进行的实践举措，为我国高职院校开展此类培训提供借鉴。

一、创新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培训条件

农村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水平不高，在就业中势必与企业需求形成差距，针对这一特点，大力建设良好的实训基地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成为赢得政府和企业青睐的基础条件，也是培训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加大投入，创新实训基地建设

学院积极探索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结合、六合一”实训基地建设理念（即校内与校外结合，仿真与实操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小试与放大结合；车间与教室合一，教师与师傅合一，学生与学徒合一，作业与产品合一，教学与科研合一，服务与创收合一）和“SHER”的实训基地建设原则，即体现安全、健康、环保、真实。加强实训装置的研制，由学院自主设计研制的流体输送、传热实训、化工管路拆装实训装置获得国家专利，并向全国兄弟院校推广使用。目前，已建成38个实训中心（基地），250余个实验实训室，实践场所建筑面积达10万余平方米。其中，新型材料与建筑技术实训基地为国家级实训基地，焊接与检测技术、化工与分析测试、生物制药生产性实训基地为省级实训基地。先进的仪器、装备，真实的实训环境，优越的实训资源，开放共享的运行机制，为开展培训夯实了硬件基础。

（二）鼓励深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学院还积极注重师资队伍等软件建设，连续几年派出大量教师到国内外参加各类师资培训和进修，如派焊接专业、计算机专业教师等30多名到德国、澳大利亚培训；派出近100名教师参加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学院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中心已拥有近130名国家职业资格考评人员（其中高级考评员37名）；每年派出教师到相关企业一线进行岗位实践，提高他们的实践经验，成为双师型教师，目前双师型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70%，大大提高了社会培训师资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深受学员的好评；专门引进长期化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具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担任培训的实践指导教师。因此，学院建立了一支专业覆盖面全、培训层次较高、职业能力较强的师资培训队伍，为开展培训奠定了软件基础。

二、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包，构建社会服务平台

由于一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就业导向性，导致培训内容不能满足当前劳动力的社会、企业的需要［3］，为此，学院在拥用良好的实训条件和雄厚的师资力量的基础上，还开发了具有特色的职业技能培训包。［4］培训包的开发过程，是一个融合设计、论证、制作、实施和反馈的循环过程：首先根据常州市非学历教育机构办学水平分等定级评估材料的要求，邀请教育部门权威专家担任培训包总设计师，由他们具体指导，提出详实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授课计划等项目的规范要求，再由全体专业教师全程参与，建立实用合理的理论教学模式和实训教学方法，然后由专家进行阶段审核修改，最终形成一个集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和意见反馈为一体的培训包。

培训包的开发，构建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服务平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高职院校从根本上提高了培训的服务水平，满足了农村劳动者对专业技能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三、积极承办技能大赛，提高培训的社会影响

高职应将“承办各类技能大赛”作为提高培训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争取承办各类技能大赛。早在上世纪90代初期，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与常州市总工会合作，举办企业职工技能比武，之后学院更是将承办各类技能比赛作为开展校企合作的重要平台。2005年以来，学院先后承办了首届全国化工职业院校化工操作工、化学检验工的技能大赛，全国赛事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广泛赞誉，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继而赛事发展为由职业院校学生和企业职工共同参加的国家二级赛事。2009年，学院承办了第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的“中控杯”化工总控工技能竞赛（国家二级赛事），学院被主办方授予“突出贡献奖”。如今，学院常年与常州市总工会、人社局、环保局等部门合作，每年承办各类企业职工技能比赛，有效地搭建了政校企合作的交流平台，营造了“重尚技能”的良好职业氛围，提高了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社会影响力。

四、加强“政—校—企”三方合作，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区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职业技能培训鼓励政策，为高职院校指明了社会培训发展方向与目标。高职应在借助政府力量的同时，充分利用企业的相关资源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改革，使培训更贴进合市场需求；企业在与学校合作中，通过获得政府与学校的相关资源，达到提高职工素质和技能的目的。政府、企业、高职院校三方合作过程中实现多方共赢。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政府的指导下全面铺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周边区域的政府职能部门建立了长效的联动机制，与众多企业进行校企合作，量身定制开展各类个性化培训。2009年以来，学院相继开展“污染治理设施操作工、化工生产企业危险作业操作工、安全生产操作工”等培训达100余班次，培训农村劳动力3000人次，其中，还有400余人选择了继续教育，通过函授或网络教育学习专业知识，获得成人大专文凭，提高了培训层次。学院被授予常州市首家“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由此可见，“政—校—企”培训模式集大家之合力，平稳、快速、健康地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政府而言，建立健全了辖区用人单位用人制度，保证了就业准入制度的有效执行；就高职而言，培养了一批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发挥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企业而言，提高了员工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水平，优化了用工结构，促进了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陆秋.对高职院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思考［J］.文教资料，2013（21）：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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