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市场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农村劳动力市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标准

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四、结论和政策性含义

篇2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市场；农地流转；农户调查；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9-0038-03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08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各项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于农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既高度重视，也予以支持和鼓励。所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而且农地流转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也是必要的。但当前农村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完善，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具有怎样的影响？这则是促进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前对农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地流转的阻碍因素、机制及成因[1][2][3][4]；二是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资源禀赋、阶层分化、劳动力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5][6][7]；三是非农就业、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8][9][10]。辨证来看，既有研究丰富了我国在农地流转方面的研究内容，但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首先，以往理论研究中针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讨论较少；其次，以往实证研究工具主要为Probit或Tobit模型，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于此，本文在农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指标，运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并在所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7月至8月对天津市西青区、静海县和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临清市的农户和村庄问卷调查。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个行政村，在调查中，重点从非农自主择业程度、工资自主决定制度、就业流动自由度和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等方面对农户进行了调研，以作为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数据来源。本次调查共获得485份问卷，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错误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为439份，有效问卷比例达到90.52%。调查样本点分布见表1。

（二）变量界定

1. 因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在因变量的选择上，采用农户农地流转面积（指农地转出面积，因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农户可能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占家庭耕地的比率来代表农地流转的程度。

2. 自变量选取

根据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的回顾及问卷调查内容，将自变量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

（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

（3）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主要用四个指标来表征：非农自主择业程度用非农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衡量；工资自主决定程度用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来间接反映；就业流动自由度用外出农民工占家庭劳动力比重来反映；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采用农户做出的评价，分为三级，认为不完善定义为“1”、基本完善定义为“2”、比较完善定义为“3”。

（4）其他控制变量，四个区县的虚拟变量代表了某些难以观察的区域系统差异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如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冠县为“1”、临清为“2”、静海为“3”、西青为“4”。

各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三）研究方法

为了揭示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实际影响，必须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确定不同因素的具体影响和影响大小。具体模型结构如下：

式中Yi表示第i个农户转出农地的比率；Xi1为年龄；Xi2为受教育程度；Xi3为家庭劳动力数量；Xi4为人均耕地面积；Xi5为非农自主择业程度；Xi6为工资自主决定程度；Xi7为就业流动自由度；Xi8为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Xi9为区域虚拟变量；εi为残差。

研究中采用OLS和FGLS方法进行估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利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从两种回归方法来看，模型对于农地转出率的解释程度在90%左右，统计检验也十分显著。不同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相似，这说明估计结果是相对稳定的。

表3 自变量统计性描述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一）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年龄和文化程度两变量无论是OLS法还是FGLS方法都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外出务工和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小，越不倾向于流转出土地，而随着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农民流转出农地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高。

（二）家庭特征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只有家庭劳动力数量在FGLS回归方法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在OLS回归方法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因素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并不确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劳动力越多，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会带动其他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不会流转农地；二是家庭劳动力越多，但都没有外出务工，而是转入更多农地进行农业耕作。

（三）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除了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变量在OLS回归方法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都通过了1%、5%或10%的显著性检验。在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四个变量中，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即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对农地转出率影响最大，该变量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528，即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农地转出率增长52.8%。这反映出农户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市场对增强农地流转的重要性。就业流动自由度即外出农民工占家庭劳动力比重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也比较大，回归系数为0.423。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以后应逐步增强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农民非农就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区域虚拟变量中，OLS和FGLS回归方法的结果都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随着经济水平提高，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民会逐步流转出土地，转移到非农就业岗位中。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以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劳动力数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四个变量中，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对农地转出率影响最大，回归系数达到了0.528，即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农地转出率增长52.8%。就业流动自由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也比较大，回归系数为0.423。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业非农就业素质，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提供现实基础；二是建立和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为农民提供公平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促进农民参与多种形式的就业；三是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增加农民自我保障信心的同时降低其对土地保障的依赖性，减少农地流转的阻力。

[参考文献]

[1]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35-45.

[2] 田传浩， 贾生华.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 经济研究， 2004（1）：112-121.

[3] 钱文荣. 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宁、奉化两市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5）：154-160.

[4] 俞海， 黄季琨， Scott Rozelle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J]. 经济研究， 2003（9）：9-20.

[5] 游和远， 吴次芳. 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 管理世界， 2010 （3）:65-75.

[6] 詹和平， 张林秀.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9，18（7）：658-663.

[7] 许恒周，郭忠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21（3）：94-98.

[8] Yao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 [J]. Land Economics， 2000， 76（2）：252-266.

[9] Kung， James Kai-sing.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395-414.

[10] 贺振华.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 一个分析框架[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6，8（2）：72-78.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Market on Farmland Transfer：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in Rural China

Xu Heng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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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开发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的中心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众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把握这一群众性实践,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积极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状况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是: ①总量丰富,过剩严重。全国有9亿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这9亿多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约4・9亿,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从这个现实可以认定,我国乡村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如果按发展集约农业的要求来测算,我国农村失业人员将会更多。②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部门对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的低限估计为4000万人,高限估计约8000万人,即使平均按6000万人计算也已占到农村劳动力的14%,在部分省区这一比重还要高。

二、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的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所经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为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容量来安排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条件下开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接收剩余劳动力的容量已基本达到饱和,由于乡镇企业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劳动力重新“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动力,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形成的前向牵引力,以及农民观念更新和宽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形成强大的“民工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的新阶段――城市化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向二、三产业转移,城市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因此城市化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经阶段。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①转移方式向有组织化过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组程度有所提高,出现了定点外出、以老带新、包工头组织、经纪人介绍等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培育外出就业和管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劳动力外输逐步向规范化、有组织化过渡。②转移方向以省内为主,跨省流动有所增加。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4%,但流动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66・3%,在省内流动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动的增加了329・3%,说明跨省流动的外出劳动力明显增多。③就业结构多样化。过去外出劳动力就业结构偏低,一般以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为主,主要在“廉、粗、苦、险”等岗位就业。随着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业结构也向着高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目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农业、运输业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劳动,有的民工已在机械制造、轻工、电子等行业从事较复杂的技术性劳动。

四、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对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应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笼统地提倡放开城门或让农民自由进城落户也是不尽合理的。增加就业机会靠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和扩大或建立新的产业。②控制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并行,构建劳动力增长与转移规模相适应的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固然有农村生产力提高推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因素,但隐藏在背后的症结却仍是人口数量的控制问题。脱离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单方面采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解决程度将取决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控制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因此必须“节源”与“增路”并行。③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管理职能。虽然目前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配置生产资料和资源。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不应被忽视,政府应保证其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一方面要对宏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进行指导和协调,使其不畸型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抓紧制定地方法规,使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④创造优良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劳动力输出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外出劳动力一般青壮年比例较高,而且文化结构和技术素质也较高,他们一般都学习了一定的技术,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资金。这部分人如果长期流入外地,势必会对流出地造成较大损失,从根本和最终解决劳动力开发问题也应在农村内部自身解决。因此,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这部分人得到锻炼后回乡创业。综上所述,我们面前的选择只能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方式,校正和解决现有的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诸多偏差及其产生的问题,开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2史同广,王慧.山东陵县冬季农业开发模式的探讨.经济地理,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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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　阳光工程项目实施以前，绝大多数农民的转移是自发的，分散的，其主要形式是亲朋介绍。几年来，通过阳光工程，全省共培训学员56万人，其中80％以上是有组织转移出去的。

1.2　转移人数逐年增多　近四年来，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较快。2004年比上年增加30万人，达到241万人，2005年又比上年增加了65万人，去年增加23.5万人，今年预计比去年增加20万人。

1.3　劳务收入逐年增加　到2009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350万人，农村劳务经济总收入达219亿元，分别比2004年增加45.2％、172‰农村人均劳务收入1515元，农村人均劳务收入已达总收入的30％。

1.4　农民转岗就业能力逐年增强　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涉及建筑装饰等12类76种岗位，较好地适应了广大农民转移培训的需求。广大农民经过培训，较快地适应了转岗需要。

1.5　对社会的贡献逐年增大　农民工为我省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据初步调查，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已成为我省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就地就近就业增势强劲　2009年全省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86万人，占转移就业总数的56％，比2008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的成效

2.1　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2003年全省劳务收入70亿元，到2009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350万人，农村劳务经济总收入达219亿元。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村，几乎整个村全部外出务工。

2.2　培养、造就一批农村经济发展实用型人才，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外出务工使农民从“田间”跨入“车间”，从传统农民变为“产业工人”，从封闭的内陆转移到沿海开放地区，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学到了先进技术，积累了管理经验，不少人返乡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他们把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方法带回本地，在家乡建没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2.3　促进了农民观念更新，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外出务工人员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也带回了发达地区的新观念、新思路，对家乡群众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去的是一个人，挣回的是资金，学到的是本领，改变的是一生，影响的是―代，造福的是子孙”。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搬到城镇居住、创业。据阳光办2009年底统计，全省长期在外打工人员195.4万人。

3　存在的问题

3.1　劳务经济总量不大、转移质量不高　虽然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均连年递增，但从总体上看，劳务收入占农村经济发展总量比重还很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水平与发达省份比还比较低。

3.2　投入少，工作运行困难　目前我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上投入经费少，工作运行主要靠国家阳光工程项目经费。尽管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工作规范性强，组织化程度较高，但由于投入较少，工作运行经费紧缺，全省广口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还主要是自发、无序的。在经费投入上，我省与发达省份还有很大差距。

3.3　示范性培训规模不大　每年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近20万人的培训规模与几百万人的培训需求比，缺口很大。

3.4　培训结构不优　就全省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还处于初级层次阶段，与培训一定比例高技能人才、实现稳定就业的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4　加快我省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

4.1　增加资金投入，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培训补贴范围　通过增加资金投入，让更多农村劳动力掌握一门非农就业技能，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加他们的转岗就业机会。提升农村劳力转移组织机构的工作水平，提高我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组织化水平。

4.2　依托我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几年来，通过在税费、信贷、水电、土地等方面扶持政策的落实及全面推进“111工程”、开展“创业杯”竞赛活动、构建产学研联结平台等措施，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较快，企业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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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模式；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 (2012)02-0046-02

2010年初，河南省政府以第1号文件形式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攻坚”的26条意见，明文规定涉农的21个专业定为免费教育，半工半读，顶岗实习，助学金等一系列特惠措施、制度，为农村职业教育加入了助推剂，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却遇到前有未有的发展瓶颈，一方面表现中职学校对年轻人和家长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表现出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课程、培养模式、培养目标与劳动力市场出现脱节。本文旨在通过我校学生顶岗实习存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探寻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对策。

1 顶岗实习中问题的形成原因

1.1 学校管理体制、培养模式

1.1.1 学校办学急功近利 在农村，职业教育除了硬件条件不足外，更深层次的还在于对于职业教育认识上欠缺以及培养模式的陈旧。在管理层面上，一些三年制的学校在校内基本局限于“2+1”或“1+2”的管理理念，即学生在校内学年，然后送到企业去顶岗实心一年，或者在校内学习一年，然后送到企业二年，这源于经费不足或者考虑经济效益过多。同时在教学安排上，基本沿袭的是普通初中或职高那种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没有根据职业技术学校的特点，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校内实训，“学一技之长，谋就业之路”几成一句空文。

1.1.2 使用教材与企业实际相互脱节 一方面表现在教材内容的陈旧，没有与时俱进地做好更新工作；二是教材连贯性不强，知识出现脱节；三是教材的实用性不强，理论偏多，实训科目的设置既少也无法完全开展。

1.1.3 教学模式的单一 一方面表现在教师唱独角戏的“单主体教学”模式上，“传道授业解惑”，没有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形成“老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现代职业教学模式；二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过分强调知识，而忽视操作技能的培养，表现在课程设置没有足够的学生实训空间与时间，课程编排与设计有失合理。

1.2 顶岗实习管理不到位。 用人单位在学生到岗以后，大多学校采取的是“放羊式”的管理，或者说派一名实习带队老师，缺少对学生有效的管理与教育；同时实习企业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最多在学生进厂前开展一下安全纪律方面的教育，而缺乏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得学生在一种放任的状态下，又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出现消极退却，进而怠工，旷工，直至逃跑的现象。

1.3 学生素质有待提高。中职学校门槛低，入学容易。现在的中职学生，生源年龄偏小、综合素质偏低，基本属于“淘汰产品”，中职学生起点较低。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经常迟到，早退；由于学习基础差，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学习毫无兴趣，以致产生厌学情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心理发展错综复杂，不注意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学校环境和工厂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感到茫然，意志力薄弱，不能吃苦耐劳。

2 应对对策

2.1 转变职业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模式。 首先要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传承的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摒弃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特别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学校校长，更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其次要大力开展研究新的职业技术教学模式，

坚持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教研，夯基础，重技能；三是加强对现有教材的研究，组织撰写适应于劳动力市场要求的实用性教材，保持教材的连续性，突出实用性特色； 四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双师型”老师队伍。

2.2 实行带队老师负责制，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 职业教育要办得好，肯定离不开企业、行业发挥的作用，对企业也要有一定的寄予，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产业的一支，实行产业化办职业教育。强化企业职工培训。因为现在企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下岗职工转岗需要大量的开展企业职工培训。进一步发挥企业办好现在已有的职业学校可以联合办、也可以单独办，也可以和职业学校合作办。应该建立企业接受学生的实习和教师实践的制度，推动校企合作联合办学。要推动职业学校更大范围的工学结合。企业在用工上一定要执行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我们要大力气提倡企业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活动。学校应与企业协商，实行带队教师负责制，积极配合企业做好学生角色由学生——准职业人的转变。

2.3 注重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 苏州园区某企业在面试员工时候，对面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很高要求。比如对面试人员的仪表、口才、知识、经验、进取心、智力、诚意、持久力、说服力、感召力、性格等方面都进行具体的规定。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经验是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积累的，而员工的进取心、诚意等内在心理素质的东西是要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培养和提炼的。还要求我们的学生在内心里要具有能够为他人服务的人际交往意识。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中职学校的教育必须综合考虑学生择业、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需要。

通过我们对近400名顶岗实习学生调查问卷了解到，世界500强企业，在关注学生技术水平的同时，更多看重的是学生们品质方面的东西，希望学生在既有的性格中有进取心，有团队合作意识等。其中百得公司的经理就表示“员工某种技术不会，我们可以培训。一周、两周、一月、两月、三月，总可以教会。而如果是品德方面的问题，那么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了。”

2.4 科学安排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实际上是将“应知”、“应会”的知识或技能在实习过程中反复训练，以致达到提高工作技能的目的。这就要求学校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实际与个人兴趣，寻找合适的企业，在不同岗位上开展实习轮训，以提高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中途退却的人数和比率是不一样的，这固然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但也折射出学生顶岗实心安排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