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已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本文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视角，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通过跨期效用限制模型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跨期效用限制模型

一、微观基础分析

要研究货币政策效率，首先要弄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利率一直受政府管制，没有完全市场化，使得中国的货币市场需求不能完全反应到利率上来，利率传导受阻，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主要的传导渠道是信贷和金融资产价格，本文将通过分析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股票市场来揭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资产调整将改变对不同资产的供求，引起消费需求和货币需求的变化，改变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因此会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本文采用跨期预算分析方法的2期模型来研究其作用机制。在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中加入股票资产。根据货币效用理论，货币可以给持有者提供流动性，是决定微观经济主体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下，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问题。假设家庭各期之实际所得分别为给定值 ， ，存在借贷市场，并且初始借贷值为 ，市场名义利率为 ， 为名目所得， 为各期消费， 为各期股票成交量， 为各期股票价格， 为实业投资量。通过化简，得到最终的跨期预算限制式：

（1）

通货膨胀率为：（2）

则实际利率为：（3）

由（1）（3）式得：

（4）

此式的左边是终身财富，右边是合计支出。

另外，假设微观经济主体将自己所有的财富在两个时期里花费，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是：

（5）

称为时间偏好率，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在此假设效用函数是二次函数的形式，即：

由无差异曲线和限制线可知，效用最大时应满足的条件是效用函数与限制线相切，即两者斜率相同，因此对效用函数（5）求全微分，得到：

（6）

代入二次函数的导数得：

（7）

整理可得最优未来消费水平：

（8）

我们再假设第二期的预期收入由预期变卖股票资产所得，预期实业投资所得和其他预期收入组成，即： 。由（8）以及限制函数（4）可得当前最优消费水平：

（9）

由（1）得，通货膨胀率为：

（10）

由（8）可知，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根据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当前消费、未来消费和储存货币，在效用函数中各参数不变时，当前消费的提高将引起未来消费的上升。由（9）和（8）可知，未来预期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 越是比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大，则当前的消费和未来消费也越大。长期中，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当预期股票价格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将加大投资量，因此，预期股票价格将影响未来的投资量。由式（10）可知，在各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股票投资额与预期的股票投资额的比率越大，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就越大，说明消费者的预期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本期投资额也将影响物价稳定。

正因为股票价格变化情况影响股票投资，而股票投资量又影响消费，货币需求和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才能通过消费和货币需求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并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未来收入 ，只能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安排消费和货币需求。从（8），（9）和（10）可知，当股票市场不完善时，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那么股票价格上涨并不会提高预期未来收入。因为不完善的股票市场上股票价格变幻莫测，只要微观经济主体没有将自己的股票变现，那么股票价格的暂时上升就不能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上升，微观经济主体就会增加股票投资.但是，由于预期未来收入没有提高，那么股票价格的上升将迫使微观经济主体减少当前消费和货币需求，以购买更多的股票。在公式（9）中， 上升，而 不变， 下降。

由此可见，股票市场的发展在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上有如下影响：（1）股票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2）如果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则股票价格的上涨反而会降低当前消费，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无法显现；如果股票市场发展完善，那么股票价格的上涨就会提高当前消费，产生财富效应。（3）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将避免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股票市场的过分悲观，从而稳定物价，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反之，将阻碍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途径。

二、结论与建议

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向微观经济主体传递货币政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理论分析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结构，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改变了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若货币当局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这将加大货币当局通过调节货币流通量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货币当局必须根据股票市场发展状况不断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方法，提高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篇2

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设，然后分析了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主要挑战：1.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2.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3.信息对传统营销构成了挑战。4.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关键词 信息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2]邹薇.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

篇3

曾小彬 

内容提要: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对二者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选择,而是对其一定组合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使达到既定调控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最小或支出既定成本代价所获得调控收益最大;因二者的利弊得失相对不同的调控客体有不同的情形,故对其作用的评价应在针对具体调控对象作具体分析之后,而不应在此之前。 

关键词:市场调控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收益线 

作者简介:广东商学院城市经济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不同国别、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现实的经济调控机制,按照调控主体的不同,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调控机制,一类是政府调控机制。这两类经济调控机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依据何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方为适宜?这既是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 

   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 

   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作用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与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与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与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二者作用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二、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与配置的标准 

    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依据的标准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推崇政府调控机制,贬低市场调控机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调控机制的评价与选择,依据的不是经济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认为市场调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有悖于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故必须摒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符合经济的本性及其发展要求,依据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们开始从对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寻找选择经济调控机制的依据。这种做法显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这种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层次,故仍难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科学明晰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依据,只能从经济调控活动相关的成本与收益量的对比分析中去寻找。人们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宏观经济效率。由经济调控活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视为是经济调控活动的产出或收益。进行任何经济调控活动,都要有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为获得经济调控收益而支付的经济调控成本。经济调控收益扣除经济调控成本后的余额,即为经济调控净收益。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实质,就在于找到一种经济调控机制组合,通过其运行,使所获得的经济调控净收益最大。 

     为了进行经济调控成本与收益分析,有必要引进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三对范畴。 

    市场调控成本,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市场调控机制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市场调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信息费用与契约费用等)和市场调控损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备性、短期性与调控时滞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性损失,由市场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等)。 

    政府调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政府调控活动是一种通过行政指令而实施的调控活动。就某一调控活动的全过程而言,政府调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拟定与费用;指令的传递与接收费用;对指令执行的监督、协调控制与激励费用;指令执行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费用四大部分。政府调控成本还应包括政府调控损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原因或决策信息的不完备而错误指令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确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的强制性而对指令执行者创造性、主动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等等。市场调控收益,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政府调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成本。在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市场调控成本、政府调控成本分别与市场调控力度、政府调控力度正相关,故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的此消彼长,便意味着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此消彼长。假设总调控成本为E,市场调控力度为X,为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a,政府调控力度为Y,为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b,则Z=aX+bY。等调控成本线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投影,亦即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不同组合的轨迹。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可以有无数条互相平行的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成本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高;反之,等调控成本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低(见图1)。 

    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收益,即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综合运行对经济调控总目标实现所作的贡献。等调控收益线,就是在总调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不同组合点的轨迹。经验事实表明,市场调控收益(或政府调控收益)与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呈非线性相关变动。具体说来,随着市场调控力度增强(在经济总调控力度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减弱),其边际市场调控收益递减(边际政府调控收益递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调控收益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斜率ΔYΔX(ΔY表示政府调控力度增量,ΔX表示市场调控力度增量)是处处不相等的。它表明对应于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随着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强,单位市场调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力度(或单位政府调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同样可以有无数条互不相交的等调控收益线。等调控收益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调控收益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收益越低(见图2)。 

    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所谓最佳组合,或者是可使获得等量调控收益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调控成本所获得的总调控收益最大。根据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的关系,可找到这一最佳组合点。经济调控目标一经确定,所要获得的调控收益值及等调控收益线也就随之确定。这条等调控收益线必然与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无数条等调控成本线中的一条相切,其切点就是使既定经济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见图3)。 

    在图3中,R为等调控收益线,它与等调控成本线C1、C2分别相切与相交。E2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条等调控收益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均能实现所设定的调控目标,但E2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无疑高于E1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E3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等调控成本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却低于E1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唯有等调控收益线R与等调控成本线C1的切点E1所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才是以最低的调控总成本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的最佳点。设市场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m与MRm,政府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G与MRG,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m,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G,总调控成本为C,则最佳组合点E1满足下列条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线性也就是说,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点是在总调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单位货币所获得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相等的点。 

     在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注意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因其自身的性质与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对同一力度的市场调控或政府调控,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换言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是各不相同的,进而两种调控机制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鉴于此,在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作用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价与对其组合作出选择时,切忌一概而论,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同类型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 

    三、几点结论 

   1 相对现代经济活动而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选择,而只能是对二者调控力度最佳组合点的确定。 

   2 无论是市场调控机制,还是政府调控机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们既不是只获益无需支付成本代价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价而无益处的。因而,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应树立经济观念,严格遵循经济合理性原则,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的依据只能是“使达到既定的调控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价所获得的调控收益最大”。背弃经济合理性原则是不科学,不足取的。 

篇4

利率是金融资产的价值表现，它作为经济杠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利率不仅可以了解国民经济是如何以利率为桥梁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可以了解微观金融资源价值的最优配置。利率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它能够调节社会资本供给，利率也可以调节投资，它对投资在规模和结构两方面都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对资本流动所起的导向作用，通过实行差别利率政策，影响资本的流向。利率还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要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须保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断变动，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即从不平衡走向平衡。而利率对供求总量的平衡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对企业而言，利率能够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对个人而言，利率影响其经济行为。一方面，利率能够诱发和引导人们的储蓄行为，合理的利率能够增强人们的储蓄愿望和热情，不合理的利率会削弱人们的储蓄愿望和热情。另一方面，利率可以引导人们选择金融资产。在现实生活中，利率发挥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某些人为的因素或非经济因素可能会使其作用的发挥受到种种限制，要使其发挥作用，适当的利率水平也起着决定作用。过高或过低的利率水平都不利于利率作用的发挥。利率水平过高，会抑制投资，阻碍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利率水平过低，又不利于发挥利率对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因此，各国金融管理部门或中央银行都十分重视利率水平的确定，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市场化利率决定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应逐步确定并适时调节适当的利率水平。

对影响利率波动的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影响利率的基本因素有储蓄、投资、货币供给和需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投资或货币需求量增加(减少)时，利率将上升(下降)；货币供应量或储蓄增加(减少)时，利率将下降(上升)。而我国由于利率受到管制，对利率波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对利率的研究将会成为热点。那么在利率完全开放之前我国利率的调整与投资、储蓄、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如何？符不符合理论分析？本文将利用计量模型对因素的长期波动关系做简要分析。

二、数据选取和计量经济模型建立

影响利率的因素很多，如平均利润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等。为了影响因素的可数量化和收集，本文选取的原始数据为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R，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居民储蓄存款S，均为年度数据(贷款利率的年度是以月为权数加权得到)，样本区间为1995年到2004年，共10年（表1）。并利用EVIEWS软件对上述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以及对该方程进行统计检验，即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线性回归方程：R=a+bI+cS+ε。利用OLS法估计该回归模型参数，并对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检验。所得估计模型为：

R=11.89856+0.000346I-0.000255S

（3.735301）（-4.978289）

R2=0.897326F=30.58857

D.W=1.305592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R2=0.897326，表明该回归方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相当高，在一年期贷款利率R的变动中，由解释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居民储蓄存款S变化引起的为89.7326%。表明了本文选取的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变动对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系数b=0.000346，表示整个样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每增加1亿元，一年期贷款利率R将上升0.000346%，b为正数，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一年期贷款利率R呈现正相关关系，符合投资和利率变动的客观经济规律。系数c=-0.000255，表示整个样本期，居民储蓄S每增加1亿元，贷款利率R将降低0.000255%，c为负数，表明居民储蓄S与贷款利率R成负相关关系，这与现实中居民储蓄与利率成反向变动相吻合。

另外，在方程显著性检验中，F=30.58857(>临界值)，通过了检验，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居民储蓄S对一年期的贷款利率R的整体影响显著。在变量显著性检验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的P值为0.0073（＜0.05）通过了T检验，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对一年期贷款利率R的影响显著。同样，居民储蓄S的P值为0.0016（＜0.05），通过了T检验，认为居民储蓄S对贷款利率R的整体影响也显著。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从长期观察，一年期贷款利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同向波动，而与居民储蓄呈反向波动，这符合古典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也部分符合新古典学派关于利率的理论。同时可以看到贷款利率对投资的边际倾向为0.000346，而对居民储蓄的边际倾向为0.000255，这说明一年期贷款利率对投资的变化更为敏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在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运用利率杠杆调节投资的作用显著，二者的密切联系导致投资的变动对贷款利率的影响比居民储蓄对其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它们对利率的弹性仍然很微弱，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微弱，可能是因为我国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强，虽然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对利率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但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不占多数，我国投资的利率弹性依然很弱。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弹性低，可能与我国的居民收入偏低、资本市场不发达有关，这是因为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利率的升降很难令居民从维持生存和温饱的消费部分中压缩一部分用以增加储蓄，因此，居民储蓄对利率的作用不敏感。同时，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同样制约着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弹性。

上述模型只是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一年期贷款利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描述。我们知道这种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影响利率的因素较多，诸如上文提到的平均利润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等因素在模型中均未体现出来。在制定利率水平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修正。

设修正值为D，修正后的模型为：

R1=11.89856+0.000346I-0.000255S+Di

Di=D1+D2+D3

式中：D1为平均利润率，D2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D3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

篇5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篇6

一、关于利率和利率市场化的知识回顾

(一)利率的功能和作用。利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率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息水平,表明利息的多少。同时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具有调节经济的功能,对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率的一般功能包括中介功能、调节功能、分配功能、动力功能与控制功能。利率的作用表现在宏现经济与微观经济活动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作用是相当广泛的。从宏观角度说,利率对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对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对物价水平的升降,对过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对汇率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而对经济成长和就业等,利率都是重要的经济杠杆。从微观的角度说,对个人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和投资影响非常直接。同时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利率充分发挥作用,应逐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二)利率市场化。通过查阅文献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它就是将利率的决定权最终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和对金融市场动态的判断来自行决定是否调节利率水平,最终根据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和货币市场的利率,由市场的供求决定金融机构的利率。由此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对我国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

二、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一直贯穿于我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主要的进程如下:首先,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即此时期央行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此同时央行放开对其上限管制,实现利率水平完全由拆借双方自主决定。其次,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此时期证券交易所市场通过利率招标等多种方式率先实现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与此同时央行实行存款类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统一转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实现国债交易利率市场化。最后,贷款利率市场化在此期间我们可以了解几个数据2004年,经过多次调整,央行取消贷款上浮封顶,贷款最多下浮到基准利率的0.9倍;2013年,央行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个人住房贷款暂不调整),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实现市场化。此期间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三、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取得的成果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可小视,利率的一般功能包括中介功能、调节功能、分配功能、动力功能与控制功能。在货币市场利率放开的进度比较快的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当然不可否认利率的中介功能。与此同时,一方面逐步实现货币市场利率品种的市场化,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市场转贴现利率、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利率等。充分完善了利率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不断简化存贷款利率管理,提高了商业银行管理利率的自主性,当然这是建立在利率的控制功能的基础上。

四、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足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阻力大,动力不足

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了中后期,而在初期,改革的结果可观,也使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改革的决心和动力都非常大,推动了改革的发展,但当改革进入了关键的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些能够具有影响政府政策的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有时会阻碍利率市场化的发展。

(二)金融企业制度不完善,没有合理的利率定价机制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在利率市场化之后,金融中介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依然存在着行政管理色彩浓厚,机构设置不合理;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业务制度不健全;信贷资产质量不高,违规经营时有发生等不足之处,不利于金融中介市场主体的发挥和市场化利率的形成。另外,当前我国的利率管制基本上还是国家控制型,各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利率定价机制来确定利率,然后报中央银行备案。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监督各商业银行的利率实施状况。这种利率管制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利率传导机制,使得人民银行主观确定的利率水平难以真正体现市场均衡,从而降低了利率的宏观调控效能。因此,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企业制度,理顺利率定价机制。

(三)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其他金融改革影响较大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单独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随着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对金融机构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会出现不必要的影响。

五、就我国利率市场化不足的完善措施

首先,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引起利率水平异常波动的最重要因素。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银行和企业间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波动幅度降低,降低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率不良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创造了一个平稳良好的环境来发展利率市场化,这显然为利率市场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次,更好的发展市场经济,稳固微观环境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才会对金融活动有多样化的需求,才能为金融改革的成功提供可能。我国要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为了实现利率作用的传导顺利实现,一个重要条件是众多企业对利率变动必须反映灵敏,并迅速做出调整政策,拥有稳固的微观环境。

并且,要建立更好的金融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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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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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路径选择；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91-02

2013年刚刚下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可见，实现利率市场化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比较

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选择的路径不同，改革实践出现了“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

（一）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

1.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自1970年美国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70年开始，美国逐渐放松了对不同额度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利率上限管制。第二阶段自1980年开始，美国按照从大额定期存款、小额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利率逐渐放开的顺序取消了存款利率管制；而贷款利率除房贷等少数利率外，其他贷款利率也相应逐步放开。第三阶段自1983—1986年，美国彻底废除了“Q条例”，利率水平由资金供求双方自主决定，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任务。

2.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也是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78年开始，先后放开了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和票据发行、转让利率，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发行利率。第二阶段自1984年开始，在存款利率方面，进一步降低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发行的标准，并放松对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贷款利率则是由法定水平决定改为由平均融资利率确定。同时，日本银行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获得市场融资。第三阶段自1991年开始，日本逐步放开了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小额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同时停止利率窗口指导。至1994年，存贷款利率全部实现了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

（二）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

1.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自1971年，阿根廷率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利率自由化改革，但不到一年便中途夭折。1975年，阿根廷再度启动利率自由化，取消了储蓄存款以外的其他存款利率限制。至1977年6月全部放开利率管制，在两年多时间里就完成了利率的全面自由化。同时，阿根廷还进行了其他方面如金融机构、资本项目等方面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由于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逐步推进，最终导致金融秩序出现混乱，并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在此形势下，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重新对银行部门采取直接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前功尽弃。

2.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智利于1974年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资金价格的管制，允许私人设立金融公司，并提高利率管制的上限，至1975年4月全面取消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同时，利率市场化还与银行私有化、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等同步推进。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所用时间非常短，仅用了两年时间。由于利率放开后金融监管不力等原因，智利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政府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挽救，银行存贷款利率也不得不重回管制状态，利率市场化改革宣告失败。

（三）国外实践经验的启示

1.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有序推进

从利率市场化经历的时间看，美国和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分别都经历了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而拉美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通常只进行两三年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美日两国政府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审慎的态度。从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看，美日两国基本上都是先国债利率后存贷款利率，先长期资金利率后短期资金利率，先大额存款利率后小额存款利率。这种渐进式的选择更容易成功。

渐进式的改革既能够有效防止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又可以“倒逼”各金融机构成长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具有自主定价能力，有效控制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过程中的利率风险。

2.利率市场化改革需有制度基础做保证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具备一定的制度基础，逐步稳妥加以推进。如利率市场化进程需要在宏观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启动；需要完善的金融市场为基础；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要有健全的运营机制，同时政府也要肩负起监管职责等。

3.利率市场化改革既要进行适度的金融创新，又不能盲目推进金融自由化

从美日两国来看，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都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这些创新产品既达到了通过金融创新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又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促进了银行业务的拓展。而拉美国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同步推进其他诸如放松对金融机构设置的限制、开放资本市场等金融自由化措施。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矛盾丛生，顾此失彼，导致改革结果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必然会失败。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最先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本着先外币、后本币，先农村、后城市，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

至2008年4月，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及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目前，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

三、稳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建议

（一）保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基本前提，在经济增长平稳、物价稳定、实际利率为正、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背景下实施利率改革容易成功，这是因为资金供求平衡时放开利率产生的金融服务竞争不会推升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银行和企业间维持稳定的关系，降低了信息不完全对双方行为的约束。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但今后应继续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加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二）培育具有市场化行为的微观经济主体

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微观经济主体必须能够根据利率变化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否则利率市场化机制就会因失去微观经济基础而难以发挥作用。首先，要按照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赋予其在竞争性市场中的定价权。并促使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其次，还要培育大量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会有理性的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资金才会实现优化配置。

（三）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环境

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因素，其有利于形成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首先，我国要加快推进民营银行试点，加快小额贷款公司转为银行的推进工作，通过设立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市场工具，通过提供多样化、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来竞争，产生合理的均衡价格，确保价格真正由市场来确定，进而保障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竞争机制和自主定价权。

（四）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防范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金融风险的前提。严格高效的金融监督体系可以抑制银行经营风险，弥补改革政策设计不足，熨平金融市场风险波动。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保持中央银行的调控力度和对市场的影响，不断摸索建立以市场利率体制为契机，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五）适度的金融创新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业会面临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的问题，应鼓励商业银行逐步实施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加快金融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尤其要开发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和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推出多种理财产品，今后还要进一步探索增加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工具，特别是要研究并适时推出利率期权、利率掉期和利率远期协议等衍生交易品种，为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

（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保证，其在防止银行挤兑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和政府的信用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进行担保的隐性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建立一种更加符合市场运作特点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中指出，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实施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各方面已形成共识，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可见，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已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尹继志.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改革路径选择[J].金融与经济，2012，（5）.

[2] 陈鸿祥.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基础与路径安排[J].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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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是沟通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重要平台，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关系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考察资产价格渠道依附的平台是否存在；股票市场的波动直接与企业的市场业绩相关，因此股票市场使货币政策作用于企业市场业绩有了基础。

一、国外相关研究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起到重要作用，Mishkin（2003)的研究表明股票价格通过投资渠道、财富效应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和流动性渠道沟通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投资渠道的理论基础就是TobinQ理论，股票价格上扬时，企业市场价值大于其重置成本，TobinQ值会随之增加，促使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进行融资，企业对新设备的投资也将增加，最终使总产出增加；财富效应理论的首创者Modigliani认为股票价格上涨使微观主体财富增加，刺激消费者的当期与未来消费，进而促进经济体总需求与总产出的增加；资产负债表理论认为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净财富提升，带动企业可抵押资产价值上升，外部融资溢价降低，从而刺激了企业的投资需求，最终推动产出增加；流动性渠道认为股票价格上涨增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流动资产比例，对未来发生财务危机的预期降低，于是将增加固定资产等的配置，从而拉动了总需求与总产出。然而，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是否有影响，以及对这种影响如何定性这一问题，研究者对之莫衷一是。Levine and Zervos（1996）证明了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Harris（1997）对此观点并不赞同，其经验证据表明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他还指出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致使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不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当弱，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跃程度确实解释了人均GDP的增长率。

对于是否应该将股票市场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视野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争议。B. Friedman(2000)利用较长时期的数据对美国股票价格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股价对通货膨胀与产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股价不会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传递有效的信息。Rigobon and Sack(2003)的研究却认为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经济，标普500指数上升5%，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会使居民部门所持财富增加5780亿美元，假设股票市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为4%,则总消费将相应增加230亿美元,带动GDP增长2.3‰，足以显示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因此美联储应将股票价格波动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因素。反过来，货币政策也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Rigobon and Sack(2002)利用美国公司数据检验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股票指数与货币政策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当短期利率上升25个百分点，会引起标普500下降1.9个百分点。同时Brown and Ball(1967)认为股票作为虚拟资本，不仅能从其波动中得到宏观经济及其政策的变化，而且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会计业绩。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发展程度分属不同的层次，所以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与国外研究也存在不同，吕江林、朱怀镇（2004）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股票市场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与资产价格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他们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效用。

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的结论与国外也存在差异，王一萱、屈文洲 （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两个市场的资金和价格变动无法相互影响，这项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是两个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贺京同(2002)对此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一级市场上，虚拟资本会显著影响经济活动的运行，上市公司通过直接融资渠道在一级市场进行的股票融资不可避免的造成其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致使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的效力相对减弱；同时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者为保证获取资本利得与避免资本缩水，不断地增持或者减持虚拟资本，使资金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转移，股票价格因为资本市场上资金存量的变动而波动，而货币政策的转变不断调节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存量，虚拟资本在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递链条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资本市场上的虚拟资本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裴平、熊鹏(2003)提出了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负面反制作用的观点，也即股票市场的“漏斗”效应，他们将宽松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归结为：宽松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大量货币供给“渗漏”到股票市场，而不是作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使我国积极货币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进一步他们认为出现货币供给在股票市场“渗漏”的原因是公众心理预期变化、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以及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我国学者对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达成一致观点，这可能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有关，但是他们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探索了一条从货币政策到资本市场再到微观企业的研究通道。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2)分析了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提出的若干挑战: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挑战,股票价格的变动已经开始对一般商品价格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加复杂，他们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价格的变动,但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些研究表明,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股票价格确实具有一定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并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我国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方向尚不明确。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存在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搭建了联结纽带，但就股票市场来说，其风险大、易波动，如果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那么股票市场的波动必然会带动实体经济波动，所以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波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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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 市场化 改革 商业银行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让企业拥有经营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就是说，企业应该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对产品进行自主定价。那么，金融机构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当然应该具有自主定价权。改制之后，我国的银行类金融机构都已经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经营权，却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经营。尤其是在现阶段利率还受中央银行管制的情况下，各商业银行无法根据市场供求灵活调整利率，无法真正实现金融产品自主定价，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第二，这是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势头下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余额宝的出现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余额宝活期存款利率高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但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余额宝对年轻用户的吸引力较大。这部分用户虽然经济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但他们却会因为方便网购、容易操作等原因形成对这类产品的依赖性。因此，在商业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这部分用户自然会更加青睐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这势必会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形成一种对抗之势。这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春天已经过去，商业银行必须面对互联网金融的竞争，这势必会倒逼金融机构进行自主改革，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利率市场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利率调控体系不完善，导致利率政策效应难以有效传导。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的存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双轨”运行，相互分离，在货币市场利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却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央行决定，各商业银行没有充分的自主定价权。这种“双轨”运行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重要的作用，它对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保持宏观经济的有序运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是制约利率政策效应发挥的一大因素。当存贷款利率不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时候，利率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的市场供求状况，不能有效地引导货币的流动实现货币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当利率不能反映货币资源的市场供求的时候，投资者、消费者也无法从利率的变动情况来准确判断应该如何调整其投资或者消费需求，利率政策效应无法得到有效传导，央行通过调整利率来改变投资和消费格局的政策目标就会难以实现。

其次，资金供求结构失衡，影响了利率作用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格局越来越明显，除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外，规模各异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中小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在金融市场上，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却并没有根据这种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在放贷的过程中，各商业银行都愿意为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对中小企业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常常出现银行降低贷款利率追着向没有资金需求的大企业放贷，而愿意接受较高贷款利率的中小企业却无款可贷的情况。此外，就商业银行体系本身来说，那些规模越大，风险定价能力越高的商业银行越是倾向于规避高风险贷款，且更加倾向于提供低利率贷款；而规模相对较小，风险定价能力相对较低的商业银行却更加愿意以利率上浮为前提提供高风险贷款，而越是高风险项目，它对利率上浮的敏感度越低。这就容易出现一旦高风险项目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企业和银行同时出现问题的情况。在微观经济主体不能根据利率的变化来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利率机制就会因为失去其微观经济基础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商业银行执行利率政策缺乏灵活性。这主要表现为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却并没有从经营理念上实现根本变革，其内部管理模式也尚不完善；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也没有形成成熟的防范和应对信贷风险的办法；商业银行没有成熟的贷款定价办法、对贷款质量的评估不足；并且在实行集约化管理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缺乏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决定存贷款利率的灵活性，对利率调整政策的反应较为迟钝。比如，就农村信用社而言，它应该以服务农户为目标，但它并没有在综合考虑农户的信用状况、规模大小、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和不同客户风险状况等具体因素的基础上，灵活实现利率定价。

三、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坚实的微观基础。对一个国家来说，多样化金融活动的需求都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且金融改革的成功必须要以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因此，为了顺利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要尽快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来带动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使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更上一个台阶。同时，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是因为利率政策发挥作用，必然要经过一定的传导过程，而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就是这个传导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而只有那些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才能够对利率政策的变动有很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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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节——电子政务服务于传统的调节资源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微观经济管理——信息网络手段被用于政府对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的企业化管理；

产业结构调整——电子政务建设在创造对IT产业巨大需求的同时，也在促使整个经济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移，“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战略直接带动了软件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电子政务直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开、透明、诚信、高效的有利环境。下面即对电子政务的上述四项具体经济职能进行讨论。

一、宏观经济调节

在物理环境下，政府一般通过法律与经济政策，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物价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杠杆工具来调节整体经济走向，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这些宏观经济杠杆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经济资源流向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行业，以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功能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需求调节作用。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为国民经济增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直接拉动了国内IT产业的发展。当然，从长远来看，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的这种需求拉动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与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落后状况密切相关。实际上，当前的信息化主要是硬件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信息化建设投资的骨干部分，待这一轮热潮过去之后，政府信息化的投资将归于平缓。因此，电子政务的这方面经济职能不应过分强调。

其次是决策辅助作用。正确的经济决策有赖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而这就要求建立综合复杂的宏观经济数据库，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及物价、资金流动、需求变化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这在以往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宏观经济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而导致的“政策失灵”现象经常出现。而在信息网络时代，凭借电子政务系统，中央或省级政府通过整合各政府部门在开展对企业和公众的管理与服务（G2B、G2C）以及在进行市场监管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经济信息，能够很快地应对市场信号的变化，随时对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实施引导和组织。在这里，有两点非常必要。一是宏观经济决策有赖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精细化管理（如通过应用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对重点经济活动主体进行管理与服务），并对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整理与系统分析，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政策信息；二是对反映市场形势变化的经济指标能够进行跟踪，及时了解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要获得这两方面的信息，必须确保以下两点：一是对中央各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信息能够进行整合，并能够及时地汇总各级地方政府的信息；二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管理体制的协调。这就要求克服部门信息孤岛、条块分割的弊端，从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表现形式来看，这就相当于要求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业务系统和各级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在业务协作与管理流程的一体化方面能够逐步“融合”。

中国早在1986年即开始建立国家经济信息系统（SEIS），开设了7个业务应用系统：宏观经济预测系统、企业和产品信息系统、价格和市场信息系统、世界经济信息系统、经济法规系统、国外贷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而从实际效果来看，SEIS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除了因为原先的服务计划经济的目的外，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与信息化的要求结合不够紧密、内部运作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上述要求对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进行调整与改革，通过体制改革、业务整合以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微观经济管理

从管理体制上讲，在物理环境下中国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实上存在着“条”与“块”分别管理的现象。从业务来看，“条”的管理主要包括税收（国税）、工商管理、检验检疫、海关等。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职能管理有日益收缩与集中的趋势，例如，从2004年开始，有关土地管理的权限又上交一级，实行省级直管。在“条”的管理中，又分“全垂直”与“半垂直”两种，“全垂直”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最典型的如海关、国税等；“半垂直”管理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等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管理，像土地管理、工商管理等。“块”的管理主要包括内外贸易、统计、人事、劳动保障等，在这些职能中，对经济主体及其经济事务的管理职能相对较少，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职能却比较多，如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水利等职能。

从实施情况来看，上述物理环境下的经济管理格局基本上被搬到了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政务领域。实际上，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务繁杂琐碎、费时费力，因此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代替人力从事相关的事务性管理，在电子政务发展初期，确实能发挥提高基层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增加行政透明度、防止腐败的作用。在这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电子政务最能体现这种作用，其业务类型包括有关的表格下载、网上企业申请登记、网上年检、资质鉴定、业务申请登记、商标管理以及各类行政许可事项等。其中每一类业务又都包含了不少的工作，如“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就包括“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坐商）及申请名称的个体（摊商）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的”这样三类工作，每类工作都必须交纳不同的手续材料。由于“条”的政府部门其工作职能相对比较专业，业务内容比较单纯，对其他业务整合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这些部门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少，也容易取得成效。同时，根据2002年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即17号文件）的规定，“条”的政府部门的信息化（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系统）的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建设资金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而这些职能部门的微观经济监管事务的信息化能够快速建成并取得实效。

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政府门户网站及其相应的电子政务互动业务来说就没那么好办了。除了因为网络建设资金的缘故外，更多的则是因为难以真正地开展网络互动业务。其实，就“条”与“块”在为企业提供方便的积极性方面，地方政府比“条”的职能部门更甚，因为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影响更大，而对“条”的职能部门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门户网站为企业提供互动的“一条龙”服务方面有着很强烈的愿望。现实中也是如此，那些希望实现信息共享的通常总是作为“块”的各级地方政府。然而，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要害环节都已被各“条”的职能部门所分割了，如工商注册登记、税收、海关等，地方政府要真正开展“一网式”服务，就得跟每个“条”的职能部门协商，而其效果却总是难以让人满意。因此，传统的物理环境下的一些制度安排开始与电子政务应用产生了冲突，而且原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到网络环境下变得更为严重了，如因职能或业务的明细分工而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这也就是当前政府门户网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源。所以，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展开，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进行迁移。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之外，电子商务则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又一项严峻的挑战。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手段难以应付。电子商务的最大特点是对其他交易环节的配套条件要求更高，如必须具备征信管理体系、网上支付、物流配送体系等做支撑。这就要求对原来的“条、块”分离体制进行调整，从政府管理职能上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从政策上讲，政府职能要从物理环境向网络环境转换，其关键是要处理好“条”“块”之间对微观经济管理事务的日常管理关系。这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条”“块”之间共享业务信息，二是“条”的业务权限向“块”的转移。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来看，第二条路径是不容易走通的，因为这会影响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益关系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如果地方管理权限过大，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往往得不到地方的配合，政策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虽然也可将部分职能由“全垂直”向“半垂直”转换，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只会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职能由地方政府向上级甚至是中央转移，而不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从职能转变的可操作性来看，第一条路径倒是比较可行的，因为这并没有涉及业务处理过程及其实际管理权限的转移，实施起来阻力会相对较小。

其实施过程可以采取如下形式：在一级政府建立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但最好是在地市级；对直辖市而言，只建立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即可），将本地区的相关政府信息集中存放；同时，与本辖区内的各相关的“条”的职能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库建立逻辑联系，本级政府机关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获取各类业务所需的数据。这样，该级政府即可自如地根据互动业务的需要而建立网上业务流程。实际上，就电子政务的业务流程重组来讲，“条”的各职能部门仅仅是为企业服务的业务流程上的一“段”，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将这些“段”经过排列组合而连接成系统完整的业务流程。从技术和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与信息交换体系，并据此实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即使是按照第一条途径也可建立跨行政级别的业务流程，下级政府门户网站也可以依据上级“条”的职能部门所建立的数据库而整合完整的电子政务业务流程。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这里有个误区，也就是这些“条”的职能部门总是将自己所握有的数据信息看作是体现自身权力的代表和象征，不愿意让其他部门共享自己的数据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国务院的角度颁布与实施有关政府信息共享的行政法规，对有关资源共享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促进地方电子政务的发展，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微观经济的能力。

三、产业结构调整

电子政务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电子政务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投资效应。这一点已在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一节中谈及，这里要强调的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在发挥需求调节作用的同时，亦在促进IT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型。与此同时，除了电子政务的硬件基础设施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外，电子政务的日常运营、管理与维护等也为IT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实际上，硬件建设只在电子政务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投资拉动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日益成熟，以外包为业务形式的电子政务IT服务将为IT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

二是电子政务的业务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和公民为享受到政府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管理与服务，必须首先具备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终端设备。虽然就某个企业来说，这种要求不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一旦企业应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这种购买力将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会由此而对信息化的应用效果获得巨大的认同，对企业自身管理的信息化也会相应地产生需求，如CAD、MIS、ERP等系统的应用。当然，这种影响是比较缓慢的，它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配套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企业信息化的应用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同样，一般公民也可能受电子政务的影响而搭上信息化的快车。可以认为，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本身会对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2002年提出的“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的主张有着合理的依据，多年来的发展事实也证明其效果是明显的。

三是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丰富的资源，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信息时代，信息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源。从产业结构的分类来看，信息资源服务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整个服务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从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分布来看，政府信息资源占其中的70%以上，对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信息资源服务市场来看，政府信息资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信息咨询、市场调查等信息资源增值服务行业的基础，因此政府信息资源政策将能够有力地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国家对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4]34号，以下简称34号文），34号文将信息资源划分为政务信息资源、公益性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性信息资源三类，并对每类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专门的政策意见。不过，就实施来说，34号文仍然显得过于原则性，对一些具体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实施政策。如对17号文件中的人口、企业法人、宏观经济、空间地理信息等四个基础信息资源库的性质问题则未做界定，也未对其建设、运营、应用与管理问题做具体的安排，这不能不说是该文件的一大缺陷。此外，该文件在讨论信息资源类型的划分时，用的是“政务信息资源”而非“政府信息资源”，从外延上讲，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因此这实际上也限制了政府在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职能作用。

为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应该考虑以下的途径：

一是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工作。明确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明确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及职责、收费原则。

二是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与网络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政府信息的物理保有方式，对数字化保存不太热心，这种心理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政府信息资源的价值实现进程。为此，必须从组织、资金和人才保障方面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工作，并将其看作是促进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三是通过上述四大基础信息资源库的共建共享，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进程。这也是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分散割裂的政府信息不仅不利于电子政务的开展，也减低了政府信息的市场价值，因此，必须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规划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四是增加政府对市场信息资源的需求。政府不仅充当信息资源的供给者，也是信息资源的需求者。以往政府在做相关决策的时候，通常凭借过去的经验或是有关的文件，而这对本地经济发展来说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好。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注意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强对现实经济的研究。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信息咨询与市场调研公司的作用，培育信息资源服务业中介市场，以促进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

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就电子政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而言，可以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电子商务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经济发展的一般层面而言，电子政务的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电子政务既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

二是电子政务为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运行环境。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社会诚信除了有赖于历史人文因素外，也需要政府或行业的强制手段或措施，而这样做的成本相对会很高、时间也相对较长久，因而社会与市场诚信一直难以建立起来。如果政府应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企业或个人的诚信记录，那么只须较少的社会成本就能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规范各类经济行为的诚信网络，为合同执行与其他各类经济交易提供安全保障。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融、财税、工商、质监等诸多政府部门应通力合作、共享有关市场交易信息，为全社会共同构筑一道严实的诚信安全网络。例如，就个人征信信息系统而言，除了包括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外，还包括商业银行的贷款信息、信用卡信息、非银行信用信息、法院民事判决、完税情况等信息，这就要求共享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商业银行等诸多部门的有关业务信息。实际上，如果这样的征信系统能够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应用，那么就能够轻易地控制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各类炒房行为，为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手段。

就网络交易特别是电子商务而言，它所需要的发展条件相对较多，总的来看，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有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因为电子商务与传统的交易过程、交易形式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须就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而这属于电子政务的法治职能。

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信用环境。根据国际发展经验，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电子签名技术。虽然中国李广乾?论电子政务的经济职能从2005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电子签名法》以及《电子认证管理办法》为电子签名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该法律真正要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尚不能完全地应用于电子政务领域。为此，今后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尽快完善电子政务领域电子签名的有关规定，通过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来带动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

三是网络支付体系的完善，即网上银行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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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利率风险;风险管理;风险规避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金融市场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复杂。资本市场充满着收益诱惑和风险干扰,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迫使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价格、利率、汇率等风险。尤其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家为了调控市场经济,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利率这种金融工具的调控作用。

一、金融市场利率的构成要素

金融市场利率是资本使用权的价格,即借贷资本的价格,它实质上是金融资产价值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并逐渐完善的道路,但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一)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因素

资本供求是影响利率高低最重要的因素。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变化关系密切。1985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调整与价格水平、经济增长变化大体上一致,其中利率调整与CPI变化的同步性与GDP增速的同步性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利率调控更加关注通货膨胀的变化。如2007年的利率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利率的变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99-2002年,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压力较大,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连续下调,债券市场收益率随之下降。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债券市场利率出现两次较大幅度的变动:一次是在2003年9月,市场利率大幅度跳升;一次是在2005年3-9月,市场利率迅速下降。还有2007年的利率调整,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政策效应。此外,国际关系、国家利率管制等对利率的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有些也是通过影响资本供求而影响利率的。

(二)金融市场利率的确定

由金融资产价值所决定,市场利率的计算公式为:

利率=纯利率+风险溢酬

风险溢酬=通货膨胀溢酬+违约风险溢酬+变现力溢酬+到期风险溢酬

纯利率(又称真实利率)是指通货膨胀为零时,无风险证券的平均利率。通常把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国库券利率视为纯利率。

二、风险管理的重要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最后实际获得的收益可能低于预期收益,有些投资根本没有收益甚至血本无归。比如,在进行股票投资时,由于价格下跌,卖出股票时的价格低于买入股票时的价格,造成了投资的损失,这就是风险。又比如,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债券发行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甚至不能拿回本金,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投资风险。当然,在专业投资者看来,风险并不仅仅是实现的收益低于预期的收益。在他们看来,当实际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也是风险。比如卖出股票后,股票价格走势高于预期的价格,即使卖出股票的实现收益高于预期收益,表面上没有损失,但是卖出股票也等于失去了获利的机会。因此对于卖方来说,实现的收益高于预期的收益也是一种风险。这里的偏离既可能是高于预期收益,也可能是低于预期收益。

所以说,风险是指预期回报的波动性或离散度,是一种决策方案的结果的潜在变化,可能结果的变化越大,与此决策方案相关联的风险就会越大。

风险管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我国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化,经济环境还处于转型中,而我国的风险意识却相对薄弱,加强风险管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国际形式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加入WTO,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我国的经济也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式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加强风险管理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而我国的利率水平与国际稍有差距就可能引发大量国际游资的套利活动,从而诱发金融动荡和冲击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所以风险管理是尤为重要的。

三、市场利率的变化与风险

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对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参与者是一种风险。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决定于货币市场的供求情况,资本供大于求,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减少消费和投资,利率下降会刺激消费和投资。

利率风险是综合风险管理的所有方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资产与负债管理(ALM)、绩效评估,甚至操作风险的本质。

一种利率风险策略可能是以一种方法构造从机构流出的现金流,这种方法就是银行连续投资于3个月国债,投资每3个月累积增加,通过这样为股东创造现金。

2004年2月1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它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利率和风险管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率风险管理也不再是演习,而是进入实战阶段了。

在金融管制放松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利率市场化的程度与利率风险成正比例关系,利率风险并非仅仅意味着损失和危机,如果有良好的管理手段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它既可以成为赚钱的工具,也可以化减损失。利率风险应该是一种不确定性,类似商品价格随市场情况而发生波动,也是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存贷款利率的变化很大,尤其是2007年,部分储蓄存贷款利率如表1—3所示:

从表1—3可以看出,利率的变动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相关的,也与国家的经济相联系。自1996年5月1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7次降息,而且国家还在1999年11月1日开征了利息所得税,税率为20%,当时一年期存款的税后利息只有1.80%。开征利息税也是对利息的调整,实际上也是降低利率。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00年我国的GDP增长8%,CPI指数上涨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9.3%,但居民储蓄还在不断的增长,利率处于低水平,投资饥渴症由于机制转换已得到遏制,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个人购房人群比例的提高和住房按揭业务的快速拓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与按揭信贷有关,家庭资产与利率的相关程度也越来越高。过去,人们剩余的金钱只能存积于银行或购买债券以求获得利息,个人和家庭对银行利率变动的期望是单向高的,在A股出现以后,由于利率的变动与股指的变动呈反向相关关系,因此部分持有A股的人群更希望利率向下变动。目前,在各个城市中持有股票的人群比例上海最高,在60%左右,个人购房人群比例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都超过了90%以上,所以前七次银行降息对家庭资产的影响程度是递增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遏制股市和房地产的过快增长,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存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且2007年8月15日调减利息税为5%,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不断提高,大大减少了派生存款。也就是说,政府把利率作为调控国民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从2006年开始股市和房地产的升温和通货膨胀,造成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所以用利率进行调整。

由于种种因素造成市场利率经常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难以预见,加上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所以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变动均会刷新每一个家庭的净资产数值。利率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利率的变动给经济活动带来了风险。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各类借款都能顺利偿债,一旦利率上升,借款成本增大,就只有经营好的才能按时还款,而一部分将面临还款的困境。随着实际利率的提高,偏好风险的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而原来厌恶风险的客户也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之具有高的风险和收入水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利率的转变刺激客户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活动,会导致拖欠贷款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还款风险。

如,2005年8月1日购入三年期国债50000元,由表3可知利率为3.24%,2008年到期还本付息,到期利息为50000

×3.24%×3=4860(元),而2006年至2007年存款利率不断提高,一年期的由2.52%到4.14%,三年期的由3.69%到5.4%,而这些损失的风险与债券本身的质量无关,它是由无法控制的货币市场的变化造成的,是由利率变化造成的。

从整体来说,利率升高和利率波动会影响投资规模,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市场是分割的,虽然利率的波动对经济活动有风险,但又是调节经济的一种见效比较快的方法。

四、风险的测度与规避

(一)风险的测度

风险的测度一般用方差法,但是除了方差法之外,也存在着多种风险度量方法的替代,其中理论上最完美的度量方法应属于半方差方法。半方差有两种主要的计量方法:利用平均收益(MeanReturn;SVM)为基准来度量的半方差以及用目标收益(TargetReturn;SVT)为基准来衡量的半方差,公式如下所示:

SVM=1/kan[max(0,rm-rt)]2

t=1

SVr=1/kan[max(0,rT-rt)]2

t=1

因为,下半方差与投资者对风险的客观感受有一致性;如果投资的收益率不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对风险的度量更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收益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法也能够得到与方差相同的风险度量结果。

(二)风险的规避

对于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说,大多会选择风险小、信用度高的理财产品,比如银行存款和国债,不少投资者认为,银行存款和国债绝对没有风险,利率事先已经确定,到期连本带息是少不了的。其实不然,就如此次央行加息,无论是银行存款还是国债,相关风险都会随之而产生,这里指的是利率风险。

1.利率风险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

2.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

定期存款是普通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理财方式,一次性存入,存入一定的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5年),到期按存入时公布的固定利率计息,一次性还本付息。想来这是没有什么风险可言,一旦遇到利率调高,因为定期存款是不分段计息的,不会按已经调高的利率来计算利息,那些存期较长的定期存款就只能按存入日相对较低的利率来计息,相比已调高的利率就显得划不来了。所以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最好是存入的期限不要太长,一年期比较合适,如果利率上升可以转存,再一方面是化整为零,每一笔的金额尽量不要太大,存期分布合理,这样也可以降低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3.凭证式国债的风险规避。

凭证式国债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投资理财产品之一,因其免税和利率较高而受到追捧,不少地方在发行时根本买不到,于是不少人购买国债时就选择长期的,如5年期的。却不知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国债的利率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如9月1日发行的2006年四期国债5年期为3.81%,比同档次三期国债高出了0.32个百分点,如果买入50000元的话,到期将多收入800元,并且国债提前支取要收取1‰的手续费,而且半年之内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购买国债时,为了灵活,可以买多一些短期的,如遇到利率的调整,经过计算,扣除了上述的因素后,如果划得来的话,可以提前支取转买新一期利率更高的国债。短期、长期进行搭配也可以分散利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减少的风险。

4.住房贷款的风险规避。

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我国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而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变动,购房付款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在利率不断上调的情况下固定利率房贷是一种规避利率风险的方法,因为在贷款期限内,不论银行利率如何变动,借款人都将按合同约定的固定利率支付利息。

5.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

可以购买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以规避利率风险。银行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渠道中一般都组合了部分国债、金融债券等,因此收益是会随着加息而向上浮动的。银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类型也与存款相类似,属于期限、收益都比较稳定,风险不高的投资方式。这类产品的收益一般会高于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分为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两种。在加息的预期下,可以选择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来规避利率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宋献中,吴思明.中级财务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吴汉洪,董红霞.管理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熊剑.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课件.2007.

[4][美]唐纳德·R·范·戴维特,今井贤志,马克·梅斯勒,着.朱世武,邢丽,译.高级金融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篇13

(一)金融市场利率的确定

由金融资产价值所决定,市场利率的计算公式为:

利率=纯利率+风险溢酬

风险溢酬=通货膨胀溢酬+违约风险溢酬+变现力溢酬+到期风险溢酬

纯利率(又称真实利率)是指通货膨胀为零时,无风险证券的平均利率。通常把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国库券利率视为纯利率。

(二)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因素

资本供求是影响利率高低最重要的因素。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变化关系密切。1985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调整与价格水平、经济增长变化大体上一致,其中利率调整与CPI变化的同步性与GDP增速的同步性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利率调控更加关注通货膨胀的变化。如2007年的利率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利率的变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99-2002年,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压力较大,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连续下调,债券市场收益率随之下降。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债券市场利率出现两次较大幅度的变动:一次是在2003年9月,市场利率大幅度跳升;一次是在2005年3-9月,市场利率迅速下降。还有2007年的利率调整,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政策效应。此外,国际关系、国家利率管制等对利率的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有些也是通过影响资本供求而影响利率的。

二、风险管理的重要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最后实际获得的收益可能低于预期收益,有些投资根本没有收益甚至血本无归。比如,在进行股票投资时,由于价格下跌,卖出股票时的价格低于买入股票时的价格,造成了投资的损失,这就是风险。又比如,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债券发行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甚至不能拿回本金,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投资风险。当然,在专业投资者看来,风险并不仅仅是实现的收益低于预期的收益。在他们看来,当实际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也是风险。比如卖出股票后,股票价格走势高于预期的价格,即使卖出股票的实现收益高于预期收益,表面上没有损失,但是卖出股票也等于失去了获利的机会。因此对于卖方来说,实现的收益高于预期的收益也是一种风险。这里的偏离既可能是高于预期收益,也可能是低于预期收益。

所以说,风险是指预期回报的波动性或离散度,是一种决策方案的结果的潜在变化,可能结果的变化越大,与此决策方案相关联的风险就会越大。

风险管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我国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化,经济环境还处于转型中,而我国的风险意识却相对薄弱,加强风险管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国际形式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加入WTO,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我国的经济也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式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加强风险管理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而我国的利率水平与国际稍有差距就可能引发大量国际游资的套利活动,从而诱发金融动荡和冲击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所以风险管理是尤为重要的。

三、市场利率的变化与风险

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对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参与者是一种风险。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决定于货币市场的供求情况,资本供大于求,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减少消费和投资,利率下降会刺激消费和投资。

利率风险是综合风险管理的所有方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资产与负债管理(ALM)、绩效评估,甚至操作风险的本质。

一种利率风险策略可能是以一种方法构造从机构流出的现金流,这种方法就是银行连续投资于3个月国债,投资每3个月累积增加,通过这样为股东创造现金。

2004年2月1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它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利率和风险管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率风险管理也不再是演习,而是进入实战阶段了。

在金融管制放松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利率市场化的程度与利率风险成正比例关系,利率风险并非仅仅意味着损失和危机,如果有良好的管理手段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它既可以成为赚钱的工具,也可以化减损失。利率风险应该是一种不确定性,类似商品价格随市场情况而发生波动,也是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存贷款利率的变化很大,尤其是2007年,部分储蓄存贷款利率如表1—3所示:

从表1—3可以看出,利率的变动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相关的,也与国家的经济相联系。自1996年5月1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7次降息,而且国家还在1999年11月1日开征了利息所得税,税率为20%,当时一年期存款的税后利息只有1.80%。开征利息税也是对利息的调整,实际上也是降低利率。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00年我国的GDP增长8%,CPI指数上涨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9.3%,但居民储蓄还在不断的增长,利率处于低水平,投资饥渴症由于机制转换已得到遏制,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个人购房人群比例的提高和住房按揭业务的快速拓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与按揭信贷有关,家庭资产与利率的相关程度也越来越高。过去,人们剩余的金钱只能存积于银行或购买债券以求获得利息,个人和家庭对银行利率变动的期望是单向高的,在A股出现以后,由于利率的变动与股指的变动呈反向相关关系,因此部分持有A股的人群更希望利率向下变动。目前,在各个城市中持有股票的人群比例上海最高,在60%左右,个人购房人群比例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都超过了90%以上,所以前七次银行降息对家庭资产的影响程度是递增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遏制股市和房地产的过快增长,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存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且2007年8月15日调减利息税为5%,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不断提高,大大减少了派生存款。也就是说,政府把利率作为调控国民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从2006年开始股市和房地产的升温和通货膨胀,造成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所以用利率进行调整。

由于种种因素造成市场利率经常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难以预见,加上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所以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变动均会刷新每一个家庭的净资产数值。利率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利率的变动给经济活动带来了风险。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各类借款都能顺利偿债,一旦利率上升,借款成本增大,就只有经营好的才能按时还款,而一部分将面临还款的困境。随着实际利率的提高,偏好风险的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而原来厌恶风险的客户也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之具有高的风险和收入水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利率的转变刺激客户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活动,会导致拖欠贷款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还款风险。

如,2005年8月1日购入三年期国债50000元,由表3可知利率为3.24%,2008年到期还本付息,到期利息为50000

×3.24%×3=4860(元),而2006年至2007年存款利率不断提高,一年期的由2.52%到4.14%,三年期的由3.69%到5.4%,而这些损失的风险与债券本身的质量无关,它是由无法控制的货币市场的变化造成的,是由利率变化造成的。

从整体来说,利率升高和利率波动会影响投资规模,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市场是分割的,虽然利率的波动对经济活动有风险,但又是调节经济的一种见效比较快的方法。

四、风险的测度与规避

(一)风险的测度

风险的测度一般用方差法,但是除了方差法之外,也存在着多种风险度量方法的替代,其中理论上最完美的度量方法应属于半方差方法。半方差有两种主要的计量方法:利用平均收益(MeanReturn;SVM)为基准来度量的半方差以及用目标收益(TargetReturn;SVT)为基准来衡量的半方差,公式如下所示:

SVM=1/kan[max(0,rm-rt)]2

t=1

SVr=1/kan[max(0,rT-rt)]2

t=1

因为,下半方差与投资者对风险的客观感受有一致性;如果投资的收益率不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对风险的度量更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收益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法也能够得到与方差相同的风险度量结果。

(二)风险的规避

对于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说,大多会选择风险小、信用度高的理财产品,比如银行存款和国债,不少投资者认为,银行存款和国债绝对没有风险,利率事先已经确定,到期连本带息是少不了的。其实不然,就如此次央行加息,无论是银行存款还是国债,相关风险都会随之而产生,这里指的是利率风险。

1.利率风险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

2.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

定期存款是普通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理财方式,一次性存入,存入一定的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5年),到期按存入时公布的固定利率计息,一次性还本付息。想来这是没有什么风险可言,一旦遇到利率调高,因为定期存款是不分段计息的,不会按已经调高的利率来计算利息,那些存期较长的定期存款就只能按存入日相对较低的利率来计息,相比已调高的利率就显得划不来了。所以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最好是存入的期限不要太长,一年期比较合适,如果利率上升可以转存,再一方面是化整为零,每一笔的金额尽量不要太大,存期分布合理,这样也可以降低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3.凭证式国债的风险规避。

凭证式国债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投资理财产品之一,因其免税和利率较高而受到追捧,不少地方在发行时根本买不到,于是不少人购买国债时就选择长期的,如5年期的。却不知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国债的利率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如9月1日发行的2006年四期国债5年期为3.81%,比同档次三期国债高出了0.32个百分点,如果买入50000元的话,到期将多收入800元,并且国债提前支取要收取1‰的手续费,而且半年之内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购买国债时,为了灵活,可以买多一些短期的,如遇到利率的调整,经过计算,扣除了上述的因素后,如果划得来的话,可以提前支取转买新一期利率更高的国债。短期、长期进行搭配也可以分散利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减少的风险。

4.住房贷款的风险规避。

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我国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而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变动,购房付款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在利率不断上调的情况下固定利率房贷是一种规避利率风险的方法,因为在贷款期限内,不论银行利率如何变动,借款人都将按合同约定的固定利率支付利息。

5.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

可以购买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以规避利率风险。银行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渠道中一般都组合了部分国债、金融债券等,因此收益是会随着加息而向上浮动的。银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类型也与存款相类似,属于期限、收益都比较稳定,风险不高的投资方式。这类产品的收益一般会高于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分为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两种。在加息的预期下,可以选择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来规避利率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宋献中,吴思明.中级财务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吴汉洪,董红霞.管理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熊剑.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课件.2007.

[4][美]唐纳德·R·范·戴维特,今井贤志,马克·梅斯勒,着.朱世武,邢丽,译.高级金融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摘要】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对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参与者是一种风险。本文通过对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和因利率波动而带来的利率风险进行分析,使人们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活动中能更好地预测、规避风险,减少损失,稳定和增加收益。

篇14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创造的 “克强经济学”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时常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并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

“克强经济学”是指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及新一届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对促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振兴将起到重大影响。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克强经济学”更是福音，因为它能够为中小企业松绑，促使中小企业更加自由地发展。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在税收，还是在融资、借贷等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

以借贷为例。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的垄断程度过高，这对中小企业展开信贷活动形成了很大制约。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国家还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将信用社纳入合作银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些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但阻塞了其原有的一些融资渠道，同时还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垄断程度更高。尽管有些银行具有扶持中小企业的倾向，但它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能力上，离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此外，目前我国信用担保制度还不健全，抵押担保难以落到实处。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各个金融机构不再提供信用贷款，普遍实行资产抵押担保制度。由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没有足够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难以量化，再加上没有上级部门及相关单位为它们提供担保，因此它们很难获得贷款。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极富活力的经济群体，在繁荣我国市场经济、增强经济活力，增加就业岗位、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和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克强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表述的那样，“克强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放权，只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市场和社会可以做好的事情，要放权给市场和社会去做，也就是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

强化市场、放松管制、 改善供给是“克强经济学”的三个关键词。强化市场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放松管制就是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干预，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它是强化市场必要的手段。改善供给就是减少税收，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政府向投资者的角色转化，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升级。

目前，“克强经济学”已经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通过政府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便可看出。这些政策将会解除中小企业身上的一些束缚，促使它们更加自由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