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哲学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7:1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关于生命的哲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生命；意志；表象；意欲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32-02
自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是什么？”这个命题的思考。在历史长河中，生命被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们不断地赞颂，或被赞为纯粹理念的外显、或被看作是造物主的神圣印证。然而叔本华对待生命的态度却是冷静而严肃的，他向世人揭示了“生之罪”，并指出摆脱意志的束缚方式。叔本华的生命观饱含了人文关怀，能够给已经习惯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带来些许启发。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对叔本华意志哲学作了概述，在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生命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叔本华生命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
叔本华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是基于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因此，要对其生命观有一个深入的理解，首先要理解他的意志哲学。
叔本华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他的意志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意志”和“表象”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认识论对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元区分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文中，叔本华开宗明义地宣称：“没有真理比以下这个真理更明确、更独立于所有其他东西并且更不需证明的，亦即：因为认识才存在的所有那些事物，也就是这整个世界，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只是客体，只是直观者的直观，简言之，只是表象”[1]。由此可见，叔本华同康德一样也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掌握到世界的本质结构，我们所掌握到的东西，只是本质在心灵的表象。既然叔本华是用“表象”的概念替代了康德的“现象”概念，从理论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就必然有关于本质的概念来替代康德的“物自身”。对此，叔本华的回答是：“客体的世界，世界作为表象，这并不是世界唯一的一面，而只是它的外部的一面，也就是说，世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那是它‘世界’最内在的本质，它的核心，亦即‘物自身’，而这个我们将在下一部探讨，根据最直接的它的客体化，它被命名为‘意志’”[1]。可见，在叔本华这里，“意志”是被作为外在世界的本质的，而对“意志”和“表象”的阐述也构成了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基础。
叔本华在对意志和表象进行界定后，又进一步阐释了意志与表象的关系，他指出“意志”不仅出现在人类身上，也出现在所有的动物、植物、无生物，乃至于整个自然之中。因而，意志可以看作是一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个体所接触到的只是表象，是意志客体化的世界。因此理解作为意志客体化的表象世界与意志本身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一个关键。首先，“意志”与“表象”二者是对立的关系，叔本华明确指出了“意志”是自由的、是不受表象世界中“形式”的所支配的，那么何谓“形式”呢？叔本华给予的解释是“时空”或“个体化原则”，是专门针对“表象世界”而言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意志”与“表象”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意志”与“表象”二者又有统一性，叔本华指出“意志”能够通过客体化显现自身，由“意志”转变为“表象”，由此构成表象世界，此时二者又有了统一性，而且当“意志”转变为“表象”时，要受“时空”或“个体化原则”的支配。简而言之，个体作为表象是处在时空之中的，就必须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而“意志”则不在时空之中，当然就不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
“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是叔本华意志哲学的特点，世界作为内在本质的外显是理解其意志哲学的核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基于其意志哲学来解读他对生命的思考和看待。
二、生命作为客体化的意志
如前所述，在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中既然世界最内在的本质是“意志”，那么，“生命”作为表象，其本质同样也是“意志”。叔本华用“意志”的概念来对“生命”进行思考和反省，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是‘意志’的客体化，同时也是‘意志’自身的彰显”。要理解叔本华的生命观，就要从“意志”彰显的过程中去解析意志的活动，而由此便引出叔本华在思考生命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欲”（willing）。“意欲”（willing）可以看做是从“意志”（will）这个核心概念中衍生出来解释生命的概念，用来表达“意志的活动”。叔本华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之所以承受着无止尽的痛苦，其根源在于无法摆脱“意欲”的折磨，因为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每一刻都离不开“意欲”，然而作为表象的生命必然要受制于表象世界的“个体化原则”，于是“意欲”就成为了折磨个体生命的痛苦之源。
叔本华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对生命的认识凸显出了悲观的色彩，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指出：“‘意欲’，至少对较高等的生物而言，乃是无止尽的痛苦的来源。仅在我们脱离意愿束缚的范围内我们才脱离痛苦。”[1]我们分析这段话可以得出叔本华所要表达的是以下两点意思。1）“意欲”是无止尽的痛苦。2）痛苦的唯一解脱之道便是摆脱“意欲”的束缚，也就是弃绝“意欲”。叔本华指出只要我们的意识被我们的意志所填充，只要我们以它“愿望”的持续的希望和恐惧，忙碌于愿望的追求，只要我们是意欲的主体，我们就决不能得到持续的快乐或安宁，没有安宁，真正的幸福是绝对不可能的。叔本华认为“意欲”无止无尽，而且永不满足，甚至所谓的满足根本就只是假象，所以他认定“意欲”是痛苦之源，并且进一步认为，唯有断绝意欲，才能超脱痛苦。然而，事实上，饮食的需求、性的渴望以及其他意志的客体化，有些是生命所赖以延续的本能需求，有些则构成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如何断绝这些本能的渴望和需求呢？或许答案是根本不可能。这样的推论和结果，必然会导致叔本华走向悲观主义的道路，即，只要生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不断地满足那些无止无尽的“意欲”，因而，必须不断地经验到那无止尽的痛苦，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生之罪”。
但是，叔本华并非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也指出了获得幸福的方法：“纯粹的静观”，并且指出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沉醉于其中、物我两忘的状态便是“纯粹的静观”，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不再受到“意欲”的支配，从而达到了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能够体验到真正的幸福，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叔本华将生命看待为客体化的意志，并且指出唯有通过“纯粹的静观”才能让我们暂时忘却一切生之苦，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有限的幸福。
三、深刻的审察与有限的幸福
未经审察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叔本华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以悲观主义视角来审察生命的哲学家，其生命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通过对生命的审察，叔本华揭示了“生之罪”，即“存在之罪过”，这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命观的反思。他指出：“一个关于世界和存在特性之意义深长的暗示被发现了。它‘暗示’是意志跟自己的对抗，在此，意志以他的客体化的最高阶段被最完全地显示出来，并且可怕地显露出来。在人类的苦痛中它变得可见了，部分是由偶然和错误所造成，部分则是从人类自身所导致……直到最后，在个体的认识中，这个认识被苦痛本身所净化和提高”[1]。可见，叔本华认为个体存在于世界中是难以摆脱意志的束缚，随着意志的作用不断显现，个体会逐渐意识到唯有在苦痛中直面意识本身并与意志对抗，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认识。在叔本华这里个体生命存在于世是渺小和无力的，这对习惯于歌颂生命崇高伟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是一种警示，即对人类的态度不能过于乐观，更多的时候需要严肃的审察，把人的生命放在整体生存状态中去考量。
其次，叔本华用上帝的身份来审察世界的芸芸众生，看到了意志的自由、无限，生命的必然、有限，看到生命的种种障碍、欠缺，看到人们盲目的欲求、挣扎、奋斗，人们忙忙碌碌，但只是彷徨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最终都不可逃逸地走向死亡，归于空无和寂灭。短暂而悲剧的生命要获得幸福唯有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纯粹的静观”，即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1]可见，叔本华在揭示了生命悲剧性的同时，也为大众指出了摆脱意志束缚、获得幸福的方法，个体内心只有进入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主体，仅仅关注“事物是什么”时个体就能够摆脱意志的束缚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个体在“纯粹的静观”的过程中成为了纯粹的观察主体，暂时地忘记生活之欲并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此时的个体可以体悟永恒之生命，同时内心也可以体会到物我为一、物我相忘的逍遥与幸福。
最后，叔本华的生命观中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以及所蕴含的人文关怀都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饱受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之苦，对生命我们需要进行严肃而冷静的审察，需要“纯粹的静观”。总而言之，善待生命要从善待心灵做起。
参考文献：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 主体性哲学 生态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新的历史任务。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合格主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简单作答。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认识你自己”也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对“人”进行哲学反思，以便建构能够胜任生态文明建设重任的“新人”。
征服自然的人：生态危机的制造者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主体性哲学确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纯粹的思维（即意识）视为人的本质。这种对人的理解确立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思维的“我”是绝对的主体，“我”以外的世界都是客体，并且主体拥有对客体的绝对优先地位。这种思维模式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自然成为被人征服、统治、奴役的对象客体。这是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这种人将自然当作可以任意索取的客体。近代主体性哲学认为有意识的人只可能对和他一样拥有人类意识的主体负责任，没有为无意识的自然界负责的道德义务，无意识的自然界是人类可以随意支配的客体。笛卡尔说过，“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知道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①于是乎，在自然界中，人类把自己看做可以凌驾一切的暴君。人类可以恣意地驾驭奴役自然中的飞禽走兽、花鸟草虫，非生命体的矿物资源更是可以被人类任意征用。人的眼中只有自然的有用性，生态独立自存的内在价值被完全忽视。
这是一种机关算尽的人。为了精确地把握世界，这种人采取了数学的计算方式，“这种确证性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的。”②精于计算的人将自然界的事物看成纯粹的数量关系，本真的物性被冷冰冰的数字所遮蔽。这样，人就不会对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与无机物产生移情或者通感，只要在计算后承担最小的付出就可以了。在社会领域，这种人被简化为追求个人私利的“经济人”。经济人遵从的是经济理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努力使成本最小化。经济理性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财富的急剧增长，但是理性经济人总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把大自然的馈赠视为免费的午餐，试图以零成本或者最小化的人力付出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然后把生产出的垃圾不经处理就还给不能与他讨价还价的大自然。
这种人欲壑难填。马尔库塞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区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种。真实需要是指满足与人的生命紧密相关的需要和有意义的自我发展的需要，如在一定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等。“虚假的需要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③在虚假需求的诱惑下，人们过度消费、畸形消费，把消费当做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乐趣。所以，再多的财富也不够多、不算多。这种虚假的需求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致使“经济自我扩张”从来就没有上限。这意味着人永远会肆意攫取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人永远不可能与自然“和平共处”。
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态文明的哲学根基
人不是自然之主。帕斯卡尔认为人仅是浩瀚宇宙中的一棵苇草，一滴水也能置他于死地。人完全没有资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支配者，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对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有体悟。张载在其名文《西铭》中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他的“民胞物与”思想将天地万物与人统一起来，物即为予，予即为物，从而达到天地人的和谐交融。马克思更为直接地论述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⑤确实，人们无时无刻不与大自然保持物质能量的交换。人类呼吸着大自然的氧气，饮用着大自然的清水，吃着大自然的果实，又将人类二氧化碳等所有排泄物交换给大自然。人无法脱离自然生存，人和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当代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自然界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其次，自然界整体以及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是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遵循的是自组织规律，具有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演化的趋向性。在人类存在之前，植物界已经发明了光合作用，把水、阳光和空气等变成有机物质；花朵就聪明地利用蜜蜂在花朵之间搬运花粉，利用生态的系统性为自己服务。
人是万物之灵。墨迪曾经以视角主义的观点质疑过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人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同样的逻辑，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都高。因此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而蜘蛛是蜘蛛中心论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物种。”⑥实际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是没有走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看似将自然或者生态系统置于世界的中心，但这是一种头脚倒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已经把自然界作为整体拟人化了，把人类的权利和道德观念强加给了自然界。现实中，自然界的各种生命体是不会为人类承担义务的，也是不可能去帮助人类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是人一手制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也必须由人来承担。首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善待自然归根到底是善待人类自己。其次，只有人才有能力来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我们前面引用过帕斯卡尔的话来表明人类的有限性，但是帕斯卡尔还紧接着有下一句来肯定人的高贵性。“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他，人却仍然要比至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⑦我们应该剔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沙文主义倾向，但我们应保持其作为行为担当者的含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人之外的自然不会采取行动保护人的价值：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⑧再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人来入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最终决定了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人和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才使人类生产的目的偏离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轨道，才造成了无度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导致对自然的戕害。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才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关节点。
自我建构的“生态人”：生态文明的现实建设者
当代哲学认为作为主体的先验的“人”只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观假定。福柯讲过，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握有、作为建构者、又到处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将被抹去，就像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⑨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死”。“其实，死去的只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这种“人”的死去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为“新人”的诞生腾让位置。当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解构先验的“人”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适应当下形势的新主体。新主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像裁纸刀一样，在来到世界之前已经被规定了本质。人没有先验的本质，主体是历史和经验的产物，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经验会造就不同的主体；主体是向外部开放的。这种主体不再将意识以外的世界视为外在的，原来所谓的外部既是解构先验主体的空间，也是建构新的自我的场所。个体与自然环境相关联，与社会存在相关联，也与文化历史相关联，人必须通过与外在的关系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存在；主体的生成是不断主体化的过程。新的主体关注未来，立足当下情势，以目标为导向进行自我创造，在向未来的开放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正当性。因此这种主体不是静止不可动摇的，它是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自我建构的路上；主体是实践中的自主创造。创造力是人的最大特质，自我创造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主行为。人凭借其创造力可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反应，有意识地对所处的世界进行探索性实践，在实践中成就自己。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担当，我们暂且把这种自我建构的主体命名为“生态人”。生态人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顺应生态发展的规律，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人。首先，生态人突出人的生态属性。生态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各得其所且相依相随。作为生态母系统下的子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来实现。在经济发展上，生态人抛弃经济理性，转而奉行生态理性。“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⑩其次，我们不能忘记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生态人不仅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还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等。生态人不仅仅是个体的人，也包括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个体的人和不同层次的集体的人的不同属性综合在一起，构造出生态人的立体面相。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为了强调其历史担当性。只有人主动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付诸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能和谐，也才有可能保证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的目的还是为了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生态人的建构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双向互动的，生态人能够建构合理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也锻造出了新的生态主体。我们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就生态人如何构建做出一些简单的勾勒。第一，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一种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达到了高产出，也造成了高排放、高污染，结果是对自然的高掠夺和高破坏。现在我们应该采取SHE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达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实现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第二，伦理道德的生态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幸福的境界应该是在物质保障基础上的精神满足。这样，人再也不会以从自然中索取为乐，自然才有可能免于当下人类的贪得无厌，才能得到休养生息。其次，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正义观。生态危机是因为人的欲望膨胀导致的对自然的无度索取。欲望不同于人的合理需要，是为了在人群中以差异的方式进行身份地位的区分，也可以说是为了制造或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我们应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第三，法律制度的生态化。首先要从制度层面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效对接，如党的十报告所言，“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次，我们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于2014年通过，明确将保护环境视为基本国策，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仍然有待制定和完善。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已经加入了三十几项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担当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我们在与国际环保组织方面的合作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
小结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有着与工业文明不同的特点，生态文明更为直接地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是普罗大众的行为，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也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每一个人也都会成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无止境的实践过程，生态人需要践行的是行动哲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决定、自我创造、自我型构，在与自然的和谐共融的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3007、SKZZY2013044）
【注释】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名著选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0页。
③[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④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⑥⑧[美]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12～13页，第17页。
⑦[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1997年，第158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篇3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19.197
脑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也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三大主要疾病之一[1]。脑血管病在欧美发病率降低的趋势下， 我国仍持续上升， 且我国脑血管病的复发率非常高[2]。为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如何提高脑血管病患者生活质量， 本科制定了脑血管病患者护理干预的内容及方法， 自2014年6月开始实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6月～2015年12月本科收治的200例脑血管病患者， 男115例， 女85例，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64.65±3.64）岁， 病程 10～21 d， 平均病程（15.0±3.0）d。入选标准 ：经头颅CT或核磁共振成像（MRI）证实为首次脑梗死或脑出血的患者；均病情稳定、意识清醒者。排除标准：急性期重度昏迷、严重脑疝或并发心肌梗死或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重症感染、严重糖尿病等患者；有认知障碍、不能配合检查和治疗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每组100例。
1. 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 具体包括：①心理护理：鼓励患者参与治疗、护理过程， 多关心患者， 与其经常交流沟通， 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用乐观的态度去感染患者， 消除患者的消积心态， 以积级的心态面对疾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②健康宣教：向患者讲解所患疾病的概念、发病情况、危险因素、治疗方法， 让患者正确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 增强对疾病治疗的信心， 积极控制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原发病， 预防疾病复发。③饮食护理：良好的饮食习惯对脑血管病患者非常重要， 进食以低盐、低脂肪、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多食用新鲜水果、蔬菜及粗粮， 少食胆固醇高的食物， 控制油、盐摄入。④康复训练：对脑血管病引起肢体活动障碍的患者， 给予肢体被动运动， 按摩肢体及腰背部， 避免肌肉萎缩。指导患者进行手指和足趾的屈伸、关节伸展、内旋等活动。鼓励患者进行日常活动， 如吃饭、洗漱、穿衣、上下床、大小便等，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
1. 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以SF-36评价两组患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SF-36是包括36项条目的结构式量表， 其中一个条目健康变化用于评价对健康状况总体变化的主观感觉， 仅有1个条目， 单独计算， 其余所有条目组成8个维度：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 对8个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维度进行评价。各维度功能介绍如下[3]：①PF：测量健康状况是否妨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 共有10个条目。②RP：测量由于生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职能受限情况， 共有4个条目。③BP：测量疼痛程度以及疼痛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共有2个条目。④GH：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 共有5个条目。⑤VT：测量个体对自身精力和疲劳程度的主观感受， 共有4个条目。⑥SF：测量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对社会活动数量和质量所造成的影响， 共有2个条目。⑦RE：测量由于情感问题所造成的职能受限情况， 共有3个条目。⑧MH：测量4类健康测量项目即激励、压抑、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 共有5个条目。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P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生命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干预后干预组生命质量各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心理因素、生活行为方式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对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 仅仅根据有无疾病来判断是否健康是不全面的， 还需要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健康的问题， 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因此生存质量的评价被引入了医学界， 它能够综合评价个体和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状态[4， 5]。用 SF-36全面了解脑卒中患者的躯体、心理、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环境及认知评价、情感体验等方面， 有利于采取更有效的防治措施， 找出防治重点， 促进脑血管病患者的健康水平。
篇4
就牟宗三关于哲学历史的基本观念而言,牟先生自身的说法无疑给予我们以下启迪: (1)中国哲学历史源远流长、命脉不绝,其源始端点就是“内圣”。(2)源始于“内圣”端点的民族文化生命命脉,在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或隐或显、或潜或兴,始终绵延不绝。(3)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时偕行,并且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广泛激活和汲取各种思想理论资源以为我所用。(4)作为源始端点的“内圣”必然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身,其唯一的方式就是“外王”,即通过成功的社会治理而表现出来;或者说,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己的目的,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根据以上关于牟先生自身说法的体认,可以展开关于牟宗三哲学史观的讨论。
一 辨章原点:确立哲学历史发展的源始端点
哲学历史的发展,仿佛思想长河的绵延,源头活水保证了河流本身的清澈如许。因此,辨别和厘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的真实“命脉”、彰显和呈现沉潜隐晦的历史观念的真正本质,对于哲学历史的整体把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牟宗三看来,辨别和厘清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乃是一个繁重的思想运作过程。首先,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甚至不是哲学历史内容的叙述,而是关于哲学历史事实初始即具的内蕴问题的反思。其次,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是从具有特殊性的哲学,如中国哲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的历史中抽绎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且是关于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反思。就作为反思对象的存在而言,上帝和物(包括有生命的动物)因没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哲学的反思对象,只有人、只有人的问题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而成为反思的对象。再次,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物而非无限的存在物。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内省和反思对象,人的精神活动必然受到感性和环境的双重限制而表现为有限的存在物及其活动,“人是在通孔中表现他的精神生活”[6]的;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人的有限的精神生活。最后,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人的有限的精神生活表现出来并因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主要课题。如,“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在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7]经过上述辨别和厘清的思想运作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与人的生命有关、与关于人的生命的内省和反思有关。
既然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与关于人的生命的内省和反思有关,那么,彰显和呈现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也就必然与个人的生命有关、与实践有关。首先,历史、包括哲学的历史,不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自然对象,也不是一个外在的既成物。由于个人的生命总是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而实现出来的,而且总是追求着更好的、更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以,就个人言,在实践中,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含着一个‘精神的实体’,此实体就是个人生命的一个‘本’。就民族言,在实践中,一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含着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此普遍的精神实体,在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抒发出有观念内容的理想,以指导它的实践,引生它的实践。观念就是它实践的方向和态度”。[8]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一个容纳了个体生命追求理想并必然通过实践实现出来的精神实体。其次,历史、尤其是哲学的历史,作为个体生命追求理想并必然通过实践实现出来的实践过程的民族的或类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来源于人的(个体的、民族的、类的)生命的道德的(本来向善的)和向上的(追求理想的)“心”;因此,“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始终在活跃着,贯彻着他的实践,此就是实践不同于‘自然’。‘理想’就发自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理想的‘内容’是观念”。[9]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精神实体,不是抽象的、只在理性思辨中存在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包含着道德的和理想的等诸多规定性的观念。最后,以具体观念形态存在着的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形态和方向实现出来,并通过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和丰富。经过以上辨别和厘清且彰显和呈现而出的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道德的心”或曰“道德的向上的心”。[10]“道德的心”作为人类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类的人、群体(民族)的人和个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而表现出来并获得实现。但是,在牟宗三看来,由于受到人的本性中的自然属性的规定性的限制,“道德的心”在源始处不可能全部表现。“在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从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而来的观念形态,各民族是不会一样的,就现在讲,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系统就不同。其原因是在:那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其内容与方面非常丰富,而其本身又带创造性,而人又受动物性的限制(广言之,即物质性或古人所谓气质的限制),所以它不能一时全体表现”。[11]但是,“道德的心”的表现方向和形态的不同,并不能阻止和拒斥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之间的会通融摄,因为,不论哲学思想之间或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如何巨大,都是从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而来的观念形态,都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趋向于会通和综和。
那么,“道德的心”在中华民族集团实践活动中如何表现?或者说,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究竟是什么?牟宗三通过关于中华元典的考订诠释,明确指出:“仁智之全”就是“道德的心”表现于中华民族的集团实践中观念的具体形态,也就是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12]肯定“仁智之全”,乃中华民族历史自觉的源始端点、中华民族集团实践的源始端点、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这实际上也就为牟宗三的哲学体系提供了“道德”与“理性”相结合的思想原点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支持。
在牟宗三看来,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历史/思想的源始端点,之所以在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取决于不同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而指引不同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的思想对象的不同则有不同的致思取向。如,中华民族初始即以“生命”为思想对象,如何调护和安顿生命成为先圣先哲最为关心的事情本身;与此不同,西方哲学则主要以“自然”为思想对象,如何运用理性和智慧理解对象本身,成为西方哲学初始即具的思想追求。“故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智隶属于仁而为其用”。[13]由于“仁”对于“智”的范导、统领关系的存在,“智”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朝向着“智的直觉”的方向发展以利于个体的人领悟和践行“仁”,从而也就抑制了“智”向着“知性”方面的展开,“此所以自孔子后,仁一面特别彰显凸出,而智一面,则终隐伏于仁而未能独立发展也。智,只润于仁中,调适而上遂。并未暂离乎仁,下降凝聚,转而为理解。故名数之学及科学,皆不能成立也”。[14]从以上牟宗三辨章原点以确立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哲学史基本观念,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1)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道德的向上的心”。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道德的向上的心”,既是存有即“普遍的道德实在”、“普遍的精神实体”的存在本体,又是活动即“智的直觉”、“知性”等思维活动,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集普遍实在性和客观必然性于一身的最高本体,也就是“即存有即活动”的。
(2)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道德的向上的心”因各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而表现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并且因各民族不同的思想对象而表现为不同的致思取向和不同的思维能力发展方向;但是,尽管有着诸多不同,表现为多元和多维的思想对象、致思取向和思维能力发展方向总是可以会通融摄,并最终通过或互摄、或彰显、或下转等以兼容互补以至综和,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本质(本体)规定性。
(3)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仁智之全”。“普遍的精神实体”即“道德的向上的心”落实到“生命”上,从而使得生命本身有了价值和意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观念形态就是“仁”;而关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和理解并以之指导生活实践,就是“智”。因此,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仁智之全”,并非“道德的向上的心”的全体表现,而只是关于特定的表现对象,如“生命”及其特殊的规定性、“性善”或“精神的生命”,因而既是“内在的”(内在于人的生命的),又是“超越的”(超越人的生命的动物性的限制的);既是“存有的”(是通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证实的普遍的精神实体),又是“活动的”(是关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和理解的理智活动)。所以,“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是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仁智之全”的本质规定性,规定着中国哲学历史的发展方向,判定中国哲学历史上以至于会通中西哲学所有的哲学传统、哲学系统和哲学体系的正别圆缺皆源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牟宗三哲学关于哲学历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设立,确实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注重“人的问题”的元典精神和思想特质;但是,问题在于,尊崇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是否一定要以贬抑人的自然生命和现实生活为前提?肯定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的道德或精神属性,是否必然要求否定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类似这样的问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牟宗三通过辨章原点以确立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是“接着讲”宋明新儒学、尤其是“理”“欲”二元对立且非此即彼的理学思辨模式[15]在更大尺度的历史空间、元典语境和思想空间中的重新演绎,不能不赋予他的哲学史观以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单一化色彩。
二 考镜源流:梳理哲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路径
哲学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如同长江大河,因其源远而不能一泻千里、奔腾入海,因其流长必然曲折坎陷乃至歧出百川,哲学历史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在牟宗三看来,由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的典章制度转入观念形态的“仁智之全”,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才得以真正启始。因此,虽然当时有诸多思想家起而救“周文疲弊”乃至“礼崩乐坏”之时弊,但是,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仁”的观念的提出,使得以“礼乐”为标识的“周文”内在的道德生命与现实的个体生命联结起来,成为每一个人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提出的“仁智之全”,不仅接续了“三代之治”的“治道”,而且开辟了人人都可以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之源”,从而使得受到动物性限制的人类生命从动物中超越出来,进入到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儒家思想因此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16]由此而言,较之当时继“周文”而出的诸子百家及后来传入的佛教,儒家的“仁智之全”更能凸现和澄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诸子百家以至于佛教,对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也不无小补。如,道家之“察莫过于道”,贵在“知几”且追求心境自由,佛教之“察业识莫过于佛”[17]消解执著无明以澄明般若智慧等,对于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均有助益。因此,哲学的历史并非横尸遍野的思想战场,而是滔滔不捐细流的思想河流;由源达流而清者自清,支脉曲径或可小补乃至浊者也不失为鉴。
以“仁智之全”为源始端点的儒家思想已然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那么,一泻千里、浩浩荡荡而奔腾入海似乃势所必至,其实不然。在牟宗三看来,儒家思想曲折发展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形而上下、执与无执处不明,从而在思想路径上表现为“道德”与“存在”的冲突而各执一端;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主次不分,一时在历史路径上出现“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的喧宾夺主,“仁智之全”晦而不明。直至宋明诸儒出,方才正本清源且返本开新,接续道统而再现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其一,思想路径之考镜。“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并非后人妄自抽象、任意比附,而是本诸元典且确有所见。本诸元典,是指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为根据;确有所见,是指阅读元典而来的通达见识( insigh,t通识)。在牟宗三看来,“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本来就是“普遍的精神实体”落实于个人的生命而提纯的核心观念,因而是“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的形上学”。但是,人们往往把“道德”与“形上学”对立起来,从而曲解或误植理解儒家学问的思想路径。一种人“是认为儒家的学问只限于孔子讲仁、孟子讲性善,纯粹是道德,不牵涉到存在的问题。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儒家完全是属于应当(ought)的问题,并不牵涉存在(being)的问题。他们把儒家限定在这个地方,因此不喜欢《中庸》、《易传》”。[18]另一种人则正好相反,“他们不喜欢理学家,也不喜欢《论语》、不喜欢《孟子》,他们喜欢《中庸》、《易传》。照他们这条路就成了metaphysical ethics,正好和前一种态度相反。他们不喜欢讲主体,因为他们道德意识不够,所以不喜欢讲主体。他们是用审美的兴会来讲儒家,说《论语》是‘庸言庸行’,这不过瘾,一定要讲《中庸》、《易传》才过瘾”。[19]牟宗三认为,这些人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不能整体把握作为儒学元典的五部书乃“仁智之全”一以贯之,又不具有整体理解“仁”之与“心”、“天”,“性善”之与“心”、“性”、“命”、“天”必然通达的见识,因此不能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儒家的学问。把儒家学问理解为哲学,康德哲学是一面镜子。康德哲学既讲“道德”也讲“形上学”,但他只是为作为先验而且纯粹的理念的“道德”提供形上学根据,因而是“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morals);而且,由于他把道德的形上学根据最终归结于上帝的存在,因此他的“道德底形上学”实际是“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两相对照,儒家也讲“道德”和“形上学”,但儒家并不把道德的形上学根据归诸上帝,“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有个天来负责存在,孔子的仁和孟子的性是一定和天相通的,一定通而为一,这个仁和性是封不住的,因此儒家的metaphysics ofmorals一定涵着一个moralmetaphys-ics”。[20]所谓“moralmetaphysics”就是“道德的形上学”,是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儒家思想内涵和实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径,并由宋明诸儒而充分完成。
其二,历史路径之考订。“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出诸原点的儒家者流———不论是先秦的“儒分为八”还是两汉以传经为儒,大都拘泥于儒学形式而未能深入儒家本质以确立儒家生命智慧的发展方向。迄至魏晋,先秦道家籍玄学而复兴,又恰遇印度佛教之传入,哲学历史呈现多元源流竞相纵横的复杂格局。牟宗三认为,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复杂情形,虽然一时分歧了出诸源点的主流,但是,歧出者也弘扬和充实了主流而主流本身也因广纳博揽遂成规模。[21]具体说来,魏晋玄学所复兴的先秦道家的“玄理”,因其肯定“道之创生万物”而在本体论上确立了生命无限创造的纵贯系统,因其强调“不生之生”即由修行工夫而在个体生命中呈现其能达境界的“纵贯关系横讲”;佛教的“般若”也大体类似,而且都是在“性”(“才性”、“佛性”)上讲,两者共通的模式(common pattern)就是“纵贯横讲”,也就是“创造性原理”(principle of creativity)在个体生命上的落实。[22]虽然“玄理”和“般若”深刻地揭示了“创造性本身”(creativity of itself)所应具有的普遍性、无限性和创生性的本质特性,而且肯定了人有“智的直觉”( intellectual intuition),从而为人的生命作为“存在之源”和“创造之源”提供了本体论的证明和工夫论的确证;但是“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不仅仅只是“存在之源”和“创造之源”,而且也是或主要是“价值之源”、是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来自理性的动力支持和来自本性的动机依据,否则,人的生命作为“道德的生命”以至于“道德的向上的心”的存在本身也就只能是假设而非呈现。
在牟宗三看来,魏晋玄学就“性”(“才性”)谈“玄理”、佛教也从“性”(“佛性”)说“般若”,虽然将“价值之源”悬置于“生命”之外如“道体”、“涅槃”,但也揭橥作为“价值之源”的“仁”也就是人的“性体”的真实内容、人的“心体”的本来活动,从而以“纵贯者纵讲、横列者横讲”[23]较之“纵贯横讲”而更加圆熟。因此,经历魏晋玄学的“才性与玄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佛性与般若”之洗礼,“仁智之全”真正坐实于人的“心体与性体”,而“生命的学问”挺立出人的“真正主体性”;对此,宋明诸儒功莫大焉。宋儒将“四书”置于较之“五经”更优先的地位,给人以转化周、孔为孔、孟之儒家传统以创新儒学的外观,实际上是发明和承续孟子的“十字打开”对于“仁智之全”的创造性贡献。[24]或者说,发明孟子学说对于儒学的创造性贡献,宋明诸儒厥功甚伟。由于宋明诸儒的阐发揭明,作为“性理之学”的儒学渐次展开其“心性之学”、“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以至于“道德哲学”、“道德的形上学”的丰富内涵;而宋明诸儒六百年的全部努力无非是孟子创造性贡献的承续和充实,“宋、明儒所弘扬者无能越此‘成德之教’之弘规”[25],“而说宋、明儒之‘心性之学’若用今语言之,其为‘道德哲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之充分完成”[26],宋明诸儒创新儒学成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以此。
其三,宋明新儒学分系之剖判。在牟宗三看来,宋明诸儒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打通元典即《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和《大学》而一以贯之,从而端正哲学历史发展的思想路径;因“儒分为八”、“传经为儒”、“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之刺激而契悟“性体”以阐明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从而再现哲学历史发展的历史路径之正途。其中,北宋诸儒如周敦颐、张载和程颢首创其大致规模和基本范型。[27]程颢合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之“二本”为“一本”,“仁智之全”就在其自己运动中渐次展开而获得愈来愈丰富的规定性,并由抽象的观念充实为具体的观念且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和工夫论的体证;至此,哲学历史的思想河流再次回归主流,而且更加清澈、更加恢宏。
然而,生命的契悟需要通体透彻而不能拘于一隅,如同双峰兀立而主流顿呈三派。“由濂溪、横渠而至明道,此为一组。此时犹未分系也”;“义理间架至伊川而转向。……他把‘於穆不已’之体(道体)以及由之而说的性体只收缩提炼,清楚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28]如上所述,源自“仁智之全”而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本体者,如“道体”、“仁体”尤其是“心体与性体”的本质特征,就是“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的。因此,判定儒家学派之主流与否,不是根据学派的地位和影响的高低大小,而是根据其理论学说能否全面、准确和完整地坚持、充实和发展儒学“道体”的本质规定性。据此,牟宗三剖析和判定宋明新儒学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应当分为三系:
(1)五峰、蕺山系:胡宏和刘宗周承续周敦颐、张载和程颢的圆教模型且开出新义。一方面通过“以心著性”即通过心体的“形著”以实现和确证性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了“性体本善”并非设准而是呈现;另一方面是“逆觉体证”即通过道德实践中的“自我震动”也就是怵惕恻隐之心以体认和确证“价值之源”的真实存在。
(2)象山、阳明系:陆九渊和王阳明片面坚持和发展道体的“既内在又超越”之心体;虽然主观努力抵达极致处亦可见圣贤气象,但于“即存有即活动”之性体终有所欠缺。因此,上述二系,“前者是从客观面到主观面,而以主观面形著而真实化之;后者是从主观面到客观面,而以客观面挺立而客观化之。两者合而为宋、明儒之大宗”。[29]
(3)伊川、朱子系:程颐和朱熹只是以理说性并将之提升至客观的、普遍的从而也就是不变的、外在的“天理”,因而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此自不是儒家之大宗,而是‘别子为宗’也。此一系统因朱子之强力,又因其近于常情,后来遂成为宋、明儒之正宗,实则是以别子为宗,而忘其初也”。[30]此即为宋明新儒学三系之判剖。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牟宗三关于哲学历史发展的路径(思想路径、历史路径和理学分系)的考镜,确实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且将之具象化,因而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无助益。首先,哲学历史的发展并不必然表现为后来的哲学体系对于此前哲学体系的取代或超越,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出诸原点的思想路径与现实的历史路径的统一,也就是思想内在的逻辑必然通过历史的实际进程而顽强地实现自己、确证自己。因此,从现象上看极为相反的思想路径与历史路径,在哲学历史的发展上仍然可以保持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其次,哲学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为“路径依赖”,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路径歧出”,而且后者较之前者更加能够充实、拓展和深化原有的哲学主题。因此,单一化的发展不利于哲学主题在多样化的规定性中丰富自己、实现自己。最后,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并不总是表现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片面的、单向化的“偏至”型发展更容易获得“正宗”地位。因此,辨识和判定哲学历史发展主流的根据,只能是经过反复思考且反身体认而自我认同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只是哲学体系的华丽外观和钦定地位。
三 广集善缘:整合哲学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思想理论资源
常言道:不捐细流,方可以为沧海。设若哲学历史的发展如同终将汇入大海的思想河流,那么,涓涓细流或旁支别脉不仅不应当拒斥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历史发展之必需。牟宗三认为,无论如何定义“哲学”,哲学的目的都在于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哲学的真理又是通过普遍性概念而实现的,因此,“普遍性是由观念、概念来了解,但观念是要表现的,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这种真理是哲学的真理”。[31]如果说,哲学历史的发展就是朝向着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真理的逼近,那么,这种逼近又总是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因而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生命而获得实现和确证的。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不同哲学传统间的会通、不同哲学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不同哲学体系间的兼容互补,本来就是哲学历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由于思想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以“生命”和“自然”为主导观念的中西哲学传统。“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由中国古代的经典,就可看出都是环绕生命这个中心问题讲话而开展。重点在生命,并不是说中国人对自然没有观念,不了解自然。而西方的重点在自然,这也并不是说,西方人不知道生命。由历史开端时重点有些小差异,就造成后来整个传统发展的不同”。[32]但是,“生命”中也有“自然”。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传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就必须超越生命中的自然即动物性的限制;而人之所以可能超越生命本来就有的自然的限制,根本依据就在于“人有智的直觉”,牟宗三甚至说:“如若真地人类不能有智的直觉,则全部中国哲学必完全倒塌,以往几千年的心血必完全白费,只是妄想”[33],而“智的直觉”或曰“自由意志”正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拱心石。因此,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为契机善缘,提出了会通中西哲学传统的诸多方案[34];不仅如此,西方哲学传统内部也有着诸多不同的传统,如柏拉图等哲学传统都有助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充实、丰富和拓展,因而也是哲学历史发展所应广泛汇集的思想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自然”中也有“生命”。在牟宗三看来,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有所不同,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不应仅仅限于道德范域,而必须是“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并肯定民主政治,且须知道道德理性之能通出去,必于精神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以成立并肯定科学”。[35]所谓“知性主体”,就是以“自然”为对象或客体的认知主体,也就是以追求关于外部对象的知识为主导的生命活动;而“在知识方面,中国哲学传统虽言闻见之知,但究竟没有开出科学,也没有正式的知识论,故中国对此方面是消极的。消极的就要看西方能给我们多少贡献,使我们在这方面更充实,而积极地开出科学知识与对这方面的发展。这样中西哲学的会通,才能使两方更充实,更向前发展”。[36]
篇5
关键词 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 生命思考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我们知道，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孔德）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端，这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走向。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之后的科学哲学派别的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同时指出科学也是尝试性的猜想和实验的反驳。因此可以看出，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前提是可错的，因此科学主义如何永恒是一个问题。库恩的科学范式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发展历史模型的框架，强调文化心理因素与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理性没有秩序，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作为现代信仰。因此，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可以看出科学主义自身的问题，追求逻辑追求分析总有不可解决的方面。但是科学主义的探索对人类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唯科学主义。这值得注意和警惕。
西方现代哲学中，都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特别是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重点分析了特殊的存在，称为“此在”。将此在与时间结合为一进行分析，这样就会显示出人的本质价值地位尊严这些作为此在的意义。但是他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这样一来把人这样一种此在推向永恒，并且他有此在的死亡之意向。这都存在一些问题。萨特认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自为的。人以外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在的。然而，存在主义确实表达了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人本主义对人的生存来说，是有很多生命价值的。但是也要避免进入唯人本主义的境况之中，这样生命才有微调的空间。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力图为科学进行辩护，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这样界定科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哲学要追问的是，关于“事实”的本质，科学家是怎样判断出来的？经验都是可靠的吗？即使获取了事实，那么科学知识是怎样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但是A.F.查尔默斯是这样界定科学家与哲学家各自的工作关系的：“科学家本人是最有能力从事科学的实践者，而且不需要哲学家的建议，但是，科学家并非特别擅长脱离他们的工作而对那种工作进行描述和表征。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科学家们通常是很出色的，但在阐明那种进步由什么构成方面，他们并不是特别出色。这就是科学家并不是特别善于进行有关科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的原因。”这样为科学辩护，把科学奉为敬仰。这是值得反思的。
人类的生命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这并没有错。或许人类确实是这样一种存在，但是必须要警惕将一个学科作为信仰而凌驾于其他学科，这一定是不合理和不恰当的。如果一旦这种趋势上演，那么人类的生命长河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的这种探索固然是好的，但是绝不能陷入一种独断论中，而否认其他一切。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兴起，我们更要值得注意和警惕。科学主义思潮决不能代替人本主义思潮，相反亦然。
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谈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演变而来的问题。不仅牵涉到横的因素，而且也关涉到纵的问题。从方方面面来看，生命所延伸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不仅有着独特性，而且又有着圆融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生命思考，我们就会重新认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理解。
参考文献
[1] 林超然.现代科学哲学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
[2]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叶秀山.哲学要义[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篇6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着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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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命观；生命教育
1 当代大学生的生命观
大部分学生能够对生命的认知和体验持乐观、美好的态度，但同时大部分学生也会感受到学习生活的压力较大，而主要的压力源来自对个人前途的担忧，不过只有少部分的学生对于压力无所适从。多数学生懂得珍惜生命，努力提升自身修养和争取更好的生活品质，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深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从大学生对待死亡与自杀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学生不赞同这种做法，但是少数人还是认为这是解脱很好的方法，因此对这部分人群需要我们更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
2 大学生生命观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大学生生命观的主要因素有学校、社会、家庭、个人。
（1）应试教育的弊端让学生不堪学习的重负而产生不良倾向，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和僵硬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缺少关爱，人文教育的缺失让学生面对压力很难采取成熟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为。
（2）社会形式的变化会影响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态度，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个人价值存在冲突时就会影响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判断。
（3）家庭的物质条件水平、家庭结构、家长对子女教育培养的重视度和家长自身素质都会影响学生判断人生观和生命观的标准。
（4）个体自我概念的强化、人际关系和交往的变化及个人心理素质的强弱也会影响大学生生命观的判断。
以上四种因素相互影响也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大学生生命价值观。
3 高校开展生命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面对我国大学生生命观的现状，结合它的影响因素，现提出了几点完善生命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1）高校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1.生存教育。课程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如何在各种险情下进行自救或救人的知识，即如何保存生命。 转贴于
2生命哲学教育。这部分内容是大学生的生命教育的重点所在。生命哲学教育是指占今中外文学家或哲学家关于生命的哲学论述，很多哲学家一直在追求和探索人类的生命价值。如黑格尔视生命为一场悲喜剧，叔本华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只能是悲剧，生命存在的形式，更多的是痛苦，而非幸福或快乐。可以在学生中展开这些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生命探讨的讨论，通过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人生价值的探讨，使大学生懂得、尊重生命，获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3.死亡教育。有人视死亡为生命的终结而恐惧，有人把死亡等同于解脱而欢喜，更有人以死亡作为胁迫其他生命就范的工具。生命教育应该学习不以冲动的情绪面对死亡，而能运用理智的心态处理。以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生死的问题，即以理性与超越的思维来认识与面对死亡的问题，进而检讨白己的生命，以超越生死与有限性，创造出生存的智慧，积极、正向地面对生命与死亡的课题。
4.科学与人文教育。它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倡导人格完满的精神实质。具有良好人文修养的大学生，不但能在人格上得到完善，在对待人生和生命的态度上，也能具有理性的思考。
5德育课程。我国高校目前很少有给全体大学生开设德育课程，除与专业有关的学生会修这门课以外，其他专业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儿乎没有上过德育课。高校德育始于对生命的热爱，而生老病死这条自然法则揭示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生死问题。树立什么样的生死观是高校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践话题。
（2）重视心理健康辅导在生命教育中的作用
有资料显示，大学生中患有心理疾病的不在少数，很多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就来白于心理压力或心理问题解决不及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和学校的重视，在一味追求学业成绩的教育制度下，大学生的心理以及道德状况往往被忽略了。正是因为传统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这方面的盲区，使大学生的心理不健康成为隐患，进而不断显现出来，高校应该建立心理咨询室，而不是把心理咨询室作为摆设，必须充分利用起来，向学生开放，并鼓励学生去进行心理咨询。高校还可以建立学生的心理档案，充分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受到重视，而不是在一阵风之后让心理辅导和咨询逐渐沉寂。
（3）“关爱”生命教育应该受到重视学会爱自己、爱别人、爱自然，学会被爱，生命教育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会爱与被爱的教育。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抛弃白己，没有谁能将你抛弃。生命教育旨在不断发现和消除人性的弱点，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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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常心”思想之助益
南华禅宗哲学思想强调“见心自性，自识本心，自性是佛，平常是道”，即强调“平常心”。其蕴含的“道法自然，保持平常心”乃是当今医务工作者和学医人修身养性之道，它启迪当今医务工作者和学医人应淡忘一切外在的名利心、偏执心和攀比心，直悟生命中的纯净的本性，使自身的心态趋于平衡，情绪趋于稳定。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染缸中，人性中的“平常心”渐告稀少、沉沦，如能保持“平常心”，医务工作者就不会在名利的迷途中丧失自我，这对净化t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和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1]
二、“自性自度”思想之启迪
“自性自度”思想是南华禅宗独创的无需借助外力的自我解脱的修行法门，强调本性、自心是修禅成佛的根本。强调修禅必须自主自觉、依靠自身的力量，认为每一转念都要清净心地，才能自识本性。这启发我们在医学人文精神培养中要重视自主性，强调自我体验自我觉悟。譬如，南华禅宗将“顿悟见性”作为立宗之本，顿悟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压力重、责任大的医务工作者来说会更有积极意义。例如在工作或生活的间隙，一个转念促使身心在刹那之间放空，随之获得的是精神的放松和体力的恢复，就可再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顿悟之法强调自主自觉，必须通过亲身的实践体验去获得感悟，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或接受他人的经验和体验。正如《坛经》所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同样，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重在自主实践与体验，可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此，在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让医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病床边，到临床一线去，通过参与社区健康教育、送医下乡志愿者活动、临床见习、床边教学、临床医疗实习等实践活动去自主实践、自主体验和自主感悟。这种自主实践、自主体验和自主感悟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如此才能在亲身实践中培养医学生对医学的热爱、对职业的忠诚。[2-3]
三、创新精神之传承
南华禅宗思想继承传统，善于创新，迸发出全新的佛理。南华禅宗除继承佛教传统思想外，最重视结合我国固有的道家、儒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如慧能提出了“自性自度、顿悟说、识心见性”等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其重视自性、提倡自修自悟、实现内向超越的思想特色，改变了传统的禅修方式。[4]又如南华禅宗创立的“生活禅”理念，提倡将学佛、修行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将禅的智慧普遍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超越。南华禅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主张从“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中体察禅味，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这对当前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有重要启示，即立足生活实践去创新理念、创新路径，提高效率。在总理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新是当前提升医学人文精神的源泉和动力。[5]
四、超越精神之培养
超越精神是南华禅宗哲学思想的本质。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矛盾，追求心灵自由、思想解放是南华禅宗追求的理想境界。南华禅宗“超越自我”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人文思想。这种理想也是当前我们提倡的医学人文精神的最高追求，当今医务工作者只有养成超越精神，才能在“救死扶伤”中超越“小我”、达到“大我”的境界。唯具有超越精神，才能执着于医学理想和信仰，避免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迷失自我。因而，在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中，首要的是培养超越精神，超越精神意味着医务工作者为医学奉献终生的精神。众所周知，从医就意味着奉献，培养超越精神就是要培养从医人救死扶伤的信念、超越自我的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同情心。[2]
五、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之契合
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基本要求是给予任何生命所有善意，给予周围所有的生命以关怀，并给予真正人道主义的帮助。慧能认为众生平等，一切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倡导爱惜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这一关于生命观的哲学思想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相契合。毫无疑问，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敬畏生命、关怀生命和善待生命。当前，高等医学院校中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培养尚不够理想，一些医学生功利主义思想严重，而敬畏生命、善待生命的意识缺乏，这有悖于学医的信仰和当代医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当前要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首要的是在医学生中弘扬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如学会对一切生命的维护和关怀；学会珍视患者的生命，懂得“医乃仁术”的真谛就是对生命的仁慈与珍视。唯如此，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学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才能使之在将来的医疗工作中关怀病人、善待生命，才能赢得患者信任，从而有效缓解如今紧张的医患矛盾，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6]因此，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培养与提升，已经成为当前医学人文精神培养的核心要求。
总之，南华禅宗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宗教哲学和一种思想学说，已超出了它原有的宗教哲学的范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思想和社会价值影响深刻，意义深远，为当今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宝贵的启迪。
[基金项目：2015年度广东省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华禅宗文化与医学人文精神培养的研究”，项目编号：Z2015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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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言架构政治思想
思想是人脑对想法提取锤炼而又经过精炼的话语描述出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有时会歪打正着，让自己的思想与某个哲学家曾经说过的哲言或提出的哲学思想类似，殊途同归。那么把自己的思想戴上哲学的桂冠，我们的思想陡然在恍惚间变得神圣。对政治这门学科来说，其中思想俯仰皆是，我们如果利用哲言的形式将其架构，其思想的光芒就会陡增，学生也会更加顺着这一光芒的指引走向趣味横生的政治课堂，而不会对政治这张呆板的脸存在芥蒂。
可以笼统地说，哲学与政治学同属一个母系，它们的血统不尽相同，都是洞察世界、人生、社会的。所以这为它们的二者相同提供了契机。以初一政治第一课“珍惜新起点”为例，初中学习序幕的拉开象征小学到初中学习的一个过渡。政治学科初一第一课“珍惜新起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序幕。关于这一课，教师完全可以将哲学问题挪来一用，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在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的另一新起点的演讲过后，教师可以提问学生用一句哲言为新起点做一次宣言。这时，学生就会热情洋溢，打开大脑的知识储存库，输入新起点这一词条，进行哲言宣言。如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
二、政治观点哲学概括
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虽是学科个性的崭露，但在无形中又成为学科之间拉近距离的搭桥牵线者。政治与哲学这两门学科也是如此，源于它们研究范畴的交叉相似处，其相区别的语言形式也从两条无法交叉的平行线变成可交叉的两条线。根据这一点，我们可对某些政治观点运用哲学性的语言形式来概括。这与本文所阐述的第一点不同，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概括不是哲学前辈们千古流传下来的哲言，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应用自己的力量去对“碎”和“乱”的政治观点进行“锻造”，使之成为简明扼要的哲学性语言，这种哲学性语言点染了我们的个性色彩。
基于哲学与政治的相通之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打开自己的哲学宝典，用哲学的语系去论述政治观点，这是一次完美的概括和观点表达，学生可以言简意赅，可以大方说辞，也可以平白直叙。在学生思想的碰撞闪光中，政治课堂也得到了一次升华，而政治学科的面目看起来也不再狰狞。另外，学生在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锤炼过程中也兴趣盎然，得到思维的开拓。这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得到双赢的一种途径。例如，“珍爱生命”这一课，关于生命，它是无限可挖掘的哲学空间。在教师的激发下，学生就会联系自身进行一场珍爱生命的哲学语言之旅：生命本身就是财富，我们要去珍爱；生命无价，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是对有限生命的敬重和珍惜等。
三、政治词条哲学延伸
应该说，名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记住万物而输入大脑的一个词条，当谈话的时候，我们说起词条，便能想起词条所延伸出的词条定义。关于政治这门学科，它靠无数的词条来分章分节、构成知识体系。由于政治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曲径通幽，将这些词条做一次哲学性的延伸。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双手撑起无限。在这一延伸的过程中，我们从有限的空间入手，撷取无限的知识，我们在增加知识储备量的同时，也获得向哲学领域探究的乐趣，而且政治课堂摆脱从前的照本宣科，进而变得血肉丰满而有灵魂。”
教师不仅仅要给予学生课内既有的知识，还要帮助学生进行一次知识拓展之旅。拓展学生知识面，让学生依靠这些知识来看人生、看生命。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依据这一点，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把政治词条作为船桨，由政治的此岸摆渡到哲学的彼岸。以“让挫折丰富我们的人生”这一课为例，其中“挫折”与“人生”这两个词汇是本课最重要的两个词条，教师围绕这两个词条，会找到上升到哲学层面最能令人奋勇前进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而教师可以将政治词条的哲学性延伸交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分享在课堂。关于挫折、人生有许多哲学性观点，例如：珍珠是牡蛎生病所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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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生命的教育。但欧美与台湾地区对这个概念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我国内地学者对此概念定义也不尽相同。但人们都认同这样一点：“生命教育是指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生命的教育、生命发展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在受教育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的爱心，尤其是残疾人的爱心，使青少年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
生命教育可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体验生命进而超越生命，能帮助大学生规划人生每个阶段独特的生命价值。同时生命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格，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二、医学教育融入生命教育的意义
1.对于医学生本身的意义
医学生首先也是大学生，在接受医学教育之前，也未曾有过任何关于生死的教育。如今大学生学业及就业的压力大、负担重，很多学生感到活着没有意义、活的郁闷，有的人寻找刺激，如沉迷于网络、钟情于“死亡游戏”；有的人不尊重生命，如青少年早孕；有的人忽视生命，如不断有报道大学生自杀事件。对医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首先就是让学生自己明确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尊重生命个体，学会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2.对医学教育的意义
医学生从一年的人体解剖课开始接触到死，到未来的临床工作中要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有恐惧和焦虑。生命教育就是让医学生对生和死有正确的态度，获得生与死的科学知识、技能，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尊重他人的态度，提高学生接受死亡的能力和为临床病人提供帮助的能力。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医务人员的职责就从以疾病为中心转为以病人为中心。因此医务人员的工作除了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外，还要注重病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需求，临终关怀既是这一理念的一项具体表现。生命教育可以让医学生明确死亡的本质、伦理道德，把握临终病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诚心地进行劝慰、照料。能采用各种技能满足临终者及家属的身心需要，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以期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接受死亡，获得满意的的临终生命质量。
三、课程设计构想
医学生首先也是大学生，应对其首先进行生命教育的元素教育，进而融入安宁缓和疗护知识教育。本人借鉴台湾学者及大陆学者关于生命教育的设计结合医学生的医学教育背景，预设计四个主题八个单元的课程。前四个单元以生为主题，即从哲学的角度取向强调人生观与人生哲学；从生命教育取向强调自我、人格与人际。后四个单元为死的主题，即从生死取向培养学生有关生死的智慧；重视生命终极关怀与生命意义的体现。前四个单元包括认知死亡、生命与信仰、挑战生命及爱与你我；后四个单元为由生到死、珍知生死、认知自我和安宁疗护。
以上的教学内容将会通过讲述、多媒体音频视频、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来切实体会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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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哲学；特质；阐释
［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341（2016）01-0079-03
中国哲学是中国民族智慧的理性积淀，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内在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理论思维发展最高水平的一种体现。表现出了人类认知实践和伦理实践、宗教文化和诗史、真理追求和提升等方面的不同；和建立在科学实践和信仰崇拜基础上，追求宇宙奥秘和真理的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知行、诗史文化和精神境界，立足于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并以辩证思维的方式来解决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对人文精神以及家国情怀的一种关注。
一、中国哲学的特质之研究对象
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上看，中国哲学重视人不重视物，即重视生命。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用生命现象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发展。比如《老子》认为，世界根本的最终目标是化生万物，实现万物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中庸》也认为，天地的根本是创造无数的生命。《易经》认为，天的特性是万物、地的特性也是万物，即天地的发展和存在需要生命来体现。我国近现代哲学家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也认为是生命，比如儒家哲学追问的根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由，哲学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发现生命的变化，并为如何更好地进行生命的体验进行思考。中国当代哲学家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中心集中体现在生命上，一切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发展都是对生命精神的一种发泄。[1]牟宗山也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命也是哲学产生的重要开端，哲学在本质上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其研究的对象，主要目的在于不断发现如何更好地调节人类的生命，实现人类生命的有效运转。[2]人作为生命的主要承载体，是世界有序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因此，中国哲学特质中研究对象也在狭义上指对人的关注。即中国哲学关心人、思考人和研究人。这是和西方哲学重视自然截然不同的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第一，西方哲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自然世界。比如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念就是对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种思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家提出了一些和自然有关的哲学研究问题，像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对自然界内在联系的一种思考，笛卡尔的“世界广袤无垠”是对自然空间的一种思考。而我国的哲学研究对象主要在于生命，在于人。[3]比如，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的思想，集中表达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关爱；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思想，提出了爱别人如爱自己的深刻观念；佛教的解脱思想，指出人类烦恼的根本在于欲望，为了解决烦恼要保持无欲无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都从各自的观点上证实了将人的生命作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二，中国哲学思考和研究的内容都和人有关，包括对人肉体和精神的关注。比如《周易》提出的自强不息，主要鼓励人的进取意识；《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主要鼓励人们对生命和个人发展的积极。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宏观上是一切生命，从微观上是人的发展。同时，从中国哲学各个流派的理论思想来看，中国哲学不仅关注、思考和研究有关人的学问，而且还对人的生命问题有着深入、独特的思考，并延展出了各种众说纷纭的人生智慧。因此，中国哲学即人学。
二、中国哲学的特质之思维认知方式
哲学的重要基本元素之一就是它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哲学特质。我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是人，而生命、人又是感性、灵动的，因此，与研究对象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思维认知方式主要是直觉。直觉主要是指不受某种固定逻辑规则限制的，一种直接对事物本质进行领悟的形式，具有快捷性、直接性、本能意识性的特征。直觉需要某种体验，并在体验中产生一定的领悟，因而直觉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即生命主体对哲学的思维过程一般不具有清晰的意识，不具备对哲学明确的思考步骤。中国古代哲学对哲学的思维认知方式均有著作体现，且著作类型多样，比如《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指出人们只有清除自己心中的尘垢，才能博览和知晓万物。要求强调了直觉的思维认知方式。[4]《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晓万物之情”，体现了哲人对自然行与事的一种直觉感悟。中国哲学中思维认知方式中的直觉特质，得到了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关注。直觉方式既可以向外观认，也可以向内自省，一面注重用理智和同情来观察万物，比如对自然、历史的观察研究；另一面注重向内的反省和体察。
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之学术立学旨趣
从中国哲学的特质之学术立学旨趣上看主要推崇经世致用，强调哲学的人伦日用和现实功效，与哲学特质研究对象中对生命、对人的关注相一致。不同的哲学主张具有的学术立学旨趣不同，有的以思辨为旨趣、有的以实用为旨趣、有的以考据为旨趣。我国哲学的旨趣是经世致用，强调哲学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比如《中庸》里提到的“道不远人，人为之道而远人，不可为道。”[5]儒家的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应用进行结合。《老子》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指出了中国哲学在根本上也是以日用价值为价值取向的。《周易》中“夫《易》，圣人崇德而广业也”，更是把实践价值和建功立业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孔子哲学中的“仁者爱人”思想，仁的内容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代表自我为帮助他人的一种行动，正是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最好体现。同时，孔子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具有鲜明的实行品质。[6]中国哲学特质中对日用实践的强调，也被现代哲学家所注意。比如中国现代哲学家王国维指出“夫中国一切学问中，实以伦理学为最重，而其伦理学又倾于实践，故理论之一面不免索莫。”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以伦理为发展基础，而伦理的重点在于身体力行，即实行。因此，中国哲学的特质对日用实践进行了强调。现代哲学家熊十力指出，中国哲学主张的发展需要在实践中来检验。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强调生活实践和生活经验的贯通，重在日用实践对哲学的验证，而非一些理论的说明和逻辑的论证。
四、中国哲学的特质之解释、理解原则
哲学是一种解释的活动，是对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生发展现象的一种解释，不同的哲学主张和学说对宇宙世界的解释、理解不同。中国哲学特质中的解释、理解原则是充满生命和生机的，即世间万物是有生命的整体。中国哲学特质之解释、理解原则是在对研究对象———生命的发展基础上衍生的，生命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生命孕育着生机。因此，中国哲学的特质解释、理解原则为生机生命。比如《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指出要用统一和有机的观点来认识事物。“二程”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的整体性联系。[7]中国哲学以世间万物生命、生机的运行原则来理解万物的特质，也得到了现代哲学家的认同。比如梁簌溟认为，传统儒家对宇宙理解的生态、生机原则，正是将世间万物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万物之间的有机统一为宇宙增添了盎然之气。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主题是生命，并根据主题衍生出了机体主义的原则。另外，还指出中国的本体论在本质上也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依赖在生命的活动上。
五、中国哲学特质之建造境界的中和圆融
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思，并在反思的同时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因此，哲学是对意义世界的一种建构，对哲学的研究使人们对心中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哲学在本质上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和对人类精神理想境界的一种追求。中国哲学构建的这种理想境界为“中和圆融”。比如《中庸》中“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强调了人性中的至诚，指出人们只有将自己的本性显示出来，不做任何的隐瞒，才能得到人们的欣赏，促进万物的繁育。这种思想是天人合之境界的一种体现。《道德经》中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追求天人合一的一种体现。儒家的礼乐制度旨在以人们心灵的和谐为目标，在人们的心灵需求上体现中国哲学的中和圆融思想。综上所述，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说，从研究的对象、思维认知方式、学术立学旨趣、解释和理解原则、境界的建构五个方面在总体上归纳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通过对中国哲学特质的具体解释可以发现，这些特质均满足了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中国哲学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第二，中国哲学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具有特殊的贡献。同时，还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五个方面的特质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比如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是人，因而在思维认识方式上的体现就较为感性，不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理性。在学术旨趣研究上也较为关注人世间的实际事项，强调身体力行，而非强调理论的抽象和思辨。在解释、理解原则上强调生机的原则，而非对物质和机械的欣赏。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演变意义深远，对当今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有关人员加强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断发现中国哲学更多的特质，并在对这些特质应用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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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死亡；艺术；生存美学；年老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98-01
中国古代的哲学讲求未知生，焉知死，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看得很重，然而西方的哲学家认为只有深刻的理解死亡的价值，才能更好的生活。早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就说世界不过是原子和虚空，人无非也随其变化罢了，伊壁鸠鲁也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获得精神的安宁，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发现了死亡的本能，认为死亡乃是人生命的自然倾向，是一切有机生命体内在固有的天性。上述这些哲学家，无一例外的认为死亡的性质正是体现了生命本身的特征。
福柯也认为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导向无限存在的前提条件。但他提出了死亡哲学的新观点，即死亡是一种美的艺术，生命通过死亡而同自然，世界以及历史连接在一起，获得了它的永恒回归式的重生和更新。人只有对死亡无所畏惧，逾越有限的生命，透过语言本身的无历史，超历史和无主体的结构返回到死亡中，实现在死亡中与他人，历史和文化的对话，并在对话中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才能实现人类伟大的价值。
一、在自身审美生存的每时每刻实现与死亡的游戏——死亡作为人类的艺术
福柯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要在一生中一再同死亡遭遇，即所谓死亡，就是人在一条不确定的生命线上的来回运动中与其自身的反复遭遇。这种遭遇如精神窒息般难以忍受。而这种精神窒息，就仿佛人的原罪一样与生俱来，本不应受到压制，生命珍贵的意义，就在于向人不断地显示生命本身的极限性极其面临不可能性时的那种矛盾和精神痛苦。这是类似炼狱一样的自我掏空和自我虚无化过程，是最珍贵的反思机会，也是最有希望的创造时机。
二、在语言艺术的褶皱中与死亡对话——死亡作为历史语言的艺术
死亡的艺术性首先体现为它的语言性和象征性。我们通过对思想的写作和艺术创作，使生存和死亡相互交换穿透和双向的自由往来，使生存和死亡的界限模糊化，甚至使两者相互交换和互为补充，形成诗性的广阔生命视野，使自身的生命领域无限的向纵深纬度扩展开来。不管是荷马还是乔伊斯，都深刻的意识到语言，时间，死亡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交错性。塞内卡也主张由于命运的难以掌控所以必须随时讲“真话”，它们将成为苦难时刻的“救难言语”，使人面对死亡时更加坦然和平静。语言含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所以它也是死亡的载体和替身。死亡自身在人类文化结构中沉没和消融，透过语言的褶皱消失融化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中，从而实现自身生命的历史总体化，以匿名的方式渗透到人类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洪流。
三、人生最美的时刻——关于人类的年老
至于年老，从塞内卡起就认为年老和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或结束，罗素也说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拥有辉煌的过去，所以并不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活着就是为了使自身变得年老，因此福柯认为，年老时人生最美的时刻。它既承载着年轻的过去，又迎接着死亡。
福柯的哲学，即要求人人都尽可能站在老人的高度，进行最完满的自身实践，以自身已经达到年老的那种审美态度，使自己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成为像累积最丰富的审美生存经验的“年老”那样，使自己的每时每刻都成为一种类似于老年人那样的“完成了的生存”，一种完满的人生。
四、小结
在福柯的生存哲学中，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在虚空中呼喊和寻求虚空。死亡作为一种真正的虚空和消失，既是最富有诗意和最浓缩的可能性本身，也是一种必然的事件。在死亡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也是可等待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和不可回避的，所以，它才是最自由，最稳固，最坦然的。这种对待死亡的哲学观，表现了对于真理和自然的尊重，也体现了回归自然的决心和怡然自得精神。
福柯的哲学观，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有异于东方对死亡透露出的人生无常，命运多舛情怀的观点。死亡变成了临风起舞的莎乐美，是美与理想的象征。它作为一种美的艺术，并不消极悲观，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懂得生活的人，应该懂得把生活的艺术和死亡的艺术紧密结合起来，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也不断探索死亡，竭尽所能的逾越到生活的范围之外，在虚无中试探死亡的无限性，在历史中寻找死亡的永恒性，以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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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命运的追问
命运一词在古希腊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俄狄浦斯能够解决斯芬克斯之谜却摆脱不了杀父娶母的命运开始，人们就以一种极端畏惧的心理看待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命运”的意志，命运不可违抗是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更多的是以人的可能的生命强度做一种崇高感的承受。直面这种神秘的东西并探其究竟是哲学诞生之后的事情。希腊人怀着特有的探求事物本体的好奇心，带着宿命感的叩问，似乎渐渐明白了生命之二律悖反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面前，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人应超出神为他设定的限制，获得比命运所折射出的限制性更坚强的意义。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所表现出的这种关于苦难的寻求方式体现了古代生活的人文精神，他们不愿意仅停留在对生命的感性直观中，努力寻求感性世界的苦难解脱，以及人性本身的根据。他们相信一切的世间万物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而人的价值只能实现在自己同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因为人们总是受制于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而这一原因正是把握这种对象性关系的“根”和“本”。为了摆脱这种命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的古希腊早期哲学一直在向世界发问：世界究竟是什么？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对此，早期的哲学家们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归纳，猜测与构想，提出了各种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命运关联于始基，表明始基的悬拟在于人的心灵，对人类乃至对于人类说来的整个世界的最后归着的眷顾。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简约的心灵，他们所怀的单纯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对人之为人的关切呈现出澄明的状态，这是现代人苦苦追寻，却常常无法获得的，人的单纯性存在展示出了关于命运、关于生命的限度和关于世界的独特广度。
二、对智慧的追寻
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就被定义为是爱智慧，据考证，是毕达哥拉斯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的。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人不是智慧的拥有者，而是智慧的热爱者和追求者，人对智慧的爱就是哲学（philosophy）。所以，哲学不是让人聪明智慧的学问，而是把人引向智慧的学问，是让人知道自己无知而去追求智慧的学问。哲学的这种品格一直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爱是不懈的追求和探询，其对象是智慧，智慧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生活中的一种大聪明或大智慧。
智慧是以一定的文化修养为基础的气质和远见，是一种极高的悟性和超常的明智卓识，也是一种灵性和灵气，人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生理上的满足，也需要哲学智慧的引领。哲学的真谛在于对智慧的领悟与拥有，而哲学的灵魂——智慧是不可描述的，它永远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所描述的“魂形”之外，但又绝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神明，而是我们心灵中已经有所感知但又说不出的某种东西。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总会把它变成一种定型化的知识体系。但是，当我们一旦把它变成了定型化的知识体系时，它就不再拥有哲学之魂了，而是哲学之魂脱下的遗骸——知识，哲学之魂又会以新的形态萦绕在我们的心灵与未知的知觉感悟中。这里所隐含的更深层的本体论寓意就是：哲学智慧之境是一个本体论的悖论之境，哲学对智慧的追求一旦达到哲学的“根处”，就是对“爱智慧的困难境地”的澄明性的拥有和自觉承受。这里所昭示的哲学智慧的本体论悖论就是：哲学智慧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智慧的涅槃——“无智慧”和对“无智慧”的自觉拥有与承受；哲学智慧的追求者所能达到朝圣的终极境界，就是哲学智慧的祭坛——在他们所达到的哲学境界使哲学之魂，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人们的一种直观，这里才是哲学灵魂的真正显身之境。因此，心灵的直悟远比逻辑的尽至更能接近哲学的神韵。
三、对人性的追求
希腊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以为它是人的最重要的福祉，这种尊严只有人才能够具有，而人为什么能够享受这种独有的权利呢？于是，他们寻找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人，才是能够享有生命尊严的人，而对本原的讨论正是他们在寻找人之为人的根本。在对本原的抽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寻求人之衡量的尺度，这是他们寻求自然宇宙的哲学理解方式的最后面的也是最隐蔽的理想，人作为人不是基于人作为主体，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自然的延伸者，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意识形式，作为本原存在的原初性。这种本真的理想表现为在宇宙的大尺度下审视人的一切行为：人应该如何行事才能承担起存在的原初性。因此，本原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抽象的原则，而是最终成为关于人的思考尺度的承载者。于是，和谐的数、流动不息的火和不动不变的存在都轮番作为本原物登上了哲学的舞台，而深究其本质这些正是哲学家对于人之为人的独到理解。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思想明确的显明了人的本体论形态，以及在此视野下的人的公共性和张力问题。他们把完全的自由的个体视为宇宙生命在人间的真实形式，他们的人文主义的个体主义的滥觞得益于其背后开放的宇宙论背景，他们追问：什么是人类所要追求的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宇宙有机性相融通的目标，这就是追求本体的“善”。这就是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这一问题开启了以后几千年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向度，这是从古希腊早期哲学开始的。
四、结语
古希腊哲学之所以作为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正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的不同的视野，它的人文主义有它特有的意义和指向。希腊不是依附于后来的文明传统而有其伟大成就的，希腊之所以是希腊，之所以言必称希腊，是因为它有大于后来欧洲文明传统的精神旨趣，这一切都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思想中初露端倪。他们寻求一种贯通于万物之中的法则，试图视他们的生命和思想与它和谐一致；他们以坚定的眼光凝视这个世界，不把任何一部分看成是独立的并和其他部分分离，总是认为它存在于一个活的整体中的元素。在他们的哲学中，充分体现了本体论的人文向度，以其高远而空灵的本体论意境，昭示着人对宇宙和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与思考，在形而上的极限之处，开启着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感知与拥有的根本灵性，由此引发出人对“存在”的“震惊”与心灵震颤，进而使人的境界得以提升。他们在人的生命地开启着原创性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活水，并为人和人的历史展露着形而上的曙光和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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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高度紧张的现代社会中,学生自杀等无视生命、虐待生命的现象有所增多,教育学生体悟生命、珍视生命日渐重要。在香港和台湾生命教育影响下,内地20世纪末对生命教育内涵、价值取向、理论基础、自身理论建设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在全国中小学掀起了生命教育热潮。认真总结与反思内地生命教育研究与实践成果,对于促进我国今后生命教育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当前正在工业化途中,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因工业化带来对人精神生命的压抑,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生命”为研究视角的探索,在世纪之交不断涌现,逐渐促成了生命教育的兴起。
一、生命教育起因与内在意蕴
在应试教育日甚一日的今天,教育的真义被遮蔽了,教育成为“训练”的代名词,成为塑造单向度人的工艺流程。由于学校生命教育的缺失,针对生命非连续性事件对学生生命的伤害,不仅要全力阻止其极端行为,挽救其生命,还要通过生命教育在更高层次上拯救其心灵,启蒙生命价值。针对青少年健康发展及生命价值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台湾、香港及内地开始将生命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生命教育的推动工作。“生命教育”一词在内地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是将环境教育、安全教育等看作一种生命教育,尚未对生命教育本身展开研究。90年代末期,生命教育才引起内地学者注意。
生命教育是一种通过增加与生命相关的教育内容,帮助学生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创造生命价值,以促进学生生命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黄克剑先生从哲学和实践向度建构了“生命化教育”理论。从哲学向度看,生命化教育意味着训育学生创获“幸福”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提升道德心性所必需的自律意识。从实践向度看,生命化教育意味着“遵从自然的教育”和“个性化的教育”。生命教育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命意识熏陶、生存能力培养和生命价值升华,最终使其生命价值充分展现的活动。生命教育的内涵主要是教人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活动。
二、生命教育理论溯源与体系建构
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孙效智在其《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哲学基础》中指出,生命教育应包含生死、宗教以及伦理教育等部分,伦理学理所当然应是其基础。因为“哲学是提高生命境界的一种生存方式”,为此有研究者探讨了生命教育的哲学基础,包括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在我国生命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孔子确立的儒家思想核心范畴的“仁”,就含有生命教育思想的意蕴;孟子承袭孔子思想,提出“仁者爱人”。中国哲学的生命意识是一种反思自我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生命意识,是融感性、理性为一体的意识,是合万物生命于一体的意识。
近年来, 国内学者从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环境伦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生命教育的产生、内涵、目标、内容、方法与实施途径等,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探讨,初步形成了生命教育的理论体系。有研究者从生命教育理念切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生命教育理论。第一部分主要从中西方哲学角度对人的生命、生命的本义、生命的特性、生命意义以及生命的终点——死亡分别予以解读,为生命与教育之深层关系的论述确立了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主要从个体生命与教育互相关涉角度,来探讨生命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就生命教育的理念予以建构。第四部分,强调追寻生命自由是生命教育的永恒追求。在此理念指导下,通过对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审视和反思,指出了当代教育之所以异化学生生命,在于其价值取向的偏差。而要把当代教育由异化学生生命转化为培育、完善、涵养和润泽学生生命,就必须在教育价值取向上来一个根本转变。
三、生命教育价值诉求与实现路径
综合现有论述表明,生命教育试图融合教育价值与人的价值,试图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以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命质量为宗旨,追求生命的全面、自由和终身发展为旨归。有研究者阐释了生命教育的五种取向:即身心健康、生死、伦理、宗教和社会取向。生命教育应是真正人道的教育,不仅要对学生的升学考试负责,更要对学生的生命质量负责,要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首先是珍惜生命;然后是寻求生存的意义;最后教人超越自我、超越功利和世俗, 达到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有研究者认为,形成正确的生命教育理念是其核心价值追求。因为正确的生命教育理念,是生命教育确立自身发展目标的根本依据和巨大动力;也是生命教育超越功利、走向完美追求的基础;更是其长远规划自身发展的指导思想。
生命教育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生命教育目标是“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基础层面是教人珍爱生命,学会保护生命,更高的层次则在于教人体悟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理想”。在具体实现途径上,多数研究者认为:通过设计、实施生命教育的课程,以生命教育课为主体,在学科中渗透生命教育。一方面,学校要开设有关生命教育的课程,派工作责任心强、能胜任生命教育的教师任教。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结合德育工作、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生命教育。在总结前一阶段生命教育实践基础上,有研究者对生命教育实践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基础教育过程应是人之生命的心路历程;基础教育的课程应有助于人的生命的整体发展;道德教育应有助于人的生命的超越与提升。该研究者从三方面对生命教育实践展开论述:一是滋润生命的课堂教学;二是关照生命的课程实践;三是涵养生命的道德教育。
四、生命教育研究得失评析
这一时期的研究,描述了当前教育忽视生命的现实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系列实践研究,收到了一定成效,促使生命教育在中小学迅速开展。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生命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为指导生命教育的大面积推进奠定了基础。总体看呈现以下特点:其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生命教育的定义仍在争鸣中。其二,针砭应试教育弊端深刻,但解决问题的策略多停留在生命教育的推演水平,缺乏具体措施。其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脱节,这从出版的几本生命教育专著中可以证实。《生命教育论》从解读生命入手,分析了当前学校教育中生命异化的表现,提出了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生命的沉思——生命教育理念解读》分析了生命教育提出原因、价值追求和未来走向;《生命的畅想——生命教育视阈拓展》拓展了生命教育的研究视阈。相对来说《生命的律动:生命教育实践探索》与实践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它仍是从理想的角度对生命教育的课堂、课程和道德教育做的探讨,而对于学校如何实践这些构想,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追究生命教育研究中问题的成因,主要是缺乏“具体人”和“学校情景”的研究意识。只是停留在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类”生命意义的研究上,形成的只能是抽象的生命教育概念。对于以班级师生集体形式存在,真正对学生产生核心影响的生命群体缺乏关照;对处于班集体中的个体生命教育与孤立个体的生命教育缺乏区别,从而忽视了生命教育中作为班级群体的人与个体精神生命的有机结合。这就没法给中小学教师提供在复杂教学环境中,灵活实施生命教育的理论指导。今后,生命教育研究重心必须从抽象“人”转向学校境遇中的“具体人”。因为只有从学校特定境遇中,研究师生的具体精神生命,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有针对性地指导生命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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