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哲学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关于生命的哲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生命；意志；表象；意欲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32-02

自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是什么？”这个命题的思考。在历史长河中，生命被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们不断地赞颂，或被赞为纯粹理念的外显、或被看作是造物主的神圣印证。然而叔本华对待生命的态度却是冷静而严肃的，他向世人揭示了“生之罪”，并指出摆脱意志的束缚方式。叔本华的生命观饱含了人文关怀，能够给已经习惯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带来些许启发。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对叔本华意志哲学作了概述，在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生命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叔本华生命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

叔本华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是基于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因此，要对其生命观有一个深入的理解，首先要理解他的意志哲学。

叔本华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他的意志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意志”和“表象”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认识论对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元区分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文中，叔本华开宗明义地宣称：“没有真理比以下这个真理更明确、更独立于所有其他东西并且更不需证明的，亦即：因为认识才存在的所有那些事物，也就是这整个世界，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只是客体，只是直观者的直观，简言之，只是表象”[1]。由此可见，叔本华同康德一样也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掌握到世界的本质结构，我们所掌握到的东西，只是本质在心灵的表象。既然叔本华是用“表象”的概念替代了康德的“现象”概念，从理论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就必然有关于本质的概念来替代康德的“物自身”。对此，叔本华的回答是：“客体的世界，世界作为表象，这并不是世界唯一的一面，而只是它的外部的一面，也就是说，世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那是它‘世界’最内在的本质，它的核心，亦即‘物自身’，而这个我们将在下一部探讨，根据最直接的它的客体化，它被命名为‘意志’”[1]。可见，在叔本华这里，“意志”是被作为外在世界的本质的，而对“意志”和“表象”的阐述也构成了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基础。

叔本华在对意志和表象进行界定后，又进一步阐释了意志与表象的关系，他指出“意志”不仅出现在人类身上，也出现在所有的动物、植物、无生物，乃至于整个自然之中。因而，意志可以看作是一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个体所接触到的只是表象，是意志客体化的世界。因此理解作为意志客体化的表象世界与意志本身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一个关键。首先，“意志”与“表象”二者是对立的关系，叔本华明确指出了“意志”是自由的、是不受表象世界中“形式”的所支配的，那么何谓“形式”呢？叔本华给予的解释是“时空”或“个体化原则”，是专门针对“表象世界”而言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意志”与“表象”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意志”与“表象”二者又有统一性，叔本华指出“意志”能够通过客体化显现自身，由“意志”转变为“表象”，由此构成表象世界，此时二者又有了统一性，而且当“意志”转变为“表象”时，要受“时空”或“个体化原则”的支配。简而言之，个体作为表象是处在时空之中的，就必须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而“意志”则不在时空之中，当然就不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

“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是叔本华意志哲学的特点，世界作为内在本质的外显是理解其意志哲学的核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基于其意志哲学来解读他对生命的思考和看待。

二、生命作为客体化的意志

如前所述，在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中既然世界最内在的本质是“意志”，那么，“生命”作为表象，其本质同样也是“意志”。叔本华用“意志”的概念来对“生命”进行思考和反省，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是‘意志’的客体化，同时也是‘意志’自身的彰显”。要理解叔本华的生命观，就要从“意志”彰显的过程中去解析意志的活动，而由此便引出叔本华在思考生命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欲”（willing）。“意欲”（willing）可以看做是从“意志”（will）这个核心概念中衍生出来解释生命的概念，用来表达“意志的活动”。叔本华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之所以承受着无止尽的痛苦，其根源在于无法摆脱“意欲”的折磨，因为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每一刻都离不开“意欲”，然而作为表象的生命必然要受制于表象世界的“个体化原则”，于是“意欲”就成为了折磨个体生命的痛苦之源。

叔本华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对生命的认识凸显出了悲观的色彩，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指出：“‘意欲’，至少对较高等的生物而言，乃是无止尽的痛苦的来源。仅在我们脱离意愿束缚的范围内我们才脱离痛苦。”[1]我们分析这段话可以得出叔本华所要表达的是以下两点意思。1）“意欲”是无止尽的痛苦。2）痛苦的唯一解脱之道便是摆脱“意欲”的束缚，也就是弃绝“意欲”。叔本华指出只要我们的意识被我们的意志所填充，只要我们以它“愿望”的持续的希望和恐惧，忙碌于愿望的追求，只要我们是意欲的主体，我们就决不能得到持续的快乐或安宁，没有安宁，真正的幸福是绝对不可能的。叔本华认为“意欲”无止无尽，而且永不满足，甚至所谓的满足根本就只是假象，所以他认定“意欲”是痛苦之源，并且进一步认为，唯有断绝意欲，才能超脱痛苦。然而，事实上，饮食的需求、性的渴望以及其他意志的客体化，有些是生命所赖以延续的本能需求，有些则构成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如何断绝这些本能的渴望和需求呢？或许答案是根本不可能。这样的推论和结果，必然会导致叔本华走向悲观主义的道路，即，只要生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不断地满足那些无止无尽的“意欲”，因而，必须不断地经验到那无止尽的痛苦，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生之罪”。

但是，叔本华并非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也指出了获得幸福的方法：“纯粹的静观”，并且指出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沉醉于其中、物我两忘的状态便是“纯粹的静观”，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不再受到“意欲”的支配，从而达到了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能够体验到真正的幸福，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叔本华将生命看待为客体化的意志，并且指出唯有通过“纯粹的静观”才能让我们暂时忘却一切生之苦，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有限的幸福。

三、深刻的审察与有限的幸福

未经审察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叔本华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以悲观主义视角来审察生命的哲学家，其生命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通过对生命的审察，叔本华揭示了“生之罪”，即“存在之罪过”，这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命观的反思。他指出：“一个关于世界和存在特性之意义深长的暗示被发现了。它‘暗示’是意志跟自己的对抗，在此，意志以他的客体化的最高阶段被最完全地显示出来，并且可怕地显露出来。在人类的苦痛中它变得可见了，部分是由偶然和错误所造成，部分则是从人类自身所导致……直到最后，在个体的认识中，这个认识被苦痛本身所净化和提高”[1]。可见，叔本华认为个体存在于世界中是难以摆脱意志的束缚，随着意志的作用不断显现，个体会逐渐意识到唯有在苦痛中直面意识本身并与意志对抗，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认识。在叔本华这里个体生命存在于世是渺小和无力的，这对习惯于歌颂生命崇高伟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是一种警示，即对人类的态度不能过于乐观，更多的时候需要严肃的审察，把人的生命放在整体生存状态中去考量。

其次，叔本华用上帝的身份来审察世界的芸芸众生，看到了意志的自由、无限，生命的必然、有限，看到生命的种种障碍、欠缺，看到人们盲目的欲求、挣扎、奋斗，人们忙忙碌碌，但只是彷徨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最终都不可逃逸地走向死亡，归于空无和寂灭。短暂而悲剧的生命要获得幸福唯有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纯粹的静观”，即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1]可见，叔本华在揭示了生命悲剧性的同时，也为大众指出了摆脱意志束缚、获得幸福的方法，个体内心只有进入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主体，仅仅关注“事物是什么”时个体就能够摆脱意志的束缚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个体在“纯粹的静观”的过程中成为了纯粹的观察主体，暂时地忘记生活之欲并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此时的个体可以体悟永恒之生命，同时内心也可以体会到物我为一、物我相忘的逍遥与幸福。

最后，叔本华的生命观中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以及所蕴含的人文关怀都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饱受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之苦，对生命我们需要进行严肃而冷静的审察，需要“纯粹的静观”。总而言之，善待生命要从善待心灵做起。

参考文献：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 主体性哲学 生态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新的历史任务。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合格主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简单作答。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认识你自己”也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对“人”进行哲学反思，以便建构能够胜任生态文明建设重任的“新人”。

征服自然的人：生态危机的制造者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主体性哲学确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纯粹的思维（即意识）视为人的本质。这种对人的理解确立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思维的“我”是绝对的主体，“我”以外的世界都是客体，并且主体拥有对客体的绝对优先地位。这种思维模式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自然成为被人征服、统治、奴役的对象客体。这是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这种人将自然当作可以任意索取的客体。近代主体性哲学认为有意识的人只可能对和他一样拥有人类意识的主体负责任，没有为无意识的自然界负责的道德义务，无意识的自然界是人类可以随意支配的客体。笛卡尔说过，“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知道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①于是乎，在自然界中，人类把自己看做可以凌驾一切的暴君。人类可以恣意地驾驭奴役自然中的飞禽走兽、花鸟草虫，非生命体的矿物资源更是可以被人类任意征用。人的眼中只有自然的有用性，生态独立自存的内在价值被完全忽视。

这是一种机关算尽的人。为了精确地把握世界，这种人采取了数学的计算方式，“这种确证性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的。”②精于计算的人将自然界的事物看成纯粹的数量关系，本真的物性被冷冰冰的数字所遮蔽。这样，人就不会对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与无机物产生移情或者通感，只要在计算后承担最小的付出就可以了。在社会领域，这种人被简化为追求个人私利的“经济人”。经济人遵从的是经济理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努力使成本最小化。经济理性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财富的急剧增长，但是理性经济人总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把大自然的馈赠视为免费的午餐，试图以零成本或者最小化的人力付出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然后把生产出的垃圾不经处理就还给不能与他讨价还价的大自然。

这种人欲壑难填。马尔库塞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区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种。真实需要是指满足与人的生命紧密相关的需要和有意义的自我发展的需要，如在一定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等。“虚假的需要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③在虚假需求的诱惑下，人们过度消费、畸形消费，把消费当做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乐趣。所以，再多的财富也不够多、不算多。这种虚假的需求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致使“经济自我扩张”从来就没有上限。这意味着人永远会肆意攫取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人永远不可能与自然“和平共处”。

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态文明的哲学根基

人不是自然之主。帕斯卡尔认为人仅是浩瀚宇宙中的一棵苇草，一滴水也能置他于死地。人完全没有资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支配者，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对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有体悟。张载在其名文《西铭》中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他的“民胞物与”思想将天地万物与人统一起来，物即为予，予即为物，从而达到天地人的和谐交融。马克思更为直接地论述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⑤确实，人们无时无刻不与大自然保持物质能量的交换。人类呼吸着大自然的氧气，饮用着大自然的清水，吃着大自然的果实，又将人类二氧化碳等所有排泄物交换给大自然。人无法脱离自然生存，人和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当代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自然界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其次，自然界整体以及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是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遵循的是自组织规律，具有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演化的趋向性。在人类存在之前，植物界已经发明了光合作用，把水、阳光和空气等变成有机物质；花朵就聪明地利用蜜蜂在花朵之间搬运花粉，利用生态的系统性为自己服务。

人是万物之灵。墨迪曾经以视角主义的观点质疑过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人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同样的逻辑，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都高。因此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而蜘蛛是蜘蛛中心论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物种。”⑥实际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是没有走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看似将自然或者生态系统置于世界的中心，但这是一种头脚倒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已经把自然界作为整体拟人化了，把人类的权利和道德观念强加给了自然界。现实中，自然界的各种生命体是不会为人类承担义务的，也是不可能去帮助人类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是人一手制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也必须由人来承担。首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善待自然归根到底是善待人类自己。其次，只有人才有能力来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我们前面引用过帕斯卡尔的话来表明人类的有限性，但是帕斯卡尔还紧接着有下一句来肯定人的高贵性。“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他，人却仍然要比至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⑦我们应该剔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沙文主义倾向，但我们应保持其作为行为担当者的含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人之外的自然不会采取行动保护人的价值：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⑧再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人来入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最终决定了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人和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才使人类生产的目的偏离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轨道，才造成了无度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导致对自然的戕害。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才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关节点。

自我建构的“生态人”：生态文明的现实建设者

当代哲学认为作为主体的先验的“人”只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观假定。福柯讲过，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握有、作为建构者、又到处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将被抹去，就像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⑨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死”。“其实，死去的只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这种“人”的死去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为“新人”的诞生腾让位置。当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解构先验的“人”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适应当下形势的新主体。新主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像裁纸刀一样，在来到世界之前已经被规定了本质。人没有先验的本质，主体是历史和经验的产物，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经验会造就不同的主体；主体是向外部开放的。这种主体不再将意识以外的世界视为外在的，原来所谓的外部既是解构先验主体的空间，也是建构新的自我的场所。个体与自然环境相关联，与社会存在相关联，也与文化历史相关联，人必须通过与外在的关系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存在；主体的生成是不断主体化的过程。新的主体关注未来，立足当下情势，以目标为导向进行自我创造，在向未来的开放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正当性。因此这种主体不是静止不可动摇的，它是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自我建构的路上；主体是实践中的自主创造。创造力是人的最大特质，自我创造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主行为。人凭借其创造力可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反应，有意识地对所处的世界进行探索性实践，在实践中成就自己。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担当，我们暂且把这种自我建构的主体命名为“生态人”。生态人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顺应生态发展的规律，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人。首先，生态人突出人的生态属性。生态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各得其所且相依相随。作为生态母系统下的子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来实现。在经济发展上，生态人抛弃经济理性，转而奉行生态理性。“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⑩其次，我们不能忘记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生态人不仅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还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等。生态人不仅仅是个体的人，也包括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个体的人和不同层次的集体的人的不同属性综合在一起，构造出生态人的立体面相。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为了强调其历史担当性。只有人主动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付诸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能和谐，也才有可能保证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的目的还是为了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生态人的建构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双向互动的，生态人能够建构合理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也锻造出了新的生态主体。我们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就生态人如何构建做出一些简单的勾勒。第一，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一种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达到了高产出，也造成了高排放、高污染，结果是对自然的高掠夺和高破坏。现在我们应该采取SHE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达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实现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第二，伦理道德的生态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幸福的境界应该是在物质保障基础上的精神满足。这样，人再也不会以从自然中索取为乐，自然才有可能免于当下人类的贪得无厌，才能得到休养生息。其次，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正义观。生态危机是因为人的欲望膨胀导致的对自然的无度索取。欲望不同于人的合理需要，是为了在人群中以差异的方式进行身份地位的区分，也可以说是为了制造或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我们应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第三，法律制度的生态化。首先要从制度层面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效对接，如党的十报告所言，“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次，我们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于2014年通过，明确将保护环境视为基本国策，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仍然有待制定和完善。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已经加入了三十几项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担当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我们在与国际环保组织方面的合作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

小结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有着与工业文明不同的特点，生态文明更为直接地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是普罗大众的行为，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也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每一个人也都会成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无止境的实践过程，生态人需要践行的是行动哲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决定、自我创造、自我型构，在与自然的和谐共融的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3007、SKZZY2013044）

【注释】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名著选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0页。

③[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④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⑥⑧[美]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12～13页，第17页。

⑦[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1997年，第158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篇3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19.197

脑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也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三大主要疾病之一[1]。脑血管病在欧美发病率降低的趋势下， 我国仍持续上升， 且我国脑血管病的复发率非常高[2]。为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如何提高脑血管病患者生活质量， 本科制定了脑血管病患者护理干预的内容及方法， 自2014年6月开始实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6月～2015年12月本科收治的200例脑血管病患者， 男115例， 女85例，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64.65±3.64）岁， 病程 10～21 d， 平均病程（15.0±3.0）d。入选标准 ：经头颅CT或核磁共振成像（MRI）证实为首次脑梗死或脑出血的患者；均病情稳定、意识清醒者。排除标准：急性期重度昏迷、严重脑疝或并发心肌梗死或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重症感染、严重糖尿病等患者；有认知障碍、不能配合检查和治疗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每组100例。

1. 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 具体包括：①心理护理：鼓励患者参与治疗、护理过程， 多关心患者， 与其经常交流沟通， 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用乐观的态度去感染患者， 消除患者的消积心态， 以积级的心态面对疾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②健康宣教：向患者讲解所患疾病的概念、发病情况、危险因素、治疗方法， 让患者正确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 增强对疾病治疗的信心， 积极控制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原发病， 预防疾病复发。③饮食护理：良好的饮食习惯对脑血管病患者非常重要， 进食以低盐、低脂肪、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多食用新鲜水果、蔬菜及粗粮， 少食胆固醇高的食物， 控制油、盐摄入。④康复训练：对脑血管病引起肢体活动障碍的患者， 给予肢体被动运动， 按摩肢体及腰背部， 避免肌肉萎缩。指导患者进行手指和足趾的屈伸、关节伸展、内旋等活动。鼓励患者进行日常活动， 如吃饭、洗漱、穿衣、上下床、大小便等，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

1. 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以SF-36评价两组患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SF-36是包括36项条目的结构式量表， 其中一个条目健康变化用于评价对健康状况总体变化的主观感觉， 仅有1个条目， 单独计算， 其余所有条目组成8个维度：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 对8个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维度进行评价。各维度功能介绍如下[3]：①PF：测量健康状况是否妨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 共有10个条目。②RP：测量由于生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职能受限情况， 共有4个条目。③BP：测量疼痛程度以及疼痛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共有2个条目。④GH：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 共有5个条目。⑤VT：测量个体对自身精力和疲劳程度的主观感受， 共有4个条目。⑥SF：测量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对社会活动数量和质量所造成的影响， 共有2个条目。⑦RE：测量由于情感问题所造成的职能受限情况， 共有3个条目。⑧MH：测量4类健康测量项目即激励、压抑、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 共有5个条目。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P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生命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干预后干预组生命质量各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心理因素、生活行为方式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对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 仅仅根据有无疾病来判断是否健康是不全面的， 还需要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健康的问题， 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因此生存质量的评价被引入了医学界， 它能够综合评价个体和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状态[4， 5]。用 SF-36全面了解脑卒中患者的躯体、心理、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环境及认知评价、情感体验等方面， 有利于采取更有效的防治措施， 找出防治重点， 促进脑血管病患者的健康水平。

篇4

就牟宗三关于哲学历史的基本观念而言,牟先生自身的说法无疑给予我们以下启迪: (1)中国哲学历史源远流长、命脉不绝,其源始端点就是“内圣”。(2)源始于“内圣”端点的民族文化生命命脉,在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或隐或显、或潜或兴,始终绵延不绝。(3)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时偕行,并且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广泛激活和汲取各种思想理论资源以为我所用。(4)作为源始端点的“内圣”必然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身,其唯一的方式就是“外王”,即通过成功的社会治理而表现出来;或者说,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己的目的,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根据以上关于牟先生自身说法的体认,可以展开关于牟宗三哲学史观的讨论。

一　辨章原点:确立哲学历史发展的源始端点

哲学历史的发展,仿佛思想长河的绵延,源头活水保证了河流本身的清澈如许。因此,辨别和厘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的真实“命脉”、彰显和呈现沉潜隐晦的历史观念的真正本质,对于哲学历史的整体把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牟宗三看来,辨别和厘清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乃是一个繁重的思想运作过程。首先,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甚至不是哲学历史内容的叙述,而是关于哲学历史事实初始即具的内蕴问题的反思。其次,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是从具有特殊性的哲学,如中国哲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的历史中抽绎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且是关于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反思。就作为反思对象的存在而言,上帝和物(包括有生命的动物)因没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哲学的反思对象,只有人、只有人的问题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而成为反思的对象。再次,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物而非无限的存在物。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内省和反思对象,人的精神活动必然受到感性和环境的双重限制而表现为有限的存在物及其活动,“人是在通孔中表现他的精神生活”[6]的;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人的有限的精神生活。最后,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人的有限的精神生活表现出来并因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主要课题。如,“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在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7]经过上述辨别和厘清的思想运作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与人的生命有关、与关于人的生命的内省和反思有关。

既然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与关于人的生命的内省和反思有关,那么,彰显和呈现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也就必然与个人的生命有关、与实践有关。首先,历史、包括哲学的历史,不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自然对象,也不是一个外在的既成物。由于个人的生命总是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而实现出来的,而且总是追求着更好的、更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以,就个人言,在实践中,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含着一个‘精神的实体’,此实体就是个人生命的一个‘本’。就民族言,在实践中,一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含着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此普遍的精神实体,在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抒发出有观念内容的理想,以指导它的实践,引生它的实践。观念就是它实践的方向和态度”。[8]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一个容纳了个体生命追求理想并必然通过实践实现出来的精神实体。其次,历史、尤其是哲学的历史,作为个体生命追求理想并必然通过实践实现出来的实践过程的民族的或类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来源于人的(个体的、民族的、类的)生命的道德的(本来向善的)和向上的(追求理想的)“心”;因此,“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始终在活跃着,贯彻着他的实践,此就是实践不同于‘自然’。‘理想’就发自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理想的‘内容’是观念”。[9]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精神实体,不是抽象的、只在理性思辨中存在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包含着道德的和理想的等诸多规定性的观念。最后,以具体观念形态存在着的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形态和方向实现出来,并通过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和丰富。经过以上辨别和厘清且彰显和呈现而出的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道德的心”或曰“道德的向上的心”。[10]“道德的心”作为人类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必然通过类的人、群体(民族)的人和个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而表现出来并获得实现。但是,在牟宗三看来,由于受到人的本性中的自然属性的规定性的限制,“道德的心”在源始处不可能全部表现。“在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从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而来的观念形态,各民族是不会一样的,就现在讲,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系统就不同。其原因是在:那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其内容与方面非常丰富,而其本身又带创造性,而人又受动物性的限制(广言之,即物质性或古人所谓气质的限制),所以它不能一时全体表现”。[11]但是,“道德的心”的表现方向和形态的不同,并不能阻止和拒斥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之间的会通融摄,因为,不论哲学思想之间或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如何巨大,都是从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而来的观念形态,都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趋向于会通和综和。

那么,“道德的心”在中华民族集团实践活动中如何表现?或者说,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究竟是什么?牟宗三通过关于中华元典的考订诠释,明确指出:“仁智之全”就是“道德的心”表现于中华民族的集团实践中观念的具体形态,也就是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12]肯定“仁智之全”,乃中华民族历史自觉的源始端点、中华民族集团实践的源始端点、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这实际上也就为牟宗三的哲学体系提供了“道德”与“理性”相结合的思想原点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支持。

在牟宗三看来,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历史/思想的源始端点,之所以在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取决于不同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而指引不同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的思想对象的不同则有不同的致思取向。如,中华民族初始即以“生命”为思想对象,如何调护和安顿生命成为先圣先哲最为关心的事情本身;与此不同,西方哲学则主要以“自然”为思想对象,如何运用理性和智慧理解对象本身,成为西方哲学初始即具的思想追求。“故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智隶属于仁而为其用”。[13]由于“仁”对于“智”的范导、统领关系的存在,“智”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朝向着“智的直觉”的方向发展以利于个体的人领悟和践行“仁”,从而也就抑制了“智”向着“知性”方面的展开,“此所以自孔子后,仁一面特别彰显凸出,而智一面,则终隐伏于仁而未能独立发展也。智,只润于仁中,调适而上遂。并未暂离乎仁,下降凝聚,转而为理解。故名数之学及科学,皆不能成立也”。[14]从以上牟宗三辨章原点以确立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哲学史基本观念,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1)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道德的向上的心”。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道德的向上的心”,既是存有即“普遍的道德实在”、“普遍的精神实体”的存在本体,又是活动即“智的直觉”、“知性”等思维活动,因此,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只能是集普遍实在性和客观必然性于一身的最高本体,也就是“即存有即活动”的。

(2)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道德的向上的心”因各民族不同的集体实践活动而表现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并且因各民族不同的思想对象而表现为不同的致思取向和不同的思维能力发展方向;但是,尽管有着诸多不同,表现为多元和多维的思想对象、致思取向和思维能力发展方向总是可以会通融摄,并最终通过或互摄、或彰显、或下转等以兼容互补以至综和,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本质(本体)规定性。

(3)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就是“仁智之全”。“普遍的精神实体”即“道德的向上的心”落实到“生命”上,从而使得生命本身有了价值和意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观念形态就是“仁”;而关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和理解并以之指导生活实践,就是“智”。因此,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仁智之全”,并非“道德的向上的心”的全体表现,而只是关于特定的表现对象,如“生命”及其特殊的规定性、“性善”或“精神的生命”,因而既是“内在的”(内在于人的生命的),又是“超越的”(超越人的生命的动物性的限制的);既是“存有的”(是通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证实的普遍的精神实体),又是“活动的”(是关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和理解的理智活动)。所以,“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是作为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仁智之全”的本质规定性,规定着中国哲学历史的发展方向,判定中国哲学历史上以至于会通中西哲学所有的哲学传统、哲学系统和哲学体系的正别圆缺皆源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牟宗三哲学关于哲学历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的设立,确实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注重“人的问题”的元典精神和思想特质;但是,问题在于,尊崇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是否一定要以贬抑人的自然生命和现实生活为前提?肯定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的道德或精神属性,是否必然要求否定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类似这样的问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牟宗三通过辨章原点以确立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是“接着讲”宋明新儒学、尤其是“理”“欲”二元对立且非此即彼的理学思辨模式[15]在更大尺度的历史空间、元典语境和思想空间中的重新演绎,不能不赋予他的哲学史观以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单一化色彩。

二　考镜源流:梳理哲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路径

哲学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如同长江大河,因其源远而不能一泻千里、奔腾入海,因其流长必然曲折坎陷乃至歧出百川,哲学历史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在牟宗三看来,由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的典章制度转入观念形态的“仁智之全”,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才得以真正启始。因此,虽然当时有诸多思想家起而救“周文疲弊”乃至“礼崩乐坏”之时弊,但是,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仁”的观念的提出,使得以“礼乐”为标识的“周文”内在的道德生命与现实的个体生命联结起来,成为每一个人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提出的“仁智之全”,不仅接续了“三代之治”的“治道”,而且开辟了人人都可以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之源”,从而使得受到动物性限制的人类生命从动物中超越出来,进入到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儒家思想因此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16]由此而言,较之当时继“周文”而出的诸子百家及后来传入的佛教,儒家的“仁智之全”更能凸现和澄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诸子百家以至于佛教,对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也不无小补。如,道家之“察莫过于道”,贵在“知几”且追求心境自由,佛教之“察业识莫过于佛”[17]消解执著无明以澄明般若智慧等,对于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均有助益。因此,哲学的历史并非横尸遍野的思想战场,而是滔滔不捐细流的思想河流;由源达流而清者自清,支脉曲径或可小补乃至浊者也不失为鉴。

以“仁智之全”为源始端点的儒家思想已然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那么,一泻千里、浩浩荡荡而奔腾入海似乃势所必至,其实不然。在牟宗三看来,儒家思想曲折发展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形而上下、执与无执处不明,从而在思想路径上表现为“道德”与“存在”的冲突而各执一端;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主次不分,一时在历史路径上出现“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的喧宾夺主,“仁智之全”晦而不明。直至宋明诸儒出,方才正本清源且返本开新,接续道统而再现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其一,思想路径之考镜。“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并非后人妄自抽象、任意比附,而是本诸元典且确有所见。本诸元典,是指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为根据;确有所见,是指阅读元典而来的通达见识( insigh,t通识)。在牟宗三看来,“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本来就是“普遍的精神实体”落实于个人的生命而提纯的核心观念,因而是“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的形上学”。但是,人们往往把“道德”与“形上学”对立起来,从而曲解或误植理解儒家学问的思想路径。一种人“是认为儒家的学问只限于孔子讲仁、孟子讲性善,纯粹是道德,不牵涉到存在的问题。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儒家完全是属于应当(ought)的问题,并不牵涉存在(being)的问题。他们把儒家限定在这个地方,因此不喜欢《中庸》、《易传》”。[18]另一种人则正好相反,“他们不喜欢理学家,也不喜欢《论语》、不喜欢《孟子》,他们喜欢《中庸》、《易传》。照他们这条路就成了metaphysical ethics,正好和前一种态度相反。他们不喜欢讲主体,因为他们道德意识不够,所以不喜欢讲主体。他们是用审美的兴会来讲儒家,说《论语》是‘庸言庸行’,这不过瘾,一定要讲《中庸》、《易传》才过瘾”。[19]牟宗三认为,这些人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不能整体把握作为儒学元典的五部书乃“仁智之全”一以贯之,又不具有整体理解“仁”之与“心”、“天”,“性善”之与“心”、“性”、“命”、“天”必然通达的见识,因此不能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儒家的学问。把儒家学问理解为哲学,康德哲学是一面镜子。康德哲学既讲“道德”也讲“形上学”,但他只是为作为先验而且纯粹的理念的“道德”提供形上学根据,因而是“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morals);而且,由于他把道德的形上学根据最终归结于上帝的存在,因此他的“道德底形上学”实际是“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两相对照,儒家也讲“道德”和“形上学”,但儒家并不把道德的形上学根据归诸上帝,“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有个天来负责存在,孔子的仁和孟子的性是一定和天相通的,一定通而为一,这个仁和性是封不住的,因此儒家的metaphysics ofmorals一定涵着一个moralmetaphys-ics”。[20]所谓“moralmetaphysics”就是“道德的形上学”,是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儒家思想内涵和实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径,并由宋明诸儒而充分完成。

其二,历史路径之考订。“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出诸原点的儒家者流———不论是先秦的“儒分为八”还是两汉以传经为儒,大都拘泥于儒学形式而未能深入儒家本质以确立儒家生命智慧的发展方向。迄至魏晋,先秦道家籍玄学而复兴,又恰遇印度佛教之传入,哲学历史呈现多元源流竞相纵横的复杂格局。牟宗三认为,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复杂情形,虽然一时分歧了出诸源点的主流,但是,歧出者也弘扬和充实了主流而主流本身也因广纳博揽遂成规模。[21]具体说来,魏晋玄学所复兴的先秦道家的“玄理”,因其肯定“道之创生万物”而在本体论上确立了生命无限创造的纵贯系统,因其强调“不生之生”即由修行工夫而在个体生命中呈现其能达境界的“纵贯关系横讲”;佛教的“般若”也大体类似,而且都是在“性”(“才性”、“佛性”)上讲,两者共通的模式(common pattern)就是“纵贯横讲”,也就是“创造性原理”(principle of creativity)在个体生命上的落实。[22]虽然“玄理”和“般若”深刻地揭示了“创造性本身”(creativity of itself)所应具有的普遍性、无限性和创生性的本质特性,而且肯定了人有“智的直觉”( intellectual intuition),从而为人的生命作为“存在之源”和“创造之源”提供了本体论的证明和工夫论的确证;但是“仁智之全”作为哲学历史的源始端点,不仅仅只是“存在之源”和“创造之源”,而且也是或主要是“价值之源”、是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来自理性的动力支持和来自本性的动机依据,否则,人的生命作为“道德的生命”以至于“道德的向上的心”的存在本身也就只能是假设而非呈现。

在牟宗三看来,魏晋玄学就“性”(“才性”)谈“玄理”、佛教也从“性”(“佛性”)说“般若”,虽然将“价值之源”悬置于“生命”之外如“道体”、“涅槃”,但也揭橥作为“价值之源”的“仁”也就是人的“性体”的真实内容、人的“心体”的本来活动,从而以“纵贯者纵讲、横列者横讲”[23]较之“纵贯横讲”而更加圆熟。因此,经历魏晋玄学的“才性与玄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佛性与般若”之洗礼,“仁智之全”真正坐实于人的“心体与性体”,而“生命的学问”挺立出人的“真正主体性”;对此,宋明诸儒功莫大焉。宋儒将“四书”置于较之“五经”更优先的地位,给人以转化周、孔为孔、孟之儒家传统以创新儒学的外观,实际上是发明和承续孟子的“十字打开”对于“仁智之全”的创造性贡献。[24]或者说,发明孟子学说对于儒学的创造性贡献,宋明诸儒厥功甚伟。由于宋明诸儒的阐发揭明,作为“性理之学”的儒学渐次展开其“心性之学”、“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以至于“道德哲学”、“道德的形上学”的丰富内涵;而宋明诸儒六百年的全部努力无非是孟子创造性贡献的承续和充实,“宋、明儒所弘扬者无能越此‘成德之教’之弘规”[25],“而说宋、明儒之‘心性之学’若用今语言之,其为‘道德哲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之充分完成”[26],宋明诸儒创新儒学成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以此。

其三,宋明新儒学分系之剖判。在牟宗三看来,宋明诸儒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打通元典即《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和《大学》而一以贯之,从而端正哲学历史发展的思想路径;因“儒分为八”、“传经为儒”、“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之刺激而契悟“性体”以阐明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从而再现哲学历史发展的历史路径之正途。其中,北宋诸儒如周敦颐、张载和程颢首创其大致规模和基本范型。[27]程颢合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之“二本”为“一本”,“仁智之全”就在其自己运动中渐次展开而获得愈来愈丰富的规定性,并由抽象的观念充实为具体的观念且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和工夫论的体证;至此,哲学历史的思想河流再次回归主流,而且更加清澈、更加恢宏。

然而,生命的契悟需要通体透彻而不能拘于一隅,如同双峰兀立而主流顿呈三派。“由濂溪、横渠而至明道,此为一组。此时犹未分系也”;“义理间架至伊川而转向。……他把‘於穆不已’之体(道体)以及由之而说的性体只收缩提炼,清楚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28]如上所述,源自“仁智之全”而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本体者,如“道体”、“仁体”尤其是“心体与性体”的本质特征,就是“既内在又超越”、“即存有即活动”的。因此,判定儒家学派之主流与否,不是根据学派的地位和影响的高低大小,而是根据其理论学说能否全面、准确和完整地坚持、充实和发展儒学“道体”的本质规定性。据此,牟宗三剖析和判定宋明新儒学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应当分为三系:

(1)五峰、蕺山系:胡宏和刘宗周承续周敦颐、张载和程颢的圆教模型且开出新义。一方面通过“以心著性”即通过心体的“形著”以实现和确证性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了“性体本善”并非设准而是呈现;另一方面是“逆觉体证”即通过道德实践中的“自我震动”也就是怵惕恻隐之心以体认和确证“价值之源”的真实存在。

(2)象山、阳明系:陆九渊和王阳明片面坚持和发展道体的“既内在又超越”之心体;虽然主观努力抵达极致处亦可见圣贤气象,但于“即存有即活动”之性体终有所欠缺。因此,上述二系,“前者是从客观面到主观面,而以主观面形著而真实化之;后者是从主观面到客观面,而以客观面挺立而客观化之。两者合而为宋、明儒之大宗”。[29]

(3)伊川、朱子系:程颐和朱熹只是以理说性并将之提升至客观的、普遍的从而也就是不变的、外在的“天理”,因而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此自不是儒家之大宗,而是‘别子为宗’也。此一系统因朱子之强力,又因其近于常情,后来遂成为宋、明儒之正宗,实则是以别子为宗,而忘其初也”。[30]此即为宋明新儒学三系之判剖。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牟宗三关于哲学历史发展的路径(思想路径、历史路径和理学分系)的考镜,确实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且将之具象化,因而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无助益。首先,哲学历史的发展并不必然表现为后来的哲学体系对于此前哲学体系的取代或超越,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出诸原点的思想路径与现实的历史路径的统一,也就是思想内在的逻辑必然通过历史的实际进程而顽强地实现自己、确证自己。因此,从现象上看极为相反的思想路径与历史路径,在哲学历史的发展上仍然可以保持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其次,哲学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为“路径依赖”,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路径歧出”,而且后者较之前者更加能够充实、拓展和深化原有的哲学主题。因此,单一化的发展不利于哲学主题在多样化的规定性中丰富自己、实现自己。最后,哲学历史发展的主流并不总是表现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片面的、单向化的“偏至”型发展更容易获得“正宗”地位。因此,辨识和判定哲学历史发展主流的根据,只能是经过反复思考且反身体认而自我认同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只是哲学体系的华丽外观和钦定地位。

三　广集善缘:整合哲学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思想理论资源

常言道:不捐细流,方可以为沧海。设若哲学历史的发展如同终将汇入大海的思想河流,那么,涓涓细流或旁支别脉不仅不应当拒斥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历史发展之必需。牟宗三认为,无论如何定义“哲学”,哲学的目的都在于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哲学的真理又是通过普遍性概念而实现的,因此,“普遍性是由观念、概念来了解,但观念是要表现的,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这种真理是哲学的真理”。[31]如果说,哲学历史的发展就是朝向着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真理的逼近,那么,这种逼近又总是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因而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生命而获得实现和确证的。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不同哲学传统间的会通、不同哲学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不同哲学体系间的兼容互补,本来就是哲学历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由于思想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以“生命”和“自然”为主导观念的中西哲学传统。“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由中国古代的经典,就可看出都是环绕生命这个中心问题讲话而开展。重点在生命,并不是说中国人对自然没有观念,不了解自然。而西方的重点在自然,这也并不是说,西方人不知道生命。由历史开端时重点有些小差异,就造成后来整个传统发展的不同”。[32]但是,“生命”中也有“自然”。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传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就必须超越生命中的自然即动物性的限制;而人之所以可能超越生命本来就有的自然的限制,根本依据就在于“人有智的直觉”,牟宗三甚至说:“如若真地人类不能有智的直觉,则全部中国哲学必完全倒塌,以往几千年的心血必完全白费,只是妄想”[33],而“智的直觉”或曰“自由意志”正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拱心石。因此,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为契机善缘,提出了会通中西哲学传统的诸多方案[34];不仅如此,西方哲学传统内部也有着诸多不同的传统,如柏拉图等哲学传统都有助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充实、丰富和拓展,因而也是哲学历史发展所应广泛汇集的思想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自然”中也有“生命”。在牟宗三看来,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有所不同,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不应仅仅限于道德范域,而必须是“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并肯定民主政治,且须知道道德理性之能通出去,必于精神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以成立并肯定科学”。[35]所谓“知性主体”,就是以“自然”为对象或客体的认知主体,也就是以追求关于外部对象的知识为主导的生命活动;而“在知识方面,中国哲学传统虽言闻见之知,但究竟没有开出科学,也没有正式的知识论,故中国对此方面是消极的。消极的就要看西方能给我们多少贡献,使我们在这方面更充实,而积极地开出科学知识与对这方面的发展。这样中西哲学的会通,才能使两方更充实,更向前发展”。[36]

篇5

关键词 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 生命思考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我们知道，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孔德）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端，这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走向。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之后的科学哲学派别的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同时指出科学也是尝试性的猜想和实验的反驳。因此可以看出，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前提是可错的，因此科学主义如何永恒是一个问题。库恩的科学范式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发展历史模型的框架，强调文化心理因素与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理性没有秩序，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作为现代信仰。因此，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可以看出科学主义自身的问题，追求逻辑追求分析总有不可解决的方面。但是科学主义的探索对人类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唯科学主义。这值得注意和警惕。

西方现代哲学中，都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特别是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重点分析了特殊的存在，称为“此在”。将此在与时间结合为一进行分析，这样就会显示出人的本质价值地位尊严这些作为此在的意义。但是他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这样一来把人这样一种此在推向永恒，并且他有此在的死亡之意向。这都存在一些问题。萨特认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自为的。人以外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在的。然而，存在主义确实表达了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人本主义对人的生存来说，是有很多生命价值的。但是也要避免进入唯人本主义的境况之中，这样生命才有微调的空间。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力图为科学进行辩护，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这样界定科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哲学要追问的是，关于“事实”的本质，科学家是怎样判断出来的？经验都是可靠的吗？即使获取了事实，那么科学知识是怎样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但是A.F.查尔默斯是这样界定科学家与哲学家各自的工作关系的：“科学家本人是最有能力从事科学的实践者，而且不需要哲学家的建议，但是，科学家并非特别擅长脱离他们的工作而对那种工作进行描述和表征。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科学家们通常是很出色的，但在阐明那种进步由什么构成方面，他们并不是特别出色。这就是科学家并不是特别善于进行有关科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的原因。”这样为科学辩护，把科学奉为敬仰。这是值得反思的。

人类的生命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这并没有错。或许人类确实是这样一种存在，但是必须要警惕将一个学科作为信仰而凌驾于其他学科，这一定是不合理和不恰当的。如果一旦这种趋势上演，那么人类的生命长河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的这种探索固然是好的，但是绝不能陷入一种独断论中，而否认其他一切。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兴起，我们更要值得注意和警惕。科学主义思潮决不能代替人本主义思潮，相反亦然。

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谈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演变而来的问题。不仅牵涉到横的因素，而且也关涉到纵的问题。从方方面面来看，生命所延伸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不仅有着独特性，而且又有着圆融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生命思考，我们就会重新认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理解。

参考文献

[1] 林超然.现代科学哲学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

[2]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叶秀山.哲学要义[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