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起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的起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大都产生于古代社会，其形成发展的生态环境也已经与现代城市社会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对于现代城市社会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源头与根脉。建立在现代城市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化，代表了人类日趋走向科学文明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与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方向。但是，现代城市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必须建立在具有丰厚积累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如果失去了长期积累的传统文化根基，现代城市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一定的文化群体自己具有认同感和历史感，这是产生文化凝聚力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据。因此，当一个城市迈出现代化步伐的时候，必须极为尊重自己的文化传承，精心地呵护、保养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使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真正体现出一个“人性城市”的鲜明特点。

从开拓创新方面来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个城市藉以增强经济实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与“原材料”。城市的现代化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这种经济实力的形成不仅需要依靠一些像农业、工业、商业等等的传统产业，而且还需要依靠各种具有新型时代特点的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在这方面，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大都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是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价值却并没有完全局限在“传统”的范围内。它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具有现代文化产业理念的开发与创新以后，完全可以转换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来增强现代城市的经济实力，促进现代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海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蕴藏量极为丰富，它们主要表现在各种以民间口头文学艺术形态呈现的故事、传说、歌谣、曲艺、戏曲，各种以民间生产技艺与工艺美术形态呈现的雕刻、剪纸、绘画、塑艺、扎艺，以及各种以民间社会礼俗形态呈现的节庆、庙会、婚丧仪式等方面。自2004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政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号召下，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抢救工作，挖掘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与深厚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目前已有50多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0多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大量的资源蕴藏，为当今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当今上海文化产业的开拓与创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综观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总体情况，主要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上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上海西部的青浦地区，早在公元5－6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上海的老县城建立至今，也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这种悠久的区域发展历史，致使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十分深厚，它们大致可分为明清以前――明清――近代三个阶段。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有一部分早在明清以前就已形成，例如龙华庙会、乌泥泾棉纺技艺、青浦田山歌等。上海的龙华庙会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前。据史料记载，在唐代垂拱三年时龙华寺就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了元代，江南一带成为避乱的好去处之一，龙华寺的香火日盛，僧徒日众，庙会也逐渐兴盛。从明代开始，龙华寺成为江南地区的名山道场，位列台宗十刹之一，龙华庙会活动更是极为兴盛起来。明清两代，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最多的年代，此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日益繁荣，上海的民间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如江南丝竹、昆曲、锣鼓书、顾绣、灯彩等都是在此段时期中形成产生的。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其文化形态也快速地由原来的城镇型向都市型转型。适应着这一时代特点，上海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城市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如码头号子、浦东说书、独脚戏、石库门生活习俗，以及木雕、竹刻、泥塑、扎艺等各种民间美术技艺和餐饮、首饰、制衣等各种手工技艺。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大都市，因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上也体现了鲜明的形式多样，多元并存色彩。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文明与乡村文化的产物，如青浦田山歌、金山民间故事、豫园元宵灯会、徐汇龙华庙会、南汇锣鼓书、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松江顾绣，以及各区都较为普及的丝竹清音、打莲湘等等。它们大都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以及吴越文化共性。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商文明与都市文化的产物，如码头号子、石库门弄堂习俗、叫卖喊摊习俗、文明结婚、集团婚礼、游园娱乐习俗、滩簧戏、沪剧等。它们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所具有的工商文明以及都市文化的特点，反映了生活在上海都市社会中民众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各种行业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老凤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钱万隆酱油酿造工艺、海派旗袍制作技艺、南翔小笼馒头制作工艺等等，它们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工商业大都市发达的手工业经济，与上海都市行业门类众多，行业分工细密有极大关系，因此这类遗产也应该可以看作是上海非物质文化资源中一个颇具特色的门类。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所谓海派风格，就是指在一种文化形式中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种风格个性，它是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在文化个性上那种兼容并蓄、中西结合特点的典型体现。在上海各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中，有相当一大批资源具有海派文化的特点，如土山湾手工技艺、海派剪纸、海派黄杨木雕、海派旗袍、海派面塑、海派灯彩等等。土山湾手工技艺是体现上海中西文化融合特点的一个典型项目。它的内容中包含了“西洋油画、镶嵌画、彩绘玻璃、珂珞版、活铅字、石印工艺、铜锌玻璃版照相” 等多种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艺术作品。它们最早虽然是来自西方，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却已经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已经成为上海民间手工工艺的一部分；另如上海的海派剪纸、海派黄杨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属于此类情况。剪纸艺术最早源于北方，这门工艺传到上海后，当地的一些剪纸艺人逐渐改变了原来北方剪纸那种豪放、粗犷的风格，在剪纸艺术中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精细婉约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因素，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海派特色的海派剪纸艺术。“黄杨木雕”最先产生于乐清，明清时期被世人所重视。这项技艺传入上海后，当地民众结合自身之文化氛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派风格的木雕技艺并流传下来。

篇2

火红的八月,火热的心情.又是一年”八一”节.我们这些曾经穿过军装当过兵的人，都忘不了生命中的那一段军旅生涯。在人的一生之中，能够有幸参加伟大的中国，能够成为光荣的军人，为伟大祖国站岗放哨，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二十年前，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带着梦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部队。我们唱着军歌一起成长，共同渡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火热的军旅生活，锤炼了我们的身体，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凝聚了我们的友谊。回首往昔，是部队培养了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是部队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是部队锻炼了我们协调工作的能力。是部队给了我们许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部队，但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

如今我们都已脱下军装，过去的一段军旅生涯们难以忘记。我们怎能忘记那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怎能忘记那催人奋进的嘹亮军号?怎能忘记那威武闪亮的铮铮钢枪?怎能忘记那坚如磐石的军营?怎能忘记你我相比拼练的训练场?怎能忘记退伍时车站送别的首长和战友?又怎能忘记睡在上铺的你?

二十年光阴弹指瞬间。环境，机遇和命运造就了我们不同的结局。也许有的战友春风得意，也许有的战友举步艰难，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战友之间的浓厚情谊。我们相聚时依然能够表现出天真爽快，依然可以率真的相互交流。这种不加防范，不加掩饰，不带功利的交际，只有在战友的称谓下才能够无所顾忌。这充分说明我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期，生活的浪漫时期，社会的特殊需要时期结下的战友之情，象酒一样，时间越长，越是离开了部队，愈醇厚、愈珍贵。在久违的日子，我们曾多少次打听彼此下落，只为送上一句问候，一声祝福：亲爱的战友，你还好吗?

组织战友聚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回味军旅历程，重温友情，再话当年;就是为了搭建互通互动平台，沟通战友信息;就是为了整合战友感情资源，共创共享未来。不分高低贵贱，不论叶绿花红，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如有困难，应多找找战友，那怕是互相闲聊，互相倾诉，也是一种需要，一种安慰，一种精神寄托。虽然我们都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平淡的生活似乎让我们淡忘了什么，但唯一没有淡忘的是：军旅情战友谊。还有我们军人的节日————八一。

篇3

一、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四）非遗项目应该多参加比赛。每年相关权威部门总会举办一些国家级、省级的文化比赛。茂名市的非遗项目应该踊跃参与这些比赛，通过比赛走出茂名，让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种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声誉，反过来也会激发了传承人的创作激情，也就容易传承。文化部门也应该支持非遗文化项目多参加有分量的比赛。例如表演类节目，电白的人龙舞、高脚狮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这些人练习舞蹈，需要放下生计一段时间，集中时间全心尽力地排舞，然后去参加比赛。排舞、比赛纯粹是一种喜爱，一种对地方荣誉的自豪感，一种对地方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情况下，文化部门的鼓励也就变得很重要。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移动终端；色彩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中国遭遇过不愉快的经历。比如：韩国从“端午祭”的抢注成功到“暖炕”的申遗失败。事件表明，韩国对“非遗”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见邻邦对中国的“非遗”窥视已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司空见惯的常态化生活，哪里值得去大费周章地与文化扯为一谈？正是大多数人对非遗文化理解不深，以及对文化保护的不重视，才导致韩国一而再地抢注我国的非遗文化符号。申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如何扭转非遗保护被动局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移动终端让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同样离不开移动终端的应用，目前市面上已有非遗类移动客户端，但全民的参与度不高，互动性差，无法吸引年轻使用者。如何将非遗的发展与当下移动终端策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并通过色彩学进行应用设计，经过调研与分析，总结以下参考思路。

1移动终端浏览中色彩应用简化非遗的归类管理

移动终端设计就是为这些移动终端设计第三方应用程序，通常有IOSApp、androidApp、WindowsPhoneApp等。每个移动终端应用都伴随着视觉设计过程,其中色彩设计更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细节决定成败,色彩是视觉第一性的,因此探究移动终端与非遗应用的视觉感受要着眼于色彩设计原则，简化非遗复杂性推广。从专业角度来讲，由于非遗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利用色彩学的方法将其简化，将多元的信息分类，数据归属，从中找到其色彩设计之规律,进而研究出移动终端的色彩设计特性；从研究意义上讲，不仅能为移动终端与非遗的链接找到突破口，也能促进艺术设计色彩学与科技、文化的商业对接。

2移动终端策划改善非遗两种被动的尴尬局面

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只可远观，高高在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从2006年起，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设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至此，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歌曲”等[1]，然而这些内容并未给大众留下记忆。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移动终端的策划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保护之中，而无需限定在某个日子。学习西方商业策划模式，比如利用艺术设计创意手段，舞台艺术、服装设计、包装创意设计、动画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形式，给非遗穿上时尚的嫁衣，多设计周边产品，让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光芒。另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司空见惯，文化理解片面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自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遗产保护机构，列出清单算起，国外遗产保护已历经200多年的历史[2]。很多国家都具有较成熟的保护理念与经验，其重视程度远超过我国，在中国，非遗的各项保护实践与理念在亦步亦趋中探求与摸索。我国大众对非遗文化教育是缺失的，特别是在研究理念上。如何将民间文化转化为非遗文化，过程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将成为今后非遗研究的重点。如何有效酝酿出一批较有现实意义的成果，契合非遗实践，进一步深化其应用价值。譬如：中国古代有许多的传统娱乐风俗被今日的快节奏生活掩盖，但这些传统瑰宝，只需要进一步去发掘和继承，重新包装，就可以呈现更美的光芒。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终端技术，把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进行有效的对接，让人们体会到非遗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

3移动终端数字化保护的非遗保护注入新鲜血液

申遗成功不等于保护，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非遗。加强民众参与意识，搭建人们喜闻乐见的互动平台。在非遗的移动终端的视觉设计中重视色彩设计，简化管理。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移动终端平台，拓宽研究视域，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非遗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引导我国非遗保护的走向[5]。非遗研究的目的是让这些宝贵的遗产得以永存与新生，让非遗紧随时代，越来越璀璨。

参考文献

[1]彭冬梅.面向剪纸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137.

[2]谢菲.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11(3):93-98.

[3]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美术研究,2006(1):47-51.

[4]王建明,王树斌,陈仕品.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软件导刊,2011,10(8):49-51.

篇5

文超胜先生是一位民俗文化家园的忠实守望者。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他已是川北地区资深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其儒雅的气质与治学的严谨、做事的专注执著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晃30多年过去，馥郁桂香中品读先生最近主编的《川北薅草锣鼓》，在勾起对川北山区渐行渐远的独特农耕生活美好回味之余，更为先生在人生晚秋老骥伏枥、继续焕发光彩而欣喜。

“川北薅草锣鼓”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起源于民间，曲谱、唱词大多以口头传承或即兴创作，且随时代变迁已在农耕生活中消失了较长时间，其搜集、整理、研究难度自然不言而喻。文超胜先生在古稀之年厚积薄发，倾其才智与热情，藉多方支持将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编著成书，可谓毕一生心血，功莫大焉。我以为，《川北薅草锣鼓》承载了川北众多农家子弟的乡情别绪，留住了行将消失的文化背影和川北人文风情，其独特价值有二：一是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翔实。文超胜先生悉心撰写的3篇文章可视为概论，着力研究川北薅草锣鼓的起源、特色和本质，体察其人文精神，勾勒其传播过程中的传承变异和发展轨迹；而主要部分则整理收录了韵文、段子、歌头、扎盖子唱词和正歌长篇故事唱本、正歌中篇唱本、耍歌唱词，同时也收录了经典唱腔选段和主要锣鼓牌子，堪称集研究大成，融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资料性于一体。二是深度挖掘了川北薅草锣鼓的非遗文化内涵。这一方面体现于编者对研究重心的把握，无论是讲述川北薅草锣鼓起源的神话传说，还是对这一传统文化习俗的梳理分析与唱词赏析，都准确还原了川北薅草锣鼓由川北农人世代相袭，不断创造，不断丰富，经久积淀的本质特征，还原了川北农人在农耕文明进程中的坚韧质朴品性和浪漫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于编者精心挑选与整理的唱词、唱本，从中凸显了川北薅草锣鼓蕴藏的教化、审美和娱乐功能――唱词、唱本或叙历史，或讲故事，取材于庙堂乡野，立意于扬善惩恶，有的劝导勤俭孝悌，有的褒扬忠厚仁义，有的赞美忠贞爱情……而幽默风趣的语言，一波三折的情节，活灵活现的描述，戏说历史的想象与夸张，则表现了说唱歌手的机智与技巧。这些都为今人研究传统民俗文化并赋予时代特色带来有益的启示。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祖文传之，子孙继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民俗文化不仅承载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还包含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与今日与未来息息相通。辨析其缺失，弘扬其优长，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愿《川北薅草锣鼓》展示的文化魅力和编者身上所体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能影响川北新一代民俗文化工作者接力发掘本土地域文化宝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创造新的记忆，续写新的篇章。

（本文系作者为《川北薅草锣鼓》所作序言）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291-02

作为文化遗产的关键性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同时也包括与上述文化类型表现方式有关的物质载体或文化空间。［1］根据非遗的概念和外延为评判标准，安徽省合肥市非遗资源丰富多样，现今，合肥市共有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15项省级非遗项目，87项市级非遗项目，162项区县级非遗名录项目。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一）合肥市非遗的种类和数量

“合肥”最早起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2］它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会员城市，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就其行政级别以及文化历史传承的地位而言，应该是安徽省文化遗产开发相对成熟的地方。但经调查研究发现，合肥市文化遗产种类在省内的种类相对较少、数量也处于劣势，仍有很多的非遗还未被发现或者申遗成功。例如，在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7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属于合肥市的仅有5项，仅仅占据7.1%。［3］通过对安徽省文化厅所公布的信息梳理发现，到目前为止安徽省登记的非遗种类及数量中，属于合肥市的非遗数量共有238项，仅占安徽省非遗种类的2.4%。

（二）合肥市非遗保护现状

独特的人文、地理、历史特征，以及合肥古城独特的人文气息、地理环境、历史氛围造就了丰富多样且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存。除了丰富的物态文化遗产，其现存的非遗也是多种多样，各种非遗种类达238种。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合肥地区的民间技艺呈现出不断消亡的趋势，大批民间文化载体也逐渐流失。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来表达的艺术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同时，由于现在人们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丰富的物质生活，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现代非遗类传承人不能够静下心来钻研技艺，使许多传承非遗的艺人们虽年事已高却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从而导致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们传承技艺的条件艰苦，可能已经失去了传艺的能力。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从2006年开始，合肥启动市级非遗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指导，通过普查的方式，将民间文化进行登记注册，并经过专家遴选，最终把首批13项文化遗产列入合肥市非遗名录。2007年，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规范化阶段，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等四级非遗项目。2008年年底，随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落户于合肥市文化馆，标志着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成熟与关键期。在非遗保护中心，市民们不仅可以看到声色并茂的影像材料，更能欣赏到非遗传承人精彩绝伦的文化技艺，从而使非遗文化传承到千家万户。

（三）合肥市非遗利用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合肥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合理地对此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形成一股推动力。在如何保护非遗这个问题上，当前讨论出来的具有可行性的渠道有两个，即非遗资源化与非遗开发利用产业化。对非遗资源的健康开发，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非遗资源中蕴含的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活水之源。例如，国家级名录保护项目“庐剧”进行巡回演出，通过在合肥市的三县、七区下基层演出对其进行开发性利用；“纸笺加工技艺”利用中开发新品种，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

二、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通过调阅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查发现，合肥市虽然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面临四大问题。

（一）非遗保护政策不健全

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合肥市已经按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鼓励标准，给予30个左右的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政策鼓励，对凡是被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文化科技研发重点实验室，将给予100～200万元不等的奖励。但非遗保护的政策仍有所欠缺，当前对非遗的保护更多地是倾向于资金、政策的扶植和倾斜，但对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人才培养、管理优化等关键问题没有提及或者是执行力度不彻底。

（二）资金持久投入度不足

当前合肥市针对非遗的保护，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对比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显然更强调“传承发展”是非遗保护的应有要义。但是，对非遗的保护当前更多地局限于“短平快”的开发，企业和个人过多地追求眼前利益，往往打着非遗的幌子，争“名”取“利”。却很少将利润资金再投入到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中，甚至扭曲和歪曲非遗的事实。

（三）非遗传承人存在“断代”危机

非遗的主要传承载体就是人，人是传承的重要环节。但是，传承人却陷入了困境：传承人年事已高，可能已经没有教授技艺的能力了。年轻传承人缺乏老一辈传承人的热情和使命感。传承人群体缩小，想要传承非遗的人越来越少。同时还有部分传承人只享受国家给的政策却不尽义务去传承和保护非遗，缺乏对传承人的考核机制。

（四）非遗传承形式单一

目前，合肥市非遗传承方式依然传统、形式单一。对非遗的记录方式更多的是书籍记录，记录得不够详细，描述得也不够彻底和全面，达不到全面描述非遗技艺的内容和特点的目的，而且在进行文字记录的同时，每个接受者的理解也不同，可能出现偏差。一步一步的缺失会造成非遗一步一步地扭曲和消失。在高科技技术发展的今天还是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利用新的形式去传承和保护非遗。

三、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地方政策，地方与国家政策相辅相成

合肥政府要密切关注国家对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积极利用国家的政策优势，为当地的非遗保护和继承工作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职责，服务非遗的申报和登记事务。与此同时，加强政府人员对非遗的认识，提高其服务技能，全面地管理好非遗项目，快速便捷地为非遗项目办理手续。

（二）培养高素质的传承人才，形成合理的保护和传承机制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体系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与国内高端院校合作培养全面的管理人才。在非遗工作开展中积极探索非遗保护面临的机制问题，一步步地完善机制，形成体系。合理完善的机制和体系才能更好地便于非遗工作的开展和研究，非遗才能永续传承，充分地被利用。同时非遗继承人员之间应该形成完整的继承规则和学习培养机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继承人来继承和发扬合肥非遗文化。

（三）非遗文化数字化，实现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和传承

传统的非遗记载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对非遗的记载和传承。很多时候，文字可能不能全面具体地描述非遗的技艺。完善非遗的室内多媒体传习设施，通过对非遗的线上和线下的立体传播，强化对数字多媒体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将其保护、传承下去。

（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整合社会资源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各行业协会需发挥行业带头作用，主动积极地开展非遗相关的工作和项目，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利用。规范建设非遗基地，建立更多分类别的基地展馆，便于对孩子从小的教育，培养非遗保护意识。在全国政协委员李修松看来，中国应该，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迪士尼乐园。他所在的安徽，就有中国目前自主创新做得最好的特色主题公园园区——芜湖方特第四期东方神话，其将一些国家级非遗项目做成了游乐体验项目。运用文化创意结合科技手段，将厚重的文化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吸引孩子去玩，去猎奇，从而去探索。

四、结语

对于非遗的研究有利于为现在生活的生产发展提供依据和创作源泉，有利于对非遗进行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保护非遗便于合理地利用，利用非遗特殊的文化价值拉动经济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政府要树立阳光政府的形象，提供便捷的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的一系列服务。行业协会需要发挥行业间的合作和带头作用，主动为非遗工作出谋划策，提供发展机会。学校需要配合非遗工作培养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中小学则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非遗保护意识和学习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中国合肥门口网站［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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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要数极具朝鲜族民族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舞》。《鹤舞》起源历史悠久，是16世纪传说的产物，高句丽时被人们创编成舞蹈，展现在舞台上，是朝鲜族独有的一种舞蹈表演形式。这个舞蹈反映的是大自然中，人、动物、植物、山水之间的共存与和谐，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理想，对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愿。

姜丽华是安图县文化馆四级演员，同时也是《鹤舞》的传承人。她积极参与《鹤舞》资料整理和创编表演工作，熟练掌握《鹤舞》的基本要领，并将舞蹈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传承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多次参加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活动，在万宝镇红旗村培养了一支表演队，常年为游客进行表演，为旅游景点的民俗旅游开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便利。在姜丽华眼中，《鹤舞》与其他朝鲜族舞蹈的表演有所不同，动作和舞蹈语汇比较特殊。一方面要模拟仙鹤的动作，另一方面要遵循舞蹈表演的规律，在两者相互融合中求得表演的精美细致，不能以完成基本表演动作为目的，要传达情感和思想给人以美的享受。

《鹤舞》以鸟类原型编入舞蹈表演之中，在众多朝鲜族舞蹈中还是第一个。2007年，《鹤舞》被列为安图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6月被列为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于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这也成为到目前为止，安图县唯一一个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拔草龙，是朝鲜族古老的传统民间游戏之一，最早起源于朝鲜半岛。二十世纪初，随着大量朝鲜移民迁入延边地区而传入中国，流行于安图县的长兴、新屯、石门等地，现在已成为具有表演性质的项目。拔草龙游戏最早就是古代朝鲜族部族之间比拼力量的一种方式，后来拔草龙游戏主要表现部族之间联姻而采取的力量比拼方式来进行。

古人的足迹随着历史已经远去，但拔草龙这种古老的游戏却被代代传承下来。随着历史的演变，拔草龙游戏已经成为深受朝鲜族群众喜爱的民间游戏之一。它来自民间，传承也在民间，以往，很多地方的朝鲜族村民在丰秋之年，两个村屯的农民要进行拔草龙比赛来庆祝。

如今，拔草龙游戏从田间地头，走进了朝鲜族的大型娱乐活动中，表演机会也越来越多。表演拔草龙游戏时，两队人要打着旗从两个方向进入场地，旁边还要有乐队，要边打击乐器边跳舞入场。比赛获胜的草龙会被人们高高举起，人们都围着它跳舞，输的草龙要退出场地。每次表演拔草龙游戏，因为参与活动人数不限，观众也可以参加，最多可以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与。因此，这个游戏的现场会非常热闹。

柳逸是安图县文化馆外联部主任，安图县《拔草龙游戏》唯一传承人，他对《拔草龙游戏》有着深刻了解和深入研究。多年来，柳老师不断参与此项活动，逐步对这一游戏的表演技巧掌握并熟知。在继承朝鲜族拔草龙游戏的基础上，还融入了现代游戏表演的特点，使其更加群众化，增强了娱乐性和趣味性。在草龙道具制作方面，柳老师改进了一些筋骨结构，更加易于运用和保存，外观保留了传统草龙的样式，增加了龙环，表演时更加方便。

除朝鲜族民族特色舞蹈《鹤舞》、拔草龙游戏外，安图县还有汉族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代表性技艺松花砚、宫廷派舞蹈的代表作品《牙拍舞》、朝鲜族传统游艺《龙头游戏》等众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8年和2009年的全面普查，目前，已挖掘掌握的非遗项目28项，共五大类，其中，已列入非遗名录国家级1项，省级7项，州级9项，县级6项，拟列入县级6项。同时，这些非遗项目在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朝鲜族民俗舞比赛等活动中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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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对策

一、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近年来，建湖杂技坚持在传承中保护，在创新中发展，扎实培养杂技人才，大力打造杂技精品，积极创塑杂技品牌。作为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主要剧团的江苏省杂技团，其精品节目先后获全国文华奖、金菊奖、第十三届法国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获省级比赛奖项16余次，并两次登上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才培养显成效。近年来，作为建湖杂技传承的主要剧团――江苏省杂技团，扎实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发展储备后续力量。该团不仅内培师资，还在其他知名杂技团寻聘具有高级职称、经验丰富、掌握特殊尖端项目的教练授课，杂技学员的四项基本功取得了长足进步，节目效果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新创节目令人耳目一新，为建湖杂技的存续勃发蓄积力量。

（二）杂技惠民辐射广。据统计，2015年，建湖杂技全年完成“杂技村村到校校到”文化惠民演出288场次，完成周末剧场专场惠民演出41场次。并先后随国家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厅、盐城市政府等出访荷兰、哥伦比亚、特立尼达、文莱、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均获得广泛好评。

（三）多管齐下塑品牌。近年来，江苏省杂技团突出创先争优打造精品力作，倾全团之力打造的音乐杂技剧《猴・西游记》在美国林肯中心商演27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成开放以来单一剧目演出场次、票务销售、盈利额度等多项纪录。演出期间《纽约时报》、《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多家媒体予以跟踪报道。2016年，创作了国内首部诗词歌赋杂技剧场《小桥 流水 人家》，并应邀参加了2016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演出。

二、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建湖杂技存在从业人数不断减少，从业意愿持续低迷等问题，在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品牌效应不明显。虽然建湖杂技在全国杂技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建湖县也曾多次举办烟花杂技节，国家和省、市新闻媒体也对建湖杂技多次进行报道，但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相比，建湖杂技的品牌效应还不够明显，全国各级媒体宣传还相对较少，在《中国杂技史》一书中记载还不够详尽，作为南派代表，其还没有足够史料和重大的艺术活动和精品节目来作支撑。近年来，虽然建湖杂技有一些作品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奖，又创排了两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杂技剧目，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建湖杂技的品牌地位，但建湖杂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历史欠账多，品牌积淀不够，同质化现象严重，在传承的过程中偏重与对传统技艺和项目的简单重复，紧扣时代脉搏和反映当下生活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

（二）庞布设施简陋。由于江苏省杂技团现有规模小，功能厅房缺陷，设施设备老化等因素，建湖杂技人才队伍难以壮大、人才结构难以优化、成熟演员难挽留、新学员难招收、高层次人才难引进、新剧目难研发。省杂技团现有两处训练房屋，占地面积小，设备老旧，均难以承载新时期学员培训要求，更无法适应现代杂技节目排练需要；食宿条件简陋，平均10位学员住在20平米的宿舍内，房间条件简陋，食堂面积窄小，难以容纳现有工作人员同时就餐；无演（学）员文化活动室和专用的文化课教室，30余名杂技学员分设两个年级，一、二年级在团会议室上课，三至六年级学员挤在一个教室上课；无专业的音乐、舞美、道具、化妆等设计制作工作室，无专业工作人员，排练新作品时需要临时聘请、租用设备。

（三）杂技人才紧缺。21世纪以来，建湖县及周边地区杂技学员招生就已经存在一定困难。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同时很多秀场、演艺公司通过高薪吸引凝聚优秀杂技人才，使得建湖当地杂技团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失。成熟演员的流失，对歌舞、戏剧影响较小，但对杂技而言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因杂技成熟演员所承担的节目角色和掌握的技艺能力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练习的结果，流失一人，很可能导致已经成型的节（剧）目夭折。

（四）退役杂技演员分流难。退役杂技演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转岗做教练，大部分退役演员面临二次就业的困境。由于文化底子薄、知识基础差，杂技退役演员去向面狭窄，能够从事的第二职业可选择性较少。退役演员积压较多，杂技团也经济负担重、社会压力大。从这些演员身上折射出的困境，也会导致很多年轻演（学）员对自己今后的出路尤为担忧，此种现象的出现对杂技学员招收、队伍稳定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加强建湖杂技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建湖杂技艺术，推进非遗文化更好创新与传承。针对目前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对策：

（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按照“条件具备、功能完备、管理集中”的原则，建设建湖杂技传承基地。完善基础条件，健全配套功能，对新建基础设施与建湖县文化艺术中心原有训练、演出、管理等施进行有效整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体现新建设施的时代性、前瞻性、实用性。强化集中管理，充实演出训练、市场运营、后勤生活等管理力量，实现规范化运行、标准化管理。

（二）加强杂技人才培养。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在职师资队伍的再教育。二要提升杂技学员文化水平。配备专业化、规范化的教学设施，配备专职文化教师，夯实杂技学员文化基础。三要强化杂技运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四要提升音乐、舞美、道具、化妆工作，构建专业化业务团队。五要以“江苏省杂技培训中心”为依托，及时制定招生培训规划，建立教学基地，使杂技传承人才的招生、培训、分配、输出形成良性循环。

（三）打造精品杂技节（剧）目。要重精品节目的研发、创新和包装，积极打造精品节（剧）目，充分发挥建湖杂技现有的1名国家级传承人和1名省级传承人的积极作用，积极组织多方面专家综合研发，提高艺术实力，创新表演形式，丰富节（剧）目文化内涵。同时要以各类杂技团为载体，成立艺术研发机构，专门对节目进行加工、锤炼和提高，努力做到杂技节（剧）目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

（四）重抓大型赛事机遇。建湖杂技是盐城乃至江苏一项特色文化品牌，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也同样需要市场。因此，在打造精品节目的同时，必须全力抓住各类大赛机遇，e极主动主动参加省、国家和国际大赛，通过在各类赛事中积蓄力量，争得名次。同时还要努力推动建湖杂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地通过杂技更多更好地认识建湖，认识盐城乃至江苏。

（五）搜集整理杂技文物资料。为了推进杂技事业更加完美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挖掘建湖深厚的人文内涵，应组织力量，抢救性地搜集、征集、整理建湖杂技散失在民间的历史文物、实物、照片资料等，重塑建湖杂技的历史，还原其真实的面貌，为组建淮杂博物馆积累丰富的史料。同时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展示、创作其它形色的文艺作品积聚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巩固“杂技之乡”的地位提供有力的佐证。

（六）借助“记忆工程”保护非遗文化。“记忆工程”及数字化是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是非遗传承保护的创新之举。应该充分利用“记忆工程”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传承人老艺人的采访采集、图文影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深入建湖杂技发源地，追根寻源，收集建湖杂技的有关实物，道具、衣饰、舞台装置、家传用具、文字传承资料，杂技老艺人家谱等实物，掌握第一手资料，力争“多、古、全”，使“建湖杂技”的历史在直观上看得见、摸得着。

（七）建立杂技生态保护区。建湖杂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做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必须具有一批传承人队伍，除专业的杂技学校教育培训外，还可以积极利用民间团体以师带徒的传统惯例，直接培养传承人。同时，积极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支持，不断推动建湖杂技10多个民间杂技团的发展，在专业的杂技学习教育培训和民间杂技团杂技传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建湖杂技生态保护区，努力使保护区成为所有杂技艺人和民间团体集聚区、南派杂技的传承区。

（八）打造杂技文化产业。要将建湖杂技做大做强，做出特色，除了建湖杂技本身的内涵发掘之外，还必须做好品牌的外延拓展工作，积极打造建湖杂技文化产业园。逐步在产业园区设立杂技大剧院、杂技博物馆、展览馆、杂技工业产业园、服装道具制作基地，力争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杂技艺术大赛，举行杂技汇演、展演，把杂技的历史发展、节目研发、传承保护、生产和演出等有机集中于杂技文化产业园中，使之成为具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基地、影视拍摄基地、艺术发展交流基地、特色文化传承基地、世界杂技竞技基地。

[参考文献]

[1]浅谈中国杂技的艺术特色[J]. 池丽焕.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04）.

[2]中国杂技的起源与形成[J]. 孟庆斌.文史杂志.2001（05）.

[3]新时代杂技艺术的创新与弘扬[J]. 周小衡.杂技与魔术.2014（06）.

[4]创新视域下的现代杂技艺术发展探究[J]. 祁海洪.戏剧之家.2015（11）.

[5]中国当代杂技艺术的发展特点评究[J]. 许军，许仁.戏剧之家.2015（13）.

[6]谈杂技艺术的发展现状及创新意识[J]. 许顺奎.戏剧之家.2015（14）.

[7]让杂技走近观众走向市场 诠释传统文化新魅力――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对杂技艺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 余帅.杂技与魔术.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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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传承；湘绣；设计；创新

湘绣，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其名声在外，湘绣艺术作品栩栩如生。湘绣2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其所发展而成的多种刺绣技艺能够传承下来，实属不易。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承需求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艺术产品的欣赏能力也进一步提升，在国力日渐强大的同时，人们更乐于接受我国传承下来的文化艺术形式，并有自信将这些艺术形式推广至全球。湘绣本身具备很强的工艺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一种值得传承应用和创新的艺术形式。因此，在非遗传承视角下来看，湘绣技艺不但要传承下去，还要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符合当下群众的审美和适用需求，在设计上加以创新。

一、非遗传承视角下的湘绣艺术概述

（一）湘绣艺术介绍

湘绣，顾名思义，是起源于湖南湘西地区的一种刺绣艺术。湘西地区是汉族和苗族杂居的地区，湘绣既受到了顾绣的影响，也受到了苗绣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苏绣和粤绣的一些技法优点。湘绣本身属于民间刺绣，自古以来，湖南湘西区域及长沙周边区域就形成了以刺绣为主的手工业，并成立了诸多知名的绣坊，古长沙县就曾有“绣乡”之称。从考古挖掘出土的湘绣艺术作品来看，湘绣艺术产生于2000年前，那时的湘绣艺术就已经比较成熟，出土绣品的图案就有十多种，绣线的色彩也多达18种。现如今，湘绣传承下来的技法十分丰富，有70多种，并且有上百种色彩的绣线，结合起来运用，可以绣制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从花鸟鱼虫，到动物人物，再到书画的绣图等等，广大的湘绣艺人传承下来很多优秀的作品。

（二）湘绣艺术特色

湘绣艺术有着其自身的特色。首先，湘绣所使用的技法就有平绣、网绣、织绣、立体绣、双面绣等多种，采用不同的刺绣技法所绣制出来的图案样式不同，在绣制不同图案时，也会考虑到技法的选择。所以，从湘绣的发展来看，相应的刺绣技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些技法的掌握和应用直接影响到湘绣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其次，湘绣的针法千变万化，正是在这些针法的应用下，湘绣才能形成极富表现力的刺绣作品，而且，湘绣的绣图都有着相对严谨的结构，经过构图设计之后再进行刺绣，这样所绣出的图案更加栩栩如生，特别是花卉以及动物图案的绣制在湘绣中极为传神。再次，湘绣的彩色多样，十分鲜艳，湘绣的作品色彩明亮，绣制时通过对不同线的选择，还可以造成不同的明暗、反光效果，比如，丝线和绒线的效果就不一样。最后，湘绣还有较强的立体感，相比原画稿来说，进行了立体效果上的处理，湘绣是在画稿上的再创作，特别是基于双面全异绣技法绣制出的湘绣狮虎作品，则更为生动立体。

二、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发挥出湘绣艺术的商业价值

湘绣是一种民间刺绣，所以其所绣制的图案不仅仅是用于一些大件的摆设中，比如，屏风等，主要还应用于服饰以及生活装饰品中，这些与生活相关的湘绣产品更能发挥出湘绣艺术的商业价值。湘绣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就具有商业价值，但是，现如今存在湘绣艺术作品价格较高的情况，属于有价无市，湘绣艺人制作一幅湘绣艺术作品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练习和积累多年，但是久而久之，湘绣艺术作品成为了收藏品，而非生活中可用的产品。创新湘绣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让湘绣艺术作品走进大众生活，提高商业价值。

（二）在青年群体中实现湘绣文化的推广

在青年人的视角中，非遗文化项目往往都与传统文化有关，都属于较为古老的文化艺术项目，与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大多青年人知道湘绣文化，并且尊重和乐于承担保护非遗文化的重任，但是，在生活中青年群体并不能很好地接受和理解湘绣文化，无法在青年群体中形成湘绣文化的传承热潮。而在湘绣的创新设计下，湘绣文化才能更加适应青年人的审美需求，推动其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承推广。

（三）与设计专业联合培养湘绣传承人

非遗传承视角下，通过促进湘绣设计的创新，还可以推动湘绣文化艺术的传承渗透到设计人才培养中，达到湘绣与高校设计专业联合培养湘绣传承人的积极效果。尤其是在湖南省的高校中，设计专业学生学习湘绣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其可以借助湘绣来开拓设计思路，湘绣也可以有更多创新设计，从而实现双赢。

三、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不足

（一）湘绣设计仍以传统的图案形式为主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的创新度不足，其在设计时，对传统的图案的应用较多，对图案形式的创新较少。在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湘绣的传统图案都比较漂亮，以花卉图案为主，但是在人们审美多样化的需求下，更期待看到与众不同的湘绣设计。为了实现湘绣的商业价值，其在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就要拓宽视野，在保留湘绣技法的同时，对传统的图案加以创新。

（二）湘绣设计创新的领域拓展不够全面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的创新需要其覆盖更多的商业领域，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湘绣产品领域。湘绣本身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风格，有浓浓的中国风，其能够有更为广阔的设计应用领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湘绣的设计创新领域拓展不够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活的更多方面，大多湘绣的设计还是停留在服装以及家居装饰品方面。

（三）湘绣设计与市场对接的不够精准

湘绣是一种手工刺绣工艺，在湘绣设计应用中，往往呈现出来的都是大件作品，作品的完整度高，从设计到制作都十分精美虽然这样的作品有很高的人文艺术以及收藏价值，但是与消费市场的对接不够精准，对此类湘绣设计制作作品有购买能力的人并不多，所以，湘绣艺术的社会传播程度不高、传播范围不广，不利于湘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四）湘绣设计与手工生产效率比较低

为了突出绣工，湘绣的设计都是精雕细琢的，目的就是通过设计和刺绣能够展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但是，正因为湘绣制作的难度较高，设计越复杂，其手工生产效率就越低，想要大规模地推广湘绣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

四、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策略

（一）结合时展创新图案设计

非遗的传承不仅仅是有几个传承人，将古老的手艺保存下来即可，更是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湘绣是一种刺绣艺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手工刺绣艺术逐渐被社会所淘汰，机绣技术的应用可以生产制造很多花样的图案，随着人们对于手工传承技艺的逐渐重视，湘绣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成为高端定制的宠儿。这两种对湘绣艺术的态度都不利于湘绣的广泛传播和传承发展，因此，有必要结合时展的要求来创新湘绣的图案设计，让一些具有时代特性的图案成为湘绣设计的新图案，还可以促使湘绣走出一条多元风格的设计路线，可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图案设计中，也可以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抽象派、印象派等的艺术风格融入图案设计中，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湘绣的市场发展潜力。

（二）拓展湘绣设计及制作产品的领域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及产品发展的领域应进一步扩大除了湘绣服饰之外，可以创新拓展一些其他的生活类湘绣用品，比如，丝帛制作的团扇，团扇上可以绣上简约大方的湘绣作品；又如，家具布艺装饰品中，可以设计一些湘绣制品，湘绣的图案纹样不需要很复杂，纹样面积也不需要很大，重在风格点缀，从而给家居生活带来更多的审美和传统文化体验；再如，湘绣的婚庆用品礼服、喜帕、手绢、床上四件套等，也可以采用湘绣和机绣相结合的设计制作手法，重在展现传统文化。湘绣设计和制作的领域还可以拓展到旅游产业中，不仅仅是在湖南本地进行销售，更是可以将湘绣艺术推向世界，让高端湘绣作品成为西方人所崇尚的奢侈品、艺术品。

（三）加强湘绣设计与市场的对接

从非遗传承视角来看，现如今的湘绣艺术有着传承人体系，但是仅有传承人是不够的，传承人的责任是将湘绣艺术传承下去，但是仅仅依靠这些为数不多的正统传承人很难有精力将湘绣艺术推广到全社会。想要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并喜爱湘绣艺术，愿意为湘绣艺术买单，能够在生活中用的起湘绣艺术产品，就需要将湘绣艺术进行设计上的创新，实现湘绣艺术与市场的对接，既保留湘绣艺术的艺术特色，又简约化湘绣艺术的制作，形成不同难度层次、不同刺绣面积的湘绣艺术设计图样，实现湘绣设计的普及应用。

（四）采用部分手工绣提高生产效率

现如今，湘绣的正统传承人并不多，但掌握湘绣的一些基本技法并不难，想进入高阶层次则需要多年的学习和练习。为了推进湘绣的传承发展，有必要采取部分手工绣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湘绣制品的成本，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湘绣，从而将湖南的湘绣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部分手工绣即在机绣的支持下，只在较为重要的设计区域进行手工绣，既让消费者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湘绣，又让消费者认识到湘绣工艺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珍藏湘绣产品，让这些珍贵的湘绣设计创新的产品都能销售出去。

五、总结

综上所述，湘绣作为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湘绣设计没有及时推陈出新，影响了湘绣艺术的广泛推广和传承，因此，湘绣的传承发展必须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需求，创新图案设计，拓展设计和制作产品的领域，加强与市场的对接，甚至可以与机器绣融合应用，重在将湘绣推广出去，达到非遗保护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文.创意文化视角下的湘绣题材设计创新[J].美术教育研究,2019(22):68-69.

篇10

高唐落子舞是流行于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一带备受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汉族民间舞蹈艺术，在2015年被列入第四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对落子舞的艺术传承、保护和当下存在的困难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不断总结近些年来具体保护和传承工作经验，现提出一些建议。

一、高唐落子舞

落子舞是一种民间智慧凝聚成的艺术，特点是道具奇异、节奏简单明快、队列变幻夸张、舞步多样灵巧。

高唐落子舞最早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始发源地是高唐县赵寨子镇倪堂村。那时有“二月庙会”，热闹非凡，村里来了一位老翁，看着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摆摊卖虎皮膏药，其间在一根竹棍上系上铜钱，手耍棍子有招有势，节奏性抽打身体各个部位，他边打边说这是落子，能通血脉，通经络，增强体质，延年益寿，他的表演招揽顾客围观。卖完膏药后，倪堂村的一位财主宴请老者，诚意希望传授落子，落子舞从此扎根在倪堂村，一代代流传下来，道具、舞服、动作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并融合进健身、娱乐元素，赋予古老民间艺术时代特色和生命力。据相关史料记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落子舞在高唐家喻户晓，落子队庞大，参加人数之多达到顶峰。当时流传民谣：“看见打花落，吃饭都忘掉；瞧瞧落子舞，干活劲头鼓。”

落子舞道具：用一根1米长的竹竿，从一端向里均匀挖出三个孔，竹孔间距3厘米，在每个竹孔里用铁丝固定住3个铜钱，竹竿两端拴上红毛线穗，再各系上大铜铃3个和小铜铃3个。跳起落子来，随着动作节奏，落子发出清脆响声，陈列在展厅也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手工艺品。

落子舞服装：落子舞服饰讲究，在各个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的变化。服装分男女款，男款是红色英雄巾、上衣黑裤褂外穿黄坎肩、下衣紧身灰裤打红色裹腿，白球鞋。女款是盘发髻、上衣正红紧身小褂、下衣紧身绿裤、红鞋，结合古今观赏特点。男女演员配合默契，跟随鼓点跳起舞步，抖膀飞眼，令人捧腹不止。

落子舞队伍：最低10人起，男女各半，双数即可。舞步、节奏、打跳动作务必一致。除打落子队员外，还有两个领舞演员，类似戏曲舞台上的男丑角和女彩旦。他们是整个落子舞队伍的舞眼和支柱，带动整支队伍的走向，配合一致，两位演员互相，妙趣横生，起到惹观众捧腹大笑的效果，为表演增加了娱乐性。

二、非遗落子舞的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快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非遗的吸引力正在逐步下降，像落子舞这种依靠口传身授的非遗文化正在不断消失，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一）非遗传承青黄不接

目前，落子舞的传承人大多处于5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曾经涌现的一些成绩卓越的带头人，或已过世，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能起骨干作用的、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十分匮乏。新老艺人出现断层，艺术传承青黄不接。而且，落子舞不能像手工技艺类非遗，能用一技之长生产实物商品，所以无法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传承人很难体现自身具备的经济价值，不少传承人转做其他行业，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危机日益严重。

（二）经费不足，传承保护无法有效开展

各级政府对于非遗整理、抢救、展演、宣传、培训等没有专项资金支持。乡镇政府没有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没有专用工作车辆，资源普查、民间调查、资料整理和录像制片等相对滞后，日常工作开展困难。据了解，省、市级别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人因生存实际情况而改行，此类非遗得不到有效传承。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认识

如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社会大众缺乏基础知识，尤其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补、申报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专业人才匮乏，无法形成一个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意识，这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非遗落子舞传承和保护工作建议

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一条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赵寨子镇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意义重大。

（一）发挥镇党委、政府在落子舞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

保护非遗落子舞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提高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增加经费投入，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成立落子舞传承和保护专项基金。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增强全社会尊重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使人们踊跃地参与到落子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来。

（二）送“非遗”进学校、农村和企业，多渠道培养传承人才

将非遗展演送进中小学、农村和企业，在综合文化站开设非遗展厅，将落子舞变成有形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展览，制作电子光盘存档。聘请落子舞传承人现场教学，建立艺术实践教育基地，多渠道培养人才，努力使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三）将“非遗”项目通过节庆向大众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

通过参加市、县举办的春节、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民俗节庆活动，开展非遗项目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让人们充分领略高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增强城市认同感。

（四）创新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

按照“合理利用、鞒蟹⒄埂钡姆秸耄在保持传统风格和本真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开发。拓展民间合作的新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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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文献 未成年人 阅读

一、地方文献在未成年人阅读中的重要性

1、地方文献是重要的地方文化组成部分

地方文献是以区域内容为中心的记载物，反映一个特定地区在经济、政治、历史、文教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情况，是该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反映该地区的文化深层的结构。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通过对本地区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为本地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重要工作。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地方志、专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整理工作的进行，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地方文献不仅具有收藏价值，也具有教育价值。在推广未成年人阅读，全社会都关注未成年人阅读的今天，地方文献在未成年人阅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地方文献与未成年人阅读的关系

（1） 地方文献是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

地方文献是史料性很强的文献信息，它是地方人文历史发展的重要记载和依据，也是地方文化的缩影。杜定友先生在《文化与文献》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乡帮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可见在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乡土的教育活动中，地方文献工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未成年人阅读能体现地方文献的价值。

图书馆搜集、整理和开发地方文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让未成年人阅读地方文献，能使地方文献的价值得到真实体现。

（3）地方文献为未成年人阅读注入新的元素

浙江省至今已举办了七届未成年人读书节，随着未成年人阅读的推广，未成年人的阅读内容和阅读状况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未成年人读书节年年办，如何推陈出新，改变惯有的思维理念，是主办单位和全社会都在思考的问题。一直以来未成年人读书节都以“我读书、我快乐、我智慧”为主题，如果读书节能结合地方文献阅读，不仅丰富了阅读内容，也为未成年人阅读注入了新的元素。

二、地方文献资源在未成年人阅读中的运用

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是图书馆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文献收藏是公共图书馆特有的职能。做好地方文献的馆藏工作，才能为未成年人阅读提供服务。

1、做好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的馆藏工作，是做好未成年人地方文献阅读的前提条件。首先要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收集。档案馆、文化馆、博物馆、非遗中心是地方文献的集中地，可以以多种方式向他们收集，同时向各机关、各协会、各乡镇、各行政村以及个人等收集，重点项目由专业人员专门收集。在整理上按照不同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地方志类、家谱类、个人著述类、地方文艺类、非遗文献类等。按照不同记录形式可以分为文字类、视频类、音频类、图片类等。在地方文献馆藏上，可以设立地方文献专柜收藏，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保存，这都能方便地方文献的使用。

2、以多种渠道开展未成年人地方文献阅读工作

（1）在未成年人读书节开展地方文献专题活动

一年一度的未成年人读书节，是营造未成年人读书的好时机。抓住未成年人读书节的契机，围绕地方文献专题开展阅读活动，能使未成年人全面了解和接触到地方文献。开放地方文献专柜，请他们来参观阅读，或请专业人员来解说，都能收到不错的效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在未成年人读书节开展地方文献图片展播，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展播，以及到现场观看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观看地方志中所记录的人文景点、历史遗迹等，都能加深对地方文献阅读的印象。

（2）开展地方文献进校园活动

地方文献进校园，是地方文献深入未成年人的有效手段。实践中，可以把重点的地方文献编印成乡土教材，结合校园课外阅读工作，分发到各学校。请地方文化名人到学校对乡土教材进行专题讲解，派图书馆专业人员到学校进行地方文献影视展播，在学校开展“我与地方文献阅读”征文活动等，使地方文献阅读在校园课外阅读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他们从小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3）抓住传统节日和重要文化活动开展地方文献阅读。

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各具特色的地方节日，比如浙江省磐安县就有“六月六”，“七月七”等民俗节日，这些节日的起源往往被赋予了神秘的意象，有着美丽久远的传说故事，在这些节日里开展与节日有关的地方文献阅读活动、故事会、展览活动等，能加深对节日的了解，增进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因为地域的不同，使各传统节日在各地也有不同的形式，抓住“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契机，将全国性的节日和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进行阅读、教育。也可以借地方上重大文化活动的东风，挖掘地方文献的文化底蕴，开展地方文献宣传教育。

（4）建立未成年人地方文献阅读网页。

根据当地地方文献特点和图书馆的条件，运用现代通讯技术，积极选题、科学规划，根据未成年人特点、艺术欣赏水平，在广泛调研的前提下，将原有的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进行改编，增加趣味性和可读性，建立未成年人地方文献阅读网页，方便未成年人在网上了解地方文献。

（5）利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新闻媒介做好地方文献的宣传。

平时利用各种媒介，通过广播、电视、海报等进行地方文献专题宣传，在学校里发放地方文献宣传资料，地方文献目录单等，让少年读者充分了解馆藏地方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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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职责。档案部门作为“记录历史，文脉传承”的公共文化机构，应以《非遗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留存历史，弘扬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重视度。实践中，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但其工作领域及重点普遍仅限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工作较为隐性。而“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工作更加显性，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有明显优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近90万项之巨。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我国非遗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关管理规范、保护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二是非遗传承意识淡薄。“申报热情，传承冷漠”的两极分化局面较为突显，多项申遗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呈现出传承人断层，“绝活”无人问津的局面。三是申遗档案很难得到妥善保护。由于思想意识不足或保管条件有限，大量典籍、实物等珍贵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有些甚至已流失或损毁。因此，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和加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

二、加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①档案部门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结合其自身特点，突显出非遗保护方面的种种优势。如：档案部门拥有完整的档案管理设备和档案保护设施，可避免资源浪费；档案部门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与保护制度，可为非遗档案的管理提供保障；档案馆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效促进非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等。基于以上优势，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是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国家级“非遗”，江苏省档案馆已经为这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档案。又如：2011年9月，云南省通海县档案馆接收洞经古乐和“高台”艺术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进馆。由此可见，档案部门在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档案部门也应认识到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打破传统，转变工作模式，利用馆藏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

（一）服务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增强责任使命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给档案部门保护非遗的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③另外，《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在档案理论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宣传等方面的组织与指导职责。文化需要记忆，历史需要留驻，做好非遗的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等环节则主要涉及到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部门要将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视为弘扬和传承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神圣使命，履行档案部门“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创新的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反映了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统工艺等显著地方特色。和馆藏的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普通的专门档案相比，非遗档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非遗档案需要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及全面的管理要求，需要档案部门打破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创新道路。

（三）通过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的影响力

档案部门不应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建档和保存。虽然做好建档和保存是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但档案部门应在做好“幕后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自身工作产生的“绩效”，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上发挥优势，突破创新。档案部门要加强非遗的宣传，展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成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及具体措施，在弘扬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三、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广泛收集，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

收集工作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条件。要做好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必先广泛收集能够反映有关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资料。非遗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民间遗存量大。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非遗档案的收集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留存历史，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和研究提供全面的支持，档案部门应在全面系统的记录基础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非遗的宣传和传承提供便利条件。

（二）深入编研，编写文献资料

档案部门应立足馆藏，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独特的文化意蕴，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证研究，使其形成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编研成果，充分展现非遗档案的文化魅力。目前，我国非遗资料编研较突出的成果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文化遗产大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

（三）加强宣传，弘扬历史文化

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宣传，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弘扬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首先，档案部门可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联合举办文化艺术节、博览会等现场展示活动。例如：上海闵行区档案馆在2013年国际档案日之际，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城市记忆·经典闵行——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展”。重点展示了马桥手舞狮、江南丝竹、七宝皮影戏等非遗实物展品和档案资料。钩针传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钩针编结技艺等“绝活”，使百姓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④其次，档案部门还可利用社会媒体、网络等众多宣传渠道，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已经建立并开通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开通的第一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⑤

总之，现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申遗热潮，各部门对申遗工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身兼“记录历史，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虽然我们还面临着工作机制、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难，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可谓任务重、难度高、阻碍多，但只要档案部门开拓进取，全体档案工作者齐心协力，必将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09）：34.

②摘编自新浪新闻网（来源《金陵晚报》）.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2006-7-12.

③王云庆，万启存.守护精神家园——谈档案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J].档案与建设，2007（02）：15.

④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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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歙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传承

砚一一中国的文房用具，从来都与笔、墨、纸齐名。唐以来，四大名砚发端，其中，歙砚以独特的品质赢得皇室贵胄及各界文士的青睐。如今，砚台不再是我们书写的必需品，甚至只充当案头摆设，但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蕴含着无数匠人的巧思与寄意，对传续中国文房文化，以及中国人文精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歙砚的发展历程

好砚源于好石。歙石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涧为最优，因此，人们常把歙砚称为龙尾砚。而砚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当时的研磨器被认为是砚台的雏形。及至汉代，砚台有了纹饰雕刻，砚面也出现了墨堂、墨池的功能分区。随着制砚技术的不断成熟，唐代采取专用砚石制砚，四大名砚（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雏形。自此，歙砚以独特的石质、石纹、石色，被奉为御赐品，广受追捧与好评。唐代文学家李山甫不惜赞叹道：“追逐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帚值千金。”

如果说唐代是歙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代便是歙砚兴盛的又一个“春天”。在这个崇文抑武、文人至上的朝代，歙砚艺术达到顶峰状态，出现了线雕、浮雕、阳雕，运用歙石星晕纹路的技巧，雕刻手法日趋完善。

然而受战乱影响，元代歙砚技术有所退步。加上采石时疏忽保护，歙砚石坑洞不断崩塌，歙砚生产每况愈下。直至明清时期，歙砚才慢慢恢复生产。但好景不长，民国时期再次停产，解放后恢复正常。

几经波折，如今的歙砚工艺集成了唐宋制砚技艺的精华，成为书画爱好者与收藏家眼中的珍品。2006年5月20日，歙砚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履行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二、歙砚的当代价值

歙砚被如此“厚爱”，当然与其自身品质和内在价值有关。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冠”，专门在歙州设置“砚务”及“砚务官”，为皇室制作佳砚；宋代文学大家苏轼对砚石情有独钟，亲自设计抄手砚，在《龙尾砚歌并序》一文中称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黄庭坚更是赋诗称赞：“不轻不燥禀凛然，重视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为一睹歙砚的风采，以下将选取两种经典砚式聊供赏析。

唐代箕形歙砚，长19.4厘米，上宽11.4厘米，下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砚作箕形状，底部前端有二方足，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形状。砚石呈淡青色，质地细腻，形制古朴，无多余的线条纹饰，为早期歙砚的典型（见图1）

。

宋代枣心眉纹歙砚，长21.3厘米，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3年出土于安徽省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砚心由椭圆形眉纹石片嵌入砚体而成，可取出（见图2）。这种巧妙的设计，为古砚形制之最奇特者。

尽管各个时代的歙砚技艺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歙砚魅力不减，便在于它的“秀外慧中”一一集实用性、艺术性、收藏性为一体。

（一）实用价值

歙砚的石料产于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其石质温润莹洁，宛如“孩儿面”，具有不吸水、不拒墨、不损笔、贮水不涸、易清洗的特质。徐毅在《歙砚辑考》中便提到：“凡石质坚者必不嫩，润者必多滑，惟歙砚则嫩而坚，润而不滑，叩之有声，抚之若肤，磨之如锋，兼以纹理烂漫，色拟碧天，虽用久之，涤之略无墨渍，此其所以远过于端溪也。”

歙石从纹色上可分为罗纹、眉子、金星、银星等几类，其中以罗纹、眉子奇特者为上品，而犀罗纹、暗细罗纹又为最名贵的。歙石中的金星、金晕虽属硫化铁一类的顽杂之物，但其特有的明丽色泽恰巧又成为一大特色。有经验的制砚家会巧妙地运用歙石的瑕疵，造出意料外的视觉效果。

（二）艺术价值

歙砚的雕刻技艺继承了宋砚古朴雅洁的风格，也吸收了徽雕技术的精华。一方好砚需要经历整形、立图、破刻的复杂程序。雕刻过程中又要“因材施刻”，灵活运用“敲、靠、扎、冲、破、剔、磨、过、渡、带”等手法，所以，每一方砚都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触感细腻的石材，形象生动的造型，自然雅致的风格，一枚歙砚置于案头，自然平添了一份儒雅的艺术气息。

（三）收藏价值

当然，砚台不仅仅是案头的一方文房器物，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值得人们珍视、传续。砚雕与绘画、文学有所关联，它的构图、风格通常带有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与精神风貌。砚台上的题铭及古人传续的痕迹，更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物证。如此看来，收藏家竞相争求好砚便不足为奇了。

三、歙砚的传承状况与困境

时至今日，歙砚这门技艺正以师徒传承的方式保留着。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承使命显得意义重大。

（一）传承现状

1.歙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为宣传歙砚文化，满足顾客的购买需求，歙砚凭借“非遗热”的大势，知名度不断提升，尤以歙县、婺源等为主要的供应地。在黄山市屯溪区和歙县还分别建有专业的传习基地――歙砚世家暨黄山市王祖伟砚雕艺术中心和安徽省行知中学。入选第一批歙砚传承人的曹阶铭，师从砚雕世家汪律森、方见尘，曾任安徽省歙县工艺厂（安徽歙砚厂）副厂长、歙砚研究所副所长。他在企业内亲自带出数十名砚雕新秀，并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合作开办砚雕美术班，亲自教授歙砚制作技艺。目前，歙砚传习基地继续带徒传艺的机制，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进行开发、传承活动。市面上以曹阶铭、吴锦华、朱岱、王祖伟、胡中泰等歙雕家的作品最具歙砚技艺的代表性，深受消费者喜爱（见图3、图4）。

就在国内市场这个主阵地上，歙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知，成为文房界、工艺行当的宠儿。然而，其保护现状并非乐观。在“非遗”这一热频词的背后，隐现出市场的躁动与传承的危机。譬如，旅游景区的歙砚商品，大多就粗制滥造，甚至名不副实，为歙砚技艺的传承埋下了隐患。

2.歙砚传承人现状

歙砚的传承，亟待后继之才。目前，安徽省国家级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曹阶铭（第一批）、郑寒（第三批）、王祖伟（第四批）；省级歙砚代表性传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郑寒（第一批）、王祖伟（第二批），还有方见尘、程苏禄、蔡永江（第三批）。不过，出师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艺程序要经历选徒、收徒、授徒、出徒，这不仅要求学徒要掌握基本的砚雕知识与技法，还需要一定的悟性，去领会琢磨歙砚的艺术内涵。如今，歙砚的传承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传承人技术水平还属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

（二）传承困境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但我国的非遗保护起步晚、层次低，许多传承问题不可规避。

1.传承意识的淡薄

非遗的概念在我国宣传的时间不长，很多人闻其名而不知其深意。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任务落在了少数人的肩上。以歙砚技艺为例，一门技艺的传承实际上是“民间智慧”的传承，这种传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现在人们弘扬非遗文化的自觉意识还比较薄弱，大多因为政府的鼓励、申报项目的好处才又重新重视起来，而利益链外的人主要采取“观望”态度。传承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不高，导致非遗的保护落不到实处。

另外，由于缺少大众的参与与监督，传承思维容易形成固式。几个制砚师的力量是微小的，他们可能精于歙砚的雕刻技术，却不一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驾轻就熟。这就需要非遗传承人与非遗工作者、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2.传承梯队的缺失

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对应不同的保护方式。针对歙砚制作这类手工技艺，首要的就是结合歙砚自身生产性、效益性的规律，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传承下去。但缺乏后继人才是当前及将来都要面临的难题。一方面，歙砚技艺的许多鬼斧神工易学难精，难以照搬照旧，出师须花大把时间；另一方面，尽管延续了师徒制，但还未建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没有明确的传承梯队，后继者的创新力与实践力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造成传承断代的危机。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

在“非遗热”势头下，如何保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是歙砚传承中的又一大难题。为了保障传承人及各个利益链的经济效益，制砚商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准则，生产大批拥有繁复雕花的砚台。在赢取经济利益的时候，渐渐丧失了歙砚技艺的精髓以及传承的本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使歙砚技艺的传承有可能沦陷在商品经济之中。

四、歙砚的开发策略与传承反思

（一）关于歙砚开发的建议

为使保护具有意义，培养人才、建立品牌、加强合作乃当务之急。

1.加快传承梯队的构建

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就介绍到：“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传承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的过程。传习者在反复模仿、练习中，渐渐将实践力内化于身体之中，再经由实践消化、融合，形成带有自己风格的创造。

事实上，“非遗热”造就了一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传承置于高度规训的政治与商业空间，使传承失去存在的情境土壤。为纠正这种错误导向，歙砚传承应加快建设传承梯队，将传承群体分为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等层次，使传承覆盖到整个群体。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传承梯队，将不同年龄、能力、经验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良性传承体的形成，且让传承者更快地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认同。

2.加强歙砚品牌的建立

歙砚的生产还应加强品牌的建立与管理。歙砚品牌的建立与维护，可以让歙砚技艺与文化得到更充分地传播，同时可以更好地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维护传承人的权益。

3.提高歙砚保护的参与度

除了传承者的努力，歙砚技艺的保护还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参与。提高歙砚保护参与度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寻求企业或其他相关行业的合作与支持，既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还能开拓保护思维，得到更多技术、想法上的支持；另外，可以加强与学校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将歙砚技艺带到校园，培养青少年了解歙砚文化的兴趣，激发他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将歙砚技艺带到高校，为歙砚技艺发掘技术人才与研究人才，保障歙砚传承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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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词源历史

目前，学术界对“信息”一词的辞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许多学者在文章和著作中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信息”一词出自唐代诗人李中的《碧云集・暮春怀故人》中的“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其二是司有和在其专著《信息管理学》（以下简称“司文”）一书中提出的新观点，即认为“信息”一词出自陈寿的《三国志》中的“正数欲来，信息甚大。”本文拟就这两种观点，谈谈有关看法，以便促进我国信息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三国”说的考证

司文认为：“‘信息’一词，在汉语中古已有之。据考证，最早见于《三国志》：‘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王子俭期曰：正数欲来，信息甚大。’”并据此认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史学家，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就是说信息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司文还以此为据反驳了以往一些学者的观点，指出：“许多信息学著述中都摘引‘梦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诗句，认为信息一词最早出于这首‘唐代诗人李中在《碧云集》中所写的《暮春怀故人》一诗’。其实，该李中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人，并不是唐代人。南唐立国是公元902―929年，比《三国志》的写作年代要晚近700年。”这段文字似乎有根有据，分析也是入木三分，初读之颇感受益匪浅，但是却也在高兴之余产生了一些疑问：

第一，南唐立国的时间并不是司先生所言的公元902―929年，而是937―975年。南唐共有国39年。

第二， 引文中的“正数欲来，信息甚大”一语中的“正数”不知作何解释？故疑为讹文。

第三， 《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史书，但却没有听说哪位学者从中发现“信息”一词。故深疑之引文是否确实。

基于上述疑问，笔者深入查阅了有关书籍，特别是《三国志》一书中司文所引之句。结果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参见中华书局1987年12月于北京第9次印刷的《三国志》（全五册），卷一，第127页）中发现了司文的引文出处。其原文为：六年春二月已丑，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从这段原文中，我们确实无法找到司文中后面的那一句至关重要的引文，即：王子俭期曰：“正数欲来，信息甚大。”那么，这段文字又是从何而来呢？经过仔细搜寻，笔者终于在《椒生随笔・卷八》中找到了司文所引的那段文字的原文出处。其原文为：“消息、信息同义，皆俗语也。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见《三国志》。王子真期曰：‘正叔欲来，信息甚大。’嵩前隐者董五经谓明道曰：‘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见《二程外书》。”至此，我们才真正清楚地知道了为司文所推崇的“信息”一词的辞源，其实是一种误用的结果。因为，“正叔欲来，信息甚大”之语，其实是出自《二程外书》。那么，这部《二程外书》又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书名中的“二程”指的又是谁呢？是“正叔”还是“正数”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并不难。据《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载：王子真期来洛中，居于刘寿臣园亭中。一日，出谓园丁曰：“或人来寻，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韩公来见焉，不遇而还。子真晚归。又一日，忽戒洒扫。又于刘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来。款语终日，盖初未尝夙告也。刘诘之。子真曰：“正叔欲来，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经，隐者也。伊川闻其名，谓其为穷经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尝出庵，是日不值。还至中途，遇一老人负茶果以归，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异之。曰：“先生欲来，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将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诚意，复与之同至其舍，语其款，亦无大过人者。但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先生问于伊川，伊川曰：“静则自明也。”这段文字可以较好地说明《椒生随笔・卷八》中关于“正叔欲来，信息甚大”一语的摘录，基本可信。

“二程”是指宋代的程颐和程颢（读音为“号”）。他们都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程颐，字正叔，学者称其为“伊川先生”，是程颢的弟弟。上述引文中的“正叔”就是指程颐。那么“信息甚大”又作何解释呢？徐梵澄先生认为：如程子要看董氏，发此心思意念，当然不只是浮光掠影的一念而已，必定是有了种种心思准备，计划，这如同发出了一电报，而董五经感到了，所以说“信息甚大”。于董氏如此，于王子真亦如此，皆属真实。

上述所提到的《二程外书》其实是朱熹所编纂的。为宋学家编纂遗文，是朱熹著作的一种类型。他为程颢、程颐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所以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些初步结论：司文中的“信息”辞源考证不确，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讹误之处，故不足为凭。

“南唐”说的考证

那么，“信息”一词的辞源究竟为何呢？是不是南唐诗人李中的《暮春怀故人》中的“梦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呢？

其实，在唐代“信息”一词已经被人们普遍利用了。如下事例可以作为佐证：

1． 陆龟蒙，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卒，在其《相和歌辞・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写道：“山连翠羽屏，草接烟华席。望尽南飞燕，佳人断信息。”

2． 崔备，唐建中（唐德宗年号，即公元780年）进士第，为西川节度使判官，终工部郎中，在其《清溪路中寄诸公（一作寄韦于二侍御）》诗中云：“野笋资公膳，山花慰客心。别来无信息，可谓井瓶沉。”

3． 杜牧，字牧之，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进士，世称“小李杜”。在《寄远》诗中云：“碧云空断雁行处，红叶已凋人未来。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功名待寄凌烟阁，力尽辽城不肯回。”

4． 马戴，字虞臣，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进士第。懿宗咸通末，佐大同军幕，终太学博士。在其《送从叔赴南海幕》诗中云：“信息来非易，堪悲此路分。”

这些诗人的诗句中所提到的“信息”一词，均早于南唐诗人李中。而且可以断定，在唐朝时期，“信息”一词的使用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据笔者现有材料分析，这些记录也并不是最早“信息”一词出处。其实，在唐朝建立以前的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文化也非常繁荣。经过查找，我们发现在清代学者严可均编纂的《全梁文・卷五十二》中发现了“信息”一词的记录。原文为：“玲珑绮构，无风自响，不拂而净，耽耽肃肃，信息心之胜地……”

这说明，在唐王朝建立之前的南北朝时期，“信息”一词就已经开始被人们使用了。

几点结论

1． “信”与“息”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对“信”的解释较多。《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诗・卫风・氓》：“信誓旦旦。”《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墨子・号令》：“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老子》第二十一章：“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总之，古代的“信”字有多种含义，其中包括：“不欺”、信任、凭证、应验、使者、书简、“明”、“审”、“任”、“保”、“再宿”、“知”、“声兆”、依靠、准时、引信、“信石”（砒霜）、任凭、伸展、身体等。“息”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的含义也较多。《说文》：“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声。”其含义有：气息、叹气、繁殖、停止、休息、消失、慰劳、安宁、儿子、利息、赘肉等。“信”和“息”结合成一个词，其含义主要有：消息、征兆、心思意念等。

2． “信息”一词的辞源，当不晚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即公元502―557年。

3． 南唐（后唐）诗人李中的诗句中所载“信息”一词，并非是最早的信息辞源。司有和的考证基本可信，但关于南唐的有国时间记述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