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西北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困境 对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12.01…2015.06课题批准号：12ED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0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先生在兰州参加“第六届人类学、社会学高级研讨班”时提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人文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民俗文化内涵丰富但又极其容易遗失的传统音乐作品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①这一见解充分指出西北地区传统音乐作品的重要价值及其保护的难度。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据统计，2010年西北地区（含陕、甘、宁、青、新）有28项传统音乐进入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其中包括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会”、满族民歌、兰州鼓子、陕西信天游、西安鼓乐、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等。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民间音乐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而且也通过资金扶持，实现民间音乐的自我造血。除此之外，不少专家和学者也积极加入到了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队伍中来，一方面组建起众多民俗学会、民间音乐学会、民歌协会、传统曲艺协会等，进行传统音乐作品的研究、保护与传承活动。

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十分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结合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北地区传统音乐在传承方面呈现出后继乏人的现象。一方面包括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满族民歌在内的传统音乐样式，都是通过方言进行演唱的，对演唱者的方言习惯、嗓音条件、演唱技巧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年轻人不愿学或者根本学不会传统音乐艺术。

其次，当前西北地区在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轻保护、重开发”思想，甚至出现把音乐非遗项目作为“摇钱树”的现象，比如为了增强传统音乐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的注意，很多传统音乐表演从演出服饰到舞蹈、配乐，甚至是词曲内容都进行了“现代化、时尚化、流行化”的“包装”，流失了其应有的文化观念、思想内涵与情感意蕴。

再次，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多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被各种唱片、电影等现代技术记录下来，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音乐作品连最基本的纸质版的曲式旋律、歌词内容都没有，比如陇东丧俗仪式中的鼓吹乐等。

最后，从整体上来看，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即当特定的音乐艺术濒临消亡的时候，才会引起政府部门和保护组织的关注，从而采取紧急的措施。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措施

针对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第一，政府部门要加大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投入，一方面为民间老艺人提供传统音乐表演的舞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中来。

第二，诸多专家、学者要对传统音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蕴含的民俗文化价值，同时还可通过电子媒介、纸质文本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歌词内容与曲式旋律进行记录和保存，从而为后世的传统音乐研究、欣赏、学习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料。

第三，我们在注重实现传统音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更要明确“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以及“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谨防过度“开发”导致“遗产”变色变味现象的出现，尤其要避免低俗的、劣质的传统音乐作品的出现。

第四，当前社会中的诸多音乐院校作为音乐专业高等人才的培养地，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承担起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传承与创新工作。

第五，广播、电视媒体也应当加大对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通过经典的音乐作品调动观众欣赏、了解、学习，甚至深入研究传统音乐等。

西北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成就了诸多演唱技巧独特、风格鲜明、文化内涵深厚的传统音乐艺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既要提升对传统音乐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要采取合适的手段和发展理念，加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由此实现西北传统音乐文化丰富多彩与兴旺发达的局面。

注释：

①接受本报独家专访[N].兰州晨报，2001-08-01（1）.

参考文献：

[1]王文澜.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2005（3），142-146.

[2]赵毅.论西北“花儿”的现状与未来[J].歌海，2011（1），31-33.

[3]李彦荣.西部传统音乐的保护及其历史意义[J].中国音乐，2010（2），38-39.

[4]王晓平.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及发展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06（5），57-60.

篇2

关键词：非遗传承；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互推；策略

在我国政府部门助推下，我国文化与地区旅游的可用资源有效整合已是文化领域、旅游事业今后长足进步的必然趋向。在此之前，文化、旅游二者资源开发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社会各界对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与地区旅游开发这两项话题聚焦重视程度同样稍显欠缺。但在新形势下，我国市场经济近年来的稳定增收，使社会大众将注意目光落在区域旅游方面。加之我国非遗传承力度不足，亟需大众高度关注。因此，将非遗传承与旅游文创产品二者紧密融合，不仅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大幅提升，还能够让我国认识到非遗文化以商业产品这一流动载体大规模传播主体保护、传承的现实重要性，使双方收获到较为优质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非遗与文创产品关联性的体现

（一）文化性质。我国非遗文化简化来讲就是将传统工艺、经验、精神、意志通过世代相传的流传方式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趋向成熟的现代化文创产品应持有基本且浓厚的深刻文化内涵作为进步、优化导向，是可充分体现出鲜明民族、地区特征的独有文化符号。所以，“文化”也是前沿性文创产品的核心精髓。对此，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对于“文化性质”的理解具有一定相似性。（二）特征互补。非遗文化的显著性特点为“非物质”，主要强调属性中的非物质性，并注重突出物质本体具备的内涵品质而非外在表现形态，对民族先辈代代传承下的文化遗产高度尊重其“原始面貌”。然而，将非遗文化引入产品领域运作中，难免需要依托实物载体将其“具化”呈现。而文创产品归根结底就是流通商品，拥有实际物质特性。在产业运作、发展中，非遗文化可搭载文创产品实现高效宣扬、传播。同样，文创产品则可通过融入非遗文化，收获到艺术、内涵、美观、文化、精神等多种非物质性质的优良特点[1]。

二、非遗渗透文创产品开发的实践途径

（一）分类——直接及间接的应用。根据个体感知事物时运用的多感官，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作为判定标准，文创产品富有的文化性创艺元素多半需通过直观视觉被受众悉数感知，其产品审美同样也是视觉美观鉴赏的动态过程。对此，视觉感、观赏性强的非遗文化项目更契合被具化为文创产品。当然，还应按照非遗文化具体现况，对其采取恰当性转变，让其通过创新再创造实现可利用、可开发价值的获取。以民间传统知识为例，创意设计师可以漫画的表现形式完成文创产品的设计创造，将传统知识的其他感知方式汇聚于主观视觉，加强非遗文化的可用、实用程度。（二）定位——内部及外部的调研。非遗属性的文创产品应兼收并蓄地将非遗文化主旨思想、地区旅游主题项目、文创产品观赏内涵及实用功能等元素侧重“一体化”整合。另外，文创产品需流通于市场，所以还应具有实物商品的性质特点。依托产品设计常规性步骤、流程，非遗文创产品的开发定位还应周全考量现实性社会需要及当地实况。根据“市场外部调研——本土内部调研——文创产品定位”这一系统性、程序化的步骤流程，高质量完成文创产品的市场定位工作。其中外部调研内容可参考以下几方面，如市场主流浪潮、同类产品、对标消费人群等；而内部调研则需全面考虑政府是否支持、本土大众支持基数、可用企业资源等[2]。（三）开发——三元主体及一契二融。在推进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工作中，项目实施主体应由政府部门、非遗传承人、产品设计师三方构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管理，需将组织统筹、核心管理、方向把控、政策保证等责任逐一落实；非遗传承人应“扮演”顾问角色，精准控制非遗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的文化内涵平衡点，规避其过度异化这一不良现象发生；产品设计师则应充当“智力主体”，多角度展示自身专业性现代设计主张、能力素养。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应紧紧依靠各项实况，在设计工作中需根据“非遗契合旅游、非遗融入旅游、旅游融合非遗”这种系统方式兼顾思量具体作业方法。其中，“非遗契合旅游”核心意义为当地旅游区域项目主题与本土非遗文化应在地域性、文化性、整体发展规划等方面持有互相的高度契合，继而确保非遗文化可没有阻碍、自然、通畅地结合于文创产品。如英国打造的莎士比亚小镇，其推出的“莎士产品”就充分体现出了莎士比亚文化遗产完美契合当地旅游事业，使得文创产品可顺畅地匹配于当地非遗文化；“非遗融入旅游”的关键所在是当地旅游事业当下发展状态需较为成熟，将非遗文化视为“附加属性”向地区旅游业、文创产品逐渐渗透。如我国安徽黄山旅游区主推的松树文化，在该情况下，部分“徽州”文创产品应明确自身“点缀”意义的根本定位。“旅游融合非遗”则恰好“相反”，其基础含义为当地非遗文化具有较高品牌性、影响力，“风头”甚至“盛过”本土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应优先考虑实行资源整合工作，搭配非遗文化科学、合规地开发作业。深挖地区非遗文化蕴含的深刻内涵，将其作为文创产品开发的基本遵循原则。此外，按照当地经济现况，可思量本土非遗旅游主题项目的多方位策划。构造出地区专属的“非遗生态圈”，通过非遗文化“权威性”高效带动当地旅游事业发展。（四）推广——单渠道及多渠道。在非遗文创产品的推广运营方面，需灵活使用各类恰当性资源。谨慎选择合作企业参与方，将非遗文创产品专线运营公司及时成立。构建出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的产品营销渠道、平台，有效拓展产品营销途径。而产品营销平台可依托规模的实际大小划定为“联合营销平台、实体专卖店、联合销售商铺、自动售卖机、线上销售程序”等，为当地创造出结合实况可多选的售卖平台组合条件、思路；销售渠道的选择可同样可按照规模大小多元选用中间环节，即“生产加工方——产品商——产品批发商——产品零售商——产品消费终端群体”，全方位保障非遗旅游文创产品的流通通畅性，满足消费群体、文创产品经济利益、非遗传承等各现实性需求[3]。

综上所述，非遗资源作为当地的地域性关键文化资源之一，将其深度融合文创产品的系统化开发，实质意义就是通过生产、销售活动保护非遗文化，面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活态传承。另外，非遗性质的文创产品也是将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时代流行主流元素有效衔接的特殊纽带、桥梁，更是当地的品牌性文化名片。将非遗文创产品高质推广，可增长地区的文化个性，实现非遗文化与文创产品的联动、协同、创新发展。对此，工作人员应将深挖地区非遗文化鲜明特点作为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工作的基础落脚点，设计出“别具一格”、非遗传承观念强烈、流通性高的文创产品。在保证其市场销售量的同时，向大众传播非遗保护、传承思想，助推我国文创产品、非遗文化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黎.非遗传承与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互推策略研究[J].绿色包装,2020(08):69-73.

[2]刘文良,邵煜涵.“非遗+”文化创意产品创新开发策略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05):67-75.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产业品牌化

1 邳州非遗产业化的自身条件

1.1 邳州非遗文化自身的价值

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具有文教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方面，邳州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经历了历史沉淀，无形中已经化为邳州丰厚的文教资产，另一方面，文教资产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又衍生经济价值，它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邳州的文教价值。两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

1.2 邳州非遗开发的法律支持、政策扶持

非遗产业化一直是广受争议的焦点，因此在邳州非遗产业化措施实施之前，要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律基础，权威性的制度保护措施，以保证非遗产业化中生产、销售过程的通畅化，让非遗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双管齐下，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1.3 邳州非遗的核心要素及市场化运作

邳州非遗产业化的最K目的是为了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给非遗传承人或非遗的相关群体带来现实的经济收益。要达到这样的成果，一方面要抓住非遗传承的核心要素――非遗传承人，让社会和政府同时对传承人进行辅佐保护，使非遗传承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经济体制下，邳州应加快非遗产业链的建设，立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开发，模仿高校非遗“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将传承人、非遗生产基地、市场化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邳州非遗产业化的独特体系。

2 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难言之隐

2.1 传承人的局限

时代在飞速发展，众多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变成了“守艺人”，他们未来得及与时代共进退，只单单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面对产业化的冲击，他们没有积极应对，而采取一种偏激的保守措施，不肯接受非遗工艺的产业化发展，存在自我封闭的局限。

若想打破该局限，最为关键的是让传人主动迎合社会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改变，使其手艺能够在新时代里能够继续为时代所接受。在守护中求发展，才是民俗文化正确传承方式。另一方面，传承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处在较低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承人的传承行为，阻碍了邳州非遗的多元发展。

2.2 非遗文化背后的利益纷争

目前，邳州部分非遗工艺的发展如火如荼，但非遗发展背后的利益纠纷仍不容乐观。部分非遗技艺者为争得传承人的头衔而费心思，只为了当地政府给予的补助资金，非遗技艺传承者的素质问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盗用非遗传承人的作品，赚取金钱，不理会传承人的权益，不给予传承人补偿，忽视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致使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进度缓慢。

2.3 传统思想与产业化根深蒂固的矛盾

产业化是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其先进的工艺完全服务于资本。老手艺人坚守的是原始而纯粹的手艺，是最根本的文化内涵。面对机器，面对产业化，手艺人选择大都是拒之门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脆弱、非物质形态流变或无形、表现形式个性独特、传播扩散呈现民族地域等特点，因而决定了其不能完全像工业化产品一样无限制地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生产，而更有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进行产业化，即使对其产业化也会前景暗淡、步履维艰且负面效果较大。

3 邳州非遗产业化品牌发展的对策

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让邳州非遗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劣势，邳州非遗的产业化应运而生，如何打造别具特色的邳州非遗文化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和传承邳州非遗，成为邳州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3.1 充分利用现有媒体资源，加大对邳州非遗文化的宣传力度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让媒体的消息传播成为主力，借助媒体宣传邳州非遗产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我们需要建立起集文化与技术于一体的邳州非遗宣传方案，将邳州非遗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集中体现，打造邳州非遗文化的特有品牌，营造邳州的非遗文化发展氛围，实现非遗发展与宣传的一体化效果。

3.2 深入对邳州非遗历史背景的挖掘，创作“新非遗”，培养“新传人”

每一项邳州非遗工艺都是历史积淀而来，它们发展至今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故事。我们将这些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创作最具邳州非遗特色的文化产品，不断开拓邳州的非遗品牌类型，提高邳州非遗的含金量，将邳州非遗产业做大做好做强，让非遗文化保持活态传承。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积极发展新生力量作为邳州非遗文化的新一代传承人，鼓励他们个性发展，将本土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创作邳州“新非遗”。

3.3 建设及完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筛选邳州适合开发的非遗项目

邳州非遗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需要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建设过程的同时，还应设立非遗产业化所需的督查小组、审核部门，确保邳州非遗产业的市场化发展合理有序。另一方面，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也亟待解决，传承人、企业和政府应在三方利益协调合理化的情况下，再进行市场的发展，以免日后的冲突加剧。

市场化的发展要选取邳州合适的非遗工艺，不能一概而论，囫囵吞枣，降低邳州非遗产业化的效率，破坏邳州非遗工艺的本土化发展。

3.4 重视非遗传承人

目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与非遗文化有关的活动层出不穷，参加活动的经费也大相庭径，这对有心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的传承人来说，成了最实际的困难。邳州想要将非遗工艺产业化，就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经济支持，拨发专款，解决传承人面临的现实“危机”。另外，在获知相关活动开办时邀请相关非遗传承人，让传承人有更多机会对外交流，丰富其作品的形式与内涵；将传承人引入邳州高校，并颁发相关职位证书，让传承人进校园，把非遗文化带给高校学子，培养传承新生源，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针对邳州思想保守的非遗传承人，应派遣相关从业人员对其劝解，解放思想，对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传承人要致力于提升他们的素质，让他们理解非遗产业化的原因，积极投身到邳州的文化建设中。

4 结语

邳州传统民俗文化不胜枚举、形色多样，许多传统手艺人在文化传承的路上，举步维艰，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变得显而易见。顺应时代潮流，做出适当改变以寻求突破，将邳州非遗文化产业品牌化创新，不但可以促进邳州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还可以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然新机，协同好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文化再启蒙： 文化产业学科的观念基础》《光明日报》[N]，2011.

[2]辛儒；王释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内涵解读与策略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01期.

[3]冯骥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N].新华每日讯，2013-06-21.

[4]鲍展斌；黄亚男.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与生产性保护问题探讨――以宁波市为例 [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9（01）：100-105。

[5]闫玮.洛阳非遗产业化开发的条件及开发模式研究[J].区域经济市场，2014，124（07）：17-18.

作者简介

篇4

摘要：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结合自身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立足桐乡历史文化，构建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馆藏、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开展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平台。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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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春江非遗文化；核心素养；课程体系；特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1A-0054-05

六年的学校生活，可以给儿童怎样的影响？应该给儿童怎样的滋养？这是我们教书育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也许，家乡的一草一木、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是促进儿童成长最鲜活的因子。从2010年开始，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就利用建在校园里的“春江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这一独特的资源，开发实施“春江非遗文化”课程。2014年12月，课程基地在常州市课程基地评选中被评为第一名。2015年5月，“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被评定为江苏省小学特色文化课程。“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建设促进了学校课程体系的整体架构，促进了学校特色文化的彰显，促进了师生的共同成长。

一、“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缘由

地处长江之滨的春江镇，潮平岸阔、物产丰饶、历史悠久，如何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下面的三个“如何”能很好地解释我们建设“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缘由，也是我们推进本课程实施的三个导向。

1.学校培育目标如何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学校从2009年8月建校初就确立了培养“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这一育人目标，课程是实现学校培育目标的主要载体。现有学校课程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但这些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学习活动的边缘，难以对学生产生全面而深入的影响，再加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选择适切的内容与方式有一定困难。如何让课程“好吃又有营养”？我们认为从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育人资源，开发“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让一届届的春江学子怀有深深的家国情怀，应该是可行的。

2.具有多样成长背景的学生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归属感？

我校的学生有三大来源：第一是原百丈地区的居民子女，他们受着农耕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原江心洲拆迁安置居民子女，他们受着渔猎文化的影响；第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成长背景更加多元。三类学生方言不通、习俗不同，在六年的小学学校生活中需要进行文化融合，让这些春江新居民从小了解春江，吸收春江人民“勤劳、善良、智慧”的品质，从知春江到爱春江，从小培养他们建设春江的情感。若干年后这些新一代春江人必然会在一种新文化力量的凝聚下开创春江美好的明天。

3.丰富独特的课程资源如何放大自身的育人价值？

学校有一座全省唯一建在校园里的镇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提供了较为丰富独特的地域性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果开发一种综合性校本课程，将极大提升场馆的育人价值。春江镇本是一个由原来五乡镇合并而成的新镇，镇政府在2009就提升出“文化兴镇”的建镇策略。在“文化兴镇”过程中，学校应该有所作为，以一种新文化实现学校培育目标，助推春江镇的文化发展。学校骨干教师都是原春江五乡镇居民，对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深刻，为开发实施校本课程提供了强大的师资力量。

二、“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目标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虽然只是一门综合性校本课程，但我们在定位课程建设的目标时却对它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从本课程的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到学校整个课程体系的建构，期望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做得实一些。具体的课程目标为：

一是形成课程实施机制。形成较为规范、成熟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的机制。

二是打造课程实践基地。打造一个全镇学生学习、传承春江非遗文化的体验实践基地群。

三是彰显课程整体育人功能。实现学校课程的有效整合，彰显课程整体育人的功能。

四是实现学生素养提升。实现学生情感素养、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帮助学生实现由知春江到爱春江的情感升华，从而形成建设春江的内驱力。

五是促进教师团队发展。成就一支具有“春江非遗文化”传承能力和创生智慧，同时又具有较强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的教师团队。

三、“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举措

由一个场馆到一门课程再到一种特色，这是我们两年课程建设的历程，也是对课程建设缘由中三个“如何”的回应。

1.由一个场馆的展示到一门课程的建设

学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有根”就是指具有民族情怀和家乡情结，让每一个春江学子将来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这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何处入手？刚开始，我们从常州的历史文化入手，从中优选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元素作为学校“植根”课程的内容，与班队课、品德与生活课和学生德育活动结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具体物化资源的支撑，教师说教太多，学生体验太少，实施效果不理想。2010年初，春江地区进行大规模拆迁安置，我们联合镇文化中心把拆迁安置过程中遗弃的体现春江地区特有的农耕、渔猎文化的典型物件收集起来，按照“人文春江”、“儿时玩趣”、“春江人家”、“人生礼俗”、“民间艺术”、“春江农耕”、“长江风情”、“春江故事”八个主题建成了春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从常州历史文化聚焦于春江非遗文化，重点打造了小讲解员社团、舞龙社团、打连响社团、方言社团、唱春社团……。2016年暑期，学校又耗资50多万，进行了非遗馆的升级改造，使之由展示馆变为体验馆，同时新建了与非遗课程教学匹配的“开心农场”和“快乐厨房”，创设了非遗体验长廊、非遗运动区域……，实现了非遗课程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2.由社团活动的组织到课程整体育人的实现

“春江非遗文化”实现由场馆展示、社团活动上升为综合性校本课程，并与其他课程共同来推动“有根新人”的培育，这是我们推进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的核心目标。2014年初，学校承担了区课程顶层设计的实验项目，围绕“有根新人”的培育目标，学校整体架构了“阅读与表达”、“思维与探究”、“品德与生活”、“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五大课程群。但如何在课程顶层设计中体现学校特色？学校先后邀请了成尚荣、彭钢、董洪亮、郝京华、骆冬青、高峰等一批教育专家和高校教授，与全体教师一起进行专题研讨，确定开发建设“春江非遗文化”课程。随后，专家又围绕“春江非遗文化”课程与学校整个如春课程体系的关系，以及课程的核心素养、性质、内容体系、实施方式、课时、评价等进行了具体指导。学校以课程纲要的撰写为抓手，对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进行整体性架构，为一线老师具体实施本课程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纲要的主要内容为：

3.由活动的开展到课堂教学的深入研讨

一门课程的教育影响最终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辐射到学生身上，这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教学性所决定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是一门全新的综合性校本课程，如何突显它的教学特性？无论是一开始点状的活动讨论还是后来每月一次的全校性系统教学研讨，每次活动都提前确定好主题，邀请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教科院、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局等单位的课程专家与学校24位非遗课程骨干教师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讨。每次至少由一位教师进行非遗课程教学，以课例研究的方式围绕非遗课程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关系、各类课型的教学结构、如何备课、如何开展课堂交往、如何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课程的育人实效发挥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4.由一门课程的创生到学校特色文化的彰显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是学校的特色课程，只有与其他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相融合才能实现它应有的育人功能。我们除了每周利用地方课程中的一课时进行专门的非遗课程教学外，还向所有学科课程渗透：春江童玩课程向体育课渗透，春江故事向品德与生活课渗透，春江人文地域向综合实践课渗透，春江农耕副业向科学课渗透，春江民风美食向德育活动渗透……。同时，我们还努力用春江非遗元素提升改造整个校园环境，学校“春曦园”地面有显示农耕文化的二十四节气图，墙上有体现春江过去与未来的青铜浮雕“长江之春”，“春晖园”和“春华园”景观中点缀着本地特有的渔船、渔网、石磨、凉亭……这些既是校园非遗景观，也是儿童们课间休闲玩乐的场所。这样，“春江非遗文化”就不只是一门校本课程，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特色、一种文化。

四、“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成果

从2010年10月开始，“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已经实施了6个年头，从一个场馆到一门课程到一种特色再到一种文化，本课程的实施已经渗透到学校课程顶层设计、课程整合实施、课程评价、学科教学、德育活动和课程资源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春江非遗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师生成长，促进了学校的整体、持续发展。

1.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体系

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课程，在推进“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调整优化整个学校的课程体系，如今学校围绕“有根新人”的培育目标，构建了“阅读与表达”、“思维与探究”、“品德与生活”、“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世界与未来”六大课程群。其中“世界与未来”课程群包括“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和梦想课程，共同指向“有根新人”培育目标的达成。学校课程结构合理，具有鲜明的校本特色，初步形成了“润泽和融”的课程文化。

2.明晰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的具体路径

为了让“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路径更加清晰，我们边实践边思考，在相关专家与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围绕本课程指向的学生核心素养――情感素养、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科学素养，形成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纲要。明确了课程的性质、课程实施的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和内容设置，同时也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课程实施具体建议。为课程的规范实施、科学评价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3.架构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内容体系

我们把“春江非遗文化”化为一个个故事、一次次亲历，每一节课按照“读―说―试―问―评”的结构进行设计与呈现。还把教材分为长课时教材（40分钟）和短课时教材（20分钟）两类，形成了涵盖一至六年级的教材内容序列。我们还把“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实施与学校各类学生活动相整合，形成了全学年共九次的春江非遗文化学生活动序列。

4.积累了课程实施的具体策略

我们通过每月一次的系列教学研讨，逐步生成了非遗课程课堂教学模型――“诵、学、议、唱”，初步提炼出了认知互学课型、游学感悟课型、品赏体验课型、技能展演课型、视频赏析课型六大课型，同时在非遗课堂教学观课议课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已经成功把“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向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进行渗透；每周三、四、五下午第三节课，低年段、中年段、高年段分别上选修课，学生按年段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去自由体验；彩陶、方言、春江美食、传统游戏、唱春……，这些课程都由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校内教师、民间艺人、家长义工施教，既保证了非遗项目建设的专业性，又充分发挥了学校、社区、家长、校外实践基地的教育合力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丰富了课程评价方式

课程评价的设计是决定一门课程能走多远的关键环节，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从三个维度设计了本课程的实施评价：（1）对课程建设的评价。从学生喜爱程度、课程实施规范性、课程实施成果等方面进行优秀校本课程评选，并给予相应奖励。（2）对教师发展的评价。通过过程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每学期评出若干“非遗种子教师”并给予相应奖励，通过评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3）对学生发展的评价。通过每月、每学期、每学年的“非遗金牌解说员”、“非遗小能手”、“非遗小达人”、“非遗故事王”等评选促进学生四大核心素养的提升。为了充分发挥过程性评价的作用，我们也形成了三个较为成熟的展示性评价平台：第一是每周五的“如春舞台”，学生自我申报、自主展示；第二类是与社区和媒体共建的舞台，挑选精品项目定期展示，旨在弘扬“春江非遗文化”；第三类是每学年一次的“春江非遗文化节”，与六一儿童节整合，全面展示一学年来的课程实施成果。通过三类活动平台的创设，有力推进了本课程的高质量实施，儿童们也在知非遗学非遗过程中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6.提升了课程资源的育人价值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项目的实施不仅优化了学校整个课程体系，促进了课程整合实施的深度推进，而且也彻底颠覆了学校硬件建设的理念，学校硬件建设不再随意、不再被动。目前利用非遗元素建设整个校园，让景观含情、让墙壁说话、让场馆育人，使整个学校成为一个大的春江非遗文化体验中心的理念正得到切切实实的执行，课程资源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资源的育人价值得到不断提升。

一是场馆育人。新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地球村，这是一个集科技体验、特色社团活动、标本展示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与“非遗馆”相呼应，通过多种多样的体验活动促使学生成为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把校门口陈旧的橱窗改换成了具有春江民居风格的文化展示墙，以学校课程建设、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三个板块的内容展示如春教育的自信与自豪。

二是墙壁说话。把原来的陈旧的电子显示屏改换成为“长江之春”大型青铜浮雕，展示了春江的过去与未来，既体现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的多元开放，与学校的育人目标相呼应。把原来的鹅卵石路面改换成刻有“二十四节气图”的时光大道，展示春江地区“春种秋收”的农耕文化，每个节气图都刻有图案与谚语，学生乐于观察乐于朗诵，体现了与学生对话的儿童立场和课程资源意识。

三是景观含情。在校园绿化带中刻着“仁、诚、勤、孝、善、礼”经典故事沙雕――季札挂剑、程门立雪、卧冰求鲤、凿壁借光、张良搭鞋，生动演绎着学校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把正对校门的花坛改建成黑色大理石浮雕，一群具有“爱心、善心、慧心”的教师引领着“向阳、向善、向上”的如春学子在长江之水的滋润下共同成长，隐含了学校师生发展目标。

五、“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困惑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还存在一些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如何取舍？

在课程目标的确定上，泰勒早就提出要区别“适合教育满足的需要”和“适合其他社会机构满足的需要”。如“唱春”不仅是春江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对于小学生来说传承有一定难度，传承一定要在学校以课程的形式进行吗？传承一定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体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探究学习能力作为课程实施的育人目标？还有其他如春江曲艺的学习、春江方言的学习等，从课程建设角度去思考我们应该放弃什么？突出什么？……学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怎么学更重要，对于课程育人目标的舍取需要一线教师的智慧判断。

2.如何包容？

实施“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如何兼顾占学校二分之一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子弟的“乡愁”？在分享一个个春江故事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让他们讲讲自己家乡的趣事？在学习春江方言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让他们说说自己老家的“土话”？在体验春江美食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让他们带点老家的“味道”？……面对多元文化，如何做才不是“侵略”而是“包容”？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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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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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传承与保护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现行措施中有较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主要传承人的学识、地位等背景的不同，也给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带来较大影响，导致其现状的差异.如相比于界首彩陶，寿州窑陶瓷的传承人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在陶瓷的创新设计上有重大突破.不同的思想使他易于接受新的观念与合理的建议.另因其采用的原料来源地、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的差异、侧重点的不同、创新思路等的不同都会给两种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差异.但就其现有的保护措施与实施效果来看，创新思路是传承创新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 ：界首彩陶；寿州窑；生产性保护；对比

中图分类号：TB48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08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3BG074）；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媒体与设计研究中心课题（2014MTYSJ04）；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O41ZD）

非遗文化的保护和抢救需要合作与交流，各地不可能独善其身，应打破地域的限制和行政壁垒.通过同行之间的对比，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对方的身上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达到相互学习、借鉴的目的.在对界首彩陶和寿州窑陶瓷的对比研究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弊端，也得出了差异，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是最终目的.

1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传承现状与艺术特征对比

1.1 相似的地域表征

淮河在我国东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区位，大自然赋予了淮河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北方的刚烈、雄浑、苍劲，南方的宁静、轻柔、婉约.经过融合与兼容，形成了淮河文化独特的风格特征.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同属淮河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具有相同的地域背景和人文环境.长江与黄河的千年融合赋予了淮河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也赋予了它们古朴大方、浑厚典雅的艺术特色.

1.2 不同的本质属性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起源初期都属于陶器的范畴，与瓷器有着显著的区别，如原料、质地、烧成温度等.近年来皆采用先进技术使原料配方有所改变，从而达到提高窑炉温度，使之烧成温度可以达到中温瓷甚至高温瓷的温度，以提升产品质量.粗犷且不缺乏精细是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作为北方陶瓷的共同特征，却与南方陶瓷的细腻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温润如玉的景德镇青瓷、雅致的青花等.原料、制作工艺、地域的区别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审美特性.

1.3 生产现状对比

1.3.1 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并流传至今.以质朴典雅的艺术特色名扬海内外.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也有了改变.工业产品逐渐取代了各种手工艺品，界首彩陶的生产人员大量减少，主要传承人为卢山义的子女与老艺人王京胜.界首工艺陶瓷厂因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与市场定位，出现了产品积压，资金周转等问题.政府曾提出招商引资，却被一些业内人士以保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而未取得预期成效.另外以老艺人王京胜为代表的家族作坊目前已注册公司但职工仍以家族成员为主.其它家庭式小作坊均未形成规模.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型手工艺品出现，界首彩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其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传承人方面.彩陶的传承主要以家庭传承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老艺人们有精湛的技术但是缺乏科学的做陶知识，传授的是老一辈一直流传的技术和方法，使彩陶难以创新.另外，辛苦的制陶劳动与不成正比的报酬使大多数年轻人选择放弃老祖宗的手艺，外出另谋生路.随着老艺人的逐渐老去，体力与精力的不支亟需新的接班人出现时却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将是传承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因此传承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与学校教育的结合至关重要.从历时性来看，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靠世代相传保留下来，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意味着消亡.

受现代工业化的冲击.陶制品因材质本身的缺陷使用笨重且容易摔碎，有很多的局限性.无法与塑料等其他新材质相比，界首彩陶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设备低下，制作周期长，人工耗费高等特点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无法在数量上取胜，更不能打价格战.另外，现阶段彩陶表面的釉面因为温度等原因只能维持四五十年，质量偏低.呆板的产业结构使产业受设备、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限制，无力在市场上占一席之地.

1.3.2 寿州窑陶瓷

寿州窑曾以“寿州瓷黄”闻名于世.它创烧于南朝陈，停烧于唐末，前后历时350年.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影响下，寿州窑由于种种原因突然间销声匿迹，烧制手艺也随之失传.如今在其传承人的努力下，终于找回失传多年的技艺并发扬光大.为寿州窑的恢复烧制做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有两个，一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沈德亮先生.年过六旬的沈师傅沈氏第五代传人，祖上曾在上窑镇创办过“沟东窑”沈氏瓷器作坊.目前沈师傅主要从事寿州窑手工技艺的发掘和传承；另一位传承人是寿州窑陶瓷研究所所长崔怀伦先生，他成立了寿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从事寿州窑制陶技艺的挖掘、研究、传承.着重对寿州窑的黄釉瓷进行开发利用.研究所多年来硕果累累，产品在国内外重大展会上屡获大奖.目前，寿州窑研究所有科研人员七名，分工明确细致.所内现有硕士窑两座，圆形倒烟窑三座，推板窑两座，可烧制各种类型大小不同的陶艺产品，目前是寿州窑主要的生产基地.

2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保护方式的对比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两种非遗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现行措施中有较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主要传承人的学识、地位等背景的不同，也给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带来较大影响，导致其现状的差异.如相比于界首彩陶，寿州窑陶瓷的传承人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在陶瓷的创新设计上有重大突破.不同的思想使他易于接受新的观念与合理的建议.另因其采用的原料来源地、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的差异、侧重点的不同、创新思路等的不同都会给两种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差异.但就其现有的保护措施与实施效果来看，创新思路是传承创新的首要任务.

2.1 宣传方式

界首彩陶：博物馆一直是向公众展示的一个良好平台.界首彩陶的精品展示厅汇集了各个时期的彩陶精品.举办展览并参加皖西北投资贸易洽谈会、深圳文博会等各地展览，展示彩陶精品与彩陶的制作技艺，让公众近距离的接触彩陶、了解彩陶.另外还建立了“界首彩陶网站”，制作专题纪录片.通过这一网络信息化平台，开展图文展示、对外宣传及学术信息、产销信息的交流，为界首彩陶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提供更便利、快捷的途径.

寿州窑陶瓷：博物馆虽为传统的一种展示方式，而淮南市博物馆却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为还原寿州窑的烧造历史，系统展示其独特的工艺成就和研究成果，分中国陶瓷发展简况、寿州窑烧造历史和成就、寿州窑生产流程和关注互动四个单元，全面展示了淮南地区隋唐寿州窑的烧造历史、工艺成就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展厅的设计上采用黄色等明快色彩做基调，使观众一进展厅就能感受到寿州窑的特色.为烘托气氛，还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展具辅助.有照片文字展板、陆羽人物蜡像和品茶场景，滚动播出的专题片大型液晶电视，多媒体触摸屏，幻灯机等.为加深观众对寿州窑陶瓷文物形制的了解，提高观众的参与热情和兴趣，复原了寿州窑的生产场景，还特设观众互动区，复制了多种寿州窑主要器物并把它分成带磁性的碎块，让观众在观看寿州窑生产过程时可动手拼复寿州窑器物.这一环节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寿州窑陶瓷专题陈列的人性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和公众的认知度.

2.2 传承人的保护与选择

界首彩陶：界首政府对非遗传承做了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够实施.这给老艺人的创作带来很多困难.也降低了年轻人学习的积极性，如已制定的医保制度等.传承人的现状及素养是顺利传承的基础.目前界首彩陶在传承上没有完全打破老规矩，对于继承人的选定，应实施打破家族传承，以“师带徒”的形式，尽快培养可用之才.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的传承在民间而并非家族传承，主要采用师徒学艺的方式传授.与界首彩陶相比，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才，扩大了传承力度.从崔怀伦先生的创业故事可以得知，传承人的选择很关键，层次与学识也很关键.有人认为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陶瓷的制作是因为不愿意跟泥巴打交道.但对比同行现状就可得知，关键不在于泥巴，而在于这些泥巴所诞生的是什么层次、什么品位的东西，能不能吸引从而留住他们.

2.3 与高校等机构的合作

界首彩陶：目前界首彩陶与各地高校的合作已经开始实施，如各地艺术专业的教师利用假期在界首陶瓷厂进行创作，周边高校的学生定期参观彩陶制作基地，并现场观摩彩陶制作流程.界首彩陶还与高校合作产学研项目，有利于非遗产业化的实施.并请老艺人定期请来校举办讲座、现场示范拉坯制作等.学生兴趣浓厚，可以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非遗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宣传力度.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积极与大中小学联系，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博物馆参观，鼓励他们从小了解家乡的非遗文化；与地方企业合作，设计生产各种新颖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如淮南市文景天宝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以生产寿州窑陶瓷为主.企业的参与加快了寿州窑陶瓷的产业化进程，也拓宽了寿州窑陶瓷的销售渠道.但就目前总的局面来看，在学校教育中，非遗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应该在各院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设置相关的专业课程，并可设置全校的选修课，以便搜罗更多的对此感兴趣的青年人士.相关部门也可考虑把当地的非遗知识列入教科书中，使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2.4 销售模式及渠道

界首彩陶虽也通过展销、拍卖等形式进行销售，但更多的还是以公务礼仪性等用品形式走向市场，这种形式的作品销售受政策影响较大，同时也很难以商品形式走向普通民众，因此给彩陶制作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带来阻碍，也限制了彩陶制作队伍的扩大；与界首彩陶相比，寿州窑陶瓷的销售渠道相对比较完善，实施了制作销售一体化模式.寿州窑陶瓷研究所下设“淮南市寿州窑陶艺厂”，直接进行工艺品的制作，并在国际商贸城、义乌设有寿州窑陶瓷产品对外销售窗口，很好的解决了产品的销售问题.另外，寿州窑也通过网络宣传、专题报道等方式增加公众知名度，并参加展销会及比赛以扩大影响，促进销售.

2.5 创新方面

界首彩陶：近几年，界首彩陶在釉色上有了一定创新，也沿袭韩美林先生的作品风格创作出一些新颖的异型作品.但总体来讲，思路没有拓宽，没有与应用很好的结合，新的作品出现不能以界首彩陶的名义很好的进入市场流通，所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建议通过举行彩陶创意比赛等形式汇集学院派的新思路，切实的立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进行产品档次、多元功能、产品衍生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为彩陶的设计开拓新路径.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的恢复生产，不仅仅是找回了原有烧制的老技术、老工艺、老方法，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如寿州窑陶瓷研究所的部分作品，造型新颖，即保留了寿州窑独特的风格魅力，又与使用相结合，与现代人的需求与审美相结合，还在功能上有所突破，如获奖作品《会唱歌的龙凤壶》等.因此寿州窑的恢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研究打入国内外市场的现代产品是寿州窑生产的宗旨和目标.

2.6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地方产业中的应用

界首彩陶：界首彩陶作为馈赠的佳品，传统造型的产品更具地方特色，因此可以作为地方各部门的礼品用瓷，但单一的礼品瓷使销路过于狭窄.实施地方文化与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如地方旅游产品的开发.可借助政府部门已经批准的“界首彩陶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中国界首彩陶村”等项目的实施推动旅游产品的开发，为彩陶的开辟销售新路径.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借助企业，在宣传和创新上都有较大成效.淮南市文景天宝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就是采用寿州窑传承人沈德亮的寿州窑制坯技艺，大批带徒、批量烧制.在“2011年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暨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他们的寿州窑研发产品“仿青铜器文具”、“凤鸣壶”、“龙尊”等大获好评，市场前景十分好.该公司艺术总监朱志杭说：传承手工技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正在学习用市场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本本，只有激发其活力，才能让其焕发出青春.如金种子集团的醉三秋，有龙窖和凤窖系列.龙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其包装选用传统的陶瓷材质体现.可在此基础上与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把龙凤的元素体现在酒瓶的造型设计中，再选用界首彩陶或寿州窑陶瓷的材质与特色来体现.借助产品的销售传播非遗文化，以非遗文化提升产品的档次，实现双赢.包装的品位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如贵州茅台等知名企业都曾为酒瓶包装招募过全国的优秀设计.因此可以扩大招商与宣传，争取与各地企业实现合作关系，打造文化与生产企业相结合的产业链，把淮河流域的非遗文化推向世界.

3 结束语

非遗文化的保护热潮让淮河流域的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对界首彩陶和寿州窑陶瓷研究的对比，我们发现，差异是存在的，差距也是存在的.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方法不仅仅用于区域内，还可以对南方各大瓷器的保护措施进行学习，提高淮河流域的非遗文化发展，尽快实现全面彻底的产业化道路，为地方经济服务.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我们正努力让优秀的传统艺术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国人的心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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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文创产业；脱胎漆器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在发展、传承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脱胎漆器作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突显了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是在继承几千年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立的。凭借脱胎成型和表层髹漆的鲜明技艺特点，福州脱胎漆器自1898年以来，先后在五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奖。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让国人重新认识脱胎漆器技艺，但是申遗不等于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直是福州脱胎漆器申遗后不断探索的问题。而在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类非遗活态化传承中颇有成效的文化创意旅游，如果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对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力图探究的内容。

一、福州脱胎漆器传承现状

脱胎漆器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它是福州工匠沈绍安还原失传已久的“夹”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的一种新型漆工艺。福州脱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为“胎”模，然后层层裱布刮灰，阴干后打碎或脱离“胎”模成型，故名“脱胎”，接着继续在胚面上完成髹饰艺术效果。这样制作而成的福州脱胎漆器，坚固、耐温、耐腐蚀、不变形干裂、色泽光鲜经久不褪。[1]福州脱胎漆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轻。不论器物造型如何，其体质都以轻、薄、巧、精取胜。由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间福州成为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福州脱胎漆器”自此闻名全国。

福州脱胎漆器曾历经很长时期的辉煌。一方面，旧时作为当地民众钟爱的必需品，脱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陈设及宗教造像，都有过较高的产量和销量；另一方面，外贸的需求也为脱胎漆器的生产提供了颇多发展机会。[1]但随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民众渐渐远离传统民俗，工业化大生产让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凭借其低价和便利，占领福州原来的日用品、手工艺品市场，给脱胎漆器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工艺产品、工艺技术和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三个必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州脱胎漆器的发展现状，大致呈现以下情形：

（一）产品尝试推陈出新，但市场化程度不够

福州脱胎漆器的传统产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包括花瓶、屏风、餐具、茶具、盘、碟、罐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的脱胎漆器共有18类2987种花色品种。脱胎漆器产品门类虽然较全，但由于器形和纹饰的设计缺乏现代感，且造价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脱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被廉价的现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两家国营脱胎漆器厂相继停产倒闭，脱胎漆器产业开始转向私人经营，并以小作坊生产形式为主。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对自我定位不准，缺乏品牌意识，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精品出产率低。[2]

近年来随着专业院校对漆艺专业的复兴，学院派艺术风格为漆器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线生机。以“80后”为主的脱胎漆艺新生艺术家、美术院校毕业生为主力军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脱胎漆器一味的仿古传承，结合文化创意，迸发出漆与现代生活融合的O计新思路。但是，由于脱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的特点，再加上艺术创作的时间和智力成本，其价值和价格目前仍只能在小众的文化圈先流行起来，市场化的道路还举步维艰。

（二）技艺保护力度不够，传承环境有待加强

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生漆炼制、胚胎制作到髹饰工艺，完整的生产链和持续的传承发展使民间工艺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现今脱胎漆器产业链几乎被完全破坏，各个生产环节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2]

首先，脱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经过加工或精炼才能满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艺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厂仅有一家，炼制技术因条件艰苦且耗时，正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危机，一旦炼制技术失传，脱胎漆器髹饰技术将无法施展。其次，脱胎漆器器形设计制作的技艺缺乏传承和发展环境。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的脱胎漆器厂设立设计室和大师工作室，保证专人负责产品设计开发。[2]改革开发初期，也曾经采取奖励制度来鼓励技师进行设计创新。市场经济时代，取代国营企业成为漆器产业主角的私营企业顾不上抓产品设计，很快，大量旧产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的漆器工坊虽然意识到解决福州脱胎漆器滞销，必须设计出新，但因为缺乏胎型设计的技术，在器形变化的尝试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虽然相比器形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效果更显著，然而随着行业的衰败、从业人员的不断分散，全行业工艺水准大大倒退，许多只能运用于漆器髹饰的独特技法纷纷失传。而福州的艺术院校漆画专业的发展则成为髹饰技艺传承保护的最后一块圣地，艺术教育者们研习传统脱胎漆器髹饰技法，并将之运用于漆画创作，这使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工艺免于全军覆没的惨状，而在漆画使用范畴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饰技法种类都面临极其严重的传承危机。

（三）传承人培养机制体制改善，传承人群数量逐年攀升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说到底，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单靠个别艺术家单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脱胎漆器技艺传承并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饰技法十分繁复，培养一个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时间，使其技术纯熟则要十几年。人才的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传承人群的培养的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机制体制，显然，政府的重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脱胎漆器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取消了漆器专业，而福建工艺美术研究院也仅存一名漆艺研究专家，几乎无力生产和研发新的漆器品种。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脱胎漆器行业得到一定发展。2012年，福州获得“中国脱胎漆艺之都”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全市漆艺产业从业人员上升至5万人。在政府的倡导下，艺术院校也在脱胎漆器传承人的培养上担负起重任。闽江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相继开设漆艺专业，并通过文化部、教育部主办的脱胎漆器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漆艺大师班等项目对漆器从业人员进行技能提升。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自2015年7月首次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培训班以来，已开展三期培训，共毕业学员180人。

时至今日，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和传承相比申遗前的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助力，脱胎漆器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展还要凭借市场的力量，漆器重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生活、休闲生活才能赢得市场，而旅游文创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业，与脱胎漆器非遗的发展方向有极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创产业是非遗活化的有益（创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因此，福州脱胎漆器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在对其开发、利用、创新时应保持其与社会同步进化的过程，找到它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对它最有力的保护，也是保证其发展创新的机会。[3]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也称旅游文创产业、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集成和重组，代表着高端旅游业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特点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创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为创意旅游提供资源，也是创意旅游者出游的动机、消费和体验的对象。[4]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脱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创造本质上是对福州本地文化的释与表达。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可以依托文化创意旅游的形式载体，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达中实现脱胎漆器传承的目的。2.互动式学习与体验是创意旅游的实现路径和形式。[4]创意旅游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体验过程，主张旅游者积极参与创造过程，在与从业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体验。[4]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制作技艺及其实践过程，恰好是能实施互动式学习体验的内容。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3.实现自我发展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意旅游的目标所在。[5]创意旅游能激发旅游者的创意潜能，促进个体个性塑造和自我发展。[4]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全民关注和努力，例如，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旅游者在脱胎漆器文创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透过技艺体验、作品设计或是主题式策划参与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与此同时，漆器产业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够实现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三、脱胎漆器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模式

（一）跨界资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产业，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业范围，而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产业资源为旅游资本。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基础。[5]“旅游+非遗+”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例如，“旅游+非遗+博物馆”，整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博物馆平台和VR技术，建设展示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同时开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艺参与体验、脱胎漆器衍生销售等几部分组成。器物展示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脱胎漆器物质形态；制作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脱胎漆器制作工艺及其原生态环境；线下技艺参与体验可让游客现场参与制作，线上体验则可借助动漫游戏形式实现；衍生销售凭借工艺品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脱胎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旅游+非遗+教育”，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遗产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由此，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资源可以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推出多种主题游线路。例如，针对高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推出“脱胎漆器技艺修学之旅”，从修习专业技能的角度出发，安排大师讲座、技艺学习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动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体验游”，组织他们参观脱胎漆器活态展示馆、展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宣传非遗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激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旅游+非遗+互联网”，互联网与旅游和非遗的产业融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例如，旅游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庞大的旅游消费者客户资源的分类管理。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集结对非遗文化、脱胎漆器传统手工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媒介发展脱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台，组织脱胎漆器非遗主题旅游、沙龙活动。其次，脱胎漆器非遗可以与旅游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融合，在旅游门户网站建立非遗旅游商品、艺术品商城，在旅游中体验脱胎漆器非遗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还能在线延续购买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创，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

旅游文创产业强调在对现有遗产类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同时，重视创造力的发挥，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脱胎漆器在恢复和保护古老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科技发展和人文环境，在设计、技艺和功能领域运用创意，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给它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对脱胎漆器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可以将其内涵诠释为功用、质美、技艺、本土、传承、原创、体验和人本等精神，而这些精神永远都不会与时代相冲突，只要在秉承它们的前提下，就能不断创新发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文化，并同时为未来储备当今文化遗存。至于承载的形式，不妨尝试开发脱胎漆器相关节庆主题旅游产品，把节庆活动培育成展示地区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证造物精神的延续，又为未来创造出综合形式的未来非遗。

（三）回归生活，引领脱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费潮流

创意旅游注重对潜在旅游需求的激发和市场消费潮流的引领，创造新型旅游市场、培育旅游消费群体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本导向。[5]脱胎漆器曾经源于民间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脱胎漆器蓄势待发、准备再次回归生活的时候，旅游文创正是强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创与非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品或服务，更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产品创造有效的休闲方式，引领生活方式。脱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无毒，制作过程环保节能，成品器皿可持续使用，完全体现环保生态的现代生活理念，古典与当代设计的碰撞尝试刚好符合中国人新中式的审美诉求。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应该走活态化传承的道路。旅游文创产业与福州脱胎漆器在本质上都以文化为依托，且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核心特征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脱胎漆器为代表的非遗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的模式，即通过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引领和塑造旅游消费潮流，为脱胎漆器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磊.从民俗文化看福州脱胎漆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01）.

[2]张慧萍.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困境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3]宫旭红，郑鑫.当代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02）.

篇9

摘 要：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资源进行教学开发已经成为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如何将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新的教学环境以适应时展的需求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作者分析了目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术课程，并梳理了其优势和需要关注的问题，希望架起一座通向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桥梁，同时也提出了对“非遗”美术教学发展和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术教育课程资源 教学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具有恢复传统文化记忆与智慧的重要功能。非遗课程获得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并成为基础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要探讨“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明晰将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及其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充分理解非遗文化对美术教学的作用，判断出目前非遗美术教学存在的缺陷，才能准确找出此类课程的发展出路，更好地为美术教学服务，达到教学目的。

一、“非遗”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

（一）课程类型的灵活性。

非遗文化贴近传统生活和审美，积淀了劳动人民一代接一代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体现在遗产包含的历史文化、审美取向和工艺技术等价值，美术教育者能够有目的地提取、开发其中需要的部分。非遗文化包含的多样的价值注定了非遗题材教学具有灵活性，面对同样的题材，不同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和重点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以陕西皮影为例，授课者既可以借助皮影人物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艺术形象，让学生通过平面化、夸张化和戏剧化的手法自己创作设计稿，上一堂设计应用课，又可以借助皮影巧妙的制作技艺，让学生对材料进行镂刻、敷彩、合成，亲手制作皮影形象，上一堂综合探索课。

（二）教育资源的潜在性。

教育者为了满足教育需求需要不断开发课程资源，丰富的非遗是一座素材宝库，可以应对多样的教学目的。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量的非遗文化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些素材背后孕育着卓绝的文化思想和匠心独运的美学追求，提取其中优秀的元素，对于开发美术课程和提高美术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视觉性。

非遗进入课堂能够给学生带来新鲜的视觉体验，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视觉性。特别对于工艺性很强的非遗作品，不简单地用图片展示，而是直接将鲜活的素材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达到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如南通蓝印花布是中国汉族民间传统的工艺印染品，将实物展示在课堂上，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接触，其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的花纹很容易打动学生，让学生认识到朴拙淡雅的文化韵味；怀袖雅物折扇，“轮如明月尽，罗似薄云穿”，既可舞文弄墨，显露风雅，又可用于表演，展现优柔的舞姿。不同种类的扇子，或美观典雅，或清新秀丽，或温文尔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把玩和欣赏后，会生出许多疑问，这恰恰就是教学的源头活水。对视觉形象的依赖是美术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所在，非遗文化突出的视觉性，有助于美术学习情境的创设。

（四）实践性。

传统美术课以纸上作图或用泥塑造为主，非遗课程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美术课堂实践内容。工艺类非遗文化都有独特巧妙的制作技艺，如明式家具制作技艺，正宗的明式家具以精密巧妙的榫卯技g结合部件，不用任何胶水或钉子等工具。教育者可以提供简易的模型部件，让学生进行组合和拼接，充分感受匠人高超的制作智慧，体会动手操作的乐趣，上一堂精彩的美术实践课。非遗课程能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教育者根据需要降低材料和技术难度，以学生的操作体验和感受为主，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人文性。

新课程标准强调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而不是单一的技能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经历了持久的历史筛选和升华，折射出了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充满鲜明的人文色彩和深刻的人文魅力，其本身就具有人文性的特点，满足了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如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秦淮灯会，民众通过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等诸多形式营造“万星烂天衢，广庭翻人潮”的美好景象，寄托风调雨顺、家庭美满、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是群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

非遗课程为美术教学注入了鲜活的题材和探索方向，使美术课程体系更立体，内涵更丰富，表现更多样，有助于在美术课堂上创设完整立体的文化情境。开发非遗美术课程，要充分认识到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并发挥这些优势，弥补传统美术课程的不足，既满足学生学习美术的需求，又理解美术知识的多样性，获得艺术体验和实践能力。

二、“非遗”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非遗教学目的的确立。

谈到“非遗”，人们往往条件反射地就想到非遗保护。但是，在基础美术教育中非遗课程的开发，绝不仅仅是从非遗传承的角度上考虑。诚然，中小学教育作为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教育范围最广，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进行非遗内容教学，是普及非遗文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对于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民间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美术教育者更应该从美术课程的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对非遗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中小学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展，并不是为了培养传统技艺的接班人，这从中小学美术课的数量和容量上看，是不现实的。归根究底，非遗美术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中小学生的美学素质，这是所有美术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非遗文化要为美术课程服务，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非遗美术课程只会停留在对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宣传的层面上，对中小学生的美学素养的提高没有实质帮助。

（二）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的关联性。

非遗美术课程开发能力的不足，导致美术教育和非遗文化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将非遗和美术课程资源画上等号，因为非遗本身是一种文化资源，两者实质上属于不同范畴，没有从属关系。要将非遗引入美术课堂，首先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分析和筛选，对于筛选出的非遗内容也要进行剖析，提取其中能够利用的元素，进而为美术课程服务。若缺少这些环节，美术课程就会空洞，丧失教育的针对性，美术教学就陷入无序的局面。其次，非遗融入美术课程，涉及非遗的传承问题，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缺乏联系，就无法使学生进入美术学习的情境中，停留在欣赏和临摹照搬的阶段，学生就不会从心底热爱传统文化。

（三）“非遗”美术教学设计的革新需求。

中小学美术课程中非遗内容的加入，能给美术教育者带来极大的发挥空间。各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制作技巧各异，教育者一方面可以在降低传统技法难度的基础上以更灵活的教学方式带给学生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非遗的人文性传授非遗背后蕴含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传统文化思想。这些方面的改变，可以为教育者提供更多元的教学手段和更生动的教学设计。目前非遗课程还未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设计过于拘泥守旧，教学内容不能以知识讲述、纸上作画和普通手工为主。除了课程设计缺乏创新外，教学内容也脱离生活实际，学生很难与精彩的非遗文化产生共Q。非遗美术课程的设计不能重技能轻情感，而要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让学生思考和感悟。

（四）作为课程资源的“非遗”的开发准备。

受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教育者在选择非遗元素作为教学课程资源的时候，在准备阶段不容易得到完善的资料和参考帮助。美术教育者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和从网络与书籍查询到的资讯，导致对教所选内容没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缺乏教研员或学者的指导，教学设计可能存在欠缺和不足。非遗美术课程范围广，类别新，教育者选择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设计课程时，很可能会发现没有前人做过这个课程或得不到有效参考，这就使课程的开发遇到一定的困难，非遗内容的精髓和细节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呈现。而对非遗的详细了解和研究，又需要相应非遗传承人的帮助，美术教育者与这些传承人之间的联系，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非遗美术课程的准备就会沦为对非遗资料的整理、搜集和罗列。

三、“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才正式提出的，所以虽然历年美术课程标准中涉及很多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内容，但还没有对非遗有专门的论述，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研究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需要充分认识非遗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对现有的非遗美术课程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具有很好教学效果的已有课堂案例，逐步取得规律性认识。

（一）建立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多达1836项（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64项；2014年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3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53项）。国务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非遗的研究和管理日趋完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美术教育者省去了很多需要自己探索的工作，可以直接在各级名录中寻找和开发潜在的美术课程资源。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美术教育工作者可以建立自己的“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名录”。将非遗筛选进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需要以科学的标准进行调查和探讨。成为潜在美术课程资源的非遗首先在内容上要具有代表性，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美术的学习范围相当广泛，但中小学美术课程设置的数量有限，其中非遗课程的设置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要让学生接触到最具有民族代表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次，筛选出的非遗内容要符合学生当前的身心发展水平。从小学到初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认知水平分为不同的阶段，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能够为具体教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对于越低龄的学生，更简单的表现形式和实践操作有助于他们接受和学习；年龄越大的学生，他们的视觉能力和思维能力相较于低龄学生有很大的提高，太过简单的内容难以满足他们的知识探求欲望和动手操作需求。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教学设计，使非遗美术课程符合认知过程的规律，体现教学的循序渐进。另外，还要考察所选取的非遗内容是否贴合美术课程标准，对实现课程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其形式是否便于开展美术教学活动，过于复杂的内容会使具体教学遇到阻碍。

（二）按照美术学科知识类型对非遗进行划分，建立非遗与美术课程的联系。

要让非遗充分融入美术课程，需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充分的分析，将非遗分解成美术学科知识要素，并用这些要素与美术课程建立起联系。美术学科知识可以说是组成美术课程的最重要的内容，从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视角看，从认知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进行教学设计，会对课程内容形成更教育学化的分解，对教学方法策略的选择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非遗文化具有综合的特征，在教育者对其进行分解和组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系统的知识划分，在教学中就很难兼顾学生的认知方式，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参考南京师范大学秦华副教授的《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美术课程大致可分为美术理论、美术技法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可以分解成多个分支。例如美术理论可以分为美术史、美术造型原理、视觉心理学、美术批评等内容，技法又因专业技能领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将知识维度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识知识。事实性知识指学生通晓一门学科或解决其中的问题所必须了解的基本要素；概念性知识指在一个更大体系内共同产生作用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程序性知识指做某事的方法，探究的方法，以及使用技能、算法、技术和方法的准则；元认识知识指关于一般认识的知识及关于自我认识的意识和知识[1]。

参照知识维度的划分，我们以朱仙镇木板年画为例进行分解如表：

除了美术学科知识外，非遗美术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还要关心学生的多维度思考方式和人文修养。非遗课程给学生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和大量实践操作机会，由此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在具体美术情境中的探究可以培养人文意趣，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

（三）非遗实体教具的开发。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传统的美术课程发生巨大的变革，丰富的静态图像和动态影像资源因为获取和操作的便捷大量应用于美术课堂，美术教学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多媒体教学的不足慢慢显现，一是多媒体对教学内容的呈现偏平面化，降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能力，尤其对于非遗来说，工艺性制作很强的特点得不到足够的表现；二是多媒体信息具有现成性，对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师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三是图像的大量运用会导致课堂呈图示化，削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非遗实体教具拥有其他教学手段无法代替的直观性。非遗教具的灵活运用使学生产生对所学内容的直观认知，提高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的积极性和效率，让课堂更生动有趣。另外，非遗教具的开发有效地使教育者投入教学内容的研究中，更深刻地分析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湖州吴兴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徐军老师对美术实体教具的开发具有多年研究经验，他提出了“组装式”美术教具的创制并运用到了实际教学中，开发了《怀袖雅物――折扇》、《凿枘工巧――明式家具欣赏》、《木板年画欣赏》等有深度探索的课例，取得了杰出的教学效果，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公开课。“组装式”美术教具是用纸、木、竹、泡沫、塑料等物质材料，围绕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教学用具。其最大的特点是“活”――教具不加固定，容易拆卸，便于重组，可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2]。

“组装式”美术教具为非遗教具的开发提供了参考和指导，教具制作要发挥创新精神，最大限度地减少过程中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并取得最大的效益。徐军老师在《朱仙镇木板年画》课例中，为了解决学生对年画制作里套色印刷技艺的理解问题，运用透明硬塑料薄片，将年画里相同颜色的部分涂绘在同一张薄片上，最后几张薄片一叠加，便组合成完整的年画。

一件成功的教具不仅对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有着莫大的帮助，而且能贯穿整个课堂，推动整个教学。教具的设计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这就需要教育者对教学内容有深刻透彻的理解，把教学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非遗美术教具的巧妙运用弥补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足，两者的有机融合势必会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成为提高美术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四）基于微视频的翻转课堂\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推动着时代大跨步前进，来自现实和网络的大量视听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人们的生活中传播，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如今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和能力已经远胜从前，传统的美术教学形式愈发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具有颠覆性的新教学模式“翻转课堂”逐步走进美术教育者的视野。

翻转课堂的概念是2007年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沃兰帕克高中的两位化学老师提出并实施的，这种教学模式是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师的视频学习和理解教学内容，课上，教师对学生的疑难困惑进行解答，学生专注于问题解决的主动式教学。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学习有别于传统课堂的预习，传统的预习是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了解，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是教师提供一个简短视频供学生学习，这个视频精练了一整堂课需要教授的内容。视频播完后学生可以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反复观看，适应各层次学生不同的学习状况而不需要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重复讲解，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教师节省了讲授知识的时间，就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不同学生的解疑和水平提高上，实施个性化教育。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尤其契合非遗美术教学的需要。非遗的特殊性让非遗美术课程适合设计成设计应用课和综合探索课，这两类课程都需要在课堂上留给学生大量时间进行构思和创作。正常程序的此类美术课都需要10至20分钟的时间供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除去课堂结束阶段5至10分钟教师的集中点评，留给学生的时间非常紧凑，难以满足学生的创作需要。翻转课堂的出现，节省了教师讲授知识的时间，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设计和创作的阶段，教师集中精力进行指导，课堂效益大大提升，学生作品质量也得到保障和提高。

翻转课堂有效开展的核心和基础是课前微视频，在微视频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翻转课堂，所有课前微视频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非遗美术课程一方面发挥着传承非遗的作用，所以非遗美术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会有一定的科普性。独立性和科普性的共同作用使非遗课前微视频不仅能服务于美术教学，更能应用于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将这些微视频公开于网络等信息传递途径，使其进入大众视野，将给非遗文化的传播带来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障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实际上不仅承担着拓宽和发展美术教育的任务，在守护本土文化的层面上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非遗美术课程体系还处于需要完善的阶段，成熟性和普遍性还不高，基于非遗美术教学的研究需要时间论证。除了以上总结的外，非遗校本课程的开发、跨学科式美术教学、将课堂搬进博物馆的馆校结合教学等模式也是非遗课程发展和创新值得思考的方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积累大量的非遗教学经验，不断完善规律性认识，才能科学地对非遗课程资源这座“金山”进行开发，构建独特的非遗美术教学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秦华.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J].文教资料，2016（24）.

篇10

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遗（特指传统手工艺）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那么，非遗香云纱是怎样采取生产性方式保护？如何在生产性保护的同时，保证其核心技术和人文蕴涵不会丢失呢？

香云纱在生产过程中，对手工技艺既有抢救、保护和传承，又有改革、创新和发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进行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的运作模式，进入社会服务市场，是香云纱探索的经验，其做法对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独树帜探索非遗产业性传承模式

粤绣其独特高超的刺绣技法和古老的历史，与苏绣、湘绣、蜀绣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其中香云纱就是粤绣中的奇葩。据载，香云纱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纱绸制品，也称茛绸、云纱、纱绸等，用广东盛产植物薯莨根部汁液对桑蚕丝织物反复渗染、自然日光曝晒，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富含铁质的河涌塘泥单面涂层“发色”，让薯莨的主要成份鞣酸与河涌塘泥的铁质发生氧化作用，使丝绸变成面乌里黄的香云纱面料。香云纱始于北宋时期的岭南丝绸，到明清时代，香云纱已誉满神州，在明永乐年间(约15世纪)，广东就开始大量生产并出口香云纱。

2004年香云纱牌系列产品获得中国纺织业首家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称号；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成功地列入了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香云纱因此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传统古老技艺濒临消亡，面临传承瓶颈。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化纤棉织物的兴起，香云纱作为消费“奢侈品”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逐渐被人遗忘，这项古老的生产工艺也几近失传。至1980年代末，很多厂关门、转产，市面上再难得一见香云纱的魅影了。

如何更好地学习、保护和传承香云纱，在欧阳少战看来，已经是他的一种责任和事业。

为了传承香云纱的古老工艺和文化，深圳市香云莎服饰有限公司对这一岭南独有的丝绸染整工艺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通过自主创新，引入现代科技和经营理念，逐步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欧阳家族成员于1988年5月组建了“香云纱面料研发基地”，1990年10月正式小批量生产这一珍贵的香云纱丝绸面料，1999年在香港组建中国香云纱（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年在深圳建立“深圳市香云莎服饰有限公司”，致力于全面打造以香云纱工艺、文化为基础而延伸的香云纱服饰品牌。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辛发展，如今，香云莎公司更在“香云莎”品牌健康发展的同时，依托深圳首张“全球经济护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产业核心创建的顶级丝绸华服定制品牌“御品云莎”，将香云纱这一古老、独特和传奇的丝绸整染文明以现代品牌的表现形式再次被国人所重视的同时，“御品云莎”这一蕴含深厚人文内涵的“民族精品”品牌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企业的发展壮大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香云纱人坚持在生产发展中实施传统酿造技艺保护，用传统酿造技艺保护推动生产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拓展市场寻找非遗广阔的生存空间

1、明确品牌定位，找准目标市场

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追求越来越个性化，需求差异化也越来越明显，反映在服饰上就是深蕴文化的服装越来越受到追捧。这些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变化，进一步细分了服装市场。所谓品牌定位，就是对品牌进行战略设计，以期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据有利的位置。竞争策略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容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可见品牌定位对于拓展市场的重要性。为此，香云纱对其品牌进行了准确的整体定位和市场划分，第一，御品云莎的品牌目标定位于对东方文化比较认同并愿意使自己靠近这一群体的特定消费群。第二，御品云莎走的是国际化路线，起步于高端市场，其品牌的地域定位策略是由一级城市及沿海城市向二级城市及内陆城市辐射。第三，御品云莎品牌的目标群体一般处于高端，对于自己的形象极为注重，阅历丰富而成熟。香云纱服饰只是一个承载主体，我们除了要展示、传承其独特针法和技法以外，更多的还是要传承一种文化，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通过多年的坚持、努力，御品云莎品牌以其独特营销模式、设计风格、市场定位享誉海内外高端市场，并成功入选2009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交易会官方指定礼品和此次博览交易会中欧文化论坛合作伙伴。

只有将香云纱产品链条纵横向延伸足够的长，才能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香云纱公司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主要负责香云莎(香云纱)品牌面料、服饰的创建、管理及海内外市场的推广；与经销商的密切配合，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品牌已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建立长期的合作机构；国内市场已在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南通、重庆、哈尔滨、成都等地开设统一形象的专卖店（柜）；健全销售网络和营销渠道，不断扩大市场覆盖率、持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致力于全面开发国内和海外市场。

2、筹建体验式博物馆，立体传承非遗文化

2009年伊始，香云纱公司启动筹建深圳首家非遗传承体验馆——香云纱博物馆，以中国5000年的丝绸文化为核心，以现代化的陈列、展示、体验、文化旅游礼品销售等为主体经营思路，以抢救、挖掘、研究为基础，免费向市民展示香云纱传统染制工艺和产品及其形成、发展历史，立体式再现“神秘、惊艳、永恒”的香云纱主题，体现东方神韵之美和中华文化特色，使其成为国内首家集“原产地、非物质、高科技”产业于一体的特色新型体验式博物馆。香云纱品牌终端建设的标准化、整合化和体验化，实现了品牌在终端的覆盖，让产品销售畅通、加速，并且极大地扩大了品牌的市场覆盖面。

香云纱博物馆建成后成为市、省青少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非物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重要场所，成为业界人士和服饰艺术爱好者交流信息、增进知识、提升品位和素质的理想场地。欧阳少战表示，抢占先机是因为企业有清晰的品牌战略。他在未来要打造的是一座新型体验式的博物馆，依托“原产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背景，以文化衍生品牌来做大香云纱文化产业。建香云纱博物馆，就是找到了传统民间工艺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游客不但可以了解香云纱的历史文化、生产流程等，还可以培养环境保护意识，让这项传统工艺能够得到传承与发扬光大。

创新设计赋予非遗浓郁的现代气息

品牌个性是指品牌要凸显与竞争品牌的不同之处。大卫·奥格威指出，最终决定品牌市场地位的是品牌个性。御品云莎自创建日起就与国内著名品牌管理机构及学术机构紧密合作，导入CIS系统，对品牌个性进行整体规划。一方面，御品云莎以经典、现代、简洁、舒适、品味为主要风格线，天然、传统手工面料及洗水工艺的运用及某些运动元素在细节中将带出舒适自在的自信、个性，是个风格稳定、清晰、独特及认知度高的个性品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御品云莎不是一个以年龄界定消费群的品牌，它更多的是适宜一种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的品牌，坚持以中华文化、服饰文化作为品牌的灵魂，坚持以绿色自然材料作为产品设计的元素。

欧阳董事长认为，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提出了品牌建设的，即“整合、速度、效益、品牌”，一方面注重修炼内功，倾力打造御品云莎形象和文化内涵；一方面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坚持创新为先。香云莎人坚持品牌建设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才能使品牌保持活力和生命力。1997年，推出以“香云纱”面料为主体的中国元素服饰；2004年，成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香云纱品牌设计研究中心”实现产学研一体化；2005年“香云莎牌系列产品荣获深圳2005年度“十大创新项目”奖。此外，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始终注重文化和科技的共同进步。2007年，公司将香云纱传统工艺和高新技术相融合，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XYS高品质纳米银抗菌保健莨纱绸及整理技术”，目前该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进入复审阶段。

此外，为了参与全球竞争，香云纱全面推行全球CI战略。随着消费者对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对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香云纱品牌逐渐受到广大高端销售市场的喜爱。公司将全球CI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首要任务，加强质量控制，不断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将“立足东方、面向世界”、“传承东方文化”作为一项核心任务，为人类创造最自然、最人性化的产品。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全面CI战略，使香云莎品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保持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酿制精品传承非遗独特的核心工艺

产品的品质是品牌的基础，是品牌的第一载体，是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高品质创造利润和市场占有率。品管大师朱兰曾说，21世纪将是“品质的世纪”。产品的质量、属性及品质体验是决定消费者对该品牌的满意度及购买行为的最直接的因素，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优质的产品是品牌取得成功的基础。

香云纱对每一道生产工艺和原材料按照全面的分级制度和企业标准进行检测，保证了御品云莎品牌面料的最高品质诉求。香云莎先由上等的蚕丝（或棉、麻）织成布，再由广东特有的天然植物“薯莨”汁液对对织物做染色处理，最后用广东某地河涌塘泥覆盖，整个过程是用手工制作完成。不含任何化学染助剂，是绿色环保面料。“以自然为本”是我们的宗旨，传承非遗独特的核心工艺是关键，董事长欧阳先生如是说。

“没有一流的品质就没有一流的品牌”，香云莎人把质量建设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一直以来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关爱消费者，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2003年3月取得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保证了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2004年11月，香云纱牌系列产品获得中国纺织业首家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称号，原产地标志是对某种产品的来源地(生产地、出生地、出土地或生产、加工、制造地)作出明确标示的重要标志或符号，被誉为国际贸易中产品的“经济护照”，是对产品品质和荣誉的高度肯定。此外，企业在传统工艺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近日，一项针对妇女儿童健康的“纳米级生物电磁吸波保健莨纱绸”发明技术也正在申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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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文化;中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

一、地方文化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各个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可以依托音乐教育，本地文化传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文化部门的任务，同时也是地方教育部门的责任，这也是完善地方基础教育的重要一环。此外，学校在进行本土音乐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在培养专业人才、传承地方语言、民进艺术上发挥重要的功能。从音乐教育上来看，传统的音乐基础教育多是以西方音乐教学为主，传统音乐文化更多是在少量选修课程中了解，而针对地方传统音乐文化重视程度更是不足。[1]

音乐教师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对本地文化了解，不断的探究本土音乐的特点，积极的将地方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积极开发音乐校本教材，日常音乐教学过程中渐渐将优秀本地文化融入到课堂当中，提升学生对本地音乐文化的了解，以实现学生自觉传承地方文化的教学目的。

根据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路径来看，将学校音乐教育融入到本土音乐校本课程，这能够使中学音乐教学的模式、目的、内容对本地非遗文化进行传承，渐渐让本地音乐文化成为中心音乐教育的核心教育内容，这不仅补充了中学音乐教育资源，还实现了在校园音乐教育中保护了本地传统文化的目的，通过教育实验表示传承方式的创新才是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路径。

我们应该在兰州市西固区中学积极的开展“军傩”民间艺术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同时不断探索本地中学音乐教育发展的创新路径，拓展本土音乐教学的特色发展路径，让音乐课程改革符合地方中学音乐教学的需求，这也让地方中学成为地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阵地。[2]

二、传承地方文化背景下中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策略

（一）本土音乐教材艰涩是提高本土音乐教学质量的基础

第一，积极的收集本地音乐教材，借鉴编写经验，不断的完善西固区的本土音乐教材。[3]本土音乐教学的编写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地理环境、生活环境编写各个类型的教材。

第二，从教学结构上来看，内容编排不单单是重视基础音乐技能、音乐知识等，还需要包括民俗、地方文化、地理、音乐社会、历史等更多学科内容，这也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特色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原则。针对本地传统文化的内容编制更需要重视鲜活性、易感性，这也音乐美、文化美得体现方式，让学生更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新音乐表达形式。教材编写还需要具备完整性的特点，积极的融合各中音乐类型，教材内容还需要具备多样性，本土文化音乐表现可以多样化，在讲本地文化音乐表达乐谱话的同时，还需要做到图文并茂，除了文本教材之外，还可以开发多媒体教材等。[4]

第三，保证音乐校本教材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如今音乐新课标的要求之一就是重视音乐实践，音乐课教学过程就是音乐艺术的实践过程，所以不管何种音乐教育都需要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过程，积极的开展学生热爱的音乐活动，提升学生音乐表现力，从而获得体验音乐美的路径。学生还可以通过音乐艺术实践获得相应的音乐表现信息，还可以形成与他人合作的意识，音乐校本课程资源具备更优秀的资源，这对音乐课程改革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音乐校本课程是提升学生兴趣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提升学生文化结构重要方式，最后音乐校本课程也是学校办学特色发挥的重要体现。

（二）积极开发新的音像资料

本地文化的音乐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地方非遗音乐文化保护进入到中学音乐课堂但中，也需要重视民间音乐课程的配套建设。[5]音乐课堂教学过程当中需要增加更多形式新颖的地方优秀音乐曲目，这对音乐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开发信得音像资源，但是开发过程中还是需要尊重本地文化的核心内涵，坚持贯彻非遗文化保护的整体、真实、全面原则。例如，学校可以积极组织音乐教师进行本地文化的采风，整体性的有关本地音乐演奏情况，还需要包含演奏的场地与环境，同时哈可以关注有关本地的民歌歌手，进行传记性的整理，构建具有历史特色的音像资料，构建网络平台进行记载与共享。

本地中学联合给予校园网络，构建西固区的音乐资源网络平台，不仅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基本的交流平台，还可以不断积累本地文化资源，实现本地非遗资源传统与保护的动态化网络共享。

（三）培育本土音乐文化校园环境

作为校园音乐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校园音乐文化环境代表是一种气氛与精神，这种氛围与精神能够很大程度上凝聚人，不断催人奋进，培育本土音乐文化校园环境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①积极组织课外的本地文化兴趣小组，通过校园内部广播、开设专门的本地文化音乐主题专栏，此外还需要拓展类型多样的艺术实践活动;②逐步提升音乐教学水平，逐步形成本校音乐教学特色，提升本校音乐教师的教育水平，为推进本地非遗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③本地文化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让其热爱本地文化，自觉的继承与发扬本地文化，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四）鼓励学生自主评价

新课程规定人性化，考核标准呈现出较大的弹性和开放度，提倡学生自主评价，让学生在自主评价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在教学中，要始终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学生的每一次过失、用期待的眼神等待学生的每一点进步、用欣赏的目光去关注学生的每一个闪光点、用喜悦的心情去赞许学生的每一份成功。这能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增强了学习信心，提高了自主探究、尝试创新的能力，从而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用激趣求异的方法唤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动机，自主探究感悟音乐的内涵;在活动中激发创造性思维，拓展创新能力;在创新中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快乐中产生学习音乐的更大兴趣和自我创造的强烈欲望。

（五）利用社会音乐资源改进小学音乐校本课程

音乐教师在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组织起来走向社会，让学生在社会中整理并且搜集大量的音乐资源或让学生去观赏一些社会中的演出，使学生的课余时间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精神生活，还让学生对音乐的实践能力有所提高。

总之，地方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调动地方和学校校长、教师的积极性，更好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使学校更有特色，教师的教学更有特点，学生的发展更有特长，有效地促进学生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今后我校还要依托姜堰地方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提高认识，加快地方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和探索的步伐，认真加以规划，从而促进地方校本课程开发的快速、健康发展，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范蔚，李宝庆，编著.校本课程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2]（美）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M].新华出版社，2004

[3]（美）贝内特・雷默（BennettReimer）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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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数字化；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是对非遗“生命力”的明确与强调。”换而言之，非遗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传承，以代际性和活态性、情境性以及实践性的特点，依据自身独特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为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数字化技术的衍生，不仅是对非遗生态及观念的改变，更是以外在存储或宣传的方式，彰显非遗的可能性、合法性，这既是对非遗生命力的诠释，又是非遗保护的必经趋势。

一、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分析

1.含义

顾名思义，非遗数字化保护是指：利用数字采集和存储、处理、展示与传播等现代技术手段，经转换、再现以及复原等操作，将其演变为数字形态，并通过新视角的诠释和解读，以新方式的保存为基准，对其加以合理运用，用以从源头上达到非遗保护及传承的目的。

2.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6月）中，第13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护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该项法律的颁布，是在法律的角度上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强调。此外，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的启动，是依据数字化技术，将非遗予以全方位保护及传承。例如：陕西和等地非遗数据库的创建，为其数字化保护及传承奠定有利基础。

3.保护技术

传统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虽可对非遗予以传承，但因对其的“伤害”，逐渐被现代技术所取缔。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主要采用非遗图像、音频与文字记录的方式，以“虚拟再现”的层面，构建非遗数据库，这是当前非遗保护的核心策略、关键手段。其中，非遗数字化技术包含保存与存档技术、虚拟再现技术、构建数字博物馆。

首先，保存与存档技术。信息获取作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存档的首要内容，是以高精度扫描仪、相机为辅助，经非遗信息采集和编辑工作的开展，将其演变为数字化格式，便于光盘和硬盘等介质的存储，以此达到非遗安全且长久保存的目的。其次，虚拟再现技术。通过数字摄影、虚拟现实以及三维模型等技术，将非遗于还原的前提下创建虚拟情境，尤其针对濒危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借助虚拟复原和多维度演示等层面，实现针对性保护、传播的目的。最后，构建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是对非遗信息的整理加工，以数字化系统的辅助，对信息加以分类编辑后，存储至数据库，便于用户选用链接、搜索等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料的快速查找。

二、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1.优化建档方式

数字化保存及记录工作的开展，是非遗保护的关键措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实现：其一，非遗文献和图片、影像与碑刻等资料的整理，以数字转化及存储的层面，构建非遗文献数据库；其二，非遗实践工具、场所及产品的记录，以文字、图像和音像等格式差异，将其分类储存；其三，结合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时刻关注非遗动态实践，依据动态立体、高清记录的层面，对其予以全面性存储。

对于传统非遗保护方式而言，数字化保护具有存储灵活、传播迅速、应用广泛的优势。其中存储灵活：鉴于数据存储载体、容量以及格式的逐步优化，非遗数字化存储俨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既是对非遗存储空间、成本以及管理等流程的缩减，又可为非遗盘活创造条件；传播迅速：经电子存储，非遗信息传播、复制、编辑等效率得以全方位提升；应用广泛：数据分析、统计和查询、检索、加工与应用等均对非遗资源予以多元化利用。

2.优化宣传模式

相较于非遗数字化存储，其宣传工作也以资料、器具和实践等层面获取相应的非遗记录信息，但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是以展示、展演与展览等为辅助，通过向外来者、拥有者、传承者间的非遗信息宣传，促使人们达到非遗保护警示的作用。由此可见，在进行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中，若要从根本上达至最佳宣传效果，则应对其数字化宣传的特性予以全方位明确，即是对传统非遗保护展示、展览等模式的突破，更是其跨族群和跨时空宣传的根本；打破非遗静态和平面展示的局限，如借助数字化技术，优选3D虚拟技术和高清扫描技术，将非遗予以立体化及动态化实物综合展示的背景下，落实跨时空传播的真正内涵；以单向展示和宣传为基准，结合人机互动、体感技术等技术，逐步强化非遗数字化宣传体效果。

3.优化传承措施

非遗教育和传承是其保护工作的核心宗旨，即主要利用传承者间的精神交流，如心授、言传身教等手段，配以文字或图像的传承手段，达到非遗传承的目的。但是，伴随数字化技术的系统化介入，非遗传承周期明显缩短，提升传承效果。再者，非遗传承在于对“术”、“道”的统一，如“术”代表非遗传承技术和工艺、仪式等；“道”则代表非遗传承的内容，常见传承技巧和技能、传承信仰与观念。对此，非遗数字化传承，应在“术”、“道”传承的基础上，对数据采集与分析等模式予以全面思考，用以达到传承者心理变化、创新特点揭示的目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非遗作为民族“记忆”，其非遗保护、开发工作则属于人们不容忽视、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字化非遗保护，是通过新保护路径的开辟，融合非遗保护、文化发展等活动，构建新型非遗传播、传承新趋势。总之，笔者建议人们应在非遗保护中，高度关注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结合对非遗保护内容的全面解析，将其数字化保护工作落实于实处。

参考文献：

[1]卓么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3，32（8）：225-227.

[2]姚顺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青年时代，2015（20）：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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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250-0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说到底，所谓“非遗”就是那些来自于先辈们生产生活的语言、文字、道德、哲学、艺术、技艺、风俗等等一切的习惯和技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这些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历经世世代代流传而不绝，干嘛还要大张旗鼓地去保护与传承？一个沉重的现实是，在两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一点点地衰退和消失，民族文化的大家族在一点点变小，民族精神的DNA发生了变异。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近年来，非遗做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下，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但在文化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如何做好有效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工作，又如何让非遗教育传承不再流于形式，使其逐渐与当代艺术创作、城市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等，很多问题摆在文化工作者的眼前，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1.目前非遗保护工作采取主动保护方式缺乏活力

政府主动进行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作用显著，能用最短的时间保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是被动接受，自身缺乏生存活力。

2.非遗保护工作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但因地方财政困难，部分市县级非遗项目投资力度还是不大。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一些项目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3.缺乏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和专职人员且业务人员基础薄弱

现从事非遗工作的都由各级文化部门兼任，而且没有专业人才或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缺乏基本知识，缺少业务培训。

4.传承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实际上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5.外来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普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当今时代下，时尚文化、外来文化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追逐所谓的时尚文化，崇拜外砦幕。加之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和时尚文化就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二、相应对策及建议

激发生存活力，政府主动保护与自身开发保护相结合。在政府继续加大保护力度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使这些项目的传承能够进入活态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一方面应加强与省、市财政部门的联系，多争取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强与旅游部门的沟通，建立协调机制，整合域内许多可观赏性的非遗项目（包括濒危的、失传后根据相关资料挖掘整理复原的），将其组织成为一台或几台非遗精粹节目进行展演，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使来旅游的人更全面的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增加非遗保护收入，打造出旅游城市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保护传承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是设立专门非遗工作机构，配备专职非遗工作人员，加大人员的非遗培训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非遗业务水平，使工作人员能真正为深入发掘基层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申遗各项工作，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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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认知 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090

1 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学者对非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非遗保护、教育传承、非遗产业化、非遗旅游等方面，其中非遗保护和传承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教育手段实现非遗认知与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而高等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的重要载体，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有责任弘扬、保护和传承非遗。在此背景下，凸显出大学生非遗教育传承的研究价值[1]。

高校在大学生遗产教育传承中占有科技文化、人力资源、学术科研和群体调度等优势，高校教育传承可以保障非遗良好生存、提升非遗保护研究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坚实保障（白鑫刚，2009、王守义，2010）。目前，高校非遗教育传承研究已经受到大力关注，学者对教育现状、教育模式、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理论参考，但对于非遗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深入，为本研究留下空间。

2 问卷设计及调研过程

大学生依托高校独特的资源优势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所以是非遗教育保护和传承的主力军。本研究以沈阳市高校为研究对象，根据各高校教育水平及院校性质，选取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工程学院和辽宁大学三所高校，涵盖文科、工科院校，专业涉及经济、教育、管理、计算机等专业领域，专业覆盖范围较广，提升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普及性。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调查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试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专业和成长环境；第二部分是非遗认知状况；第三部分是非遗保护意识；第四部分是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意愿。考虑到不同属性的大学生认知差异，问卷以非遗的实例设问，如民间故事喜好程度、传统节日命运关注度；面对神话传说消失的态度、校园推广民间文化重要性、参与非遗志愿者意愿、“二人转”选修课选修、亲手制作陶器艺术品、校园皮影戏观看意愿等问题进行调查。

本研究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其中1分非常不赞同，2分不赞同，3分一般，4分赞同，5分非常赞同[2]。所得数据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中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设定显著程度为0.05。

问卷发放采用的是目的性随机抽样调查法，按专业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214份，回收率为85.6%，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93.5%。样本中女生人数为88；男生人数为112，分别占43%和56%，来自于城市的学生82人；乡村和小镇的学生分别为74、42人；专业分布情况：旅游管理36人；经济学34人；工业设计20人；机械制造自动化38人；市场营销16人；计算机40人；空中乘务14人，文理科类专业各100人，各占50%，人数比例符合文理实际分布。本研究在广泛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13.0对问卷所获数据进行处理，以期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3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

3.1.1 整体认知水平较低，非遗认知差异较大

在200份有效问卷中，对非遗概念听说过的同学有162位，占总人数81%，但对非遗概念有134位同学认知模糊，占总人数67%，整体认知水平较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非遗认知为3.5，是所有专业中意愿最高的群体。经济学、工业设计、市场营销、计算机这四个专业学生的认知明显低于均值3，可以看出大学生非遗认知水平整体较低，且各专业大学生认知差异较大。

3.1.2 整体关注度较低，非遗保护意识淡薄

在非遗的关注度方面，传统节日的关注度选项中经常关注和始终关注的同学只占18%和5%，多数同学只是偶尔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不关注的比率甚至高于始终关注，整体看来大学生对非遗的关注度偏低。问卷第三部分对非遗保护意识进行调查，在面对神话传说等非遗消失时，只有91位同学认为应当保护，占45.5%；在非遗存在价值方面，有172人认为很有价值，占62%，48人认为价值非常大，占24%，可以看出大学生对非遗保护责任感不强，保护意识淡薄。

3.1.3 非遗推广态度积极，志愿者参与意愿不高

在校园推广非遗教育态度上，认为有必要的占78%；，其中25%认为非常重要，53%认为很重要，可以看出大学生面对非遗的推广持赞同态度，在是否愿意加入校园非遗志愿者方面，均值为2.85，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大学生对当非遗志愿者态度表示中立，参与意愿不高。

3.1.4 校园教育传承态度积极，不同形式意愿差异较大

通过对大学生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大学生对文娱形式非遗教育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对开设选修遗产课程意愿低。在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上，有84.5%的同学表示会参与，在校园表演皮影戏观看意愿上，81%同学表示愿意观看，；学校开设“二人转”等非遗课程方面，59%同学态度消极，只有16位同学表示会选修，占8%，非遗课程的参与意愿方面很低。

3.2 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3.2.1 非遗认知状况差异分析

大学生非遗认知整体水平较低，且认知差异较大，为找到差异产生原因，对大学生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卡方检验。通过比较人口学统计背景与非遗认知的卡方检验显示，性别（P1=0.940）、专业（P2=0.043）、成长环境（P3=0.641），所得P值中P1和P3大于0.05，P2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和成长环境在非遗认知差异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在非遗认知差异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听说过非遗选项中（满分为2），旅游管理的M值最高，为1.59，机械制造自动化M值最低为1.11，所以专业的差异性对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有较大影响，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无显著影响。

3.2.2 非遗保护意识差异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均值都位于2.5至3.4之间，态度较为中立。通过大学生属性对其进行卡方检验可得性别（P1=0.030）、专业（P2=0.787）、成长环境（P3=0.033），所得P1、P3值均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上有显著差异。

3.2.3 非遗传承教育态度差异分析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在校园内推广非遗文化的态度均值为4，卡方检验可得出性别（P1=0.090）、专业（P2=0.000）、成长环境（P3=0.002）。专业方面，其中只有旅游管理专业均值4.06、空中乘务3.79，对非遗传承教育态度持赞同态度，其他专业均值都介于2.5至3.4之间，态度中立；在成长环境方面，来自农村、小镇和城市的均值分别为4.03、2.86和4.05，只有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态度中立，对非遗教育传承态度相对较为消极。

3.2.4 非遗传承参与意愿差异分析

在非遗传承参与方面，通过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进行检验，可得性别（P1=0.009）、专业（P2=0.755）、成长环境（P3=0.004），P1和P3的值小于0.05，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的大学生在非遗传承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对亲手制作陶器的意愿均值为4.21，女生为3.08，男生相对于女生参与意愿明显强烈；来自乡村和小镇的大学生均值均在，3.5以上，城市背景下的大学生均值只有2.6，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参与非遗传承意愿有待提升。

4 研究建议

高等教育学校是大学生的聚集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面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责任感和参与感有待加强的现状，高校应营造良好氛围和提供学习平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引入学校教育。根据本研究的调查分析，针对高校提升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保护与传承，提出以下建议。

4.1 建设非遗专业，构筑学科体系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设立了民族文化教育和艺术相关专业，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高校可因地制宜地筛选特色及优势专业，尝试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较为成熟的学科建设经验中汲取精华，实现向非遗学科化的过渡。

4.2 完善体系设置，丰富体系内容

学校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大学生是其直接受益者，在高校建立完整、科学、可行的非遗课程体系是加强非遗教育的必要方式，非遗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几方面，由于非遗教育目前尚未学科化，结合本研究给出以下参考。

4.2.1 明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

将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作为培养的基本目标之一，让大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培养其保护和传承意识与责任感，努力使大学生成为非遗的主要传承人。学校应酌情增设非遗的相关课程，在不同专业设置选修课和必修课，客观地使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中去。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西安交通大学把太极拳作为体育必修课，这就使得多数同学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去。本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同学队开设“非遗”课程持无所谓、赞同和会选修的态度，反对开课的同学几乎不存在，所以高校应发挥好课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学分奖励等方法鼓励学生选修“非遗”课程。

4.2.2 丰富课程内容，完善课程评价

非遗课程内容是高校非遗教育的重点，目前高校内非遗教育课程的内容多是根据院系专业特点而设，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艺术、传统手工技艺等非遗教育内容，民族非遗教育多于民间非遗教育，一些优秀的民间非遗文化并未在高校得到宣传和传承。高校应根据院系特点酌情增加非遗教育内容，使专业和非遗教育有机结合，尽可能让非遗文化渗透至所有专业。同时充分发挥课程评价作用，丰富课程评价方式，尽可能让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去，将非遗的实践参与作为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提升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意愿，实现大学生非遗传承的主力军作用。

4.3 推进非遗宣传，成立专业社团

4.3.1 开展校园活动，普及专业知识

2008年6月14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暨河北省首届民俗文化节在河北科技大学举行，后河北省文化厅命名该校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为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3]。在校园内通过海报、展板、广播、校报、有奖竞答等方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提高大学生的认知度；同时在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中举办非遗相关的有奖比赛，如在晚会中有意识表演“昆曲”等非遗节目，在运动会中增设非遗相关的小游戏等，并可和校外实习基地、当地文化部门和民间文艺团体等进行合作交流，增强学生非遗的参与性，培养非遗传承的专业人才。

4.3.2 成立非遗社团，招募学生志愿者

高校开设不同主题的社团可以有效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实现学生在第二课堂的有效学习。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专业和生长环境对非遗教育有较大影响，以文科专业为例，其非遗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参与意愿明显高于理科专业的学生。组织音乐、舞蹈、戏剧、旅游、美术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成立校园民间艺术社团，委派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招募不同属性大学生志愿者，提升大学生非遗教育的参与性。

4.4 鼓励非遗科研，提供保障平台

国内有少数院校在校园内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工作坊等宣传和保护驿站[4]。如河南师范大学的“非遗”保护协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非遗”工作坊、中央美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充分发挥高校非遗理论研习地和教师学者研究团队优势，成立非遗教育研究中心，必要时可以成立研究小组，重视非遗教育科研，加强非遗教育学术交流，着力研究探索非遗普及、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模式，为我国非遗科研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徐金龙.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对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1）：119-120.

[2]刘丽华，何军.国内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度实证研究――以沈阳市民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为例[J].旅游论坛，2009，2（4）：611-615.

[3]胡芳，谢鼎新.地方高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59-161.

[4]赵明奇.地方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徐州高校“非遗”特色教育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