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篇2

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危机

社会生产与分工、社会阶层与财富的存在形式以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不同规格决定了现代学校的分层和分类,教育在人力资源分布、社会阶层格局方面扮演者重要的功能,因此,也决定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设必然存在一些基本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教育的普及与选拔功能,全面发展与专才培养,教育功能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以及现代教育的标准化普及运动与多样化地方文化知识的矛盾。此外,不同的国家在其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进程中,也会面临各自特殊的矛盾和危机。当前,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在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有:

教育为“资本―劳动力市场”所控制。近30年来,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背景中开始了社会转型,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教育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培养目标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得以实现,因此,办教育“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课程和考试上,而且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教育与考试、就业、生计、功利联系更为密切。人们通过考试和文凭进行劳动市场的初次分工,国家(公共教育)和家庭(私人投资)承担了劳动者的培养的全部费用,因此,带来了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最大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三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各式各类“教育―就业”型人才,为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上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当前的教育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应试教育和教育的不均衡,但实质上,这两个问题的症结确是共同的:即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控制着教育资源的配置,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地为市场经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培养后备军,而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并由资本主宰。

“市场经济”定位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窄化了教育的功能和人的全面发展。当现代教育的多方面功能窄化为各级学校为劳动力市场服务,带来的后果是:

第一,公共教育演变成仅为个体和家庭“升学―就业求职”私人利益服务工具,国民养成的公共学校的培养目标狭隘地附着于个人或家庭范围内的利益计算上,只培养资本主导的经济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孩子通过教育更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学校、家庭的根本动机。无论是学业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学校对他们的意义都是“找工作、挣大钱”。

第二,公共教育全面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所制约,不光为市场驱动的“就业―生产”服务,同时也为市场驱动的消费服务,“高收入职业―高消费”人生模式也成为青年一代学生的全部追求,替代了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教育―就业―高工资―车、房、体面消费―现代化生活”的模式,几乎成为与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追求目标,主导了我国现代教育办学方向,造成了应试教育有效、德育教育低效或无效,培养目标重“材”轻“人”,重人的工具性而轻人性和人格的局面。教育忽略社会新生成员的全面发展,忽略公共教育机构的“公共性”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异化为“挣钱―消费”狭隘人生目标。

第三、通过市场,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谋得中、高端职位,已经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真实的教育目标,由此,导致办学者、求学者、教育投入(公共和家庭私人投入)者都为当前经济利益、效率所制约,例如,大学的招生、专业及课程设置、校历安排都与就业挂钩,忽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公共教育对个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根本而长远的利益的影响。

公共教育功能危机:公平和质量的扭曲。教育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合法旗帜下,全力为资本主导劳动力市场服务,掩盖甚至加剧了这些年现代教育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市场和资本主导着教育资源配置,其结果是破坏公共教育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学校在追逐利益、效益的过程中,分化出了与社会贫富阶层对接的分层学校。不同的学校又根据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吸附着不同的生源、教师和就业的市场,社会像资本主义经济追逐最高利润一样地追逐最好的学校。

现代教育制度本质上是国家的公共教育,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教育发展只为当下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急功近利”目标,势必带来公共教育的功能失灵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危机。当前的危机表现在: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出现,劳动力市场的起伏与波动直接危及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也直接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育―就业”的功能链条失灵,一方面加剧教育的投入和竞争,在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教育)文凭―职业”的匹配机制被打破,破坏社会公平的各种力量迅速显现,例如,家庭资本、权贵资本等。这些因素破坏了教育通向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公平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就业―挣钱”的培养模式,联结着所有学生及他们的家庭十几年教育投入和求学生涯的全部意义,失去就业机会的学生(毕业生、在读学生)厌学、愤怒、对未来绝望、无意义感普遍滋生。“教育―就业”通道的受阻也影响所有家庭,带来社会的绝望情绪,而这些显然不是心理疏导和临时性的就业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现象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危机。

建立以培养目标为本的现代教育质量体系

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提出的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型,促使我们审视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及现状,重新思考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探寻社会主义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培养目标,明确公共教育的宗旨和办学目标是促进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教育始终是一个使国家和民族“后继有人”的事业,“百年树人”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则是现代教育根本宗旨和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体,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关键所在。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现代教育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全面实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社会多方面的功能。教育为当下的社会职业、岗位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教育的部分功能。而且,片面地为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的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现阶段,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以国家、民族、个体当下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按教育规律办事,排除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公共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度干扰,通过学校教育传递对个人全面而发展有意义,同时为社会所认可的品行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结合目前我国教育的问题和现状,提出以下基本内容:

――教育要扩展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并加深掌握的可能性,并尊重个人的求知欲(智性、终身学习);

――教育要使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力);

――通过教育,建立青少年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认同)

――教育要使学生懂得: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存价值、思想的价值得到尊重(尊重);

――教育要教学生知晓: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能力和智慧是丰富多样的(平衡、智慧);

――教育可以使人以及人群的自治能力提升,人受制于人的程度减轻(自治、自由);

――通过教育,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依赖的,扩展人对人的关系的认知,并促进和谐相处(友善、和谐);

――教育使人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获得尊严和体面的生计性劳动(权利、尊严);

――通过教育,每个人的自我满足感可以更多地得到认可(自信、幸福);

――教育要教会每个学生:人类劳动的安排和管理都应该遵循人性和发展的原则(劳动及劳动者的价值);

――教育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至关重要的连接人,他(她)们足以让每个人珍爱生命,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依赖、关爱)。

以上的教育的基本价值是建立教育制度的所应遵循的,从个体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是确立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

公平和公正是教育质量的保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重建的契机,为现代教育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政策和资源的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教育质量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需要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但是人们对标准化的测验和统一考试越来越迷信,越来越偏离合理性和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尤其在一个社会诚信和社会公正水平下降的氛围中,应试教育的致命伤便是教育质量窄化为可度量的“分数”;单纯测试部分认知能力的教育质量评价测验工具及其实施对全体学生学习过程产生很大的指挥作用,扼杀和限制了原本可能的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过程。

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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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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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HR竞争力 主成分分析 BP神经网络 马克威分析系统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广泛推广应用，组织中有大量可用数据，数据中有大量的宝藏等待被发掘，可以撬动潜在竞争优势的领域。人力资源部门如果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积累进行挖掘，得到对企业战略实现至关重要的结论，将可以帮助组织建立竞争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是由大量的、简单的处理单元(称为神经元)广泛的互相连接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模拟了人脑神经元基本功能和网络的基本特性，它可以避开复杂的参数估计过程，同时又可以灵活地对多成因的复杂未知系统进行高精度建模。

BP网络模型包含了神经网络理论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其结构简单、可塑性强，应用领域广泛。

二、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A－T5(见表1)等30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等30个指标。

1.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30家企业的人才竞争的特征值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指标数据较多，信息重叠多，不易于直接用BP网络进行预测。本文通过对A企业建立人才竞争力形成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获得4个主要综合指标。

运用SPSS13软件，对影响企业人才竞争力的数据提取主成分。

第1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229，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为54.635%,它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方面。前4项主成分的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达到94.828%,按照主成分的选取标准,说明这4项主成分可以代替原来的30项指标,从而可以更简单地利用它作用网络的输入节点数。由旋转过后的分载荷矩阵可对4个因子命名为“成本因素、流动率因素、劳动力规划、雇员开发”,根据各指标值在0.5以上的因素列出组成内容分别为:

指标1（成本因素）：

工资、津贴、激励、职位升迁机会、新雇员的培训费用、每个业务单元的事件/事故损失、激励分布于业务单元绩效匹配率。

指标2（流动率因素）：

企业内的流动率是否与劳动力市场现有水平有可比性。关键流动率统计量包括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特定职能单位的流动率、地理位置的流动率、年龄段的流动率、种族流动率、性别流动率、平均服务时间流动率、特定物理区域人员流动率、季节更动流动率。外在因素有国际流动率和其它企业的职工流动率。

指标3（劳动力规划）：

员工流利掌握某特定语言能力人数比率、属于特定的工作分类内员工比率、特定的技能集合员工人数比率、最高的业绩表现员工比率、征募来源的成功率、特定的开发活动完成率。

指标4（雇员开发）：

参加需要的培训事件人数比率、参加了特定的培训班级人数比率、完成了特定开发行动的员工保持时间、业绩指标和特定开发行动参与的相关比率、业务单元绩效和开发项目实现的相关比率。

2.A～T5企业的BP神经网络的输入变量值

用这4个因子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经过变换后的综合指标，标准化后得分作为BP人力资本竞争力的输入样本间。见表1的前4列指标。

3.人才竞争力指标计量

人才竞争力指标是根据专家打分，采用灰色系统评价得出的结果。人才竞争力指标可分为5档，具体标准如下：

4分－5分：强大，企业人才竞争力十分强大，处于吸引人才的优势阶段；

3分～4分：较强，企业人才竞争力经常超出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

2分～3分：一般，企业人才竞争力能和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持衡；

1分～2分：偏弱，企业人才竞争力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将出现人才危机；

0分～1分：差，企业人才竞争力不能同任何企业相比，人员流失出于危急关头。

4.BP网络的结构及学习算法基本数学公式

BP网络是采用Widrow2Hoff学习算法和非线性可微转移函数的多层网络(图1)神经网络模型通常由输入层、输出层和若干隐含层组成,每层包含有多个神经元,各层之间以权值相连,每个神经元的初值定义为阈值。

在图1中,假定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分别是I层，H层，O层。X1,X2,…,Xm是网络的输入层；H1,H2,…,Hn是网络的隐层,Y1,Y2,…,Yp是神经网络输出层的实际输出值。

5.30个企业HR竞争力的神经网络训练与预测实验设计

BP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包括确定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隐含层节点数及输出层节点数。网络输入层的节点数为输入样本的指标个数,输出层的节点数为目标向量的个数,因此,根据本文原始数据资料可知,BP网络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节点数分别为30个和30个。隐含层节点数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根据设计者的经验和多次试验来确定,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根据本文的输入层输出层节点数,用马克威分析系统(MarkWay)经过多次试验结果显示,实验方法为训练和预测，前25个企业为训练集，后面5个企业为预测集，学习精度为0.001,最大训练次数为3000，学习率为0.6，隐含层的节点数选用8个,网络的性能比较好，实际系统精度为0.0018。训练结果见表2：

训练测试样本的拟合图见图2：

25家企业作为样本集，经过训练和结果比较，BP神经网络的预测准确度达到了95%以上，可以认定训练结果准确率是可接受的，那么就可以保存已经训练好的网络结构，以供预测真实的未知数据使用，来评定企业的HR竞争力。

三、结束语

企业HR管理者的职责已逐渐从作业性、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从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想要让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要依靠构筑人力资源竞争力。

BP神经网络对HR竞争力可以对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企业竞争力量的强弱作出准确的预测，为HR管理者提供了科学的判断工具，让HR管理者在整个动态人事管理体系之中，择机采用不同的操作策略，不断地激活人力资源，从而提升了企业的人才竞争力，快速构筑人才竞争力，方可提高和持续保持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文魁吴冬梅: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报告[J]．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2]董长虹:神经网络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239～254

[3]雷蒙德(Ray Mond,A.N.):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第3版影印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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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 双元制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1（a）-0021-01

【正文】

德国高职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级阶段，是实科中学学生经过六年（5～10年级）学习毕业后被高级专科学校录取，经过两年的职业培训后所能受到的职业技术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行业及企业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开发人力资源，培养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其他物质形态的应用型工程师和善于管理的企业型工程师，培养能在生产第一线独当一面的工艺工程师和现场工程师。由此也决定了德国高职教育在运作上要始终契合社会需要，与时俱进。这样就适应了社会对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急需，也推动了德国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 解读德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可归纳为三句话：办学目标的全球化、专业设置的市场化、培养模式的开放性。

1.1 “双元制”教育成为德法高职教育的标志

德国职业教育创造的“双元制”教育，既是一种办学形式，又是一种教学模式。它是高等职业教育加强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紧密联系的基本模式和纽带。“双元制”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传统与技能培训结合、企业与学校结合、社会需求与办学计划结合，充分体现了雇员与雇主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调、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协调。

1.2 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成为学生就业的纽带

德法的高职院校实质就是一个劳动力供应市场，各企业自愿提供培训位置供学生实践。在此过程中，企业虽然要支付学生工资，却以较低廉的付出得到逐步熟练的技术工人，并有较大的选择新技术工人的便利，而学生既在实践中逐步为企业工作，又获得了知识、技能与一定的报酬。在这样的合作过程中，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社会的职业需求紧密相关，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会与培训市场紧密联系，随社会经济与生产的发展不断地适时调整，实现良性循环。

1.3 政府统筹规划与管理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保障

德国由联邦政府统一公布国家承认并设立的职业，为不同的职业设计并颁布培训计划，再由州一级政府根据各自实际情况作具体细化和补充规定。这就较好地协调了社会需求、职业岗位设置与培训教育的关系，达到了职业要求规范、标准统一、全社会全行业通用、培养与就业结合。

1.4 教学与考核相分离的考核办法是提高学生技能的有效途径

这种考核办法，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使岗位证书更具权威性。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在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后，要接受全国统一的结业考试，考题由考试委员会共同审批通过，而考试的执行单位，既不是用人单位，也不是从事高职教育的企业或职业学校，而是工商联合会。通过考试的学生，由工商联合会统一发给合格证书。对于从事高职教育的教师，政府在工资待遇上给予比较优厚的照顾，并保证其进修的机会以更新其专业知识，使职业教育师资力量水平不断提高。

2 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

2.1 政府重视，法规健全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

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而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纷纷制定政策和法规以及增资拨款来保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德国高校总法以及各州的高等教育法中都对高等职业教育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发达国家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以立法和制定政策法规来保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和确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对我国尽快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法，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2.2 调动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是高职教育发展的特色。

德国高职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普遍实施双元培训制，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目前，我国不少高职院校已将“产学研结合”列为教学的基本途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产学脱节、学非所用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方面，德国的“双元制”值得借鉴。高职院校应密切与社会、与企业的联系，尝试与企业或用人单位协同完成教学及实训过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训练，培养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技术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乎社会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才能节约教育资源，避免人才浪费。

2.3 造就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

发达国家极为重视高职师资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从事高职教育的师资除了应具有政府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外，特别强调从事职业技术教师的实践经验和教学基本理论的掌握。如美国要求从事高职教育教师一般应在所教范围取得学士以上学位，并要求教技术课的教师必须有二年以上工作经验及最新经验，或者在合适的技术领域有五年以上实际经验，还要求应聘者学过教育学课程。只有二年工作经验，没有学过教育学课程者，必须在聘用期限内，修完规定的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等六门课程，否则不算合格教师。

总之，纵观德国高职教育，可以明显看出，德国的高职教育，既是其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这一教育的基本功能，又是社会合格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具有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劳动者技能，为社会生产直接输送合格的、生产一线的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们重在技能培养，淡化学历分级，强化职业需要的角色意识，弱化“读书”求“文凭”的做法与精神，对我们改革和完善我国高职教育，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目标及质量标准，极具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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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就业服务；长效化；标准化；规范化；效率化

目前河北省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的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乡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企业失业职工及下岗人员的增加，对就业、经济环境、社会稳定都造成了影响。要想促使充分就业，根本途径是以加快经济发展带动就业需求，政府承担起促进就业的职能，并且不断创新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进而逐渐缓解就业紧张的局面。

一、河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的成绩

2009年河北省组织开展了“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春风送岗”、“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一系列活动，“就业援助月活动”帮助3.3万名就业困难对象实现就业，“春风送岗活动”促进近15万农民工就业。通过落实“2009京冀人力资源洽谈会”协议和促进农民工返城，已有48.8万人进京就业。组织就业再就业培训17.7万人；组织创业培训2.76万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6亿元，直接扶持7361人创业，带动2.3万余人就业。

二、当前河北省发展公共就业服务的形势和任务

（一）公共就业服务将承担更为繁重的促进就业工作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北省公共就业服务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每年要提供基础的公益性就业服务。二是城镇新增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促进其就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巨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担着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服务、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工作任务。四是各类下岗失业人员中的困难群体人数集中，零就业家庭不断产生，残疾人就业依然困难，就业援助工作更为艰巨。五是在劳动力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企业用工短缺和劳动者就业难并存，需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全方位的市场信息服务和供需匹配服务。

（二）公共就业服务的发展现状难以适应促进就业的需要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我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

1.公共服务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实现均等。与城市相比，县、乡、村三级公共就业服务在基础建设、覆盖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等方面还很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2.服务功能、服务手段的短缺和激励机制不健全，难以实现优质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在现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中，服务项目单一，服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信息化手段落后等问题突出。

三、河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要实现“四化”发展

(一)公共就业服务实现“长效化”

围绕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河北省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协调发展。

1.推行就业目标管理制。加强对我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目标管理制，这一制度的核心重点应围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任务的具体落实和分解、制订年度、中期、远景等阶段性目标、落实责任主体、实现绩效挂钩，确保总体目标的实现。

2.完善促进就业的五项制度。重点完善免费服务制度、就业与失业管理制度、就业援助制度、专项服务制度以及信息服务制度。在组织实施中，突出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

3.建立公共就业服务经费稳定投入的长效机制。依据《就业促进法》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将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经费、人员经费、建设经费和项目经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正常运转。

（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标准化”

1.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硬、软件的建设上应实现标准统一。包括机构、场地、设施、职能、人员、名称、标识、制度及工作软件推广安装等，各个城市应统筹规划指导。

2.公共就业服务窗口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规范统一。省级、市级、县（市、区）级综合性公共就业服务窗口、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站、社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服务场地面积应达到一定标准。县级以上综合性公共就业服务大厅应设“一台五区”：咨询服务台、信息区、综合服务区、职业指导区、招聘洽谈区和失业保险经办区。

3.公共就业服务窗口服务设备配置标准。设备配置应坚持实用、适用、节约原则。

4.公共就业服务窗口业务流程要统一标准。内容包括业务办理项目、办理依据、办理时间、办理时限、办理流程及联系地址和方式。

（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规范化”

1.公共就业服务窗口要实现规范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实行挂牌上岗，推行业务事项办理公开制、业务办理一次性告知制和业务限时办结制。要做到服务主动、举止文明、仪表端庄、廉洁自律。以人本服务为核心，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优美环境。

2.公共就业服务窗口管理制度。要遵守作息制度；遵守工作程序，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按程序逐级进行；讲究工作质量，工作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讲求工作效率。

（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效率化”

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窗口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考核机制，制定奖惩办法，改善和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效率。总之，要解决好广大劳动者就业问题，努力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目标，必须坚持大力发展公共就业服务，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益服务，这是保持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和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河北省就业服务工作要点[Z].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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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篇9

关键词：岗位技能工资岗位绩效工资工资分配制度经济效益挂钩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目前铁路企业普遍实行了以岗位、技能工资为主体的结构工资制，这是在1993年底, 为适应铁路改革发展需要，铁道部出台的《铁路企业岗位技能工资制试行方案》，在深化铁路企业工资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确定了现行的岗位技能工资制度，主要由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工龄工资、特种工资、效益工资五个单元构成。这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深化铁路企业工资制度改革,逐步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关系所采取的举措。与过去相比,新的工资制度更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工资的保障和激励两个职能,一定程度上较合理地反映了劳动者不同劳动形态所应得的劳动报酬, 该制度推行十数年来，对于调动广大职工的创业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促进铁路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和铁路企业的飞速发展，岗位技能工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改革措施，在应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宏观调控经济背景变化方面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现对现行岗位技能工资制谈谈自己的建议和设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现铁路企业执行的岗位技能工资制是按照“按劳分配”原则,以加强工资宏观调控为前提,以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等基本劳动要素评价为依据,以岗位工资和技能工资为主要内容,根据职工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数量的实际劳动贡献大小,确定劳动报酬的一种基本工资制度,它是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主体和基础。技能工资是以职工劳动技能评价为基础，根据不同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和职工实际具备的劳动技能水平，经考试考核确定的工资，是体现职工劳动能力的工资单元。它是根据工人或干部的技术、业务水平,专业理论和文化知识水平,实际操作和工作能力,并兼顾生产(工作)业绩,经考试考核而确定的档次和标准。现行岗位技能工资有如下优点:

（1）合理拉开岗位差距，理顺了铁路企业内部不合理的工资分配关系，较好地解决了工资等级与技能水平、劳动付出与劳动成果相脱节的问题，有效地鼓励了职工努力学习技术，钻研业务，使之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2)对职工技术业务水平和实际付出劳动量进行科学、定量的评价。根据职工或干部的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劳动责任三个要素并兼顾劳动技能,综合测定一岗一薪,使工资随岗位而自然调节,激励职工创造更多的劳动成果,尽职尽责地完成本岗位(职务)工作。

总之,岗位技能工资制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通过对工资结构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不同岗位（职务）之间的劳动差别，并向生产第一线岗位、高技能高要求岗位和苦、脏、累、险岗位倾斜，按岗取酬，易岗易薪。（使工资适度地向责任重、技术高、条件艰苦的岗位倾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分配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工资的职能作用,保证企业分配自,有利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对调动职工积极性,确保安全和经营任务完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岗位技能工资制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技能工资与职工的技术等级和技术水平相脱节。技能工资是反映职工技术和业务能力的工资单元，但现行技能工资对于职工学技术、钻业务的基本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技能工资只是1993年“工改”前标准工资的简单转化，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分配问题上仍存在平均主义，职工实际技能与所得工资等级不符的矛盾继续存在。参加工作晚的高级工的技能工资可能低于参加工作早的低级工的技能工资，同时参加工作的技术工人，技术等级不同，技能工资却相同，出现了工资高技能低等劳动报酬不合理现象。

2、岗位之间利益均分的格局仍然存在。岗位工资没有区别同类别劳动岗位、职务因素客观条件影响而造成的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等基本劳动要素的劳动差别。岗位与岗位间，同一岗位间利益均分现象严重，合理的工资差别没有体现出来，岗位工资难以反映岗位工作的新变化。岗位工资在个人工资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是根据职工所在岗位或所任职务、所在职务的劳动责任轻重、劳动强度大小和劳动条件好差，并兼顾劳动技能要求高低确定的工资，应该直接与岗位工作相挂钩。目前，岗位工资的既定性(即岗位工作内容的变化难以从岗位工资标准上得以体现)，使得相当一部分岗位出现异动情况，或某个具体岗位发生了诸如工作内容增加、工作职责加强等变化时，岗位工资难以及时反映这种变化,形成了岗位“大锅饭”，干好干坏岗位工资都一样的现象大量存在，使得岗位工资的合理性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3）工资分配没有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工资分配没有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导致职工的工资收入与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脱节。按照劳动力市场价位衡量，有些从事简单劳动的职工的工资水平可能高于市场价位，而有些从事复杂劳动的职工工资水平可能低于市场工资。工资分配不均，造成企业想分流的人员流不走，想留住的人才留不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4）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脱钩。现行的岗位技能工资分配模式中，职工工资没有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挂钩,无论企业经营好坏、效益高低、职工的工资收入基本上没有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升同降，虽进行了二次捆绑考核分配，但捆绑部分总额相对固定，没有形成随单位效益好坏而直接上下浮动的格局，捆绑部分基本还原分配到个人，导致职工错误地认为,工资是国家给的，岗位技能工资是应得的，是自己的固定工资项目，考核只能走走形式,单位效益好不好是领导的事，与已无关。结果只能是工资的激励职能难以发挥作用，形成“个人收入年年增长，企业效益好坏与已无关”的现象。

实行岗位效益工资制度是铁路企业工资改革的方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企业分配制度是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制是以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等因素确定的岗位工资为标准，根据职工的劳动量（劳动质量和劳动数量）和效益（有效劳动量即社会承认的劳动量）确定劳动报酬的基本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制融工资的保障、激励、调节职能为一体，克服了传统工资制按固定数额支付工资、工资的激励作用不显著、工资分配制度与现代企业的改革要求不配套等不足，使企业的工资分配与市场对企业工资的决定机制相适应。

岗位绩效工资制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特殊津贴等五个单元构成。

篇10

，落实好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

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

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

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

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

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以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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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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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不仅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既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边缘化的现实表象

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非中心、非主流的状态，或者说被主流所排斥的状态。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内主要途径。但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次等”、“末流”教育的身份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边缘化状态。

（一）职业教育地位的边缘化

“地位”一般是指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程度。主要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尊重和重视的程度，对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等的认识。

2.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决定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根本，因此，这是职业教育地位的核心。一般来说，教育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开发中所谈的职业教育地位，均是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应处的位置或发挥的作用。

3.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管理水平、理论成熟程度、体系完善程度、质量水平等不同的方面在各类教育中的横向对比位置。

4.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职业教育所有功能的发挥都必须通过“人”来实现，因此，职业教育离不开“人”，脱离“人”的职业教育是无效的教育，也必然是没有地位的教育。

从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观念层上一直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的影响，职业教育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次等”、“末流”的教育，处于社会的边缘、教育的边缘。尽管我国技能型人才短缺，而且国家一直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愿意接纳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家长和中学生仍然为数不多。

（二）职业教育功能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及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职业教育的功能，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忽视甚至轻视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导致职业教育功能的严重残缺。

（三）职业教育对象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是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院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对象的主体是“弱势群体”。凡是职业院校学生基本上是被“学术教育”淘汰的所谓“学业失败者”，不仅在学业上被“边缘化”了，而且其家庭基本上也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

（四）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边缘化

多年来，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份额不仅没有提高，有的省份反而在下降。各省、各地区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职业院校学生收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较，各地区投入的教育附加费也是较少的，企业、社会团体、银行等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也就更少了。特别是在实行收支两条线以后，一些落后地区把职业院校的学费收入作为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这就使本来就缺乏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处境更为艰难，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从社会学角度看职业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不论是自致能力还是先赋能力，均缺乏优势，这是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根源。

（一）“精英”培养与职业教育价值的相对“低落”

高等教育作为目前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对底层群体来说，实质上是唯一途径），对各个阶层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优势阶层或资本拥有者便利用政策控制能力，借助于教育“公平游戏”的各种竞争，以隐匿的方式进一步占据或获取优势资源，从而导致“精英”的再制，并实现优势资本和优势地位的“代际转移”。而中下阶层子女则希望通过自身在学业上的努力取得与优势阶层子女平等的文化资本，而且在优势教育环境中还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获取，诸如师生关系、同学情谊、同乡等，均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美国MBA教育世界闻名，但有观点认为，美国MBA的神奇效果既不在于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也不在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而在于参加MBA教育的群体的身份—这些有控制力的特殊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

与高等教育这种“精英”再制和资本获取成效相比，职业教育相形见绌。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将接受教育作为阻断家庭贫困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而接受职业教育在改变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二）教育政策的偏离与职业教育地位的相对“低落”

1.教育分流制度。理想的教育分流应该是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依据学生的学术倾向和心理特征，使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实现学生个性发展与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的统一。分流的依据是学生的兴趣、思维特征；其立足点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差异与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全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但目前的教育分流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教育分流的立足点不是学生，而是教育，其服务目的也不是教育，而是社会，不是全体社会，而是少数优势阶层。某种程度上，致使国家的教育制度屈服于“教育市场”，造成新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并进而造成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及社会地位分化的不公平，大众教育成为面向少数升学者的教育。

2.重点中学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为优质高等教育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是，大部分优质资源往往又被社会中上层阶层的子女所占用，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村小孩占的比例非常少，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影响了教育的公平。进一步说，由于学业成绩与接受高等教育、与成功成才一脉相承，重点高中生源优先选择政策便合法化了这种不公平教育的后果。

3.教育体系制度。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层面，一直强调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但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中，在强调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目标下，一直将职业教育定位于以技能培养与就业准备为目标的就业教育，教育内容以就业技能培训为主，视“对口升学”为“异物”。为了加快我国的高等教育进程，缓解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国家开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同时又通过政策把高等职业教育置于“等级”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使得本就末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职业教育处境进一步恶化。

（三）人才政策的学历化与职业教育声望的相对“低落”

在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中，分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又被分割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互相之间流动极为困难，延伸到教育上就是造成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分流成为进入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界线，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分层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尤其是高级技工、熟练劳动者等，“在需要的时候是人才”，但在享受应有的待遇方面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人才结构的一大“顽症”，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高级技工的收入仍然偏低，“高级技工年薪超过硕士”之说只不过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已。国家尽管提出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标准，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新职员或在人才流动时，不是根据人的素质进行选拔，而是依据学历高低与学校的名气进行选择，不仅造成了人才的高消费，也加剧了社会对于高学历与名学校的非正常追求。也是造成职业教育边缘化的根源。

三、职业教育公平实现的途径与方法

（一）确立正确的职业教育价值观，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当前，在分析职业教育的意义时，听到的往往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很少提及人的发展需要，实际上，人的发展需要才是第一位的。在职业教育的质量评价中，人们往往更多地用一些社会标准来衡量，很少考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人的个体差异关注不够，迎合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 “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依旧突出，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阻碍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看，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最为密切的教育，它的经济价值是表层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则为核心价值，人的价值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因此，社会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宣传，改变社会和人们歧视职业教育的现象，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尊重人性和人的教育权，使每个人的特性得以充分表达，使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摆脱“次等教育”的尴尬地位。

（二）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基础，为职业教育公平奠定学科基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除了遵循一般教育的规律之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传统的职业教育沿用的是普通教育的理论基础，造成职业教育无特色、无地位的局面。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以技术理论和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前者是职业教育学科存在的基础，后者是职业教育个体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两个基础的支撑，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必将得到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无理论”的尴尬境地必将得到改变。

（三）加大教育制度创新力度，搭建职业教育平等的政策平台。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规范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是知识、情感、意志、权益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各种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体系构成其教育制度，具体内容主要是指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具体制度三个方面。教育制度的创新和经济制度等的创新有较明显的区别，它的人文性特征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人性假设、目的和功能等方面，这也是教育的属性在教育制度中的体现。

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方面。在教育分流制度上，不仅要考虑整体教育的发展目标，更要尊重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品质、兴趣等，变“被迫”为“自主”；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更要尊重学生就业与升学的教育选择，变“外在要求”为“内在需要”；在教育管理制度上，不仅要考虑规范和简便，更要尊重学生选择的多样与灵活，变统一为多样；在评价标准上不仅要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更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变“补充”为“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强化教学领域的各项改革，把以人为本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随着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之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职业教育的改革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引导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实现从传统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二是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目前国际职业教育通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学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环节，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具有较好的效果。三是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了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指导原则的本质性变革，职业教育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模拟教学、网络教学、项目教学等形式逐步进入课堂。

参考文献

[1]宋宁娜.教育平等、教育公平与社会进步[J].苏州大学学报，2004(3).

[2]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篇13

关键词：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管理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经营管理模式问题是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的，这种新管理模式的参照物（或说否定物），自然是截至目前企业的普遍管理模式。

众所周知，公有制企业脱胎于私有制企业，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理论、技术、经验（即使从现在来看也仍是非常先进并且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其具体操作上的先进性）。但这些管理模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要在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当中产生很好的效果，就要把握住这些企业的本质特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企业――并且必须对这些管理模式的基础加以改造：即如何处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双方对此具有极鲜明的不同观点，而这也正是公有制企业最大的优势所在。

由于脱胎于私有制企业，即使普通员工在对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认识方面，也都深深地打上了雇佣劳动关系的烙印。所以要对员工进行有效而灵活的教育，把新型的适合于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在员工的心里重新建立起来。

一、企业与企业的环境

1.企业是什么

首先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定义企业――企业是什么？

人类社会是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而在社会大系统中，负有物质资料生产功能的经济子系统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结构，在其中发挥着最基础的和决定性的功能，决定着整个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层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完成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功能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经济系统，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

企业无疑是当代经济系统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经济组织，而股份制企业则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一种组织类型。

企业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运动，是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以经济活动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一种人类的自我组织形式。企业是社会供给能力的体现，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对物质资料的需求。

企业通过其商品在人与人之间联结起各式各样的关系网络。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的角度观察，就是社会最主要、最根本的阶级关系。但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网络：以企业为界线，就有了企业内部与外部之分。

2.企业分类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企业。企业利益相关者可以从伦理学角度，对企业是什么做出回答，并据此构建企业法人治理机制。

凡是认为企业是国家竞争的一个子系统，是国家战略、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企业应当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观点就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观点认为企业只是国家通过经济手段配置国家战略资源、争取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盈利仅仅是第二层次的目标，至少不是排在首位的主要目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在国家（或民族、社会等）层面上求得认同，获得利益的统一，例如国有军工企业的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般都表述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本位制的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完全依靠企业从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因此利润的压力并不大。

凡是认为股东的利益至上、企业目标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就是股东本位主义；由于股东就是资本的代表，股东本位实质上就是资本本位，即资本主义。这是目前关于企业的最常见的标准答案。

凡是认为企业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种高级微观形式，企业的存在、发展有其独特规律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就是企业本位主义。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和必然性，企业的利益与组成企业的各相关利益人的利益是不同的、并凌驾于其上的，企业的基本权力应当来自于最能代表企业根本利益、与企业休戚与共的阶层。

3.社会需求的表现：市场计划竞争

能通过经济方式满足的社会需求，才是企业该关注的。社会曾采取过两种办法处理这类需求信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社会管理机构的规划能力不足以处理社会需求信息的变化时，计划经济就走到了尽头。市场经济则采取相反地应对措施：通过供需双方的互动而提供描述社会需求信息的最简单变量――价格――而把决定权交由参与的企业，基本上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猜错问题的答案。

就企业内部而言，计划是管理的起点和企业规模的约束，对市场运作规则的效仿是提升协调能力的有效途径，竞争则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

4.企业生存环境

企业首先面对的是市场。在市场经济为主的时代，貌似统一的大市场仍可依商品种类、地域交通、行政区划、文化渊源等划分为不同的市场。站在企业的角度看去，产品的成本市场与商品的竞争市场更受重视，前者包含原材料与资本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后者指产品的细分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往往被各方忽视。

市场规则的有效运行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没有法律约束的市场已经被证明是没有规则、原始落后而血腥的市场。但法律体系的不同，造成市场的差异与割裂。

法律制度是国家政治意愿的体现。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市场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是对市场经济有意识的补充或影响。

企业根据所提品的特征，总是处于某行业中；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很难占据整条供应链并在各个环节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如何取得上下游企业的信任并高效地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就成为企业最常面对的日常环境。

企业及其商品总处于真实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文化差异造成社会认知差异，影响社会需求与供给。家庭对于员工重要性以及对员工的影响力，使家庭成为企业需要面对并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

二、企业的内部小环境

1.企业生存的哲学

社会需求是永恒的，永续经营的企业则是神话。

社会总是在不断的产生着各种各样的需要。对一个企业、尤其是对一个企业家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如何能首先发现这种具体的需要并迅速地将满足这种具体需要的实践活动付诸实施，以及在随后而来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竞争过程中的对这种具体需要的更加深刻地认识并迅速地将这种认识转化为更高效率地满足这种具体需要的实践活动并付诸实施。一个具体企业的产生、持续存在，都与他对某种具体社会需要的满足能力有关。这是企业实践与认识的循环，是企业生存的方法论。

同时，企业还是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一边是企业内部的员工，而另一边则是社会中其他的企业或经济组织。于是，员工一方面与其他员工在企业内部发生关系，另一方面透过企业，员工同时又与社会中他从无感觉的人发生着关系。在现代，企业在把员工变为一个社会人并形成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企业员工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他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必然与企业的实践过程交织在一起，以至荣辱与共。

2.企业发展的动力源

篇14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